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方法篇1
[中图分类号]G311[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6（b）-188-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全国，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由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与管理。基金的评审有着规范的程序，比其他项目申请更公开、公平、公正，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申请者的学术地位。科研人员申报基金项目中标主要靠其多年知识积累和潜心研究，非一蹴而就；但国家资助的唯一依据只有一个申请书，在相同的申报条件下，掌握基金项目申报方法学能大幅度提高立项的可能性，提高基金项目的中标率。
1背景概述
了解基金的背景资料可明晰申报的范围，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中标率。
1.1资助类别
基金资助类别包括：①资助人才（青年科学基金（＜35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5岁）、海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线申请）；②资助项目（面上项目（自由申请、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含面上、重点））；③其他资助项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又包括面上和重点等、专项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随时受理）、通过亚类说明、附注说明还可将一些资助类别进一步细化）。
1.2资助力度
基金资助力度：1986～2006年，运用国家投入的约180亿元资金，资助了10万余个项目，仅2006年就资助42.36亿元。
1.3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资助体系中主要部分，占＞60%基金总经费（2006年达71.89%）；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自由申请的资助率（2006年达23.7%）；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创新性研究；资助期限3年；2007年平均资助强度提高，但项目资助率与2006年持平。
1.4机构设置
生命科学学部有10个处。申请者要了解每个处重点受理什么和不受理什么内容，以免好的项目申请投错了“门”。比如：六处主要受理畜牧、兽医学、水产学和动物学的申请项目。七处预防医学学科负责受理预防医学相关的申请项目。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负责受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运动医学和内科学的申请项目。营养学科只受理人类营养相关的研究；儿童与少年卫生学科只受理与少年儿童正常生长发育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的项目，不受理儿科及妇产科疾病项目；毒理学科不受理药物毒理项目；流行病学科只受理人群研究的现场或现场与实验室相结合的项目，不受理单纯的实验室研究项目；地方病学科只受理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项目，其他病种须申报其他相关领域，如传染病学、寄生虫病学、毒理学等；传染病学科只受理有关由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研究项目，不受理不具传染性的一般感染性疾病研究项目，也不受理有关细菌耐（抗）药、抗生素、动物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除外）以及与病毒性肝炎无关的肝纤维化等消化内科研究项目；肿瘤学科只受理肿瘤流行病学项目，不受理肿瘤病因学、诊断和治疗相关的研究课题；不受理医疗管理和卫生经济类项目。另外，涉及人体研究的项目必须提供相关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材料。运动医学中关于运动性损伤与康复研究，是指研究由于体育运动造成的损伤及其相应的康复治疗，不包括骨科疾病和创伤造成的损伤与康复治疗研究。八处负责受理临床医学基础学科的申请项目。资助范围包括：诊断与治疗学基础、外科学及其分支学科、老年医学和康复医学。本学科“诊断与治疗学基础”申请代码及其次级申请代码“物理诊断学”“实验诊断学”不受理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申请，请相关申请在其他代码下申请。九处。为报批新药开展的常规研究和制药工艺研究不属于本基金的资助范围。凡是未提供具体方药或穴位的（以保密函件形式列出并提交本学科保存者除外）、或对于仅以某中药或成分为“名”，而无中医药理论思维或研究内容之“实”的申请项目,一律不予评审、资助。十处。资助范围包括：妇科学、生殖医学、围产医学、儿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口腔医学、法医学、特种医学和肿瘤学。不受理抗肿瘤药物药理学相关的研究申请。建议口腔软硬组织损伤修复、牙齿生长发育及再生方面的研究在现有的口腔内科学代码下申请，有关颞下颌关节疾病研究在口腔外科学代码下申请，有关种植义齿相关研究在口腔修复学代码下申请，以便于集中评审。
2申评程序
了解基金的申评程序可明晰申报的环节，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中标率。
申请者填写申请书
所在单位汇总申报（网上+纸质）≤3月底
科学部初审（形式审查、初筛）≤5月15日
同行专家（＞7万人的专家库）网上通讯评议（3+X）（2006年为50.9%）（一审）≤6月底
科学部提出评审建议≤7月底
学科评审组评审（资助小额探索的非共识项目占5%）（二审）≤9月底
