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形式篇1
摘要：妇女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选择问题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中，中国妇女法律援助形成了三种模式：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甄别三种模式之后，本文创设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中图分类号：C6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05-06
法律援助，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对经济上贫穷、能力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或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贫穷的妇女更是这一弱势群体里的弱者。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成为了体现法之正义精神的妇女利益诉求协调机制和妇女权益保障机制。但是，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确立的，当前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从妇女法律援助良性发展的角度而言，解决该制度的基本和框架性的问题便是当务之急。不同的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样式和发展道路，进而决定了不同的制度类型。结合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我们将展开几种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并选择或确立适合国情和具有制度模式合理性的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援助发展路径不是从民间到政府的发展，而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发展。当前的法律援助中心是依托于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专门机构是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基层的层层设置，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援助中心都是行政单位，但至少是事业单位，因此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的法律援助即为政府型法律援助。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妇女同其他受援人一样，在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内接受法律援助。但一些地区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对法律援助范围作出了补偿性规定，如把家庭暴力纳入到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中。但是，家庭暴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施暴主体一般为家庭的成年男子，侵害对象多为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其中，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最为普遍，受损害最为严重。因此，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经济困难妇女是政府型法律援助中较特殊的对象。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理性
作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本源性模式，政府型法律援助具有适应妇女权益保障要求的基本特性。首先，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极大的地域范围和受益范围内为妇女提供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5周年座谈会上介绍，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259个，其中地市和县区级机构3176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和工、青、妇、老、残、高校等社会组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54976个，形成了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目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法律援助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在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内，偏远地区甚或山区的妇女都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广阔的法律援助覆盖面是该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性。其次，该模式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机构是妇女法律援助的直接承担者，而国家则成了法律援助的间接承担者。国家具体承担的义务包括：其一，国家财政提供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办案人员获得一定的办案补贴。其二，为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专职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并把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纳入到公务人员的管理体系中。其三，国家是整个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责任者。因此，国家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坚强后盾，这是该模式的实质理性，一旦缺失了政府的角色，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将化为乌有。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l生与实质理性是政府型法律援助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印证了政府型法律援助作为中国本源性法律援助类型的合理性，但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非理性之处。
(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非理性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客观实际发展需要的方面，我们将其归结为发展的非理性。简言之，把理性置于实践中进行考验，不符合实践发展需求的就被视为非理性之处。
1 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
中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有的就是以行政单位的性质设立，有的在设立之初是事业单位，逐渐参照行政单位的管理，并有可能发展为行政单位。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有来自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动力，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确定是一个过程。但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法律援助中心等同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科室或是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不利于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发展，也不利于稳定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待遇而留住人才，因为处在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法援从业人员的待遇不如同地区公务员的待遇，也不如行政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另外，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模糊必然影响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单位的沟通和协调。
2 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
政府型法律援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法律援助体系化过程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速度无法适应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量、法律援助成本的增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2004～2006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分别为190187件、253665件和318514件；法律援助费用分别为24577万元、28052万元和37029万元。加之考虑法律援助的需求增量，政府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已显匮乏。
3 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不足
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承担了全国将近1／3的案件，如2006年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社会律师分别办理案件106142件和124282件，但人数却非常有限，相对于社会律师的人数和法律援助的办案量来说，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律师的数量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待遇低，导致吸引不了人才，这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在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人才的流失加剧了人才不足的矛盾，特别表现为基层严重缺乏法律援助人员。这是从政府型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下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实践中进行分析，针对妇女的法律援助专业人才则是到了稀缺的状况。一般的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有2―3名专职律师，有的地区的法律援助中心连一名专职律师也没有，更不用谈专长于妇女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了。即使是在具有专职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在繁重的
法律援助案件压力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无法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妇女法律援助上，因而也无法形成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机制。
因此，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无法满足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求，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明确、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员不足等，这是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所凸现出来的非理性。相应地，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依托于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下，无法找寻针对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因此，同样可以得出政府型法律援助的非理胜。
二、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是由民间专门组织或机构对妇女这个特殊群体所进行的专项援助，常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部分，或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种方式，因为其服务对象都是妇女。“民间”即非政府，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在业务上虽然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有联系，但独立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之外。有学者认为全国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也属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从妇联的性质和妇联工作人员的管理体制出发，我们认为，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不能完全符合“民间”的属性。目前来说，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民间组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该中心与其他依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而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不同，其只以特定的群体妇女作为法律服务的对象。另外还有把妇女作为重要的法律援助对象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以非营利组织身份在民政部门获得注册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等。这些组织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向，使得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具备了实践基础。
相较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以社会团体的属性优势，追求妇女法律援助的整体社会效果。从中国现有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设立背景和工作原则来看，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经常是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设立的，除了发挥一般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接受一般的法律咨询外，主要针对重大、典型、具有普遍社会影响的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因而，民间法律援助可以归结为两项职能：侵害妇女权益的代表性案件的法律援助和在此基础上的普遍性妇女权益问题研究。第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对法律援助不承担国家责任，承担的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以贫穷妇女群体的受侵害为基点，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以点带面，以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在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实践基础上，发挥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机构研究职能，针对普遍性的妇女权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找出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在媒体上呼吁、向有关部门出具建议书等方式促使这些问题受到重视并得到有效解决。这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应当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集中表现。
