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1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婚姻的本质在于它是婚姻当事人的一项长期契约，社会存在一个婚姻市场。虽然这种婚姻本质观目前还很难被我国正统的婚姻观念所接受，但在笔者看来，我国世俗的婚姻大多仍然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门当户对的标准主要是指个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性因素的综合指数，可见经济分析法学的婚姻本质观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基于这种婚姻本质观，本文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视角来论释婚姻效力制度的基本原理，并对我国现行婚姻效力制度做一简要的评析。
一、当事人预期的婚姻收益与婚姻效力状态的关系
根据经济学理论，决策者都是具有理性的，这也包括婚姻当事人在内。是否结婚、与何人结婚及何时结婚、是否离婚及何时离婚等等问题的选择，都是婚姻当事人权衡利害后做出的决策。只要是自主婚姻，任何理智正常的成年男女之所以会做出与特定的对象结婚或者与现任的配偶离婚的决策，是因为在婚姻当事人看来这种选择在约束条例下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由于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这种利益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主要是着意于财富、有的则偏重于情感，而在多数情形下，婚姻当事人所追求的利益往往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兼而有之，既包括社会地位、情感寄托、肉体欲望满足、养育后代等间接性财产利益，同时也涵盖家庭财富、规模经济、资金融通等直接性财产利益。在社会日益市场化的时代，人们对待婚姻的这种态度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恰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因为，不但婚姻当事人婚后的家庭生活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且夫妻双方的爱情维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的支撑。“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古活，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二因此，我们固然不能认为爱情和金钱等值婚姻与物质同价，但却不能奢望婚姻能够普遍地建立在重感情轻物质甚至只有爱情而无物质的基础上。而且，若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即便是以爱情为主要尺度的婚姻，当事人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种预期效用的获得，而效用不一定是金钱或者直接的物质性利益，它也包涵心理满足等非物质性收益在内。由此可见，只有在当事人对婚姻的预期收益超过格守独身或继续寻找更适合的配偶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他或她才会选择婚姻，或者说进人婚姻市场;而如果当事人对离婚的预期收益超过离异所产生的损失时，他或她便会选择终止婚姻，或者说退出婚姻市场。由此可以推论，只有当事人预期的婚姻收益超过独身或得到的婚姻收益超过预期的离婚收益因而愿意成立婚姻或者存续婚姻，并且他们的这种选择得到法律的认同时，婚姻的效力才会发生或者维持。换言之，当事人的婚姻收益是婚姻效力得以发生和维系的基础。
二、婚姻有效和无效制度之，立法精神的关联性: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确保自由竞争，必须给予社会较大的自由空间。为此，划分市民社会和公共社会的界限，将国家权力限制在社会公共领域就成为必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法则。这一法则反映在法律上便是通过私法规范来确认私人权利，即民法上所称的民事权利。据此原理，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事务决策权归属个人，国家公权作用的合理空间是公共领域。就婚姻而言，传统民法理论谓其乃民事权利121，而经济分析法学则称之为契约，表述虽各不相同，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均确认婚姻是个人事务。婚姻既属个人事务，则婚姻的缔结、维系或解除原则上应当由当事人来行使决策权。只有当事人能够自主婚姻，才能获得最大的婚姻收益。这是因为，基于理性人的假定，每个人都被视为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守护者，故而婚姻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所作的决策，不管是结婚或离婚，也无论其决策是否事实上存在内部不经济，都应当被视为当事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他人，包括国家公共权力在内，不宜替代婚姻当事人自己做出利益判断。由此而言，反映国家和社会意志的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契约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能随意干涉私人的婚姻行为。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婚姻制度所确立的婚姻自由原则也就获得了经济学上的解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婚姻的效力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任由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相反，国家必须保持对个人婚姻行为加以适当干预的权力。其道理在于:婚姻市场也存在市场失灵的缺陷，有时不能有效地配置婚姻资源并造成资源浪费。婚姻市场失灵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婚姻内部不经济，这是指婚姻当事人无法就婚姻问题达成协议或者因协议不公而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婚姻欺诈、谈判能力不对等而发生婚姻胁迫、交易成本过高、不能通过谈判方式离婚，等等;二是婚姻外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婚姻选择与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不合理地增加社会成本，例如违反婚姻市场准人条件的重婚、近亲结婚等。在前一种情形下，根据前述个人事务由个人决策的原则，国家公权力并不主动进行干预，仅在经由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请求后，才会据此确认“市场失灵”从而介人私人婚姻关系。在后一种情形下，国家则以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强行介人私人婚姻关系以维护公共利益。国家的这种态度反映在法律上就表现为这样的策略:对内部不经济的婚姻，除允许当事人自愿协商解决外，设置可撤销婚姻和诉讼离婚制度来为当事人提供公力救济，以满足婚姻市场对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需求;对外部不经济的婚姻，首先设定结婚的法定条件来防范有损害公共利益之虞的婚姻发生，其次是在这类婚姻已然发生的情况下，通过宣布婚姻无效的方式来减轻或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据上所述，就当事人的婚姻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而言，只要当事人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的婚姻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不违反法律上设立的结婚条件，国家就承认该婚姻的合法性，反之，则否定该婚姻的效力以保全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婚姻有效和婚姻无效的法律制度，其实质在于平衡私人的婚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立法者实然或者应然的选择:追求有效率的婚姻
如果在婚姻问题上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都能最大化，两种利益的平衡就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的状态是很难实现的，因为“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权利和利益交换都会影响第三方”。那么，当存在私人婚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如何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对此，传统民法采取的态度是禁止民事行为违公共利益。然而，若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论，这种简单的态度是颇有疑问的。这里的疑问至少有如下两方面:一则，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哪里，它能象楚河汉界一样清晰地被划分吗？二则，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量的大小和轻重问题上是否应该考虑孰轻孰重，果真应该采取无论公共利益大小轻重都决不允许私人利益与之冲突的态度来处理两者的关系？对第一个疑问，因其与这里讨论的婚姻效率问题关联性不大，本文置诸不论。对第二个疑问，本文认为，如果我们认同经济分析法学的法律目的观，即“对法律的规范经济分析来讲，效率是目的，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那么就可以说，对婚姻有无效率的问题不能根据利益的归属或性质来确认，而应当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测算来判定，因此传统民法理论和立法绝对禁止私人利益侵犯公共利益不是合理的选择，无助于增加社会总福利，立法者应该权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重来确定婚姻的有效与无效，对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的婚姻，如果可以设法将婚姻的外部不经济内在化，那么就不应禁止其发生或者在事实上已然发生的情况下宣布不承认其法律效力。
由此可知，婚姻效力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弄清到底哪些婚姻存在外部不经济性以及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外部不经济，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婚姻市场的准人制度和婚姻无效制度。依此，国家是否允许私人进人婚姻市场和不承认哪一类婚姻具有合法性，应当根据该婚姻给国家和社会利益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来确定。具体言之，既然婚姻的市场准人制度和无效制度是为防范或消除外部不经济的婚姻而设，那么法律在禁止私人进人婚姻市场和将某类婚姻设置为无效婚姻时就应当考虑存在外部不经济的婚姻其不经济程度如何以及禁止该种婚姻和宣布其无效所需投人的成本有多大。如果某一类婚姻的外部不经济性程度并不严重，而消除这种外部不经济性的成本却很高，或者某一类婚姻的外部不经济性能够通过内部化的手段加以消除，那么这样的婚姻就不应采用禁止进人或者宣布其无效的手段来防范或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外部不经济程度严重，非禁止其进人婚姻市场不能防范其外部不经济性发生，或者非宣布其无效不能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并且这样做的收益高于成本的婚姻，才应当禁止进人婚姻市场或设置为无效婚姻。
事实上，虽然立法者未必都愿意接受经济法学的婚姻观念或者能够意识到婚姻制度的效率要求，但现代婚姻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大体反映了这种要求。因为尽管大多数婚姻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外部不经济，但无论是在制定婚姻市场准人条件上还是在减少或消除婚姻外部不经济性的婚姻无效制度的设置上，多数国家的法律皆承认不会产生严重外部性的婚姻为合法，而仅仅禁止极少数外部不经济性严重的婚姻进人婚姻市场或者将其排除出婚姻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婚姻制度都能符合经济学上的效率要求而不存在任何非效率因素，否则，本文的探讨便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四、我国婚姻效力制度的简要评析
用前述理论检讨我国婚姻效力制度可以发现，现行制度既有契合婚姻效率要求的成功之处，也存在某些不尽吻合这种要求的缺陷。由于婚姻的效力既取决于婚姻的形式要件，也取决于婚姻的实质要件。
(一)形式要件评析
我国2001年修订的新婚姻法实行形式婚主义，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根据这个要求，缔结婚姻契约的当事人必须履行结婚登记的手续，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后其婚姻契约才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只能成立同居关系而不能成立婚姻。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看，国家掌控婚姻效力确认权的目的在于防范婚姻发生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性。因此，与旧婚姻法奉行事实婚主义相比，应当说新婚姻法注重社会整体的效率是合理的要求。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事实婚问题并不因程序要求的变化而搞一刀切，而是继续有条件地承认过去成立的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这就保障了当事人已经获得的婚姻利益不因法律变化而受损，也避免国家为处理此类因历史原因造成程序要件欠缺的婚姻而耗费资源。然而，严格的形式婚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它未能应对新婚姻法施行前就已大量存在的同居不婚现象所带来的制度需求。同居现象的日益增多说明这种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客观上必然产生同居者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以及出现非婚生育现象，如果对这种现象皆以“法律不保护同居”为由不予处理，则非但同居者的“准婚姻利益”不能得到保护，而且将由此产生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如果能在坚持婚姻的形式要求的同时确认同居者之间具有“亚婚姻关系”，适当保护同居者的“准婚姻利益”，并视其子女为婚生子女，则同居者的“准婚姻利益”和公共利益当能两全。其次，新婚姻法实行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结婚多年并已生儿育女的事实婚因欠缺婚姻登记要件被宣告无效而以同居关系论所产生的当事人人身财产关系以及子女婚生地位难以处理等诸多问题。与同居不婚现象不同的是，这类过去遗留或者新法施行后又产生的事实“婚姻”的当事人是成立了婚姻契约的。但从后果上看，两者的问题则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凡因欠缺形式要件而以同居关系论的情形，除了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情况外，作为一种“准婚姻”来处理更符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的立法精神。超级秘书网
(二)实质要件评析
现行婚姻法将重婚、近亲结婚这两种婚姻契约归为无效婚姻和将违背自愿条件的欺诈性婚姻或者胁迫性婚姻归为可撤销婚姻是契合效率价值标准的。其理由主要是:第一，重婚既破坏了合法家庭的重大利益，而且还加剧了婚姻市场的资源稀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夫妻关系是现代家庭的核心。出于人的本性，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往往具有独占的欲望和要求，这决定了婚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同时，由于自然法则的作用，婚姻市场的性别资源大体上是均衡的，故而重婚的经济性质是侵占他人的婚姻资源。如果允许已婚者重婚，则不仅损害原配偶的婚姻利益，引发家庭解体甚至制造家庭血案，而且还导致婚姻资源的均衡被破坏，催生大量的诸如通奸、等色情性违法犯罪问题;第二，近亲结婚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因而对国家和社会有严重的破坏性。总之，重婚和近亲结婚在婚姻内外都具有严重的不经济性，故婚姻法将这两种情形规定为无效婚姻是具有充分的经济合理性的。至于将违背自愿原则的欺诈性婚姻和胁迫性婚姻确立为可撤销婚姻，把这类婚姻的效力决定权交由当事人自已行使，更是明显地体现了立法者对婚姻契约性质的明确认知和对个人婚姻利益的尊重。
