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1
一、挪动车位
【网传情形】醉酒后驾驶车辆的目的并非在道路上行驶，而是为了挪动车位，因此，发生交通事故不受处罚。
【案例及澄清】2016年12月2日晚，苏州吴江开发区交警中队接到报警：在运西派出所附近，一辆私家车车主在挪车过程中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出租车。交警赶到后，闻到私家车车主张某身上一股酒气。后经查证，张某体内酒精含量很高，已达到醉驾标准。吴江警方以危险驾驶罪对张某进行立案侦查。2017年2月17日，张某被移送。
二、驾车救治病人
【网传情形】为送患急病的家人去医院或急着救治家人而醉驾，情有可原。
【案例及澄清】深圳市龙岗区的吴某晚上参加同学聚会，后接到家人电话得知未满周岁的女儿发烧，情急之下，喝过酒的吴某立即驾车回家，半路被交警拦下，经检测属于醉驾。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当地交警指出，虽然吴某被免于刑事处罚，但依然成危险驾驶罪，属于戴罪之身。此外，他还面临着被吊销驾照等行政处罚。
三、车停在路边睡觉
【网传情形】司机饮酒行驶一段距离后主动放弃醉驾，把车停在路边，在车里睡觉，没有造成危害，因此不受处罚。
【案例及澄清】2016年9月16日晚，在扬州市江都大桥，江某开车过程中感到很困，直接将车停在路边睡着了。交警到达现场后，敲打车窗几分钟才把他叫醒。经检测，发现江某体内的酒精含量特别高，远超过醉驾标准。2016年11月25日，江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后被江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江某被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照。
四、隔时驾驶
【网传情形】醉酒后将车停放在饭店门口，间隔数小时或隔夜回饭店取车驾驶，虽然体内酒精含量仍达醉驾标准，但不受处罚。
【案例及澄清】2016年3月31日上午，一辆货车行驶至312国道镇江段缪家甸卡口附近，因为涉嫌超载被民警拦下。民警闻到司机身上有很大的酒气，经检测，张某体内酒精含量已达醉驾标准。张某称，他是前一天晚上喝的酒。最终，张某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五、被其他醉驾司机追尾
【网传情形】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自己是醉驾，且负主要责任，但对方亦是醉驾，因此，自己不需要负责任。
【案例及澄清】2016年8月29日深夜，苏州吴江开发区交警中队接到报警：在云梨路与九松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后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当时雪佛兰轿车沿云梨路行至九松路口准备左转弯，而后面快速行驶的大众轿车直接从左侧撞上雪佛兰轿车。后经查实，事故双方司机都存在醉驾行为。最终，雪佛兰轿车的司机徐某被罚款2000元，记6分；大众轿车的司机毛某因醉驾被罚款2000元，记12分，驾照被吊销。
六、未驶出
【网传情形】醉酒司机在道路上准备驾驶，但未驶出就被制止，可免于处罚。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2
关键词：醉驾；肇事；入刑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其中对刑法影响最大、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的引入。如何才能准确把握醉驾入刑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一、对“醉驾”的证据认定问题
关于认定醉酒驾驶，主要的问题在于确定评价醉酒的标准和证明醉酒的各类证据的效力确认。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标准》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mg/100ml以上的，属于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即属于醉酒驾驶。[1]因此，在醉酒驾车行为发生后，如能及时进行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即能及时有效的固定下认定是否属于“醉酒”的证据。
但这其中也存在问题：第一，在醉驾多长时间之后检测的酒精含量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实际情况，“酒后驾驶”具有一段过程，是持续性的行为，是行为人在饮酒达到“醉酒”程度后驾驶车辆，直至被检测。然而酒精在人身体内存在一个自然分解的过程。实际中，交通警察在抓获涉嫌“醉驾”的行为人时，即使立即对其检测血液中酒精含量，其在道路上已然驾驶了一段时间，那么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已分解了一段时间，其血液酒精含量在行驶过程中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酒精在人体内的分解速度因人而异。一般来说，体重每1千克每小时会分解0.1克酒精。也就是说，体重为70千克的人，每小时能分解酒精为7克。如果在嫌疑人被抓获时，其血液中酒精含量正处在其醉酒临界点之下，那么单纯的以检测时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测定来认定嫌疑人是否属于“醉酒驾驶”在法理上来看是不合理的，其在酒精自然分解至醉驾酒精认定标准临界点前的驾驶行为也应当受到追究。[2]第二，正如前文所述，基于酒精在人体内是一个分解消散的过程，如果在嫌疑人被抓获时，公安人员未携带相关的采集测量血液酒精含量的仪器，那么，其他证据能否作为认定“醉酒驾驶”的证据？笔者认为，测量机动车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最直接有效的认定其是否属于醉酒驾驶重要方式，但也不应当成为唯一标准。如果在抓获嫌疑人时，因故未能及时测量嫌疑人血液的酒精含量，那么，如果有其他足够的言词、视听证据能够认定当时嫌疑人确实大量饮酒，也应当认定嫌疑人为醉酒驾驶。第三，“过失醉驾”情况是否应当与故意醉驾有所区分？在一案例中，西昌市民张某与朋友聚餐并喝了一些啤酒。当晚10时许，张某等人又转至一歌城唱歌，并喝了一些洋酒。一行人唱完歌后，已是当晚12时许。因为喝了酒，大家都没有自己开车而是各自坐出租车回家休息。次日上午10时许，张某驾驶一辆红色本田思域轿车经过西昌市海河桥附近时，被执勤交警拦下。交警发现其身上有酒味，遂用口吹的方式对张某进行了酒精含量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8毫克。随后，交警将张某带至西昌市人民医院抽血，并经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41.33毫克，属于醉酒驾驶，遂被依法刑事拘留。[3]本案张某的主观心态无疑与饮酒后仍主动驾车的人的主观心态不同，但按照《刑八》的规定，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论情节，一律刑拘。这样的冲突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
二、准确实现醉驾入刑的前提条件
虽然醉驾规定仍有漏洞，但不可否认，醉驾入刑规定的出炉是民意的产物，是法治的进步。要真正准确实现醉驾入刑必须把握清楚以下几点：
（一）正确区分酒驾与醉驾
新修改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该条文还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驾车区分为了饮酒驾驶与醉酒驾驶，规定了行为的不同性质和后果，前者是行政违法行为，要接受行政处罚；后者则是犯罪行为，需要按照刑法的规定给予刑事处罚。
而且，假如对酒后驾车行为不加以区分而全部视为犯罪进行刑罚，虽然可以起到威慑酒驾的作用，但与我国“无酒不成席”的习俗不合，加之“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的观念还尚未深入人心，突然提高了酒后驾车的惩罚标准，只会将更多的民众纳入到刑罚的范围内，反而容易引起民众对规则的反感，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也有悖于刑罚的谦抑性原则。因此，对于醉驾的适用，首要前提必然就是要区分酒驾与醉驾，只有后者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
（二）正确区分危险驾驶罪（醉驾）与交通肇事罪
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主要区别是：首先，二者的主观方面不同，前者是故意，即明知自己醉酒驾车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一般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后者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是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这种危害结果；其次，二者的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危险犯，即醉酒驾车的行为只要达到了一定的危险程度而不需要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即可构成本罪；后者是结果犯，即本罪的构成必须是有重大交通事故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否则不构成本罪。
（三）正确区分危险驾驶罪（醉驾）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刑法》第115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危险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即二者犯罪构成所需要的“危险”的程度不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必须要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危险性相当，危险程度要求高；而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只需要达到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即可，远远没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需要的危险程度高。因此，如果行为人仅是在道路上醉酒驾车的便可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如果行为人在人员密集的地方（比如广场等）实施危险驾驶行为，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后不顾后果继续驾车冲撞，笔者以为此时应当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而不应再适用危险驾驶罪或者交通肇事罪。
三、醉驾入刑的实现途径
如何有效地实现危险驾驶罪之立法目的，但又不会因为刑罚过于严苛而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呢？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
首先，对于未达到醉酒标准的一般饮酒驾车行为，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即可，而不需要定为犯罪。
其次，对于达到醉酒标准的醉酒驾车行为，根据《刑八》之规定一律认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应根据行为的危险程度分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醉酒驾车，但由于道路上其他车辆和行人较少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不高，此时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之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决定”，对于这类“情节轻微”的醉驾行为作出不决定。或者即使到了法院，法院也可根据《刑法》第37条之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被告人作出宣告有罪、免于刑事处罚的决定，同时可对犯罪人予以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建议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醉酒驾车，且道路上其他车辆和行人较多，引发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较高，此时在定罪的同时应按照《刑八》之规定，给予犯罪人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
再次，根据前文对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危险驾驶罪针对的仅是一般的危险驾驶行为，若危险驾驶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或者危险驾驶行为的危险性程度明显提高，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应根据刑八规定“有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时，就应该定为交通肇事罪或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注释：
[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疫总局2004年颁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GB19522-2994）规定：“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100毫升、小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行为属于饮酒驾车，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行为属于醉酒驾车。”
[2]苏井友：《关于醉驾入刑的法律思考》，载《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10期。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3
由此看来，与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元以上20。“元以下罚款”相比，此次草案明显加大了对醉驾的处罚力度。
从最早的罚款到“酒驾入刑”再到“一次性扣掉12分”直至今日的“终身禁驾”，对于“醉驾”的打击力度，一拳重过一拳。
据测算，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率要比正常状态下驾车高出16倍。每年交通案件中的80％是由酒后驾驶引起的。
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醉酒无证驾驶造成4死l伤的“杭州飙车案”肇事者孙伟铭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同年8月19日，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1.21”交通肇事案，宝马车主张佳佳等6名被告被判赔偿6名死者亲属共计1890974.15元；同年12月，
“佛山醉驾案”法院判决被告分别赔偿两名死者家属4g万元和48万元，肇事者黎景全两次被判死刑后改判无期。
由此，“量刑尺度弹_生”和“酒驾入刑”之争一度成为2(X)9年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上海大学社会学专家顾骏表示，法律对酒后驾车处理相对宽容，是导致酒后驾车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2039年8月15日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酒后驾驶者，将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严处罚，坚决做到“四个一律”：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暂扣驾驶证3个月；对醉酉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对一年内2次醉酒驾驶的，一律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属营运驾驶员的，5年内不得驾驶营运车辆；法律法规规定有罚款处罚的，一律从重处罚。
2011年4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简称“新规”)在全国统一正式施行，新规规定，只要是引酉后驾驶机动车就将被一次_生扣掉12分。同时规定，酒后驾车扣分标准和醉酒驾驶等同，凡驾驶员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mg／100ml将受到扣12分处罚。较“暂扣驾证”的标准而言，是个明显的“量刑提升”。
此次法案的修正和进一步加大惩罚力度引起热议。专家表示，本次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正，主要是考虑到今年5月旧开始实施的新刑法增加了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作出刑事处罚的规定，是为了和刑法修正案相衔接，从而更好地有效惩治酒后驾驶。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4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306-02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危险驾驶是一种高风险行为。有研究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汽车市场已超过1000万辆。交通事故也是日益增多，人们对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危险驾驶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结果使人们惶恐不安。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对于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造成的危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给予刑事处罚。但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单一并仅限于过失，而且，也未规定未肇事的醉酒驾车行为的刑罚处罚。未肇事的醉酒驾驶既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也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仅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以刑事拘留，属于罚不当罪。由此可见，增设危险驾驶罪，可以填补刑法的空白和漏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违反该项规定的醉酒驾驶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新加坡《刑法典》针对酒后驾驶初犯者将受到1000至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长达6个月监禁；重犯者强制监禁1年，并且处罚金3000元至1万新元；累犯者的罚金为3万新元及最长10年的监禁。
