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1
中图分类号：F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64-09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将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平衡预算时，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及其力度，即如何判断其财政态势(fiscalstance)；各级政府要改善预算平衡时，如何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两者共同使用。本文将对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及财政政策效果给出实证分析。
财政赤字的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国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经调整的政府财政赤字不是度量财政态势的可靠指标。这是因为其对于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大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所以，很多度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试图去除其内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常被使用的一种方法。而经合组织(oeCD)通常使用的财政态势测量指标是经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即使经过通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指标也因其缺乏综合性而受到批评。Boskin在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中提到有些没有包含在文章中的经济指标也可能对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没有被可靠的测量。Buiter认为对财政赤字的恰当度量能解释公共部门净资产的所有变化。Blanchard提出一种方法来测量财政态势，他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然后计算财政赤字，利用该值判断政府财政态势。alesina和Rerotti基于布兰查德的方法对oeCD国家的财政态势进行了判断。
muller和price分析了结构预算赤字与财政态势的度量。Yoo和park利用oeCD方法计算了韩国的结构赤字，并分析了其财政态势。polito和wickens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短期政策制定的财政态势指数。从政府预算约束所形成的VaR模型中得到负债／GDp的预测值，然后与特定条件下的负债／GDp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指数。该方法和那些关于财政稳定性的文献中的方法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对财政态势有前瞻性影响的措施，而不是一系列和现在财政状况无关的关于过去财政稳定性的测试。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政态势的研究还不多。蔡江南曾就我国1950--1988年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过研究，但他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要强于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财政赤字反而会增加；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财政赤字反而会减少。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周期性赤字”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赤字完全不同，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赵昕东则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但在估算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石柱鲜和王立勇对我国潜在产出、结构预算与财政态势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结构性赤字有助于测度财政态势，他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和财政态势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标准对财政态势进行判断。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结构性赤字判断我国的财政态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很少给出政策工具的具体贡献。本文将结构性赤字和国际通用的CaB方法相结合，通过计算财政脉冲，给出了判断财政态势的方法，并给出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具体贡献，然后在不同财政态势下分析了财政支出效应和税收效应。
二、可供选择的财政脉冲定义方法
(一)国际通用的方法
表1列出了四种国际上通用的财政脉冲计算方法，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最简单的财政脉冲的定义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前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之差。这个方法把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该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性。它的缺点是忽略了财政赤字中的周期性因素。
Blanehard度量方法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但是他认为政府支出和GDp负相关，因为存在失业救助金等内在稳定器。他认为，由于税收的累进性，财政收入和GDp正相关。这在经济衰退时可增加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这种偏差，也不用估计潜在的产出，Blanehard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
oeCD度量方法是经合组织经常使用的方法，定义财政冲击为当年财政赤字和按潜在GDp增长的政府支出减去按真实GDp增长的政府收入的值。这种方法从下面的周期调整的预算平衡表达式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是t期潜在GDp和真实GDp。oeCD的方法能通过对CaB值进行差分并除以前期GDp得到。因此oeCD方法也将前1年作为基准年。
imF度量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采用的方法，与前面的方法都不同，因为该方法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而是将潜在产出近似等于真实产出的年份作为基准年。除了基准年的选择不同外，该方法类似于oeCD方法。imF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选择基准年的任意性。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关注那些由于经济周期对支出和税收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财政脉冲是指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变。大致来说，财政脉冲(fiscalimpulse)是政府实际采取的财政政策变量和在一定的标准下将周期部分剔除后的财政政策变量的差值。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定义预算的哪些部分反映政府外生的作用，哪些部分是经济周期的作用。通常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条件来调整真实的财政措施?预算的哪部分应该调整至该基准，怎样调整?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概念和数据问题，也即是怎么估计潜在产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存在更现实的困难。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套弹性指标，包括各种税收、财政支出对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笔者认为，一个有用的财政态势策略措施必须是简单的，即使可能遗漏了一些指标。所以，第一，笔者只关注预算的实际改变。因此，对任1年来说，仅把前1年作为标准年度就可以，这样避免了选择实
际产出等于潜在水平的年份为基准年度的繁琐。第二，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经过通胀调整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利息支出排除在实际预算政策之外。第三，我们关注于财政状况中显著的改变，而不是纯粹因周期因素而导致财政的改变。
从财政赤字与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角度看，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cyclicaldeficit)是指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deficit)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财政赤字，即经济活动保持在某种潜在水平时预算赤字依然存在的情况。它们对于财政政策分析以及政府预算规划和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CaB方法是t期财政赤字与t1期结构性赤字之差。所以，国际上大多使用CaB方法计算财政脉冲。本文所定义的财政脉冲如下：
财政脉冲Fi=t期结构性赤字/t期GDp-(t-1)期实际赤字/(t-1)：期GDp
(2)
计算结构性赤字的方法：
1.消除趋势法(Dt)
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Dt)的基本思想是在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现实财政赤字的影响剔除掉。具体做法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就是结构性赤字，周期成分就是周期性赤字。
对于非平稳宏观经济变量序列的趋势成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描述方法：第一种是确定性时间趋势。顾名思义，这种描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十分确定的趋势。第二种是单位根过程，也称i(i)过程，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对于具有确定性时间趋势的经济变量，通常采用分离时间趋势法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但nelson和plosser认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并不具有一个确定性时间趋势，它们的趋势成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单位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消除趋势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有Hp滤波和Bp滤波。
由此可见，在具体使用消除趋势法时，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检验以判断它的时间趋势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然后确定使用具体方法。关于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很多，常用的有aDF检验。
2.潜在产出法(po)
潜在产出法(potentialoutputmetod，po)的基本思想是估算出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从而估算出结构性赤字。具体估算时，常常假设潜在财政支出等于现实财政支出。对于潜在财政收入的估算，首先是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现实财政收入与现实产出的函数关系，同时假设潜在财政收入与潜在产出遵循这一关系，并将潜在产出代入函数中得到潜在财政收入。可见，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关键是要估算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赤字是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在潜在产出估算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潜在产出，都存在着估算误差，据此估算的结构性赤字偏差必然会大。二是在具体估算时，我们假设潜在财政支出与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偏差。