然而，在中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背景下，民间型妇女援助本身存在一些致命的“硬伤”：首先，资金短缺是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客观性约束因素，没有资金就没有组织。其次，缺乏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自愿者的鼓励机制。民间妇女援助组织的民间性决定了提供社会援助的主体必然是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志愿者和其他社会职业志愿者，而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志愿者的欠缺成为了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主观性约束因素。再次，缺乏支持和鼓励民间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目前已经获得注册的几家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经验是：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业务管理部门，只有先取得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以后才能到登记机关即民政部门去办理登记。这是实践操作层面对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设立造成的障碍，与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积极支持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方针背道而驰。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定位尚不明确，社会大众尚未完全认可民间法律援助模式，进而导致支持民间法律援助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欠缺。
三、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是指在妇联系统中建立，并按照妇联的工作机制进行法律援助的组织。妇联组织是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虽然妇联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由此可知，在全国妇联系统中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既不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不是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妇联实质上是具有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存在于行政机关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空白地带。因此，在妇联系统中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我们称之为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据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妇联系统已建立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和维权机构(正式挂牌)2700个。依托妇联系统的妇女法律援助体系可以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体系相媲美，但有着自己的职责特点和范围，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协助做好与妇女权益案件相关的法律援助事务。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核心价值体现于：其一，建立在妇联维权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横向与职能部门的联系、纵向与妇联系统三级网络的联系，畅通了法律服务的渠道，将单一的案件处理变成了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的法律援助。其二，将妇联的妇女维权职能与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职能结合起来，使妇女研究机构成为实施法律援助的辅助机构和补充机构。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主要职能是为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进行法律咨询解答、调查、取证、协调诉讼等一系列诉前法律服务工作。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一般把案件移交给政府法律援助机构，遂言之，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是辅助机构。除此之外，从妇联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宗旨出发，妇女法律援助的范围不能局限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而应延伸至关涉妇女的维权事项。但是，从妇联系统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实际情况来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一般附设在妇联的某个部门，结果总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这使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缺乏独立性。与此同时，这些部门一般都没有专职律师，其工作人员一般都缺乏专业背景，较难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发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价值便缺乏了实践的基础。
四、模式选择诌议――创设第四种模式
三种妇女法律援助的形态在中国法律援助实践中存续着，在今后的发展中，其中一种形态可能替代另外一种或两种形态而成为唯一的发展形式，也可能其中一种法律援助形态死亡而另外两种存续，还有可能三种妇女法律援助形态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作出选择。正因为这三种形态存在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所以本文用“模式”来概括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形态。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三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理性与非理性、实践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此无法在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针对妇
女群体的特殊性和妇女权益保障的复杂性，我们将吸取三种模式的理性和合理的部分，创设第四种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构建第四种模式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一)模式要素的完善
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构建新的模式之前，模式要素的自身完善是基础性的工作。
对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首先，准确定位政府妇女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助，胜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但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不是单纯以提供全部的法律援助产品为己任，而是作为法律援助的名正言顺的管理机关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其次，提高政府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为了促使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我们建议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如果预算的金额无法满足一年本地区法律援助的发展，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以此推动落后地区的妇女法律援助发展。再次，加强妇女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随着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和每年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加，应当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同时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遏制法律的人才流失，并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实际上，政府法律援助机制的完善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只从问题的基础面上进行探讨。
对于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在中国数量还非常少，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而从妇女法律援助这一公益事业的发展角度出发，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必将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但这趋势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较艰辛的过程。其一，简化程序，打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准入的大门，消除注册障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只需获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批准便能获得登记。其二，逐渐解决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国内现有的民间妇女援助组织几乎都是依赖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增多，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机制，可以包括政府资助、国内基金会的资助、企业或个人的捐助等。概言之，在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需要一部基本的法律进行规范。因此从现阶段来说，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尚需沿着“粗放型”轨道发展。
而对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增加专业人士，并提高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业务水平。另外，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说，应当坚持妇女法律援助的独立性，这是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复杂性之所需。因此不同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功能和发展现状来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应沿着“集约型”路径发展，以充分发挥政府妇女法律援助的辅助和补充功能。
(二)模式内部关系的协调
在逐步完善第四种模式的模式要素的同时，应当协调该模式的内部关系，我们认为应当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首先，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
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要注意防止西方福利国家法律援助政策的倾向，要避免政府大包干的倾向和发展思路。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妇女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政府型法律援助保障了最基本的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并以其较完善的体系承担着一些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和妇联法律援助无法完成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是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基础也是后防线。
其次，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
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真正顺应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基础。妇女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这里涉及对公益事业主体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公益事业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公民和由公民所组成的公益团体。况且，还有西方福利国家妇女法律援助的历史教训，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应当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虽然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刚刚起步，但从长远来说，应当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作为该模式的主体部分。
再次，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调解；援调对接
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1］，是维护弱势群体法律赋予的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保障制度。而人民调解则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道德规范，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
尽管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工作有着各自的职能，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两者的职能看，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局限。事实证明,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都不是万能的，人民调解中的许多矛盾纠纷,由于受到当事人素质及外界因素等影响而调解不成，法律援助中受理的部分案件,也会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差异或者其他客观情况造成取证困难,有理而难赢官司。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以下简称“援调对接”），使两者的功能有机整合，形成相互协调，优势互补的格局，以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群众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一种改进传统法律援助的新形式，可以大幅度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增加弱势群体维权受益面，拓宽弱势群体维权渠道，简化法律援助程序，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是逐步形成的一个法律援助新领域，也是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本文结合法律援助中心对“援调对接”工作的实践，就这一课题作点粗浅的探讨。
一、实施“援调对接”机制的法律依据：
《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确定法律援助机构并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第六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执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该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并接受法律远着机构的指导与监督。”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人员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以上规定为我们实行“援调对接”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援调对接”的必要性、可行性
援调对接，就是将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通过必要的手段与办法使其有效地衔接，那么，在实践中是不是有必要，是否可行呢？
