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1
一、两部法律在立法目的、管辖权和行为与惩罚相适应方面的衔接
1、在立法的目的方面。这两者在立法的目的方面具有一致性，只不过是运用的手段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综合治理手段相对于《刑法》的惩罚手段来说发挥了极大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和《刑法》实现了有机的衔接。
2、在管辖权的体制方面。这两部法律在属地管辖方面的规定基本一致。只不过《刑法》所采用的是以属地管辖为主的混合管辖权体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只采用了属地管辖的原则。
3、在行为和惩罚的相适应方面。《刑法》坚持的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体现着治安管理处罚和治安管理行为相适应的原则。这两部法律在惩罚的轻重和违法犯罪行为的轻重必须要相适应的原则上基本是一致的。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在行为和处罚规定方面的衔接和协调
1、在法律调整范围上的衔接。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在相关规定上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两个法律在扰乱公共秩序和妨害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调整范围的有机衔接。在上述的一些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作了规定。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7条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和第65条有违善良风俗的规定以及第29条计算机违法的规定等，都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了调整领域上的对接。
2、在法律构成要件上的衔接。违反治安管理所调整的大部分行为，从构成要件上来看，和犯罪行为的表述比较类似，只不过是有量或者程度上的差别。比如盗窃在达到一定数额和伤害到一定等级时就认为是犯罪，不然就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对于同一行为是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适用《刑法》，常常是因为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罢了。和犯罪行为相比较，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不过是情节轻微、尚不足以构成犯罪的，只是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一般是接受治安管理处罚。另外，在违法犯罪的主体上，这两个法律在规定自然人主体以外，都是规定单位能够成为犯罪主体。可以说，构成要件的进一步统一不仅使立法体系更加统一，也使得执法和司法更加规范，更加便于操作。
3、在处罚体制构建上的衔接协调。我国的刑罚体系由主刑与附加刑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借鉴了刑罚模式，建立了全新的治安处罚体系。把治安处罚种类分成主罚与附加罚两种。治安处罚体系中的罚款和刑罚体系中的罚金刑在适用上趋于接近。这两者既能够单独适用，也能够附加适用（并罚）；此外，对于人身罚，在处罚程度上，这两部法律都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体现了治安处罚的科学性。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尚需进一步协调
（一）《治安管理处罚法》尚需改进的方面。
1、基本原则问题。《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保障人权和防止刑罚权的违法行使，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处罚权的行使方式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有很多学者据此也认为该法律坚持了违法行为法定原则，但是本人认为，该法没有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法定原则宣示，这的确一个遗憾。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于“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可是，什么是“强制性教育措施”呢？法律指向并不不明确，这都和“违法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的缺位有很大的关系。
2、责任免除阻却事由问题。《刑法》第16条、第20条、第21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和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却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不可抗力和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等早已在法律中定型为免责行为，中外法律都有相关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以及不可抗力等行为，在立法上应该规定其责任排除。
（二）《刑法》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几个方面。
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刑法》实施很久之后`才得以出台，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在很多方面的内容上对《刑法》未来的修改有借鉴意义。
1、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总体立法指导思想，很值得《刑法》借鉴。《刑法》的修改制定工作是在我国第3次大规模的“严打”运动前后完成，有很大的的重刑化倾向，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规定的死刑较多，在未来的刑法修改当中，应当注意刑罚的轻缓化。
2、在基本原则上，《刑法》尚存在有欠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条原则在《刑法》上却没有相应体现。既然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对于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应当从教育其悔过自新为出发点，所以，笔者建议在修改《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应当考虑增加“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3、在属地管辖权方面《刑法》存在的欠缺。《刑法》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并没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规定，根据语言逻辑习惯，如果是在港澳台的船舶和飞机内的犯罪也应当适用本法，但实际上无法如此规定，所以在法律条文上应该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在这一点上，《治安管理处罚法》非常值得借鉴，该法的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
总而言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在立法上比较重视彼此之间的有机衔接，也较好地体现着法制统一的原则，它不但能促进于该法的顺利实施，防止由于相互冲突而出现尴尬局面，并且也给以后的其他立法活动树立了榜样，意义非同凡响。当然，这两部本处于同一位阶的法律在很多方面的协调还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以真正实现立法的有效统一，从而保证执法和司法的最佳效果。
（作者单位：郑州市政法干部学校）
参考文献：
[1]杨新京.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竞合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7(05)
[2]吴情树.《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研究——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三明学院学报.2008(01)
[3]孙振雷.的刑法基础.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2
题目：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校（学院）：XX分校
专业：法学
年级：17春
学号：XX
姓名：XX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5年8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于200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条例》施行近二十年来的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方面出行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对公安机关依法行驶职权提出了新的要求，他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上有法可依，对防止和纠正不当违法的行政行为，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办案程序，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部遵循法理、适应国情，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有操作性、有创新性的行政基本法律，当然作为一部法律，其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 问题 对策
一、产生的背景及其概念：
（一）、产生的背景：
在1986年来，新出现的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行为越来越多，特别是1997年新刑法修改后，刑法增设了大量新罪名，对其中尚不够刑事处罚而又属于治安管理范畴，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因没有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处罚无据，给公安机关有效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有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多困难。同时随着我国行政立法工作的不断加强，消防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居民身份证管理等已经单独制定法律，这些法律设定的行政处罚大大超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内容。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本质和目的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
（三）、管理的范围和颁布的时间
对扰乱公安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5年8月28日通过，自2006年3月1日其施行。
（四）、不断的修改完善
根据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2012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主席令第67号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决定》修正，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如下修改：将第六十条第四项修改为“被依法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在缓刑，暂缓监外执行中的罪犯或者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处罚种类设定不严紧。
《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了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的处罚。所以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只能实施上述几种行政处罚措施，然而在第一百一条中出现的“被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交纳保证金，暂缓执行拘留，逃避行政拘留处罚的执行的，保证金予以没收和上缴国库，已经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仍执行”。我认为没收保证金的行政行为就是一种新的行政处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责令犯罪嫌疑人为保证其不妨碍、不逃避刑事诉讼活动而交纳一定数额的现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情节，决定没收保证金的一部分或全部，并且区别情形，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变更为监视居住、提请人民检察院予以逮捕。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保证金数额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情形，根据案件情况、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保证金的数额。
