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政策篇1
关键字: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1-0033-03
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前要充分考虑与新的经济现象的适应性,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导致经济虚拟化程度提高,乃至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规模的背景下,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调控应当成为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一、货币政策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难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到1928-1929年间的股票市场空前繁荣,使得美联储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既应当通过提高贴现率来放慢繁荣,但也需考虑不抑制厂商和个人的合理需求。最后,美联储在1929年8次提高了贴现率,但过度投机的市场狂潮已经产生,联储的行动只是加速了股票市场的崩溃,促使经济陷入萧条。汉密尔顿1987年的研究表明,“毫无疑问,美国在1928年开始的时候采取了一种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影响1928～1929年的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的因素则是股票市场”。
80年代后期的日本、北欧等国家股票市场极度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在推动股票市场的泡沫和未能及时阻止资产价格进一步增长的问题上,日本中央银行一直受到批评与指责。
9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股票市场走势明显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引起了有关决策部门的普遍担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更多地考虑股票市场的因素。
中国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软着陆”之后,出现了实体经济持久的通货紧缩与股票市场5年的牛市。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协调的现象应当引起决策当局的关注。
这些经济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不协调,使货币政策进退维谷。正因为如此,各国中央银行开始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在传导货币政策中的作用,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如何调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一致,以期实现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分析
(一)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
虚拟经济的发展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延伸。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有价证券的出现标志着经济虚拟化的开始。生产资本本身是商品,它具有价值,而有价证券是一种凭证,它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它的收益派生出来的虚拟价值。二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标志着经济虚拟化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出现了互换、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它们的价值是由有价证券的虚拟价值再次派生的虚拟价值。
虚拟经济虽然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存在,但却以现实的实体经济为基础。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发展虚拟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坚实基础。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虚拟经济如何发展,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拿股票而言,它是虚拟资本的化身,但是,一旦它所代表的企业的亏损甚至资不抵债,股票的价值也必然荡然无存。
(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全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通过市场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调节资金流向,促进优良企业快速发展;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二是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股票、债券、股票置换、控股收购等交易方式,为企业规模扩张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动了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带动了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三是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资产证券化、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四是,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动摇社会信用基础。二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三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引发泡沫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监控,新兴市场开放过快,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经济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一旦破裂,往往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突破口,引起金融资产价格暴跌,本币贬值,银行呆坏账大量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匮乏,甚至引发通货紧缩,实体经济大幅缩水,失业增加,需求萎缩,国民经济走向衰退。
(三)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组合
在经济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价格稳定这一角度出发,分析经济的运行状态,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因为其分析对象只是面对实体经济,则商品与劳务价格的涨落只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两种情况。但是,在考虑虚拟经济系统的价格运行以后,则就会产生如下四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病态运行的极端的组合(见表1)。
第一种:双高,应利用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这种情况一般见于经济周期中复苏后的上升、繁荣时期。我国在1992-1994年间曾经出现了高达20%的通货膨胀率,股票市场也是出现了巨大的泡沫,从1992年初到年中,上证指数从300多点涨到1300多点,国家在1993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在1996年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第二种:实体经济高涨,而股市运行低迷,此种情况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较少见,多见于金融结构不完善或不对称的国家,需要做的是对资本市场进行制度性的变革。
第三种:双低,股市低迷,实体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经济陷入谷底。这种情况在经济周期中的萧条时期经常出现,此时的利率已经较低,真实利率甚至为负,积极的货币政策作为不大,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会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四种:实体经济运行正常或通货膨胀率较低,而金融资产价格高涨,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济问题。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80年代日本的经济泡沫,90年代末的美国的新经济,1996年后软着陆的中国的经济,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三、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研究
(一)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协调机制
1.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费雪效应指出,当通货膨胀率预期上升时,利率也将上升,又称之为“正反馈原则”。
官方利率的变动对长期利率变动方向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长期利率受当前和预期未来短期利率平均值的影响。因此,长期利率的变动取决于官方利率变动对未来利率预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最重要的是官方利率变动对长期利率的实际效应,部分的取决于政策变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2.利率与股票价格的关系。金融资产价格的预期的自我实现,是建立在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基础之上的,当预期利率下降时,根据资产组合理论,人们更多地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需求增加,金融资产价格趋于上升。
在我国,现行的利率制度虽然使股市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如国外,但股市在利率的每一次调整前后都有一定的波动。
3.以利率为解释变量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协调机制。在市场利率无差别的情况下,假设经济主体是风险中性的,可知如果投入虚拟经济体系的收益大于投入实体经济的收益,则大量社会游资会向虚拟经济体系集聚,引起股票等虚拟产品价格的上涨。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无法合理地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均衡,货币供应总量也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见图1),通过选定调节利率来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理想的均衡点e是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实际产出率等于潜在产出率,通货膨胀率和金融资产价格指数的变动及预期变动均为0。这是现实中没有的,但应当是货币政策追求的目标。
于是,我们可以以e为中心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率区间,如图中的e区所示,在此区域内调节利率以使偏离均衡点的金融资产价格指数或通货膨胀率收敛于e点。因此,在一个相对运行平稳的区域内,中央银行应当以短期利率为操作目标,长期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决定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方面。即货币政策不再以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为唯一目标,而是要考虑金融资产价格的走势,防止过度波动。
但是,如果出现的是实体经济的一般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而股市一路走高,利率的变动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当过度偏离以后,就会出现如Ⅳ区所示的aB曲线所示的点a与点B同时出现的情况,就会陷入利率困境,提高利率以抑制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同样会造成更严重的通货紧缩。
而且,利率的小幅提高,有可能使得资金从利润率低的实体经济,流向收益率高的足以抵补资金成本的股票市场,不足以阻止虚拟经济的继续膨胀,却严重地伤害了实体经济。如果是大幅提高利率,高到大于风险投资的收益率,则经济实体可能无法承受。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总量以外的其他的货币政策工具。金融当局能否调控虚拟经济,将一方面取决于金融当局对银行信用的控制,即控制资金流向;另一方面是能否合理地引导参与金融活动的经济主体的预期。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重要性
1.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股票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通过调整保证金比率和股票质押贷款比率来调节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的数量,从而起到调控股票市场运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作用。
2.道义劝告、窗口指导与“喧嚷操作”。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过度偏离的第二个反应机制是货币当局及时宣布货币政策的意图,使金融市场反应货币政策的意图。通过对股票市场“非理性繁荣”进行规劝之类的喧嚷操作,用以宣布货币政策的意图,然后按照市场的变动情况来进行操作,一般不会对实体经济构成危害,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投资者对股票价格未来走势的预期而挤出股票市场的泡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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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宏观税负;非税收入;财政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实体经济是以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生产能力投资等循环为中介的增值性活动，通过消耗中间投入品，创造社会真实财富，满足社会的最终需求（刘志彪，2015）。实体经济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装备制造业更是大国兴衰的重要标志，对大国而言，装备制造业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制造2025》中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我国实体经济较高的税负成本成为阻碍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实体经济的税负成本一般用宏观税负水平来衡量，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4）认为，宏观税负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而筹资，资源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宏观税负水平的衡量有三个指标：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Dp的比重；中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与社会保障缴款之和所占Dp的比重；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Dp的比重。林赟等（2009）将调整后的宏观税负数据与24个oeCD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但增长趋势明显，税负差距逐步缩小。以oeCD测算口径为标准，2012年-2015年我国中口径宏观税负23.4%，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5.5%；以imF数据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为18.5%左右，2013年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为25.9%。虽然我国的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Dp的比重并不低（高培勇，2010）。如果考虑到我国税收之外的政府收费，实际税费负担相当沉重（杨斌，2005），即企业承担的“费负”压力较大。王小鲁（2010）根据公布的财政预算数据，政府财政收入占Dp的比例在1992-2008期间从12.9%上升到19.5%。但如果在常规的预算收入之外，再加上政府的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没有列入以上项目的地方政府收入，占Dp的比例可能从目前财政预算账目的20%上升到40%。马海涛（2011）通过与世界各国相比发现，目前我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董根泰（201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宏观税负被低估了，大口径宏观税负已经高于美国和日本。李万甫（2017）以imF数据计算，2012年-2015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在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42%的平均水平。“费负”压力较大之外，增速也较快，2011至2016年，全国非税收入增速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和税收收入增速的3倍多和6倍多（张德勇，2017）。可见，降低我国实体经济的成本，不单是降低“税负”成本，更重要是降低“费负”成本（吴珊等，2017）。在降低实体企业成本以创造有效供给时，减税政策的着力点在涉企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两方面，由于该政策主要对地方政府造成财政压力，因此需要通过配套改革弱化地方财政压力。对实体经济进行减税势在必行，这不仅取决于内在动因，还取决于国际市场尤其是来自美国减税的外在压力。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重新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提出实现“再工业化”，西欧和日本提出“防止产业空心化”，世界经济大国无不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出台一系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特朗普上台后的减税政策提出将把美国目前个人所得税7个等级的累进税率简化为3个等级，最低税率由10%提高到12%，最高税率由39.6%降为33%。企业所得税由现行的35%减为15%，而且不论大小公司一律适用，由此将直接提高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根据标普的数据，消费零售企业、通信、原材料工业企业等实体企业受益幅度最大。与此同时，也将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将削弱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税收是构成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减税将导致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我国的税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从而将使我国产品价格相对偏高，丧失低成本的价格优势；二是将造成美资企业“回流”和我国企业的“外迁”。如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率比美国高出35%，即使在美国生产夹层玻璃成本比中国高4倍多，但是由于税负的影响，总利润会多10%。我国必须通过降低税负等措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更多内外资经济企业来中国投资。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2017年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可见财政政策在降低实体经济税负成本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二、我国实体经济成本的现状分析
