财政支出政策篇1
1、（略）
2、造成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具体而言：
2.1经济增长增加了财政收入，同样地，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因而行政管理支出就有了扩张的可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二者相互促进呈螺旋态势上升。
2.2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是行政管理支出不合理的现实背景。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也是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的原因。行政管理支出预算约束软化，财政监督机制严重退化，过于频繁的追加预算，在支出预算的编制过程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等因素欠缺考虑。在行政机关经费收支的预算审计中对其收入合法性、支出合理性稽查的缺失，使其难以从根本上实现支出监督，加之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不合理使用。
2.3政府机器过于庞大，政府机构人员编制急剧膨胀。冗余的党政人员编制是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迅猛的直接诱因。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在20世纪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到了90年代则为40：1。财政越来越向“吃饭财政”发展，严重影响了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2.4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且行政管理支出成本意识淡薄。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劳民伤财，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献礼工程”，其中的一部分是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造成财政资金巨额浪费。湖北省某市是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财政供养人员16224人，除工资外，职务消费支出一年在3500万元以上，到2002年年底，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有各类公务用车447辆，剔除车辆折旧费用，在当地一辆公车年均消耗近5万元，算下来全市一年公车耗资约2000万元左右。行政管理支出费用不断攀升，政府效能低下，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2.5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进而追求机构规模最大化。因为只有机构的规模足够大，才可能进一步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政府官员也才能因此得到更多升迁的机会，权力越大，各种非货币待遇便越高。权力消费欲望及各种非货币收入是促使官员追求更大规模公共支出的原动力。同时，成本与收入的分离，使得资源配置的错误程序增加，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受到抑制。
3、解决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存在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所暴露的种种问题表明，行政管理支出改革势在必行。要从根本上保证行政管理支出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必须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3.1明确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机构行使职能时所发生的费用开支，因此政府的职能范围将直接影响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求政府由市场的包办者转变为服务者、管理者、监督者，由直接指令者转变为间接调控者。为与这些转变相适应，政府机构在精简的同时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和行政运行效率。
3.2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界定行政管理支出范围，实行政企分开与政事分开。
3.3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控制公用经费。制定公费使用法律，使各监督部门的监督行为有法可依，控制公用经费被大肆挥霍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制，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3.4建立政府公务人员竞争机制，真正实现精兵简政。改变以往行政机关人员“铁饭碗”只进不出的现象，改善目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状，控制适宜的财政供养比例，节约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减轻财政负担。
3.5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树立公共服务意识和节约意识，建立健全相应的奖惩办法作为保障，治理不正之风，控制干部职务消费，提升政府效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财政支出政策篇2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着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财政支出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一、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或政府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履行其职能，而支出一切费用的总和，它直接反映着政府的政策选择，同时也代表着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所造成的耗费。财政支出结构是综合反映一国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当然也包括相应的财政支出结构，以体现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我国的财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支出结构也已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财政支出结构仍存在不合理性。通过列示我国1998～2002年财政费用类别支出表（不含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来具体说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特征。
1998～2003年中国财政费用类别支出
单位：亿元
年度
支出合计
经济建设费
社会文教费
国防费
行政管理费
其它
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支出
占总支出比重
1998
10798.18
4179.51
0.387
2930.78
0.271
934.70
0.087
1600.27
0.148
1152.92
0.107
1999
13187.67
5061.46
0.384
3638.74
0.276
1076.40
0.082
2020.60
0.153
1390.47
0.105
2000
15886.50
5748.36
0.362
4384.51
0.276
1207.54
0.076
2768.22
0.174
1777.87
0.112
2001
18902.58
6472.56
0.342
5213.23
0.276
1442.04
0.076
3512.49
0.186
2262.26
0.120
2002
22053.15
6673.70
0.303
5924.58
0.269
1707.78
0.077
4101.32
0.186
3645.77
0.165
2003
24607
7410.87
0.301
6469.37
0.262
1907.87
0.077
4691.26
0.190
4170.58
0.16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如下特点：
（1）经济建设费所占比重自1998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仍占财政支出的较大比重，超过30%（发达国家直接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未达到30%）；（2）社会文教费用所占比重自1998年以来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2000年到2001年保持稳定，2002和2003年略有降低；（3）国防费所占比重下降稳定，2002和2003年略有提高；（4）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由降转升，对经济“起飞”极为不利；（5）其它费用所占比重保持10%左右，但从2000年起，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所占比重有所提高。
二、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因素
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僵化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使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政府不能够任意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现阶段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有：
（一）政府职能的转化滞后与政府行为的不规范
财政支出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政府履行其职能。因此政府的职能究竟是否规范化，直接影响着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与否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化的政府职能标准是满足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灵”。目前对我国政府来说，应该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而政府应该把社会公共需求领域的事情做好。
（二）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财政支出可能达到的总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财政收入规模。国民经济增长状况是决定财政收入规模的前提。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无疑会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而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如西部大开发、振兴大东北、发展农业、教育、科技、环保以及解决失业人员的安置等问题都需要财政来妥善解决，这些使财政支出压力更加加大。
