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内涵篇1
（一）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二、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针对目前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违规操作等行为，需要建立严格高效的法律监管部门来约束日常的工作行为，保证其工作能够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杜绝隐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氛围，保证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行为法制化以及规范化，提高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信誉度以及形象，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也要持续展开，在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益处向工作人员普及，充分推动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与国际接轨，跟上时展的潮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及深化发展。
（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深化完善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2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司法援助体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长了35%。法律援助机构从2000年的1890个,发展到2008的4043个。在乡镇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基层团体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身影”,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就来访接待、办案程序、经费使用、社团参与、机构网络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禁止有偿服务等十几个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有效地推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法律援助已日趋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内容,也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由于普法宣传还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区,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还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还存有高成本现象,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和免费诉讼费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致使百姓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3
一、刑诉法修改前后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条文变化：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三十四条（为了便于区分“新三十四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刑诉法修改前后法律援助制度变化的内容分析及价值解读：
由上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制度还是进行比较大篇幅的改动与完善。主要体现在：
1、法律援助的程序启动权扩大，由单向变为双向。修改前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程序启动权仅赋予了人民法院被动型启动，而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规定了人民法院的被动启动权，还赋予了被援助对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动申请权，只要被援助对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申请，就有权获得相关的法律援助。这是法律援助制度自身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说明我们的法律更加人性化，即使在刑事诉讼中亦在不断扩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犯罪分子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与律师的有效帮助，这是我国刑事立法重视人权的价值彰显。另外这种双向程序启动权亦为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保障，避免其本应享受的法律援助权利被剥夺和架空，增强了法律实施的可操作性，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亦是一大进步。因而不管从立法理念还是修法技术上来看，法律援助制度的程序双向启动权设置都是一大进步和改良，是刑事司法文明的彰显。
2、法律援助指定机关的范围由单一化扩大为法院、检察和公安等主要公安司法机关。修改前的刑诉法对法律援助指定机关仅限于人民法院，但修改后的刑诉法不仅保留了法院的指定权，还赋予了公安、检察部门的指定权。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立法自身的内在逻辑衔接来看，既然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资格，则必然涉及在在侦查阶段，不仅要赋予犯罪嫌疑人主动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当授权或课以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却未申请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制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另一方面来说，检察机关作为与监督合一的法律机关，在我国不仅仅具有对犯罪进行公诉的职权，还有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人民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职权与义务。检察机关的这种法律监督定位与职能是宪法所赋予和加以保障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公安机关既未为其指定援助律师当事人亦为申请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监督法律得以被正确实施，即及时指定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以让其沐泽法律的阳光。
3、法律援助的对象在诉讼程序上由被告人向前延伸扩展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身体障碍上不仅包括了原有的盲聋哑人，还涵盖了精神病人。修改前的刑诉法对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在阶段的被告人，而修改后的刑诉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将其前伸至犯罪嫌疑人，即赋予法律援助对象在侦查阶段、阶段就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来自专业律师的帮助。这有利于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就获得来自专业律师的法律帮助以收取对自己有力的证据等，显然是刑诉法强化人权保护立法理念的运用结果和要求使然。这让法律援助制度更加名副其实，从侦查阶段就开始让法律援助的阳光普惠到每一个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对象上。
三、新刑诉法颁行后，人民法院对新法律援助制度的应对：
1、加强组织学习，理解立法内容，吃透法律修改精神，准确掌握和正确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新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较大的调整与修改，法律援助程序启动权由单一走向多元，不仅赋予了行政机关相关的法律援助职权，亦授权申请人可以自行申请启动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指定机关从人民法院扩大到公安、检察等刑事诉讼环节的公安司法机关。法律援助制度不仅保留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援助指定权，还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应诉讼程序的法律援助指定权。法律援助的对象在诉讼程序上由被告人向前延伸扩展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身体障碍上不仅包括了原有的盲聋哑人，还涵盖了精神病人。因而人民法院必须加强组织学习和专题培训让一线法官了解立法内容，吃透摸准立法修改精神，准确理解和恰当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新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较大的调整，人民法院不仅可依职权启动法律援助程序，亦有义务接受来自诉讼当事人的申请，通过审查当事人的申请，为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及时办理法律援助，让其享受必要的司法服务，提升应诉能力，确保其获得公正的司法待遇。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4
全国青联常委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创始人
我国律师业经过曲折的发展，现已进入市场化运作、经营化管理阶段，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2008年北京奥组委惟一中国法律顾问、惟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创始人王俊峰所说：“我们的事业和成就在这个时代很正常”。