委务会议审批整体资助方案（终审、立项）≤10月15日
3评议指标
了解基金的评议指标可明晰评审的尺度，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中标率。定量评议与定性评议：项目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创新性）、研究目标、预期成果、技术路线、研究方法、研究条件、工作基础、申请者的胜任能力。达到以下具体要求可提高中标的几率。
3.1立论依据
研究意义：有重要科学意义或属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科技问题。学术思想：有明显的创新或特色。理论依据：充分，科学性强。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清楚，分析准确、全面。
3.2研究方案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范围合适，重点突出；关键问题选择准确。拟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先进，且有创新性。设计的技术路线（试验方法）：合理可行。研究的预期目标：明确。
3.3研究基础
与项目有关的研究项目：是原有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已具备的实验条件：条件具备。项目组成员：结构合理，研究力量强。
3.4综合评价
申请者承担以往基金项目完成情况：完成质量优秀。项目的创新评价：创新性强，是开创性工作。项目总评：优。是否资助：优先资助。
4未中缘由
了解基金的未中缘由可避免重蹈前车之覆，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中标率。中的项目有相似性，如上述评议指标结果较好；不中的项目缘由各式各样。总结未中缘由有许多，比如：缺乏可行的选题，过大、概念不清。缺乏题目与研究内容的一致性，片面追新。缺乏充分的立项依据，缺乏分析和对基本科学问题的凝练，缺少合理的科学假说和对机制的深入探讨，立项依据限于国外参考文献的简单罗列。缺乏必要的前期工作和预实验，研究设想和假设常常仅停留在文献检索和推论上。缺乏实在的目标，目标过高。缺乏与国家生命科学重大科技需求的紧密结合。缺乏提炼的关键科学问题，导致研究内容“大”而“空”。缺乏源头创新，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创新不足，沿袭自己熟悉的领域而使立意偏于保守，盲目跟踪国际研究热点。缺乏清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过于简单，难以判断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缺乏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相适性。在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设计上，不是围绕解决科学问题选择合理技术，而是依赖高新技术选择科学问题，使项目陷于技术、指标的单纯堆砌，使得研究方法变成了单纯的新技术的堆积。缺乏相关的研究策略，面对具体问题尚不能从国际主流的研究思路出发设计出科学和合理的研究方案。缺乏细化的研究方案。缺乏基本的研究设计要素。缺乏深入的科学本质研究，片面追求新技术应用，没能用最适宜的方法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以新技术定研究内容，仅停留在一般记录的观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缺乏群体研究或不能很好地结合群体开展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刻意夸大研究意义、提升未知的研究结果。缺乏系统的、连续性的研究工作。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有独特的研究材料却未能提出创新的课题。有创新思路，却没有相应的研究力量保证项目的实施。有创新性发现，研究工作却难以继续深入。超项、手续不完备（申请书中的项目组成员中如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参加，即视为有合作单位，在申请书信息简表中要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在签字盖章页上一定要加盖合作单位公章；申请者如为在职博士生，要附导师签字的同意申请证明材料，且只能通过在职单位申请；申请者和项目组成员一定要在申请书上亲笔签字等）、不按规范性要求填写或者填写错误、非资助范围（与指南不符、承担过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者包括执行期为一年的小额探索项目，再次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等）等形式审查不合格。不是申请当年1月1日后从官方网站下载的新版申请书。
5撰写要求和技巧
5.1总体要求
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实用性、合理性、严肃性、连续性。选题要点：研究类型与申请基金类型的吻合。定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写作技巧：建议初次申请者咨询资深基金管理者之后再进行申请。重点突出，层次清晰，表述清楚，用词恰当。a4纸4号仿宋字打印。附件版面大小=申请书，若原件非a4纸大小，可将附件的原件粘贴在空白a4纸上右侧对齐与其他材料一起装订。外行看了有兴趣，内行看了有水平（意义、目的等内容用科普作家的写作手法，技术路线等研究方案用专业术语）。
5.2申请书结构
5.2.1基本信息项目名称要确切，主题要明了。资助类别、亚类说明和附注说明准确。代码必须使用当年的代码。代码要与申请项目内容相一致。选择最接近的相关学科来投送。寻找合适的相关学科同行评议（利于寻找合适的评议专家以及专家掌握相应的评审标准）。
