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篇1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小农经济；商品率
中图分类号：F09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53-07
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在我国已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而不分析具体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分析当时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困难，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本文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共产党围绕如何对待小农经济进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进行分析，从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
一、小农愿望：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前提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的决议。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苏共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余粮征集制，也包括着忽视农村条件和农民愿望，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共“承认农村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满足农村的基本需要”，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的社会政策。［1］22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列宁所说的农民，主要是农村的小生产者。因此，当苏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其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小农的愿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2］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村社)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3］236。
苏联共产党选择在农村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案，而拒绝了建立大型农场主经济的方案，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令人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斯托雷平改革都证明，大农场主经济将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商品化的农产品。而且这一方案也与列宁一贯的思想相矛盾，正是列宁曾经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实际上，苏共选择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它别无选择。
俄国农村在历史上形成了村社土地共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障碍。在沙皇俄国存在的最后十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了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革。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率。在1913年，俄国地主的单位粮食产量是中农和贫农的2到3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改革前提高了50%，而且，这些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4］32但是，斯托雷平改革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的破产，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并为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主要力量。虽然1917年革命的“政治中心舞台在彼得格勒，但其背景却是由俄国农村提供的。正是俄国乡村的形势发展，决定了彼得格勒政治精英行动的条件”［5］64。这个条件就是，那些破产以后“背井离乡的贫农，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参军成为士兵。1917年革命的主力军――工人与士兵，斯托雷平改革都创造出来了”［6］265。
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列宁进行过认真研究。列宁在斯托雷平改革开始时就指出：“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209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8］78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9］187-188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10］苏联共产党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土地纲领就是根据列宁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和俄国农民的愿望分析制定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7］对斯托雷平改革后果十分清楚的列宁，只能选择顺应小农愿望的方案。
同时，苏共能够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根据当时俄国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符合大多数小农要求的土地政策。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一般都是通过农村公社进行的），“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11］113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大经济已被消灭，农村公社夺回土地以后，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这造就了由家庭农户经济构成的苏联农村经济，也恢复了村社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据1919年的统计，当时俄国农村将近97%的土地掌握在家庭农户手中，约有3%的土地由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耕种。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共选择在农村建立大农场主经济，即实行新的斯托雷平式改革，将失去俄国农民对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一度对小农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列宁后来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指出：“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12］46
而且，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是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13］26。苏共决定顺应小农愿望，满足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发展必须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列宁又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4］6当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选择时，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小农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主经济）。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颁布土地法前，预先颁布了土地协作社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3］235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小农经济演变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俄国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也有巨大影响。虽然斯托雷平改革下了极大的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但实际成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那些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本人到这些地方视察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15］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是鼓励村社发挥作用，只不过规定它的作用应该与苏维埃一致。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农民欢迎这样的制度安排。到1927年，在俄罗斯联邦，91%的耕地属于村社所有。以至于有俄罗斯学者得出结论：“只要历史一给俄国农民短暂的喘息之机，他们就明确地选择了村社类型的生活方式。”［15］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应小农的要求进行政策选择。这一选择不论当时看来多么合理，后来苏联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却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政策的反向激励与小农经济的困局
按照恰亚诺夫的方案，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所有农村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护贫农和中农，帮助农村无产阶级，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持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租赁和使用雇工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行为，苏维埃政权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6］222
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2］这说明，苏联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符合苏联共产党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6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7年，有7%的农民（人数约为270万）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有2700万农民完全没有马和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贫农，其人数大约占35%。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53%-55%，但他们的生产工具依然非常原始，在中部黑土区有92.5%的农户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6年，在农村只有5%左右的农民成功地使自己富裕起来，这就是被称为富农的那些农民。大约有3.8%的富农使用雇佣农业工人或者出租农业生产工具。［17］9，25-26对于当时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占29.4%（其中包括7%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占67.5%，富农仅占3.1%。［18］209不管哪一种估计更准确，都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确顺应了小农的愿望，达到了保护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限制富农的目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禁止买卖，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受到限制，大农户的部分利润由国家通过高额课税的办法加以征收，富农获取土地耕作资料也受到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革命前时期的富农概念。在1920年代，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活力、拥有一定的财富，在革命前属于中农范畴的人。”［4］679-680新富农的出现，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1925年苏共政策变化的结果。当时苏共向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发财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19］并正式允许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新富农阶层并不是革命前的富农，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尽管如此，富农仍然在经济活动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一度放松以后，又不断加强。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限制了富农的发展，在苏联农村形成了一个以中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农村社会结构，正是苏共在政治上所希望的，也是小农所希望的。中农和贫农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13］88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有大量可以作为商品销售的剩余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销售除了种子和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有时甚至连口粮都不能保证充分留足。贫农和中农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以便减少对富农的依赖，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虽然有少数中农有逐步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但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却使这些中农不愿进行积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俄国的农业经济。
“如果要使农民努力工作，或者至少使他合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物质激励就是必须的。”［20］51而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化农产品的农业发展起到的却是反向的激励作用。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为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起到的是降低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无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对于苏联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苏共的农业税政策，对于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民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沉重。苏联实行的农业税是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4］679那些能够更多耕作土地，生产更多粮食的农民，税收负担就更沉重。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苏共实行的农业税政策固然发挥了限制富农的作用，却使苏联农村出现了大量未得到耕作的土地。［13］102其后果就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以后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1］82收入低下的农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
限制富农的政策也影响到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代，富农的比例极其微小，按最高估计不超过5%，多数估计为3%多一点。苏联农村的富农有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是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些中农上升为富农，但人数并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这不是因为中农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富农的能力、机会和资源，而是因为苏共限制富农的政策，使这些有可能成为富农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在经济上进一步富裕从而跻身于富农的行列。为了限制富农，苏共不仅实行对富农的高额累进农业税，而且在政治上取消了富农的选举权。对于这些措施，即使被认为是富农利益代言人的布哈林也认为是必需的。这使得一些农民主要是中农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发展生产，因为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而且，农民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22］550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这些政策在保证苏联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
贫农由于收入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他们不得不向富农租用生产工具，为了还债，他们又不得不给富农干活，或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富农。富农因为拥有生产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影响不断扩大，“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3］。这显然是苏共不希望发生的。为了削弱富农在农村正在扩大的影响，1926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改变课税等级，加大课税的累进率，完全免除力量薄弱的农民的赋税，加重对富裕农民和富农的课税。这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反向激励，农业生产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农业已没有发展的潜力。但苏联已经形成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家庭农户经济和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显然无法释放这些生产潜力。
三、粮食商品率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当时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经不具备在粮食产量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突破的可能。而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提出了对农产品的巨大要求。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城市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这就使得城市人民的生活遇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产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不能满足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农村青年的需要，甚至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4］。
经济困难使党内争论重新激化，也促使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对于新经济政策，苏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激烈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意见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党员和工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25］15。1927年，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反对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当时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抑制了富农的发展，但联合反对派却在其纲领中认为：“2500万小农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源，从这些小农中产生的富农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指责苏共领导，“低估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分化，掩饰富农日益增长的作用”，认为“富农正使中农和贫农在政治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以反对无产阶级”。［26］因而要求党在农村展开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替代原有政策的政策主张。［27］农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要求。反对派的纲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要求实际上说明，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调整。
虽然面临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还是明确拒绝了这些指责和要求，但反对派纲领中提出的替代政策，将对斯大林重新进行政策选择构成限制。1927年，斯大林就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调整。但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仍然明确地支持继续新经济政策甚至扩大新经济政策”［28］22。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即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