但是，我国律师事务所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到来，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也走过了30年的历程。尽管律师行业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金融领域中，从国家宏观认知和制度设计上，对通过法律和法律服务来规范和推动社会经济运行发面的意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明显。”王俊峰说。
由于历史和传统认知方面的局限，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律师服务的主要内容仅为刑事与民事争讼、家庭事务及财产纷争等。“其实，现代社会的法律服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早已超越了传统上的概念。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历经艰辛，与时俱进，获得较大发展，但由于综合方面因素，律师工作的社会经济与法治意义被严重忽视和缺位。”
此外，由于中国律师制度恢复的历史较短，整体上与国际律师业的竞争力较弱，加上国家对该行业关注和保护的意识和力度的严重不足，导致外国律师在我国境内及中国企业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异常活跃，甚至非法执业或经营的情况严重。“近年来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但中国企业境外并购除极少数成功案例外，由于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匮乏，事后法律救助机制欠缺，片面迷信和依赖外国律师等因素，使大多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频频折戟，成本损失巨大。”王俊峰面露忧色。
然而，尽管中国律师服务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阻碍，王俊峰依然相信其前景的美好。“面对全新的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包括中国企业都正站在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性转折点上。如同三十年来伴随着外资入境，外国律师在中国的出现、繁荣一样，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中国律师势必将在国家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发展建设发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国家宏观引导支持和主流主体方面的认知。而一个健全进步富有影响力的法律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形成，势必对推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运行，对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具有建设性的现实与长远意义。”
佟丽华：法律援助应得到进一步深化
全国青联委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
佟丽华律师从大学毕业后做律师以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将自己的眼光和热情转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注。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农民工法律援助两大公益法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8年在政府继续稳步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基础上，行业法律援助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2008年已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1个省建立了专门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公益机构，超过60名专职律师和20名专职工作人员全职向农民工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宣传培训。从各机构成立截至到2008年12月31日，累计接待咨询近4万件，涉及农民工15.8万人次，涉及金额10亿元以上；受理法律援助案件7200余件，其中已办结5606件，为农民工追回欠薪和赔偿金共计1.3亿元。”佟丽华用详细的数据向记者说明2008年农民工公益法律事务的进展情况。
虽然2008年关于公益法律事务的发展速度比往年都要快，佟丽华说，法律援助工作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目前实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由国务院颁布，效力层级仅限于行政部门，而法律援助工作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多个部门，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协调各方关系和资源。
其次，应成立更多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实现法律援助的专业化。由于我国人数众多，需要法律援助的群体庞大且各有其特色，现有的法律援助体制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因此，建议成立更多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而且应尽可能依托社会力量建立，政府提供支持并加以监督制导，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资源。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5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童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愈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体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贵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谊涵着的价值。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范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贵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贵任上升为国家资任的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贵任。
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粉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愈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贵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贵任”。
第三，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人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贵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贵任的阶段开始。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1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赌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人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国务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人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仍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
四、中国法伸搜助的发展路径
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社会矛盾公平正义
一、概况
柞水县地处秦岭南麓，位于陕西省南部，商洛地区西部。乾佑镇是其城关镇。柞水县总面积2332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13%，占商洛地区面积的12%。所辖十三个镇，120个行政村，2个社区；总人口为16万人；有法律援助服务中心1个，法律援助服务站13个，有在编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2012年上半年通过法律援助化解非诉讼矛盾纠纷20起。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工作属于法律服务范畴，有着受援对象广、援助资源多、社会融入深、专业服务强的职能优势，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援助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机遇期、改革的关键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逐步上升。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仲裁和调解等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提供便捷、灵活、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法律成为调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最规范、最透明的手段。法律援助工作者可以在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服务活动中，积极引导当事人把矛盾纠纷纳入法治化轨道处理，运用法律手段和途径化解矛盾纠纷。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落实调解优先原则、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对于当前大量的社会矛盾、经济纠纷，如果采取对抗性、期限较长的诉讼途径，会给当事人带来经济上、精力上乃至心理上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法律援助工作者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职业优势，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能够帮助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和诉讼压力，依法、方便、快捷地解决利益纷争，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三、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方式和途径