此外，增设危险驾驶罪，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将危险驾驶入罪，以刑罚来威慑危险驾驶的人，可以使其理性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刑罚预防的目的。由此可见，增设危险驾驶罪是极其必要的。
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行为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就刑法条文的规定来看，明确地规定了醉驾、追逐竞驶两种行为构成犯罪。下面从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来分析。
（一）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1、主观上为故意
无论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还是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其主观方面都应该是希望或放任的故意。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观方面的故意，主要表现在行为人明知自己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或者在道路上追逐竞驶的行为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可能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险的发生。
（二）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犯罪行为的客观构成要件包括两个方面，即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是危险驾驶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即交通道路的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驾驶罪还需要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其界定为，醉酒驾驶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相追逐这两种驾驶行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在这里应该作何理解呢？
1、醉酒驾驶机动车。(1)醉酒。本罪构成要件的“醉酒”是规范意义上的醉酒，指行为人的饮酒量达到法定标准。早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公安部委托国家有关标准部门于2004年5月31日公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域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酒后是指车辆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0克以上、80克以下，醉酒是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以上的。笔者主张，上述标准是行政处罚的标准，在醉驾成为犯罪之后，醉酒的具体标准在法律没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由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司法实践直接依照以往的非法律标准认定“醉酒”有所不妥。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5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机动车辆大量增加，国家加大了对交通事业的投入。但是，醉酒驾驶等行为所导致的恶通事故时有发生，如成都的孙伟铭案，杭州胡斌机车案件，这些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害，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这些行为进行严厉惩治与规范迫在眉睫。而在我国现行的刑法框架下，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单纯的危险驾驶行为一般并不认定为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只有造成了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才定罪，这种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惩处这类行为的要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对民生的保护和加大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安全行为惩处的考虑，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危险驾驶纳入刑法惩治的范畴，即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后增加一款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技，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1]
一、危险驾驶罪的概念及立法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增加了危险驾驶罪。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人员和非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指交通运输安全和交通正常秩序。这里的交通运输主要指道路上，即只是供不特定人、车等使用的可通行路段均可纳入“道路”范畴，而不局限于通常的街道、公路、高速路。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说，本罪只能由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其发生，这里所说的故意是针对实施危险驾驶行为人的飙车和醉酒驾驶的违章行为而言的，当然，对于前述两种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来说则往往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违章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预见到了但轻信能够避免。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技和醉酒驾驶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但这两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客观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种行为要求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而后一种行为只要查实是醉酒。
[2]
将醉酒驾驶和飘车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惩治危险驾驶行为。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当未产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时只能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加大了对酒后驾驶、飙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遏制酒后驾驶、飚车等违法行为，既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严惩马路杀手的现实需要。二是有利于对犯罪分子进行公正的处罚。长期以来，对于醉驾、飚车致人死伤行为的罪名定性，有很大的差异。有些案件顺从民意定位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些案件违逆民意定位成“交通肇事罪”。导致同样的危险驾驶致人死伤行为最后承担的法律后果差异很大。如2009年的张明宝酒驾案和胡斌飙车案同属“危险驾驶”行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由于评判依据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而“危险驾驶罪”入刑后综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有利于司法部门对肇事伤人者处罚的客观公正。三是积极地震慑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从行政处罚上升到刑事处罚。“醉驾入刑”实施当天，浙江胡某醉驾被刑拘，随后他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处罚金2000元；名人高晓松因酒后驾车造成四车追尾，后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这些案例，对于酒后驾车这一危险系数极高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醉驾处罚上升到刑事处罚不仅提高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而且能够起到警示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减少车祸的发生，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3]
一、对危险驾驶罪的反思
（一）客观行为方面规定的范围过窄
从法理层面上来说，立法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反映，它往往无法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超前的立法因其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不科学的，因此，它的实践性很强，但是危险驾驶罪的行为却始终只包含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这两种行为，这并不是我国目前的真实情况的塑身与折射。在实践中，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吸毒后驾驶或明知车辆配件不符合要求仍然驾驶车辆等行为比比皆是，同样属于危险驾驶行为，也对公共安全构成了较大威胁，但却没有被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内，这是不全面的。因此，相关立法机关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行为的打击范围进行重新审视。
（二）对“情节恶劣”没作阐明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技，情节恶劣……”，此处的“情节恶劣”是何意思，立法机关并未作出任何明确解释，司法机关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解释。这样模糊的表述，使刑法失去了其明确性，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实践中造成该条款难以使用或乱用的结果。
（三）“飙车”的标准规定不明确
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飙车，仅解释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以比速度为目标互相竞争驾驶行为，并无明确标准。交警部门目前认定飙车的标准是“超过最高限速50%以上”，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我国《道路安全法》对于什么是最高限速没有明文规定，但是，2004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第45条、第78条有相关的规定。目前在我国的城市主干道和高速公路上有些地段有最高限速的规定和标志，有的地段却没有限速，更谈不上限速标志，显然没有涵盖所有地段，成为交通限速的“真空地带”；第二，即使规定了有些地段超过最高限速50%属于飙车，这也仅仅是交警部门内部操作中掌握的标准，并不是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法规的位阶太低，不够严肃；第三，超过最高限速50%是交警部门认定的驾驶行为严重超速的标志，能否直接移植到刑法中作为认定危险驾驶罪追逐竞技的标准，如果能够移植到刑事司法实践中来，又由谁来确认才具有合理性。
[4]况且，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后，在新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前，“超速50%”的标准是否是必须的一个标准呢？这个标准是否就合理和科学呢？这些我们不得而知，希望经过进一步的司法实践，司法解释中会有所阐明。
三、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
（一）扩大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
《刑法修正案（八）》把危险驾驶罪的行为限定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排除了无证驾驶、疲劳驾驶、吸毒后驾驶或明知车辆配件不符合要求仍然驾驶车辆等行为。实践中像疲劳驾驶等行为仍具有很大的危害性。2013年3月16日凌晨，被告人曹某驾驶重型仓栅式货车从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出发往江西省修水县方向行驶，行至某村路段时，因夜间疲劳驾驶，打嗑睡时将货车驾驶偏离至对向车道，与对向行驶的由邱某驾驶中型箱式货车相撞，造成邱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的重大交通事故。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被告人曹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2013年2月3日1时许，被告人张某驾驶无客运执照的小型普通客车运载乘客旷某某等六人，由四川省泸州市往重庆市永川区方向行驶。当车行至重庆市永川区永泸路双河口桥路段时，张某因过度疲劳而注意力不集中，导致该车驶出道路撞到道路右侧堡坎，造成旷某某因颅脑损伤当场死亡，重庆市永川区（县）人民法院被告人张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2012年5月5日23时许，被告人马某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中型普通货车在进入107国道时，与沿107国道由衡阳往湘潭方向行驶由尹某某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搭乘文某某）相撞，造成文某某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5]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疲劳驾驶、无证驾驶同样具有危险性，因此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在立法时应包括但不限于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而可以把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行为的典型进行列举。由于大型客货车的驾驶难度大、造成危险也较一般小型汽车严重，加之能驾驶大型客货汽车的人员一般都是专职人员其注意义务理应高于一般驾驶员。司法解释可以细化对危险驾驶中疲劳驾驶、无证驾驶行为的处罚，但不宜扩大使用范围，可以先在针对大型客货车的驾驶员适用，对于这些人员出现疲劳驾驶、无证驾驶等危险驾驶现象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产生而直接按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细化适用标准
刑八修正案中把情节恶劣的追逐竞技及醉驾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但并没有细化这两种行为的适用标准。比如对何为情节恶劣的追逐竞技行为没有细化。笔者认为可以根据驾驶的不同机动车车型结合不同路段设置追逐竞技的车速，如对于家用小型轿车在普通公路上限速是60公里每小时的话，超速大于或等于100%时即超过120公里时可认定为追逐竞技，但由于有些路段限速可能较低的时速如30公里，在总体上应设一个飙车的最低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直接设定一个速度超过即属追逐竞技行为如200公里每小时。对于大型客货车由于其具有营运性质涉及同行人和财产更多追逐竞技行为在此等车上出现不仅对不特定的公众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对于同行人及车上财物的危险也更大，因此，此类车追逐竞技的标准要严于家用小型轿车。当然在具体标准的认定上还需要各部门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科学的设定，本文仅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注释：
[1]李文英、蔡文锐、陈思，评析《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罪及完善建议，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期.