直接填写代码不可取（在写申请书之前，未认真看项目指南，申请书写完后再回头找代码，以这种方式填写代码，有时会出现项目名称与代码名称可能字面上一致，但是申请内容却与受理项目对应的科学处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有些研究内容可能会涉及不同科学部下属的科学处，但每个科学处支持的研究重点是不同的）。项目名称要醒目，主题要明了。报送学科要准确，代码非指南。代码1指报送学科，代码2指相关学科。基金不支持应用开发。项目负责人工作≥6月/年。单位名称指项目依托单位，需要按单位公章全称填写。摘要（限400字）应详尽明了，避免宣传性语言（研究对象、拟采用的方法、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已取得的主要学术成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海外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英文全称填写海外工作单位等信息在个人信息栏目中（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中文全称填写海外工作单位等信息在个人信息栏目中（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5.2.2项目组主要成员人员精干（对立项提出自己想法，并参与具体研究的人员≠提供数据或进行辅助工作的人员）。人数适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工合理、具体。主要成员工作时间＞4月/年。一人同期不同单位不得申请或参加。签字须为本人亲笔所签，否则需要正式委托信函。
高级职称限项申请（同一重大研究计划申请或承担≤1项、有重大或重点项目申请和参加≤1项、面上项目申请和参加≤2项、当年只能申请一项、青年科学基金只能负责一项、青年基金（小额）也算一项、一生只能获得1次青年基金资助）。申请项数（作为负责人）+申请项数（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在研项数（作为负责人）+在研项数（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2项。非高级职称限项申请（负责在研项目不能作为负责人申请）。
5.2.3经费申请表申请经费额度合理。申请经费实事求是。经费预算要有依据。说明各项的必要性。支出内容有限额比。＞5万元固定资产及设备（逐项说明与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协作费≠合作经费（协作费是外单位协作承担本项目部分、单一研究试验工作的经费）。定额补助式资助方式（除重大项目实行成本补偿式资助方式以外）（表1）。
表1各类项目申请经费的支出内容限额比例
5.2.4报告正文面上项目支持在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的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要充分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与动态，瞄准科技发展前沿或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认真构思，自行确定立论依据充分和创新性强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案，开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或重要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鼓励开展前瞻性和探索性研究，力图通过研究得到新的发现或取得重要进展。
重点项目支持结合国家需求，把握世界科学前沿，针对我国已有较好基础和积累的重要研究领域或新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工作，特别鼓励具有面上项目研究基础、项目进一步研究有望取得突破的申请者进行申请。重点项目研究要求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研究队伍精干，要求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重点项目不设子课题。应围绕“项目指南”公布的研究领域，进行申请书正文内容的撰写。
报告正文要求：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版面简洁，易于阅读，“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体式（不同类型项目撰写提纲不同。非word文件录入后打印输出）。选好研究方向――按学科前沿、国家目标和市场需求选题。要与指南对应――熟读指南和定好题目。与经费相当的规模――做好课题设计。多学科、有梯队――组织好研究队伍。多参加学术会议――让同行专家和项目管理官员了解意义与创新点。核心单位突出――选好合作者和合作单位。
5.2.4.1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4000~8000字）：项目名称――体现研究对象、方法和解决的科学（学术）问题。立项依据――详尽说明为什么要开展本项研究以及简单的思路。研究方案――具体提出解决科学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思路和步骤。①立项依据：项目的研究意义（基础研究结合科学发展趋势论述科学意义；应用基础研究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关键科技问题论述应用前景。要从科学意义或学术意义上陈述重要性，必须阐明充足理由以及理论和学术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包括本人的研究，指出需解决的共性问题）。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国内、外关键性的研究，文献的时效性，经典文献除外）。