本文从简单性出发，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结构性赤字，并借鉴CaB方法，按照式(2)计算出财政脉冲，根据财政脉冲判断财政态势。
三、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的判断
(一)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1.全国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为了便于结合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对辽宁省财政态势进行分析，按照式(2)对我国1978--2007年财政脉冲进行了计算，判断了我国财政态势。数据来源于1981--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由此计算出国家财政赤字。
用aDF对我国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家财政赤字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aDF检验采用包含截距不包含趋势的方程形式。然后对数据进行Hp滤波，在Hp滤波时λ=25。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步骤计算财政脉冲Fi，由Fi判断财政态势。
2.辽宁省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计算得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变化情况如图l所示。
在对财政赤字进行Hp滤波前，首先需要判断现实财政赤字的趋势是何种形式。对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财政赤字原序列为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序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用Hp滤波来估算结构性赤字。在使用Hp滤波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λ=25。按照(2)式计算得到Fi，如图2所示。
借鉴alesina和RerottiL方法，按照财政脉冲的均值、标准差来判断不同年份的财政态势。设μ和σ是财政脉冲的均值和标准差。宁省政府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
2.1984年的经济繁荣阶段，1988年的经济“过热”
(1)1984--1987年中央财政实行的财政政策为宽松或中性。与之相对应，辽宁省政府在1984―1986年也为中性或松的财政态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和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
(2)1988年我国财政为从紧的财政态势，随后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进入中性的财政态势。在前几年的扩张政策下经济持续发展，至1988年经济过热迹象出现，辽宁省政府从1987--1990年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我国为从紧的财政态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在1993--1997年实施反周期的从紧财政政策。其中1994年的我国经济繁荣阶段，辽宁省实施了中性的财政政策。
1992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过热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年，即采取一系列使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力求“软着陆”。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
辽宁经济经历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高速增长，1994年以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投资运行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金融形势稳定，地方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4.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7--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为松的财政态势。1997年7月份，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重
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内需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辽宁省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等新问题，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5.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全面恢复增长，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就业压力趋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阶段我国政府在2005年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的经济情况，新变化，辽宁省政府在2005年和2006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2007年3--12月，我国的物价走势逐步走高，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和2007年为从紧的财政态势。辽宁省政府也在2007年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态势经历了1978年和1979年的扩张性阶段，1980年和1981年的紧缩阶段，然后从1982--1987年的弱扩张阶段，1988--1996年的收缩及中性阶段，1997--2002年以来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紧缩及2005年的中性阶段。
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的1988--1996年的财政态势判断与郭庆旺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与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的实事相符。所以，本文认为1988--1996年我国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弱扩张的财政政策。
四、辽宁省不同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说明
表4列出了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财政脉冲、总财政支出和总税收的相关数据。其中总支出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财政支出占真实GDp的比值，总税收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税收占真实GDp的比值。
由表4可以看出：松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税收的减少。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0.1147大于税收占GDp的比值0.1087；采取紧的财政政策时，税收占GDp的均值0.1140大于财政支出占GDp的均值0.1129。纵向比较发现：财政支出均值在松的财政态势下(0.1147)大于紧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129)；而税收均值在紧的财政态势时(0.1140)大于松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087)。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得出的结论，用GDp对地方总财政支出(eXpR)和地方税收(LtaX)做回归。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各指标都是经过以上一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同时，为了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变换。
首先对财政支出、税收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这三个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然后用eG两步法检验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税收和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GDp对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的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内辽宁省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8中LooSe行我们可以看出：在松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系数都为正，但税收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松的财政态势下，政府财政支出比中性态势下显著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松的财政态势下，税收和中性态势下没有显著差别。
在表8中tiGHt行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23，但该系数在10％下不显著；税收的系数为0.1413，与预期相同。在紧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和中性的财政态势比较，财政支出的减少值并不显著；税收的正系数显著，说明在紧的财政态势下税收比中性下显著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辽宁省来说，松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则更多的依赖于税收的增加。因此，如果政府想要执行松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优化财政结构。而政府执行紧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注意税收的调节。
五、结束语
本文使用Hp滤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及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辽宁省财政政策的财政态势做了简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赤字经济增长通货膨胀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Fisher和william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F统计量p—value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2.98410.01324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1.80770.1138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0.54010.7755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