[2]解晓玲，关于危险驾驶罪问题的探析，载《法学与实践》，2011第3期.
[3]秦丛丛，论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安康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4]吴琛、刘永初，危险驾驶罪的不足及完善，载《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第11期.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6
关键词:危险驾驶行为;不足;完善
2009年以来,醉驾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似乎愈演愈烈,无论是四川的孙伟铭案还是北京的陈家案,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舆论对醉驾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以此同时,杭州的“七十码”让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飙车不只在电视中可以看到,现实也在上演,在对富二代进行抨击的同时,飙车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经过快2年的争论,终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随着各地纷纷出现“第一例”醉驾,似乎一切都是走上了正轨,公众也感到满意,但最高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醉驾并非一律入罪”,又把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推到了风尖浪口,舆论、学术界以及公众对此褒贬不一。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及适用
关于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作了如下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就刑法条文来说,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这两种行为为犯罪,对此两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做细致的分析,对于认定危险驾驶罪意义至关重要。因此可以从两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进行分析:
(一)、主观方面
从主观方面看,危险驾驶罪是一种故意犯罪。但是作为一种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行为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哪些行为事实及法律效果方可构成故意的内容呢?具体犯罪的故意所要求的认识内容是不相同的。
就危险驾驶而言,是指明知自己的驾驶行为可能有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危害的危险仍然实施该种驾驶行为的心理状态。例如醉酒驾驶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竞相追逐,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两种行为为犯罪。因此,对于醉酒驾驶行为,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即可认定行为人是故意实施该种犯罪;对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竞相追逐,行为人只要知道自己在和别人驾驶机动车竞相追逐即可认定为其是故意实施该种犯罪。
(二)、客观方面
危险驾驶行为之客观认定标准的第一个方面为犯罪客体。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为危险驾驶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即交通道路公共安全。危险驾驶行为之客观认定标准的第二个方面为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因此,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刑事立法的重点首先在于选择哪些行为以评价为危险驾驶行为,其次在于如何界定危险驾驶行为。
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何谓危险驾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其界定为醉酒驾驶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竞相追逐这两种驾驶行为。关于醉酒驾驶行为的客观方面认定,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醉酒”。每一个人的酒量有大小,喝酒之后的清醒程度不同、控制能力不同。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为醉酒驾驶首先要对“醉酒”有客观的的认定标准。
其次,如何界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追逐竞驶”。只要行为人驾驶机动车以其他车辆为追逐或超越对象且情节恶劣的即可构成该罪。追逐者与被追逐者之间不需要以意思联络为条件,如果双方或多方有意思联络在道路上飙车且情节恶劣的,则构成该罪的共同犯罪。
最后,如何界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恶劣”。认定情节恶劣应当结合特定的时空环境,例如在市区的街道、在车流量大的公路上等特定的道路上高速追逐竞驶,这种行为给其他驾驶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极大,应当认定为刑法条文中所规定的情节恶劣。而如果在车流量极少的乡间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竞相追逐的不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又如,在车流量极大的上下班高峰期,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驾驶竞驶就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而如果是在半夜或下半夜,在几乎没有人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驾驶竞驶,该行为即使是在市区的街道上,亦不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
二、现行刑法中危险驾驶罪的不足
(一)醉驾入刑标准问题。《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危险驾驶罪的表述简单明确,只要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就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在实践操作中,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似乎成了醉驾入刑的唯一标准。虽然追究醉驾的刑事责任不以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为前提条件,但是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事处罚毕竟是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需要慎重对待。只要醉酒驾车就一律入刑有违法律应有的理性,应当考虑具体案情,针对个案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方能真正实现法律的正义和个案的公平,进而降低因危险驾驶而给公共安全带来的隐患。
(二)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配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一过低的刑罚配置可能严重削弱刑罚的威慑功能。同时,在查办危险驾驶案件时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也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这不符合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适用所要求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一条件,故在查办危险驾驶案件时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危险驾驶罪由此成为刑法分则中唯一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犯罪。在当前司法资源紧缺的环境下,在刑事拘留的期限内完成侦查、、审判三个环节,无疑意味着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危险驾驶罪量刑问题。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很多地方都审结了多起危险驾驶案件,不管其情节如何,不管是否赔偿被害人,判决结果几乎未出现适用缓刑的情况,危险驾驶罪的被告人主刑均被判处一到六个月不等的拘役刑。而作为重罪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认罪态度好并且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这样法院是可以判处缓刑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1、新刑法修正案刚出台,广大民众对其密切关注。2、增设危险驾驶罪就是为了打击那些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醉驾者、飙车者,如果仅因为其对发生的轻微事故做出经济上的赔偿而不限制其人身自由,民众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给人感觉只要有钱赔偿此罪形同虚设。3、交通肇事案件是已经在某个个体身上发生危害,而危险驾驶行为则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威胁更大。
三、危险驾驶罪的完善
不论是“醉驾一律入罪”还是“醉驾并非一律入罪”,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
激烈的讨论,这是我国法制进程必经的阶段,当前的法律体系并不是非常完善,因此并不能对危险驾驶罪的实体处理进行“一刀切”,还应当对危险驾驶罪进行完善。
首先,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罪状的描述要更加的全面、谨慎,不应当仅局限在醉酒的问题上,还应包括其他可能导致驾车人精神意识不清或亢奋的其他因素,比如药物、等,这些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
其次,应当适当扩大犯罪主体范围。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对危险驾驶者的处罚,应当把为酒后驾驶员或者是疑似酒后的驾驶员提供车辆的人为即将驾车的司机供酒、劝酒的人乘坐酒后驾驶员驾驶的车辆的人,都列为处罚范围之内。这样既惩罚酒后驾驶者,又惩罚为酒后驾驶者提供便利或能够监督酒后驾驶者的人,从源头上阻止酒后驾驶的行为,比较全面地消除各种可能导致酒后驾驶的原因。这种规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对以上三类人也进行处罚,迫于法律的制裁,引发醉驾肇事的机率会大大下降。
第三、司法机关尤其应当转变传统刑事执法观念,对类似醉驾之类的“危险驾驶”行为的情节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几个因素:1、行为人醉驾的时空环境;2、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3、醉酒原因;4、行为人对酒精的忍受力等等,均因人因案不同,反映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会有所不同。在综合考虑几个因素后,醉驾行为如果没有造成任何其他后果,综合情节又总体轻微,自然可以依法做出“免于刑事处分”或者拘役一定期限予以“缓刑”的判决,检察机关也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做出“不决定”;而对于某些醉驾行为符合刑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条件,则完全可以做出“不认为是犯罪”的处理。至于“情节严重”的内容,可以在司法解释中一并予以规范,将法定刑适当提高,并区别初犯、再犯、屡犯,设置不同的刑罚幅度,如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50%以上的、1年内因醉驾受到刑事处罚或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醉驾的、超过限定时速50%以上的等等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处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参考文献:
[1][日]西田典之著,刘明祥,王昭武译:《日本刑法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曽根威彦:“通犯罪に関する刑法改正の問題点”,井田良:“危険運転致死傷罪の立法論的解釈論的検討”,转引自何斐萍:《论交通犯罪——以二一年日本刑法之相关修正为中心》,国立台北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5]《日本刑法典》(第二版),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6]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刘宪权:《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准》,载《法学》2009年第9期。
[8]姚永祥、刘书红,《浅议危险驾驶罪》,载通辽日报/2011年/11月/12日/第003版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7
论文关键词醉驾犯罪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量刑标准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各种人为的风险呈现快速上升及多样化趋势，从交通事故频发、全民性食品安全问题到犯罪率攀升等，工业社会已经演变为风险社会。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实践表明一年来醉驾入刑已初见成效。但也应看到，关于醉驾犯罪各种问题的讨论一直沸沸扬扬，不难发现，醉驾入刑才一年多，司法实践中关于醉驾犯罪的适用情况出现诸多问题，法律权威性受到了质疑。
一、问题呈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实况
尽管才历经一年多，关于醉驾入罪后的司法现状已经出现诸多问题。笔者经整理这一年醉驾案的司法裁判情况，发现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刑法对醉驾犯罪的法定量刑设置不尽合理
基于风险控制思想，为了有力遏制醉驾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潜在与已发生的危害性，具有谦抑性的刑法仍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体系，可见立法的用心良苦。然而入罪一年来，关于醉驾犯罪的量刑设计过于单一而不符合此类犯罪情节多样性的特征、法定量刑过轻导致法律效果不够的质疑一直不断。笔者经整理案例发现，现今醉驾量刑存在过轻问题，犯罪者的关于醉驾行为受到短短几个月拘役的刑罚给其带来影响不大的主观认识大多存在，这样的主观认识意味着其再犯醉驾行为的可能性极大，当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时，必将趋使犯罪者铤而走险。