（一）实体经济成本构成分析
实体经济的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设备、劳动力成本、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税负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构成。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分析劳动力成本、主营业务成本、税收成本等。过去，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但由于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实体经济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以制造业为例，2003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671元，2015年上升到55324元，12年间增长了近5倍。根据我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2010年-201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在不断增加，资产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2%；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2.34%，低于主营业务成本12.79%的年均增长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年均增长率为11.01%，低于本年应交增值税的年增长率11.03%；利润额的年均增长率仅为6.63%；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逐年增加由2010年的0.7%上升到2014年的0.84%；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由2010年的8.31%下降到2014年6.52%。可见，在近5年中，实体经济的利润额的年均增长率过低，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主营业务成本不仅比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快，而且主营业务成本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利润额的年均增长率。而在主营业务成本中，本年应交增值税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因此，由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增长速度较快造成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逐年下降。实体经济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需要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以求生存，主营业务收入中用于R&D经费支出的部分增加，从而说明当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过高时会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见表1）。
（二）企业税负成本分析
本文将实体经济的“税负”成本和“费负”成本分两部分进行分析，首先分析实体经济的“税负”成本，主要通过小口径税负进行分析。2015年全国的税收收入为124922.2亿元，同年的Dp为685505.8亿元，按照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为18%。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认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主要是指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关税。具体计算公式为：小口径企业税负规模=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小口径企业税负水平=小口径企业税负规模/Dp。我国小口径企业税负6年内维持在13%这样一个稳定的水平，大体上与发达国家15%的水平相当。从小口径税负结构来看，作为直接税的企业所得税增长速度较快，年均增长率为16.37%，而在间接税中营业税的年均增长率为11.79%，增值税的年均增长率较低为8.18%，而关税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为5.52%，小口径企业税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1.37%。可见，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增长速度较快
（三）实体经济费负成本分析
实体企业税负不仅是税收收入，还包括需要缴纳的专项收入、涉企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根据财政部2016年颁发的《2017年政府收支科目》，专项收入是反映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专项用途的非税收入。涉企行政事业收费的法规性远低于税收收入，主要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的规章或者规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为支持某项事业的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以上收入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过大，有时甚至存在“税不够费来凑”的现象（见表3）。2016年以来，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实行“减税降费”，2017年继续降低企业税收，同时继续清理和降低各种涉及费用，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相对而言，目前的非税收入项目依然偏多。张德勇（2017）认为，在财政部《2017年政府收支科目》中，非税收入占比较大的是政府性基金、专项收入和行政事业费收入三大类，就“款”级科目而言，分别为322项、58项和16项，若再细化到“项”级将更多。如果与以前相比，这种情况更为明显2017年3月15日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上表中用“*”标注），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等，并从2017年4月1日实施。总体说来，尽管企业费负不断降低，但由于历年积弊太深，企业负担仍嫌过重。
三、实体经济税费负担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企业所得税率占比高，抑制实体经济企业追求利润的积极性。据财政部数据，2016年全国税收占比依次为：国内增值税（31.23%）、企业所得税（22.13%）、其他税收（12.44%）、个人所得税（7.94）、国内消费税（7.8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9.8%）。由此可见，企业所得税在全部税收占比排在第二位。由于美国计划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15%或20%，英国计划2020年前降至17%，法国计划从目前的33%降至25%，届时将低于或等于中国目前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反观我国，表2中近5年来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翻倍增长，一方面说明实体经济的企业收入增加的速度较快，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所得税成为实体经济企业的巨大负担。当企业所得税增长的速度快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速度时，使得企业所得收入中交税比例较高，有损于企业的利益，降低了企业所有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热情。第二，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企业负担不减反增的现象。增值税是以流转过程中的货物与劳务所产生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计算征收的货物和劳务税。营业税主要以纳税人从事经营活动的销售额为课税对象，自2016年5月1日起，国家将建筑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金融业纳入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的试点范围，代表在我国全面开展营改增税制改革。由于统计数据滞后，由表2可以看出，在2015年以前营业税的增长速度快于增值税的增长速度。对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税率有4档：6%、11%、13%和17%。小规模纳税人同一按3%的征收率计征。近日国务院常务会决定，从2017年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增值税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抵扣进项税额，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能够享受比营业税税率5%更少的3%的增值税税率，但存在纳税人无法取得专用发票来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况；当今产业之间不断融合，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重叠，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商转型，提品+服务。对于技术型实体经济企业，其生产要素为高技术人才，人工成本及管理费用较高，但这部分不属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范围，这就造成可抵扣进项税额较小，而销售税额较大的情况，增加了企业税负负担。第三，专项收入、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隐蔽颇深、以非税形式存在的“费负”给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压力。从表3、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这三项费用名目繁多，有些费用甚至是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产物，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随着科技进步过去新型的材料已经属于普遍性产品，但是收费项目依据存在（该项收入在今年4月1日期取消）；三项费用之间有重复收费，如排污费和污水处理费既是专项收费也是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项目明确的收费标准，在现有资料无法查阅到各省市的专项收入标准，导致实体经济所面对的费用成本具有不确定性；在专项收入、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三项费用中，收费单位与企业信息不对称，导致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第四，税负标准的“一刀切”不利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协同发展。大型企业由于达到了规模经济，利润较高，可以承担较高税负。而小型企业成本较低，经营特点为薄利多销，这样的小型企业面对与大型企业同样税率的商品流转税时，导致小型企业生存压力较大；对于一些新兴产业来说，前期技术研发时间较长，如开发游戏软件，但一旦成功后利润会较高。类似科技企业需要不断的进行研发创新投入，若对上一周期的利润征收较高的税，减少了企业的资金积累，不利于企业进入下一个周期的科研开发过程中；同时，对于一些淘汰产业，税费成本较低，降低从事淘汰产业企业的经营成本，不利于企业加快转型，浪费社会资源。
四、降低实体经济税费成本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降低企业税负负担。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实体经济中企业所得税，有利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进行资本积累，促进企业研发，提高市场活力，激励企业对利润的追求热情。国务院2017年4月19日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年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不断完善“营改增”过程中，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政策和税率结构的设计。如上文所述，自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改为17%、11%和6%三档。通过制定合理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政策，激励科技型企业如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和涉及国计民生重点扶持产业的发展；制定合理化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划分标准，减轻小微企业税负负担，促进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国务院决定自今年7月1日起，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同时，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第二，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降低企业费用负担。在国务院《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后，我国对涉企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进行了清理规范，特别是从2017年4月1日开始实行的《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有关政策的通知》，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已经从过去的75项减少到40项，通过《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大规模的缩减了涉企收费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下一步应该建立收费单位与实体经济企业的信息平台，建立项目收费清单，公开收费信息，实时更新消息，使得二者之间信息对称，减少乱收费行为。第三，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发挥“精准调控”的作用。根据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打造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共存的生态化市场环境。虽然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同样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如果大幅度降低地方的非税收入会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因此，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在保持一定程度稳定性的基础上，收费项目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同时通过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对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弹性收费，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市场增加有效供给。第四，从税负上对科技型产业、环保型产业进行支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激励性作用。