法律援助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司法、行政等机关联系较多，这就为法律援助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拓展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和服务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一）与大调解机构建立对接机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在了解具体案情后，如认为能够通过调解手段处理的，将其转至大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必要时，法律援助工作者参与帮助调解，做到能调不诉，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办理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以及拖欠民工工资等事由引发的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应从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出发,避免和防止这类纠纷的恶化，减少和降低纠纷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二）与人民法院建立协作机制，配合化解矛盾纠纷
采取在人民法院调解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办公室、安排专人接待，或设立专线电话等方式，参与诉讼调解，同时为寻求法律援助的群众开通一条便捷高效的“绿色通道”。在法院对婚姻、赡养、民间借贷、欠薪、工伤赔偿、交通事故等案件诉前调解时，及时审核、受理困难群众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人民法院在诉前调解过程中，坚持调援结合的原则，与法院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与人民检察院建立联系机制，协商化解矛盾纠纷
与人民检察院就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的处理建立联系，做好衔接，拓展法律援助受案渠道，丰富法律援助工作内涵，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诉经立案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的，如发现当事人需要法律援助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法律援助中心。
四、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新形势下，做强法律援助事业，是不断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新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新期待。
（一）加强法律宣传，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知名度
法律援助中心和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要采取设立咨询台、动用宣传车、印发资料等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正确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懂法、用法，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断增强广大干群法律维权意识，让更多的人们知晓了法律援助的受理条件，真正实现零距离法律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二）找准切入点，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位置
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经常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已实现“三个纳入”的，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还未实现“三个纳入”的，要加大工作力度，逐个逐项狠抓落实，以引起党委、政府领导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高度重视，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
（三）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提升法律援助建设的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机构要按照有关法规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关要求，从硬件和软件二个方面，大力加强法律援助窗口规范化建设。硬件上，要争取多方投资，购置或租赁达到标准的办公用房，配置必要的办公设备。软件上，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内部运行机制，监管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行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视野和工作积极性，为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坚实保障和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7
一、法律援助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
第一，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我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这就要求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而且要创新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成员实现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提供制度和物质的保障，当社会成员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应有的权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必需的帮助，保证社会成员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第二，法律援助法律规范属于社会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权益实行必需的、切实的保障。法律援助作为我国一项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制度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法律规范；完善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安全网”。
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法律援助应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在现阶段，突出表现是一项对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制度。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法律援助应成为国家的义务，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这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的要求；是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要求。
二、法律援助在我国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
第一，厘清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区别、界定两个概念，对于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国家责任充分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我国《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考虑到条例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规而非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是恰当和准确的。然而，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实体的一部分，主要用以实现国家的各项行政职能。法律援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其实施主体应是国家而非政府，国家与政府的不同内涵，决定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不仅确定了政府的法律援助义务，也为民间组织在法律援助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律层面的“法律援助法”，应当明确确定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