（二）相似案件犯罪人领刑结果不一甚至相差很大
如四川绵阳“醉驾第一人”王某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2000元，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59mg/100ml；北京首例醉驾入刑的李某某则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罚金1000元，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59.6mg?100ml。二人犯罪情节类似，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也相差无几，但两人的领刑结果却有较大相差（主刑相差两个月，附加刑相差1000元）。
（三）各地法院对醉驾犯罪采纳的量刑标准不统一
有的法院仅以血液酒精含量的高低为量刑标准，如四川富顺县首批醉驾入刑的李某、邓某，被查获时两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分别为168.65mg?100ml和239.64mg?100ml。法院则依据血液酒精浓度的高低确定量刑的高低。有的则不光考虑醉酒程度，还考虑其他情节。如天津“醉驾入刑”第一案的被告人李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为210.78mg?100ml），东丽区法院鉴于其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给予了民事赔偿，故酌情从轻判处。
（四）各地法院对醉驾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各异
关于缓刑的适用，自醉驾入刑来各地法院一直做法不一。比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实刑率分别达99%和95%以上，意味着这些地方被处以缓刑或者免刑的醉驾司机为极少数。而据报道，去年5月至今年2月，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共办理27起醉驾案，在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从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广州全市法院审结的50起醉驾案中，18人被判处缓刑，2人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缓刑案件占已判决案件的36%。去年第四季度，广东全省醉驾案件的缓刑与实刑之比已超过1：1。各类法院对醉驾犯罪类似情节却实刑不一，有违量刑均衡。
二、分析反思：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现实考量
“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中同一罪名下的司法裁判活动，能否体现出时空上的一贯性、一致性，这是罪刑均衡的起码条件。”而针对醉驾犯罪在实践中量刑不一的情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
（一）立法不周密及司法解释滞后
立法是量刑公平的基础。我国刑法长期以来受到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的影响，法条过于简略、笼统、抽象，法官被赋予较大自由裁量权，而相应的司法解释又存在不及时、不系统、不具体情况，“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就醉驾犯罪案件来说，立法对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设置方面、与其他罪的量刑衔接方面、涉及从重、从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什么情况算“情节显著轻微”可不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情况适用缓刑、免刑，没有相对统一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进行规范。我国没有判例制度，若司法解释再无法与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现实发展同步，就会给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正当使用或滥用留存较大的空间。
（二）风险控制思想促使裁判规范随意性
在风险控制思想的指导下，危险驾驶罪是在突破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底线情境中，对社会中出现的尚未发生危险的“危险行为”予以惩罚的产物。与传统的风险相比，风险控制视野下的“风险”具有独特的性质，其正逐渐超越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导力量，在空间上现代风险具有全球扩散性，在时间上既有延展性，且风险影响途径不确定，比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险驾驶罪等，很难预测此类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的深度和广度。因为风险本身的认定标准尚不明确，具体到危险驾驶罪，在其影响下，构成犯罪所需的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风险状态依旧不清晰、不明确，由于本罪的立法有情绪性立法的嫌疑，本身就欠缺全面论证及理性和科学性，再基于风险控制思想对刑法谦抑性突破的冲动本性，使得司法实践对认定危险驾驶罪易出现较大的随意性，也由此直接导致了关于危险驾驶罪裁判规范构建的随意性。
（三）无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
由于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时会产生操作上的困扰，难免出现量刑偏差。同时，即使法院的量刑出现偏轻偏重情形，检察机关也无准确依据对其量刑行使法律监督权，而公众更无从评价。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醉驾的基础量刑标准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于类似“情节恶劣”等字眼更是模糊的概念，举例来说，在醉驾案件中，犯罪者被判处拘役的时间从一个月到六个月的都有，审判机关量刑的依据不一，有的以机动车的车型不同，来确定基准刑期，有的则以犯罪人血液酒精含量浓度的高低来确定，有的则综合考虑醉驾者犯罪的各方面情节因素。对于具有相似犯罪情节的醉驾者，被判处一个月和被判处六个月的都是在法律规定量刑幅度内判决的，应该说是合法的，但是否合理呢？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评价。
三、解决进路：从立法与裁判规范两层面进行补充完善
由于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所以量刑的程序和结果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人们对国家动用刑罚的正当性评价，也体现出一国立法和司法审判的技术程度。
（一）立法规范层面上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补充完善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一直备受关注，例如，周光权认为应当规定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任茂东委员则建议，“只要是醉酒和追逐行驶的，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应当对其量刑进行补充细化。
1.从违法成本理论角度考虑
经济学的“理性犯罪人”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醉酒驾驶之所以频发，与犯罪成本较低是有关系的。刑罚的偏低和实践中实际的处理情况，易使醉驾者对醉酒驾车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警惕性普遍较低。此外，由于自身的缺陷，拘役所起到的刑罚功能一直饱受争议。拘役是短期自由刑的一种，由于其威慑力不大，难收改造效果，而且容易使被处刑者交叉感染犯罪恶习。且单处拘役刑伸缩性差，其期限较短，意味着即使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再多，构成醉驾罪的，也只能判处最高6个月的短期自由刑。刑法规定拘役也可以判处缓刑，这将导致即使再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人实际服刑的期限可能很短，对行为人的改造也就很难取得效果，若对危险驾驶罪处以有期徒刑的话，不仅刑罚幅度扩大，并且还能对多次危险驾驶的累犯进行严厉打击，也会使驾驶人员有所顾忌。
2.从与其他相关罪衔接角度看
危险驾驶罪是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旨在保护公共安全利益。危险驾驶罪入刑前，通常由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交通安全领域的犯罪，由于二者无法完全涵盖实践中出现的各类犯罪，存在无法准确概括危险驾驶行为并用适度的刑罚加以处罚的空白地带，因此对频频发生的因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恶性案件，经常会无论以二种罪的哪种定罪处罚都易引起巨大争议。也正基于这一尴尬法律问题，危险驾驶罪才应运而生。至此，这三个罪名共同形成了一个保护体系，由浅入深逐步递进地保护着交通安全方面的社会公共安全。但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设置与因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恶性案件所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不能很好相称。根据条文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款是对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即将罪责更加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所引起的犯罪指引由较重的罪名进行规制。但此规定有将问题带入另外一层矛盾关系的嫌疑，有可能再次引起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争议，不利于充分准确地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规制。
此外，危险驾驶罪法条的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缺陷，醉驾行为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情节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危害程度，如刚达到醉驾标准头脑尚清楚的醉驾和酩酊大醉意识模糊仍坚持醉驾的行为，在人烟稀少的郊外醉驾的和在车水马龙的闹区醉驾的，醉驾未造成任何损害和醉驾造成人员、财产受损的，其犯罪的危害性大小明显不同。而立法未能考虑到罪内危害性明显不同的犯罪行为得到差别不大的法律评价，将有损刑罚的严肃性。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危险驾驶罪本身的框架内，做进一步更高法定刑的规定，提高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应在现有立法基础上，针对不同犯罪情节，并区分初犯、再犯，把现有法定刑定位于专门处罚刚达到醉驾标准且未造成任何损害的初犯，并进一步司法解释，针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分别处以不同的有期徒刑，以细分不同的犯罪情节所对应的刑罚。同时，还应借鉴日本等国关于资格刑的设置，剥夺驾驶资格将有效扼制再犯念头。
（二）裁判规范层面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理性界定
针对上文所述的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及定罪量刑的基础标准为何等，笔者认为
有必要在裁判规范层面上进行理性界定。
1.确定量刑基础标准
（1）各地法院对于醉驾量刑标准规范化的有益探索。以温州中院为代表：其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危险驾驶犯罪量刑细则。其中在界定醉驾犯罪基准刑期方面，是以区分不同车型为标准来区分犯罪基准刑期的。即针对不同车型危险驾驶的社会危害程度，将醉酒驾驶电动车、摩托车、自备车、营运车（出租车、货车）、大客车（含专用或非专用校车）的基准刑期，分别确定为一、二、三、四、五个月。
以杭州、北京、广州法院为代表：根据杭州市市级公安、检察、法院形成的相关会议纪要，对于醉驾，审判机关也有相对统一的量刑标准，即规定血液酒精浓度的高低决定判处刑期的长短。而北京的一家法院与杭州一样，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与幅度。类似的，广州地区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也是以血液酒精浓度高低为标准进行量刑。
笔者发现，尽管醉驾量刑基础标准不一，大多数法院醉驾量刑统一了标准，体现出量刑标准规范化成效。
（2）以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基础标准并结合其他情节确定量刑。针对上述的不同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以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量刑基础标准。理由如下：
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入刑的前提条件是达到醉酒程度。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一般认为只要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的醉酒标准，就构成危险驾驶罪。可见，血液酒精含量是此种罪的唯一界定因素。
从医学上分析，就醉酒而言，在不同酒精浓度下行为人的具体表现也不相同，醉酒的程度会对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的主观方面造成影响。当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40mg/100ml时，行为人的自制能力会稍微降低，情绪不太稳定，容易激动；达到50mg/100ml时，行为人会出现飘飘然的感觉，此刻比较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达到100mg/100ml时，行为人会出现较为兴奋，语无伦次，喜怒无常的情形，此刻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急速上升；达到150mg/100ml时，行为人将会变得激动，并会吵闹；达到200mg/100ml时，行为人的动作协调性会大大下降，意识开始紊乱；达到300mg/100ml时，行为人处于麻痹状态，并通常陷入昏迷。因此，随着bac（血液酒精浓度的简称）的上升，行为人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便随之上升，并因此影响事故发生的几率，在bac达到50mg/100ml时，行为人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明显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但达到80mg/100ml左右时这种威胁已无法为社会容忍，行为危险性倍数激增，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幅度提升几乎成为常态。