但是，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和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一概归为无效婚姻则并不符合婚姻效率的要求。对前一种情形来说，其不符合效率要求的表现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其一，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情形中，除了严重精神病患者因明显缺乏理性不能自主缔结婚姻契约而需要特别加以保护外，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必需要禁止结婚，那些可能危害后代健康、影响民族人口素质的遗传性疾病，可以从控制生育的角度，例如施行绝育手续、采取避孕措施、设置生育检查制度等，来避免这种婚姻可能发生的外部不经济，而那些可能危害配偶一方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可能影响正常夫妻生活的障碍等疾病则不过是影响当事人自己的婚姻利益而已，如果一方婚前隐瞒患病的事实，完全可以由受欺诈一方来决定是否撤销该婚姻;其二，强制性婚检被取消后，除非当事人主动告知，否则婚姻登记机关也难以获取婚姻当事人患有疾病的信息。故此，将这类婚姻设置为无效婚姻并不能实现立法者预期的效果，法律理应把这类婚姻的效力交由婚姻当事人自己去决定。对后一种情形而言，由于我国将控制人口增长作为重要目的而规定的法定婚龄一一男性22周岁以上、女性20周岁以上一一偏高，同时还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婚姻对的社会控制功能在逐渐减弱，因此高婚龄的控制手段已经很难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而且，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并非只有抬高法定婚龄这种措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也许更合理更有效。据此而言，我国在确定法定婚龄问题上只应考虑婚姻当事人的身心成熟程度是否适婚而不应把婚龄当作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现行法定婚龄是可以也应当适当降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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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2
论文摘要：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制度和夫妻财产制度弥补了原婚姻法中的不足，更好地适应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与原婚姻法相比，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原《婚姻法》对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家庭关系建设、促进社会发展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旧婚姻法的缺陷日益显露，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婚姻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出，它的出台较好地弥补了1日婚姻法中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一些符合杜会要求的新规定，可以说新婚姻法是一部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法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本文主要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离婚制度及夫妻财产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提出拙议，以求教于大家
一、夫l的离婚制度
传统上我国的婚姻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对于婚姻的聚合与解体已经很难茼单地评判好或不好。因此，新《婚姻法》对离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面向2l世纪的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首先就离婚的法定条件进行论述。
(一)修改前的离婚法定条件
1980年实施的婚姻法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进行调解；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在对要求离婚的当事^进行判决时，是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准于离婚的唯一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因为它一方面沿用了i950年制订婚姻法中的“自由离婚”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破裂主义”原则。同时，在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观方面，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已为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髓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薪体制转轨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这一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婚姻的法律特征看，单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体现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2)从立法形式上看，它是采取概括式规定，不利于法律的适用和遵守。(3)在内容上单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标准，具有超前性．不能真实反映我国当前的婚蛔状况。
(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形式和离婚法定条件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新《婚姻法》本着保障离婚自由，但又反对轻率离婚的指导思想，总结了20年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从立法上加以确认和补充。
1．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4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于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的应即发给离婚证”但由于此条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须到”二字力度不够；另则“适当处理的古义摸糊不清，不利于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督促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履行监督职责因此，为维护协议离婚的严肃性，保护当事^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原《婚姻法》的基础上，针对以上两点作如下规定：(i)进一步规定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重申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自愿；双方就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就离婚后有关共同财产的分割，共屙债务的清偿，一方是否需要另一方予以经济帮助等事项要达成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2)强调了协议离婚的形式要件。修改后的《婚姻法》将原规定中的…-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改为“……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其中强调必须”二字，有其一定古义：申请离婚登记，不适用有关的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都不适用协议离婚。以上有关协议离婚的重申与补充，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便于双方当事人较自觉遵守和履行。
2．关于判决离婚制度
修改前的《婚姻法》第25条第2款规定“^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蛔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破裂主义在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中只有原则性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列举，给执法带来困难和主观随意性，“感情破裂”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的不足之处也显露出来。对此新《婚姻法》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补充：(i)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男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于离婚。
笔者认为，修改后的《婚姻法》使离婚条件具体化这不仅在立法技巧上，采取概括性规定
与具体倒示相结合的办法，而且使判决离婚的条款更科学、更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其理由有：(1)采取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相结音，是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儿国外离婚立法看．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婚姻是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感情的交流只是夫妻精神生括的一部分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掏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方面。婚姻的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了破坏，才意哮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3)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话的范畴，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将“夫妻感情破裂”与具体理由相结合，我们就不再是用主观标准评价婚姻关系，而是用客观标准来认定它的现状，从而对应否准予离婚作出正确的判断。(4)将概括性原则规定与列举离婚理由结合起来，可减少审判人员判案的随意性，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的婚姻权益由此可见耐离婚制度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填补了过去立法中的空白，提高了《婚姻法》的可操作性。
二、夫妻时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改后的《婚姻法》儿不同的角度对夫妻财产制的构建怍出了很多增补规定。笔者针对修改前后的我国夫妻财产制谈几点看法。
(一)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
修改前的夫妻财产制是杜会主义计划经蒋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城乡家庭时产关系的实际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我国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198o年颁布的婚姻法，一方面继承了195o年婚姻法中贯穿的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原有法律的局限性应当指出，经过20年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原《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经逐一显现出来。
(二)修改后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婚姻法’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总结历来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笔者在此就修改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四十方面进行说明。
1．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夸天，新《婚姻法’根据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i)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一方面强调了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采取了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诒。(2)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现代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杜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它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刨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十价值观念
2．关于夫妻法定财产制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婚姻家庭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修改后夫妻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有财产制已成为夫妻财产制的主导制度，具体而言：
第一，准确地规定婚后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
婚姻法在修改夫妻法定财产时，已将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特有财产外)：(1)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2)一方或双方因继承、受赠、受遗赠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面的财产除外。(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获得的财产。(4)一方或双方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5)其他应当共同所有的财产。从以上5条规定可看出，修改后的夫妻法定财产制范围与修改前的相比较，缩小了规定范围．相对延长了夫妻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问，尊重了被继承人赠与人对十人所有财产的处分权，从而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相一致，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十人权利的社会价值观念。
第二．明确夫妻对共有财产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地享有共同管理、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的确认可禁止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防止因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给另一方造成财产损失。