（三）预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从近几年的运行情况来看，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现行管理体制、预算法制化以及现行利益分配格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尚存在许多不足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预算科目划分不科学。政府预算科目的改革，不仅要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所有收支活动，而且要强化收支分类的经济分析功能，提高财政透明度和政府宏观调控管理水平，同时还要与国际惯例相结合。目前我国现行预算科目体系的划分，存在着经济与功能分类方法上相互交叉，这导致了核算口径与国际惯例不能衔接。（2）预算的编审时间较短。尽管2002年财政部规定编制下一年度的预算时间提前到8月底，但仍然达不到有效编制预算时间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及推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条件下，没有充分的时间对预算项目进行周密的论证，将直接影响预算的实际效力。从审议时间来看，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期，一般不太长，而会议期间的审议预算时间则更短，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国人大难以深入地对政府预算进行细致、认真地审议修改。
（四）财政监督力度较为薄弱
财政监督是国家经济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有效地发挥财政监督机制对加强财政管理和维护财经纪律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财政监督机制中存在着以下不足点：（1）监督方式单一并且不规范，即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较多，日常监督较少；对公共收入检查较多，对公共支出监督较少。（2）财政内部监督较为薄弱。近几年来我国对自身的监督力度不够严格，为财政资金的分配和预算的执行留下了漏洞，如财政部门腐败现象的蔓延。
三、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措施
（一）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
1.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在这里所学的公共物品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环保等。这些只包括了公共物品的实体层次，而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其制度基础是经济决策自由、个人权利、政法环境和法律制度。因此，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护产权，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提供的一种能为全体公民共享有“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必须保护产权和维护市场秩序，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社会各主体合法权益给予应有的保障。
2.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为效率，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市场经济中有引入政府管制、发挥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但政府必须在法律框架下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物品，也就是说政府行为也要受法律约束。因此，在法律框架下要提高政府行为效率。提高政府效率时，一要以所服务的公众需求为中心，了解公众的不同情况，区分不同的公共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要重视公众的抱怨、建议和政府对公众的承诺，积极迅速做出反应，建立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机制，形成新型的诚信合作关系。二要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的透明度。在任何一项涉及社会全体利益的重大决策做出之前，应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政府服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三要以公众满意度为服务标准，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全面推行服务质量管理，在对公共需求进行准确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公众服务标准和申诉处理办法，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方式和申诉渠道，改善服务态度，树立全新的服务形象。
3.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大力压缩行政经费。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行政机构的数量与规模，行政经费供给的数量也必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供给规模过小，不能满足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供给规模过大，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阻碍其它事业的发展，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和财政收支矛盾的恶化。我国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机构改变，但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0%以上，甚至在“九五”时期平均在14%以上，特别是2000～2001年不降反升，达17～19%，不仅高于10%以上的国际一般水平，而且也高于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增幅11%的水平。深化机构改革，精简多余人员，关键是要通过调整结构、发展经济，为精简出来的公务人员找到新的就业出路，否则，精简难以成功。县、乡两级机关的富余人员，可以循着农业产业经营的路子，组织他们去搞各种形式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既可以为千家万户的农民提供服务，引导他们走向市场经济的大市场，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为县、乡两级公务员开辟更为广阔的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途径和生活出路，还可以从中选出一些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去充实农村基层组织。
（二）深入研究和发展“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的一种新机制和新体制。公共财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公共财政是一种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不应该成为超越市场的力量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其次，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是公共物品；第三，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效率；第四，公共财政的立足点是非市场赢利性；第五，公共财政是运行机制法制化的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即一方面“公共财政”理论能够化解在国家财政改革中出现的有关矛盾，同时也能够指导国家财政改革向纵向发展；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更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虽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公共财政”，既然都是“公共财政”，那么就必然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无疑为各国财政支出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我国吸取世界财政的先进经济的效益统计口径提供了基础。
今后，要在公共财政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的公共化程度。财政管理的公共化实际上就是提高公共选择的民主决策程度和公民的普遍参与水平。
（三）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政府公共支出范围必须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社会公共需要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事务。凡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和事务，财政才能提供资金支持；凡不属于这个范围的领域和事务应逐步推向市场，由市场机制去调节。按照这一标准，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界定如下：（1）消耗性支出。一般是指资源置于政府直接配置，直接消耗的支出。主要包括：国防支出，对外事务支出、各级政府、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支出、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公益性事业支出。（2）转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而是通过再分配转移出去由社会消耗的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补贴等补助。（3）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
（四）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制