（一）必要性：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实施、普法宣传的深入、弱势群体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经济困难认定标准的进一步放宽，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大。由此，弱势群体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和政府法律援助工作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从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轨迹来看，法律援助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由于民众对此制度还不甚了解，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相对来说很少，发生在民间的一些矛盾纠纷只能通过人民调解这一途径解决。而随着我国民众法治法制思想的提高，法律援助力度的不断加大，通过镇（乡）法律援助工作站办理的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法律援助的需求是呈加速上升趋势的，与此同时，由于法律人才、法律援助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这就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发展瓶颈的问题。公众对于法律援助资源的需求与法律援助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对于这种矛盾局面的出现就要求我们必须合理的利用法律援助资源，对于一些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但可以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前有调解可能的案件想办法进行调解，以便于节省法律援助资源。这就需要法律援助中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多种保障弱势群体法律需求的途径。而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则可以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从长远来看也是相当必要的。
（二）可行性：援调对接是否可行，主要是基于三点认识：一是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有许多共同点。从服务对象看，当事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则完全面向弱势群体，对象基本相同；从服务内容看，人民调解中常见的赡养、抚养、扶养纠纷，还有近年来出现的坑农损农、土地承包、土地征用、家庭暴力等，也是法律援助的常见类型，内容很多共容；从法律依据看，人民调解依据法律、政策和道德开展调解，法律援助则依据法律开展援助工作，在法律依据上具有共通性［2］。二是人民调解协议法律地位不断提升。随着《人民调解法》的出台，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地位大大提升。而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则更加有效地巩固了调解协议的法律地位，解除了当事人的后顾之忧，能够切实起到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作用。三是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对接的实践基础成熟。随着法律援助网络的逐步完善，各层级法律援助组织的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基层调解委员会、行业调解委员会和专业调解委员会的联系更加密切。
三、“援调对接”的运行模式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3
第一条为了保障经济困难或者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确认的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应当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安排人员办理法律援助。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志愿者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
第三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宣传工作。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或者组建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服务，并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的活动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条律师协会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工作，监督律师依法办理法律援助。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可以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与其工作领域相关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七条鼓励组织和个人以捐赠的形式资助法律援助事业。捐赠财产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接受组织和个人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法律援助基金会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使用捐赠资金，向社会公开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八条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法律援助范围
第九条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求司法保护的；
（七）因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
（八）法律、法规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条件，按照国家和本市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农民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第十二条公民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公诉案件自提起公诉之日起，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五）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需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三章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诉讼事项的，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属于侦查或者审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向有权处理机关所在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者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受理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六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人员代为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监狱管理机关收到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在24小时内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申请法律援助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出书面记录。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住所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应当包括申请人家庭人口状况、就业状况、家庭人均收入等信息。
第十九条申请人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直接认定其经济困难，无需提供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生活困难补助金的；
（三）在社会福利机构由政府供养的；
（四）重度残疾或者患有重大疾病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五）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照要求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组织或者个人调查，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协助，不得收取费用。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前款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第二十一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受理法律援助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也可以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供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
（一）申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非诉讼事务处理机构受理范围的；
（二）申请相对人不明确的；
（三）法律援助事项已审结或者处理完毕，申请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撤回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撤回申请后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但能够证明撤回申请违背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确定或者组建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查。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查。经复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并将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可以采取下列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
（三）民事、行政诉讼；
（四）行政复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法律援助形式。
第二十六条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转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并在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告知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案件，受援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缓收诉讼费。
人民法院判决受援人胜诉的，诉讼费应当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判决受援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减收、免收诉讼费。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凭法律援助公函利用档案资料、调查取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予以协助。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所涉及的诉讼费、公证费、鉴定费以及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中查阅档案资料、从事调查取证活动所涉及的相关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予以免收、减收或者缓收。
第二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使当事人面临重大人身或者财产危险的；
（二）不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可能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形的。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受援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因先行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
第三十条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作出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一）以欺骗、隐瞒事实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四）受援人另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五）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六）受援人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使协议难以继续履行的。
第三十一条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实施法律援助，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实施法律援助；
（二）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三）不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进展情况；
（四）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第三十二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案件后应当制作结案报告，并按照归档规范将法律援助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书、资料归档，提交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受援人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更换。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条件、程序、期限和申请材料目录、申请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制度，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标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检查和评估，并将检查和评估结果依法公开。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处罚。
第三十七条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处罚。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4
7年9月18日至21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我市贯彻实施《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情况进行了检查。7年11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对我市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议意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同志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抓紧落实。现将《审议意见》贯彻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年来，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途径，广泛开展各类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全年全市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多场次，使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进一步提高。重点抓好三个方面宣传：