3．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协议的方式．将某项财产或收人，确定归一方所有的或双方分别所有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仅以“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范方式对约定财产制作了原则规定．尚无可具体操作的条款，所以，实践中真正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并不多即使有的夫妻对财产进行过约定，但一旦面临财产分割，双方往往因约定的有效性难以璃认而发生纠纷。为改变上述状况，以适应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不同需求，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要件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2)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3)投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十人财产制。(4)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5)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有其客观的必要性和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适应我国家庭财产状况日益复杂多样化的趋势．使婚姻当事人在处理财产时有更大的灵活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杜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婚姻家庭领域里的财产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财产构成上出现了股票、债券、和外币等；而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还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经营用资金，其价值已远远超出通常的夫妻财产；夫妻财产客体上的变化，仅依靠笼统的另有约的除外”，已不足以反映和调整夫妻在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明确责任，切实保障各方的财产权益，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规定显得更重要。
第二，尊重公民处理财产问题的自主权利，维护夫妻尤其是再婚夫妻和分居两地夫妻各方的财产利益。
对夫妻约定财产作明确规定，可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上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尤其是再婚家庭中，夫妻在对前婚所保留的财产以及对各方父母和子女承担经济义务等问题上，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由此引发夫妻双方和继父母子女问的感情冲突和财产纷争，希在再婚前“约法三章”。对那些长期分居两地的夫妻来说、无形之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消费单位更需要通过明确约定，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
第三，适应现阶段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情况，保护和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耐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明确规定，可避免因夫妻感情危机或财产纠纷而危及个体和私营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满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维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与相关国家在迭一领域的法律冲突。
4．美于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个人财产(即特有财产)是指夫或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对此都有较明确的规定。我国原婚姻珐对夫妻个人财产未作规定，因此．在这次新婚娲法的修改过程中设立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井作以下规定：(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园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其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3
论文摘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我国现行《婚姻法》所确立的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也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离婚纠纷的基本原则。这项规定，对于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观，稳定我国婚姻家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审理离婚案件的具体实践中，这一标准的不完备性日益突出地显示出来，幕露出种种缺陷和不足。因此，剖析现行离婚法定理由存在的问题，完善现有的离婚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现行离婚法定理由的含义
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万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就是说我国是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这说明我国采用则，立法上属无过错离婚制，对于一方提起的离婚规定采用的是概括主义。因此，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则成为处理离婚纠纷的关健。理论上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是可能或将要破裂;夫妻感情真正破裂，不是仅有好象破裂的现象或当事人认为破裂;夫妻感情完全破裂，不是刚产生破裂或未完全破裂，还有和好的可能。为了对夫妻感情状况作出公正的判断，司法实践中又总结出“四看”经验，即从“看婚姻基础、看婚后感情、看离婚原因、看有无和好可能”四个方面对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进行考查。以后为了更为准确地贯彻执行一这原则性的规定，最高人法院于1989年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其中规定了14条理由，作为衡量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即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的，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二我国离婚法定理由存在的弊端
“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一面，但在运用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这一规定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修改完善的必要。
(一)没有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内容，规定具有片面性。
马克思指出:“离婚仅仅是对下面的这一事实的确定:某一婚姻已经死亡，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外表和骗局。不用说，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每一次都是事物的本质来决定婚姻是否已经死亡”。①从本质上讲婚姻包括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和物质生活三方面内容，是三者的统一体，感情的交流仅是夫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属于意识范畴，它不能等于也不能够代替构成婚姻本质的另外两个方面，感情破裂并不等同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婚姻破裂并不只是感情的消失，只有上述三方面的内容都遭到破坏才意味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所以分析制定离婚理由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三方面内容，不能仅从失妻感情看婚姻本质。我国婚姻法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是把婚姻的本质内容仅局限于感情因素，未能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属性。
(二)与我国的婚姻现状不符，具有超前性。
恩格斯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经济因素考虑消除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Q)恩格斯所描绘的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排除了其他一切因素，仅以爱情为基础建立起的理想的婚姻模式。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只要感情消失，婚姻就崩演死亡。我国婚姻法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就是从这个完美的角度出发的。然而，婚姻不能超越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构成理想婚姻模式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完善，个体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庭的经济职能仍起着重要作用;人们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思想道德水平尚属多层次的，在社会主义道德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既受传统的封建遭德影响，又受资本主义思想道德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观念尚未完全植根于人们心中;男女的社会地位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尚未完全捎除，妇女在升学、就业、担任国家公职等问题上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妇女解放仍未彻底实现。这样的场济社会状况决定了我国婚姻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自主婚姻虽占主要地位，但还存在非自主婚姻和半自主婚姻，即使是完全的自主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还远未普遍化，大多数人在选择配偶时还不得不考虑到各种非爱情因素，如: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家庭状况、财产收人、住房条件、文化水平、外貌等等因素。因此，以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脱离了我国实际，具有超前性。
(三)规定过于原则，实践中缺乏操作性。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③我国立法长期存在着宜粗不宜细，概括不具体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在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首先，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个原则性规定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立法上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无具体客观的标准可供依据参考，使执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易准确把握，很难操作。就执法人员的认识活动来讲，也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在无具体客观的标准的前提下，如果执法人员个人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就有可能在审理同一离婚案件时，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这对于维护法制的统一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感情本来就是一种极其微妙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夫妻双方对婚姻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状况，无法准确地予以界定。况且，由于性格、年龄、职业、经历、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差别，每个人对感情的理解和要求也不相同，有时同样一种情况一方认为感情确已破裂，另一方却可以认为感情尚未破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用感情这样一种属于主观意识的东西，来作为判断客观实际的标准，更增加了这一规定的不可操作性。
虽然，司法实践中又总结出“四看”经验用于考察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但本身就十分笼统、主观的四个标准并不能使执法人员摆脱现行离婚法定理由模糊性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n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14条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立法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抽象规定所造成的缺陷，但是其中的某些规定又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不足。突出表现在:1、将无效婚姻作为准予“离婚”的理由。如第1条“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疾病的”;第3条“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的;第4条“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第6条“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这些“婚姻”是违背结婚实质要件的，无婚姻可言，如果按离婚案件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判决离婚，客观上就承认了这些“婚姻”为合法。
2、例举了一些并非是由于感情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情况，如:第3条“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第12条“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这些条文反映的是婚姻关系因某些各观原因而无法维持的客观现实，而不是所谓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3、有些条文表述上同立法本意存在着矛盾，如第2条“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第6条“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既然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又如何谈得上“感情确已破裂”呢?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意见》作为法律依据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从而未能最终克服“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原则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
(四)结婚与离婚要求不一致，立法上不统一。
虽然婚姻的缔结，要求双方当事人之间应当具备感情基础，但是感情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属于精神生活范畴，而不是法律调整对象，因而对婚姻的这种要求只能通过教育的手段提高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而不应通过立法演变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婚姻法第二章关于结婚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该章所有条文中都没有规定结婚必须要以感情为基础，只规定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以及结婚的法定程序，只要结婚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和法定程序，无论是否是以感情为基础，都准予结婚。而我国离婚立法把“感情确已破裂唯为是杏准予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强制条件，这就造成了结婚时未规定必须要有感情，离婚时却强调感情的矛盾现象，使立法显得极不统一。