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对苏联农业发展看法不同，但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农户经济达到纵向集体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农村中的上层（富农）比例很小，目前仍应以农户经济为主，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29］484-534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1月批判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但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见解仍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的粮食商品率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革命后形成的以家庭农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所生产的粮食，成为商品被出售的只有11.7%，而革命前的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却高达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30］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在商品率问题上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见解一致，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要解决苏联的农业发展问题，新的政策选择应是建立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大农业经济。
于是可供苏共选择的就有这样一些方案：a.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B.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就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已经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C.实行集体化，建立一种大农业经济；D.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以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同时采纳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从而形成了苏共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几个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不但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的，而且远远高于富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这不仅因为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因为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仍然是斯大林这一代人清晰的历史记忆。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他能选择的，只能是另一种当时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苏共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这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小农经济是否能够具有大农业所具有的商品率，对斯大林而言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斯大林在1928年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道路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31］，不能简单认为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最初的设想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自愿的计划，没有任何粗暴的强制特点。”［28］后来它为什么变成了充满强制的灾难，已经不是本文能够说明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斯大林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大农业经济能够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而农业集体化被他认为是建立大农业经济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32］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也开启了势力强大的传统主义的闸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但生活本身却迫使苏共对可能与愿望进行严肃的重新估价。苏共对要反对什么比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认识上要清楚得多。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目标，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11年后，斯大林在苏共18大的报告中说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33］又过了几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说，实行集体化政策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几万个贵族和大地主，只有几百万小农，几千万小农。斯大林抬抬手说：为了避免不时发生的饥荒，俄国必须使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4］705斯大林多年后的这些言论无非再次说明了他的追求，也说明苏共在1921选择的顺应小农愿望的农村经济政策，最终成了新经济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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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篇2
外交政策经济外交经济新格局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合作的趋势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来往也更加密切，经济因素是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桥梁，经济外交也开始分离出来，变成国家外交的主要道路。从现在的国际发展状况来看，过去的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经济外交和过去政治外交相互融合，在国际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巨大的力量。
1世界经济新格局与经济外交的关系
1.1当今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变化
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实际状况的主要特征就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模式、政治体系和世界各国政策的变化。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外国很多国家深陷其中，但对中国来说，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中就业状况就是鲜明的代表。
1.2中国的经济外交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在进行经济外交的时候，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实际经济效益，保护国家经济的长效发展，以自身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和国外政府、组织和大型哭过公司之间进行外交活动。在2015年10月24日主席在进行访英活动的时候，和英国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将来欧中能够在“一带一路”理念的指引下，对相关的投资活动进行合理的安排。而且，双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中也进行了沟通和合作，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欧合作的希望也越来越大。
1.3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外交主动性的发展过程
中国在进行世界性经济会议的时候，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作为“金砖四国”，它们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相关的会议，对于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了处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意大利拉奎拉峰会上，也针对全球性的问题提出了共同宣言。其中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解决金融问题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效用，如果目前的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改变，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处理。
2经济外交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宏观上来说，经济外交和过去的政治外交产生的时间基本相同。但是，因为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关系的限制，经济外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其中经济外交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式发展来源于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经济。冷战后各国之间对政治行为的猜想，使得传统外交受到阻碍。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沟通虽然在逐步增加，但是发展速度和经济沟通相比，要落后很多。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无国界的特点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使得经济外交能够迅速发展，在全球外交范围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冷战以后，经济沟通的广度也在不断增加，使得经济外交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外交展现的有效载体。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来往更加密切，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问题是现在急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日本福岛核泄露使得全球电子产品发生变化，东南亚海啸使得全国的股市发生波动，美国次贷危机使得全球性金融海啸产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证明。经济外交是现在各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科技革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经济外交更加便捷。信息革命使得各国外交发展更加迅猛，而且使得经济交往更加迅速。伦敦股市和纽约股市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东京股市和上海股市对全球的经济影响更为严重。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去除了过去的弊病，公开透明的交往形式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并且为经济外交提供了帮助。
第三，日本等国的典型效用。随着经济外交的不断发展，不但包含了历史因素，而且各国在经济范围中也起到了鲜明的代表性，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日本。在二战的打击下，日本受到有关因素的限制，国际政治形象受到质疑，国际关系也受到威胁，军事发展也得到了制约，而且该国的资源比较匮乏，所以只能加强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以便更好的维护对外修复关系，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迫于美国的威胁，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经济帮助和技术帮助，日本强化对相关区域的经济支撑，注重经济发展，大力推动“10+1”等经济组织的发展，从而有效的转变有关国家对日本的态度。推动经济的发展，日本在1997年推行欧亚大陆外交，和中亚地区的国家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交流。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学习其中的成功秘诀。
3推行经济外交的阻碍
3.1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着被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化”的阻碍
虽然现在的金融和经济状况使得东方权力不断增加，亚洲很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纽带。但是中国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不但要在短时间内加快经济速度，还要促进经济的有效变革，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国家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产品构建贸易壁垒和使用多种税收要求，从而阻碍了中国贸易的顺利发展。中国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帮助，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发展中不断的推动中国进行低端化生产，从而对中国的新型技术造成了阻碍。
3.2我国经济外交受到多方质疑阻碍
现在的经济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世界政治经济局面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进行改进，但是使用怎样的组合模式，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国际经济新局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转变，现在还是采取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全球经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进行歪曲，从而使得有些国家盲目跟从，轻信他国言论，使得中国在进行经济外交的时候没有主动权，中国的经济外交主要是希望能给同伴国家带来经济效益。
3.3中国在实行经济外交中受到多方面言论的威胁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是处于顺差的地位，在外汇储备方面比较高，这为我国有效的推动经济外交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同时也使得经济外交的进程不断加快，但是针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们认为对其造成了阻碍，认为中国经济外交的目的不单纯。中国的实际影响力和国际效用正在不断加强，但是有的国家也认为中国因此需要担负更多的经济任务，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比较苛刻的发展要求，以便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4经济新格局下经济外交的路径探析
4.1实行“一带一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需要根据实际发展状况、优点和市场状况相融合，利用“一带一路”为发展基础，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形式、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中国也会注重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构建平等均衡的发展形式，使得全球化经济发展更加顺利。“一带一路”也在不断的向西方迁移，从而加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还包括中亚、蒙古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世界经济中实行融合、和谐和发展的观念，创造长久安稳、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良好态势。中国经济外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中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4.2协同发展经济外交多层次理论发展步伐
在研究经济外交的道路中要把政治合作、相互信赖、经济合作、交流沟通等因素融合起来，从而推动政治、经济的长效发展。经济合作的模式也更加丰富，注重效率性，把贸易和投资、援外资金和信贷资金、出口和进口等模式融合起来。利用政策的力量，研究新型的发展空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从国际关系转化成为平等互惠的良好局面。在强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时，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进行外援帮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理念和历史中产生的多种“经济区”和“经济联盟”不相同，两者进行对比，经济带的灵活程度要高些，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各个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自觉主动的进行合作，共同进进步，体现了古丝绸之路的实际价值。
4.3审时度势，充分利用资源
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以经济援助为基本力量，但是还需要注重政治影响。因为进行援助的国家需要面对两个困境：第一，要尽量寻找贸易转化市场和外界的经济援助。还有，要尽量减少外援供给方对自身国家造成的经济影响。比如，中国关注中苏关系，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完美的结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两国在援助方面存在问题。首先，要科学合理的使用经济方式来完成经济外交目标和政治任务。再者，要指明对外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在不同的过程中选用合适的内容，对经济发展目标进行合理的定位，这也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最后，要充分的使用积极和消极的经济模式，从而保证其长效的政策融合。
综上所述，经济外交是促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国家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中国政府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国家领导人要以国际政治经济形式为依据，从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发，对外交工作进行整体的布局和安排，还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外交工作方面的重要效用，要以平等互助、相互尊敬、经济融合、团结进步为依据，保证其模式的多样化和效率性，促进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经济外交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地位也会得到有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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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篇3
作者简介：杨晶（1984-）男，江苏无锡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师，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列宁主义；陶庭马（1968-），男，安徽芜湖人，皖南医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要：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俄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关于工人民主的论争。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坚持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还是坚持“工会国家化”的工人民主。列宁在论争中具体、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过渡性质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的三个方面：坚持工农联盟、推行工人管理能力的教育和坚持党的领导。列宁经济民主中常态性的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列宁；工人民主；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中图分类号：a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5-0008-05
列宁认为，与资本主义民主相异，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其具体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自身包含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二是国家结构意义上的民主集中；三是经济管理层面的民主集中。［1］其中第三个方面又叫做经济民主。列宁的“经济民主”思想包括实行劳动人民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的民主管理两个方面。前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体方面，后者即本文涉及的工人民主思想是在前者实现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
一、两种“工人民主”的论争
工人的经济管理民主主要是通过作为工人组织的工会来实施。因此，工会作用问题是工人民主思想的焦点。
1920年11月，托洛茨基向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在这份提纲中，他提出工会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实行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民主的问题。列宁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工会国家化”的主张。于是，党内又形成了由布哈林和季诺维耶夫为首10位中央委员组成的“缓冲派”，以此来“缓冲”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理论分歧。布哈林等人没有认识到托洛茨基的理论失误，甚至提出“生产民主”的口号支持托洛茨基。