西方的财政实践表明，公共财政模式与预算体制密不可分的，即政府预算制度为该模式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基础形式。1998年以来，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必须进一步创新。（1）推进部门预算改革。这既是优化支出结构的需要，又是实现依法理财的客观需要。目前，部门预算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标准周期预算制度（30个月），解决预算编制时间的不合理现象；采用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即采用（标准收入测算）、（零基预算）、（绩效预算）等先进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以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科学地划分政府收支，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为综合预算创造有利条件。（2）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可以避免公共资金使用者与最终商品和劳务提供者“合谋”，是国库单一账户核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配套措施，是加大预算执行监控力度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的工作力度：一是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应该以商品采购为主，并将大型工程和重要服务项目，列入政府采购范围；二是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可先进行区域联网，当条件成熟时再实行全国联网。三是优化组合采购方式，以招标为主，辅之以其他采购方式。（3）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会计集中核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按照国际惯例，公正、公开、公平和优化政府收支行为，提高其效率。这是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取向。当前，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政府公共会计核算作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部分，以保障和促进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的有效运作和取得最大效益。其中政府公共会计核算实行统一与分散核算相结合的模式。例如，政府采购支出通常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各国通常采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对政府集中采购支出通常是要用政府部门统一支付统一核算。对于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法国由公共会计对单位支付申请进行审核、支付、核算。目前我国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是适应部分地区行政事业部门和领导法制意识不强，管理技术比较落后、财政性资金紧缺等实际情况的。与国际接轨建立和健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会计集中核算和监督功能将融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中，完全能够有效地对行政事业部门的财政性收支进行规范的控制、管理、核算和监督。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作为独立的财政会计制度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五）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制度
财政支出绩效监督作为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有效手段，是当前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构建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作为财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是指财政部门以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效益为目的，在有效开展财政支出合规性监督的基础上，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监督方法，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照部门预算要求，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客观、公正地制约和反馈。其本质是在实现财政分配基本职能过程中体现的国家主体对其他相关主体的一种效益性制约功能，其目的是促进国家财政资金配置与使用效率的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监督的内容从动态角度分析，可以理解为财政支出资金运行链条。在整个链条中财政支出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个运行环节，具体可分为财政支出资金的分配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拨付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显效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显效环节又将涉及到财政支出活动的四个方面即成本、投入、产出、效果。这些环节构成了财政支出资金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资金运行全过程都需要进行有效性的监督。所以，财政支出绩效监督的内容，从动态上说是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时要遵循的原则为“3e”原则。所谓“3e”原则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的总称。“3e”实质上是三种关系，涉及到财政支出活动的四个方面即成本、投入、产出、效果。要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因此，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是为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财政资金真正用于维持公共需要并取得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 刘国成等。公共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财政研究，2003，（7）。
[2] 陈颂东。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j].财政与税务，2004，（1）。
财政支出政策篇4
关键词：财政；支农支出
一、确保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稳定增长
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保证农业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之一，这已是取得的共识。目前，我国已开始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已开始并将继续朝着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为此，应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要求，使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在现有水平上逐年按比例适当提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预算收入增长的速度。各级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国家财政的支出能力，财政支农支出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规模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若在财政收入总规模有限的条件下，片面强调大幅度提高支农支出的比例，势必导致整个公共财政结构的失衡，因此，强调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稳定增长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优化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
1.明确财政支农重点
一定时期财政的农业投入总量是有限的，必须合理安排支农支出结构，明确资金投放重点，才能确保财政支农效益的发挥。根据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几下几方面改进：
(1)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①大力抓好农田水利建设：首先，要把新增的农业基建投资有序地投入到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上，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点河流的堤防建设，重点地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大型灌区的河道清淤工程等。还应加快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搞好末级渠系建设，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等。其次，要加大对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可见，中央财政开始逐步承担起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职责。
②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这涉及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否能得到改善。“十二五”时期，要解决2.98亿农村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健全农村公路管护体系；继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积极发展农村沼气、秸秆发电、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农村邮政和电信；鼓励农民在政府支持下，自愿筹资筹劳开展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搞好村庄治理规划和试点，节约农村建设用地；继续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充分发挥辐射周边农村的功能，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2)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