（二）、以收缴的方式处理一些违禁品或一些作案用具、工具。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规定处理。”但我认为应当予以没收。因为没收和收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后者不是行政处罚，其含义是缴获、接收，起着一定的证明作用，其实两者都是将查获或缴获的东西都不再返还给违法嫌疑人。例如，在2018年8月24日20时许，民警在工作中发现绳某某非法携带一把管制刀具到某地，后被查获，对于查获的刀具，公安机关根据有关的规定，对其所携带的管制刀具予以没收，开具没收收据。
（三）、没有设定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一百多种违法行为，许多违法行为存在着涉及违法所得的问题。如，以盈利为目的的为提供条件、出售淫秽物品、买卖罂粟、容留他人卖淫等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都将获取一定的所得。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对获取所得作出相应的规定。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实施，公安机关在办理存在违法所得的治安案件中，对违法所得应当如何处理将面临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因此，对违法所得的处理应当予以明确。
（四）、“黄、赌、毒”处罚力度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黄、赌、毒”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比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都要大，且一直都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对象。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黄、赌、毒”扩大了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范围，但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罚罚款数额却没有提高，保留了原条例中的3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数额额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涉及毒品的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多，世界各地都以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放在首位，中国也不例外。由此看来，毒品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色情和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忽视了这个问题，对“毒”的处罚力度明显小于“黄、赌、毒”的处罚力度。2015年5月21日，蓟州区东赵各庄镇上窝头村王学征吸毒，王学征吸毒后出现了幻觉，身称有人要毒害他，还控制他的手机，精神非常亢奋，情绪激动，用折叠刀将自己腹部和左大腿扎伤，血流不止，后来在民警和医生的及时抢救下才脱离生命危险。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第一、这部法律的宣传力度不够，存在着盲区，尤其是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宣传还不到位。我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关注农村、关心农民工、支持农业发现，让农村稳定、农民增收，农业增长，是关系到国泰民安、国家富强的治安战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普法到个人，是全民依法治理工作的基础工作和基本要求，根本目的是为农村基础民主法治建设添砖加瓦，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自学能力差，文化水平低，农民工的法律素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导致农民工懂法、用法、学法的人员叫少，都是制约着法律普及的因素。
第二、公安干警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法律知识学习不足，存在着随意执法的问题。公安民警作为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主体，必须要懂法、学法，灵活掌握法律，要依法依规执行法律，在执法的过程中会有个别民警法律意识不够，思想政治纪律不牢，存在着刑讯逼供，暴力执法，执法程序不合乎法律法规规定，违反办案程序，超越职权范围，在基础派出所我们经常能看到一名民警带着辅警出警，执法人数和执法主体身份不相符的现象，这就极易会出现冤家错案的发生，违反了制定法律的本质目的。面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受理调查，对于人民群众的求助不能及时的予以帮助，存在着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
第三、各个执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应进一步加强，司法所与派出所、治保会、综治办等协调配合不到位，大量民间纠纷集中在公安机关，增大了基础派出所的的工作量。近年来，基层一线民警牺牲最主要的原因已经不再是暴力伤害了，而是猝死和抑郁症，且牺牲年龄呈越来越年轻的趋势。基层一线，已经成为警察心中忘而生畏的“地狱”，熬夜家常便饭身体最差、直接和群众打交道风险高、干活最多挨骂最多，据统计，2018年8月23日至9月2日，短短十天，基层派出所已经有五民警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1】。日常的琐事和杂事充斥着我们基层民警，导致我们民警应接不暇，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也没有处理好的局面，许多群众思想中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有困难，找警察”是一条万能的法宝，认为警察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国家有许多部门，每个部门都应该各司其职，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各个执法部门配合不到位，互相推诿扯皮，导致公安民警工作量加大，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法律的贯彻执行出现障碍和阻力。
第四、处罚年龄存在不适合社会发展。近年来，公安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也就是说，一旦相关条款获通过，行政拘留将可对14至16岁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执行处罚了2016年8月，广东清远英德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组织操纵未成年人攀爬入室盗窃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6名，团伙中有未成年人20多名，最小的年仅14岁。这些未成年人直接参与作案，有专人操纵、培训，教他们如何行窃，成年人则坐镇幕后。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于那些已经满14周岁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要他们的违法还没有达到涉及“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重罪之前，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刑事强制措施；但等到真的达到了，已然大错酿成。从行政拘留到“刑事重罪”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
三、预防的相关对策：
（一）、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应该强化措施，进一步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学习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和有效措施，加强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学习和宣传，尤其是执法者作为执法的主体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好表率，带头学习、带头执行、带头宣传，确保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长期以来，老百姓整体的法律素养意识并不强，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全社会营造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辅导培训和座谈会讨论相结合，阶段学和经常学相结合，使每位执法执法者学懂弄懂，自觉遵照执行，同时还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把宣传《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普法结合起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公安工作，要必须贴近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宣传。
（二）、我们应该强化教育，进一步抓好素质教育建警。
要把队伍建设纳入公安工作议事议程。通过开展法制教育，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遵守《五条禁令》，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勤政意识、道德意识和依法执法意识，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觉悟，公平、公正、文明执法，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要开展经常性的大练兵比武活动，一警多能，努力提高公安干警的法治水平和办案能力。要把那些热爱公安事业的优秀专业人才充实到公安一线，提高公安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为创建平安县市提供法律保障。例如：天津市公安局关于从严治警八项铁规铁纪，一是，严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是，严禁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三是，严禁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四是，严禁以警敛财、私设“小金库”；五是，严禁工作懈怠、推诿扯皮；六是，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七是，严禁诬告陷害他人；八是，严禁隐瞒违纪问题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的这八项铁纪值得推广和学习，符合关于“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十六字方针【2】。
（三）应强化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
要把行政执法机制建设作为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的重要保证，作为提高案件质量的基本保证。要不断完善办案人员案件评查机制，使任务明确化、监督经常化、责任具体化、行为规范化，要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强化监督，不断提高执法质量，规范执法行为。对违反《治安管理处法》的行为处理要稳、准、严，杜绝以罚代拘，该罚不罚，该拘不拘现象的发生，要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防止重大治安案件的发生，为创建平安市县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我们应该强化服务意识，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旨。在广大公安干警中牢固树立起大局意识，处理好执法和服务的关系，增强全局观念，克服单纯执法，片面执法的弊端，灵活运用这部法律，使公安机关执法围绕服务大局，在思想上始终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在执法上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的政府要协调公安、司法、综治和基层调解组织密切配合，部门联动，明确职责，使民间纠纷得到分流，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减轻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压力，保持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2018年9月7日，新华社受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包括人民警察法（修改）在内的116件各类立法项目列入立法规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分三类，一类项目69件，即条件成熟、任期内拟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二类项目47件，即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三类项目是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刑法修正案、刑事诉讼法（修改）等系列为一类项目；人民警察法（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看守所法等列为第二类项目。从1988年起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每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编制立法规划，统筹安排五年任期内立法工作。立法规划还明确了立法项目的提请审议机关或牵头起草单位【3】。