对特定的行业，如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从事市场需求较高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减税率、减免税、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等激励更多生产要素向这些行业流动。国务院最新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至75%。可见，我国政府正在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科技产业和环保型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鼓励知识、技术、环保材料等能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提高产品竞争力，以此带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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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在我国政府间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地方债务普遍沉重与经济快速发展态势相矛盾以及“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如何既不违反国家现行财税法律法规，又充分凸显后发展区域的政策优势，借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财税优惠政策，研究设计促进“西江经济带”快速协调发展的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财税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已成为“西江经济带”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课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财税优惠政策体系概述及其作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设立了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取实行减征企业所得税、进口自用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财政贴息、设立专项资金、财政转移支付等特殊的财税优惠政策，利用财税经济杠杆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区域经济财税优惠政策基本体系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财税优惠政策主要有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等几大类，其中：
1.西部大开发主要的财税优惠政策。除了财政贴息、设立重大产业发展资金、财政转移支付等财政优惠政策外，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是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从2001年起10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经省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内资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地方企业所得税。三是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四是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五是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关税。
2.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除了享受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外，国家给予北部湾经济区最重要的优惠政策――产业支持政策，自治区也给予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产业项目的经费支持，一是凡属北部湾经济区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对符合使用政府性资金的，优先列入申报中央预算内（国债）投资项目年度计划，优先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内投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优先列入自治区前期工作计划，并在前期工作经费方面给予支持。二是2009年起4年内，自治区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对落户经济区的重大产业发展项目给予项目业主及招商引资者一次性奖励。三是产业园区建设资金支持：2008年起5年内，自治区本级每年预算安排10亿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园区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享受如下财税优惠政策：一是2008年起3年内，经济区内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15%税率以及“两免三减半”中减半征收期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的企业外，免征属于地方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二是2008年起5年内，经济区内经批准实行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减半征收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及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其减半征收部分，均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三是2008年起5年内，经济区新办的石油化工、林浆纸、冶金、电子信息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外，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起，第一年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随后年度减半征收的税收政策。四是2008年起5年内，经济区内石油化工、林浆纸、冶金、轻工食品、高新技术、海洋等工业企业，以及物流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会展业、旅游业、文化业、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服务企业，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自用房产的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五是经济区内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5年，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六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2009年起4年内，以2008年经济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项上解为基数，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专项用于经济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维修，逐年有所增长。七是外商投资企业到位资金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可给予贷款贴息或以奖代补扶持。
（二）区域经济财税优惠政策作用分析
1.西部地区跨越发展。1999―2008年1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了大跨越，GDp由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8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挑战，西部地区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仍持续向好趋势回升，GDp平均增速超过1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7%的3.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48204.13亿元，增长34.7%，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30.1%快4.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15.5%的水平，达到18.71%；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全部为正增长，平均增幅达到19.7%。自2001年以来，西部12省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1244.46亿元，极大地支持了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实现税收由2000年的1360.83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5242.87亿元。①
2.北部湾经济区风生水起。2008年1月国家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来，区域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区平均水平。2008年，南宁、北海、钦州、防城四市的经济总量占广西的32.1%，增加400多亿元。2009年经济区生产总值达2450.23亿元，比上年增长15.9%，增幅比全区高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33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2%，增幅比全区高7.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0.9亿元，比上年增长20.7%，增幅比全区高2.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94.51亿元，比上年增长54.8%，增幅比全区高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2.84亿元，比上年增长19.7%，比全区高0.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66.3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6%，增幅比全区平均水平高2.3个百分点。2008―2009年减免企业所得税7亿多元。②
上述经济区域实施区域财税优惠政策的作用分析显示，我国现行财税优惠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背景与现状
西江流域，被称为联通大西南的“黄金水道”，贯穿云、贵、桂、粤四个省会城市，沿岸五十多个地级市，直达港澳，涉及GDp上万亿。正因为西江流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西江经济带”流域沿岸各省市迅速行动起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广西发展大局，通观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作出“打造亿吨西江黄金水道，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目前，正在抓紧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力争把“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建设重点，争取更多更好的财税金融政策，带动整个西江流域的开发与利用。
实践证明，区域财税政策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和价值杠杆。对比分析西部大开发地区、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显示，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现状不容乐观，除了享受西部大开发部分财税优惠政策外，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的“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或争取“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研究迫在眉睫且任重道远。
三、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的建议与路途
围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框架）和广西“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及区域财税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相互关系，根据“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与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的原则，既要考虑财税、投融资、产业、土地、工商、城建、环保、绿化、生态、旅游、人口、资源等多种政策手段的有机结合，更要突出“西江经济带”与其他经济区域的财税政策重点差异，研究设计一套推动“西江经济带”港区、保税区、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产业一体化进程、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促进“西江经济带”快速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一）“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政优惠政策
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政府政策的选择。区域财政金融政策是针对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失灵领域进行调节与引导，优先发展具有发展优势的地区，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快速发展。无论是政府财政产业投入和科技投入，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性金融等措施，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制定“西江经济带”财政优惠政策也离不开这些因子。
1.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培育经济新增长极，扩增财源。借助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框架）以及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立足地方特色，发挥区位优势，按照“轻重缓急，突出重点，有序推进”的原则，狠抓“西江经济带”财源建设项目的筛选论证、上报、评审、立项、筹资、项目建设等工作，以争取国家、省级更多资金的投入，来加速“西江经济带”内河港口体系以及产业一体化、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培植主体财源；通过发展西江航道交通、旅游、物流、加工制造及外向型经济，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努力培育经济新增长极，不断开辟新财源；加大对亏损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企业扭亏为盈，挖掘潜力财源，扩增财源。
2.设立“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产业发展资金，实行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提升“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起跑力。参照北部湾经济区，国家应给予“西江经济带”最重要的优惠政策――产业支持政策，争取“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内河港口体系以及现代物流、加工制造等一系列重要产业布局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争取一批央企的重大项目落户“西江经济带”，同时自治区在经费上也应给予“西江经济带”发展产业项目的资金支持。
（1）凡属符合使用政府性资金的“西江经济带”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列入申报中央预算内（国债）投资项目年度计划，优先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内投资项目年度投资计划，优先列入自治区前期工作计划，并在前期工作经费方面给予支持。
（2）从“十二五”规划起5年内，自治区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对落户经济区的重大产业发展项目给予项目业主及招商引资者一次性奖励。
（3）产业园区建设资金支持。从“十二五”规划起5年内，自治区本级每年安排10亿元“西江经济带”重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列入年度预算，重点用于支持经济带重点产业园区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4）从“十二五”规划起5年内，自治区本级每年安排10亿元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内河港口体系专项资金，列入年度预算，重点用于支持“西江经济带”内河港口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5）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从“十二五”规划起5年内，以2010年经济带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项上解为基数，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专项用于经济带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维修，并逐年有所增长。