[2]StanleyFisher，williameasterly.theeconomicsofgovernmentbudgetconstraint[J].theworldBankobserver.2005（02）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rs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rn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亦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rnhart和Darrat，Gulley 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一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货币-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t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了，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 。目前，央行把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2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1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L=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o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4
关键词：财政协调；欧债危机；财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开始发行，欧元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02年，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标志着欧盟基本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在欧洲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全权交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了欧盟货币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下呈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统一性；而财政政策则由各成员国制定，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分散性。要解决这对矛盾，根本上要协调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从政策的层面上讲，则是要在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下做好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欧盟的重视，并先后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公约》和《马约》对各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国债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如《公约》和《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累计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年度预算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公约》和《马约》的约束力或者说各成员国对《公约》和《马约》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危机来临之时，各成员国更多的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顾欧盟的整体利益，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要真正发挥《公约》和《马约》的作用，达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还要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危机持续蔓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这种危机气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欧洲的主要核心国，德国、法国，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主要的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而欧洲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失业率攀升。此次欧债危机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这次欧债危机也再次警醒我们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使我们重新研究与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顾
在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方面，李腊生等在研究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时，提出了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假设，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国家竞争性的财政支出而导致的[1]。李羡於梳理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提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本次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等建议[2]。
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董书慧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财政协调可供选择的3种路径：财政联邦制、财政一体化模式、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的财政体系[3]。黄立新梳理了欧元诞生以前欧盟在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内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是阻碍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4]。苏苏等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赤字相关性的角度对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协调进行分析，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基本是遵守《马约》和《公约》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不顾《马约》和《公约》的约束扩大赤字，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5]。刘力军认为，政府未能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各国竞相扩大财政支出，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6]。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尼古拉斯・韦龙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监管，这些制度性因素是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维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机构来制定财政政策，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难以做到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出发，缺乏协调统一，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8]。
（二）不足与创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欧债危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对其原因进行探索，多是浅层次的分析，而少有从一个角度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更少有从财政政策协调的角度来深层次地论述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的。第二，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第三，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欧元区本身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论上的论述，少有结合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来进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与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两个维度的互动进行研究；二是在对欧元区财政协调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实证分析，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协调问题。
二、理论分析（一）欧元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之后，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大陆一直在谋求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当欧元登上历史舞台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元区实现经济与货币的一体化。然而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向经济与货币一体化一样如此顺利，尽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欧盟对外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远远要落后于他们在经济和货币上的一体化的，而这种制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仅保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洲中央银行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控制货币的发行；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制定，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因此各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降低本国的失业率、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维持本国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虑欧元区整体发展的。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相应的协调与统一，出现危机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欧元区财政协调的“失灵”
尽管欧盟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过《马约》与《公约》建立了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欧盟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预算制度明确规定财政来源主要由自有财源（包含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按共同关税税率征收的关税）和各成员国上缴的摊派（由各成员国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缴）构成。此外，还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确立了欧洲税收一体化的一些基本原则[8]。