一是认真抓好日常宣传。将法律援助宣传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常抓不懈。充分发挥“148”法律服务咨询接待的窗口作用，向群众免费发放各类维权手册和便民手册。完善法律援助工作信息月报制度，及时将工作信息和典型案例通过网站、报刊、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在《皖东晨刊》开辟了“法援在身边”专栏，坚持每周一期刊登典型案例和解答群众咨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二是重点加强对农民工宣传。组织全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好春节期间“法律援助送温暖活动”。2月22日（正月十六），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全市上下联动，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返城集中地开展“农民工维权法律宣传咨询活动”，重点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当天，全市向广大农民工赠送《外出务工人员维权手册》、《法律援助便民手册》等维权手册、《劳动合同法》和“法律援助连心卡”等各类宣传资料几万份，接待农民工法律咨询0余人次。
三是着力抓好集中宣传。今年9月，以“服务民生，构建和谐，法律援助进千村万户”为主题，集中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月活动。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基层工作站深入乡村、社区和学校开展法律援助进村入户系列活动，散发法律援助宣传资料5万份。召开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座谈会。组织媒体扩大宣传，在《皖东晨刊》专版宣传法律援助工作，配合省电视台拍摄了3集法律援助专题片。通过多种形式加大法律援助宣传，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二、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一是完善援助网络，加强法律援助组织建设。一方面抓纵向延伸。依托基层司法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市108个乡镇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将法律援助工作向农村地区延伸，已建立1001个村（居）法律援助联系点。另一方面抓横向联动。为做好不同社会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及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内的工作站建设，目前已设立相关法律援助工作站75个，在省外建立外出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联系点3个。同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建立起一支300多人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目前，全市已形成了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法律援助网络衔接，专门机构与群团组织衔接的工作格局，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8年，全市共有注册律师190人，其中法律援助专职律师26人；注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320人。明确社会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学习培训机制，采取专门培训、以会代训和经验交流等形式，对全市所有的基层工作站和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进行了法律援助业务轮训，不定期对法律援助联系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指导。通过培训，全市法律援助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
一是加大援助工作力度，切实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建立法律援助工作年度考评制度，明确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进行年度量化考核，将法律援助办案量作为考评的重要指标，努力扩大法律援助受援面。8年全市将力争实现法律援助办案量比去年增长60%。为法律援助办案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将支付社会法律服务人员的办案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件300元—800元提高到500元—1元。进一步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管理，制定了《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操作规程》，建立了重大案件讨论制度和案件回访制度，从7年12月起，确定每年12月为案件回访月。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全程监督、指导、案后回访，通过检查案卷、旁听庭审、上门回访、向受援人和法官发放《法律援助案件征询意见表》等形式了解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情况，不断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努力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
二是创新工作模式，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积极探索法律援助新的申请方法，依托司法行政系统内网，对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到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工作站进行初审。探索通过网上审批，进一步简化申请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为降低法律援助成本，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大胆创新，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平台，规范和引导基层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通过非诉讼调解等形式，成功办理了大量援助案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极大地方便了基层群众，让广大的困难群众从法律援助中感受到政府的关爱。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5
关键词：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构建
1.法律援助及基层法律援助概述
1.1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最早出现在国外，它是为一些经济困难的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在我国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组织和机构，主要是为无力负担法律经费的特殊人和案件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一种制度，比如，被告人中有残疾人但是没有委托人和辩护人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法律援助的解读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首先，从法律援助实施的主体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与广义两大类，狭义的法律援助则是公民在无力负担律师费用时由国家义务帮助承担的法律服务；而广义的法律援助一是将向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和法律基层工作者是为社会志愿人员，二是国家设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专门给予特殊案件和特殊人员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的制度。其次，从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法律援助仅仅是对诉讼费用的减免，而广义的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诉讼费用的减免，还包括非诉讼业务的减免。同时，国家通过法律救济手段对司法制度运行中有困难的环节进行法律救济。最后，从法律援助的对象上来看，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残疾人、经济困难者和弱者提供的减免法律费用的服务。虽然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法律援助的定义不同，但是法律援助一直以来就是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行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合法的、保障公民实现权益的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在我国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主要是由政府设立的由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志愿者专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人提供减免法律费用的公益服务，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制度。
1.2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主要是指由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过程，法律援助在内容与功能上具有不同的特点。法律援助在内容上体现了服务的特点，但是与普通的法律服务不同，法律援助提供的服务是由政府成立的机构，并且组织的法律专业人员对受援人提供的免费的法律服务，不需要当事人的委托，而是根据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委派。除此之外，法律援助在功能上体现了司法保障程序的特点，比如，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直接到法律援助的机构办理，而不用去法院；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包括了诉讼和非诉讼的案件，法律费用几乎免除，这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内涵。
2.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现状
2.1特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基层公民权益公平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在实施基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法律援助人员的身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人员主要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主，在县级的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有三至五人左右，这些人分为有在岗在编和合同制的，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而法律援助的实施人员有专业的非专业的人员，专业人员为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或者公证员，非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主要是一些志愿者，因此，我国基层法律援助人员的组成是多种多样的。第二，基层法律援助的费用由政府承担。财政拨款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国家对基层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加大了力度，逐年在增加。第三，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具有广泛的特点。法律援助的对象如果符合援助的条件，可以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委派律师，而不需要委托人，我国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对象主要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工以及老弱病残等人群，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等。但是，根据不同地区法律援助的开展，其受援人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展，以山东为例，就增加了对人身伤害和家庭暴力等案件的援助。第四，法律援助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国基层法律援助是无偿的，只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免费的内容主要包括咨询、辩护和、诉讼、非诉讼以及公证证明和其他的服务等，这些服务形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法律服务内容。
2.2问题
虽然基层的法律援助事业在迅速的发展，但是凸显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缺乏有力的管理人才。法律援助机构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而法律工作的性质使得其收入与承担的压力不成正比，导致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吸收有力的人才。比如，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任务繁重，而且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收入和待遇偏低是很多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尴尬，与社会律师相比悬殊。三是仕途渺茫，很多法律工作者提拔无望，久而久之产生干劲不足和消极的情绪。其次，基层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对法律援助潜在实施的人员需求大，但是实际操作和实施的人员少的矛盾方面，使得很多需要援助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再次，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由财政拨款的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情况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不足的资金由县级法院或者司法局进行统筹解决。再加上如今办案越来越复杂，需要交通费、食宿费、文件复印等各种费用，而政府的拨款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这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补贴。最后，基层法律援助的管理和监督流于形式。一是部分法律援助人员缺乏责任心，二是法律援助的质量没有得到保障，受援人由于维权能力低下，导致不敢向律师提出任何意见，对法律援助的效果没有任何奖惩效果的背景下，大大地削弱了法律援助的社会认可度。
3.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策略
3.1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是英国，其在法律援助方面积累了比较可贵的经验，英国一直以来也是通过立法确立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修订也是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完成的。发展至今，英国的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借鉴和参考。因此，要想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必须积极地推进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立法程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要在《宪法》中明确对公民的法律援助的权利。在国际上，意大利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及德国的宪法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进行法律援助的权利。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但是对法律援助却没有直接的体现。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其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当中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依据问题。
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综观国际上的各国，现如今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先后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这为各国在进行法律援助实践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时也为有效地落实宪法中的法律援助的相关原则提供了具体的途径。因此，要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段时间后，结合法律援助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由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进行详细、全面以及具体的法律规范。