第二，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国家责任强调的是：一个国家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现代社会保障的特点之一是以国家为首要主体，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国家的法律保障制度，应是国家全方位的责任。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重点在于管理和实施。将法律援助规定为国家责任，有利于国家依法对法律援助的制度和实施进行设计和管理；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有利于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特别重要的一点更在于，国家责任体现在国家财政应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上。
第三，法律援助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民间行为变为国家行为，逐步演变成为国家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的。在法律援助的多元化主体中，法律援助应当首先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政府要承担首要的职责，要履行首要的义务，要完成首要的任务。其他社会主体则是政府援助的必要补充，他们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下，自愿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使政府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体援助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援助网络。
三、法律援助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法律援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全面实现法律对社会管理的若干功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我们有能力、有经验对法律援助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正确实施法律援助，可以使特殊群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是明确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具体体现，更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8
一、法律援助与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一些私人律师和宗教团体及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自发地位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2】它源自民间的社会道义，后来发展为一项国家责任，即建立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制度。对于法律援助的内涵，众说纷纭，搜索网页不难发现大家普遍认为“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有的认为“是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也有的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等等。【3】比较这些观点，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法律服务，是一项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制度。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辖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各地自然地理、经济文化不同，法律援助开展也不仅相同，尤其是县级地方更是差些万千。截至底，我国各地政府已建法律援助机构2774个，地、市法律援助机构381个，县、区法律援助机构2361个，其余32个为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4】。现以本人所在的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为例，对我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浅析。
（一）基本概况
红岗区地处大庆油田腹地，东临龙凤区、安达市，南接大同区，北与萨尔图、让胡路两区接壤，面积623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全区辖5个街道和1个镇。总人口17.4万人。
全区共有法律援助机构5个。其中，法律援助中心1个，即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1家，即红岗公证处；律师事务所1家，即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法律服务所2家，即解放法律服务所和红岗法律服务所；全区共有法律服务从业人员19人。
红岗法律援助中心编制3人，在编1人，加上主管领导共3人（不占法律援助中心的编制），平均年龄约35岁，党员1人；其中硕士1名，本科2名。下辖法律援助工作站10个，其中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6个，即解放街道、红岗街道、八百垧街道、杏南街道、创业街道和杏树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编人员12人，平均年龄约33岁，党员10人。其中，本科学历11人，大专学历1人。延伸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个，即老龄委、残联、妇联、教育局法律援助工作站。
（二）工作现状
自以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55件，解答法律咨询2645人次。其中，仅，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心利用辖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开展“法律进企业”、“法律大集”、“法律服务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在你身边”等宣传活动10余次，印发《法律援助条例》等资料1000余份，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难130余个；在区政府网站报纸刊发信息报道55期，在市政府、市司法局网站报纸刊发6期。全年接受当事人申请56件，审查批准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6件，受援人数40人；“1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为广大市民解答法律咨询394人次，接待来访49人次。
（三）特点分析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法援案件稳步增长。自以来，法律援助案件申请与办结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以后该区法律援助案件增幅较大，法律援助工作有明显提升。见图表一：二是法援案件民多刑少。从红岗区法律援助案件性质分析来看，民事法律援助占据85%以上，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较小，法律援助呈现民事主体化。见图表二：
图表二：—红岗区办结民刑法律援助案件一览表
年份刑事（件）比例（%）民事（件）比例（%）合计（件）
00%13100%13
15%1995%20
312%22(来源：文秘站）88%25
310.3%2689.7%29
三是法援对象明确稳定。从-的法律援助对象统计来看，受援人数117人。其中，残疾人8人，占受援人总数的6.84%；老年人40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19%；农民工25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1.37%；未成年人9人，占受援人总数的7.70%；妇女4人，占受援人总数的3.42%；农民等一般贫困者31人，占受援人总数的26.48%，整体较稳定。见图表三：
三、基层法律援助问题剖析
从上不难分析，红岗区作为地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很大的难题，也真实反映了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工作开展困难，阻力压力较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援助力量单薄。红岗区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人数较少，力量薄弱。全区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10人，还不足全区人口的0.06%。其中律师3名，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为数不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承担，不堪重负，压力大，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很难得到有效保障。纵观全国，以我国基于立法测算数据来看，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为74万件，而实际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6.64万件，差口巨大，庞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有限的法律援助力量之间矛盾突出。
二是经费保障到位较难。根据我们基于立法需要所做的测算，社会对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总需求量至少74万件，平均每案补贴1000—1500元计算，7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总计需7亿—11亿元的经费支持。【5】以红岗为例，仅26起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可达3.9万元（注：以上标注为的，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法援补贴额还要大），加上法律援助经费黑龙江标准4万元以上，地方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负荷较大。红岗区受地方财政紧张等因素制约，法律援助经费较少，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难度较大。特别是法律援助补贴一直不到位，市区两级法律援助补贴缺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贴钱”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基层法律服务所办案积极性不高，法律援助还不能完全满足全区的需要。