但是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一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或者说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欧元区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相反，各成员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综合效应的最大值为政策目标[9]，都希望以最小的调控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免费乘车者”的政策思维最终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协调“失灵”。这里的财政政策协调“失灵”指的是当欧元区当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元区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各成员国未能提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符合欧元区整体利益的财政政策，而是选择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欧元区整体利益来制定本国财政政策的情况，当这种“失灵”开始“泛滥”之时，引发的必将是欧元区经济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欧债危机正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表现。
（三）财政协调“失灵”与欧债危机演化路径
尽管签订了《马约》与《公约》，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最终还是打破了《马约》与《公约》的约束，或者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弊端最终爆发，并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欧债危机背后财政协调机制是如何“失灵”并最终引发危机的。
1.降低失业率成为主导的调控目标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面对着经济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象，纷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各成员国所能实现的只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中，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而又由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如奥肯定律中所说的一定的函数关系（即如果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员国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了充分就业。
2.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主导的调控手段
欧元区各成员国普遍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较好，由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作用，再加上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成为了欧元区各成员国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对于欧元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来说，为了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赤字扩张等不良后果，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处理。
3.从财政协调“失灵”到债务危机
当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财政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能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避免不是说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欧元区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在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财政协调似乎已经“失灵”，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如何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财政扩张政策。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其结果都是赤字的扩张和债务的增加，随着《马约》与《公约》中对国债比重和赤字规模等方面的约束纷纷被突破，一场大规模的欧债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实证分析（一）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性分析
该部分选取的指标为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用来衡量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方向与规模。该指标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数据求得。选取的是2009～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塞浦路斯的数据缺失，因此笔者选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个欧元区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马耳他、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运用eviews软件求得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5
实事求是统计，统计则是一门科学；敷衍塞责统计，统计则是数字游戏；造假虚报浮夸，统计必是祸国殃民。
当数字与人们的感觉或期望相差甚远时，时常会出现“我被谁所平均，谁平均增长了我的收入”等等问题哗然大众。那么，为何会出现统计造假？原因又是什么？会造成何种危害？
杨永善：
造成统计不准确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但主要是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因素表现在：一是统计制度方法不够完善，统计范围不够规范，统计计算方法不够统一，统计手段相对落后；二是行为不够规范，国家诚信体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三是统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统计是靠人来完成的，统计人员素质的优劣、水平的高低，对统计的结果影响极大。
主观因素表现在：一是各地“攀比风”盛行。存在省、市、县际之间竞争，“比学赶超”一浪高过一浪，用GDp看发展，以GDp论英雄。不断地提高GDp的增速，扩大其总量，以缩小同先进地区及周边的差距，这无形中充当了“攀比风”的吹鼓手，成了浮夸风的炮制者和执行者。
二是领导的“政绩观”欲望强烈。现在各地都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GDp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认为GDp总量越大，反映工作中的成绩就越大，他领导的地区经济就发展越快。当地经济虽没有多大发展，但还需要高数据和大的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浮夸造假，在数字上做文章。正如民谣所言：“领导眼睛一闪，增长93%；领导嘴巴一咂，增长98%；领导屁股一拍，增长100%。”、“这大战，那大干，不如统计算一算。”
三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过高。各地区急于缩小同先进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差距，在制定计划指标时，有意将计划高定几个百分点，其结果大大超出当地客观实际，致使计划指标往往完不成。完不成时，就常会出现“暗示”、“施压”等办法，改变现状，下级部门往往也主动“送数上门，投其所好”、“卖数保官升官”。在暗地里为领导“使劲”、“合理做假”，让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给领导解围。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统计部门内部的反映。正如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所著的《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中曾说：“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代表事物的真相，它可以被精明的统计分析者操纵，达到他们所要的目的，有时候还制造假象。”
四是统计部门某些领导只对当地官员负责。各地统计局没有实行和国家统计局上下的垂直领导，属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其领导的升迁、提级、任用等都由当地官员说了算，和国家统计局只是上下的业务领导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上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均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形成了“戴着地方的乌纱，吃着地方的财政”、“拿谁的钱，吃谁的饭，就为谁喊，就为谁干”的格局。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既要管数，又要管人财物，从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数字造假问题。
五是不能正确对待目标责任制的考核。目标责任制考核是考核部门和干部政绩的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利国利民，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勤政廉政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考核已经成为好多政府的挡箭牌，使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合法化”。首先是一些地方在考核时太看重GDp这个指标了，不是想法设法完成经济指标，而是当经济指标完不成时，大搞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扩大GDp总量；其次是通过多种办法和渠道，给数字“注水”，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在造假上想办法，工作不足用数字来补；第三是通过给单位提前下达上报指标，加压单位按下达的指标进行上报，提前参与统计。
六是科学估计，修正数据被歪曲。由于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有些指标没有相应的统计渠道，如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统计的不少数据，要通过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或历史数据，对现有统计指标数据作出科学估计、推算，或者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修正等等。按理说，这也是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法，做得好，还是比较科学的，数据也基本是准的。但由于目前人们普遍的浮躁心理、攀比心理、功利心理、升官发财心理、权欲心理等，估计、推算的数据往往掺杂有个人和某些地方官员的色彩，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差，修正数据也成为个别人“篡改”统计数据的合法手段。
七是数字“水分”挤压不彻底。“挤水分”这是统计部门的一句行话，即对下级上报水分大的数据，结合当地前期及其相关联的数据，进行评估、论证，分析存在水分的大小，对其水分进行挤压，将其虚假部分拿掉，使其尽量反映客观实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省数据之和大于国家数，各市数据之和大于全省数，各县区数据之和大于全市数。层层有水分，级级有虚报。一般来说，基层数字的水分相对较大，虚报也比较严重。一些企业厂矿等生产单位，常常是“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圈，产值照样翻几番”。有的农村“白天没水，晚上缺电，睡了一夜，提前跨入（指数据）小康阶段”。