（五）、尽快完善关于年龄限制的规定。一些人认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的降低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治安“难题”，并对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校园欺凌行为起惩戒作用。一些人则表示，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应慎重，该处罚方式对青少年违法行为“治标不治本”。此次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一条取消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从之前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修改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治安违法行为不能不加强管控。但管控的真正合理有效的办法不是行政拘留处罚，而是加强监护。结合原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一条，即增设“监护督导制度”，其规定可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处罚或不予处罚后，也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的，应当书面说明该未成年人违法的具体原因、监护不当之处、进一步违法犯罪的风险及责任、如何加强监护的具体措施等情况。必要时，可以责令监护人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
四、结语：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法》，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大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范围和领域，注重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规范了执法程序，规范了公安机关民警的执法行为，注重和尊重保障人权，体现了出其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民意的立法理念。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起到了巨大了作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以来，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是对公权力的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制度设置以及实施当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不断修正，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人民公安报。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3
众所周知,我国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中,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原刑法单纯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转变为既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又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了两种价值取向在刑法中的高度统一。[02]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法》(以下简称《治安法》),也实现了社会管理与人权保障两种价值取向的有机结合。该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条例》)相比,更合乎中国国情,更能适应国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更符合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根据该法,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的配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在比较治安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治安条例之间警察裁量权之扩张与规制的基础上,旨在探讨如何正确领会新颁布的治安法之立法精神,使得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更合法、规范和正当的行使治安管理处罚权。
一、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
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社会治安面临的各种问题日趋复杂,1986年9月5日制定的《治安条例》虽经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常委会之修订,但仍然存在处罚种类偏少、处罚幅度偏小、罚款数额偏低、调整范围过窄、处罚程序简单、与其他法律不相协调等缺陷,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治安管理之需要。为了适应治安管理的现实情况,《治安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权予以扩张,进一步强化公安机关在管理社会治安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及运用的扩张
1.处罚种类的扩张。根据《治安条例》第六条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只有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面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违法行为,这三种行为不仅难以起到错罚相当的作用,且已远不适应当前及今后的治安管理需要。《治安法》第十条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和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两项处罚种类。这种变化实现了《治安法》与《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的接轨。表现在:其一,《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比《治安条例》多了没收、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三种,实际上,公安机关对一些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已涉及到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处罚,如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处理中吊扣、吊销驾驶执照。《治安法》增加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这项规定既与《行政处罚法》接轨,也更加适应治安管理实践。其二,根据《刑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对外国人犯罪可以单独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治安条例》对于外国人却无相应规定。《治安法》增加了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和驱逐出境这两种处罚措施,填补了外国人在我国如何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的空白,扩张了公安机关对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处罚权,不仅使《刑法》与《治安法》的处罚原则相一致,而且使刑事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得以衔接。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4
被告：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以下简称新晃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罗开平，局长。
1997年3月底到4月初之间的某天中午（具体时间原、被告都说不清楚），杨小清在其开办的电器修理店修某台放像机时，发现随该机送来有三本试机用的录像带，隔壁成衣店曾某即把借来的放像机拿到杨小清的店里来，并用原告的彩电放这三本录像带。杨小清、曾某、姚某等5人和邻居的几个小孩一同观看，当时杨小清的妻子、孩子都在场。大约放了十多分钟，杨小清和曾某把机子搬到隔壁成衣店中继续播放，原看录像的人都转到成衣店内继续观看。约放了二十分钟，因电压不稳，图像不清晰而停放。1997年5月11日，新寨乡派出所根据举报对杨小清进行传唤和讯问，同时从曾某住房中扣押了一本片名为《惊天龙虎豹》和一本无片名的录像带。5月12日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对杨小清作出（1997）第22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认定：杨小清传播淫秽录像，给予罚款3000元、没收彩电一台的处罚。此后，新晃县公安局在5月12、13、16、17、19日又向有关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怀化地区公安处对被告扣押送鉴定的《惊天龙虎豹》和无片名的录像带各一带6月12日才作出是“淫秽物品”的鉴定结论。6月8日把将裁决书送达杨小清。杨小清不服向怀化地区公安处申请复议，怀化地区公安处裁定维持原处罚决定。杨小清仍不服于8月17日向新晃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
新晃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作出治安处罚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新晃县公安局于1997年5月12日，对原告杨小清作出（1997）第22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后，从5月12日到5月19日期间还多次向有关当事人及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怀化地区公安处对被告扣押的《惊天龙虎豹》和无片名的录像带进行鉴定结论尚未作出。即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对原告杨小清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是在调查尚未终结时作出的，违反了法定程序；同时，本案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在诉讼中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杨小清在1997年3月底至4月初之间某天中午在其修理店、隔壁成衣店播放的录像带，就是被告扣押后送地区公安处鉴定为“淫秽物品”的录像带，对原告播放录像的具体时间讲不清楚。据此，被告新晃县公安局作出的（1997）22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目、第3目规定，该院于1998年7月20日作出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新晃县公安局（1997）第220号治安管理处罚裁决。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上诉。
「评析
这是一起公安机关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的治安行政案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治安管理处罚必须经过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程序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和第三十条：“违法事实不清，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在5月11日传讯原告杨小清后，5月12日已经对原告杨小清即根据原告的陈述作出治安管理裁决，调查取证却到5月12日至5月19日间才进行，先裁决后取证是程序严重违法；被告新晃县公安局处罚裁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表现在：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5