三是法援受案范围较窄。红岗区法律援助受案范围一直集中于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等少数社会弱势群体，受案范围较窄，门槛较高，特别是基层法律援助受财政资金制约较大，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而《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在‘司法利益有此要求’时，被指控有罪的人有权利获得指定的法律帮助，而且在他没有足够能力时不必支付费用”【6】，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的范围过窄，地方扩大适用范围的也难以达到《公约》的最低标准。
四是社会力量关注不够。法律援助工作是社会工作，但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集中在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上，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救助还远远不够，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忽视，难以得到全社会法律帮助。根据相关资料，我国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经费、人力等明显不足，西部不少地区甚至没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正常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都困难，也从侧面上反映了社会对法律援助认识不够、重视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远远不够。
五是法援工作站效果不佳。尽管红岗区建立一套区法援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两级体系，但实际工作中，受政府编制、体制等因素制约，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基层司法所、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职能过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且专门法律人才往往很难配置到基层法援工作站，法援工作站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县级等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是个老大难问题，如我国还有超过1/5县级地方没有法律援助机构，不少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科室合署办公，人员和经费由司法行政机关调剂等。
四、解决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几点对策
通过分析红岗区法律援助基本情况与问题，我们在问题中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发展中看到喜人前景，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剖析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双管齐下，提升基层法律援助质量，尽可能实现应援尽援。
（一）经验总结
客观来看，红岗区存在在人员少、经费少、案件少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法援工作逐年稳步推进，法律援助案件稳步攀升，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得出：
一是责任落实是保障。尽管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较少，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力量严重不足，但法律援助相关人员都能强化法律援助为民责任，切实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实，办好案件。
二是思路创新是动力。近年来，红岗区法律援助中心立足区情，不断创新思路，通过对法律援助案件合理分流，提高法律援助受案质量；开辟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三是宣传到位是前提。红岗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活化宣传方式，辟建司法局网站，特别是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我区的“法律广场”、“法律大集”等活动之中，形成了普法宣传与法援宣传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实践中还将“148”法律热线解答咨询与法律援助自我宣传相结合，提升法律援助宣传覆盖面。
四是奉献自我是源泉。红岗律师事务所为国资所，人员少，承担区、镇两级政府大量案件的，任务重却积极承担大量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对自身生存与发展保障难题，奉献意识较强，克服行业竞争生存压力，为我区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提供基本保障。
（二）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直接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可谓“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是政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弱者合法权益最基本手段，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到举重轻重作用。今后，如何抓住问题对症下药，挖掘根源苦下功夫，确保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稳步持续深入开展，我个人建议：
（一）强化职责，实现法援投入制度化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由政府财政负担，其投入到位与否直接决定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命运。从目前看，地方法援财政资金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工作力不从心情况短期内还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从投入入手，重点围绕人、财、物三方面做文章。
一是加大人力投入。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法律援助人员编制问题，实现人、岗、编制度化，防止人编分离、一人多岗的现象发生。根据实际，增加基层法律援助编制，出台优惠政策重点引进专业强、素质高的法律人才，配齐配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扩大工作人员队伍，解决地方法律援助人员少、力量薄弱、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
二是加大财力投入。要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将法律援助资金纳入政府同级财政预算，落实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化。同时，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募捐等活动，积极开辟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新渠道。
三是加大物力投入。要在充分保障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提下，在车辆使用、设施建设等方面向法律援助中心倾斜，加强法律援助硬件建设，将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地方司法行政系统“司法为民”窗口，切实使法律援助工作成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
（二）多措并举，实现法援体系网络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法律上应有的基本保障，直接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是一项全社会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工程。这就需要多元化力量合力推进、多渠道信息资源掌控，建立起一套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体系。
一是拓宽法援宣传渠道。要以宣传为突破，特别是县级地方和西部地区，依托法律宣传活动载体，将普遍宣传与个案宣传、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强化法律援助宣传报道，普及法律援助知识，使经济困难群众懂得用法律援助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更加深入人心。今后，重点拓宽法律援助宣传渠道，在加强现有报纸、刊物、网络宣传的同时，积极运用广播、电视、流动宣传车等媒体拓宽法援报道渠道，实现法律援助宣传手段的立体化，使更多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投身法律援助实践。
二是健全法援机构网络。要以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梳理疏通基层法律援助人事关系，强化基层法援站点职能，扩大法律援助联络点范围，壮大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今后，基层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将地方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高等法律学校全部纳入法律援助体系，加强司法系统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同时，要与财政、劳动和公检法部门加强联系，特别是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全区性法律援助网络体系。