八是对造假官员打击不力。在统计法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处理了一些人，但多是些“小萝卜头”，而县区一级以上的官员却处理的很少。因这些高官“精通”统计法，他们不会明着指示统计部门篡改数据，最多是作一些暗示而已。
以上8种表现对全国各地来说，多少都有所表现，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根本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功利逻辑和定位混乱。换句话说，统计造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于数字的过于干预。
为统计数字“注水”，危害是巨大的。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准确性是宏观经济决策科学性、有效性的基础。不真实的数据会误导政府决策，损害政府公信力，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还会使地方政府痴迷于做表面文章。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6
2016年阳春三月，如何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再成核心议题。在央行货币放松的同时，加码积极财政成为多数共识，财政赤字率适度提高呼之欲出。
《财经》记者从不同渠道获悉，多个权威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均建议，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能够采纳几项重要经济指标：全年GDp增长目标在6.2%至6.5%之间，货币政策进一步适度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码，财政赤字率扩至3%至3.5%左右，为此需增加国债发行规模，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根据中国2015年的GDp测算，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政府可支配6700多亿元的财力。根据此前公开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从2014年的2.1%上调为2.3%，但一些研究机构的最新测算表明，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早已突破3%，有的测算认为或已达到3.5%。若如此，2016年财政赤字目标上调为3%至3.5%，亦不意外。
近日，多位财政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对提高中国财政赤字率相继发声，这些论述或研究并非官方文件，但外界对中国财政政策走向、特别是多年来相对稳健的财政赤字率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呈放松趋势之际，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令人期待。
“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2月27日，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简称“G20”）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而在此前一天的高级别研讨会上，他就明确提出：“中国目前还有财政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财政金融权威人士就吹风不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2009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形势，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需要考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要做调整，“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今年2月底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可较大幅度提高我国财政赤字率”，其中详细阐述称：经对中国政府负债率测算研究，未来一段时期，可将中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虽然该报告强调并不代表央行观点，仅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的个人看法，但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提高中国财政赤字最明确的权威性研究成果。令人关注的是，许多金融界人士对此分析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
《财经》记者近期接触的市场人士普遍预期，面对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平抚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的变革阵痛，诸多因素导致“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或正成为决策高层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亦有声音对此表示担忧，他们的疑问是：将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以上的依据是什么，突破此前国际公认的3%马约警戒线（即欧盟在1991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规定的财政警戒线），相关风险是否可控？
一位接近财政部门的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欧盟当年确定的3%赤字率红线和60%负债率红线，对中国有参考和警示，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同发展阶段的挑战与压力也不一样，无需始终拘泥于此。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1%左右，这使得中国政府债务面临汇率冲击、挤兑冲击的风险较低。同时，中国短期债务占比较低，中长期债务占比较高，债务的稳定性相对良好，适当提高赤字率水平，风险可以控制。
对于隐性债务的风险和影响，仍存在争议。有人担心政府患上“赤字依赖症”，债务越来越多。多位财税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财政赤字率的提高需要审慎，虽然当下中国的直接赤字率和负债率并不高，但可能存在数目庞大和不透明的或有债务及隐性债务。
3月2日，穆迪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一条理由便是“财政指标趋弱及或有负债庞大”。这引发了中国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反驳。
面对2016年全新的财政盘子，权威人士希望“盘存量，控增量”是主要的财政政策取向。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赤字作为政策工具有“双刃剑”特点，如安排不当，其负面作用（风险因素）主要表现为两条：一是使政府支出扩张过度，造成过大扩张因素和政府行为的“越界”与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二是资金安排不合理，未能有效优化结构甚至会加剧结构矛盾和社会矛盾，与应有的绩效导向背道而驰。
“扩赤字”的宏观逻辑
多位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相信，为托底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扩大财政赤字率堪为相机抉择。
“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要害怕财政赤字扩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对恢复市场信心非常重要。但不应像2008年那样直接刺激经济，而是通过政府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同时，货币政策偏宽松，保持低利息率，使得国债融资成本不至于太高。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执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从而减少人民币波动。余永定相信，若上述举措得当，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底可以稳健托住。
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GDp增速6.9%，为最近25年来相对较低的水平。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1.4%，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回归到“1”时代;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2015年同比下降5.2%，ppi连续第46个月为负，可以说，虽然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9%的同比增长，但中国经济的上空，弥漫着日趋低迷的通缩隐忧，增长乏力的警示如影随行。
因此2016年的政策取向至关重要。结合实际效果来看，经济专家们相信，“货币政策像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中国央行在今年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锁定在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避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
中国央行采取多次降准、降息，不是为了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让企业的还款负担减轻，地方政府到期债务负担减轻，从而托稳经济根基。与此契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针对性地向实体经济输血，让更多企业恢复元气。专家们相信，这或许是决策层今年会首先考虑的宏观取向，若如此，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应当成为中国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采用的重要反周期策略。
同时，中国的财政收支也面临压力，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或扩大赤字来输血。中国财政部国库司此前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差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高于年初预算设定的数字，财政收入增速也创下1988年以来最低，提升财政赤字率几无二选。
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财政数据显示，全年财政支出的速度，远超财政收入增速。2015年1月至12月累计，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同比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增速较2014年下降2.8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方面，却出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2015年1月至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同比增长15.8%，同口径增长13.17%，入不敷出的局面在进一步延伸。
从财政刚性支出看，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26205亿元，增长8.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67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农林水、节能环保和交通运输支出增幅均为两位数，分别达到17.1%、16.9%、11.5%、16.9%、26.2%和17.7%，财政“一增一减”的收支反差，彰显财力窘境。
有权威人士特别提到，中国正在进入20多年财政超收转换到收支反转的关节点，为了托举低迷的经济，今年又将实现局部减税向全面减税转换。减税清费必将带来财政减收，也将更加凸显中国的财政收支矛盾。