（6）中央和自治区应分别设立“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基金，共建财政生态补偿机制。“西江经济带”建设，会使西江沿江尤其是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容易产生西江流域地方政府区域利益博弈及矛盾纠纷。为了协调区际利益主体关系，防止狭隘的地方利益膨胀，有效纠正外部性，高效引导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实现区域利益博弈均衡，确保“西江经济带”持续协调发展，中央和自治区应设立“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基金，以弥补西江沿江尤其是西江中下游生态保护支出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7）特定项目的融资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到位资金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以及现代物流、加工制造项目，所在地政府可以给予贷款贴息或以奖代补扶持。
3.加大政府对“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投入力度。
（1）切实保证政府的产业投入。充分利用“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定位，争取国家、自治区给予“西江经济带”建设更多的产业投入支持政策。按照“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分类引导，分类支持”的原则，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财政投资导向，加大对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引导资金合理布局，不断增强“西江经济带”自我保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和调节资源增量，来聚集现有的存量资源，激发“西江经济带”依托单位和参与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开放、共享的积极性，发挥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培育强优企业和名牌产品的力度，大力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自型”企业，增加一批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名优产品，不断提升“西江经济带”综合竞争力。
（2）切实保证政府的科技投入。“西江经济带”产业群聚集园区、高新技术生产线、循环经济示范带、环保节能高效项目、劳动密集型企业、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靠科技创新带动。增加财政对“西江经济带”科研的直接投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努力培育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采取投资补贴、财政贴息、补助等方式，大力支持高新技术园区和行业技术中心；运用Bot、tot信用担保等手段，加大对科技风险项目的财政投入，采取财政科技周转金方式提供项目启动资金；政府财力支持建立企业孵化器，为处于雏形阶段的企业及持有科技成果拟创办企业的科技人员提供场所、解决资金，辅以技术、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支持，以加速成果产业化过程。
（3）加大对高级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投入力度。政府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人才基金，营造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财税政策环境，鼓励各类高级人才积极参与“西江经济带”建设。
4.发挥财政融资功能，构筑融资平台，创造良好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环境。针对“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经济带地方政府既要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方式，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实施以政府为平台和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政策，积极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构筑融资平台，创造良好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环境。
（1）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到“西江经济带”设立分支机构；设立西江银行。
（2）政府引导，通过建立“政府支持、多方参与、风险共担、银企合作”的信贷担保体系以及政府资助的企业信贷担保制度，提供和支持信贷担保，搭建企业与国内外银行融资的舞台，解决“西江经济带”龙头企业和具有发展潜力而资金紧张的企业贷款难问题。
（3）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充分利用经济带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对“西江经济带”现有产业进行资产重组、新旧兼容、资源共享、资金增值。通过采取政府招商、企业招商、以商招商等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珠三角产业和资本进入“西江经济带”。此外，政府引导，通过地方债券、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投资基金和增资扩股等方式扩大“西江经济带”的融资渠道。
5.建立健全“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政配套政策。“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统体系，需要综合制定市场准入、项目用地、环保审批、财税支持、金融服务、外贸服务、劳动力支持、安全服务等更加优惠的措施或配套政策。比如，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西江经济带”企业加大R＆D的投入，实行税前扣除、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减免城建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转让土地优先使用权和参与开发利用权等直接或间接优惠措施以及风险投资鼓励、政府采购等其他财税政策，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风险投资、政府采购、财务管理以及工资分配制度等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激励机制。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
国家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等，都在利用税收优惠措施引进外资，但做法和侧重点以及所实施的政策方案不尽相同，最终实施效果也不同。结合“西江经济带”底子薄、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等特点，要有效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建议合理运用各种税收手段，实行积极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在现有的税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优化税制，做到“大局稳定，适当调整、总体增长”，实行“完善税制、适当减税”，充分发挥税收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1.制定能够充分体现欠发达后发展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支持“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制定比先行的东部沿海开发区、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经济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甚至以“西江经济带”为试验田，创办税收特区或“西江经济带”保税区和物流保税业务。因为与东部沿海开发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相比，“西江经济带”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从开发时间看，起步晚；从地理位置看，交通、基础设施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属于落后地区；从经济基础看，经济总量小、实力薄弱。因此，要促进“西江经济带”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要凸显“西江经济带”后发展区域的政策优势，以加快“西江经济带”的发展进程。
2.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一是实行直接税收优惠，从“十二五”规划起10年内，定期减免所得税、适用低税率、税额扣除等，鼓励招商引资和东部产业转移。二是实行间接税收优惠，如加速折旧、投资抵扣，即对资本投资按其投入额依照规定比例计算的金额抵扣当期应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享受期限为5年；亏损结转，“西江经济带”企业亏损可以通过以后年度的盈利抵补等，享受期限为5年。三是对“西江经济带”的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不良资产、技术改造升级方面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四是建立更加合理的税收返还财政架构。建议对中央税以及共享税的分成和返还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加大中央财政对“西江经济带”的税收返还力度。可考虑将现有的增值税地方分享的比例由25％适当提高至50％，享受期限为10年。另外，消费税属于中央税，可考虑将消费税改为中央占75%与地方占25%的比例分成共享，享受期限为10年。五是对经济带内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尤其是对循环经济的科技成果和技术转让实行免征营业税。六是参照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条件豁免历史欠税。
3.中央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建议从“十二五”规划起10年内，将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税收管理权限全部下放给自治区政府，以促进地区企业改革和发展。
4.实行差异性税收优惠期限。一是从规范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做优做强区域经济的角度考虑，对在经济带内新办企业按照投资额的大小，除在用水、用电、用地、环保、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殊政策外，设定减免征收所得税优惠年限，投资额越大优惠年限越长。参照北部湾经济区，从“十二五”规划起5年内，新办的石油化工、林浆纸、冶金、电子信息工业企业以及物流业和金融业，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外，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自用房产的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并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起，第一年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随后年度减半征收；对超过一定数目的大额投资或与经济有重大关系的投资，给予更大的免税优惠。二是适当延长所得税的优惠期限为6年。
5.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要充分体现国家在促进后发展区域中的政策导向，有选择有重点地实施产业优惠，尤其是对加快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知识经济发展要实行全方位税收优惠。如对软件及集成电路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和科技发展支出，可选择作递延资产处理或选择即期全额扣除；对研究人员的工资、材料费等可直接抵免应纳税额；有效利用能源、废物利用等方面的专项支出，按一定比例抵免税额。
6.进一步完善消费型增值税政策。建议完善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消费型增值税政策，一是调整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西江经济带”优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增值税上对返还部分实行“只报不征”。二是在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选择上适当放宽，除允许企业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抵扣外，对非机器设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按一定比例准予抵扣。三是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将营业税中的建筑安装、交通运输改为征收增值税，以扩大税基并解决增值税和营业税交叉征收、税收负担不平衡的问题。四是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经济区内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如将松香产品退税率恢复至5%，松香深加工产品退税率恢复至13%等。
7.进一步扩大所得税优惠。对在“西江经济带”内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其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由现在的15%降低为7.5%，并将其主营业务收入所占比例由现在的70%以上调整为50%以上，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税收实惠；对“西江经济带”内符合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新办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5年，引导各类资本到“西江经济带”城市投资兴业。
四、研究设计促进“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1.利益博弈均衡问题。中央与地方因制度设计而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区域生产要素差异，导致区域市场竞争，引发区域利益博弈：增加或外溢。“西江经济带”省际、城际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尤其是当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发生矛盾时。研究设计和执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时，应积极协调利益主体关系，改变博弈参数，引导博弈方向，推进政策体系创新，实现有利于政策执行的利益博弈均衡。
2.绩效评价机制问题。建立和完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尤其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对于绩效评价，越来越重视财务、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福利（公平）等方面的综合评估。绩效评价内容为5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环保environmentalprotection）；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包括国家投资、银行贷款、业主自筹以及社会引资共同支持的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方法可以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因素分析法以及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绩效评价路径从项目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尤其是项目实施内容、项目功能、资金管理、项目效益等全过程进行评估。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将为全面实行“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制和奖惩机制提供决策依据。
3.“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政策影响问题。“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从各级政府资源存量、权力结构、利益博弈“罅隙”中实现“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它明确要求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与区域财税政策坚持的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引导、差异化财税原则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研究设计“西江经济带”财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2012年在全国全面实施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其影响及对策。
【参考文献】
［1］西部蓝皮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9）［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魏乾梅.承接产业转移的财政政策研究［J］.会计之友，2008（8）：14.
实体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关系
abstract: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isindivisibleanddependoneachother.economicpolicycontainedalargeeconomictheorybasedoningredients,strengtheneconomicpolicyresearchisthedemandsofthedevelopmentoftimes.Domestic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shoulddefectsrectified,youshouldalsopromote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coordinationinteraction.