1921年春，俄国的革命堡垒喀琅施塔特爆发了水兵暴动，这次暴动中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实行选举制的“工人民主制”。3月，俄共(布)十大就“工人民主制”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借着喀琅施塔特事件在党内进一步宣传自己的工人民主思想，继续遭到列宁等人的强烈反对。列宁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即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要求自由贸易，“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2］21。因此，“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2］21。言下之意，人民群众需要经济上的贸易自由。这种贸易自由是一种经济民主，但不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工会国家化”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列宁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坚持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还是坚持“工会国家化”的工人民主。前者是列宁符合俄国现实的主张，后者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照搬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的思想。马克思涉及的“工人民主”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范畴，而不谈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义）经济民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列宁批评布哈林的“生产民主”这一标新立异的新名词没有任何意义的原因。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化”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为前提的，而落后的俄国一方面只具备了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同时又缺乏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社会化”的“工会国家化”工人民主，就当时的俄国现状来看必然是一种乌托邦。因此，在俄国主张“工会国家化”的工人民主是不现实的。
列宁针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失误，指出“当我研究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老是‘在原则上’讲这个问题，老是在讲‘一般原则’。他的整个提纲都是从‘一般原则’来谈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3］235。原则意义上的工会民主即“工会国家化”的工人民主。列宁其实并不反对这种未来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工人民主问题，他本人也在十月革命前从原则意义上谈论这种工人民主的意义。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4］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是在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条件下发展的，社会主义将赋予劳动者以真正的经济民主，劳动者将实现自我管理。
早在1897年，列宁就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5］列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积极倡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但是实践证明，工会国家化的工人民主在落后的俄国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原则意义上的设想和他的“直接过渡”相一致，那么，后来他反对这种原则意义上的工人民主则又和他的“间接过渡”思想相一致。列宁认为，经过三年来对俄国的具体实践和经验的具体分析，建立在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和农民阶级的自发性并存的社会主义。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充分，农民阶级的自发性盛行；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俄国农民占大多数，工人阶级只占少数。“在我国，工人即无产者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胜利的因素是最贫苦的、迅速破产的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2］204。经历了国内战争之后，“俄国的工业已经破产，工业水平降到战前的1/10，甚至更低”［3］75，工人和农民的主体意识没有培育起来，反而在军事化行动中助长了愚昧的作风。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托洛茨基再从原则上提出“工人民主”问题就不合时宜了。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会国家化是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任务，而不是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任务；另一方面，“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3］276-277。布哈林将“工会国家化”等同于经济民主，这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因为共产主义条件下民主消亡了，也就无所谓经济民主了。
但是，列宁并没完全取消工人民主的未来可能性，他说：到实现电气化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3］252。
二、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
平心而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提出工人民主口号意在针对当时盛行的问题。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工人民主制度被载入《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这一制度排斥一切以集中制为“幌子”的委任制，提倡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列宁认为，在战后的俄国复活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能适应这一任务”［3］32，二是，长期战争中的军事化领导方法形成了惯性势力。“我们几乎99%的人都已习惯于军事政治任务，我们这里又复活了”［3］32。三是，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苏维埃机关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带进来旧政权机关中的作风。因此，列宁一直强调要警惕和消除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中必然出现的倾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主”是一个资产阶级范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民主”也可以是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范畴，但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民主。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的确有助于遏制和清除，但是问题在于，倘若工人阶级因缺乏阶级意识、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而无法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利，单纯的“工人民主”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
在列宁看来，“工会国家化”意义上的工人民主或生产民主就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工人民主”，在当前俄国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提法。列宁的主要依据是俄国的工会组织并不能够发挥工人自我组织国家经济的功能。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会只是工人阶级自我保护阶级关系、联系党和群众以及自我教育的组织。
“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3］207。列宁这里所说的“独裁制”不是专制意义上的独裁制，而是集中制管理意义上的独裁制，也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正因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经济民主观点脱离了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出发点，因此，列宁称他们的经济民主思想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工团主义则把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交给按生产部门划分的非党工人群众，这就抹杀了党的存在的必要性，就不会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培养群众，来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3］239。
列宁认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尚且处于自发阶段。从另一个侧面看，列宁其实也间接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俄国要实现真正的工人民主即工人自我组织国家经济建设的三个历史条件：
首先，坚持工农联盟。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不是工人政权，而是工农政权。“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3］204。列宁反复强调，在俄国，作为非无产阶级的或非纯粹无产阶级的农民在俄国广大群众中是多数，工人无产阶级是少数。在落后的俄国，农民具有两重阶级属性，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要知道，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人数有几千万，他们包围着我们，我们是少数，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群众比起来人数是很少的”［3］239。大多数农民作为小业主，自发势力非常强大，因此，当前工会的作用是“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3］204-205。即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我保护阶级关系的组织。“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3］200，即主要说服农民群众，实现工农经济联盟。“‘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2］86。这种联盟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工业和农业一起走向现代化，最终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
其次，推行工人管理能力的教育。列宁强调，工会本身还不可能是工人实现自我管理的组织，因为工会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上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产物。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作用是自发的经济斗争，而不是高度自觉的政治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通过教育工作尤其是共产党的教育工作来提高工人管理国家的能力。“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3］199。这些原本在十月革命后就应该立即广泛开展的教育工作，被国内战争推迟了三年。因此，当前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还远远不足以实现自我管理。列宁同时认为，生产力发展是提高工人管理的能力、实现经济民主的根本要素。只有实现国家电气化，才能够实现工人阶级自我管理能力真正的提高。“什么时候全国能普遍实现电气化呢？如果经过20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已经是惊人的速度了。这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到那时再谈把权力交给工会的问题，在此以前说这话是对工人的欺骗”［3］252。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3］200。共产党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唯一领导力量：“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2］85。
总之，列宁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军事活动中由自在阶级变成了自为阶级，但是“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大半任务，是更加困难的任务”，“在完成这后一半任务时，只靠工农的满腔热情和牺牲决心是不够的，因为这后一半任务是最困难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任务”［3］5。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工人阶级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为阶级。现阶段，工人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即还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经济建设，要靠党的领导力量、农民群众的同盟力量以及教育和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重中之重的因素，因为，党不仅是工农联盟的唯一组织保证，同时也是工会学校的主要教员构成部分。因此，俄共(布)十大会议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个决议符合俄国现实的发展。决议的目的在于禁止党内的一切派别活动，党在言论上有自由，要在行动上保持一致，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核心。
俄共(布)十大会议确立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两项决议体现了列宁的意见。在列宁看来，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模式。自下而上即以经济民主推动政治民主，自上而下即以政治民主推动经济民主。
三、当代意义
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因而都要经历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结合本国国情，务实地、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民主要坚持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互动发展
人民民主具体包含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大方面。列宁认为，把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要以政治民主为首要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人民群众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但人民群众有了政治权利并不意味着有行使这一权利的能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小私有经济的联系十分密切，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阶级意识和本能上并不能够认识到切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其民主也具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十分落后，因此，人民民主的发展要首先依靠经济民主的培育。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着深刻的政治民主背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共产党为了迅速地掌握地方政权，在各级党政机关推行委任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军队集中制和委任制大行其道。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清除就逐渐摆上议事日程。列宁主张，带有直接民主特征的“工会国家化”不切实际，主张推行带有间接性的、经济民主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即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要求催生了经济民主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落后相关联。市场经济“有助于克服小生产者的涣散性”［2］323，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联合能力，有助于唤醒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平等意识，有助于提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行使民利的能力。即是说，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民主推动着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民主程度日益提高，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日益提高，利益诉求逐渐向集中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得以催生，等等。经济民主程度的提高必然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相应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与社会主义客观现实条件的发展相适应的。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
列宁在革命时代从阶级觉悟出发，区分了党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由于受到社会分工的限制，以及与农民阶级等小私有经济的天然联系，广大俄国无产阶级群众自觉性较低，而工人知识分子的自觉性较高，他们构成党的领导阶层。列宁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作用，“‘思想家’所以配称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6］。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上，列宁强调党内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结合，党内有言论自由，但无行动自由。由于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党内同志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的派别争论就会自觉减少。例如，当托洛茨基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列宁坚持了党内民主原则，“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中央准许进行自由辩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样做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3］234。“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2］82。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确立统一意志，付诸于统一的行动。
无产阶级政党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它是唯一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它的民主是最广泛、最深刻的民主，它的集中是最自觉、最客观的集中。但是，绝不能因为党的先进性而形而上学地、固步自封地夸大党的自觉性，要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坚持和提高党的能力。例如，俄共(布)十大会议同时确立了“工人民主”和“关于党的统一”两项决议。在斯大林时期，决议中的“工人民主”被遗忘，而“关于党的统一”部分被脱离历史语境、形而上学地加以绝对化，结果导致了高度集权，导致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被破坏。
列宁集中探讨的工人民主是限定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具有历史暂时性，必须结合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现实稳步推进。这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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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篇4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9101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5
[关键词]经济周期政治周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周期性波动
〔中图分类号〕F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0-0077-05
一、引言
多年来事实表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后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左右或影响，从而相应地出现周期性的变化。
经济周期对一国贸易差额的影响路径取决于一国经济的基本类型。在出口导向明显的经济中，贸易差额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改善；而以国内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中，贸易差额则会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恶化。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其国内强大的消费力驱动，因而经济周期对其贸易差额的影响属于后一种情况。但经济周期对一国进口需求的影响却是统一的，不管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还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在经济衰退期都会出现消费减少、进口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等情况。因而，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而政治周期则是美国政坛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它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周期是指政府更迭所导致的一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而美国的政治周期则有更加具体的含义，它指由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和每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所导致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同时存在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某种“规律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也相应地出现“周期性”波动。本文拟剖析美国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考察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性，并分析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所产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同的影响路径，继而剖析和讨论这两种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交互影响效应及其政策含义。