一、两法一条例内容
《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就很好地区分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的关系。此法还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其第五条指出：办理案件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条文对处罚对象的规定也十分细致，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而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等等。
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始自终都贯穿着畅通信访渠道这条主线。贯彻信访条例，畅通各项管理渠道，就必须从信息公开透明、渠道高效便民、人员诚实守信等多方面做好工作。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如何做到依法、文明办理各种事项。要从体制、机制、职能上去研究问题。办理人民来信要及时、有效，确保民意、民情、民智顺畅上达领导机关。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用平常心善待群众。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对群众权益受到侵害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第三要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与社会各阶层的沟通联系。同时，方便信访人查询有关信访事项。
土地是民生所系，万物之源。国土资源不仅是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更是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调控手段，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重要的保障条件。国土资源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我国是一个土地大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但我国并非一个土地强国，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二、做好两法一条例的宣传者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让学生从小就有一个精神家园，一种道德准绳，这是学生心理发展的需求，也是社会的需要。我们要不断地探索创新，尤其是把时事政治教育引入课堂，突出精神教育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可以利用升国旗、法制报告还有班队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在对一些条款的重点解读中来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思想认识。
三、必须强化工作责任
1、规范了治安管理处罚程序。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处罚程序设立专章，在处罚程序中，对治安案件的受理，证据的收集，涉案物品的扣押、保管、处置，传唤的批准权限和传唤时限，询问笔录要求，对涉案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处罚的决定权限，决定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处罚的告知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处罚的罚缴分离原则，拘留处罚的暂缓执行制度，以及被处罚人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2、强化和落实信访工作责任，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建立信访工作领导负责制。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
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新格局。统一领导就是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就是信访部门发挥协调作用;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是总体要求;各负其责、齐抓共管是要达到的目的。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6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坤仁就草案作说明时表示，草案原来规定，对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未成年人、70周岁以上的老人、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按照每日200元标准将拘留折处罚款。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和有些地方、部门提出，对这三类人员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是适当的，但又不适宜规定以罚款折抵拘留。法律委经同内司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研究，建议删去这一条中关于以罚款折抵拘留的规定，明确规定对这三类人员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
草案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予以处罚。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予以处罚。
草案同时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7
内容提要: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两种处罚的协调首先表现在处罚种类的协调,可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和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保留行政拘留和拘役,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缩短行政拘留期限,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并增设相关法律措施。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存在证据规则不规范、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听证程序名不符实、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等问题。两种处罚的适用衔接学理上采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适用程序上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
从法律层面上讲,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两种性质的处罚,然而就其处罚对象来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行为在违反社会秩序、危害社会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两种处罚存在着协调的基础和适用上衔接的可能。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的提出
(一)两种处罚协调问题
两种处罚协调问题,实质上是考量两种处罚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处罚体系则可以理解为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整体。那么,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的协调即围绕着惩罚违法行为(包含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相互配合适当的以处罚为核心的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发挥良好的处罚作用。治安管理处罚体系构成要素包括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关法律措施和处罚程序;刑罚体系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并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2]。
研究两种处罚的协调,在于两种处罚权常常交织在一起而发生矛盾,进而影响处罚的效果。诸要素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它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发挥惩罚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的作用。如涉及诈骗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只设定了宽泛意义的诈骗,即凡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都是诈骗。刑法则以骗取公私财物的方法不同设定了多种诈骗罪,构成这些不同诈骗罪的骗取财物起点数额亦不相同。除了一般诈骗罪外,常见的还有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构成犯罪的数额起点从5000元以上到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如集资诈骗,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是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起点。①不足起点数额的,其诈骗不构成犯罪而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诈骗行为范畴。由此可见,诈骗行为包含的诈骗数额差异非常大,法定治安管理处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显得单调和力不从心(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②)。就集资诈骗罪而言,法定刑罚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③处罚层次从高到低较丰富,且罚金数额较大,基本上达到不使行为人在经济上获益的目的;而诈骗数额达数万元的(集资)诈骗行为受到的处罚既不能安抚被侵害者,更不能保障社会经济安全,因而处罚不协调。再如,北京奥运会期间许某以1万元出售了3张每张面值800元的田径比赛门票,从中获利7600元,许某以倒卖有价票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行政拘留处罚,④法定治安管理处罚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⑤如果倒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构成倒卖有价票证罪,法定刑罚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⑥1000元以下罚款针对获利7600元与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针对更多获利,都不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行为人严厉处罚,因而处罚不协调。
(二)两种处罚协调的基础
两种处罚之所以能够协调,不仅在于两部法律目的一致、功能相同、处罚的对象关系密切,更主要的来源于权力的制约和交织。
西方国家权力分为三种,即“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由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以防止权力滥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实行权力制约,授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权,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由于行政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为提高行政权运作的效率,法律会赋予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司法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治安管理处罚权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其价值和出发点,讲求效率,同时也遵循公正原则;⑦刑罚权(或说司法权)以公正为其最高价值,但也兼顾效率。因而在立法和执法中,两种权力交织是法律发展的结果和趋势,诸如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引进司法程序、告知制度、听证制度以及处罚决定后可以提起诉讼等,保证公正的实现;而刑罚中的自诉、刑事和解等,又是行政权的典型表现。