Keywords:economictheory;economicpolicy;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政策则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具体来说,两者的依赖关系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里层次最深、适应面最广、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既包括经济关系演变的规律,又包括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是透过经济现象的变化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阐明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联系和外在作用条件,但经济政策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经济政策对经济现象的导向关系,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层是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研究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层是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一定经济关系体制和一定经济运行机制条件下,由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层次上,经济理论研究是直接为经济政策研究服务的,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就自然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包括政策方案拟定、政策方案论证、政策方案比较和政策实施步骤等。经济政策虽然是具体的管理与控制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形式,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经济理论的依托成份。
2、经济政策观的历史演变及反思
西方古典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又是一种鲜明的政策体系;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在经济理论分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政策主张仍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理论研究非常明显地服务于各自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区别开来的是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也不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主张把政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交由立法学和政治学来研究。在西尼尔之后,大卫・休谟又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
马克思从特定的时代和立场出发,也非常重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问来研究,只是服从于揭示资本运动本质规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广泛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和团体的及阶层的私利束缚,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
3、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学体系中的政策研究却进展不大。经济政策研究的失误,明显在于理论基础不足,特别是没有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3.1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状。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并且与经济政策研究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各级领导部门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严重倾斜到两权分离、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双轨制以及市场取向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和短期效应,而相对放松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集中较多力量,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我们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且经济理论队伍中也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浅尝则止、满足于表面理解的学风。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使得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论的导向功能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根据,没有理论向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近年来,我国改革中的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论的导向功能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运行机制、调控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因而难以驾驭市场,阶段实施对策欠妥密,基础薄弱和目标模糊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需要通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论证和目标预测,但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实。
第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论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改革与理论的关系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几种观念:一曰先改革后理论说;二曰改革决定说;三曰理论无能说。不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但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完整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从改革的内涵上看,改革首先应该是理论的改革和指导思想的转轨,其次才是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转轨,具体制度的改革必然难以推向深层次。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创新,理论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缺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实研究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本质规律,解剖活生生的经济现实,而是简单地引经据典;其次,理论只充当政策或决议的解释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释和证明;第三,我们的理论极其缺乏个性和新鲜感,创新理论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风派问题;第四,总是试图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我国改革理论的不足。事实证明,这种不分国情的理论全盘引进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3.2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现状。作为运用范畴的经济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现出极不规范的状态。
第一,经济政策研究的总体缺陷。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直接决定着地区和部门,甚至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割关系,因而领导意向、权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经济实力等,往往会取代严密科学的政策论证和实施程序,成为制约政策的根本力量。这就必然会经常发生轻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随机政策的问题,造成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严重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策研究、政策论证和政策实施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论证过程不严格和实施程序不规则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不够紧密。我国以往进入经济学体系的政策,大都是游离于经济运行机制之外的。这些政策的特点是:阶段性、时效性极强,它们多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任务的变更即失去意义,多数政策很难长时期产生效益。指导性、意向性极强,它们多数是为表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协作性差,而且各种政策的作用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这些政策分散在经济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理论上没有内在联系,实践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对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时期或有些情况下,也有用对策取代政策的情况,这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政府对策,也包括中观和微观方面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对策。不容置疑,对策研究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途径之一,但它与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政策研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在:第一,经济理论研究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政策研究。虽然我国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论研究机构,但其业务方向主要是为教学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机构只开展一般性研究业务,其工作并没有纳入到较高的层次。而相反,进行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类研究机构却起着政策战略甚至指导理论的作用,扮演了理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处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除能见诸于报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多数是传递不到领导政策系统的。两者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结纽带。第三,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研究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两方面很少展开对话、交流活动,这又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脱离的后果。
4、促进我国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协调互动
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这种断裂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矫正,必须促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关系。本人以为,具体应做到:
4.1摆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社会位置。在我国,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位置,在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以行政领导和行政权力为中枢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虽然都设有不同名称的研究机构,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然而它与实际部门关系松散,主要进行近乎封闭型的纯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说明,协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必须首先在全社会造就尊重理论和政策研究风气,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学性成份。同时,恰当扩大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编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实体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政策、政策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由此使两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近些年来，刑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等相关政策投入了较多关注，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政策更是重视有加。于是，在部门法学研究中，有必要思考可否和如何把政策分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的问题。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例如，在政治学上，较为重要的政策分析维度主要有：强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系统维度”；[11]主张从团体的竞争与协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团体维度”；高度重视杰出人物对政策影响的“精英维度”；以政府能否接纳为评判标准的“政府维度”，等等。这些维度同样可以运用于相关经济法问题的探讨。
又如，在经济学上，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维度是福利经济学维度和制度经济学维度。[12]前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强调政府有义务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政策与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者强调政策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同样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进行政策分析。[13]事实上，这些维度在经济法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上述各类具体维度，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视角差别，与经济法调整所欲解决的问题和相关制度的形成有内在关联，这是在经济法研究中提炼并适用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
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除了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也非常重要。例如，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与环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如何协调；在经济政策中如何体现对弱者的保护，特别是如何对消费者、劳动者、贫困者、失业者、纳税人进行保护等，也都很重要。上述各类保护，都要通过相关政策工具的法律化及其有效运用来体现和实现。如对弱者应如何规定税率，是否要给予税收减免；对失业者的创业行为要否适用优惠利率以示支持；等等。对这些具体制度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分析来进行深入探讨。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
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注释
[1] 对于政策的研究，不仅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并试图用来“经邦济世”或者“经世济民”，因而各类经济学理论，几乎无不与经济政策有关。在法学研究领域，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过去曾深受关注，但随着对“法治”的强调，某些矫枉过正的研究又出现了忽视政策价值的倾向，这也会影响对政策分析方法的研究。
[2] 与其大体对应的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等分类。在这种广义的理解之下，政策不仅包括经济政策和其他各类公共政策，而且还可以包括私人主体的各类对策。正是这些主体的政策一对策交织而成的“策略束”，才构成了广义上的政策体系。
[3] 其实，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等人的研究，就非常关注私人主体对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上的“第六次革命”。参见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一17页。这种思路，同样可以推进到私人主体对经济法的立法与执法的影响等方面。
[4]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政策分为多种不同类型。例如，依据政策的层次，可以将其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依据所作用的领域，可以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依据政策的内容，可以分为实体性政策和程序性政策；依据政策的手段和目标，可以分为分配性政策和调控性政策等。这些分类，恰恰与经济法的研究存在密切关联，会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研究产生影响。
[5] 能否以此把“社会性”或“社会公益性”作为经济法的根本特征还需深入研究，但这会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6] 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7] 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8] 林德布洛姆在《政策分析》一文中，用“政策分析”一词来表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
[9][12][18] 参见陈振明编著：《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第10一12页，第49一50页。
[10] 学者们研究的非理性或超理性过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直觉、灵感、创造力、洞察力、信仰、意志、领袖魅力等，并认为这些因素会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影响。
[11] 例如，伊斯顿就把公共政策看成一个系统，并认为政策应反映周围环境的需要，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应注重政策与政策环境的互动，等等。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幼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一433页。
[13] 例如，布坎南等人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变成了经济过程、市场过程：投票者变成了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偏好，来进行投票选择；利益团体则仿佛是消费者协会或者工会；执政者则被看成是企业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当然要收取税收作为价格补偿；等等。
[14] 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一420页。
[15] 上述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一17页。
[16] 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其体系中有体制法的存在，而这种体制法的存在，同“二元结构”的基本假设有着直接关联。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7]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胡德（C. Hood）出版了《政府的工具》（1983、1986
）一书；而在90年代，皮特斯（B. G. peters）和尼司潘（F. K. nispen）则主编了《公共政策工具》（1998）一书。这些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 韦伯曾经指出，法律制定者或者适用者会自觉地遵循某种一般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伦理思想的体系、理性的观念以及清晰的政策。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1] 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实际上综合体现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而且具体地规定了各类主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参见张守文：《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4期。
[22] 参见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83一85页。
[23] 各项政策从公布到实施，再到产生效果，需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和时间，从而会产生“时滞”。一般认为，政策效应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或政策对象所发生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
实体经济政策篇6
法治国家应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经济法的稳定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滞性，有时无法及时有效的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不利于经济法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容易引发对其权威性的质疑。由于经济法作为法律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时滞性的局限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与具有合理性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各具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在调整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将二者联合起来，取长补短进行优势互补，有助于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与管理
一、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贯彻执行经济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1]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应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法中的大量条款是经济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而具有法律属性后的经济政策，其稳定性、规范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立法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2]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3]。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战略决策，要求对我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形式能够及时做出制度回应，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化。然而经济法对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使其具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及时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对某些新型社会经济关系也无法及时进行调整，使经济法对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某些不适，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而经济政策具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能够及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制度回应，并及时进行调整。通过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化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经济运行效率。有鉴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对于具有较强稳定性、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将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将其纳入经济法制度中。