因此应以行为社会危险程度的大小为量刑基准刑期即以血液酒精浓度含量的高低为标准，含量低的基准刑期短（前提是血液中酒精浓度≥80mg/100ml），含量高的基准刑期长。当然还要考虑个别情节，即如果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因故未能及时测量其血液酒精含量，这时若有其他足够的言词、视听证据、证人能够认定当时犯罪嫌疑人确实大量饮酒，也可以认定嫌疑人为醉酒驾驶。至于量刑精确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只要有个容易操作、普遍认可、相对合理的标准可以参照，量刑个案平衡与整体平衡基本上就能找到结合点，就不会出现量刑差距太大的状况。
2.基于风险控制有条件地适用缓刑
《刑法》第72条规定了可以宣告缓刑的四个条件。对于危险驾驶罪，显然符合这四个条件，因此从法律设计上看，危险驾驶罪可以适用缓刑制度。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8
内容提要: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在主观过错上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对其进行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何在？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缺乏支持，实践中亦分歧明显。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为前提，以责任主义为立足点，分析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并对现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谬误认识提出合理性怀疑，包括对该类案件如何进行主观归责作出原则性分析，甚至提出“一个主观心态可以支配一个或多个连续行为”的观点，以此得出结论，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以陷入醉酒状态前的主观心态为主要根据，且适当以陷入醉酒状态之后的主观心理为辅助作综合考察，从而准确确定其肇事行为的主观归责定性根据等。
自汽车问世以来，在带给人类便捷的同时，也成为了造成人类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过去的十年间，据已有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冠居各类事故之首。而这其中，又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事故是由醉酒驾车引发的。仅2009年一年，在各类媒体上，重大交通肇事案件频频出现，张明宝案、孙伟铭案、胡斌案等等，一系列的“马路杀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潜在的不安与恐怖。在个案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关于醉酒驾车肇事究竟适用刑法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还是援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进行定罪量刑，出现了诸多的刑法理论困惑与司法实践争论。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1日出台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醉酒驾车肇事的案件进行了法律适用的原则性指导。该《意见》主张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定罪量刑，但却并未对其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亦未说明如何区分刑法典及刑法通说中属于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与《意见》中所主张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就导致不仅理论上阐述不清，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其适用标准依旧模糊。
本文拟以醉酒驾车的定性中所出现的理论争议为开端，以醉酒驾车肇事的主观责任根据为目的，分两个层次逐步讨论如何在刑法中对醉酒驾车肇事的主观心态进行区分。第一个层次讨论的核心在于对醉酒驾车肇事科以刑事处罚的主观理由何在，即从肇事者的主观心态上揭示为什么要对其进行刑事处罚，这个层次将围绕原因自由行为和胡萨克教授所提出的控制原则，阐述对肇事者处罚的主观根据；在解决了为什么要对其处罚之后，第二个层次讨论的中心在于，进一步甄别处罚的轻重或者程度差别（即刑法上一直所认可的故意与过失的处罚差异）、差别的原因以及识别该差异的原则。
文章以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主义的冲突及其相关理论为线索，对醉酒驾车肇事的主观罪过进行了较深入讨论。其间，渗透着刑法学界持久的关于责任主义的争论，充斥着刑法哲学中古老的自由意志论的理念，以刑法的正义为诉求依归，揭示了对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正当性以及该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醉酒驾车肇事与普通交通肇事的差别在于，行为人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并最终肇事进而产生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后果的。醉酒状态下，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甚至丧失。然而，刑法上对行为人的归责一直以行为人的“同时”心理状态为必要条件，这就为该类行为的定性造成了争论。
（一）“醉酒”状态与相对意志自由论的矛盾
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意志是否自由，是刑法领域千百年来所讨论的古老话题之一。对意志自由的争论也延续至今，绝对意志自由的观点已经基本没有了领地，人们至今普遍认为相对意志自由是合理的见解。而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主张，行为人在实施自己的行为时，必须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有所认识并可以控制，在自己可以选择适法行为的情况下选择了侵害行为。就责任而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刑事归责。
由此可见，相对意志自由论即“选择与责任并存”原则关注的是，行为人只能对自己能够支配或者控制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对控制之外的行为负责。
这就为醉酒状态下的驾车肇事行为提出了困惑：行为人的肇事行为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发生的，行为人肇事之时，对自己行为和后果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受到削弱甚至丧失。换言之，行为人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人应当具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的依据又何在呢？这便是对醉酒驾车肇事进行处罚所遇到的理论矛盾之一。
（二）“醉酒”状态与责任主义的冲突
责任主义原则即“同时存在”原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必须存在相应的心理支配，也就是心理与行为同时存在。只有符合“同时存在”原则的行为才可能具备刑法上的非难可能性，才可能进一步考察行为人是否应当为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之中，尽管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的大师，但其仍旧是将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典范。“行为是主观意志的外在表现，是主观在客观上的转换（将主观转换为客观），换言之，主观和客观在此已结合在一起。”{1}显然，这是其经典表述。因为行为是由心理所指引，而心理则是由行为来表现，这是哲学界至今承认的命题。也正因如此，在研究刑法中的行为时，也就无法绕开与行为息息相关的心理的问题。行为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的指引而出现，因此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刑事归责时，必须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刑事处罚的对象从来就不仅仅是纯客观的行为，而是包括客观行为和主观心态在内的主客观统一整体。这样的认识，也正是责任主义的核心思想所在。
然而，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由于处于“醉酒”状态而难以确定其主观心理态度。于是，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似乎显得缺乏主观根据了。刑事归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意志”的过程，发现“人”的过程，刑事归责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客观的外在表现来回溯至“那个控制意志的人”，进而将刑事责任归结于其身。醉酒驾车肇事的情形下，由于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影响，导致这种寻求的过程受到了阻碍，发现“那个控制意志的人”的进程似乎看起来无法顺利进行了。尽管，国外刑法中对处于醉酒、吸毒等导致辨认控制能力降低甚至丧失的情状中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大都规定了刑罚处罚，我国大陆刑法也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处罚的根据问题，规范中的处罚并未得到合理的理论支撑，更未解决其所引发的理论纷争。
在醉酒状态与已有的刑法理论产生如此矛盾或冲突的情况下，对在该状态下实施的交通肇事行为如何定性处罚，自然就成为了存有疑虑的问题。
二、问题的分析
（一）醉酒的范畴之厘定
显然，“醉酒”是本文所有讨论的核心要素，对“醉酒”的规范内确定是对醉酒状态下所实施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重要前提。
“醉酒”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涉及到医学、司法鉴定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各个学科对醉酒的分类也都立足于本学科的知识领域而有所不同。单就刑法领域而言，对醉酒常常将醉酒分为生理性醉酒与病理性醉酒。对待病理性醉酒的人，初次陷入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除此之外的醉酒状态，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初次陷入病理性醉酒状态的行为人驾车肇事的，只要经过相关鉴定可以证明其抗辩成立，则无刑事责任，自然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1]。
实践中对“醉酒”的判断，不能仅仅立足于刑法理论之上的谈论，而必须依赖于规范之内的标准，寻求“醉酒”的规范内涵。
显而易见的是，根据程度的不同，饮酒之后的状态可以分为单纯的“酒后”和“醉酒”两种状态。在我国大陆地区，对醉酒的法律标准是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来确定的。该规定明确，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驶；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驶。在行为人肇事之后，交通警察部门会对行为人进行血液酒精含量的检测，只有检测结果显示行为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的，才可以从法律上确定行为人属于“醉酒驾驶”。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可能涉及本文所讨论的醉酒驾车肇事的刑事处罚问题。
（二）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
1．前提构架：刑法中有关主观心理态度的讨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即必须从主观归责的角度明确对该类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理由。然而，刑法理论中对主观心态的界定尚且需要首先明确。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中，以往对主观心态的讨论有三种观点，包括：
其一，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行为的结果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
其二，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
其三，兼采行为和结果的观点，认为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其行为结果所持有的主观心理态度{2}。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国大陆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认为，主观心态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心理态度。主流学说至今仍旧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便是对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态度的揭示。对行为进行非难之可能性与非难之程度所依赖的必要因素之一便在于其主观心理的确定，然而，结果加重犯由于出现了两个结果，导致在判断行为人属于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的时候，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尽管以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尚且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于上述的矛盾，本文认为，从逻辑角度来看，乃是源自于一个有失偏颇的前提，那就是认为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只能支配一个行为。其实，无论从刑法理论本身还是刑法哲学层面观之，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只能支配一个行为的见解都是不能自足的。刑法上一直存在着诸如“概括的故意”这般术语，这本身就说明，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可以支配一个行为或者多个连续的行为。但本文认为，需要明确的是，倘若一个主观心理态度支配的是多个连续的行为，那么该多个行为之间应当具有逻辑上的因果联系。这是阻止主观心理支配断裂的必备要素。由此可知，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行为而产生了多个结果，只要可以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换句话说只要对行为人进行客观归责，那么无论行为带来何种结果，都是应当涵盖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之内的，不存在超限的问题。
从上述结论认识结果加重犯的主观心理构成不难看出，无论产生了怎样的加重结果，行为人对该结果的主观态度都包含在对行为的主观心态之中。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有所认识并且持有某种心态，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然而，对主观心态的讨论将有助于对醉酒驾车肇事的主观根据的追寻，并为对该类行为的主观归责找到根据。