二、处罚种类缺失分析
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两部分:一是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和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二是相关法律措施,主要有收缴、追缴、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行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责令改正、取缔、强制性教育措施。
刑罚种类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主刑,二是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本文重点分析罚款与罚金、行政拘留与拘役、非监禁处罚与管制和相关法律措施。
(一)罚款与罚金
治安管理处罚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核心也是其与刑罚的主要区别在于大量设定财产罚,这也是各国和地区行政处罚法律的典型标志。
如德国《违反秩序法》处罚种类主要是罚款,也有没入和警告,罚款幅度一般为5马克至1000马克。罚款之适用非常详尽,明文规定:罚款之处罚以违反秩序的种类及行为人所应受非难程度为衡量基础,亦应斟酌行为人的经济关系;罚款得超过行为人因违反秩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法定最高金额仍不足以符合上述规定时,科处得超过法定最高金额之罚款;过失行为之罚款,仅得处以规定罚款最高金额之一半[4]。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罚锾是六种处罚种类之一,但罚锾的适用达到了该法分则中的每一个条文、每一种行为。该法分则从第63条至91条共设29个条文,其中罚锾和拘留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文计13条,其他16个条文都是罚锾处罚或者少量的罚锾与申诫、勒令歇业、停止营业的选择或并处。也就是说,每种违法行为均可能处以罚锾处罚;而且规定罚锾逾期不完纳者,警察机关得声请易以拘留;在罚锾应完纳期内,被处罚人得请求易以拘留。
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都非常注重罚款处罚及其适用,甚至用剥夺人身自由来保证罚款的执行:(1)每一类违法行为均可能受到罚款处罚;(2)对罚款处罚考量各种情形,分别予以从重和从轻处罚,如从违法行为中获取大于处罚最高幅度的经济利益的,从重处罚,过失行为则从轻处罚;(3)易科拘留保证罚款的执行。
相比较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罚款的设定有以下缺失:(1)罚款数额偏低。对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以及大量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罚款数额最高1000元尚不足以达到惩戒违法行为人的效果,尤其是经济违法行为。如前所述尚不够刑事处罚的集资诈骗行为,其侵犯财物数额动辄上万元,而对其罚款最高1000元的处罚显然偏轻。尽管还有行政拘留处罚,但最高拘留15日的惩戒效果远不如高数额的罚款。(2)罚款适用范围狭窄。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罚款和可以选择罚款共32项,占处罚总项的25%,显而易见,罚款处于附加罚的地位,与其行政核心处罚地位大相径庭。(3)保证罚款及时执行的制度尚未建立。与拘留直接送达拘留所执行不同的是,罚款执行设定了罚缴分离原则的一般缴纳程序和当场缴纳程序,而当场缴纳不能实现的转为一般缴纳,一般缴纳程序有期限选择,而我国目前尚无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由于一些公民的法律意识较弱,相当比例的罚款缴纳不能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法律设定了强制缴纳措施,但从其效力来看微乎其微。
刑罚的罚金刑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即根据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决。刑罚发展至今增加了新的内涵,如为避免监狱内交叉感染的非监禁化,为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非犯人烙印化以及总体趋势的刑罚轻缓化等,罚金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特点是:(1)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适用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皆涉及经济犯罪。(2)罚金数额既原则又灵活,且没有上限,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确定三种形式:规定罚金下限不能少于1000元;规定相对确定的罚金数额,如集资诈骗罪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金;以违法所得数额或犯罪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或数倍的罚金。(3)单科罚金的法条过少,一般都是与自由刑并处,因而是附加罚的地位,影响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罚款与罚金刑的协调可考虑:(1)增加治安管理处罚单处罚款或者罚款与其他处罚种类可以选择适用的条、款、项,使罚款居于核心处罚的地位;增加刑罚单科罚金的条文,尤其涉及经济的犯罪。(2)增加侵犯财产权行为和部分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罚款数额,以与罚金刑衔接。(3)以使行为人不能从经济犯罪中获得益处为原则,在当前相对确定罚款数额的基础上,以违法所得数额或违法涉及数额为基准,处以一定比例的罚款。
(二)行政拘留与拘役
行政拘留(本文简称拘留)是六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含两种附加罚)之一,拘留期限为15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20日。就拘留处罚的设定来讲,如前所述,处罚设定的条(款、项)共计127项,直接适用单处行政拘留和可以选择处行政拘留(包括并处或者可以并处罚款)共四种形式84项,占处罚总项的66%,有的尽管是并处或可以并处罚款,但以行政拘留为基础,与罚款设定情况相比,可见行政拘留已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刑罚的拘役设定为主刑,且分则中70%以上的条文都有拘役,因此,这种短期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处罚分别属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的主要处罚种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还是刑罚,短期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被认为是能够促进违法犯罪改造的较好的处罚方法,但也正是短期自由罚使违法犯罪者丧失对人身自由拘禁的恐惧,且极易交叉感染而再犯。
德国《违反秩序法》来源于原德国刑法的违警罪,违反秩序行为是整合违警罪而来,在其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违反秩序法》中,并没有将短期自由刑带进该法,而以罚款为主。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拘留处罚来源于1947年的《违警罚法》,发展至《社会秩序维护法》时,只有一少部分行为选择性地适用拘留,拘留期限缩短为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不超过5日,且拘留的决定权由法院行使,显然是废除或减弱行政处罚中的剥夺人身自由权。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历史渊源和当前社会状况,行政拘留和拘役依然可保留,但二者处罚的协调应当考虑:(1)设定适用行政拘留情形与其他处罚任选,变其主要处罚形式为可选处罚形式,针对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情节严重者适用;拘役除应包含行政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外,其他各种犯罪亦少用为好。(2)缩短行政拘留期限至7日以下,减弱行政处罚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同时也避免交叉感染;拘役期限可保持不变。
(三)非监禁处罚与管制
刑罚的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是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而限制其一定人身自由的非监禁刑,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范围较宽。这种处罚一方面不影响罪刑较轻的犯罪分子的劳动、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利于改造;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罪刑较轻者在监狱中交叉感染,又符合世界刑罚发展的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当前在实践中,管制刑形同虚设,原因在于管制刑的执行难以操作,尚无合理的执行程序。同时,笔者认为,治安管理处罚中可借鉴刑罚的管制刑设定非监禁处罚,与上述减弱行政拘留权的思路匹配。
(四)相关法律措施
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法律措施是非处罚性质的措施,它们与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对治安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治安管理处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针对不同的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措施,能够及时恢复被违法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8条规定,举办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违反有关规定,有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对组织者予以处罚。在此种情形下,立即“停止活动”显然要比事后对组织者处罚重要得多。
刑罚中可考虑增加辅助处罚的法律措施,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及时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如某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旅馆,负责人组织卖淫构成组织卖淫罪,依照《刑法》规定对组织者处以刑罚,但对该非法旅馆如何处置,《刑法》并没有规定。尽管有相关法规可以对其处置,但在《刑法》中设定取缔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取缔措施则更加科学;如果该旅馆具有合法资格,可在《刑法》中设定吊销许可证并在同一判决书中作出吊销许可证措施(吊销许可证属于行政处罚种类,但作为刑罚的相关法律措施并不矛盾)等。于此情形,刑罚具有优先权,任何行政机关可依照刑事判决依法履行职责。《刑法》中设定了法律措施,在对行为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既可控制该旅馆,也可避免尚未最后判决行为人是否有罪旅馆即被查封的后果,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判决刑罚的同时作出刑罚执行后应当执行的相关法律措施,类似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人,刑罚执行后应当在一定时限内不得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获取的信息告知于他人,或者在一定时限内不得使用计算机或者不得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当然这种法律措施更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管制刑、罚金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长期自由刑和无期自由刑不存在上述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可考虑设定警告、罚款、限制人身自由罚(非监禁罚)、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对外国人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与现行法律相比,罚款数额增加,拘留期限减少,限制人身自由罚期限最高20日或30日(以有别于管制刑)。
刑罚种类可考虑设定主刑罚金、管制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另设相关法律措施。在此罚金成为主刑,设定管制刑的执行程序,拘役适用范围包含拘留适用情形中的构成犯罪的轻者,同时适当扩大其他犯罪的适用,总体适用范围不宜过大。
三、处罚程序缺失分析