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为例，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常规方式是“相机抉择”即政府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采用不同的财政措施，利用国家财力有意识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4]。为加强财政法的适应性以有效调整财政关系，财政法需要反映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式制定的财政政策，因此需要将这些财政政策予以法律化。例如，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的强调，尤其是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视，新《预算法》的亮点之处在于规定应实行全口径预算，如第4条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再如，新《预算法》更是首次对“预算公开”问题做出细致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事项明确要求做出公开说明，并在第92条中对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通过对预算法修改后呈现的亮点予以分析，在见证财政法体系日益完善进步的基础上，更应重视预算公开入法的长远意义。其有利于切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有效预防政府失灵。
(二)经济政策弥补经济法的漏洞
从根本上讲，“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5]。经济法制定后需要保持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否则有损法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但是，对稳定性的要求也往往使其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无法及时对某些经济问题做出回应。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主要任务是监督、规范国家调整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对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社会经济不可一成不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滞性，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予以配合，才能有效发挥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漏洞的填补作用表现在：经济法不是万能的，单单一部经济法律规范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所有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控，更何况经济法本身的时滞性，也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出些许的无能为力，因此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经济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有些问题经济法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控，而此时相关经济政策却有与之相关的规定，那么可以考虑适用该项经济政策。一方面，进行经济立法或修法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完成立法或修法过程。即使进行立法或修法，经过层层严格的程序制定出的新法或修改后的经济法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也往往于事无补，这与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正如萨维尼指出的，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即经过立法或修法后的经济法可能又与此前出现的问题不适，无法对其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如果漠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问题置之不理，则经济法的权威性、强制性无从谈起，而且也会因为缺乏对社会经济的有效调控和对政府宏观调控权的有效规制，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这必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极大损害。所以，如果相关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价值不相冲突，可以选择适用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这符合经济法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
新《预算法》对于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规模偏小和资金分散等问题，在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多个条款中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新《预算法》对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做出重点规范，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等，有利于规制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针对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的相关问题都在其他相关法律中予以规定。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前，对有关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则可以根据有关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进行规定。
(三)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将具体国家政策予以法律化是使其获得强制执行和给予市场主体更大合理预期的重要方式[6]。经济政策虽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但由于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规定，在稳定性方面无法与经济法同日而语。另外，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往往是政府，其权威性也不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经济法。为了保障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将其纳入经济法范畴，使其更具规范性。同时，通过将经济政策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保障经济政策的实施。
例如，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其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制定程序简易性等特征，在财政改革中，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政策，在财政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再总结经验将可以纳入财政法范围的政策进行法律化，使其上升为法律。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法的相互配合，有效促进国家对经济的平衡协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财政政策的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促进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
二、如何增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
为探索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的有效方式，使二者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佳的经济法实施效果。综合我国目前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效果，以及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探索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经济法及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
1.经济政策的制定应遵循科学原则。首先，制定经济政策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符合经济事实。根据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式和趋势，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形式的经济政策。如果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以政府的主观经济意志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必然与社会客观经济现状不相适应，这种脱离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不应被经济法所吸纳。其次，经济政策应符合经济法律的规定。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执行主体、实施方式等应严格遵循经济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已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立法时，制定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进行，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最后，注重民主决策。重视发挥经济决策机构的作用，使决策更具客观性、社会性与专门性。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防止市场失灵，经济法管理主体应根据经济法规定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有效监控。重视民主决策，协调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在经济法的制约下制定、实施。对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应选择时机使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具有法律属性，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使其实施获得预期效果。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主要由政府制定、实施，因此应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经济行政法规的审查和监督，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
(二)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协调互动的方式为视角，映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针对财税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问题，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对于上述问题的改革大有裨益。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有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参与和监控调节。
1.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应根据自身的作用和特点协调确定各自的调整范围。对于宪法、立法法确定必须由法律调整的财政关系，以及根据经济波动情况能够自动发挥稳定作用的财政工具，如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应制定为法律。对于灵活性较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宜采用政策手段，但是该操作程序，可以由法律规定，以保证财政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7]。
2.加强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调。由于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程序及背景不同，二者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内在矛盾，为了消弭财政法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在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重视建立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如预算法在制定过程中预算工委与财政部之间就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调，以提高财税预算等方面的立法和审查监督的实效。
3.了解、掌握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出台时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需要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实践中，由于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前瞻性，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经济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而修法又来不及时，采用灵活的经济政策来予以弥补不失为一条成功的经验。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经济政策，待时机成熟时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4.注重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配合，消弭二者之间的摩擦。这一点主要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应在实施中加强配合。“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应有利于促进财政法的实施，树立财政法的权威;财政政策是财政法律的核心内容，在实施财政法的过程中，要注意财政政策因势变动的走向，在执法中运用财政法原则，使用法定自由裁量权缓解和消除与政策的矛盾，使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在动态中耦合，达到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8]
三、结语
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愈加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经济法制度不断予以完善，对于实施卓有成效的政策适时入法。同时，在此过程中，经济法应注重与经济政策的动态配合。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灵活性，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经济政策既对经济立法起引导作用，又对经济法起补充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共同发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规范作用。
实体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民族经济政策；特点；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
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性干预手段，是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总结这些民族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经济政策逐渐走向具体化，便于政策的执行和评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民族经济政策和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逐渐趋于细化。党和国家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推出“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根据少数民族发展实际，明确政策实施的目标区域及作用主体，更加凸显民族经济政策的因地制宜性。特别是2005年通过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专门针对我国22个人口少于10万人的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制定。为保障这一规划有效实施，党中央确定了“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的方针，编制了一系列针对10个省区人口较少民族的专项设计规划，其中55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还制订了村级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共投入各项资金37.51亿元，实施项目11168个，基本实现了“四通五有三达到”的规划目标。2011年7月，国家又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新规划所称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具体细化到2119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71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乡、16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县、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州。
民族经济政策趋于具体化还表现在针对具体民族区域的经济政策不断出台。1980年3月，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陆续召开了五次工作座谈会和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根据、新疆不断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助疆经济政策。2008年，国家又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台了促进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件。2011年，提出“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2012年提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区域化，对于民族经济政策的执行、实现民族经济政策目标，均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经济政策总体以鼓励性政策为主
民族经济政策可以分为鼓励性经济政策与限制性经济政策。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贸易与民族用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对口支援和扶贫政策等均属于鼓励性经济政策。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关于1980年起提高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比例的通知》规定从1980年起，对经批准实行“三项照顾”地区民族贸易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由20%提高到50%，并对民族贸易三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将优惠贷款利率由80年代初的3.3‰（一般商业企业为6.6‰）上调为80年代末的4.2‰（一般商业企业为6.6‰）、后又调为9.45‰（一般商业为11.85‰），并将贷款利率差返还民族贸易企业；1980年至今，还设立了专门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90年代至今，国家每年都坚持安排专项贷款用于扶持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十一五”期间，政府出台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就多达有14个，共投入167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民族地区的公路和水路建设。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均具有财政优惠、税收优惠、支持投资、产业倾斜的鼓励性。这是由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团结、地区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原因导致产业基础薄弱，资本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不力等等落后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加快发展愿望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的最重要途径。民族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7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前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资源、市场的有效开发和全国各个区域的协调性发展。因此鼓励性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顺应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的各种实际性干预的具体体现。
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性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民族地区已初步改变了传统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民族8省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0多万人下降到1450万人。2013年，民族8省区GDp国内生产总值总计64533亿元，增速为10.7%（全国的增速为7.7%）。尽管民族地区发展形势喜人，但民族地区仍然落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特别是发达地区仍然有很大差距，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面对这样的实际状况，鼓励性的政策仍是我国民族经济政策的主体内容。
三、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
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民族经济政策体系。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是指现行民族经济政策在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在一定阶段和政策范围内保持合理的经济政策结构，保持与外部环境大体相适应，完成整体运转正常的调控状态，而不是政策一成不变或者僵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经济政策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政策微调，几代核心领导人均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认为民族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正是这一认知稳定，才有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深化改革开放政策、扶贫开发政策、财政照顾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其次，民族经济政策的方针、原则、立足点始终保持不变，是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后民族经济政策一直坚持的重要方针。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召开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座谈会纪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发达省、市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跨度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198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发达地区应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是一项历史使命。2010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计划从2010年开始的未来10年内，全国19个省市将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至今，在对口支援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种援民族经济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在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一直遵循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都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特性、区域文化、复杂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特殊情况。坚持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必须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提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后继的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民族经济政策既要认真吸收国内、国际好经验和好做法，又要防止简单照搬、盲目套用，民族经济政策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是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党和国家在推动少数民族经发展上一贯遵循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自力更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都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家在财政、投资、人力及相关政策方面的倾斜，增强民族地区内在活力，依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最终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民族地区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根据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具体实际，党和国家完善和创新了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丰富了民族政策内涵，使我国民族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特点，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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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网.国家民委主任杨晶：民族事业得到更全面发展.