二、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根据James（1998）等人[1]的划分，从1854年到1991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已经历了31个经济周期。这长达138年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31个周期又可划分为二战前、二战后两个明显的阶段。由于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广泛的、持久的国家干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使美国经济的运行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但由于美国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并未发生变化，周期波动的成因、性质及其影响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滞胀”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在微观运行机制尚未变更的条件下，政府人为地干预经济运行并不能真正长久地“熨平”经济周期，阻抑衰退，而只能导致经济波动以扭曲的方式呈现。[2]（p3）
在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分别是：第一个周期从1961年2月到1970年11月，第2个周期从1982年11月到1991年3月，第3个周期就是被广为评论的美国“新经济周期”，从1991年3月始至2000年2月止。在这三个较长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分别实现了106个月、96个月和117个月的增长。从三个增长期出现的时间看，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个增长期均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20世纪90年代这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则出现于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新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从三个增长期内经济增长的状况看，GDp的年度增长率都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但20世纪90年代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前两个周期的波动幅度。[2]（p4）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和出口，而在经济持续增长中释放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是美国国内网络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缓解作用，以及全球性通货紧缩所产生的稀释作用。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经济表现为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于是被称为“新经济”，并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所谓美国“新经济”并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名词。一般而言，新经济是指由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催发的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增长，突出表现在“两高两低”，即高经济增长率、高利润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文章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1997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的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如下六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等。[3]
在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呈现出以下的趋势：（1）美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的适度增长期延长；（2）经济衰退的幅度减少，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3）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已由固定资本的更新演变为主导技术的更新；（4）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渐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融合。①[2]（pp.4-16）
三、美国的经济周期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从1854年到1991年的美国经济运行的31个经济周期中，每个周期的“衰退”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总会此起彼伏；而在每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贸易自由的呼声就会相对高涨。
在1874-1893年这一周期的衰退期，欧洲列强之间、欧洲列强与美国皆爆发了贸易战，使自由贸易的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在这期间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停止所有中国工人入境10年。并规定美国任何一州均不得允许中国人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这个时期的中美贸易额相对减少，同时也出现了较多的贸易摩擦。在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期间，欧美各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升级。1930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霍莱―斯姆特法令》，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有50种商品由原来的免税改为征税，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平均进口关税升至48.92%，其它商品的进口关税升至34.3%。1931年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比1914年高出41.5%。美国的这一行动成为关税战的导火线。有33个国家提出抗议，7个国家采取了报复措施，有45个国家对美实施了报复性关税。从1931年底到1932年初，美国又先后颁布法令，对一些工业品和农产品征收10%-100%不等的进口税，这些行动使关税战进一步升级。[4]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贸易政策的主要措施和手段是关税壁垒，那么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的贸易壁垒又增加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进口数量限制和外汇管制。
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美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没有消失，但发生的频率较低，烈度较轻。这段时期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状态，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美之间基本上没有相互间的贸易。
在1982-1991年这个周期，伴随着这个经济周期的起落，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也由原先的大规模开放走向有管理的贸易。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兼有两者特点的一种国际贸易政策。管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却同时利用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法令，或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来约束贸易伙伴的行为，以便达到限制或减少某些产品进口，改进国内某些产品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目的。[4]管理贸易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并不直接违背降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原则。这一期间中美之间签订的《mFa（多种纤维）协议》以及后来的《atC（纺织品服装）协议》就是管理贸易的一个典型的应用。非关税壁垒在这个时期大量地出现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中，其中以纺织品贸易领域为甚，中美间大量的贸易摩擦与纺织品贸易有关。
在1991年3月始至2000年2月这一周期中，美国经济运行实现了117个月的增长，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期。在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虽然时有所闻，但其频率和烈度都相对较低。这一阶段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纺织品配额问题。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签订了大量旨在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放各自的国内市场、限制贸易保护行为的贸易协议。主要有：《关于市场准入问题的谅解备忘录》（1992）；《中美航空协议》（1995）；《中美第5个纺织品协议》（1997）；《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合资建设轿车生产厂和汽车工业技术中心的协议》（1997）；《中美农业合作协议》（1999）；《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1999）。[5]（pp.323-325）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中美间完成了中国入世谈判，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书》（1999），为中国入世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内需驱动型经济而言，经济衰退可以“改善”一国的贸易平衡，原因是人们对外国产品的需求降低了；而一国的经济繁荣又往往伴随着贸易逆差，原因是这时人们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扩大了。当贸易逆差过大时，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就会高涨，各种院外活动也会层出不穷，这时贸易政策就会明显倾向于保护。纵观美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史，这一规律相当明显。显然，美国不会为改善贸易平衡而故意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或使其步入衰退，因为经济衰退的综合后果可能比单纯的贸易逆差更严重。从某种角度看，贸易差额实际上也是一国经济运行的阴晴表。
自2000年2月美国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期过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明显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阶段，其具体表现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烈度都明显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美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受全球油价走高和股市动荡的影响，美国市场进口需求缩减，加上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和货币贬值效应，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就直接投资而言，由于美国经济的放慢尚不足以影响美国跨国公司的正常融资能力，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加入wto及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关系）问题的解决，使投资环境改善，也促进了美国对华投资的继续增长。2004年前后，美国联手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来人为地获取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优势，从而造成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冲击美国国内市场，造成美国的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
现行的美国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克林顿政府“出口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的，即在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下，扩大出口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现在的布什政府也表明将继续奉行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同时采取措施明确加强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在未来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中加入保护本国工人权益的条款，维护钢铁、纺织、汽车、造船业等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利益。美国一些企业在购买中国企业产品前要求中方企业先行通过Sa8000体系认证。①从某种程度上讲，获得Sa8000体系认证将成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自2006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点已转变为监督和促进中国实施中美入世协议，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为防止中国竞争力强的产品冲击其国内产业，美国可能对中国更频繁地采用反倾销、保障条款、“301”条款等措施，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和纠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以较高的频率出现，但在经济繁荣期贸易摩擦的频率会稍稍降低。
四、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政治周期一般源于政府更迭导致的国家内外政策的周期性变化，但美国的政治周期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有所区别。大选与中期选举同时存在使得美国的政治周期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大选决定“政治大周期”，而中期选举决定“政治小周期”。前者与大选的间隔时间相一致，即每四年为一个政治周期，每四年的大选既是前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下一个政治周期的开始。而中期选举所产生的“政治小周期”则内含于“政治大周期之中”。
美国的大选深刻地打上美国政治文化的烙印。攻击、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目的是为候选人争取更多的选票，[6]（pp.322-325）因而，每次大选前，候选人与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或其他竞争对手都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大做文章。如果对手是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新的候选人一般都会指责、批评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在贸易政策方面则会指责对手以牺牲美国的“政治原则”来为利益集团换取经济利益。而争取连任的候选人若为其“务实”的对华政策进行过多的辩护，往往得不到更多的认同，因而一般会顺水推舟地提前调整其对华政策，从而使之更加符合“主流民意”。如果候选人中没有谋求连任者，则候选人围绕着对华政策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一场谁的对华政策主张更加“强硬”这样的竞争。于是，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周期性”变化：在大选前和大选后初期，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向右转”，一些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措施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随着大选的尘埃落定和政府新班子对公共资源的完全掌控，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便会逐渐向“务实”的方向回归。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定位”、“转变”、“再定位”，①就是这一规律的极好注脚。
如果说美国大选决定了美国政治周期的基本形态，那么国会中期选举则增加了美国政治周期的复杂性。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实际上是美国共和党和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为了争取国会的控制权，共和党和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从而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更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总统领导的行政班子为了在中期选举中全力配合自己所在党派的竞争战略和策略，往往会在中期选举前夕创造出一些“有利因素”，从而为本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取更多的选票。中期选举前夕出现的油价下降、失业率降低、贸易平衡得到改善、财政赤字减少等现象，②往往与政府在中期选举前“有所作为”有着极大的关系，但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临时改善”往往被总统所在的党派描绘成该党一贯以来“正确战略与政策”的结果。但是，细心的选民仍旧会发现，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在中期选举过后往往会快速“恶化”，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归到中期选举前的水平。这说明违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只能是一种“临时现象”，不会长久。实际上，这样的“临时改善”从长期看，对宏观经济是有害的。这就是中期选举的经济代价。于是，在中期选举前夕，美国政府往往会以更大的力度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市场，力图在短时间内使贸易平衡有明显的改善。这个时期美国也会更加频繁地使用反倾销、保障条款、“301”条款等措施，从而配合其中期选举的总体战略。美国政府也会在这个关节眼上鼓励或通过美国著名企业邀请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前往美国进行大规模的采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期选举前夕的中美经贸互动会更加频繁，但这种互动的频率也会随着中期选举的尘埃落定而明显降低。中期选举所导致的各种效应逐渐消失后，“政治小周期”便逐渐融入并消失在由大选主导的“政治大周期”中。
五、结论
随着美国新经济特征的减退或弱化，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渐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融合，传统经济周期的特征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将与新一轮的经济周期融合，从而体现出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特征。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大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国际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导致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转移，中美两国在不同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将继续加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由于美国的“夕阳产业”存在退出成本，中美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高频率和强烈度的特征。
政治周期对贸易政策的作用机理有别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影响贸易政策源于政治利益的驱动，而经济周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主要来自客观经济规律的支配。令a=经济周期，B=政治周期，t=贸易政策，且t=F(a,B)。若a∩B=C>0，根据a和B的定义，t将在一定范围内收敛，但周期性特征不明显；特别地，当a∩B=B,t将完全呈现周期性特征；由于经济周期长于政治周期，故不存在a∩B=0的情况。一般的情形是，C越大，t的周期性特征就越明显。
由此可见，政治周期的存在弱化了经济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规律性影响，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那就是：经济周期弱化了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影响。由于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并不同步，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被由政治周期引发的“周期性波动”所冲击，从而导致两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相互影响，其结果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波动的“周期性”或“规律性”在总体上被弱化了。但是，只要两种周期产生的“驱动力”不相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就会在总体上呈现出有着较强“驱动力”的那种周期所引发的波动特征。
历史地看，由经济周期引发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从近年的情况看，政治周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政治周期通常短于经济周期。如果政治周期刚好内含于经济周期之内（即a∩B=B），那么政治周期所引发的贸易政策的波动也就同样内含于经济周期所引发的周期性波动之内。如果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交叉（两者有大于0但小于B的子集，即a∩B=C，0
充分了解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周期性波动这一特征及其成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和掌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可以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对美贸易战略和策略，并可争取在对美经贸互动中的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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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phenB.Shepard.theneweconomy:whatitReallymeans[J].Businessweek，november17，1997.