2．核心论证：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主观根据
(1)抽象根据：为何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
(a)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的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产生的起因便在于对于醉酒、吸毒等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入辨认控制能力减弱或丧失的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常常无法得到处罚，被告人由于援引责任主义所引导出的刑法规范，辩称自己并未在具有正常的辨认控制能力的情状下实施行为，应当不承担刑事责任。基于责任主义的立场，这一辩护理由一度让人束手无策。于是，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蔓延开来。诸多讨论的结果均是对该类行为必须进行处罚，否则必为犯罪人所利用，但囿于对其理论支撑的缺失，使原因自由行为招致了诸多的质疑。
萨维尼就对原因自由行为质疑道：“行为者若意图犯罪，借饮酒自陷于酩酊，而在完全丧失心神状态中实行者，则属显然矛盾；盖彼若完全陷入于丧失心神，则彼应已不能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如彼仍可以遂行其以前所曾决意并意图之行为时，则系彼未丧失心神之证据，自不能免于归责；即无特别规定，裁判官亦可加以处罚。”{2}这一质疑的确有其合理之处：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的确是出于辨认控制能力丧失或者部分丧失的情状之下，对其科以刑事处罚，的确难以从理论上自圆其说。于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常被人误以为是责任主义的一个例外。不少大陆学者亦确实在援用“例外说”来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理论解释[2]，以求梳理原因自由行为对责任主义的反叛，但这样的观点并未取得一致认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诸多学说，均各有其不能弥补的空缺之处，尚不完满。
本文认为，之所以诸多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都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讨论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这一“限制”即上文已经提及的一种前提：一个主观心态只能支配一个行为。可以看到，对原因自由行为讨论都是建立在将原因自由行为界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基础上，并且致力于解决在行为人实施结果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即责任问题，而将行为人在实施原因行为之时的主观心理仅仅局限于原因行为之上，缩小了其影响力。
我们认为，一个主观心理完全可以支配多个行为，只是其所支配的多个行为需要逻辑因果关系的连接。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共享一个主观心理态度，即以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判断行为人的整个肇事过程的主观心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如下：
其一，行为人是在醉酒之后实施的肇事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在驾车之前已经陷入了辨认控制能力的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确认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是难以实现的。
其二，行为人在醉酒之前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主观心理态度之下实施，而且该种主观心态一直支持行为人实施行为直至肇事，行为人醉酒之后驾车的行为与之前的心理并未连接，也就是说，驾车肇事行为是之前行为的延续。这就解释了无法确定行为人新的主观心态的原因。
这一观点与以往争论中曾经出现的“整体说”表面较为相似，但是并非“整体说”的拥趸。“整体说”仅仅是笼统地说，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属于一个整体，都由一个主观心理进行支配，然而并未明确前后行为之间的具体关系。本文认为，前后行为是由于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只要有两个行为就一概可以承接，也就是说，本文所主张的“一体”，是逻辑上的“一体”，而并非“机械的一体”。
基于上述结论，醉酒前的行为与醉酒后的肇事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逻辑联系，于是可以将二者作为一个主观心理共同支配的对象进行处罚。醉酒肇事行为的“内心恶”与“结果恶”并未断裂，支配仍旧有效存在。所以，在秉持“内心恶”与“结果恶”的双重考量之下，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即使坚持结果行为的“无心理状态”，从主观归责的角度看，亦是具有前提合理性的。将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心理态度进行综合考察，并以前者为主要根据，便可得出合乎刑法正义的必然结论。
(b）控制原则
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乃是为了说明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刑事处罚并非超脱了责任主义苑囿，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仍然具有主观上的恶。但仅仅说明具有主观上的恶性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刑法必须对这种“恶”进行刑事处罚。对于该项说明，胡萨克教授的控制原则可为解释之典范。
控制原则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可以防止事态发生时候，才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4}。控制原则的提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故意与过失认定中产生的无所适从的现象，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可以对事态、行为或者思想进行控制而没有进行控制，导致发生了侵害结果，则应当对行为人科以刑事处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完全可以控制自己饮酒的情况下，仍旧过量饮酒，致使自己陷入了醉态继而驾车肇事，说明行为人在饮酒之时，已经对多数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抱持着消极的不保护态度。这种内心的恶，便是对其进行处罚的主观根据所在。法律以规范的形式科以驾驶者更加多的注意义务，乃是因为驾驶者本身的行为便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的形式而存在的。为了防止这种“被允许的危险”造成的损失大于允许其存在所获得的社会收益，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科以其更多的义务，获得规范内和社会效果上的平衡。驾驶者在饮酒之前，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可以防止出现交通事故的结果的，但是其并未控制从而导致结果发生，理应受到刑事处罚。
但本文认为，控制原则说明的限度，仅仅在于为什么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处罚，表面上看来，是解决了对行为人处罚的根据。然而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便可发现，控制原则在说明行为人处罚根据的范围内完全处于故意、过失的讨论的上层，即控制原则是抽象、概括性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处罚，但却对处罚的具体根据无法阐明。换句话说，控制原则仅仅告诉人们，当实施了某一行为的时候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一旦进一步追问处罚的程度如何时，其说明力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就需要对具体根据进行分类讨论，才得以明确处罚的程度为何。
(2）具体根据：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程度
如上文所述，在控制原则之下，无法界分故意与过失的差别。而立足于对故意与过失的处罚轻重有别的理念，进行甄别又成为必要，即必须在实践中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轻重程度及其根据给予合理的说明。
(a)故意与过失的差异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一直以来都将故意与过失的结构定义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结合，认为故意或者过失就是在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的基础之上，对该结果所抱持的心理态度。
其实，故意与过失的本质差别，并非在于认识因素，而恰恰在于意志因素。本文认为，无论行为人认识的程度如何，都无法改变的是，正是意志因素的不同才构成了对不同的行为进行主观归责的差异结果，换言之，意志因素的差别或者说行为人对法益侵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差别，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归责之依据。
从本质上说，过失心态的核心在于对法益侵害之反对态度，通俗地讲，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是违背过失心态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而故意心态的核心则在于对法益侵害并不持反对态度，可以积极追究或者消极放任，即出现了对法益的侵害结果，可以说，是顺应了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对故意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比相同行为的过失犯罪要重。
（b)认定原则
迄今为止，司法实务界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考察仍旧建立在旧有的客观表现的立场之上，即通过行为人的客观外在表现来推知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主客观相结合的观点，正如前文所引述的黑格尔的表述那般，颇受青睐，客观是主观的外在表现，在通常的刑法领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关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点，在现有的技术和理论背景之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故意或者过失的认定，司法实践中也主要是依赖这一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客观要件的各要素来辅助认定主观要件，在许多的案例中的确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亦未造成难以言说的后果，说明这样的认定逻辑具有其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和历史合理性[3]。本文对此观点亦无非议，但对于这里的“客观”究竟应当涵盖哪些范畴，在不同的犯罪中应当更加注重哪些表现，似乎尚未出现共识。
针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从哪些客观表现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及以哪些为主要推定根据，联系上文所阐述的理论争点，并非没有讨论余地。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观点，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判断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的心理为依据，即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使自己陷入醉态，用以往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术语来表述，则是采用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的心态来作为判断行为人肇事心态的主要依据。由于醉酒状态中行为人可能处于丧失或者减弱辨认控制能力的情状之中，所以，在以陷入醉态之前的主观心理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应当适当考虑行为时可以判定并证明的主观心理态度，并综合考察取得结论。
另外，客观要件包括的要素也很多，不仅包括行为结果，还包括行为本身、行为实施的时间和地点等。在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时，不能仅仅囿于其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而应当充分周全地考虑纳入案件情况的相当因素，从而得出合理结论。
为应对高发的交通肇事行为并明确该类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如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意见》，该意见指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们认为，对该《意见》应当引起注意的是：
其一，《意见》首句针对的行为包含了“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然而，却在接下来的阐述中仅仅表述为“无视法律醉酒驾车”，逻辑上存在矛盾，无法自明。
其二，“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是一个列举式的表述，说明该《意见》的立场中，在列举之前的行为，都应当视为“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然而，在“特别”句之前的原则性规定中，并未明确究竟是“醉酒驾车”还是“酒后驾车”。“醉酒驾车”与“酒后驾车”二者都应当作为“故意”的推定兑现，难以厘清。
其三，从《意见》仅有的观点来看，“醉酒驾车”应当视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然而，《意见》本身并未给出一个合理的推定根据，仅仅表述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以原因自由行为的框架来看，《意见》的原则性规定中所针对的行为仅仅是原因行为，并以原因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而并未涉及肇事行为本身。这一见解尽管延续了法律规定的精神，却仍旧未对该规定予以解释和论证。同时，特别列举中涉及的“肇事后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仍旧未充分考虑行为人在肇事时的主观心态。尽管《意见》的指导方向正确，但是难以自圆其说。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中所呈现的上述疑虑，导致在实践中，部分法院的判决却越出了《意见》设定的界限，有失偏颇地解释了《意见》所秉持的立场，导致了不仅以结果判定是否科以刑罚处罚，而且仅以结果决定处罚的轻重程度，忽略了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根据本文的观点，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以陷入醉态之前的主观心理态度为主要根据，同时参考实施肇事行为时可能获得证明的主观因素，综合得出结论。