再次，要配套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因此在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律之后，必须要配套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法律进行具体的落实和补充，让地方性的法规与宪法、法律援助法律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3.2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利国利民、具有公益性质的特殊事业，必须要有效地发动政府、社会以及民众各界的力量参与，调动各个层面的资源，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将基层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做到实处，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首先，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业人员的培养。要想将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真正得以落实下去，就必须要有一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服务质量良好的专业法律援助人士。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要由政府出资组建专职的法律援助团队，专门为有需求的人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这也正可以体现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救济、履行政府职责的光辉形象。
其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贯都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仅仅靠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毕竟有限，因此必须要广泛地发动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让他们也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但是面对市场化运作的法律服务，就必须要提供良好的运作方式，让政府真正地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发挥作用，采用政府购买社会律师服务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最后，要充分调动社会团体的力量，使其广泛参与到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去。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与社会体系的运行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必须取得社会上的支持和配合，努力发动各个社会团体的力量，发挥其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企业工会、妇联、残联、消费者协会等，还包括一些由高校组建的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
3.3进一步优化法律援助经费的相关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律师
法律援助的产生，是现代文明的又一大进步，这项制度使得更多的人，主要包括一些弱势群体，可以享受到法律所带来的利益，让法律不会沦为有钱人的工具，有效地促进了司法公正以及社会公平。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则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作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构建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则成了法治建设道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目前，
一、法律援助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不过那时的概念和现在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出现在1920年代的德国，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否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标志。
（一）法律援助提供的基本模式
一是司法保障模式,也称“私人律师模式”,一般由法律援助计划管理部门(委员会、中心或基金会等)按法律规定的费率向私人开业的律师按小时或阶段或案件数支付费用,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该模式强调当事人的选择权、自治权。二是专职律师模式,即由法律援助计划管理部门通过合同雇佣支领工资的专职律师来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采用这种模式的地方,一般由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管理法律援助。一般情况,受援助人不能选择律师。三是混合模式,即司法保障与专职律师等多种模式并存,分别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这是目前各国法律援助实践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模式。四是合同制或承包制模式。即由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私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订立合同,或采用招标方式将某类案件或一批案件承包出去,为中标者根据约定的条款支付报酬,由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273
目前，中国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专职律师模式，或称公职律师模式，即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是承担法律援助法定义务的律师，不得拒绝合格当事人的法律援助要求，而当事人原则上也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即由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为主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采用这一模式的有河南省、吉林省、安徽省、重庆市，这些地方一般可供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社会律师数量较少。二是社会律师模式:即以社会执业律师为主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采用这一模式的有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些地方一般可供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社会律师数量比较多。三是混合模式:即由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同时，也指派社会执业律师办理。除前述几个省市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都采取此种模式。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现状
在立法上，1996年3月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的概念，并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在1996年5月通过的《律师法》和1996年8月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分别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和老年人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03年7月16日，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法律援助政府规章《法律援助条例》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总理于7月21日以国务院令第385号正式签发公布，于9月1日正式施行。
在实施过程中，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存在着适用面过窄、社会律师法律援助数量过少、援助机构职能不清、援助积极性和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则主要分析法律援助质量的问题。目前，各地法律援助都存在着法律援助的质量明显不如有偿的法律服务的质量，许多社会律师做法律援助的时候往往走过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援助人的利益。
二、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实践中，影响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制度、经费、人才、监督机制。
(一)制度的缺陷
首先就是制度的问题，省级、地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既要行使管理职能，又要行使具体办案职责，管理与操作职能集于一身，容易造成职能不清，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贯穿于法律援助全过程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它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政府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法律援助机构与承办律师之间、承办律师与受援人之间、司法行政机关与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之间、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活动之间等的法律关系。各个法律援助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利义务关系和不履行这些权利义务应当受到的处罚，本该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些法律关系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虽然有所涉及，但由于过于隐晦和简略，导致实践中有关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规定却无法认定或者无法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3]76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法律援助质量的底线都不能保障，对于消极的法律援助、不负责任的援助都没有一种惩罚制度。
（二）经费的不足
不可否认，经费不足是造成目前法律援助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例如法律援助适用面窄、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同时也当然地造成了法律援助质量低下。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拨款总量较少，2006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3.7亿元，其中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3．3亿元，而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南非，总人口只有约4000万，但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人民币)。[4]347我国提供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而且有些法律援助机构本身不设专职律师，法律援助的实施完全依靠社会律师，律师是市场主体，法律援助并非其本职工作。有些地方规定每个律师每年要办理义务援助案件1到2件，在办理这个件案件时，律师没有任何报酬，是无偿的;如果律师的援助案件超过2件，才可以得到相应的补贴，但这种补贴标准也比较低。有些地方虽规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经费，但这些经费也仅仅可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由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缺乏合理的报酬，案件的办理靠的是律师的同情心和奉献精神。而律师是市场个体而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是政府行为的主体，他们没有履行政府职责的义务。因此要求律师无偿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难免在办理具体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形，缺乏物质支持的业务工作容易流于形式，案件的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5]74
（三）高素质法律援助人才的短缺
法律援助人才的缺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现象，在某些律师资源丰富的地方有非常充足的法律援助人才，而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人才则显得非常匮乏。对于有限的法律援助人才，目前我国也仍未能形成合理的选拔机制、有针对性的培训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未能解决法律援助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律师资源充足的地方，也存在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缺乏责任心的现象，例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在2006年的质量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的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敷衍办案，违规省略必要的办案程序，对案情的研究也不够深入，从而使得法律援助办案质量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三、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途径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低下的基本原因。因此，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进，将有效起到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作用。
（一）完善法律援助的制度体系，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里不是缺少立法，而是缺少高位阶、统一的法律援助立法。从保障法律援助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有必要完善法律援助的法律体系：首先，要对现有的零散的法律规范进行整理汇编，研究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修改或删除相互冲突的条款；其次，提升法律援助的法律地位，加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在新的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援助各方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权。
此外，还必须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监督，杜绝敷衍办案的情况发生。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进行监督，首先要建立一套作为监督依据的质量评价标准。而且，评价权应该主要在受援助人的手中，因为法律援助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受援助人的利益。在构建监督机制的时候，理想的作法是设立一个不受法律援助中心控制的第三方机构。
此外，势必修改法律援助机构强制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方式。改由愿意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自行去法律援助机构登记。通过各种加强律师自愿援助的积极性的手段，如果是自愿进行法律援助的，主观能动性更强，更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二）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行业奉献，三是社会捐助。要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必须建立稳定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关于如何计算最低经费标准，有学者提出了几种方案:一是除了保证法律援助人员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外，还要保证办案活动所需的基本成本费，包括调查取证费、交通通讯费等；二是业务经费中的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计算，并随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三是以当地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和略高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公民人数，按每人每年需要最低的法律援助费用计算。笔者认为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目前可以采取几种方案并存的方式，由各地根据当地的财政状况选择适用。