[4]王厚双.国际贸易政策呈周期性变化的原因探讨[J].国际经贸探索，2003，（1）.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6
>>政策底，还是市场底辨认政策底政策底洞穿 市场底何在政策底显现市场底难寻政策底不是股市底政策底后a股寻找市场底“政策底”已出“市场底”不远下跌近尾声把握政策底警惕政策底之后的技术底千股复牌将冲击市场政策底已现等市场底地产股暴涨玄机政策底若隐若现政策底需确认执行右侧交易面对政策底，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重要的底部一般是市场底和政策底的双重作用“三令五申”中或见地产宏调政策底“政策底”为何如此不堪一击真底还是假底“钻石底”还是“暂时底”？真底还是假底？“主观底”与“市场底”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政治>政策底,还是市场底政策底,还是市场底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覃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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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如今已不愿多谈两年前那次内部报告中提及的经济危机预测。在那个内部报告中，他预测，根据政府所采取应对措施的不同，危机或在2013年7、8月份出现，或将在2015、2016年爆发。
今年6月，这一内部报告被业内人士找出，在网上飞速流传。由于这个两年前的论述与当前经济形势有某些吻合之处，一时，李佐军的宏观经济分析判断能力被业界广为推崇。
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他愿意在可谈的范围内，就有关问题与媒体进行交流。最坏的时候还没有来临
《南风窗》：您对中国宏观经济分为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很有启发性。您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周期中？
李佐军：经济增长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是技术进步周期（康德拉耶夫周期），约50～60年左右；中周期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周期（朱格拉周期），经常与政治换届周期叠加，约8～10年左右；短周期是存货周期（基钦周期），约36个月～4年左右。这种分类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由于中国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这种分类只具有参考作用。
中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的下降阶段，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往下，这个周期的底还没到。虽然由于刺激政策，去年四季度出现了小反弹。预计今年三四季度会继续缓慢下行。最近中央采取了温和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两个季度后的小反弹，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从中周期看，下行从2008年就开始了，2009年初的政府刺激政策带来了一年左右时间的快速反弹，2010年二季度重回下行通道。而2012年5月采取的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当年四季度的小反弹，今年一季度又重回下行通道。除非采取强有力刺激政策，否则下行将继续。
从长周期看，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下台阶的阶段。
综合以上分析，从长中短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叠加阶段。
《南风窗》：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多久才能见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李佐军：这要看刺激的范围和程度。2009年一季度的强有力刺激政策，在当年二季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2012年5月的稳增长政策是在两个季度后才显示出效果。而最近中央政府采取的新刺激政策，要更温和一些，预计产生的效果也会更小。
《南风窗》：您的意思是，这一轮中国经济的底部，即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根据您的判断，这个底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李佐军：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只有市场底。但在中国，多数时候因为政府不敢面对市场底，只好不断制造政策底，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政策底和市场底两种情况。比如，2009年一季度的6.2%和2012年三季度的7.4%就属于典型的政策底，其实当时的市场底还未到，但被政策底所折转。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波动规律，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个中周期底部，每隔4年左右有一个短周期底部。在经济周期尤其是中长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增速下滑乃势所必然，要克服对增速下降的恐惧。
增速下滑会带来很大挑战，应该对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防范，但增速下滑也带来了改革、转型和调整的机会，经济底部是经济系统消化矛盾和积聚新动力的休息区。一味地用政策托底，阻止市场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反而会延误改革和调整时机。见效最快的方法，往往是“后遗症”最大的。图/钟智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底都是政策托出来的。只要我们停止经济刺激，市场底就会到来。如果不采取刺激政策，经济触底反弹需具备以下条件：经济泡沫已挤出，如房价等资产价格、金融暴利和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等泡沫挤出；对中周期底部来说，作为新的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形成；对长周期底部来说，新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制度变革取得重要进展，也会产生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新“稳增长”争议
《南风窗》：上半年，政府对“改革”的提法很多，并在“钱荒”等关键性时刻，发出“不托底”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期，随着“稳增长”、“合理空间”、“新4万亿”等政策话语及具体措施的出台，给人感觉是，政府又开始出台保增长措施了。
李佐军：领导不光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政治。而且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具有惯性，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肯定面临诸多难点，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行为。
但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策底对市场底的干预，最终还是要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
《南风窗》：这次政府出台新的“稳增长”措施后，您一直试图将稳增长解释为经济不发生大起大落，而非具体的数字。
李佐军：最近，很多人在关心稳增长的增速底线，究竟是7.5%，还是7%，或者6%等。其实，稳增长只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很难有具体的经济增速数字底线。数字是可以造出来的，高一点低一点没有绝对意义。真正的底线应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地释放风险，并顺利地推进改革和转型。
注意“稳增长”和以前提的“保增长”是有区别的。“保增长”是指将经济增速保持在某个百分点之上，如“保八”；稳增长是指使经济增速变化保持平稳态势。保增长只能使经济增速向上；稳增长既可使经济增速向上，也可使经济增速向下，只是要平稳向上或向下，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南风窗》：社会上对这种新的刺激政策争议仍然很大，不少人觉得可能会加剧经济原有的泡沫，延缓改革进程。
李佐军：稳增长只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暂时手段，在周期下行阶段减缓下行的速度，不能改变周期。在经济增速合理区间内，更应抓紧的是调结构和促改革。只有调结构才能挤出已有泡沫，培养新增长点，迎来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只有促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不能为稳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和促改革。过度的稳增长会减轻调结构的压力，延缓改革的时机。
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一是包括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内的需求因素；二是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和技术等在内的要素投入因素；三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因素；四是中国特色的动力因素，包括扭曲和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刺激政策和政府企业化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三和四类因素都遇到问题、难以为继的阶段，出路在于重回“斯密定理”，依靠制度促分工，分工提效率，效率促发展。
近年来，学界、媒体和政府在讨论经济增长时，言必称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不可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增长的三大短期需求动力。政府喜欢这“三驾马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凯恩斯主义对GDp的拉动作用见效快，立竿见影。但这种短期见效的手段，往往有许多长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按照见效快慢排序，稳增长措施可大致排序如下：1、调整统计数字；2、央行释放流动性（含印钞、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3、大规模项目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4、出口退税和消费刺激；5、鼓励重点产业发展（最近是信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等）；6、释放改革红利。
见效最快的方法，往往是“后遗症”最大的。改革是最慢的方法，却是长效最健康的方法。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
《南风窗》：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很独特，而且特别强调“改革”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李佐军：对。制度变革是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视角，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动力，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关键看新一轮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若能，则中国经济再保持10年左右的6%～8%的中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前景堪忧。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叠加的阶段，世界经济也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越是在这种矛盾集中时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是过去3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因此，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乃当务之急。
《南风窗》：接下来想听听您对当前一些具体热点经济问题的看法。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钱荒”，您觉得反映了什么问题？
李佐军：“钱荒”反复来袭的最主要原因是，制度和模式导致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资金被配置到不合理地方。7月底银行间拆借利率重新上升，部分银行提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理财产品收益率，取消房贷优惠，说明钱荒还未走远。
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是高房价、钱荒、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等，追根溯源是企业效率和国民经济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两个效率下降的原因是企业成本上升、创新活力减少、国有企业过多进入竞争性领域、政府控制资源过多且进行低效率经营，而这些又是由政改与经改不平衡造成的。
《南风窗》：最近中央要求全面审查地方债务，反映了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巨大担忧，就您来看，目前地方债的风险有多大？
李佐军：两年前，随着大规模投资集中还款期的到来，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面临很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但因有如下招数，很多风险被暂时掩盖了：继续卖地，以及房价上涨的助力；债务延期展期；借新还旧；强征预征税收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源上化解债务，只是将矛盾后推了。
要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根本出路是政府要回归公共服务职能，将经济职能交给企业和市场，政府不能办企业；从政绩考核上，不能再以GDp论英雄；还有就是，硬化政府预算约束，建立投资决策失误责任终身追究制。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7
关键词：经济转型；就业；公共政策
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是一国往往很难实现持续的充分就业，尤其是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阶段。此时，市场的自我调节可能难以及时的适应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变得更加有效。