对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判定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醉酒”状态的判定尽管有了法律的规范标准，但实践中可以看到，由于不同人的体质不同，对酒精的接受能力也不同，那么导致其丧失或者减轻辨认控制能力的酒精摄入量就会有所差异。所以，倘若果真试图在个案的处理中引入辨认控制能力的实质标准，那么结果将只能是“一人一标准”。这样的结果是否合乎刑法追求的正义，不言自明。也就是说，应将法律标准作为统一标准对醉酒的状态进行认定，并在该前提下严格依据法律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状态的推定对行为进行定性。
所以，在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之时，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作为判断的时间点，并将其认定结论作为整个肇事行为判定的主要根据。只有在必要时，同时可以获得充分证明的情况下，才允许考察行为人实施肇事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并将其作为辅助因素纳入考察。
在明确考察对象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在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时，应当考察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的客观要件诸要素，以确定其当时的主观心态，并将其作为认定之主要根据。在可以获得合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考察行为人实施肇事行为时的客观要素，以作为确定行为人肇事行为主观心态的辅助根据。
至于如何具体认定故意或者过失，鉴于个案的千差万别，并未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3．余议
当然，根据本文的主张以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之前的主观心理来定人肇事时的心态亦会产生一点理论上的瑕疵，那就是行为人的个体差异会导致在遵循“醉酒”的法律标准之下，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时的辨认控制能力会出现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在摄入相同量的酒精之后，不同个体的辨认控制能力会出现差异。于是，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以忽略这一差异为原则，承认这种差异为例外的主张似乎有悖于刑法的正义诉求。
实际上，本文的结论是一个价值选择和平衡的结果，是一个诸多选择博弈的妥协。遵循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法律的统一要求，不能在针对同一事件上设立不同的标准，法律标准的统一，才可能为良好的法律效果奠定基础。对醉酒确立统一的规范标准，忽略个别情况下的个体差异，是追求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的表现。
其二，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下的主观心理，本来就是难以用客观证据加以证明的，除非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提出相关的有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确认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通过对客观要素的事实考察与以往的经验积累，来得出推定之结论。所以，倘若过分考虑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理，就会使法律陷入对经验性推定无限追求却无法得到充分确证的“死胡同”，最终导致实践陷入僵局。同时，囿于法律推定本身受到质疑的可能性比明确的法律规范要大，法律若设定太多的推定，则会使得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受到质疑，导致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含的明确性要求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保留了太多的不确定，不如将这些不确定置于法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在规范之内的正义，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张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
三、结论
在醉酒驾车肇事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案件定性的核心争论点。本文认为：
其一，对醉酒状态的把握，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唯一标准，而摒弃个体标准。承认法律推定是维护法律所作出的利益平衡的结果，合理适用法律推定，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刑法正义。
其二，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之前的心理状态为主要根据，即以此为主观归责的主要依据。在获得合理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考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态见之于客观的表现，作为认定之辅助根据。
其三，重新审视“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标准，将行为因素考虑进去，或将行为因素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重要情节，以加大对其的惩处力度。
其四，鉴于“酒后驾车”的极度危险性，建议设立“酒后驾车罪”，以警示、防止和减少交通肇事甚至更加严重的酒后交通事故的发生。
【注释】
[1]在英美法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非自愿醉态”这一合法有效的抗辩理由，只要被告人证明自己陷入醉态是属于“非自愿”，则可以免罪。参见《刑法》（第2版）注释本，richardg.singerjohnq.lafond著，王秀梅、杜晓君‘周云彩注，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468页。
[2]如陈兴良教授即持此说，参见徐文宗：《论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在我国大陆的犯罪构成理论中，无论采用哪种学说的学者，大都赞同一条从客观到主观，进而达到主客观相结合的思维路径。这恰恰说明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9
论文关键词危险驾驶刑法谦抑性量刑
2011年5月“醉驾”入刑至今，新罪名的设立引发从普通群众、社会舆论、法律实务界以及法学理论界的巨大争议。《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的主刑设置单一的拘役，这种配刑模式在刑法分则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势必加重实践中如何量刑才能实现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等问题的激发。本文拟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探讨危险驾驶案件中量刑的相关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理论概说
刑法谦抑性原理最早由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提出，他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刑法作为制裁措施最为严厉的法律，其天然的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刑法的谦抑性亦可解释为补充性，但刑法的谦抑性不等同于补充性。张明楷教授提出谦抑性应包括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两个方面。第一个含义是根据一定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即什么行为被认为是犯罪；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可见，刑法的谦抑性发生在立法环节和司法环节。
二、危险驾驶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一）危险驾驶立法上“入罪化”的谦抑性分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危险驾驶正式入刑。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不应该随意增设新罪，特别是在其他规范尚可规制的情况下，不宜用严苛的刑法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设立危险驾驶罪是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及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内涵的，具体有以下几点理由：
1.我国当前危险驾驶导致伤亡的交通事故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共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0812起，造成62387人死亡、237421人受伤，其中酒后驾车称为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罪魁之一。因此必须重新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重新界定。
2.行政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三个定义：补充性、不完整性、宽容性。危险驾驶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确应当优先通过行政法规加以规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威慑力不够的原因在于行政措施执行不力，交通执法部门执法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但深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行政规制效力不足。刑法处于保障和补充法的地位，当公众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之时，刑罚作为最后性手段出现是必要的。增设危险驾驶罪并不会舍弃原有的行政处罚，而是在行政处罚上增加了一个刑罚手段，使得行政处罚与刑罚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修改前的《刑法》关于交通肇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不足以涵盖危险驾驶的行为。特别是《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名中所指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等性质相当的方法，而不能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它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相当。换言之，“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114、115条的“兜底条款”，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条款”。所以危险驾驶的行为不适宜用《刑法》第114、115条的相关规定处理。
（二）危险驾驶司法中的刑法谦抑分析
在危险驾驶入刑后，无论是在学术争论如何激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律称为重中之重。刑法的谦抑性的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比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就不需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这就要求改变重刑优于轻刑的观念。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应审慎掌握规则，适当轻缓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适宜作为犯罪处理。其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较低，虽然危险驾驶侵犯的法益为公共安全，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这也证明其与其他罪名相比，危害程度较低。危险驾驶者的主观方面应为间接故意，有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故意，但其主观恶性较小，且几乎为初犯、偶犯。醉驾入刑后，社会舆论存在着“坚持醉驾必须一律入罪”的声音，实践中，行为人醉驾的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醉酒原因、行为人对酒精的忍受力均因人因案不同，反映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会有所不同，这样的解释观点必然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违背。
刑法谦抑性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及轻刑化。非犯罪化指通过司法途径来减少或取消对现行刑法的规定予以刑罚处罚的某种的特定行为的反应，就是从微观上对某些具体的行为通过司法程序不把它当作犯罪处理，某些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如有人在凌晨2点钟喝了两杯啤酒，早晨8点的时候酒精含量轻微超过80毫克，以为自己酒气过了，于是开车上班结果被交警查获。这样的情节，笔者认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三、危险驾驶罪的实证分析
笔者根据危险驾驶入刑一年来厦门某基层法院的实际案件情况，分析危险驾驶罪具体特征及量刑等相关问题。该法院处于城乡结合点，路况复杂多变，交通事故类案件偏多。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厦门市某基层法院受理危险驾驶案件88件88人，审结86件86人。从案件类型来看，均为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尚无受理竞驶类型危险驾驶案件。
（一）实践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肇事车辆以摩托车和电动车居多。二是肇事车辆无牌或者套牌、被告人无证驾驶现象突出。三是被告人性别、年龄集中，文化程度偏低，行为人一般为男性，青壮年居多占72.34%，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4.47%。