第二，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可以用律师的个人所得税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律师一般为高收入群体，一个地区的律师群体应该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所得税。而利用律师的个税用之于法律援助，也算比较合理的，律师自愿、较好的完成法律援助工作，就相当于能得到退税政策的优惠。此外，法律援助基金也可来源于社会捐助。
（三）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整体素质，吸引优秀律师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
也完成此项目标，加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则是前提。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诱惑。
对于愿意长期服务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也可以使其拥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公务员编制，提供稳定的收入，健全的福利。这样，这部分长期致力于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服务质量也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另外律师对于自己的声望也是比较重视的。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在目前法律援助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要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法律援助队伍，更应该注重给予法律援助人才精神上的激励。对社会律师来说，如果从事法律援助事业可以为其带来社会声誉，增加知名度，就等于为自己增加一笔无形的财富，吸引更多的客户上门，他们也会更加乐意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并且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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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耀国、孙颖.试述服务性理念视野下法律援助制度之本土化研究[J].中国司法:2005(5)
[3]贾午光、郑自文.关于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06(5)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7
法律援助是对那些需要参与诉讼或者需要与有关国家机关交涉事项，但经济上又非常困难，请不起人、辩护人的公民，由国家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公民，特别是困难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公民权利。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展了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活动，使那些需要法律援助但经济上又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由国家为其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自1994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1996年起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开，对维护司法公正、调解和处理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市是从2001年起步的。2003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条例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其立法的意义和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获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条例立法的根本目的。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从而公民有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是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即保障公民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
2、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具体的实施工作亦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这已是当今世界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及我国法律援助立法前后的法律援助工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平等地实现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审查、法律援助的实施与程序、法律援助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可操作性规范，都需要以制度化的形式予以规范，从而保证公民平等地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也使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活动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条例》立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使法律援助制度的运作实施达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确保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功能得到真实、有效的实现。
二、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和应具备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是一项政府主办的事业，立法中确定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是，既要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既要考虑所涉及的案件情况，又要考虑当事人经济困难的程度；既要考虑能让经济困难的公民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又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1、对人的适用范围，即“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有需要事项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费用的公民；二是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三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
此外，根据我国加入或者签定的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只要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也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
2、对事项的适用范围，即“咨询、、刑事辩护”的事项。其中包括的事项有：一是需要咨询、的事项，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或者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教育费、抚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此外，还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事项之外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二是刑事诉讼中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没有委托人但需要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的事项；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的事项；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的事项。三是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指定辩护的事项。
上述范围的人和事，都可以按照规定获得无偿的法律服务。
具体有那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一）在民事、行政诉求中公民对下列需求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也就是说可以向设在县级司法局、地、市级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3、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的；4、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5、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讨侵权赔偿的；6、无法履行劳动行为的民事权益的。（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2、诉讼案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具备那些条件？（一）有我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的公民；（二）案件发生在本市并且依法由本市司法机关或者公证，仲裁机构受理的；（三）有事实证明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四）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者无完全能力支持法律服务费用的；经济困难的持证参照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规定执行。
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哪些材料？（一）身份证、户籍证明、暂住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明；（二）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工作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困难状况证明；（三）与申请法律援助有关的案件证据材料；（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和管理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只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基于政府责任财政支持，即财政拨款，这是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和基础。二是社会捐助，这是法律援助经费的补充渠道，包括以基金形式接受的捐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援助的或者对某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捐助，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的原则。法律援助的宗旨在于保障贫困当事人能够平等地实现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经费的性质类似于救济款项。国家对救济款项的使用和管理都有比其他经费的使用、管理更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贫困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的原则。这种监督是对法律援助经费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益性进行的检查监督，是检查监督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3、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检查和经费的规划。法援经费的使用由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进行规划、预算、结算，包括各类案件补助标准的审核。特别是市、县（区）司法局每年对法援经费的使用至少要有两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上级司法行政部门。
四、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和审查受理
1、申请方式
法律援助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书面申请和口头申请。这两种申请方式中以书面申请为原则，口头申请为例外。一般来说，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申请人不识字或者填写申请表有困难，确实无法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时，才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条例之所以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便于法律援助机构顺利进行审查，并及时顺利地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2、对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消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作为政府责任，法律援助的施行是有条件的，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必须进行审查。法律援助的审查是指拥有审查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按照法定法律援助条件、范围等标准，对法律援助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是法律援助程序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将抽象的法律援助标准具体化的实际操作过程，集中表现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统一性。
五、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略）
六、我市法律援助的状况和2006年工作要点
我市的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在市司法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自2001年开展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办案逐年增加工作，仅2005年就办理了刑事案件435件，民事案件56件，行政案件2件，受理公证3件。受到了有关上级组织和领导的好评，得到了授受人的赞扬。我市现有县级法律援助中心4个，市级法律援助中心一个，有专职法援工作者3人，兼职法律援助工作者5人，有4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市妇联法律援助工作站、市残联法律援助工作站、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站、市戒毒劳教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工作人员4人，在全市99个乡、镇、办有法律援助联络点79个，有工作人员79人。
2006年全市援助工作的重点是八个方面：
1、落实保障措施，规范使用法律援助办案补助专项款，并要争取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上年已列入预算的县（区）今年要有所增加；
2、建立健全质量监督机制，保证办案质量；
3、探索便民利民措施，畅道法律援助渠道；
4、抓住党委政府关心、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社会焦点热点问题提供法律援助。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5、充分利用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办案数量；