(五)没有体现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原则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婚姻道德提倡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目前，我国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的一些陈旧观念，残渣泛起;外来的一些腐朽思想也随着国门的开放而侵蚀着意志薄弱者的头脑。一些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为了达到其卑劣目的，趁机以感情破裂为借口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视婚姻为儿戏，置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于不顾，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原则的角度出发，应该从立法上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制裁，而我国离婚立法没有体现这一基本要求，对这些人的行为不仅没有给予限制和制裁，反而还准许其离婚，尤其是对那些夫妻一方通奸，非法同居者，只要坚决离婚的，都准予离婚。离婚理由片面强调感情因素，忽视婚姻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给道德败坏者以可趁之机，真正受害一方却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婚姻立法上的一个缺憾。
(六)不适应我国涉外离婚的实际情况。
根据1983年8月26日民政部的《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第6条的规定，涉外离婚的当事人，无论双方是自愿离婚还是一方要求离婚，均应一律按诉讼程序办理。依照《民法通则》14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188条规定，凡由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适用我国婚姻法，即也是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这项规定在目前看来与我国的涉外离婚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近年来，我国涉外婚姻的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加，其中一部分确实是以爱情为基础缔结的，但也有的是因为当事人双方为相互满足某种利益和需要而缔结。如:留学、到国外定居、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目前，这类婚烟不仅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占我国涉外婚姻的大多数。象这种婚姻，在缔结时双方就无感情基础，离婚时谈何感情破裂?而且，涉外离婚案件，由于当事人的国籍不同，经济状况的差异，所受教育不同以及固有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各异，因而离婚的原因也很多，并不完全是因为感情破裂，甚至于当事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但由于这些差异带来的客观原因而不能共同生活下去，象这种情况，单凭感情破裂原则是很难解决的。
三完薯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构想
笔者认为，要解决现存的问题，完善我国的离婚立法，就应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取代“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
(一)以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全面反映了婚姻的本质内容。
“婚姻关系确已破裂”是指由于感情或其它原因，导致夫妻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婚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关系破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感情破裂，即夫妻在感情上相互满足的职能消失;2、不堪同居，即夫妻生理上相互满足的职能不复存在;3、维持婚姻将在精神或物质生活上对子女、老人不利;4、家庭正常的共同生活无法安排;5、夫妻反目，家庭解体。由此可见，同“感情破裂”相比“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具有极强的涵盖性。它全面地反映了婚姻的本质内容的三个方面。它涉及到，了婚姻关系所包含的各种社会因素及权利义务关系，它表明，婚姻关系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婚姻一经缔结家庭组成，就产生了对配偶、子女、老人、社会、家庭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在婚姻关系中是独立于感情而存在的，感情破裂并不能意珠着婚姻的责任和义务的消失。因此，·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完整科学地说明;只有因夫妻感情或其它原因，导致婚姻关系难以继续维持，同时家庭也无法实施自己的正常职能时，才能从完整的意义上确认某一婚姻的崩溃和死亡。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犯罪客体对比视角犯罪构成完善重构
《marriageContracts》这篇文章作者用接近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对离婚问题进行了考察。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家庭的学者们认为，现代家庭法产生了一个动机结构，在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上鼓励投机行为、便利有计划的欺骗。因而，除了离婚率上升带来的财政影响外，有人担心一部设计糟糕的离婚法律可能会破坏稳定婚姻所依赖的相互信任。如果立法不当，法律本身会刺激离婚并产生大量的悲剧。经济研究方法极谨慎地对待此类问题，它聚焦于各种与可选法律制度相联系的动机以及不完善的法律设计导致的与立法初衷相反的后果。这些聚焦为一些不良后果的产生找出根源，可能会对立法机关在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有所帮助。
一、婚姻的性质
婚姻的本质在于它是婚姻当事人的一项长期契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劳埃德・R科恩认为尽管从宗教、文化、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婚姻不仅仅是契约，但从婚姻誓言的角度来看，婚姻具有明显的契约的本质。一个男人承诺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女人承诺做一个男人的妻子，他们彼此承诺，不管艰难困苦，他们将在"互敬互爱"、"互相尊重"、"彼此珍惜"的精神下履行各自的婚姻义务，共度余生。由于依赖这些保证和誓言，配偶各方才对婚姻进行投资，牺牲了现在或是将来的兴趣，放弃了其他选择。承诺在一定的精神下履行义务不仅仅是一种激励，它也是契约的本质要求，尤其在婚姻契约中，精神层面的要素起着重要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婚姻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易。找对象到结婚是从寻求市场、考察需求、认同交换条件到签订契约的过程。贝克尔说"上帝目光所及，均可交易"爱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于经济基础，它的运作也就必然遵循着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爱情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对经济行为作出反应，没有任何付出是不需要回报的。婚姻是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一种交易。
二、婚姻的经济分析
（一）婚姻的选择和离婚。对于婚姻分析，贝克尔提出了两个假设：婚姻选择具有偏好性以及存在婚姻市场。他认为，婚姻市场中通过比较成本和收益，当事人选择使自己获益最大的结婚对象，而长时间婚配寻觅过程意味着寻觅成本的增加和婚姻获益期的缩减。其中，结婚成本分为两类，一是交易费用，如寻找配偶、了解对方、领取执照、举办婚礼等；二是机会成本，指结婚对象不同选择存在收益损失。而婚姻收入则包括了广泛的范围，诸如膳食质量、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子女、声望、娱乐、情义、爱情、健康等。婚姻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决定了婚配对象的选择，因为理性的经济人会算计婚姻的最高收入。同时，贝克尔指出婚姻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完全性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当婚前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婚后信息的充分累积使婚姻当事人计算出其原有的婚姻选择并没有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时，便倾向于离婚。但是贝克尔又指出，当事人并没有因不满足婚姻收益而离婚，原因在于离婚成本太高，超出了再婚利益。
可能在我国婚姻是一种契约的观念还不太能被传统的婚姻观念所接受，但是在笔者看来，我国世俗的婚姻大多仍然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而门当户对的标准主要是个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直接或者间接物质性因素的综合指数，可见婚姻还是有关系到经济利益的。
根据经济学理论，决策者都是具有理性的，这也包括婚姻当事人在内。是否结婚、与何人结婚及何时结婚、是否离婚及何时离婚等等问题的选择，都是婚姻当事人权衡利害后作出的决策。只要是自主婚姻，任何理智正常的成年男女之所以会做出与特定的对象结婚或者与现任的配偶离婚的决策，是因为在婚姻当事人看来这种选择在约束条例下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由于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这种利益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主要是着意于财富、有的则偏重于情感，而在多数情形下，婚姻当事人所追求的利益往往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兼而有之，既包括社会地位、情感寄托、肉体欲望满足、养育后代等间接性财产利益，同时也涵盖家庭财富、规模经济、资金融通等直接性财产利益。在社会日益市场化的时代，人们对待婚姻的这种态度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恰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因为，不但婚姻当事人婚后的家庭生活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且夫妻双方的爱情维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的支撑。"贫贱夫妻百日衰"这句古话，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固然不能认为爱情和金钱等值婚姻与物质同价，但却不能奢望婚姻能够普遍地建立在重感情轻物质甚至只有爱情无物质的基础上。而且，若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即便是以爱情为主要尺度的婚姻，当事人所追求的也不过是一种预期效用的获得，而效用不一定是金钱或者直接的物质性利益，它也包涵心理满足等非物质性收益在内。由此可见，只有在当事人对婚姻的预期收益超过格守独身或继续寻找更适合的配偶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他或她才会选择婚姻，或者说进入婚姻市场，而如果当事人对离婚的预期收益超过离异所产生的损失时，他或她便会选择终止婚姻，或者说退出婚姻市场。由此可以推论，只有当事人预期的婚姻收益超过独身或得到的婚姻收益超过预期的离婚收益时，他们才会愿意成立婚姻或者存续婚姻。
（二）因法律条文规定而产生离婚的机会主义。婚姻失败有很多原因，并且相当复杂。作者在书中将婚姻失败的原因归为三类，第一，可能婚姻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双方没有得到足够信息，并不相互了解或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其中可能包括双方对婚姻的期待本来就不同，但开始却没有发现，而一旦人们得到了真实的信息，真相大白，婚姻便陷入困境。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的想法可能出现变化，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产生分歧，这也会导致离婚。第三，离婚原因在现实中更为普遍的是，即一方或双方不能坚守最初的承诺。第三种原因还可以细分，即使一个人坚信夫妻会白头偕老，而且会从这种终身的关系中得到收益，她的行为也不一定会始终与这一目标一致。而antonyw.Dnes在文章中提到了因法律条文的规定而产生有关婚姻以及离婚的诱因，主要是绿草效果和黑寡妇效果，所谓的绿草效果指的是：如果在法律条文上没有要求给付完整的补偿金给失去利益的那方，通常在经济上较具能力的配偶，可能会有诱因想要与收入较低或是有些年纪的配偶离婚；这种情况，通常都发生在一个富有的男方遗弃贫穷的或不再年轻的女方。黑寡妇效果指的则是：若离婚时必须支付的金额只以经济上是否独立为依据，而？考虑加诸在另一方的成本，则可能会产生一个经济上不独立的配偶，？断的以结婚、离婚的方式获取补偿金；而此种情形，通常会发生在女方将男方的财富挥霍待尽后，便要求与男方离婚。
三、美国离婚损害赔偿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的离婚制度经历了过错离婚制度到现在的无过错离婚制度。在过错离婚制时代，无过错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对方从事了通奸、残忍、遗弃等行为就能成功离婚，并且在离婚时，过错方要给予无过错方经济上的损害赔偿。通常来说，处于弱势的一方因为无过错而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但是在美国现在实行的无过错离婚制时代，这种损害补偿不再存在，弱势一方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给予，只是按照规定在分割财产时基于离婚时双方的经济情况给予经济条件稍差的一方些许的照顾，也就是说离婚时更看重的不再是过去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的付出，而是现在和将来双方生活的困难程度。这就意味着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成本的一方在离婚时将承受更多的沉淀成本，那么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来讲，为了避免将来自己承担太多的沉淀成本，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对未来持悲观的预期，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付出太多，换句话说，从结婚那天开始就做好了离婚的打算。这种悲观的预期导致的后果便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不再为了更好的经营家庭而做出很大的付出，那最后很自然的，离婚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最初的预期成了现实。因此，我认为在损害赔偿这一问题上，或许过错离婚制比无过错离婚制更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也更公平。
四、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在过错离婚制时代，无过错的一方会有优先选择子女抚养权的权利。在无过错离婚制时代，子女抚养权更多的被赋予给能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的一方，这种环境包括更优越的物质环境，也包括对孩子身心成长有益的文化环境。
我认为，无过错离婚制在子女抚养问题上更具合理性，更符合孩子的利益。在过错离婚制下，孩子更多的是在无过错方的抚养下长大，而这个无过错方只是婚姻中一方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并不代表他们对于孩子的态度以及关爱程度，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个人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或者好妻子，但却是个很好的父亲或者母亲。而无过错离婚制更多的站在了孩子的立场为他们的利益考虑，这样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和将来自身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减少社会的运行成本，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结论