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在未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将会愈加显著。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含量低，农技成果质量不高、转化难，从而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实力和竞争力。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来弥补农业资本积累不足的缺陷，以提高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而在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不足，为此，必须着眼于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增强科技兴农意识。
(3)实行财政直接集中支付，减少划拨中间环节
中间环节过多是影响资金高效运行，造成支农资金流失的主要原因。为此，建议尽侠实行支农资金直接集中支付制度，把所有财政支出、部门配套资金全额存入财政专户，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统一拨付，形成财政部门管资金、主管部门管项目的分工协调的管理体制，避免支农资金“体外循环”造成的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
2.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农的事权
为了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支出中的事权范围。总的说来，中央政府应负责跨区域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及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农林生态环境保护、特大农业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应负责地区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方范围内农业科技和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
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支农事权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强化中央财政在支农支出中的作用。中央政府加大对支农支出的投入力度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集中使用效率。近年来，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为增加支农支出提供了可行的财力基础。今后，中央一方面要尽量增加专项补助资金的数量，另一方面要研究改进支出方式和投向，以更好地引导地方的支农行为。
3.建立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目前，涉农部门下达的支农资金一般是依据单位报告、领导批示等确定，对于项目的必要性、轻重缓急、项目预算的真实准确程度、项目效益等缺乏必要的论证。多数支农项目的执行是由政府或事业单位通过各种渠道自行联系设计、施工单位，没有专门机构进行审定，致使项目执行中时常出现重拨轻管、频繁追加、调整支出的情况，存在较大随意住。此外，由于相关部门只管资金，不管项目建设实施，事前调查、事中督查、事后检查缺位，致使挤占、挪用资金现象普遍，虚报、冒领等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安全、有效、规范，也导致很多项目的实施效果较差。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支农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支农项目的选择和确定上，要实行项目标准文本及专家评审制度，严格立项程序和立项条件，经过筛选认定的支农项目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充分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杜绝支农项目确立的盲目性、随意性。
参考文献:
财政支出政策篇5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一方面,社会保障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正确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而社会保障作为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力量完成整个体系建设,政府作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有责任也有能力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制度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财政中有关民生类支出的增加,对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及质量,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二、财政政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
按具体用途划分,我国财政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支出、简易建筑支出等多种支出形式。
(一)纵向视角
第一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随着“软着陆”的经济调控手段开始逐渐发挥作用,我国经济增速经历了连续六年放缓的阶段,GDp增幅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了1998年的7.8%,但经济秩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有效的整治。
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方面,1994年,我国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开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1995年国务院在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要求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第二阶段: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方面,1997年国务院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1999年初,国务院颁布施行了《失业保险条例》,对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2000年,我国开始在辽宁全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2004年又将试点工作扩大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第三阶段:2004年至2008年,我国以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经济高质量增长为目标,认真贯彻“五个统筹”,加大了社会保障的多项支出,农村低保实现全覆盖,提高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高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虽然我国受财政政策逐步完善的影响,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但从相对量上分析,自2000年以来财政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4%,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平均增速只有10%左右。
第四阶段:从2008年11月份起,我国开始实行新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税费改革与结构性减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等五大方面。
(二)横向视角
我国地理环境东西方向跨度较大,生存条件比较悬殊,人口分布不均,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程度有所差异,这一特点使得即使在同一财政政策下,我国不同地理位置省份的社会保障事业所获得的财政支出额度各不相同,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大不相同。
结合我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表1列出了2006年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类情况。
表1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低的是江苏、广东、贵州、上海、浙江和西藏等六个省。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是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支出的比值决定的,因此,发达省份财政支出相对较高,而落后省份社会保障支出相对更低,从而导致整体比重低于0.10。
第二,2006年多数省份和地区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都介于0.10至0.20之间。这些省份的比重值基本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下。
第三,东北三省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最大,这是因为东北三省是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试点省份,财政政策的支持使这三省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较大。
三、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合理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财政支出规划的以人为本,支出实施的统筹兼顾。
财政支出政策篇6
一、财政转移支出政策未能有效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一）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问题突出，农村在经济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始终处于弱势一方，这给社会稳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财政转移性支出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工具，理应在缓解城乡贫富差距中发挥关键作用，应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1999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一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257.17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14.08元，两者差距达11.02倍。随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14.74倍。2004年，随着我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并逐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但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