《财经》记者初步测算的中国减税账本表明：2015年支持“双创”减税约3000亿元。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干部、退役士兵等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80多亿元。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改革，若将营改增推到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型服务业涉及800多万户企业的四大行业，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瑞银报告估算，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再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中国合计减税规模约7437亿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表示，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效益持续恶化，为企业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是当务之急。除了通过货币政策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全面减税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本源之策，亦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第一要务。
按照中央此前的部署，2016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意味着更多的财政刚性支出。要完成大量“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安置、培训和再就业，都需要大笔开支。“仅广东就有2000家僵尸企业待清理，全国大约有2万-3万家僵尸企业待破产，对应的下岗安置、再培训等支出不是小数。”独立经济学者何志成表示。
面对政府财政吃紧，越来越多权威人士将赤字率视为打破僵局的一剂良药。他们相信，推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赤字率突破3%甚至更高，将是政府今后维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之一。“多重压力下，提高赤字率势在必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财经》记者表示。
《财经》了解到，目前市场对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托底经济仍有分歧。是运用赤字财政来扩大政府的项目投资，还是通过减税来支持实体部门的发展，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韦森更强调“全面减税”。他认为，如果政府能真正采取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就能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的负担。大量企业活了下来，熬过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梳理近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经济增速下滑，企业负债较重，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然偏高：前几年定为8%左右，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为7.5%，但GDp实际增长6.9%，政府税收的弹性系数仍大于1。因此，多位专家呼吁，考虑到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较困难，2016年的财政收入目标应适度调低，并真正实现全面减税。
贾康对《财经》记者分析，面对通缩压力，货币政策这一根绳子推动经济作用有限，需要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现在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认需求端，只是需求端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供给侧改革。”贾康认为需要各种组合，货币政策降准降息通道继续操作，财政政策通过机制制度增效组合在一起，才能见效。
马约3%警戒线争议
根据1999年实施的欧盟马约标准，政府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但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从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空间看，将赤字率提升到3%-4%比较安全，所谓“马约警戒线”并不是绝对的。
贾康也认为，赤字率3%并不是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只是当年欧盟成员国为协调各国的财政纪律以约束不同利益取向，形成的一个整数量值，只反映相关谈判主体的经验与妥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预警线在欧盟实际上已经全面失守，德国、法国相继突破;在欧盟以外，美国和日本纷纷突破3%的赤字率。
贾康认为，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阶段，有必要打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宏观调控要领。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赤字率都在提升，但赤字扩大是否有债务风险，要看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采取稍高一些的财政赤字率是好事。
对比测算表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并不突出，一般认为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占GDp250%，与美国相当，而日本已达400%。
再看中国的实践，2015年新预算法开始实施，意味着地方政府借的债务要纳入财政预算。2015年之前政府公布的赤字率，仅仅是中央的赤字率，其中增加了帮地方的地方债部分，但是地方政府从银行、信托借的债务没有包含在赤字率当中。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测算，如果把地方每年的债务增量加进去，赤字率和公布的预算、决算赤字率会不同。近几年的加上地方债增量的赤字率已在3%以上，有时甚至超过4%。
他对《财经》记者坦言，2015年将地方债务纳入财政预算，这时公布的赤字率就包含了所有地方政府债务增量。按照这一口径，之前年份实际上都是超过3%甚至超过4%的赤字率，2015年仅确定为2.3%的赤字率，显然是不够的。“经济下行还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应该是加赤字，怎么可能减赤字呢？2016年也一样，现实经济运行需要赤字率不能低于2013、2014年的力度，即要高于3%。”汪德华说。
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赤字率应该提高到多少合适，是否有一个天花板？多位专家表示，赤字率的增幅应该由经济增长速度和负债率决定，按照财政可持续的要求，测算使负债率保持在一定程度内的赤字率，作为赤字率实际应遵从的警戒线。
盛松成在其撰文中披露的测算表明，假定2015年末中国政府负债率为39%，未来十年每年的本币债务利率为4%，GDp增速保持6%不变，结果显示，即使赤字率达到4%，中国十年后的政府负债率也仅为68.9%，低于大多数国家的负债水平，不会带来较高偿债风险。
当然，多位专家也提醒，提高赤字率的直接风险有两方面：债务风险和通胀风险，而间接风险则是扩大赤字的投向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2013年资产总额111.9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一成，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提醒记者，当大家都默认3%警戒线的时候，评级公司也将其纳入评价一个经济体财政能力的指标当中，赤字率超过3%过多，也意味着风险更大，国家信用评价会下降，借钱不那么容易，利率也可能更高。
3月2日，穆迪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一条理由便是“财政指标趋弱及或有负债庞大”。
穆迪解释，中国的财政实力预计会下降，政府债务已显著增长。根据其测算，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2年的32.5%升至2015年底的40.6%。他们预计到2017年该比例将进一步升至43%，原因是宽松的财政政策立场，可能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及整体减税。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因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企业（国企）而面临或有负债。经济及金融体系杠杆率的提高及国企承受的压力表明，部分或有债务成为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真正债务的可能性逐渐上升。
当被问到穆迪是否会因为中国财政赤字率的提高，而调整对中国的信用评级时，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Diron书面回复《财经》记者称，他们采用一系列指标评估财政实力，其中包括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此外也通过政府利息支出占GDp或政府收入的比例，来考虑政府的债务负担能力，他们综合考虑这些指标的当前水平、过往趋势和对未来发展的评估，而不是依赖于某些具体指标的临界值。
穆迪称：“对于中国来说，大规模的或有负债意味着政府债务存在显著上升的风险，而不仅仅是赤字占GDp比例持续在3.5%左右所显示的债务逐步增加的情况。”也就是说，作为评级机构，穆迪并不只是关注赤字率以及其警戒线，反而更关注政府的或有债务。
穆迪的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部副总裁诸蜀宁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接近41%，这从全球的角度看是很小的，扩大赤字率短期对中国政府负担的影响不大。
诸蜀宁同时提醒称，外国投资者更关心中国的或有债务，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债务等，这些虽然没有直接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但和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若考虑这些或有债务，中国财政赤字率是否扩大就需要慎重。
他直言，官方公布的2014年底的债务余额是大约24万亿（其中16万直接债务限额），但是如果考虑财政部公布的35万亿地方国企债务，总额会更大一些。“但是国企这些债务也不完全是净债务，因为国企也有相应的资产，所以关键要看资产的状况。但是因为国企的情况不透明，因此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实际的负债率有不同的估计。”
外界担心，财政赤字扩大导致中国的通胀风险和挤出风险问题，汪德华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市场利率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金融部门还有贷款放不出去的情况，即使以后出现通胀苗头，货币政策可及时跟上，灵活调整配合。
2万亿赤字盘子怎么花
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测算，若2016年的赤字率为3%，则意味着财政赤字规模大约为21700亿元，与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16200亿元比较，赤字将增长5500亿元。在如此大规模的赤字安排背后，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引人注目，“这个盘子的支出取向是什么”，“如何监督才能花得有效”，成为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3月4日，国务院总理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经济、农业届委员时说，今年赤字率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增赤字将主要用来为企业减税，同时部分用来保障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一位经济学者表示，中国扩张财政支出，不是政府再铺摊子、上项目，更不是各级政府再现“大干快上”、“大手大脚”刺激内需的情况，这均会产生无效或低效的财政资金运用，他们提醒，财政赤字盘子的监管要实现“花得最好”。
余永定表示，这一次财政投资应汲取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得失，在执行中要比上次更加谨慎，设计更好，挑选好项目，掌握好节奏，不要太着急。具体投向哪些领域？他建议，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有大量可供投资项目，尤其是城市公共设施如地下管线，还有长江生态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投资将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财经》记者梳理从今年已经披露的政府支持的方向，财政投资集中在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及铁路建设等领域。