实体经济政策篇8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财政政策一般地理解为政府审慎地利用其权力，根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有意识地变动财政收支，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目标的政策。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得出的宏观财政政策。其实，在现实经济中，政府除了运用宏观财政政策调控整体经济活动总水平外，还时常运用一系列倾斜性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与手段，影响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的活动，本文称之为微观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由两方面内容构成，即微观税收政策和微观政府支出政策。前者的含义是不变动税收总量，仅在一定的税收总量前提下，调节税种和某些税的税率与适用范围；后者的含义是不变动政府支出总量，仅在一定的政府支出总量的前提下，调节政府支出的项目和各项目的数额。常用的微观财政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优惠：指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特定经济部门或产业的相关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即对某些企业通过税收减免给予鼓励或照顾，其中减税是指从应纳税额中减征部分税收，免税是指免征全部应纳税款；优惠税率，即通过降低税率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退税，即按照规定程序将已经入库的税款的一部分或全部退给企业。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符合国家政策的产业，允许其相关企业加速固定资产折旧，让企业在固定资产耐用年限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费，使之在设备还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3.财政补贴：这是政府的一种无偿支出，补贴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企业，其政策效应是为企业执行国家计划或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及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财源保障，最终贯彻政府调控意图。4.政府采购：政府有意识地将财政资金投入某些领域，以利于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为优势产业创造更快发展的机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5.财政投融资：根据政府政策主要是产业政策目标，向重点企业发放长期低息贷款。贷款发放者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受信者是国家鼓励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中的企业。这种资金支持的独特之处在于，有偿资金有偿使用；资金运用具有灵活性；以国家信用作担保筹集民间资金，不会因此增加财政负担。
微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1）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经济运行现状确定的，具有明显的“逆经济形势行事”的特征。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虽然也要参考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但更多的是依据产业政策，确切地说，它是为落实产业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手段。（2）政策作用的范围不同。宏观财政政策，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能够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动。微观财政政策仅仅作用于某些部门、某些产业的相关企业，它所引起的反应是局部的、个别的。（3）政策作用期限和结果不同。宏观财政政策属于短期调控政策，它的实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引起整体经济水平的变动，促进总供求平衡。微观财政政策属于中长期调控政策，其效应体现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和高级化，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4）作用机制不同。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统一税率的变动，影响总供求水平。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税收减免等的数额和资金流向的变动，对个别部门、个别产业的相关企业给予倾斜，以增强企业活力、贯彻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优化与高级化，保证经济长期协调发展。
二、微观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
1.美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微观财政政策运用方面，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1）定向采购是政府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行为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当政府欲购买所需商品时，通常用招标方式选择卖方，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政府采购过程中，既讲求充分竞争、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也注重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导向，具体体现在有些政府采购价格不取决于市场价格，而由政府代表与企业代表协商决定，其中带有许多有利于企业的优惠条件，使企业因政府采购而获得较高水平的利润，进而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政府借此按照自己的意图左右这些企业的行为，将之纳入宏观调控的轨道。
（2）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导向。为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美国政府向企业所属科研机构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并在有关法律条款中明确规定，企业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应交税款中扣除当年用于研究开展的经费。这一措施沿用多年，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开发力度的积极性。
（3）对小企业的扶植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企业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市场充分竞争，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扶植小企业发展，增强其竞争能力，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小企业的机构——小企业管理局，其职能之一就是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当小企业开业或经营中，尤其是技术革新需要资金时，政府会尽量予以资助。另外，为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小企业，政府还在税收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2.日本和法国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法国在相近的时期内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过程，两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1）政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和法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系统地、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由于不同时期政府调控经济的目标和内容均有不同倾向，使得微观财政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赶超性，在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目标的各个阶段，他们制定了不同的微观财政政策。经济恢复时期，为实现企业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推出了特别折旧制度和税收减免制度；高速增长时期，为促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扩大出口，不但对钢铁、汽车、造船等产业实行特别折旧制度，而且对新兴产业、出口创汇企业等加大了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减免退税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国在战后初期，为优先发展能够对其他产业发挥带动作用的基础产业，采用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加速折旧等措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府津贴等手段，发展钢铁工业等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合并和扩大对外投资；70年代以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除税收优惠外，还实行了为科研和革新提供奖金、对出口项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日本和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两国都习惯于用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进行调控，相应地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以产业政策或经济计划为核心，微观财政政策成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或经济计划的手段。在日本，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中长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证，一旦据此确定了重点产业，大藏省等就与之相配合，对相关企业予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倾斜，诱导企业投资转向政府欲推进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以及其他重点产业。法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计划调节程度较高的国家，但计划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直接下达到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围绕既定的计划，采用补助金、税收减免、赠款、加速折旧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提供资金，引导企业按照经济计划要求进行经营，使政府计划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
（3）政策的执行有稳固的微观基础。两国制定政策时，都不是凭政府的主观意志行事，而是通过官民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在反复的沟通中，本来极为分散的企业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决策成为企业决策的同义词。一旦这些决策作为政策出台，其贯彻执行当然不乏广泛而稳定的微观基础，得到企业的高度认可与支持。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在日本叫作“审议会制度”，在法国叫作“工商会”。
3.韩国和新加坡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
韩国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在此期间，两国政府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为：
（1）通过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韩国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均从迅速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出发，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运行方向，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的导向性又通过产业政策具体体现出来。为落实产业政策，它们制定了相应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引导企业行为，对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运营实行间接管理。
（2）对不同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体体现在，对高科技或新兴产业与一般产业、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采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对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给予一般产业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其次，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公营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和优惠融资等。第三，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支持，而韩国则一贯支持大型财团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从韩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待遇则时厚时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导向。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实行较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又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长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都曾经实施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保护本国尚不完善的市场发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体系。当这两个目标初步达到时，两国政府都果断地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相应地政府对企业采取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开始带有明显的刺激出口倾向。
三、微观财政政策综合分析
1.实施微观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1）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经济，经济运行中通行等价交换原则和竞争规则。政府出于引导企业行为动机而推出的微观财政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后起的亚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企业行为的引导，均非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场机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反却是以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这是其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保证。
（2）尊重企业的决策自主权。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市场经济体制越完善，企业在微观决策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充分。政府为满足经济发展全局需要而实施的微观财政政策，不过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只对企业具有引导或诱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力，企业是否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与行为，完全取决于企业偏好，政府无权强令其执行之。在上述国家，微观财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业的敏感反应，其关键在于这些政策以明确的信息提示企业，做什么、如何做对企业有利无害或有损无益，它像一盏航标灯，为企业运营指明正确方向，引导企业趋利避害，这正是微观财政政策能够导致企业行为与政府意图基本一致的奥秘所在。
2.微观财政政策实践各具特色的决定基础
不同国家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之所以展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美国实行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始终把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以对市场进行规制、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为主。与之相适应，政府介入领域主要限于宏观层次，较少介入中观和微观层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其经济运行中，为配合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而系统设计的微观财政政策相对较少。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即为在短期内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对经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资源配置是围绕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通过市场来实现，从而政府的干预更多地致力于中观层次甚至深入到微观层次，微观财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统、更广泛。
（2）传统文化。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企业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观财政政策实践的差异之形成也与各国传统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过一定的“磨合”期后，形成了一种为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承认个体之间能力与效率的差别。这种价值观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就使得人们在崇尚自由竞争、相信私人企业制度更能产生效率等方面达成共识，这种文化环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为自由的市场竞争服务的政府，美国政府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自己很少干预经济运行特别是企业运营，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法国则是历史上国家观念很强的国家，这种政治传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经济危机的经历，使法国人相信国家的经济调控力量，认为在某些方面国家会比私人做得更好，于是，法国政府就适应这种文化环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开始了计划调节，并一直以国有大企业为中心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通过官民（政企）协商，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与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等级、忠诚、服从等观念不但影响着个体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愿意接受并服从政府的指导，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对企业的“忠诚”行为予以回报。
（3）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体系发育程度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市场体系发育的程度，也是决定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介入经济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经济处于落后的状态下开始介入经济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国、韩国和新加坡），那么，经济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过程。在经济上升时期或起飞阶段，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常常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措施，重点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相继发展的产业及相关企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便加大对能够出口创汇、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果情况相反，则微观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范围也相应较窄。其次，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不同的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发育成熟、市场体系健全的国家，基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场体系发育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大。美国属于微观财政政策作用力度较小的国家，其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政府对微观企业运营干预极为有限，关键在于该国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国、韩国、新加坡则属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和市场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出于赶超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采用力度较大的微观财政政策对企业运营加以引导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经验与启示