三是强化法援服务力量。要依托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同时，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律所及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工作者、法律专业性人才流向地方，可将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纳入公职律师序列，解决基层律师少的难题。同时，培育、引导、鼓励以志愿者为主体的法律援助社会力量，增加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凝集力量，形成合力，尽快形成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力量。
（三）严格标准，实现法援管理规范化
法律援助要以规范化管理为突破，强化标准，注重细节，加强管理，严格监督，确保基层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全部投入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与质量，达到应援尽援的目标。
一是加强队伍管理。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考核考评、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提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队伍管理水平。今后，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监督管理为重点，加强对法律援助承办案件跟踪监督，杜绝承办人员办案时敷衍了事、走过场等现象发生，坚决禁止法律援助有偿办案。
二是加强资金管理。要把法律援助资金管理放在重中之重，单独设立帐户，实现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截流、不挪用。今后，要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审计跟踪，完全实现补贴落实到位、发放到位。
三是加强组织管理。基层地方立足法律援助中心机构，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为重点，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领导，以管理求效率，全部实现法律援助办案程序化、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今后，尤其县级及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联系，互相配合，延伸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范围。
（四）以民为本，实现法援机构人性化
法律援助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是人道主义在政府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今后，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切实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打造成一项全区性民心工程。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要在现有法律援助受案范围基础上，结合实际，逐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将更多的贫困者纳入法律援助对象之中，享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9
［关键词］新农村法治建设探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既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农村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农村法制完备，农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农民合法权益切实得到维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算真正成功，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及内涵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当前农村现状看，近年来经过大规模的普法教育，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法制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社会安定。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经济、文化条件比较落后，农民法律素质偏低、农村依法管理能力弱化、依法建制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结合我们对我省部分县（市）新农村法治建设的调研情况，目前新农村法治建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一些涉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力，部分法律条款与政策相互抵触。比如，《农业法》中关于“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等的规定在实际中很难落实到位；在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一些农民外出务工，村委会将其抛荒田转包他人，务工人员回村后就以《农村土地承包法》讨要承包地，而转包人则以《合同法》来捍卫自己的土地经营权；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在现实中也有相矛盾之处。
二是村干部法制观念和廉洁勤政意识需要增强，农民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在村财务运转、村民选举以及处理涉地问题的过程中，村干部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农民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法律知识缺乏，难以依法办事、用法维权。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农民在遇到维权和用法的事务时，缺少用法来解决问题的概念或不知怎样用法来解决，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过多的案件，间接导致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给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危害。
三是农村“人治”的传统要远远大于“法治”，基层政权、村民组织不能较好地依法办事。变相违法征地、不按标准及时给付征地补偿，随意变更土地承包，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乱集资、乱摊派等现象时有发生。
四是治安形势较严峻，主要表现在农民犯罪率居高不下。例如，某县法院基层法庭2007―2008年判处刑罚的308名罪犯中，农民274人，占罪犯总数的89％，且多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交通肇事等类型犯罪；各种纠纷解决不及时，导致小纠纷演变为大案件、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由于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涉毒涉黄等各种不良现象抬头，给农村治安埋下隐患等等。此外，对坑农害家的假农资案件，乡镇卫生院、学校等医疗、教育机构乱收费现象执法和打击力度不够，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不深入、针对性弱、涉及面小，农民外出打工权益得不到维护等也是存在的问题。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内涵
新农村建设本身就应该涵盖农村法治建设的内涵和任务，但是在法治的视野下，新农村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新农村在法治的视野中“新”在哪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是有关物质文明方面的要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有关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而管理民主是有关政治文明方面的要求，这些并没有从法治的角度解读“新农村”的内涵。在法治背景下，“新农村”的法治建设首先应当致力于秩序的构建，即以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制度前提，以法治国为目标取向，在农村社会领域建立起一种法的规则和秩序。其次，应当致力于理念的提升，“新农村”应该凝聚着法治、平安、和谐理念，以农村干部群众法治观念的普遍增强为契机，以农村祥和稳定为追求，并力求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农村与乡镇、城市的协调。第三，应当致力于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一个以法律为主，道德、宗教为辅助调整手段，且法律、政策与各种村规民约相一致的农村治理模式，应当努力改变依靠行政手段或道德约束进行调节和治理的现状。第四，应当致力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政治民主是农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直接要求，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走在农村政治、文化发展之前的，致使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本身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新农村法治建设应该尽可能地致力于这三者的和谐，并力求民主的真正实现，这既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基础，也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任务。
二、加强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对策思考