当我们习惯用法学或伦理学来分析研究婚姻时，可能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婚姻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建议。虽然不管实行怎样的法律，有些婚姻仍然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对于大多数夫妻来说，法律对于婚姻的保护和一些规定都是有助于促进夫妻双方为了婚姻的长久而努力。我们可以从全新的经济学角度研究婚姻，对婚姻法及时作出调整，将会更好的促进人们生活的幸福，家庭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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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5
论文关键词婚姻离婚感情破裂婚姻关系破裂
关于离婚条件，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上将双方自愿离婚的和一方要求离婚的分列两条，清晰罗列。在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强调注意了解感情是否破裂，“如感情已破裂，调节无效，应准予离婚。”2001年的婚姻法中，对于离婚法定条件未作修改，保留了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条件的规定。但对于离婚法定条件，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少专家坚持婚姻关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是离婚的关键。本人试从离婚的含义、我国现行离婚法定条件及其缺陷、以婚姻关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的理由等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并对一些必要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离婚法定条件提供一些粗俗的建议。
一、离婚法定条件概述
（一）离婚的含义
离婚是夫妻双方在生存期间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法律行为。离婚是婚姻终止的原因之一，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感情问题，还受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当事人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离婚条件的演变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被外国学者誉为新中国“恢复女性人权宣言”。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伟大的婚姻法通篇没有离婚标准的规定。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不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经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第25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之后，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均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法定的离婚标准（也有称为离婚的法定条件或法定理由）。
2001年4月1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在离婚法定条件上还是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条件。
（三）确定离婚条件的意义
1.便于法官操作
一旦确定离婚的法定条件，法官在判决离婚案件时便有法可依，避免了因主观意断而有可能出现的误判和错。这样，司法工作的效率也进一步提高，避免了不不必要的麻烦。
2.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
当事人请求离婚，只要是因为出现了婚姻不和谐的原由，只要有了离婚的条件，他们便可根据法律规定选择自由离婚，挣脱不健康婚姻带来的束缚，也摆脱了不好婚姻的痛苦，使不幸福的家庭得到解放。
3.稳固了婚姻自由原则
我国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原则，即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离婚法定条件的确定，既有效实施了离婚自由原则，也为结婚自由原则作了很好的铺垫和榜样作用。
二、我国现行离婚法定条件
（一）夫妻感情破裂的概念
夫妻感情属于个人的情感、心理活动，具有浓厚的个性化特色及深层的隐秘性，作为当事人本身也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难以表达。众所周知，夫妻相处，难免有误会，有挫折，有烦恼，夫妻关系是很微妙的关系。从现象上看，夫妻感情破裂，主要是家庭纠纷和夫妻之间不和造成的。从本质上看，想要了解夫妻感情破裂，就得深究引起双方感情不和的根源所在。那么，到底该如何定义“夫妻感情破裂”呢？
从法律学意义上来说，夫妻感情破裂是婚姻关系的瓦解。婚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家庭的基础。张玉霞在《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新论》中对婚姻和家庭下了定义，她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以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家庭是共同生活的，其成员间互享法定权利、互负法定义务的亲属团体。当然，现实中夫妻感情的破裂并不都直接导致婚姻关系的解体，可能会在感情破裂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婚姻关系还可能仍然具有法律意义。
（二）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
以上，我们已经从法律学意义上分析了感情破裂的确切含义，知道感情破裂到底怎么一回事，但这对于我们研究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条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从现实生活的案例中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
当某一具体的离婚诉讼案件提请到法院，请求法院审理时，法官该以什么标准去判断夫妻感情破裂呢？1980年的《婚姻法》对感情破裂的认定，共列了14种情况。而新《婚姻法》对这一项作了大修改，列了5种认定感情破裂的情况，而剩余的则归为无效婚姻的判定标准。《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判定是否是实质上的破裂时，当事人总是以“感情确已经破裂”为理由的。但是，实际情况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提出离婚诉讼的夫妻，他们的感情都确已破裂。从司法实践中所总结出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表面上的破裂还是实质上的破裂，都是由于双方的婚姻纠纷引起的。这时，对婚姻纠纷的实质研究就成了判定是否可以离婚的事实标准。
从以上分析看，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也是一门大学问，都需要法官的谨慎处理才能判定。只有是实质上的长久破裂，才能被认定为真正“感情破裂”，才具备离婚的条件。
三、现行离婚法定条件的缺陷
我国最新的《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也就是说，法院审理案件时，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标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原则在与世界离婚立法发展的大趋势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把破裂的实体规定为感情，这与其它国家截然不同。但从长期的司法实践来看，这个离婚法定标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没有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属性
婚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为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使用。所谓自然属性，是指每一个社会对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等都有符合于该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特定要求，男女的结合符合这种要求，就成为当时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关系。
实际上并非只有感情破裂才是导致离婚的唯一理由，现实生活中离婚的原因错综复杂，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感情因素，也有非感情因素，并不是用“夫妻感情破裂”就能概括的，仅以“夫妻感情破裂”为认定婚姻死亡的唯一依据，这无疑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及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不能反映现在社会婚姻道德对当事人的要求，故不能完全反映婚姻的本质。
（二）有局限性，不能概括离婚的全部现象
现实生活千姿百态，离婚原因也多种多样，很多都是难以用“夫妻感情破裂”来概括、解释的。婚姻关系的形成必须具备形式和实质两个要件。形式要件主要指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实质要件主要指：（1）结婚必须男女双方自愿；（2）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婚龄；（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的规定；（4）禁止一定范围内的血亲或患一定疾病的人结婚等。但并不是所有符合形式要件的婚姻也都符合实质要件，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审理离婚案件，就会发现有些离婚并非都是因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夫妻感情”状况如何不能决定所有的离婚案件，也不能包揽所有离婚现象。
从逻辑上讲，以“感情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标准，其前提实际上是确认了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原本都是有感情的，否定了现实生活中无感情婚姻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从未建立过真正夫妻感情的婚姻为数也不少。如果单纯地把夫妻感情的存在与否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则会忽视了婚姻的其他职能，忽视了婚姻的责任、道德、权利与义务。
从我国现实的婚姻状况看，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没有感情的婚姻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可能因为子女、父母、工作，有可能为某种物质利益的需要而长期保持联系v。很显然，这样的婚姻并不是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的。所以，我国《婚姻法》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条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概括我国离婚现象的全部。
（三）不符合我国婚姻现状
从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到现在，《婚姻法》主要经过了两次大修改，是1980年和2001年。不变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依然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关系等正在稳步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分配制度的原则的影响，男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仍呈现着不平等的现象，妇女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就是说，爱情不是现阶段婚姻的唯一基础，而是依赖其他关系建立婚姻关系，既然如此，又何来的“夫妻感情破裂”呢？婚姻的死亡也就不可能仅归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因此，有无感情不应成为离婚与否的唯一条件。
离婚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感情问题，还受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当事人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国离婚的法定条件，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婚姻当事人的权利。
（四）缺乏可操作性，与婚姻自由原则相抵触
再者，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是《宪法》的具体体现。那么什么是婚姻自由原则呢？婚姻自由是指当事人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不受外力强制和干预，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意愿的自由。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方面的内容，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当然，《婚姻法》规定离婚自由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况下，才能保障当事人离婚自由的权利。可见，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条件与婚姻自由原则是互相矛盾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会给法律的真正实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成为《婚姻法》的一个重要缺陷。
四、以“婚姻关系破裂”说取代“夫妻感情破裂”说
（一）婚姻关系破裂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男女双方因结婚建立婚姻关系，成为夫妻。夫妻关系包含三部分的内容，即精神关系、经济关系和性关系。婚姻关系破裂是指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消失，可以理解为夫妻之间已经确实不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难以继续共同生活。故有的学者认为，用“婚姻关系破裂”来表达离婚的理由，能反映婚姻问题的全貌。
有不少学者认为，将“婚姻关系破裂”代替“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便于法官具体掌握，并作出准确的判断，也便于当事人的知法、守法，更能体现法律颁布的意义。那么，“婚姻关系破裂”较“夫妻感情破裂”有哪些优越性呢？我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论述：
（二）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条件的理由
1.较好的概括性，能概括不同的婚姻现象
离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夫妻离婚的因素有很多，不仅有感情问题，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问题，不是用列举法就能概括了。离婚还在继续发生，理由也越来越多样。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婚姻关系包括三部分：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性生活。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得知道，每一个环节的出错都可能导致离婚的发生。感情破裂只是其中的一条导火索。这就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法定理由的不足，但是，“婚姻关系破裂”恰好能弥补这样的缺陷。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的出这样的结论：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不能囊括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离婚案件的真正原因，而婚姻关系破裂原则恰好能解决这一理论上的不足。因此采用“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文字表达更加确切，涵盖范围也更宽广，除了能解决因“感情破裂”而引起的离婚现象外，还能解决因非“感情”因素造成的离婚案件，更能反映离婚的全貌。