一、我国经济转型阶段的划分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转变。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体制和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我国亦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不断破除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十分重大和正确的经济转型，但是却也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失业高潮，虽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是经济体制转型升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失业问题。我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是以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开端，相对于第一次的经济转型，这一次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深刻的体现了当时对经济增长认识的改变。但是，虽然历经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地位还并没有完全确立。旧的经济制度也还没有完全被打破。这对我国政府的就业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这一时期过度的紧缩性政策使得我国出现了商品滞销、库存增加、开工不足等问题。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更是加重了这一消极结果。我国无可避免的又一次迎来了失业高潮。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开创性的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新的要求，标志着我国对经济发展本质认识的再一次飞跃性的提升。我国的经济转型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路中更加强调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的“双轮”驱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改善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把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提到了较高的地位，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实现速度、质量与效率的统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这次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但是，2009年以来各地相继出现的“用工荒”问题以及当前的就业状况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次的经济转型对我国政府的就业调整能力又将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二、不同阶段的就业公共政策
（一）计划经济向有商品经济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斗争最为激烈的阶段，城镇人口的增长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流等历史问题的积累爆发，使得城镇待就业人口急剧增加。然而，转型时期的经济还不能为这些劳动力提供足够且合适的就业岗位。由此引发了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第一次严重的就业问题，为此国家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以实现快速就业的方针。这次就业制度的首次改变了我国单一的促进就业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就业促进轨道，是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变化，而且实施成果也非常的显著。1986年7月，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再次对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调整。国务院正式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所有城镇新就业的人员以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为基础，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以书面形式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到期是，可以选择终止劳动合同，也可以选择续订原劳动合同。20世纪90年代，我国将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在各类企业的全体职工中推广，实行全员参与的劳动合同制度。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际上的控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企业还是难以做到按照自己的生产需要合理的安排劳动用量。1990年4月，为了应对我国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转变了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国务院正式了《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要求：要通过有效控制农村劳动力像城市大规模转移的手段，从而减轻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要努力实现就地转移和就业。此外，我国政府还积极对传统的体制内就业机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体制内的就业制度逐步开始转向依靠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来提高效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转型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已经开始呈现出主导就业的势头。一系列的就业公共政策由此开始出台，1993年末，为培育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原劳动部首先提出了实行以国家就业政策为指导思想的市场就业政策，随后又制定了《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计划》，明确指出要加大力度建设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导向就业来不断扩大我国城乡就业水平。1997年11月，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原劳动部根据我国当时就业的整体形势，提出了市场、劳动者和政府共同参与调节的新的就业工作方针。市场在促进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中的地位第一次得到了重视和充分的体现。2002年开始，我国在市场调节充分就业这一基础理念之上，开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在此后不断完善。包括：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加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促进再就业为取向的扶持性政策；以实现劳动力供需匹配为取向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为目地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促进再就业为前提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缓解这一时期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失业压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还完善了与就业相关的法律制度。1994年7月，我国制定了《劳动法》，明确了国家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义务，并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这部法律的单身标志着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制度正式形成。1999年初，劳动保障部正式了《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本意见时明确要求从1999年起要将劳动预备制度在全国各个城镇推行实施，并把意见实施的对象扩大到包括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人员在内所有求职人员。此外，还积极推行了一系列与就业相关职业制度。这一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制度逐步得到建立和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时期我国的就业制度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我国于2007年8月正式出台了《就业促进法》，这部法律的出台为我国就业促进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完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标志着以劳动者核心的的就业制度正式形成。“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每年以百万人的增量迅速增加，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这一时期政府通过融资、财税等方面的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发展环境，稳定其吸纳就业的规模。同时，提供各种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并根据企业新增劳动力的数量给予一定的奖励。此外，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因而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因此处理好调整经济结构结构与保持就业稳定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连续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化，2008年，《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对完善创业扶持、强化创业培训、健全创业服务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部署。2009年伊始，全国85个城市率先开展创建部级创业城市工作。进一步落实创业相关的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提供基础保障，鼓励更多劳动者参与创业，并由此掀起了了创业促进就业的浪潮。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总理提出，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此后，我国再一次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
三、国外就业促进的通行策略
经济的转型给就业所带来的阵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发展规律。只有面对并且正确的处理才能助力经济的成功转型，实现持续快速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考虑才能正确的把握我国当前就业公共政策优缺点，取长补短才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美国在20世纪以来，也出现了几次的经济调整和转型升级。在面对就业问题的时候，美国更多的强调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面前的重要性。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美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日本在二战前后经济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维持在1%―3%之间，这与日本采取的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综合就业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将“失业保障”改为“就业保障”，从救济失业变为促进再就业，确保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生产萎缩，失业人数剧增。英国面对经济调整导致的就业问题主要手段是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完善的社会保障，通过制定政策为小企业减轻各种税收，增加开业贷款，支持小企业迅速发展，同时鼓励吸收外资投资，支持新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免费的教育制度也为英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表一美、日、英三国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公共政策对比
美国日本英国
经济转型时期应对失业问题的主要做法主要体现在立法。《联邦社会保障法》、《联邦职业介绍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就业法》《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法》、《职业教育法》、《同工同酬法》、《就业机会法》、《综合就业与培训法》、《劳动保障法》、《劳动力投资体系法》等①加强就业立法。《紧急就业政策纲要》、《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农业基本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雇佣对策法》、《劳动标准法》、《工会法》、《劳资关系调整法》。
②劳动保险和福利。《雇佣保险法》、《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雇佣保险法》。①积极就业政策。支持新兴产业、设立技术转让中心、减轻各种税收，增加开业贷款，支持小企业迅速发展，同时鼓励吸收外资投资。
②社会保障。
“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如表一所示，结合我国在各次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公共政策与美、日、英三国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仍然还有一些需要像它们学习的地方。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就业公共政策与美、日、英三国就业促进通行策略的共性是，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上表现积极，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如我国第一次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的“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不仅是对原有就业政策、思想的突破，也依托了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需求。再如日本战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发表了《紧急就业政策纲要》以应对剧增的百万失业人口。但是我国仍然可以从政策形式和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面向国外学习、借鉴。
就政策政策形式而言，经济的转型往往伴随着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大幅波动，而劳动力需求作为一种派生性的需求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劳动力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较之以前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往往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来消弱这种大幅波动的影响，法律以其所具有的强制性、规范化和时效性往往具有更好的效果。据统计，美国和日本有近一半的公共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台的，而我国在就业方面比较规范的法律仅有《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两部，很难保障我国劳动力市场平稳、规范的运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保护失业者的功能，还必须具有恢复市场的激励机制，促进失业者再就业的作用。