6、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得到法律援助；
7、加大宣传力度，促进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支持；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8
加大法律援助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力度，要密切关注国家民生保障相关政策，根据困难群众的民生需求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推动建立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不断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加强便民服务窗口建设，从场所设施、人员配备、制度建设、服务要求等方面推进窗口规范化建设，提升窗口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大特殊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将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针对其不同特点提供专业化服务;改善案件指派方式，创新优化服务方式，加强服务质量监管，促进提高服务质量。加强“12348”法律服务热线建设，研究制定技术和功能参考标准，制定完善热线工作规范和制度，努力将其打造成集法律咨询、法制宣传、法律援助职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便民服务长效机制，总结便民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便民措施和工作机制，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二、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参与劳动争议、食品药品安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案件办理工作，依法妥善解决涉及困难群众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法律援助与工作衔接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协助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妥善处置涉法涉诉问题、群体性纠纷、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法律援助舆情分析工作，及时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促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三、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覆盖面，加大了国家基本法律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力度，对于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在司法人权保障中的作用意义重大。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要求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畅通申请渠道，及时受理审查刑事法律援助申请，确保符合条件的刑事诉讼当事人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对于通知辩护案件、强制医疗通知案件，及时指派合适承办律师;引导督促律师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提高刑事案件办理水平，维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总结推广上海、河南、江西等地做法，通过在看守所、法院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办公室或者提供咨询电话，更好地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和《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工作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意见》，加强与公检法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协作配合，重点完善通知辩护案件办理工作协作机制，细化各自职责，规范工作流程和各环节办理时限，促进案件办理工作顺利开展。
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规范法律援助实施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制度建设是保障。加强法律援助规章制度建设，制定完善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范质量监控、经费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管理等工作，围绕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体系、加强投诉处理工作等出台相关规定，提高法律援助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推进法律援助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中的作用，按照法律援助服务流程相关要求，修改完善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做好升级改造相关工作;借助信息管理系统，优化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流程，实现网上受理、审批、指派等，加大信息化在法律援助组织实施中的应用力度，以信息化建设推进服务标准化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基础和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急需提升立法层级，制定专门法律援助法，保障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有序开展。要认真总结《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经验做法，总结梳理《法律援助条例》在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物质保障、机构建设、人员队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吸收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做法，研究制定法律援助立法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推动尽早出台法律援助法。
五、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要按照中央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的统一部署，教育引导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筑牢服务为民的思想根基，把握群众工作规律，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准确把握处理网络舆情的原则方法，依法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提高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具体运用于工作实践，提高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把公正、廉洁作为最基本的执业道德，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加大培训力度，围绕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业务技能和管理技能培训，提高法律援助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提高办案补贴标准、加大对律师的表彰奖励等方式，进一步调动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加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情况的年度检查考核力度，督促和引导律师普遍自觉履行义务;对律师资源短缺地区，采取对口支援、加大法律援助机构法律职业资格人员配备比例、加强专职律师队伍建设、发挥法律援助志愿者作用等方式，提高县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基层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
六、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9
一、认清形势，切实把握好法律援助事业的历史发展机遇
省政府《关于印发2009年民生工程安排意见的通知》（赣府字[2009]12号）决定，把“对困难群众实施法律援助”列入200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充分表明法律援助已作为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到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大局之中，不仅为法律援助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并把握好这次机遇，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取得实效，努力为我省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出应有贡献。
二、认真组织实施民生工程，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1、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计划。为确保民生工程有效实施，省、市、县（市、区）三级司法行政部门，都要成立由主要领导担纲，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参加的法律援助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省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方案》下发后，各地要根据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和绩效考核评价办法。
2、层层落实责任，分步组织实施。通过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形式，把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任务分解到基层，逐级落实。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共同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按照准备阶段、实施阶段、验收阶段的不同要求组织实施。
3、突出重点，务求抓出实效。加大推进政府责任落实，在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的基础上，确保法律援助经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加大办案力度，最大限度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做到“应援尽援”，法律援助案件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30％以上，确保1.8万件，力争达到2万件；其它法律援助事项（咨询、接访、代书）提高40％以上，达到15万件（次）。把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
三、降低门槛，扩大覆盖面，使法律援助更好服务民生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1、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的1.5倍，对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和农民工放宽至2倍。
2、扩大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把《*省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七项、第八项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范围落到实处。同时，将农民工在劳务方面或返乡创业因签订、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导致利益受到损害，农民因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质量低劣产品导致经济损失等情形，以及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在人身财产权益等方面受到损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四、大力推进机构规范化建设，努力构建法律援助“三条保障线”
1、抓住实施民生工程这一契机，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进程。通过规范达标，理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体制，妥善解决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必要的业务经费、独立办公和临街、一层接待场所及必备的办公设施。三年内，全省法律援助机构都要达到规范标准。
2、继续推进法律援助向基层、乡村延伸。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网络，整合农村法律援助资源。力争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100%，依托村（居）委会调解组织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联络员）达100%。构架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村（居）委会法律援助联系点（联络点）三级法律援助网络，方便群众快捷便利获得法律援助。
3、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援助管理能力与水平。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制订《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标准》、《法律援助业务规程》、《法律援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参照执行标准》、《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办法》、《法律援助民生工程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提请省政府修改《*省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若干规定》关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范围，从制度层面解决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问题。
4、加强调研，完善工作机制。配合司法部组织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调研，研究加强我省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对策，为促进农村改革和基层稳定发挥职能作用。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调研，健全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会同省财政厅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进行调研，研究修订《*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5、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提高队伍素质。省厅将在今年上半年分别举办申领法律援助工作者证、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培训班，组织有关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分批外出学习考察。各市、县（区）也应开展相应的培训教育活动，加强对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和乡镇、村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点人员的培训，使基层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胜任法律援助工作要求。
五、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民生能力
1、简化和规范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审查和指派程序。推广首问责任制、一站式服务。为全省外出农民工发放便民联系卡，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低保人群和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农村留守儿童发放法律援助证。
2、改进为残疾人服务方式。全方位开辟无障碍法律援助通道，通过提供上门服务、印发法律援助盲文版资料、提供手语翻译等方式，确保经济困难的残疾人获得无障碍法律援助。