从1999年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情况看，2004年以前，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农村，这使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2004年起，由于政府通过税费改革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对粮农的直接补贴，使得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支出增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由于在绝对数上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过大，至2011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高达5000元。由此可见，整体看十余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由于其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使收入分配矛盾加剧。
（二）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小不同阶层贫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高收入阶层获得了较多的转移性收入，低收入阶层反而获得的较少。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数据为例，按照五等分法将农村居民按收入高低分成五组来考察人均转移性收入情况，2002―2011年，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入群体，并且收入阶层越高，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也越高。2002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3.72元，高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97.02元，后者为前者的12.52倍；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了265.04元，同期高收入户人均获得转移性收入1263.35元，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下降到了4.77倍，但高收入户获得更多转移性收入的不合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增速看，2003―2011年，农村地区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增速一直高于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但数据表明只有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在2004年至2011年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相反，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的增速明显上升。因此，无论在绝对量还是增速上，公共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支出都应保持政策连续性，避免不同阶层收入分化的加剧。
（三）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一般认为，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然而，2005―2011年我国较发达的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普遍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看，201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全国共有23个地区该数据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4个地区都没超过5000元，而收入最高的6个地区都远超过7000元，其中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的7.12倍。
201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63.32元，全国共有17个地区该指标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的8个地区该项指标不足400元，而收入最高的7个地区则都在700元以上，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一枝独秀，分别高达3440元和2257元，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广西的9.5倍。
二、加强财政转移性支出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的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必要的“对口支援”等横向转移支付，充分发挥其作为有效的财政均衡制度的功能。我国的财政补贴项目基本原则应为：一是集中财政补贴主体，明确财政补贴管理权限；二是全面清理财政补贴项目；三是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科学的财政补贴标准；四是调整财政补贴环节，改变财政补贴方式。
应逐渐改进目前多因素法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中央主导的人均财力因素公式法转移支付。中央确定原则，按地区人口和财力状况，以全国平均线为基准，超过平均线的地区做出贡献，超过越多贡献越多，相反低于平均线的地区被帮扶，低于平均线越多获得帮助越多。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制度体系，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要求。
（二）动态调整我国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基金项目
对一些争议较大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减少项目支出的交叉、重复，严格控制新设项目，必须设定的项目要做到资金安排和制度建设同步进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主要用于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补助以及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老少边穷地区特别补助等。
根据现实经济形势，调整政策性补贴支出结构。在政策性补贴支出中，应该保持在农业补贴、粮棉油价格补贴项目上的投入，以保证农业生产活动、农民收入以及人民基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
在通货膨胀加剧、价格指数特别是食品价格指数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应该增加肉食品价格补贴和平抑物价等补贴支出在财政补贴中的比重，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者的冲击远大于高收入者。
完善转移支付的量化公式，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农业区域、生态保护区域的转移支付政策，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三）地方政府优化财政转移性支付的投向
财政支出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支出；问题；原则；建议
一、当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范围不规范，“越位”与“缺位”并存
具体表现在：政府及财政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定位不明确，财政的职能范围与支出责任未能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方面财政支出严重越位，即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较少；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又严重缺位，即财力过于分散，支出重点不明确，使得在应由财政供给的市场失灵的领域出现保障不足和无力保障的情况，这不仅使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力度弱化，同时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
1.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仍然偏高。我国经济建设支出有下降趋势，但下降缓慢，比重还是很高。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支出一直是我国财政支出中份额最大的部分。
2.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步扩大，机构人员逐步增加，行政管理费的增长是必然的。不可否认，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有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增长的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由于机构不合理膨胀、人员编制过多、服务效率低下等不合理的一面。
3.财政支出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支出预算编制粗化。我国目前的支出预算，编制前缺乏必要的论证过程，对预算科目是否保留、单位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是否有压缩的可能、单位之间是否平衡，都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二是支出预算约束软化。有的地方不按法定程序，随意追加支出预算。
二、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原则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财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必须以这一目标为中心。因此，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体现政府职能的原则
财政支出范围与政府职能范围密切相关。财政是政府职能在社会产品分配和再分配关系中的体现，政府有举办或组织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财政就有为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资金的职能。对于市场不能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私人物品领域，需要采用财政支出的形式来进行弥补，以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体现社会公共效益最大化原则