刑罚是司法权,实施刑罚适用司法程序,司法程序由专门的刑事诉讼法规范,并随同刑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阻碍了治安管理处罚的发展和完善,本文主要分析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缺失。
(一)证据规则不规范
证据的基本范畴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关系、定案根据与非定案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以及其他证据规则。证据是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的核心,没有证据也就无所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案件中的证据适用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个价值100元的财物被损坏的案件,行为人和被侵害人对事实和财物价值无异议,那么此财物价值还要否进行鉴定?再如一个伤害案件中,行为人将被侵害人胳膊打出一块淤青,这种伤要否鉴定?当然从总的证据适用原则来讲,这两种情形应当进行鉴定,但办理治安案件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其效率则大打折扣;而且从行为人和被侵害人角度看,是否合情和必要也值得讨论。
治安管理处罚的证据规则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9条只是笼统规定,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这种证据规格和证明标准均不明确,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违法行为人和公安机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公安机关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即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对部分证据规则作出规定,其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严肃性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证据规则可分为两个层次,由法律设定最基本的证据规则,如证据的法定形式、定案根据与非定案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能力等,再由部门规章对其进行细化以方便操作。
(二)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混乱
案件调查手段适用程序的混乱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盘查权的禁止性适用规定。盘查权是《人民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控制违法嫌疑行为人的一种必备的手段,各国都有类似权力的设定。为防止基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滥用盘查权,公安部了部门规章《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据我们了解,自该规定施行以来,实践中盘查权的继续盘问因为苛刻的适用程序而无法适用。诚然,公安机关在以往适用盘查权过程中的确发生了许多滥用权力的问题,但将此权力通过部门规章进行控权性解释而完全控制不得适用,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公民住所检查权的约束。为保证公民住所不受侵犯,针对涉及案件的公民住所的检查应当予以控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规定“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是必要的,但此规定过于机械而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如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事)件等,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时,依然要求检查人员开具检查证才能实施检查,显然不合情理,也违背了人民警察依法及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宗旨。但此情形由规章《程序规定》予以扩权性解释,尽管满足了实践需要,却违背了法治原则。
对于第一种情况,一是规范盘查权适用程序是必要的,但应当在立法本意下进行;二是能动性是行政权行使的一项原则,为防止其能动性变成滥用,当加强权力监督,而非限制权力本身。对于第二种情况,则属于立法的缺陷,应通过法律“修正案”形式进行补充,而不能由部门规章设定。
(三)听证程序名不符实
听证程序作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事中监督,在中国的行政程序中至关重要。《行政处罚法》专节规定听证程序,《程序规定》更是用了专章四节规范听证程序(不仅仅是规范治安管理处罚,还包括其他公安行政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却甚少适用听证程序。究其原因,一是听证适用的案件范围过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规定,吊销许可证以及处2000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吊销许可证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4条第3款的一类行为;2000元以上罚款处罚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1条、62条、66条等规范的17种行为(以公安部的《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为标准),约占全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前述标准)11%,其中除了第70条规范的行为和第73条规范的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行为处拘留并处罚款外,其他行为均是处拘留可以并处罚款。因此,上述11%中又有大量行为实际上没有被并处罚款或者罚款达不到2000元而行为人无权要求听证。二是拘留处罚的听证问题。如前分析,拘留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要形式;拘留又是治安管理处罚甚至是整个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处罚。《行政处罚法》第9条强调规范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拘留的暂缓执行等替代听证程序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因而拘留被排除在听证程序之外只能使听证程序处于尴尬境地。
(四)相关法律措施程序缺乏
相关法律措施不是可有可无的,能够发挥处罚本身不能发挥的作用。目前相关法律措施作用弱化,由于程序不健全,影响其发挥良好作用。从治安管理处罚的功能看,设定各种处罚种类正是发挥其惩戒功能,使其体验违法而受处罚的苦痛,如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等。但是处罚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处罚的最终效果。因此,法律中设定一些相关法律措施,依据其主观恶性程度、人身危险性等适用,以体现教育预防功能。这些法律措施同样具有法律强制性,涉及人身或财产权利,因而必须附加相应的适用程序,才能发挥良好作用,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处罚的不足,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从目前的立法来看,恰恰缺失程序的设定,给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滥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措施。
四、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衔接
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适用实践中衔接有两个层次:一是处罚适用衔接;二是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一)处罚适用衔接
1处罚适用衔接的基本原则。处罚适用衔接是指在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如何对行为人适用处罚。目前理论界有三种主张[5]:(1)选择适用说,或称替代主义说。该说认为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中选择一种处罚,不能并用,且按照重罚吸收轻罚的原则,选择刑罚处罚。(2)附条件并科说,或称免除代替说。该说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时,处罚上可以并科,但是任何一个处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一个处罚时,可以免除该处罚的执行,即执行上的免除。(3)合并适用说,或称双重适用说。该说主张既适用行政处罚,又适用刑罚。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处罚适用的衔接原则。《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我们认为,这两条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选择刑事处罚;二是如果已经行政处罚的,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应当再选择刑事处罚,是上述选择适用说和合并适用说的集合,即违法行为构成犯罪,首先适用刑罚,如果由于其他原因适用了行政处罚,应当还要适用刑罚。这种适用原则是合理的,从其具体适用上也可以验证。
2处罚适用衔接的应用。
(1)性质相似的处罚的适用。性质相似的处罚即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或是刑罚种类同属于人身自由罚或财产罚,如行政拘留、拘役和有期徒刑、罚款和罚金,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如果已经作出行政处罚的,要选择刑事处罚,而将行政处罚予以折抵。(2)性质不相似的处罚的适用。其处罚适用首先选择刑事处罚,再选择行政处罚。如选择适用了有期徒刑,但行政处罚对此行为规定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再选择罚款或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如果先对其作出了罚款或吊销许可证处罚,还要选择适用刑事处罚的人身自由罚。(3)免予刑罚处罚后,选择适用行政处罚。(4)不予刑事处罚的,选择适用行政处罚。如15岁的未成年人盗窃财物价值上万元,但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不予刑事处罚,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处罚程序适用衔接
根据上述处罚适用衔接原则,处罚程序适用衔接采刑事优先原则,即同一案件既是治安案件又是犯罪案件,首先选择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再选择行政处罚程序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行政处罚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5条规定,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包含:一是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同案犯中只要一人涉嫌犯罪,全案移送主管机关调查、证实其犯罪;三是同案犯中有不构成犯罪的,移送行政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这样既可解决予以刑事处罚的同时再选择行政处罚适用程序的效率问题,降低执法成本;进而可考虑由同一法院对“同案犯中不构成犯罪的”一并作出行政处罚。
注释:
①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1条的规定。
②治安管理处罚法定最重处罚种类和幅度,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的规定。
③刑罚法定最轻处罚种类和幅度,参见《刑法》第192条的规定。
④参见2008年8月20日《新京报》a03版。
⑤治安管理处罚法定最重处罚种类和幅度,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的规定。
⑥刑罚法定最轻处罚种类和幅度,参见《刑法》第227条的规定。
⑦《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明确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现代汉语词典[m]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29
[2]李文燕,杨忠民1刑法学[m]1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62
[3]【法】孟德斯鸠1论法的精神(上)[m]1张雁深,译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8
论文关键词行政程序治安案件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9
论文关键词行政程序治安案件程序正义