3、科学整合“148法律服务热线”为“148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充分发挥其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快捷的法律咨询服务和方便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作用。
4、充分发挥非诉讼方式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降低法律援助成本，探索法律援助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与其他执法调处手段和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以更加符合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疏缓社会矛盾。
5、进一步畅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农民转移就业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重点指导建立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法律援助协作配合机制。
6、进一步推进全省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推行网上申请法律援助及远程查询方式，提高法律援助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
7、加强和改进经费使用监督机制。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到司法行政纪检监察和审计范围，严厉查处挤占、挪用、虚报、冒领法律援助经费的违法违纪行为。进一步完善法援经费检查制度，探索建立由纪检监察部门参与每年进行一次财务检查及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的工作机制。
8、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接待场所下楼办公。每个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在临街一层设立独立的接待咨询室，有条件的应建立和改善便利残疾人的办公场所和无障碍服务设施。
9、为迎接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的召开，各地要认真总结第四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要认真检查《法律援助条例》和《*省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若干规定》的实施情况、《司法部关于法律援助事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的执行情况。总结并推广各自的工作经验，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提出对策。
六、开展多种形式宣传，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1、紧密围绕民生工程这一主题，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结合先进典型和案例，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大造声势，扩大影响。
2、开展“百优精品案例评选活动”和召开第二届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双先表彰会。
3、利用重阳节、妇女节、儿童节、助残日、“12·4”法制宣传日、农民工返乡期间以及《法律援助条例》和《若干规定》颁布实施日为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宣传。
4、深入法律援助需求最为迫切的基层设立法律援助宣传栏。编辑印制法律援助宣传资料以及盲文版法律援助宣传读物，免费发放基层群众。
法律援助的形式篇10
一、加强保障，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我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积极争取法律援助工作“三个纳入”。区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将法律援助纳入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借助“清风行动”重要内容的有利时机，着重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完善了实施方法，增强了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制订了本年度法律援助目标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通过签订法律援助目标任务分解书，将详细的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并纳入年底目标考核项目。二是继续将法律援助作为本年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安排专人负责法律援助“12348”热线的咨询接待工作，积极推行六项便民服务方法。三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直通车“六进”活动，即进学校、进社区、进工地、进工厂、进集市；新华网、人民网、法制报等各级媒体对我区的法律援助活动进行了报道。
二、健全组织，保障援助工作协调发展
中心以民服务为宗旨，把便民、利民、优质服务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践行“贫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服务承诺，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完善各项工作规范，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中心各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活动规范，“应援尽援”的原则得到严格贯彻，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稳步提高。
组织网络。全区设有8个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工会、团委、妇联、残联、老龄委等联合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社区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体、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系点为依托的法律援助工作三级网络体系。
人员配备。中心配有专职人员三人，两人为法律专业，一人具有律师资格。中心还配备了两名援助专职律师值班。几年来，他们积极发挥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为辖区申请援助的困难群众，提供耐心细致的法律论证，受到受援人的一致好评。
三、营造氛围，做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在辖区18个行政村悬挂条幅，加大对“12348”法律援助热线的宣传工作，加强法律援助联络点以及法律援助联络员建设，借助媒体平台加强宣传，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宣传的覆盖面，使更多群众了解什么是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
依托“法制宣传月”、“法援直通车”、和“QQ”视频法律援助等专项宣传活动，在人群密集的广场、车站、社区、学校等进行现场咨询答疑，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
与区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发文《关于在全区开展“法律援助扶残助残”活动的实施意见》，做好对辖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积极与区工会、妇联、民政等部门联系，印发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卡、婚姻家庭、农民工维权法律知识彩页、小册子丰富宣传内容。通过定向的宣传，使群众明确了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申请程序、申请途径，方便他提够得到快捷及时的法律援助服务。社会效果十分明显。
四、建章立制，加强法律援助管理工作
我们以“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的主题活动为抓手，从抓管理、抓规范入手，我们坚持以制度规范行为，以行为体现作风。中心重视制度建设，在法律援助规章制度上实现了“四个注重”：
先后建立了学习制度、职业道德规范、案件讨论制度、奖惩制度、办案补贴制度、统计报表制度等，使法律援助人员从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到廉洁自律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完善了接待登记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文明用语制度、窗口值班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等，并免费发放法律援助指南、便民联络卡活动，使便民利民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
对法律援助的申请与受理、法院指定辩护与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查与决定、指派与承办、结案与监督等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程序清楚；
对案件的受理审查、办案规范、案件归档、案件经费补贴发放情况及受援人回访意见反馈情况全部纳入考核。并对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专人维护、专人录入，保证了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五、加强监督，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区法律援助中心下大力气狠抓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要求所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质量是生命线”的强烈意识，不走形式，不走过场。今年，中心有两件案件受到省中心的专项资助。
中心以质量为切入点，实行办案质量跟踪，努力做到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批、统一指派、统一管理，着重抓了案前审查、案中督查、案后检查三个环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案件的同时，向法院发送《案件征询意见函》，由承办法官和受援人填写后反馈到法律援助中心，随时掌握援助律师的服务情况及办案质量，向受援人发送《法律援助来访接待咨询测评表》，并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和举报投诉电话，方便社会监督。切实维护了受援人的利益，达到规范援助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行为，提高办案质量的目的。
我局从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管理工作入手，大力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效益，采取“四个加强”全面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四个加强”是：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印发了《关于规范区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实施意见》。切实提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认识，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作为法律服务工作人员服务百姓、服务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控力度。对向受援人发放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情况联系表，做到及时发放，及时回收，及时反馈；三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加强与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人民法院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听取意见和建议；四是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评查。对今年以来全区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抽查。重点检查了律师与援助对象沟通情况、律师调查取证、律师辩护意见质量等方面情况，并根据意见被法庭采纳情况、律师事务所自评意见、案件归档质量、当事人满意程度等情况做出综合评析，以点促面，进入良性循环。
六、高效便民，简化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程序
区法律援助机构把特困企业职工、返乡农民工、生活困难的被征地农民以及新失业人员等，纳入重点范围，简化法律援助审批程序，实行“一站式”服务。对申请法律援助的五保户、低保户、残疾人、未成年人、归侨侨眷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即将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的、需要立即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的或者情况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手续。中心还积极引导法律援助人员选择对受援人最有利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根据受援人意愿，尽量采用调解方式结案，减轻受援人讼累。
七、开拓思想，创新法律援助服务形式
QQ视频法律援助。区法援中心从维护和保障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辖区司法行政整体资源优势，探索实践了一套高效、快捷的便民综合服务模式，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打造了“视频法律援助”积极构建“10分钟便民服务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法律援助中心将传统的服务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借助各法律援助工作站网络优势，搭建了法律援助网上QQ视频咨询系统，挑选了在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方面10名法律援助专家律师，在线进行法律援助咨询、解答。每天由一名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作为管理员值班，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在线申请可以及时在线受理。同时，将法律援助“视频审批”服务延伸至社区。目前，全区共有24个社区的法律援助点具备了“网上视频申请”条件，社区居民可就近直接到社区法律援助点寻求法律援助，受援人在“10分钟”内就可申请成功，实现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一站式、零距离。自网络视频开通以来，共接待咨询323人次。
为确保社区居民在“10分钟”内获得最新法律援助信息和及时的法律援助，区司法局从全区低保户、残疾人群等弱势群体动态信息管理入手，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低保户、残疾人群的信息库在“10分钟”内了解到当事人经济困难情况，完成信息传送，使区法律援助中心可在第一时间掌握当事人的情况，缩短了法律援助受理、审查流程，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为充分发挥“法律援助10分钟便民服务圈”效能，区司法局要求“10分钟”法援服务圈的10名专业律师服务团队要在线值班，使受援人在“10分钟”内通过视频与援助律师进行“面对面”零距离沟通。
自视频援助系统开通以来，共接待咨询323人次，在线审查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5起，法律援助工作日益高效便捷化。
解决外来流动人口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为了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做到应援尽援，区法律援助中心创新工作思路，对流动人口申请人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农民工、打工者大多为外来流动人员，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比较困难，因为其在本地无固定住所，住所地办事处由于不清楚他们的实际收入情况，所在单位也不愿意开具收入证明，对他申请法律援助案件带来的很大的困难。
如果申请人在本市打工，无固定的住所，申请法律援助，开具经济困难证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心要求申请人要其提供两名在本市有固定收入或是固定住所的保证人，保证其经济困难，签定保证书，住所地的街道办事处对其经济情况予以认定，然后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核，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中心通过审批予以法律援助。在实际援助过程中，发现申请人的实际收入与其所提供的经济困难证明不符，中心首先及时终止法律援助，申请人和保证人连带承担不利后果。新做法实行后，大大方便了广大流动人口开具经济困难证明难这一现实问题，提高了法律援助的办事效率，受到了申请人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