多位学者表示，财政赤字创造的支出空间，应当不会简单地通过直接投资加码，而是侧重支持“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韦森表示，强调供给侧改革，不是再来一轮大规模的靠政府设计和引导的人为产业转型升级，再搞高投资率刺激经济增长，或靠政府推动的投资试图维系超高增长速度，这只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根据2015年中国GDp约67.67万亿元的规模测算，中国的赤字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财政可望增支6767亿元。赵全厚对《财经》记者解释，这笔钱不是用于减税，便是用于开支。如果是用于扩大政府投资，正如1998年和2009年两次扩大赤字率所投向的方向一样，投到铁路、公路、基建的“铁公基”建设当中，则有可能会带来需求的增加，补齐建设的短板，但也可能导致政府投资过旺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挤出效应。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权威人士表示，针对企业的结构性减税，则可以直接增强企业活力，降低企业成本，让更多企业有利可图，从而鼓励企业投资，保持并增加就业。
杨志勇也提醒，要严格把控投向，严格监督项目，重视项目可行性评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透明而科学的监管，才是财政赤字去向的关键。
“把赤字盘子放在明面上，通过人大等机构的评估、监督、跟踪，理清每一笔支出的账目。”陈兴动对《财经》记者表示，扩大赤字是权宜之策，这种反周期措施并非常态，因此2015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要“阶段性扩大赤字”。
各级政府的节支、节流也是弥补财政支出缺口的源泉。这些年各级政府在国库账户的结存资金结余有多少？韦森的测算表明，近几年中国的财政资金结余部分，也就是没有支出的约在4万亿元以上。这几年，每年4月份到7月份，都会有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盘活“国库库底资金”的问题。
2015年4月，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盘活政府存款和国库存量资金，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有的单位库存资金总花不掉，要么行政问责，要么调节给其他单位用。财政部也曾下达文件，敦促相关机构有效使用库底资金，减少存量。楼继伟在部署今年财政工作时强调，要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专家们提醒，盘活各级政府几十万个“财政专户”中的存款结余，可以减少政府行政经费开支，从而减少政府财政赤字，避免“赤字依赖症”。
有专家测算，18个省本级政府设立的财政专户多达480个左右，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如何让这些沉淀的财政资金被有效利用，是提高财政政策效率的关键问题。
政府减少行政开支，节支、节流也是重要渠道。韦森强调，把政府财政赤字做得很大，当然可以刺激经济。但这是卯吃寅粮，把税收负担推到下一代。
楼继伟也曾表示，中国正通过提高特定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等方法弥补财政缺口。同时，财政部还强调将推广ppp模式，吸引社会投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可依赖地方债务的置换、杠杆比例的提升等方式来实现。
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1月1日，新的预算法实施，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四本预算”纳入全口径预算体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可以补公共预算的缺口。并逐步减少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三公”支出等，比如，目前进行的公车改革就是政府的节流。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7
关键词：数字经济指标；高质量发展；数字产业
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四）保护个人信息，防止垄断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8
在风险分析经过了风险辨识的过程之后，根据所得出的项目各种风险因素以及相应概念。比如将项目风险要素划分为重要风险因素、次要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等等。经过了正确的风险辨识，还要应用科学方法将各个风险要素进行整理，为有针对性的计算出贷款项目过程风险概率提供科学依据。
因为对任何一个问题进行风险分析，无论选用何种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认清问题所包含或是涉及的风险因素，每个要素的发生的可能性，最终确定出涉及每个确认的风险因素的对策。其中，对于重点风险因素要重点管理，对于一般风险因素要一般管理，这样，一次完整的项目风险分析过程就完成了。
一、风险量化分析
1、概述
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概率分布是风险估计的基础。因此，风险估计的首要工作是确定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通常，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应当根据历史资料来确定。当项目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来确定风险事件概率分布时，可以利用理论概率分布进行风险估计。本文贷款项目影响最大的因素－利率进行详细的风险分析。
2、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利率的预测
利率风险源于未来利率的变化，如能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率，再通过金融工具加以应用则可以完全规避利率风险，所以利率的预测是利率风险管理的基础。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杜撰过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笑话：当爱因斯坦遇到一位智商超过200的人时则会和该人讨论关于未来相对论的问题，当遇到智商在150左右的人，则会和他讨论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当遇到智商低于100的人则问他：“你认为未来利率的走势会怎样。”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暗示了利率预测的难度，利率预测一直是学术界所困扰的问题。由于利率风险直接来源于利率的波动，因而利率预测也就成为利率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另外，对利率决定因素的选择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许多经济或非经济因素都对利率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计量模型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必须选择最主要的经济因素。另外，所选择的利率决定因素还应是可计量的。例如，货币政策对利率变动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利率本身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调节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之一。货币政策由多种政策措施和手段组成，如贴现率、存款准备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从经常使用和实际应用的重要性来看，公共市场业务的作用超过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然而，它的可计量性低于贴现率。存款准备率是重要的货币政策手段，但它很少变动。因此，当考虑用什么指标来替代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计量指标化)时，只能选择以贴现率为代表(尽管它的实际影响比公开市场业务小得多)。
在选择利率决定因素时，我们基本上根据下面两个标准：(l)该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利率变动的经济因素；(2)该经济因素有良好的可计量性。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选定中长期利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5个：贴现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和财政赤字。表4－l是我国1996～2003年上述5种经济运行指标。
（1）利率与贴现率的计量分析
政府对经济的广泛干预，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贴现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的大小，从而对信贷起着限制或刺激的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其他市场利率。贴现率的升降，不仅反映了银根的松紧，而且再现出货币政策的动向变化。贴现率的变动对优惠利率有极大影响。现在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两者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表4－1我国1996～2003年经济整体运行指标
优惠利率
pr(%)贴现率
dr(%)通货膨胀率
cpi(%)财政赤字sd(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亿元)经济增长率eir(%)
199611.43.188.3529.5622913.59.6
19979.843.262.8582.4224941.18.8
19987.563.46-0.8922.2328406.27.8
19996.103.96-1.41743.5929854.77.1
20005.852.160.42491.2732917.78.0
20015.762.970.72516.5437213.57.5
20025.762.97-0.83149.5143499.98.0
20035.762.972.44208.5948635.88.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3版)
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输出以下结果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9730.9460.9430.72821.011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2.4420.4505.430.000298.0530.000
dr1.1270.06517.2640.000
pr=2.442+1.127dr(4－1)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高达0.973，这说明中长期利率与贴现率具有程度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946表示贴现率能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94.6%。
模型4－1的计量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贴现率确是市场利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两者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贴现率对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率高达94%以上，这体现了政府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有效性。贴现率的系数显示，贴现率每上升或下降1%，市场利率就会随着上升或下降1.1～1.3%，这说明市场利率对贴现率变动的反应是敏感的、正向的，而且弹性较大。
（2）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计量分析
我们都知道名义利率包括3个主要部分：实际利率，预期的物价变动率和其他风险因素。在分析市场利率决定因素时，对物价变动因素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我们参照一般惯例，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物价变动的代表变数。