一、程序、法律程序和行政程序的理解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行政程序是法律程序的一种，而法律程序在现代社会除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义以外，还被赋予规范权力正当行使并保护人权的含义，实质是一种正当法律程序。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另一方面程序最直接关联民众的利益诉求，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权力保障机制。理解行政程序的内涵，需要把握几点：
一是程序表现为过程，从程序启动到结束。有些长的过程是由若干短的过程所组成，因而一个大程序中包括若干小程序。如行政处罚程序中包含听证，听证本身也是一种程序。
二是程序具有目的性。人们选择、启动某一程序，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目标决定人们选择或预设何种程序。
三是程序具有选择性。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就要选择或预设一定程序。但是，虽然目标决定选择，选择或预设也会影响能否很好达到目标。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当然，不同的目标要选择不同的程序去完成，但也有可能运用同一程序去完成不同目标。前者显示程序的个性和差异性；后者反映了程序的共性和统一性。
四是程序具有客观性。为达到特定目标，就要选择能最好最快达到目标的程序。这种程序不是主观臆想的，而是必须符合要办事情的客观规律。主观选择、预设的程度符合客观要求，这就是科学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因此行政法中程序的内涵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关于程序的具体内容有其特别规定。
所谓法律程序，即指程序规则为法律所规定时，该项程序就被称为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的主体享有各自的程序选择、履行相应的程序义务。如果义务人没有旅行法定程序义务，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律程序运行结束后往往产生一个法律实体结果，因此在法律学上，“程序”一词往往与“实体”相对称，指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程序关心的是形成决定的过程，而实体关心的是决定的内容。由于私法领域的活动实行意思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法律一般不对其活动程序做出强制性规定。而在公权力领域，由于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如果滥用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法律往往对权利行使的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权利行使的理性、公正。所以，法律程序就其规范对象而言，主要是公权力。与现代国家权力被分立为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应，现代法律程序主要有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对法律程序的划分，以程序所规范的权利为标准较为适和。行政程序作为法律程序的一种，是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具体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做出行政行为所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的总和。有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离不开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为，因此，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程序也是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程序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第一，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第二，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的程序。第三，行政程序的构成要素包括：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第四，行政程序的运行结果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行政决定。第五，行政程序是一种法律程序。从行政程序的种类上看，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程序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和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等，本文仅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存在着具体程序。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上看，该法在程序方面分为处罚程序和监督程序。处罚程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处罚程序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一切程序。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决定对相对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即决定程序。本文将从广义上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程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处罚程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传唤、询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规定，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做出了规范。同时第3条还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本法的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规定保证了公安机关在作出治安处罚时应遵循的程序在法律上都有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程序众多，但其并不是只适用未成年人，有些程序对未成年人并不适用，本文仅研究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程序。治安处罚程序有：治安调解；行政管束；传唤与盘查；检查；扣押、没收和收缴；当场处罚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罚款和拘留的执行等，其中本文研究的涉未成年人的程序主要有以下：治安调解、传唤与盘查、拘留的执行。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篇10
一是，劳动教养制度在事实上起着衔接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作用，“被劳动教养的行为其危害性高于治安违法，而比刑事犯罪行为低，这种特殊性使得难以被直接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或者刑事处罚体系”[5]。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对象是“不够刑事处分的”。因此，劳动教养制度所针对的是那些“刑法边缘行为”。由于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问题，事实上，我国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是严重或者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样的结果必然使部分轻微或者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刑法边缘行为”，游离于我国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外。[6]然而，由于此类行为在形式上符合了某一刑法罪名，但严重程度却不至于构成犯罪，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不能予以刑事处罚。然而，此类刑法边缘族虽行为危害不大但主观恶性大。[7](p251)如果以单纯的行政治安处罚达不到预防犯罪、改造被制裁对象、稳定治安的效果，所以，需要劳动教养制度来专门针对此类行为进行惩戒。二是，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之后，短时之内，我国并未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代替，至少在国家层面上，做出全面废除劳教制度的决定之时，并未随之公布出相应替代制度。当前存在一种倾向性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劳教的替代制度。北京市在2004年就开始了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尝试。“围绕劳动教养制度是彻底废止还是通过立法加以完善的争论，或许会因为目前正在酝酿制定中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出台而落下帷幕。”[8]以社区矫正的方式，改革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都是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在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制度上的探索方向。在学术界，也不乏以社区矫正代替劳教的支持者，有学者主张应当将劳动教养制度转变为实施社区矫正，甚至可以“将劳教所的人员、经费和设施分别转化为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中途训练中心”。[10]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制度。社区矫正制度是指由专门机构负责，组织社区的力量，对符合在非监禁条件下接受矫正的罪犯实施刑罚的活动。[11]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实施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劳动教养是一种基于行政权，对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此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根据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的观点:“两者在法律依据、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执行方式上都不相同。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不是因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提出来的。”[12]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制度，无法填补因劳教废止而出现的国家制裁制度上衔接空白。因此，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劳动教养废止后，并未运行起一套新的制度来加以替代，替代制度依然缺位。
二、国外制度的经验与我国制度的问题分析
国外也存在类似制度，存在特殊的社会危害行为的处罚办法，以解决国家制裁制度的衔接问题，处理那些后果相对较轻的轻微犯罪行为。“有的国家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有的分为重罪、轻罪和保安处分。”[6]这些制度规定对于我国在劳教制度废止之后寻求替代制度，解决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国外制度的经验
国外相关的制度经验主要集中在违警罪和保安处分这两项制度上。早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就有依据犯罪所受刑罚的轻重或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进行三分。所谓的“罪分三类”，是法国刑法的一项传统原则。[13]其中，违警罪针对违反了社会纪律的行为，也即是所谓的轻微犯罪或类犯罪违法行为。违警罪虽然针对轻微的犯罪行为所设立，但其依然属于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需经过刑事司法程序，进而确定罪行。这与我国基于行政权的劳教制度存在着差异。事实上，早在晚晴和民国时期，我国就曾经存在过类似的法律规定。1906年，清廷参照日本旧刑法第四编违警罪的体例，颁布了《大清违警罪章程》，[14]对违警行为作了界定。而在1943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对于违警罚已有相对完善的规定，包括对于人身自由限制的拘留罚等，在当时起着衔接刑罚，控制轻微犯罪行为的作用。所谓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基于保卫社会之需要，对于具有特殊人身危险性的人，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15]在欧美各国，保安处分是一种针对轻微犯罪以及特殊人身危险的措施，在预防犯罪和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着十分积极作用。《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保安处分制度是保安处分立法成熟的标志。其将罪刑法定引入保安处分但同时规定保安处分并不属于刑事犯罪，而是规定适用保安处分的前提是行为人因其违法行为而表现出的犯罪危险。这使得保安处分与违警罪在设置上有了本质上的差异。这种二元的国家制裁方式的规定自20世纪始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主流，1930年的丹麦刑法典、1932年的波兰刑法典都吸收了此立法理念。当前，保安处分多规定于各国的刑法典中，与刑罚相结合，构成二元化的国家制裁制度，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国家制裁体系。