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规范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范围应与社会公共需要相符。同时，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层次、有重点地确定财政支出范围。
(三)适应我国国情的原则
财政支出的结构受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同时我国还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社会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呈现“二兀”特征的国家。因此，确定财政支出结构时，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另一方面，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市场机制进入的收入分配通常体现效率原则，但往往难以兼顾公平原则，就要依靠财政支出手段来解决。
(四)体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
财政支出结构按行政级别划分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职责权限不同，财政支出范围也不同，即事权与财权应相一致。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在明确财政职责范围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三、改善我国财政支出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在市场有效运行的领域，政府要避免直接干预，财政要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资金供应，让位于市场。通过健全法制、依法行政等，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进行干预，切实保障国防、安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同时要优化再分配职能，为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保障。
(二)强化重要产业和领域投资，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
在进一步压缩经济建设生产性支出的基础上，将财政资金投资重点转向社会公共基础设施、节能减排等非营利性领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水暖电气、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等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和长期稳定发展。二是着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三是积极支持能源节约。四是促进国有经济发展的财政投资政策取向。
(三)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财政应当在严格控制经济建设支出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性投资，吸引民间资本投向该领域。由于部分科研和部分教育支出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财政不可能包揽一切科学教育经费，对科学教育要区别对待：对基础性研究和关系到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科学研究要全部进行财政支持；对教育支出要按照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基础教育要保证人员经费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投入；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采取专项经费管理、定额补助等办法。
(四)完善公共支出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首先，进一步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实现预算管理“公平、透明、全面、规范、高效”的总体目标，同时加强综合预算，把各部门的预算内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面反映部门收支情况，建立统一完整的财政预算；其次，加强财政资金监管，推行国库集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有效减少财政资金被截留挪用和损失浪费，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最后，加强民主监督与内部监督力度，充分发挥社会、人大及财政部门内部的监督职能，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加强财政支出从预算到执行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提高国民参与和决定公共财政支出的程度，从根本上保证财政支出的公共性。
参考文献：
财政支出政策篇8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转移支付
引言
财政作为政府社会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应积极履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责任。首先，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与工资分配、价格分配有着密切联系，发挥财政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作用，是财政本质所决定的。其次，收入分配职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财政通过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最后，公平原则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原则，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对象及结构，均衡地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在调节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问题上，财政主要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发挥作用，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支出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二者相差约3.23倍。
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二）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看，2007—2009年最高1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最低10%收入组的8.74倍、8.82倍、8.91倍。从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看，2007—2009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低收入户的7.27倍、7.53倍、7.95倍。①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又会造成其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的消费水平差异，从而引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②
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镇居民的情况看，中部、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略低，但都落后于东部地区。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47倍。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最低。200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87倍。③总之，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明显，这也要求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做出努力。
（四）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从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缺失
（一）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教育不能够充分发挥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从中国教育支出相对规模上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从教育支出级次结构看，中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配状况不合理，初等教育资金投入偏低，这和初等教育较强的正外溢性是相悖的。从中国教育支出经费来源的结构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有下降趋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62.13%下降至2005年的55.42%，学费和杂费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从1992年的5.07%提高到2005年的18.45%，这反映了政府在教育投入的功能缺失以及居民家庭所承受的教育支出压力。
2．卫生事业支出亟待加强，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卫生总费用构成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2.2%，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47.4%，2009年二者分别为27.2%、34.6%。与之相比，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比较高，1978年这一比值为20.4%，2009年为38.2%。④如果居民个人承担越来越高的卫生费用，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加剧居民收入差异的局面。