2.客观现实性，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婚姻家庭状况
从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非速发展。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们物质生活质量还不高。贫富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所以，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我们要考虑离婚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婚姻关系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在尊重婚姻当事人意志的同时，也强调了婚姻的义务与责任。这样的规定就解决了现在的一些矛盾，使社会利益要求与法律要求相一致，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婚姻法的目的和作用，也是婚姻理发的潮流和趋势。
3.实践可操作性，减少了随意性
任何法律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感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和难以捉摸的特点。法律作为统治阶级一种理性意志的体现，很难评判感情。我们说过，离婚的原因有很多，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因素，主观性比较强，法官在判决时就难以一概而论。则法官的个人意识就会影响着案件的判决，有违司法的公正原则，造成有些执法者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不是在使用法律，而是在创造法律，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因果倒置，即凡是被判决准予离婚的，说明其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反之，凡是被判决不准离婚的，说明夫妻感情尚未达到完全破裂的程度。这样的事实证明，在选择离婚法定条件时，急需一项能防止法官随意性过大的标准，以便在实际操作中便于实施，减少司法负担。
婚姻关系包含的内容含盖了夫妻感情以外的内容，并体现了实践生活的要求。婚姻关系破裂原则作为离婚法定条件时，它能有效结合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更科学，更合理。如夫妻之间已不再有这种特定的权利和履行特定的义务，证明婚姻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无论是感情因素、经济因素或者其他因素，人民法院都应准予离婚。所以用婚姻关系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便于法官具体掌握，能够准确地作出判断，也便于当事人知法，守法。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当婚姻不再是不可解除的神圣契约，当离婚已经因“离婚自由”之共识而变得容易。如果离婚使婚姻中的一方（一般为女方）遭受经济上的重创，以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法律便不能无视此种不公，必须设计相关的救济机制给予弱者妥贴的保护。而我国现行的相关制度，并不足以使婚姻中的弱势一方摆脱离婚后生活上之不安。此种情状之下，法律所致力追求的公平与正义何在？将视线移出国门，我们发现，在英美国家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离婚扶养费制度与我国的“经济帮助”条款表述着相同的衡平理念，却有着更为健全的具体操作规则。相比之下，它们显然更有力地维护着婚姻家庭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一、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理解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是指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这是法律为弱势一方提供法律救助的手段，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已实行多年，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理解：
（一）“一方生活困难”的含义及判断标准。关于如何判断离婚时夫妻一方是否属于婚姻法第42条规定的生活困难问题，《解释一》规定为必须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况，即为绝对困难。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对于生活困难者的生活状况是以离婚时的情况进行判决。第二，是否需要提供帮助，关键是看一方是否真的是生活困难以及对方是否有能力进行帮助。
（二）请求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应当以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帮助，可以是金钱形式，也可以是住房形式等。
（三）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只能是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
二、实施离婚经济帮助的现实意义
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旦离婚后，这种基于夫妻关系的扶养义务便不复存在，那么，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帮助有何意义呢？
首先，近年来我国经济有了飞跃性发展，夫妻双方个人拥有财产贫富不均，实施经济帮助，可消除弱势一方对离婚后经济上的担忧，真正实现婚姻自由。其次，女性在经济地位上难以与男性相抗衡，且婚后要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失去更多的就业机会，离婚后将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条件的一方给予其经济帮助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途径。第三，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确立，将加大离婚成本，使一些视婚姻为儿戏的人慎重对待婚姻，有助于维护婚姻的稳定。第四，假如离婚时一方患病在身，或单方抚养子，或无房居住的，生活之贫困可想而知，法律规定给予一定的救济，保护了贫困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权利平等。
三、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离婚经济帮助的履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一方必须有存在法定范围的困难；二是实施帮助的一方有承担能力；三是必须在离婚时提出。笔者曾了许多离婚案件，发现该制度在实践中运用得很少。究其原因，发现该制度本身均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法院没有法定的裁判标准，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第二、经济帮助的条件过于苛刻，请求经济帮助的时间限制过严，判断是否需要帮助的标准太低。第三、经济帮助协议中的完全自由主义不利于保护弱者利益；第四、经济帮助的数额、期限以及方式不具体；第五、经济帮助费用执行的保障措施存在不足，一些当事人的离婚经济帮助费难以得到执行；第六、没有规定变更和终止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定情形。第七、当事人请求帮助的比例较低。第八、住房帮助的规定难以落实。假如拥有住房所有权的一方千方百计不让对方居住，那这种帮助等于形同虚设。第九、金钱帮助数额偏低，仅具有安慰性质。第十、对于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未要求离婚经济帮助，但其生活又确实困难的，能否依职权直接判决另一方给予经济帮助？婚姻法中规定不太明确。
四、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重构
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重构，是在新时期下保护妇女权益之必要。
（一）应采用相对困难论，如果由于离婚导致一方生活水平有明显降低，可以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法官以职权判决给予经济帮助。
（二）经济帮助的方式应灵活多样，可以在婚姻法中增加扶养费给付制度。
（三）对无房居住的困难一方应视情况，以房屋予以帮助。
（四）应明确规定离婚经济帮助的提起方式。
（五）重视妇女因在婚姻中因传统地位所导致的天然劣势及特有困难。
（六）应规定夫妻相互有提供真实财产信息的义务。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门当户对”；择偶观；社会学
一、“门当户对”的含义
“门当”和“户对”原本在古代指的是房屋建筑上的部件。且门当的大小、户对的多少又标志着宅第主人家财势的大小，显示着其身份、地位、家境，现代用来形容家庭背景、经济条件都相当的家庭。
二、“门当户对”意义的历史演变
苏玫瑰认为，“门当户对”的实质就是“阶层内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1]。几千年来，“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一直深入人心。在封建社会，青年没有自主择偶权，婚姻都由父母来安排。而他们普遍地会选择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与自己对等的家庭来结为姻亲，这反映的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甚至在很多朝代，跨越封建等级的婚姻是违法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社会的分级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相对于经济条件，人们在择偶是更看重对方的政治背景。那时候讲究家庭出身，讲究阶级成分和政治面貌。而经济条件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政治成分不好的人，选择配偶受到很大限制[2]。随着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在不断分化，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在提高，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高速交流及文化的加速融合，现代年轻人拥有更完整的婚恋观以及相对更宽松的择偶环境。此时，“门当户对”的概念和意义也不再仅仅遵循古老的门第观念或者是迂腐的政治血统而产生了很大变化。现代的“门当户对”遵循两个原则：一、收入、职业、教育成为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新的指标，人们在这个等级划分的标准下，寻求同阶层内的配偶。这种看重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等的条件，仍任是传统的“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二、强调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兴趣爱好等方面相似。这种可以称为精神或者是文化上的“门当户对”。有研究表明，“门当户对”的择偶观更有利于构建美满家庭、提高婚姻质量和构建和谐社会[3]。李银河通过对征婚启事的研究指出，现代人择偶时所看重的共同语言、学历相当、爱好相似、社会生活环境适宜等标准也是现代的“门当户对”[4]。王云云通过研究发现，在现代这个社会转型期，我国人口婚姻的同类匹配却在增加，表示现代社会，人们也很看重婚姻中的“门当户对”[5]。
三、现有的“门当户对”择偶观理论
1.从经济学看“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长久不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符合经济学规律。第一，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门当户对有利于夫妻双方经济地位的对等。婚姻双方的经济地位对等了，家庭地位就更容易达到平衡，婚姻也更稳固。第二，门当户对有利于将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与优化整合。从婚姻的本质来说，男女的结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资源配置的过程。用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来解释，如两个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人士的结合，更能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所以从经济学来讲，门当户对的选择是较符合逻辑的[6]。2.从社会学角度看第一，“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得到交换理论的支持。“为了获得最大的回报和利益，人们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交换。婚姻同样遵循等价交换”[7]。美国社会学家古榕也曾说过：“联姻双方在经济上或社会上的门当户对，往往是两个家庭所能同时接受的条件。”第二，婚姻调适理论支持“门当户对”的择偶观。经济社会地位对等的夫妻，在婚后共同生活时更能相互理解，相互适应，自然相处[8]。双方需要适应和迁就的地方少，互相理解能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使婚姻达到美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长辈的意见可以防止年轻人只看重感情因素忽略现实条件而为以后生活带来的危机。价值观、生活环境相当的人在婚后更容易整合家庭，避免差异产生的不适，提高婚姻质量。第三，角色理论支持“门当户对”的择偶观。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9]。在同一个社会来说，不同阶层的人对家庭角色期望不同。只要事实与人们对家庭角色的期望相近，其他因素对婚姻产生的影响就会很小，婚后也不易出现感情危机。3.从心理学角度看拥有相似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双方，往往消费观念，处事方式及生活方式相近，双方在文化认识上能相沟通，家庭生活中能相互理解，这样还能增加心理的愉悦。双方能有共同话题也更少出现分歧，这样有利于婚姻的稳定。如果家庭背景相差太远，成长环境有太大差异，双方的生活方式、待人原则也会大不相同。家庭生活中一些琐事上的分歧会为两人在现实中的相处增加很多麻烦。另外，从众心理认为人们在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倾向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择偶是一种社会行为，肯定受到他人的认识和看法的影响。若旁人觉得相配，会坚定个人的想法。若被周围人认为不般配，人们也会屈于从众心理产生压力。因而,若双方阶层环境相近就更能得到正面的评价[10]。这对个人的择偶也会产生影响。
四、“门当户对”择偶观的现实意义
对整个社会而言，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讲求“门当户对”还是存在着极大的积极意义的。对于个人来说，与爱人类似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使夫妻双方有一致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志趣爱好,这样沟通会产生愉悦感并有助于身体健康。“门当户对”仍然是当今社会婚恋择偶最多的选择。欧阳军对广州地区的调查发现，作为“门当户对”意义的一种隐性表达，78.3%的人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即经济社会地位的对等，而只有21.62%是非对等结合[11]。但还有研究表明，在当今社会，维系家庭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门当户对”。2014年针对年轻人的一项调查发现，“相互忠诚”成为婚姻幸福最重要的因素，而“门当户对”排在最末一位[12]。所以人们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光门当户对还是远远不够的。综上所述，作为我们这个受上千年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华民族，在其婚礼择偶观念上，“门当户对”的存在是有其深厚的民俗和社会基础的。不但在千百年来检验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当今社会仍然是婚恋择偶的主流指导思想。但是，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需要有更多的生活智慧，还需要更多人的积极投入、实践和思考。
参考文献：
[1]苏玫瑰.转型加速期门当户对婚姻的错位与危机———阶层封闭视角下离婚率上升的新解释[J].西北人口,2008,5.