加强新农村法制建设必须多管齐下，全方位、多角度地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农村法制建设的实质性措施。
（一）加快和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涉农法律法规体系
西方国家法制化程度之所以比较高，首先要归功于他们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以此为鉴，这就要求我们国家的立法部门必须大力加强涉农立法工作，尽快填补农村工作中的法律空白地带。首先，要做到农村的各项工作和出现的问题有法可依。其次，要更新立法观念，立法工作紧跟时代的发展需要。以农村的改革发展现状作为涉农立法的现实依据，制定既能适应农村发展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能符合中国农村传统礼俗观念，容易为农民接受的涉农法律法规。另外，涉农立法要体现科学化，立法人员要经常到农村调研，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要体现人性化，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和国民待遇。对于已有的农业法规应提高其可操作性，出台相应的解释性条文和配套法规，使这些法律法规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有的积极作用，而不是让它们仅仅作为一纸空文存在。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在农村现实条件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是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领导重视与否是新农村法制建设能否得到加强的重要因素。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深远意义要有清醒的认识，明确法制教育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一方面，要明确责任，建立日常性的普法制度，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法制宣传的新形式，利用有效的宣传教育载体、实用的教育内容，以鲜活的、农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让农民群众认为应该并积极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另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让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村干部带头学法，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执法体系
进一步完善农村执法体系，是改进农村执法状况和提高执法效率的必需途径。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是完善这一体系的基础任务。要让农村执法人员认识到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漠视人民群众的合法诉求，更不能以“官老爷”自居，利用手中的职权滥施处罚，践踏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执法机构建设是完善农村执法体系的核心任务。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执法机构力量薄弱、政事不分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影响了执法力度和实际效果，必须从制度入手推进农村执法机构改革。地方人大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对农村执法行为的监督是进一步完善农村执法体系建设的重要外部调控因素。外部监督是减少和制止部分执法人员甚至执法机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执法犯法等现象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农村执法的公开度和公正性，提高国家法律和执法机关在广大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四）大力完善基层法律援助体系，提高农村法律援助水平
法律援助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却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法律援助为广大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尽管如此，还是要针对目前农村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基层法律援助体系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予以大力支持，特别是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要呼吁专门的法律援助人才进一步向农村倾斜，积极引导法律类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发挥作用，共同为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贡献力量。
（五）大力提高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素质，提升执法能力
充分发挥农村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等队伍了解农村、熟悉农村、深入农村的优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动员城市法律工作者对农村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进行传、帮、带；培养农村基层专兼职法制干部，动员组织广大法律志愿者和法律类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宣传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形成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法制宣传教育局面。
参考文献：
［1］刘白明.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南昌高专学报，2006（5）:8―10.
［2］夏循祥.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J］.中山大学学报，2003（4）:439―443.
法律援助的内涵篇10
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碰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治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非凡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假如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心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假如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
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猜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熟悉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非凡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非凡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熟悉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非凡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实。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公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熟悉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熟悉，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实，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实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轻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轻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答应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
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布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治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治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治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熟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心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
》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假如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假如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假如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假如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定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治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