3．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较低，不能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跟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2001年法国、德国、英国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38.6、46.2、39.5，1996年马来西亚、泰国、巴西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13.4、11.9、36.7，而中国2007年这一比重是10.94%。此外，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流向也不合理，目前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并且政府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城农民工相关保险等方面的功能有所缺失，所以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二）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农村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制约农民增收的步伐。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偏向型公共服务制度，导致目前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不能满足需求，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用房不足，质量低下，农村学校教学设备不足，卫生条件较差，校园环境设施不配套等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滞后，制约着农民增收的步伐。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目前私人投资还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财政资金，而政府资金有限，投入难以持续，所以导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发展落后。一是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严重。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道路还不够通畅。三是农村新能源使用与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会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城乡公共事业发展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薄弱，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据统计2008年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1862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455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1/4。如果考虑收入水平的话，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费用负担相对城市居民会更大。此外，愈来愈高的医药费用也会制约农民增收的水平，2009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与住院病人人均费用分别比上年上涨了8.9%和8.6%。与此同时，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基本持平，但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8.2%，滞后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所以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从税收返还方面看，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实质上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收入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依旧很少，起不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从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看，2009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2579.88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6.2%，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为52.5%，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仍显偏高。此外，专项转移支付中还存在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等问题，所以需要进一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承担着均等化的职能，应进一步提高其在转移支付结构中的比重。
2．有条件拨款加剧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
款方面，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充裕，就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这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促进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首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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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政策篇9
【Keywords】financial；performanceevalua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4-0045-02
1引言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包括基本支出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绩效评价贯穿部门预算的全过程，从预算编制到预算执行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价、监控，对于有效提升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2.1基础工作尚需完善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基础，包括地方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评价制度建设、内部职责分工、标准化项目库建设与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等主要内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预算部门（单位）是绩效评价的主体。而实际工作中，由于绩效评价经费难以保障，部门（单位）内部还存在自己揭自己短的片面认识，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健全等因素，致使各预算部门（单位）对绩效评价的主动性不高，难以形成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之间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2.2绩效目标管理应更科学
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绩效目标报送不及?r；绩效目标与本部门（单位）职能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缺乏相关性；绩效目标数量、质量、成本、效果、支出水平、目标实现程度等全面性体现不够充分；绩效目标未经充分论证、测算和全面评审，缺乏可行性；以及绩效目标批复、调整程序运行尚不规范等。
2.3绩效监控常有缺位
工作中往往重绩效目标申报、重绩效评价，而忽视绩效监控的计划和组织实施，以及对出现绩效偏离时的应对与调整。
2.4绩效评价质量有待提高
影响绩效评价质量的主要原因是，部门（单位）自评缺乏公正性，第三方评价独立性机制尚不健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和全面性尚不充分，评价项目的选择缺少规范，评价经费保障不足等。
2.5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全
问题主要表现在评价结果信息公开不充分，奖惩机制尚不健全，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项目预算、人员考核等方面挂钩应用还不完全。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出现问题的完善对策
3.1筑牢四个关口，保障绩效评价的质量和效果
①支出项目库建设与管理。全面系统地建立支出项目库，将全部项目支出一一编报绩效目标，经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评审）通过，方可进入支出项目库成为入库项目。申报部门预算支出项目时，只能从项目库中筛选和产生。对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在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中定性或定量结果不再符合入库标准的项目，退出项目库。新增项目及时组织申报、审核（评审），符合条件及时补充入库。
②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在重点评价阶段，以及鼓励部门（单位）在自评阶段，选择有资质、信用好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绩效评价[1]。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要重视建立结合部门（单位）实际、科学合理的个性化评价指标体系；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的独立机制，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信用评级，并实行动态管理；要加大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有效保障绩效评价经费落实。
③充分发挥绩效监控的作用。对涉及重大项目、重大资金、重大工程的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监控。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分季度或实施月度监控。绩效监控的主要内容，要涵盖绩效目标的运行趋势分析，绩效目标进度状况测评，及时发现绩效运行过程中有无偏离，若指标分析出现偏离预警，则靶向定位偏离点、定量偏离度，有针对性地提出纠偏措施。若情况复杂或出现政策性因素影响，则应启动程序调整绩效目标，或按程序中止或终止项目的运行。