四是本地人员犯罪率较高，占将近50%，远高于其他犯罪类型的本地人犯罪率。五是案发形式单一，有73件为被告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报警发现醉驾，占95.6%。六是案发时间集中，案件一般发生在20时至凌晨4时之间，占78.26%。七是平均酒精浓度远超醉酒标准。八是量刑一般处一至二个月拘役。
（二）实践中需考虑量刑情节
第一，法定的量刑情节。（1）自首，必须满足主动性和自愿性两点。（2）如实供述。
第二，酌定的量刑情节。（1）酒精含量。80mg/100ml以上是入罪标准，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酒精浓度含量差异较大，从81—365mg/100ml不等，血液中酒精含量约大证明行为人醉酒程度越深，其控制能力越差，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越大。（2）是否发生碰撞事故，是否致人受伤或造成财产损失，是否进行赔偿。（3）行为人主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如由于不当驾驶行为曾被行政处罚、冲卡拒检、事后逃逸、认罪态度差等；客观方面，即行为人的身体个体差异、健康情况等。（4）行为人是否具有不宜驾驶的情节。即行为人在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同时是否具有其他不宜驾驶的情节。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边打电话边驾驶、穿拖鞋或过高的高跟鞋驾驶车辆等。（5）时间、地点，交通繁忙时段和人员集中路段的危险驾驶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相对于闲暇时段和偏僻路段更大，行为人在繁忙时段和路段的危险驾驶行为亦表示其人身危险性程度较高。（6）危险驾驶的同时是否伴随有闯红灯、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强行变道、严重超载驾驶、驾驶无牌报废车辆等交通违法行为。（7）驾驶车辆的类型。车辆的类型不同，危险程度亦不同。醉酒驾驶摩托车与驾驶大客车或集装箱相比，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情况或财产损失结果也大不相同。
（三）量刑量化过程
第一，确定量刑起点。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1）醉酒驾驶助力车、电动车，基准刑为1个月。（2）醉酒驾驶摩托车，基准刑为2个月。（3）醉酒驾驶7座以下汽车，基准刑为3个月。（4）醉酒驾驶7—15座汽车、中型以上货车、其他特种车辆，基准刑为4个月。5、醉酒驾驶15座以上汽车，基准刑为5个月。
第二，确定基准刑。（1）酒精含量结果。160mg/ml以上加一个月；300mg/ml以上加二个月。400mg/ml加三个月。（2）致人轻微伤加一个月，致人轻伤加二个月。（3）冲卡拒检、吸毒驾驶、无证驾驶、驾驶无牌报废车辆酌情可加一个月。（4）醉酒驾驶营运车辆加二个月。（5）闯红灯、违规掉头、逆向行驶、强行变道、严重超载驾驶、在高速公路或逆向车道醉驾，酌情加一个月。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对于具有《刑法》总则规定的11种量刑情节，采用连乘的方法对基准刑进行修正。
第三，确定宣告刑。充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根据犯罪动机、残忍程度、侵犯对象等具体情节，确定调节比例。如凌晨0—4点醉酒驾驶、酒精含量未超过90mg/ml、酒后六个小时驾驶车辆等，可酌情减一个月。
（四）关于缓刑适用问题
在危险驾驶案件中，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改表现，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或者酌定情节，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可以适用缓刑。首先，危险驾驶案件的行为人罪行比较轻，主观恶性比较小。判处拘役后一般羁押于看守所，看守所的羁押人员比较复杂，容易造成犯罪的交叉感染。其次，危险驾驶罪因处拘役以下刑罚而可能产生失业等问题，其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的成本显著提升。但在缓刑的适用上也必须加以限制，如出现二次危险驾驶、造成人员轻伤并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吸毒驾驶、严重超载、逃逸、拒绝接受检查等恶劣情节时，应慎重缓刑。
四、危险驾驶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刑修八》的出台，无疑对惩治醉酒驾驶、飙车等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及问题。
（一）范围狭窄
《刑修八》仅对醉酒驾驶和竞速驾驶两种行为进行规制，而没有概括性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危险驾驶的行为的危害性与醉酒驾驶或竞速驾驶相当，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等。法条范围过于狭隘，笔者认为以上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刑法同样需要把它们纳入自身的规制范围。
酒驾处罚最高标准篇10
论文关键词危险驾驶罪罪名构成间接故意
一、危险驾驶罪的罪名构成分析
（一）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我过刑法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行为人在违反交通法规的主观上明显是故意，但其对发生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的后果应当是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如果其主观上主动追究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发生则应当根据其行为手段的不同，以危害公共安全按罪中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在这点上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醉酒驾驶的主观认定。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说明我国采用的是“原因行为自由理论”，就行为人知晓其行为将造成自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下降，仍然实施该行为，其应当对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后行为造成的后果予以负责，这也符合刑法中的“可期待性理论”，这一处罚原则将行为人喝酒前至案发时的主观看做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从这一理论来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明显对其醉酒后造成的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的状况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属于间接故意。
（二）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1.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性质认定。关于危险驾驶罪是一种危险犯，还是程度犯，抑或是行为犯，在刑法界存在较大争议，该认定影响到该罪的认定问题。是只要出现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还是借助其他情节、案发现场情况来具体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才认定够罪。笔者认为，从该罪的立法愿意上来看，由于此前的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行为未造成后果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后果便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行政处罚难以遏制这两类行为的频繁出现，处于预防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设定此罪，该罪的设置也是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在未遭到实际侵害之前就对可能对其造成危害的行为予以规制，用刑罚的手段来避免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属于法益保护的提前，是因为这类行为具有高度和极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一旦该行为发生极易造成危害后果同时造成的后果往往极为惨烈，所以刑法将这类未遂或预备行为作为既遂行为对待，直接规定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如果就该罪的构成再设置一些条件，使行为人产生一些可以钻空子的侥幸心理，那么设置该罪的预防目的就难以达到了。故危险驾驶罪应当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即立法者根据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将经常发生的几种极易导致重大危害后果的醉酒驾驶、驾驶竞逐等行为直接规定属于刑法惩罚的状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立法者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危险状态的发生直接对其定罪处罚。
2.危险驾驶罪行为之认定。刑法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只规定了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情节恶劣两种。醉酒驾驶标准较为明确，而且应当以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关于醉酒的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或者进行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评价为暂时丧失驾驶能力的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使的行为。而不再根据行为人不同的酒量与行为人自己感觉是否醉酒的状态来区别认定，这是因为：一是虽然个体对酒精的反映确实存在不同，但个体醉酒的数据难以精确认定，而且每个人由于其当时身体状况、情绪等酒量也会发生变化；二是虽然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处罚不同，但行为人对自己喝酒后驾驶的行为应当是明知的，而酒后驾驶无论是否醉酒都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对是否醉酒更是存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存在处罚的基础。对于醉酒驾驶的人只要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均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而对于驾驶竞逐的行为则存在情节恶劣的认定问题。竞逐驾驶的行为在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上的控制力并没有减弱，其只是因追求取乐、寻求刺激、相互嬉戏等原因而相互竞驶，同时由于其驾驶机动车的地点限速等原因不同，认定其恶劣情节也不在不同：一是在不同限速、路况不一样的公路上对其竞驶恶劣情况的认定应当有所区别，在车辆、行人密集的闹市区和在车辆较少限速较高的高速公路上竞驶造成的危险肯定是不一样的；其次应当区分一般的超车与竞驶的区别，行为人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超车就是其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但是不是为了追逐竞驶，应当按照行政法规对其处罚。
二、危险驾驶罪立法完善建议
（一）危险驾驶罪行为种类可以扩展
危险驾驶罪设立本意是为了处罚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的违规驾车行为，但由于刑法明确只将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情节恶劣两种行为入罪，导致危险驾驶罪处罚范围过窄。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立法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种类，并结合我国较为突出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1.国外立法体例对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情况。作为英美法系代表国家之一的英国，关于道路交通犯罪的制定法，可谓在西方国家中为最完备者之一。1972年，英国的《道路交通条例》对各类型的危险驾驶行为均进行入罪，设置了“鲁莽或危险驾驶罪”、“疏忽及不小心驾驶罪”、“酗酒或吸食毒品后驾驶罪”、“血液中酒精浓度超标驾驶罪”、“高速公路飙车罪”等违法驾驶行为。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在1960年的《道路交通法》规定了无执照驾驶罪，后又规定了酒后驾驶罪、疲劳驾驶罪。2007年有对醉酒驾驶罪进行了新的修改，一方面区分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犯罪行为，并提高法定刑；另一方面增加了“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及“同乘罪”等新的罪名，从源头上遏制和惩罚酒后驾驶行为。
2.我国在立法中予以对危险驾驶的行为种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得司法解释也难以进行扩张解释，故必要在立法上对其他一些不亚于酒后驾驶和竞逐驾驶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笔者认为相对于刑法规定的两种行为，疲劳驾驶、吸食毒品驾驶、无证驾驶、报废车辆驾驶等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说更大，我们在立法上一方面应当将此四类行为予以明确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也应当针对立法的不周延性，给出现新的违规驾驶行为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时的司法解释留出一定的余地，设立兜底条款即“导致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的违规驾驶行为，情节恶劣的，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二）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只是对危险驾驶罪规定了拘役并处罚金的量刑等级，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毕竟只是抽象的危险犯，其并没有造成具体的危险，更没有造成具体的对人身、财产的损害后果；二是如果危险驾驶的行为造成相应的具体危险状况或具体的损害，则应以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来定罪处罚。这种立法上的安排看似较为合理，但也存在不足。在实际中我们还经常会遇到一些行为人其经常性的以飙车等作为日常取乐的行为，更有甚者是以地下赛车为职业，这部分人对较轻的刑事处罚不太在意，更不会遵守行政法规，其在危险驾驶经过处理后一般都会重操旧业，现在的刑事处罚难以产生效果。对此，笔者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