[2]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m].三联书店,2006:121,117.
[3]李飞龙.从“门当户对”谈起:论中国农村社会的择偶观（1950到1980年代）[J],晋阳学刊,2011,4.
[4]李银河.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1989,4：157-183.
[5]王云云.社会转型期我国人口婚姻匹配结构与婚姻质量的实证研究[D].2013,5.
[6]郭芳芳.对“门当户对”的经济学解释[J].湖南农机,2013,11.
[7][美]戴维波普若.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婚姻法；女性权益；保护
一、婚姻法保护妇女权益的必要性
马克思曾认为，社会变革中最主要的酵素就是妇女，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主要看的是这个国家中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女性是这个社会的另一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靠的是两性的共同参与，所以重视对女性的保护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一个小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可以直接协调两性关系、维护家庭关系，所以婚姻家庭立法对妇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家庭稳定美好、促进社会和谐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通过立法活动在平等男女地位、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却难以转变。由此，婚姻家庭立法必须以绝对倾斜保护的方式矫正妇女的弱势地位，真正完全实现妇女的权利自主和权益平等，这是法治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
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立法中女性权益保护存在的不足
在女性权益长期受到漠视的背景下，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妇女的地位也确实得到了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立法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1.妇女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无法由婚姻家庭立法予以改变
尽管现代女性广泛参与就业，职业女性也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家庭妇女的经济收入是远远低于男性的，并不能改变社会中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地位，绝大部分的中国现代女性必须负担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劣势是决定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弱势地位的直接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女性独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决定了她必然要肩负家庭和事业这两个方面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功能。想要通过立法来改变妇女在两性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必将难以有效地施行，法律也不能强人所难。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用困难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为保护受害者、惩戒离婚过错方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却被束之高阁，真正能以离婚损害赔偿为由获得法院支持的案例并不多。现有的法律确实规定了该项制度，但也只是用一个法律条文来陈述，规定了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涉及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赔偿数额、损害结果等具体内容都没有表述。同时，在举证方面，司法机关往往以取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由，将其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造成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妇女希望借此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赔偿几乎成为空谈。
3.对婚姻关系中妇女的性自没有明确的规定
妇女的自，应当涵盖各个方面，包括工作自主、生育自主，性自等。我国是一个极为传统国家，自古“谈性色变”，性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正是由于性意识的缺失，妇女难以捍卫自己的性自。虽然新《婚姻法》结合了我国的实际，但是这种从人权方面出发考虑女性特殊权益的规定并未出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婚内”的问题并没有通过婚姻家庭立法而得到正视和解决。
三、妇女权益保护的完善建议
1.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妇女劳动地位
经济地位的劣势导致了婚姻家庭地位的弱势，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改变妇女在经济上的不独立，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权。虽然经济的发展为每个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仍然有很多岗位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甚至一些事业单位招聘时拒绝符合条件的女性应聘者。所以需要完善经济体制，改善就业环境，出台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等来为女性提供合理公平的就业机会，建立完善的劳动保障体制，严厉地惩处性别歧视的行为。
2.完善婚姻家庭立法，提高法律的可操纵性
（1）建立性自制度，维护妇女的特殊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婚姻家庭的立法直接关系到两性的基本权利，所以应当从更高层次上保护女性的权益。建议将“性自”纳入法律体系，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配偶双方各自有自主决定是否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不受配偶一方的强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婚内”予以明确，明确婚内是严重损害妇女性权益的行为，法律应当明令禁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也是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
（2）健全法律中关于妇女财产权益保障的制度。首先，完善我国婚姻法中已有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行为范围，不限于立法已有的四种过错行为。鉴于现在社会中频频出现的婚外情现象，也可以将其规定为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过错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婚姻关系中无过错一方的权益，也成为了针对女性犯罪的高发性原因。这也有利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其次，应当具体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增强该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当首先从举证责任方面放宽条件，只要能够证明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和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离婚一方未尽到夫妻忠实义务即可，不要求非得取得实质上的证据。最后，可以试点试行第三方损害赔偿制度，赋予受害者一方向婚姻关系中给自己造成精神或财产损失的第三方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要求第三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3）完善家庭暴力立法，保护妇女的生命健康权。反对和禁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针对家庭暴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依法进行妥善处理，不能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由互相推诿，不予办理。同时，应当完善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从责任主体、赔偿方式、赔偿金额、损害责任等方面具体规定。笔者建议，可以制定一部专门的禁止家庭暴力法来重视家庭暴力的危害，设置周密的反家庭暴力条款、罪名等，加大惩罚力度，也使执法者行之有据，杜绝家庭暴力的发生，保障妇女的生命健康权。
3.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女性的法律维权意识
妇女自我素质的增强、维权意识的提升也是保护其自我权益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虽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在不断的健全中，但是对于广大普通的妇女同胞而言，那些条条框框的法律条文太过生僻与遥远，难以有效地深入人心。因此，应当在现有的法制宣传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妇女权益的法制宣传教育，将刻板、严肃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图片、文字、案例等知识，强化妇女对相关法律知识的认识，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引导她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孙伟平.透过新《婚姻法》谈妇女婚姻家庭权利保障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3（14）.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门当户对；经济；地位；思想
一、经济上的门当户对
中国古代十分强调经济上的门当户对。在中国古代结婚有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是创于西周，后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传统习俗。其中纳征即是所谓的送聘礼。在《汉官仪》中有：“皇帝品皇后，黄金百万”的记录。官方如此百姓也不例外，在一门亲事中男方要下聘礼，同时女方要有所陪嫁。到了宋代，市民经济空前发展，不同经济基础的家庭的日常生活都是迥然不同的，这就更加为经济基础在婚姻中奠定了重要的地位。虽然不是经济基础相同就是门当户对，但经济基础不相同就称不上门当户对。
现代是一个经济主导的社会，在现代的婚姻中，经济基础更是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古代有聘礼和嫁妆的要求，而现在聘礼嫁妆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房子、车、存款更成为了硬性指标。两个经济基础差距较大的人即使生活在了一起也会由于经济以及观念的原因产生矛盾。所以自古以来在人们的门当户对思想中就存在着经济基础相当的条件。
二、社会地位上的门当户对
在中国古代，门当指的是大门上方的2个或4个小木桩，这直接体现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门第等级，即社会地位。
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写道：“两家门第以相当为主，故有士大夫与宦官为婚姻者，则为时讥毁”。贾谊在《新书・时变》中写道：“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抨击了当时门第婚姻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可也看到，门当户对不仅仅在是一种习惯与传统，更是成为了一种规定。汉代婚姻等级制的逐渐加强，预示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门阀等级状况的出现。在汉代，婚姻关系作为一条重要的血缘纽带，使各地区的豪族地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步步地形成了延亘数代的豪门大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是中国门第观念最强烈的时期，人们强调“士庶不通婚”，即士大夫家族与贫民百姓不可通婚。在唐代实行了科举制后，门阀制度稍有好转，但只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婚姻中对社会地位的重视仍存。
在现代的中国，没有了绝对有优势的大姓家族，但是人们更加看重社会地位的。如果丈夫地位较高，人们会着重强调他是某某人的太太。由此可见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视。婚姻中，人们会批评男女双方父母的社会地位以及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以强调门当户对。
三、思想（文化）上的门当户对
以上所述强调社会地位、强调经济基础均属于较为实际而物质的方面。伴随着时间的发展，直至现在人们仍然强调门当户对思想。这就说明，门当户对思想对于今日的现代社会同样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受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婚姻双方在大婚前了解并不深入，不似现代的人们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了解与磨合。若双方生活在门当户对的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喜好会有较多的共同点。出现一个人喜爱较为粗俗的爱好，另一个人喜爱高雅的艺术的情况会比较少。这说明门当户对有利于夫妻双方志趣相投。
婚姻中对思想观念相同的强调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样的。在现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更要求了夫妻双方思想观念的相近，否则日常生活的交流就会产生很多不和谐。思想观念的相近从古至今在婚姻中都十分重要，而门当户对恰恰有助于促进夫妻双方思想观念的相近。