④评价结果公开与应用。首先，除涉密信息外，要加大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力度，在部门（单位）网站、政府网站、财政绩效评价专门网站，逐步公开绩效评价的项目内容、过程和结果，以信息公开、社会监督促进财政、部门（单位）重视绩效评价，规范绩效管理。其次，将绩效评价和绩效管理工作考核结果，建立部门（单位）项目支出保留、整合、调整和退出机制，并切实予以落实。
3.2突出三个导向，重在建机制、补短板、破难题
①突出问题导向，建立绩效评价与内控体系和管理会计有机结合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都是以《预算法》为根本依据，围绕“预算”开展工作；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的风险点与控制，是提高管理绩效的有效方法。管理会计基本指引指出，管理会计活动是单位利用管理会计信息，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在规划、决策、控制、评价等方面服务于单位管理需要的相关活动，评价是管理会计的基本方法。因此，在绩效评价和管理工作中，要注重强化以预算为主线的内控基础，探索管理会计提出的业务与财务融合运行，形成三方合力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财政支出政策篇10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转移支付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二者相差约3.23倍。
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二）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看，—年最高1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最低10%收入组的8.74倍、8.82倍、8.91倍。从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看，—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低收入户的7.27倍、7.53倍、7.95倍。①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又会造成其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的消费水平差异，从而引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镇居民的情况看，中部、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略低，但都落后于东部地区。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47倍。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最低。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87倍。③总之，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明显，这也要求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做出努力。
（四）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可以看出，近年来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缺失
（一）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教育不能够充分发挥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从中国教育支出相对规模上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从教育支出级次结构看，中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配状况不合理，初等教育资金投入偏低，这和初等教育较强的正外溢性是相悖的。从中国教育支出经费来源的结构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有下降趋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62.13%下降至年的55.42%，学费和杂费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从1992年的5.07%提高到年的18.45%，这反映了政府在教育投入的功能缺失以及居民家庭所承受的教育支出压力。
2．卫生事业支出亟待加强，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卫生总费用构成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2.2%，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47.4%，年二者分别为27.2%、34.6%。与之相比，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比较高，1978年这一比值为20.4%，年为38.2%。④如果居民个人承担越来越高的卫生费用，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加剧居民收入差异的局面。
3．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较低，不能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跟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2001年法国、德国、英国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38.6、46.2、39.5，1996年马来西亚、泰国、巴西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13.4、11.9、36.7，而中国年这一比重是10.94%。此外，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流向也不合理，目前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并且政府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城农民工相关保险等方面的功能有所缺失，所以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二）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农村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制约农民增收的步伐。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偏向型公共服务制度，导致目前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不能满足需求，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用房不足，质量低下，农村学校教学设备不足，卫生条件较差，校园环境设施不配套等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滞后，制约着农民增收的步伐。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目前私人投资还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财政资金，而政府资金有限，投入难以持续，所以导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发展落后。一是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严重。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道路还不够通畅。三是农村新能源使用与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会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城乡公共事业发展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薄弱，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据统计2008年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1862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455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1/4。如果考虑收入水平的话，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费用负担相对城市居民会更大。此外，愈来愈高的医药费用也会制约农民增收的水平，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与住院病人人均费用分别比上年上涨了8.9%和8.6%。与此同时，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基本持平，但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8.2%，滞后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所以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从税收返还方面看，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实质上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收入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依旧很少，起不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从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看，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2579.88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6.2%，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为52.5%，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仍显偏高。此外，专项转移支付中还存在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等问题，所以需要进一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承担着均等化的职能，应进一步提高其在转移支付结构中的比重。
2．有条件拨款加剧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方面，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充裕，就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这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促进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