1.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法律密切相关。首先，微观财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作出的明确规定，即使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会让企业感到这些政策有较大的可靠性，因而愿意将之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微观财政政策的实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企业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就能保证政府制定的微观财政政策不是强制命令，而是一种激励机制，只有诱导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环境，就能保证企业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导向行事之后，政府能够不打折扣地对其承诺予以兑现。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应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国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依法确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关系，法律不仅用来规制企业行为，而且也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营的重要依据。
2.微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与运用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方面，当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处于“爬坡”阶段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或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需要政府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积极的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励重点产业及相关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其形成与运用应该是动态的，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适时加以调整。这是因为各种政策均体现着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了政策目标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就应该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则可能出现政策效应递减或副作用。这一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和升级的我国，应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产学研结合的支持力度；根据目前“以市场换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引进外资的管理和监督，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使引进的技术切实能够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当前，在克服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出口产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增强微观财政政策的权威性。微观财政政策作用的要点在于它的政策导向性，即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期待发展的部门、产业和企业。这就要求制定微观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它能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准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应优先发展的产业和相关企业，并据此提出倾斜性的政策。经验证明，享受政策优惠的应该是投资于有待发展、颇有前途又很幼稚的产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或可能会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创汇能力的企业；在对整个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或带动作用的产业中经营的企业。为确保政策的权威性、使政策导向与政府经济调控意图保持一致，还应该注意政策出处的统一，切忌政出多门，同时加大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力度，防止滥减滥免、滥补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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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行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
实体经济政策篇9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实体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反垄断法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概述
我国早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反垄断的要求。反垄断法是一个国家竞争政策法律化的体现，它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亦即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学术界一般将竞争政策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竞争政策是指影响市场竞争的所有政策；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竞争立法和竞争执法所体现的或者奉行的政策，甚至有时被等同于反垄断法。竞争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和促进竞争，防止和制裁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通过维护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秩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是国家为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而采取的调节产业活动的方针政策。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自觉干预，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包括实现经济振兴与赶超、结构调整与转换以及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等。产业政策的目标旨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在国际层面上，则是为了增强和维持本国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其实质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产业政策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反映一种赶超的思想。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能够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工业化的赶超阶段，市场资源的配置，都不是通过市场调节实现的，而是政府进行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为选择过程。这种以赶超为理念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选择主导产业并加以大力扶持，以促进这些产业迅速成长，继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竞争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以“一般性规则”为依据，间接干预经济活动，通过营造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场的参与者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产业成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是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通过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并依据法律法规对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市场支配势力的行为以及可能有碍经济效率的市场结构进行规制。
可见，尽管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同时并存于同一种经济体制之中，但只有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下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的直接干预，而竞争政策倡导市场理性，要求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妨碍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时才进行干预。
二、我国竞争政策、产业政策选择面临的问题及日本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应该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一国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战略和政策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其实际是通过对产业或企业采取鼓励或限制的方式，集中配置资源，以提高其竞争力，达到拉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竞争政策则注重检视市场结构，通过打击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维护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凸现。竞争政策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禁止企业从事联合限制竞争的行为，不允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市场优势，但竞争政策对竞争机制的维护可能会影响某些产业竞争力的强化。而国家对具体产业实施的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加强产业的竞争力，但产业政策在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却没有办法避免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甚至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讲，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实际上是很难避免的。
日本的产业政策历史较长，可以分作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产业政策为主，竞争政策为辅（二战以后至1975年）二战后，为了解散作为战争元凶的财阀，日本实行了经济的非军事化、“经济的民主化”和“确立和平的经济”三大政策。竞争政策被放入次于产业政策的地位。
第二阶段：复兴竞争政策，并开始反思产业政策的功效（197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遇到了国外、国内的诸多挑战。同时，日本的经济学界也开始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反思。
第三阶段：强化竞争执法，降低产业政策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偏重产业政策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且日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不断给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向美国做出更有利于开放竞争的正式保证。鉴于国内的困境和外界的压力，日本开始重新定位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经过1997年、1998年和2000年修订反垄断法，日本的竞争政策日趋成熟，整个经济运营机制逐渐从“官主导”变为了“民自律”。
从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来看，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两者的最终政策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一国经济产业的竞争力，加快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任由市场配置资源可能会由于市场的无序性带来资源配置的浪费，这个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不实施一定的保护，也可能由于过度竞争导致企业利润降低，从而限制企业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所必需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同时，在产业整体竞争力薄弱的情况下，面临国外竞争实力强大企业的竞争，不实施适度的保护也容易招致国内产业的毁灭性打击。所以，适度的竞争和保护都是必要的。但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都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产业政策的实施不能否定市场，更不能代替市场的基础作用。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竞争政策应该成为一国经济政策的主轴，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法律，其作用应该得到不断强化。
日本反垄断法实施的另一个有益经验体现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协作上。目前，世界各国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美国实施由反托拉斯主管机关和联邦规制机关分立式管理模式，发达的司法制度使得美国法院在处理两者冲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中如澳大利亚似乎更倾向于由竞争主管机关来统筹实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日本的模式是试图克服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冲突发生前设立一套两者之间协商、合作的途径，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强化公正交易委员会在处理公共服务领域限制竞争行为时的作用。横向比较而言，如果日本模式实施得当，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似乎更加适合我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反垄断主管机关和部门主管的协作。从日本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来看，公正交易委员会和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机关长时间内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磨合以及日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在两者之间已经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般都会重视产业政策的作用，为了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队”，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国家会着力扶持、培养个别产业；但经济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后，如果继续实施产业政策，则经济体制会受到扭曲，国家也无力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因此随着经济体制的成熟，政策重心由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培育与选择
虽然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并没有排除反垄断主管机关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适用，但是在如何处理反垄断主管机关和部门主管机关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我国反垄断法采取了回避态度。当然，我国反垄断法确立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分立的双层主管模式，有助于在反垄断委员会中将相关行业主管机关责任人员纳入到反垄断法实施中，从而在组织构造上达到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一。但是，实践操作中这一模式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反垄断法委员会如何设置？如何发挥反垄断委员会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指导、组织与协调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操作不好却很可能会影响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怎样才能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达成一个适度的平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如何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执法分工和利益冲突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追求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统一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策略上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反垄断法的发展潮流进行。我国应当选择阶段性的竞争政策，影响竞争政策选择的因素众多，然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场经济、政府管制、竞争文化、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六大因素为关键。
（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国内形势制定的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经济发展纲要，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还包括某些社会发展的内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不同往往反映出该国在该战略指导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差异，从而导致竞争政策选择的差异。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而言，“不平衡发展战略”下为培育扶持支柱产业，我国应更青睐于产业政策，而后期“平衡发展战略”下，为营造全面均衡发展，形成有效竞争环境，竞争政策则成为不二的选择。
（二）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竞争机制刺激经济获利，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经济实力。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竞争法也就越发达。竞争政策须与市场化程度相适应。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应选择不同的竞争政策。
（三）竞争文化
竞争文化，概括地说就是关于市场竞争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商业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总称。培育强劲的竞争文化，将有利于维护竞争机制，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危机时政府素有的加强管制的冲动亦泉涌而出；危机下，竞争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常常受到其他临时干预政策的非难，着眼于短期内摆脱衰退的干预政策与着眼于长期经济整体效率目标的竞争政策之间价值冲突更加激烈。在干预政策对竞争机制的破坏不严重的前提下，出于整体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竞争政策确需作出灵活性的调整。
（五）国际经济环境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个巨轮的推动下席卷全球。一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紧密程度不断增强，竞争政策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逐步走向全球，走向趋同。
参考文献：
1、郑鹏程.反垄断法专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