门当户对思想的流传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原因外，还要很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常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看待婚姻时会更加理性，对双方条件的考虑会更多，这就很好的维持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思想的流传至今。在《中国婚姻》一书中写道：“婚姻由父母做主，站在一边的女儿只有服从的义务”。父母看待婚姻，在年龄合适的前提下，门当户对可谓是最为重要的了。时至今日，虽然讲究婚姻自主，但是在结婚前仍然要征求父母的意见。加之社会生活的现实性，人们一般不看好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在现代，新媒体发展，门当户对思想的传播更快更广。也许人们已经给它赋予了现代意义，但是这种思想的核心却一直流传。
从古至今，门当户对思想一直指导着中国人的婚姻。中国婚姻中强调经济基础、强调社会地位、强调思想观念以及其他原因使门当户对的婚姻思想没有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虽然门当户对思想会融入每个时代的特点，具有时代性，但它仍然是我们婚姻中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至今未变。
【注释】
①选自《汉代婚姻形态》：彭卫..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完颜绍元.中国婚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
经济条件对婚姻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婚姻自由；历史演进；障碍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73-02
一、婚姻自由的涵义及内容
（一）婚姻自由涵义
婚姻自由指公民在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定婚姻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干涉，它既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又是公民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排他性看，婚姻自由既不受国家的影响，也不受第三人的干涉。从权利性质看，婚姻自由既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又是基本的民事权利。
（二）婚姻自由内容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是指男女双方享有的根据自身意愿确定何时依法建立夫妻关系的权利，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不得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夫妻双方自愿解除婚姻法律关系，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婚姻当事人解除婚姻法律关系。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容。
二、婚姻自由的域内外演进
（一）国外婚姻自由
1.婚姻自由之宪法确认。婚姻自由是资产阶级提出并倡导的产物。1791年法国宪法首次规定法律视婚姻为民事契约，它将公民幸福从封建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至此，法国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实现了婚姻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转变。此后，各国陆续在宪法层面确定了婚姻自由原则。
2.国际性条约中的婚姻自由。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有“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经男女双方完全同意才能缔婚”、“家庭应受社会和国家保护”。虽然该文献不具有强制力，但为婚姻自由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该宣言为维护婚姻自由，后续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人权条约出台做了铺垫。
（二）我国近代社会的婚姻自由
1.清代及以前封建王朝的婚姻观念。我国传统封建社会无所谓“婚姻自由”，传宗接代是婚姻主要目的，不可能由个人自主选择。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对当时婚姻状况的贴切体现。例如，《大清律例》规定有“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由此可见，清代及以前封建王朝基本不存在婚姻自由。清代晚期，清政府在“新政”中编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其在婚姻方面有“结婚须由父母允许，继母或嫡母故意不允许者，子女得经亲属会之同意而结婚”，虽然相较以往有改观，但仍未摆脱传统封建婚姻的强制性。婚姻自由观念的萌芽步履维艰。
2.维新派的婚姻自由观念。19世纪中后期，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由国外被维新知识分子引入国内，婚姻自由萌芽在晚清维新时期缓慢发展。维新派通过中外婚姻观念的比较，表达了对传统封建婚姻的不满。如，梁启超撰文“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倡导改良。总体而言，戊戌维新时期对近代婚姻自由观念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但因封建势力的顽固与强大，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发展进程缓慢。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婚姻自由观念。20世纪初是我国近代婚姻自由观念的发展时期。相较于维新派，革命派在反对传统婚制方面更彻底。秋瑾认为，女性享有独立经济地位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妇女家庭幸福以及地位高下与否与经济因素联系密切，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解放是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的前提。革命派从经济、社会、法律等层面关注近代社会的婚姻自由，其认识相较于资产阶级维新派更深入。
总之，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的要求，当事人没有缔结婚姻的自由。而近代社会是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的引入及演变，对于打破传统婚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民国时期的婚姻自由
1.民国初期的婚姻自由。在西方影响以及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到民国初期，我国近代婚姻自由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婚制。如，教育家黄炎培呼吁婚姻应秉持自由结合，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婚姻自由观念。这期间，恋爱自由成为风尚，也成为新式婚姻的必经环节。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青年男女逐渐支配订婚权利，家长干涉有所松动。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自由。民国伊始，婚姻自由并没有在法律层面获得直接体现，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时政府颁布的《民法》规定有“婚约应由当事人自行订定”。该规定的颁布，在国家法律层面使婚姻获得解放，进一步打破了家长干涉婚姻的顽疾。此后的民国，婚姻自由的理念开始全面向传统婚制的根基渗透。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传统婚制在缔结婚姻过程中仍居主导地位，传统婚姻观念对婚姻自由仍有巨大的排斥。因此，尽管社会氛围日益浓厚，但争取婚姻自的努力仍遭受着固有礼俗的挑战。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自由逐渐在宪法及婚姻法中得到确认。新中国建立伊始，《共同纲领》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宪法性文件中明确废除阻碍婚姻自由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体现。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原则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实现了从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向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变革。1954年《宪法》规定妇女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1978年《宪法》规定男女婚姻自主。1982年《宪法》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刀阔斧地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改革，预示婚姻自由新时期的到来。
为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对婚姻自由的保护也规定有期徒刑、拘役等刑罚。无论是《宪法》、《婚姻法》，还是《刑法》，都为实现婚姻自由，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惩处侵犯婚姻自由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婚姻自由行使的现实障碍性因素及对策
（一）我国婚姻自由行使的障碍性因素
1.公权力干涉婚姻自由。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存在干预婚姻自由的不当行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婚姻管理工作被纳入政府行政职能范畴。例如，由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开具证明是公民结婚、离婚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完善，人员的流动性逐渐增大，由所在单位或委员会证明存在现实局限性，这对当事人婚姻自由造成了客观局限。
2.女性婚姻自由权利存在不公正对待。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化水平的局限，爱情婚姻成为普遍婚姻的条件尚欠缺，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造成实际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男女待遇失衡，女性在经济、就业等方面仍呈现不公平对待。换言之，两性地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自主选择余地小，婚姻地位弱，成为包办、买卖婚姻中的最大受害者。
3.物质性因素对婚姻自由的限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除感情因素外，物质性因素对婚姻的建立、巩固、解除往往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物质生活、经济水平等制约着婚恋行为，再加上市民心态中固有的封建意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祟，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陋俗，甚至明码标价现象屡见不鲜。借婚姻索取财物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利：或者造成有情人难成眷属，或者给男方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或者在婚后使夫妻双方负债累累，更为严重的是引发刑事案件，导致社会不稳定。
（二）婚姻自由的实现路径
婚姻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权，而是相对的自由权。行使婚姻自由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要求。为保障婚姻自由的贯彻落实，针对我国的现实中存在的弊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1.适时进行婚姻管理制度改革。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以及普通民众维权意识增强，改革婚姻管理方式和婚姻登记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原有的婚姻管理制度与现实脱节面前，对婚姻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例如，异地办理婚姻登记、证明、离异等基本婚姻事项，可有效解决有结婚需求的当事人，有效解放被婚姻束缚的男女双方，婚姻管理制度改革于社会发展而言进步意义显著。
2.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的行为。包办婚姻违背当事人意愿，买卖婚姻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都与当事人意愿不符，都是严重违法行为，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强迫包办，违背当事人个人意志，不同之处在于是否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买卖婚姻的行为都是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对包办、买卖婚姻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买卖婚姻中所涉财物，一经查实，应予以收缴。
3.杜绝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在于索取财物而并非为了婚姻或即使为了婚姻但以财物作为前提。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当中，虽然不存在强迫包办的情形，其也不同于买卖婚姻，但由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注定会通过结婚获取一定财产，这又和买卖婚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不符合婚姻自由，社会应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扼杀封建腐朽思想荼毒，坚决予以取缔。
4.提高妇女婚姻自主地位。我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和漠视女性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是残酷的，尤其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婚姻自由不仅是人性理念的解放，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因此，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婚姻自由的保护显得日益迫切。这不仅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动员，更需要社会相应保障机制的而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