物价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货币本身的增值或贬值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在决定接受某一水平的名义利率时，都已加进了对未来物价变动的估计值，以防止自己因货币本身价值变动而发生实际的亏损。
显然利率政策的选择在程度上是根据上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即cpi而制定的，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分析中长期利率(prn)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n-1)1996～2003年的数量关系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内在相关关系。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8800.7740.7611.49030.668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4.4990.7575.9440.00058.2190.000
cpi1.3580.1787.6300.000
由以上输出结果可知，t检验和方差f检验均完全合格。
得出一元线性相关模型：
prn=4.499+1.358cpin-1(4－2)
(0.450)(0.065)
该模型中相关系数r值为0.880，说明优惠利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具有程度较高的正相关系数，判定线性回归直线的拟合优度的参数r2为0.774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解释优惠利率变动的程度达77.4%。
（3）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计量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宏观经济变数。它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的总量。这个总量可以同时反映出几个宏观指标。所谓经济增长率，一般就是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或连续减退，标志着经济处于增长或衰退阶段。因此，包括利率在内的所有经济变数，都不可能不受到国内生产总值或经济增长率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经济变数对利率的影响，有长期和中短期的差别。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影响并不一样。作为利率决定因素的经济增长率变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作为经济收入总量发挥作用，而且间接规定看经济盛衰周期的不同条件和环境。近十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熟练而频繁地运用利率手段来调控经济，其特点是调变频繁但幅度较小因而使我国经济避免出现较大的波动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看prn=prn+1－prn与eir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independent：eir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nlin0.256165.500.032-1.98990.4852
prnqua0.423155.500.016-1.98821.0752-0.1482
prncub0.528145.220.013-3.21370.81060.2690-00610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528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优惠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模型。
prn=-3.2137+0.8106eirn+0.2690eirn2-0.0610eirn3（4－3）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中长期利率变化量与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经济增长率较或为负数时，显然利率将降低以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率超过一个固定的正值并走高时，利率将提高以避免经济过热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这种计量结果与我国央行对利率的调整政策完全相符。
（4）利率与投资的计量分析
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利息理论中，投资并不是利率的决定因素，相反，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凯恩斯采用纯货币分析方法，在分析利率决定因素时，只考虑货币存量和公众对持有货币的需求。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利率与投资的内在联系时，人们不难发现，两者并不是单向联系的，也就是说，利率与投资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的。
假定利率和货币供给不变，再假定此时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当市场看好，利润预期增加时，投资将会增加，国民收也随之增加。收入增长后，人们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交易平衡。由于货币供给并未增加，这部分资金增加的需求就会促使市场利率上升，这即是增加投资的后果。由引可见，不仅利率是投资的决定因素，同时投资也是利率的决定因素。
我们同样通过spss统计软件用计量方法折优惠利率(pr)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i)1996～2003年之间的数量关系。
计量模型输出结果如下：
modelsummary
modelrrsquareadjustedrsquarestderroroftheestimatedurbin-watson
10.4910.2410.1962.73090.519
coefficients
modelbstd.errortsig.fsig.
constant15.1292.4396.2030.0005.4000.033
fi-5.61e-0.30.002-2.3240.033
在以上线性回归模型中，r2=0.241不够大也即拟合优度不佳。
计量分析结果表示，近十年来，社会固定投资对利率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投资量的变化一般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但近十年来，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波幅不如以往明显，而每年的投资总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利率政策主要服从并服务于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率及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此外，随着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渐趋频繁，因此即使投资量增大很快，其资金缺口也可以通过国外资本的注入来弥补，并不完全产生对国内资金的供给的依赖因而对利率的影响也就不那么直接。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近十年来，不能仅仅从投资这一个变量来考虑其对利率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仅仅依赖投资量的变动来对利率变动趋势做出判断。
（5）利率与财政赤字的计量分析
一个国家出现财政赤字，而这个国家的赤字又只能依靠国内的因素和途径来弥补，那么很难避免利率上升的冲动。因为在假设的封闭型经济条件下，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增发货币。这种办法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2）发行债券。如果政府依靠发行各类债券来弥补赤字，这显然比单纯依赖增发货币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过量发行债券并提高利率以争夺资金会促进金融市场上证券的竞争和利率的攀升；3）增加税收。政府用这种办法来弥补赤字，则会影响工商企业的利润预期，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会产生达比效应，使利率上升。
弗里德曼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赤字预算本身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关键要看赤字是怎样弥补的。如果增发货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向市场借款(发行公债)，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他声称，财政赤字所造成的主要损害是助长了不负责任的政府支出。赤字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内在联系，要比广泛持有的传统看法所认为的松懈得多。
布雷姆斯比较了弥补赤字的不同途径，认为增发货币或发行债券的经济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如完全依靠增发货币，则只会产生实际利率缓慢上升的弱“排挤效应”；如完全依靠发行政府债券，则会产生实际利率上升迅速的强“排挤效应”；如结合上面两种方式，则实际利率几乎不变。
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曲线估计程度来分析中长期贷款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
independent：sd
dependentmthrsqd.ffsigfb0b1b2b3
prlin0.059171.060.31710.68710.0073
prqua0.356164.410.03011.2781-0.0136-0.0001
prcub0.373152.970.06512.1244-0.0127-0.0002-3.0e-0.7
prcom0.074171.360.26010.31281.0007
从以上输出中，我们可以得知在cubic模型中，因为r2=0.373说明其拟合优度最佳。因而我们可以选择cubic作为确定利率与财政赤字关系的模型。
pr=12.1244-0.0127sd-0.0002sd2-3.0×10-7sd3（4－4）
计量分析结果说明，从长期来看，赤字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盈余对利率有拉下的作用，赤字会形成利率上浮的压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在短期内，两者的相关程度大大低于长期，有时会出现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复杂情况。
然后，我们通过spss多元逐步回归系数拟合，最后得到唯一显著性影响因素为贴现率，这主要是由于其余四个因素（即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固定资产投资）与贴现率存在多重共线性，即这四个因素都能由贴现率线形表出，这样，贴现率可以反映其余四个因素所包含的信息。所以，由此我们也得到贷款利率与贴现率最为相关。
二、结论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可以确认决定短期利率的5个因素对短期利率的影响作用区别很大。从理论上说，贴现率直接由中央银行确定的货币政策决定，为可调整的指标，而其他四个因素是宏观经济态势的具体反映，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它们的信息可以在贴现率上得以反映，因而贴现率与短期利率最为相关，这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一致。
所以，贴现率是在贷款项目中是重点风险因素，在分析项目的贷款风险时要重点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国金融年鉴》.2003.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
[2]王光伟:《货币、利率与汇率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9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经济增长率�1.1＋2.3＋1.7＋0.8＋1.4＋2.0＋2.0＋2.9＋0.6+0.21.0+失业率8．99.69.410.411.411.110.59.69.49.80赤字/gdp003.3002.21.51.42.83.7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数字经济的相关政策篇10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oF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