就社会保障而言，体面的生活保障是人们就业选择前的基本起点，也是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前提。政府承诺承担起为公民改善就业机会的责任，同时亦要求有劳动能力的人也要相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否则将失去失业救济。如英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为其促进公平就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整体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更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得每一份社会福利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合理分配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和程度，协调好社会保障在保护失业者和促进再就业双重功能上的效用。
四、结论
经济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如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的时候。市场很难快速高效的调整这一系列的就业问题。所以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此时需要发挥非常关键作用，以迅速高效的调节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助推经济顺利转型。通过分析我国三次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政策，我国政府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根据各转型时期的特点，出台积极的政策措施，合理调整就业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我国每次经济转型都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总结别国经验，我们发现有两点是我国就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一是以法律的形式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协调好社会保障保护失业者和促进再就业的双重作用。（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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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晶，桂莉.经济转型期就业形势分析与公共政策选择[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4（04）
[4]薛华.我国就业政策的沿革、困境与导向[J].江西社会科学，2011（10）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9年第四季度例会日前在北京召开。通过对比分析2009年与2008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的观点异同，来解读和提前洞悉明年货币政策的实施方向与力度。
经济结构转变势在必行
200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指出，尽管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要立足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而2009年四季度会议则指出：“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迫切。”
上述表述的转变至少暗含两方面含义：第一，金融危机的突然而至，使得我国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理解有了变化，如不尽快解决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发展方式，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负增长。弃旧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选”，建立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的增长模式势在必行。第二，金融危机也给我国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佳时期是危机过后的经济回升稳定期。一方面，旧的发展模式的不足在金融危机面前一览无余，这个时候最有动力去改变；另一方面，回升稳定期的经济增长相对较为理性，转变成本较低。
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和实施灵活性并重
机遇经济形势恶化，去年四季度的例会指出：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而今年四季度的例会则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引导金融机构均衡放款，避免过大波动。”
很明显，有关第二年货币政策的实施，今年与去年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货币政策目标要同时兼顾增长、通胀和结构；要提高货币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的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今年例会要求在经济平稳增长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很明显，货币政策目标将逐渐走向多目标综合制。周小川在12月22日举行的“2009中国金融论坛”的表述也证实了这一点。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较为僵化，政策制定的时滞较长，往往等政策实施时，已错过了最佳时间，导致货币政策成为加剧经济波动的帮凶而不是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而提高政策灵活性和针对性则能提高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能力，缩短政策时滞，强化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力度。
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9
这一理念实际上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学派理念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
中国近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似乎有点这种味道，一方面坚持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保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结果令市场无从预期。
货币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有一定的科学原则和共识出现。美联储理事mishkin曾总结为如下九条原则：1、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2、价格稳定具有极大的收益；3、在失业与通胀之间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4、预期在通胀的决定中和货币政策的传导中扮演关键角色；5、在高通胀时期，实际利率需要提高，例如泰勒规则；6、货币政策受困于时间不一致问题；7、中央银行的独立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效率；8、对一个强的名义锚的承诺对于取得好的货币政策结果非常重要；9、金融摩擦在商业周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西方国家近年来纷纷推行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即是对货币经济学这些科学原则的体现。
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追求多个目标，既要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之所以如此，中国货币当局认为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资源类商品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会对货币价格和数量带来额外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币值的不稳定，所以不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同时，中国转轨与新兴的特征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特征使得维持汇率稳定也成为中央银行的一个目标。可以预见，如此多的目标必将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多目标的权衡也将导致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无法预期，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将更加考验决策者的智慧，需要更大的“艺术”成分。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政策当局应该简化政策目标，提高市场对政策的预期性。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它解决的是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作为短期问题，它假定资本存量是固定的，而在长期，投资会导致资本存量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属于长期问题，货币政策解决的是短期问题，经济增长自然不应该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说明货币政策不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在1995年以前，我国实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直到1995年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才确立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调整以后，无论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还是价格总水平的波动均明显下降，经济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新经济政策时期篇10
安信证券徘徊在通胀和通缩之间
中国经济V型复苏的短周期已经告一段落,十年的重工业化周期正遭遇人口、资源、资金的三重约束,经济转型的压力将迫使经济增长中枢出现下移。
金融体系的超负荷运转在带来经济活力下降、资产泡沫化等不良后果的同时,也开始影响其自身的盈利能力,流动性供给向常态回归是必然的选择。
经验总结与案例分析显示,由流动性收缩带来的市场调整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虽然政策面有些态度方面的松动和部分对冲措施的出台,但当前股市形成底部的条件尚不成熟,预期a股Roe于三季度开始下降,市场将继续承受压力。
随着经济增速、企业盈利、库存调整等风险因素在未来两个季度的逐步释放,预期2010年4季度总需求的回落可能结束公众和管理层的通胀预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产生通货紧缩和经济二次探底的预期,此时应是政策放松比较合适和可能的时间段,届时a股市场将因此出现规模较大的阶段性投资机会。
不过,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涨将系统性提高Cpi的波动中枢,由此带来的潜在通胀压力将调低对政策空间和政策效应的预期:政策刺激不可能达到2009年初的力度,市场也难以再现2009年的行情。
市场对行业的选择与经济转型的取向暗合。通过对2000～2001年经济转型期的市场分析,我们判断当前行业格局的趋势性分化将延续,长期趋势继续看好医药、大众消费品、自动化机械、tmt、新能源等转型受益行业。但如果在今年四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新出现激进转向,资源、地产、基建和重型机械会出现短暂交易型机会。
渤海证券经济复苏期面临反复
复苏期防下行风险,调结构循序推进
其一,从十年左右中周期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处于新一轮周期复苏期的开端。从三年左右短周期角度看,经济一季度达到阶段性峰值后,由于内部内生增长动力乏力、宏观调控和外部经济复苏可能放缓,下半年经济将处于短周期的下降阶段,复苏期经济可能出现反复,面临着过快下行的风险。初步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长9.6%左右,四季度大概会回落到8.5%左右。
其二,就“三驾马车”而言,节奏已经明显放缓的政府投资和政策密集调控下下半年可能快速下降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将使投资增速回落趋势更加牢固。考虑到去年大量的新开工项目今年进入密集施工期和今年晚些时候中央投资可能适度加大,投资增速更可能是一种逐步回落走势。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下半年经济会减少,甚至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快速下滑,但是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三季度美国企业再库存可能结束、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去年同期基数不断走高,都将使下半年出口增速大幅下降。而消费可望保持稳中有升态势。三驾马车对GDp的拉动将更趋平衡、协调。
其三,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背景下,今年通胀失控可能性不大,全年有望保持总体温和状态。但是,这并不排除其中诸如粮食、居住和服务等部分商品的价格可能快速上涨,出现“结构性”通胀压力。5月份以来一些结构性通胀因素开始减弱,Cpi三季度峰值可能“高不太高”;四季度猪肉价格可能过快上涨,届时Cpi回落幅度也有限。预计全年Cpi可能保持在3.2%左右,单月峰值可能在4%左右。
其四,复杂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下半年宏观政策的“两难”处境,及其跟随经济形势亦步亦趋、突出灵活性的特征。我们认为,现在宏观政策更大力度紧缩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已经大幅降低,现有紧缩政策执行力度可能会局部、适度松动,但是政策基调大幅转向的可能性不大。政策松动主要可能表现在,下半年信贷较上半年略显宽松,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力度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频率也可能会减小。财政政策将更加坚定刺激政策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如果经济超预期下行,今年晚些时候中央投资力度可能会有所加大。