(二)我国相关制度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我国之所以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人身制裁制度存在脱节。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行政处罚在规范层面与刑事处罚之间存在着衔接上的困难;同时，国家人身制裁制度决定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国家制裁制度的标准不统一，难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稳过渡。1．规范层面的模糊导致衔接不畅虽然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衔接的漏洞相对减少，但如何在较轻的行政治安处罚与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处罚之间架设桥梁，依旧是一道难题。由于劳教制度在事实上是我国衔接着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一种制裁制度，因此，在劳教制度废止且替代制度缺乏的情况下，势必会给我国的国家制裁制度带来一定的漏洞。综合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因被收容教育再次者等违法行为难以制裁。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存在着关于的治安处罚规定，但对于那些累教不改，因被收容教育再次者，仍属于劳动教养的专属管辖范围，依照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予以劳动教养。由于刑法并未对、有类似规定，因此，此规定即是作为较一般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更高一层级的国家制裁制度而存在。而废除劳教制度之后，此惩戒将不复存在。第二，对“刑法边缘行为”无法惩治。由于我国刑法的犯罪定量问题，存在这一些主观恶性较大，但不够入刑的严重违法行为。在此之前，这类行为一直都属于劳动教养制度调整范围，劳教制度于此衔接起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但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很多的类似行为将失去有效的惩戒措施，达不到预防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的效果。第三，从国家制裁惩罚层次上的衔接上看，就目前的治安处罚中的人身罚的力度而言，其最严重的不超过15日的规定，在劳动教养废止后，这种惩罚规定相较性质相对严重、处罚力度更强的刑事处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这种结构性的差距也难以通过加强治安处罚等行政处罚制裁措施加以改变。第四，在《行政处罚法》中，所设计的标准界限模糊，也导致了衔接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22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规定，事实上将判断犯罪的决定权交给了行政机关。如果将案件移送，尚可经过司法程序进行审理判决，如果直接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则犯罪将被放纵。虽然《行政处罚法》的第61条有对于不移交司法机关的责任追究规定，但这种将是否犯罪决定权交给行政机关规定的不合理性也毋庸置疑。同时，法律对于移送的规定过于粗略，对于那些相对模糊的行为，并无进一步细化认定的细则规定，导致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判断的混乱。2．制裁措施决定主体和依据的多元化导致标准不统一我国的国家制裁制度，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前，实际上是“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罚”的“国家遏制违法犯罪的三级制裁体系”[3]。因此，我国在劳教废止之前，存在着三类国家制裁措施的决定主体:做出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做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及做出刑事裁判的人民法院。存在着三种国家制裁措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刑法。这三类决定的主体，将国家的制裁制度分成三大部分，各自在其范围内按照各自的裁判依据做出国家制裁的决定。由于这种决定主体和依据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决定的标准的不一致，也必然将导致管辖重叠、移交移送等衔接上的问题和可能的漏洞。
三、我国的制度选择与一体化的国家制裁体系构建
(一)我国的替代制度选择———保安处分
违警罪和保安处分都为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之后的我国提供了寻找替代措施的经验和借鉴。首先，两种措施都是规定于刑法典当中，遵循法定主义的原则，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肆意侵害;其次，两种措施都必须经历一定的司法程序方可做出，体现了程序正义的精神，彰显了“未经审判不得惩罚”的司法原则;最后，两种措施都是从立法上紧密地与刑罚相连接，解决了刑罚与非刑事处罚之间的衔接问题，为我国的行政治安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提供了经验。作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制度，客观地说，无论是违警罪还是保安处分，其对于中国的制度现实而言，都有其可行性和弱点。但相较而言，保安处分制度存在某些天然优势。违警罪的转化相对简单，在刑法中规定相应的属于轻微犯罪的罪行，确可有效地构建起违警罪的制度体系。然就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法律观念来说，犯罪属于极其严重的行为，其意味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谴责，如贸然将劳教制度转化为违警罪制度，势必会给原属于劳教对象的人们打上犯罪烙印，对其未来的人生轨迹以及家庭产生巨大影响，反而会导致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依照犯罪学中的标签理论，“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犯罪的肇始。因此，如果将那些相对轻微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领域，虽然在刑罚设定上能实现罪刑相称，但这样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对于此类行为人的处罚，不利于未来的改造、矫正以及社会回归。而保安处分的制度在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以及行政处罚与强制措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着部分的类似规定，如: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的收容教养，对人员的收容教育，甚至原属于劳动教养部分的某些规定，等等。但我国保安处分制度并未形成体系。同时，也由于刑法坚持的一元论，只依靠刑罚来解决社会中的危险行为的理念，才导致了国家制裁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和脱节。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需要刑罚与保安处分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更好效果。把劳动教养制度改造为保安处分，也有现实的可能性。目前，各地的劳动教养部门大都与强制戒毒部门结合，在劳动教养废止之后，这些部门和人员并未解散，而是继续着强制戒毒的相关工作。而强制戒毒便是一种典型的保安处分。因此，只要将劳动教养场所、部门以及相应的人员组织做一些适当的改造，加以分类，再同社区矫正、收容教育等部门进行结合，完全可以发展成以保安处分为工作内容的新的司法行政部门。
(二)构建统一的国家制裁体系
规范层面上的模糊与制裁措施决定的主体及依据上多元化，才导致了标准的不统一，产生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难以惩戒的“灰色地带”，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出现了衔接上的问题。国家制裁是伴随着刑罚出现的，随着近代刑法的发展，刑事处罚阶梯理论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的制裁制度出现了各层次的分化，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形成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三元结构或“刑罚、保安处分”的二元结构，在我国，形成了“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刑罚”的三级制裁体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结构如果安排不合理，就可能会导致国家制裁体系的脱节，导致不同制裁之间出现衔接问题。被废止的劳动教养制度便是一个佐证。所以，不同制裁之间制度衔接的脱节实际是由于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一体化国家人身制裁制度。解决衔接问题的路径和重点，在于实现国家人身制裁制度的一体化，在规范层面将整个国家人身制裁制度集合为一个整体。针对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刑法边缘行为”的规制空白，新的保安处分制度应对“刑法边缘行为”采取适当的人身自由限制，在构建保安处分时，对介于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人身自由限制区间加以规定，规定对于具备犯罪危险的行为的15日到6个月的人身自由限制控制，充实完善国家制裁制度的人身自由限制的区间和轻重分档。使治安处罚中的人身罚不再与刑事处罚之间存在结构性地脱节，进而控制犯罪危险行为的行为人。针对不同制裁体系在规范层面脱节的问题，在构建新的保安处分制度时，应制订统一的刑法典，或制订衔接刑罚与行政治安处罚的专门保安处分法，合理划分各类行为的惩罚力度和轻重有序的制裁措施，进而确立起从行政治安处罚向保安处分再向刑罚平稳过渡的国家制裁体系。职是之故，我国完全可以构建起一套以保安处分为法理基础的与刑罚相衔接的制度措施，填补规范层面行政治安处罚与刑法之间的脱节和空白，实现国家制裁制度的无缝对接，构建起一体化的国家制裁体系。
(三)国家制裁决定主体的一体化
事实上，寻找劳教的替代制度，无论采用违警罪还是保安处分，其实际上依旧还是一种类似劳教制度的措施，劳教制度因为被诟病抨击而被废止，贸然引进类似制度，焉知不会是下一个“劳教制度”。构建新的保安处分制度，能够在规范形式上实现法制化，但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实现法治化。所以，我国行政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衔接所面临的另一重问题，在于实践中如何实现国家人身制裁制度的一体化。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被废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教制度的决定主体不当。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主体依照相关的规定，是各级政府下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也即是纯粹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决定，不经任何的司法审判，就可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达到数年之久，甚至远超一些刑事犯罪者所承受的刑事处罚。这不符合立法上确定的人身自由限制的审慎态度以及宪法中的人权保障的精神，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和“裁(裁判)制(制裁)分离”的法律精神，因此才招致多年的诟病。我国社会治安法律体系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混合法，公安机关同时作为实体与程序的执行主体，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16]由行政机关采取人身自由限制的措施，行政机关有自审自裁、忽视被处罚对象的救济权利的嫌疑。如果将这种国家人身制裁措施的决定权统一交给司法机关，经司法判决，则被处罚对象能经过充分的事前救济申辩，才能予以制裁，通过程序正义能获得更高的合理性，符合法治的精神。
四、建设治安法庭:国家人身制裁实施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