其五,中长期来看,只有调结构,经济才能可持续增长,下半年政府可能迎难循序推进结构调整。需求方面,国际危机后政府促消费政策自上而下和城市化快提高、“刘易斯拐点”来临,将自下而上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向住、行、(健)康、乐等方向升级,消费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供给方面,借鉴日本1970年代产业转型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电气、精密机械等专用机械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新一轮周期中成长较快并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大带动效应的行业。
上证指数核心区间为2300～3000点
从股票市场估值自身特点来看,不论从国际市场估值的横向比较,还是a股历史估值的纵向比较,目前a股估值都已经运行至合理偏低的区域。从m1增速、Cpi-ppi的差值、国债收益率等影响估值的因素来看,目前a股虽然缺乏流动性的强力支撑,但也已经逐渐进入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的底部区域。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流动性趋势回落的压力下,市场难于出现较大的单边上升趋势。在上有压力、下有支持的环境下,a股市场下半年仍可能维持大幅震荡的格局。
但是伴随下半年通胀预期逐渐缓和,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由紧转松以及目前a股估值在底部区域受到的有力支持,处于震荡格局中的a股市场很大可能在下半年筑底之后出现斜率较缓的震荡攀升走势。再结合目前a股运行趋势与大萧条后期道琼斯指数运行趋势的较高拟合程度来看,这种趋势可以得到印证。
在2010年盈利增长中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上,我们判断下半年上证指数对应估值底的点位大约在2300点左右,通过模型进一步测算上证指数下半年运行的核心区间将会在2300～3000点之间。
光大证券消费整体崛起与结构下沉
三季度市场继续探底,四季度或有机会
下半年影响市场最关键的因素是政策继续从紧和经济的持续回落。目前尚没有看到政策放松的迹象,需要观察GDp、通货膨胀率和房价三个关键变量。当观察到GDp增长率回到9%以内、Cpi回到3%以内、房价下跌15%-30%以上三个条件之一出现,市场对于政策的预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政策将放松,市场有望出现机会。对于投资者的建议是,在三季度维持较低仓位,保留头寸,等待四季度的投资机会。
政策难以立刻放松,经济增长仍将继续放缓
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政策松动的预期,但政策难以立刻放松。从宏观政策来看,经济增长仍未见明显放缓、Cpi仍然处于上行之中,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都难以立刻放松。考虑到政策的叠加效应和国际的复杂形势,未来可能不会进一步收紧,但放松仍不可能。从房地产政策来看,房价问题是政治问题,只要房价不出现明显下降,房地产调控政策仍有收紧的可能。
由于政策从紧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增长也将继续放缓,未来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放缓,可以观察的数据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新开工和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我们预计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为10.2%,三、四季度GDp增长率将继续放缓,分别下降为8.6%、7.8%的水平。
企业利润面临下调风险,估值进入合理区间
预计2010年上市公司的利润需要下调,同比增速需从31%下调至21%,折算成沪深300的epS为157。利润下调主要来自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工业企业利润下调的原因是政策紧缩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工业增加值也会随之下调。金融企业的利润下调的原因有两个。(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调控将给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利润;(2)证券市场表现低于预期,拖累保险和券商的业绩。
按照调整后的盈利预测来看,目前沪深300对应的估值水平为17.4倍,上证指数更低一些。与历史相比,该估值水平只是到了合理的估值区间,并没有到有显著安全边际的价值区间,在基本面持续疲软的背景下,仍然存在下降的空间。
长期看好消费品和新兴产业
消费整体崛起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消费增长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消费整体崛起的背景下,二线消费增长更为明显。二线消费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消费在区域结构和人群结构上的下沉所致,消费结构的下沉也是政策导向、经济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共同推动的结果。
基于对经济、政策和市场的判断,下半年的大类板块仍然是消费品和新兴产业。消费品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远离政策调控。尽管消费品估值相对较高,但考虑到目前的增长水平,我们认为仍然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新兴产业具有持续的政策推动,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主题。
投资品和周期类板块还会面临盈利下调的压力。但一旦政策出现松动迹象,投资品和周期类板块仍将出现明显的反弹,这种机会在下半年会存在。
贯穿下半年的投资主题包括民生、新兴产业、政策再放松和体制变革。具体来说值得关注的有医改、二线消费、三网融合、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基于前面的分析,三季度行业配置的建议如下。最看好的三个行业为医药、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次看好的三个行业为银行、纺织服装和信息服务。
国信证券转型中的a股
a股在自身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转型
a股面临二大转型,一是面对危机后的经济转型。短期内存货驱动力的减弱导致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债务风险下的“保障性住房”和“民间投资”36条出台,以此对冲存货投资的冲击。中期的角度看,国内的城镇化率的提升和投资率维持高位依然是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就说经济二次探底的概率较小。但是投资结构面临着转型,如产能过剩行业的抑制和新兴战略产业的支持。二是直面全流通和做空机制下的制度转型,股市告别短缺时代。这两类转型将使得a股的估值、结构和行业选择都将与以往不同。
下半年经济向下,政策退出放缓
基于基数效应和存货周期力量的减弱,下半年经济增速放缓。从盈利来看,全年增长确定,但前高后低,我们判断全年a股盈利增速20%左右。政策退出放缓或放松可能要到3季度后。对于后市政策的判断,一看物价(货币),二看地价(房价),三看出口。当前所有的指标指向“高压”政策效果的观察期。按照我们的判断,物价滞后流动性6-9个月,流动性2009年11月见顶,那么2010年三季度才见分晓;地价(房价)滞后于股市9个月左右,股市是09年7月份见顶,我们判断2010年3到4月土地价格见顶,但土地价格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小,比2008年的幅度小,这是因为目前的低利率水平。目前的变量是出口,从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程度来看,起到了自然紧缩的作用,目前政策有退出放缓的意图。
沪深300的动态估值目标为13-19倍之间
三季度将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四季度随着经济下行的风险加大,调控效果显现,政策紧缩的力度也将见顶,不排除放松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看好四季度的行情。沪深300的动态估值中枢运行在13-19倍之间。a股在做空和全流通的制度转型下,市场的估值中枢会相对稳定。如果全流通下股指期货成为大非减持的过桥工具,这将制约a股估值,如果机构套期保值增多,有利于稳定市场。历史的底部估值是11-12倍,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顶部的压力来自于扩容。
行业配置
基于以下四个维度寻找投资机会,一是转型过程中的新兴战略产业和有技术优势的传统产业升级机会一直存在,这是未来较长时间跑赢大市的alpha行业。二是受益于从“压”到“保”的政策,如在城镇化进程中保障性住房的推出,鼓励民间投资带动相关的投资品行业。三是受益于进入设备投资周期的美国经济复苏相关的行业。四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强周期的资源性行业仍有阶段性的机会。综上,超配的行业是生物医药、电子、传媒、机械、建材等。到四季度基于政策放松的预期可均衡配受益于政策放松的周期板块和弱周期板块。
需要提示投资者的是,我们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全球政策退出的风险。如果全球政策退出力度较大,将减少全球宽松的流动性,会对大宗商品以及股市带来冲击。
申银万国期待筑底回升
策略:未来3个月a股市场有望完成筑底后进入回升阶段,尽管筑底过程的完成还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一些调控效果的显现以及一些政策细则的明确。我们建议在回调中逐步增加仓位(配置估值偏低的大股票和拥有竞争壁垒的小股票)。维持去年年会提出的下半年将震荡上行的判断。
对经济的预期正在变得悲观。在海外需求动荡、国内政策紧缩、经济增速开始回落的共同作用下,市场对于下半年和明年中国经济的预期正在向悲观的方向发展,担忧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的投资者开始增加。
紧缩预期最严厉的时刻正在过去。海外经济的动荡,不仅意味着国内出台对冲性政策的必要性在增加,而且由此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胀的压力,使得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性显著降低。这意味着,最终出台的紧缩政策可能比之前市场预期的要少一些、程度要轻一些(如加息、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出口退税全面调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整顿力度等等)。然而这个信念的确立,需要在一次次的领导讲话和一个个的措施出台(或不出台)中实现,这需要时间。
对冲政策出台,使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下降。对海外经济和中国出口形势的担忧,一方面推动国内对冲性措施的出台,另一方面,前期已出台政策的执行力度,也会根据经济面临的最新情况进行调整。毕竟,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是任何当局者都不愿承担、也承担不起的。
但情绪的稳定和扭转还需要一些时间。目前来看,尽管紧缩预期最严厉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但确认政策转向、确认经济下行的底线,这些还需要时间。同时,考虑到不少投资者情绪还不稳定、经济数据的降温和政策的微调还需要时间,因而筑底过程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未来3个月或将进入“经济退、政策进”的阶段,股市有望筑底回升。在经济降温的背景下,政策可能转向预期将逐渐升温,同时,对经济下滑的底线的能见度也将逐渐清晰,市场的情绪有望逐步稳定,股指有望企稳回升。
国内经济:中国经济从3月份已经开始减速,未来2-3个季度会继续减速;我们对Cpi的判断是1-3季度上行,4季度企稳;政策方面我们认为现在是落实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观察出台效果的观察期,而非直接进入政策放松期。
行业比较:市场风格会在5月份消费品与部分新兴行业补跌后回归到重新走强到状态。中药、零售、旅游、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消费相关行业、与新兴行业相关的电子信息、软件、新材料、出版传媒、节能减排等行业继续存在结构性超额收益机会。
金融工程:从市值资金比看,估计当前的市值资金比在5附近,资金已经不是制约市场上涨的主要因素;从估值看,调整的利润利息比为1.57的水平,股票估值已经比较低;从风险溢价角度看,我们预测未来风险溢价上升已较为有限。
债券:基本面依然有利债市。通胀方面,从商务部数据看,5月份的通货膨胀数据可能低于市场的预期;政策和资金方面,1年央票利率继续持平缓解了市场对1年央票利率上升的预期,预计未来1-3年央票的利差仍将以3年期央票利率缓慢下行进行修正。
招商证券复苏退潮等待转型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出路唯有转型;转型期是结构性萧条和结构性繁荣并存的局面;转型期的牛市需具备三个条件:消费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升和传统产业的产能去化过程结束;下半年若宏观政策放松,市场会有反弹,但反转的条件仍不具备;转型期里产业轮动很可能向结构性分化延展:基础消费和新兴行业有望持续性优于传统行业,若政策放松,传统行业会有反弹但仅仅是反弹而已。
旧模式主导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从2010年2季度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原因在于过去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条件都已经开始丧失:一是外部经济疲软;二是低成本模式因劳动力价格升势而难以为继;三是去年的过度刺激已将大部分政策空间消耗殆尽,未来很难再有大力度刺激政策。
出路只有转型。转型路径其实很清晰:劳动力价格上升―居民收入增长加速―消费加速;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成本上升―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但这一过程会比较漫长、困难很多,其实是国家利益和行业利益分配格局和生产函数的重建。调结构是转型的开始,能否成功要看政府决心,中国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转型期的特征。结构性萧条和结构性繁荣。结构性萧条行业通常起因于外需下降、经济繁荣时产能过度扩张、成本压力上升等;而结构性繁荣行业通常是政府支持的新兴产业、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受益的消费品行业或者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宏观层面,未来半年是经济向温和增长回归、通胀见顶回落的过程,未来一两年经济增长将是在温和水平波动的低通胀状态(原因是有效需求疲软)。
转型期的国际格局演变。美国为了寻找经济增长点,很可能会在低碳经济、新能源和节能技术方面寻找突破,这意味着美元汇率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很可能会持续升值;国际油价先是因整体国际需求疲软后是因节能和新能源方面有进展而在未来1-3年筑顶回落,这一方面意味着全球中长期没有高通胀;另一方面意味着那些资源品出口国经济增长趋淡,其货币也以贬值为主。
转型期牛市需要什么条件?经济转型期要出现牛市,应该具备三个条件:1、消费率提升;2、劳动生产率提升;3、传统产业的产能去化过程要结束。这些条件的出现才能标志着经济转型走向成功,转型期就是等待这些新起点的过程。
下半年若宏调政策放松,市场会有反弹但不是反转。上半年是经济见顶回落和通胀回升的类滞涨阶段,股市表现往往不佳;下半年如果宏观政策随着经济和通胀回落而小幅放松,流动性状况会有所改善,市场也会出现反弹,但反转的条件仍需等待。
产业轮动向结构性分化延展。上半年资本市场对医药、tmt、新兴产业的热衷和对传统行业的抛弃既反映了经济周期中的产业轮动规律,又反映了投资者对经济转型期的一种布局和战略性投资选择。当周期波动遭遇经济转型,产业轮动很可能向结构性持续分化延展:基础消费和新兴产业有可能持续向好,若政策放松传统行业会有反弹,但仅仅是反弹而已。
中原证券行业配置否极泰来
国内经济历经五个季度,从“去库存化”复苏到加速复苏之后,短期很难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内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与信贷政策的收紧下,复苏开始进入小周期的末端。自4月份开始,宏观调控下的国内经济增长势头或已经见顶,预计未来三个季度将趋于放缓,但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不大,且实际通胀压力应在可承受的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