②内容、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重点阐述内容（研究内容应紧紧围绕目标，集中精力解决科学问题，重点突出，只求解决一、二个学术问题，每个内容细节可详情叙述。研究目标是解决基础性、学术性问题，避免目标设置偏大、解决一个非学术性的目标或做一件达到某一指标的具体工作，不是具体做什么事，是研究科学、学术性问题，避免泛泛探索规律的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必须写，力求准确。③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有关方法。技术路线（步骤要具体、思路要清晰）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即能说明问题，又不暴露“技术诀窍”。通过保密信函的方式直接寄给学科。实验手段（分析手段用途要明确，忌各类新分析仪器一窝端）。关键技术等。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不能仅就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只有上述三方面优势的综合，才是取得成果的关键）。④特色与创新：实质性的源头创新思想或思路。提出明确的科学问题和解决方案（在大量文献调研和工作基础上）。防止“大”而“空”的倾向。应用基础研究，应用背景要论述清楚。提出研究特色和新颖的学术思想。科学、严谨地提出和分析创新性内容。研究条件的特色不等于项目的研究特色，更新不等于新颖的学术思想。阐明学科交叉点在哪里，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填补国内空白不等于创新与特色（对基础研究而言）。创新不是无中生有，是已有工作基础积累、升华的产物。⑤年度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拟组织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计划等。研究计划要具体（以便评议人了解进度是否合理）。预期进展可给出一个大致的设想。预期的结果要与研究目标相吻合。基金成果指国家发明专利、学术论文、自然科学奖、人才培养，且表述时按此逻辑顺序。
5.2.4.2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①工作基础：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积累。已取得的研究成绩不等于所在单位集体或者导师的研究。②工作条件：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拟解决的途径。利用国家和部门的重点实验室计划与落实情况。③申请者简历：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的学历和研究工作简历。近期已发表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论著（列出相关论文(著)所有作者排序、论文(著)名称、期刊(出版社)名称、期刊号、页码、发表(出版)时间等），并按论著、论文摘要、会议论文等类别分别列出。获得的学术奖励情况。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任务。④申请者和项目组主要成员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负责的内容等）。其他项目（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负责的内容等）。拟申请与正在承担的项目的关系与区别（研究任务和重点的简单说明）。其他项目不反映不是好办法。应说明与本申请的关系和区别。承担基金的进展或完成情况（列出较明确的内容，及引用情况、获奖情况、培养人员情况等）。前一结题项目完成情况（附3篇主要论文首页，并须标注是基金委资助项目，否则，应附上能反映基金资助信息的一页。
5.5签字和盖章页
知识产权及特殊的规定（联合资助项目）。非依托单位人参加=合作单位。合作单位加盖单位公章原印。科研处、系、室章无效。申请单位负责人签章（签章人不应是项目申请人和主要参加者）。申请单位盖法人单位公章原印。
5.6附件等
根据项目类型制作。根据申请者实际情况而定。2位高级职称同行专家推荐信（未获博士学位的中级职称申请面上项目）。导师的推荐信（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对项目研究时间的保证、在职单位为依托单位提出申请）（在职研究生申请者）。专家名单及理由的函（≤3位不宜评议）。依托单位正式受聘聘书与聘任协议复印件（聘任期覆盖项目执行期+在依托单位工作≥6月/年）（国内工作的外籍人员）。农业部《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资格证书》（第二章第5条）及农业部同意立项证明（第三章第12条）（属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研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的证明（涉及医学伦理学研究）。利用基因工程生物等开展研究（来源证明）。其他实验室赠予（对方同意赠予的证明）。涉及国际合作或项目组成员中有旅居境外的申请（国际合作协议书或境外人员知情同意书）。
6思维方式
用申报基金的正确思维方式可找对申报的“门”，提高申报基金项目的中标率。善于发现新现象；善于升华为科学问题；善于提出解决所发现的科学问题的具体思路和办法。申请书是写给别人看的（只自己清楚、满意不行，要让小同行、大同行、基金管理人员和有关领导都认可）。切忌基础研究不基础写成开发、应用；项目名称太空洞当成研究领域；虽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主题，但基本上围绕着主题的，尽管尽力描述，始终无理想切入点，以至看不出研究思路。立项关键欠清楚视同科学问题；研究方案较糊涂等于思路不明。从自己的研究中提炼出基础研究问题，并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写成基金申请就等于基础研究了。“多学科交叉”必须对相关学科的发展都促进不等于简单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把其他学科的相关技术作为工具。有关研究的相关问题：实验动物、伦理问题、遗传资源等。
6.1正确认识基础研究
目标与内容：科学问题是什么(what)。科学本质为什么(why)。发现新的科学现象。研究方案：如何解决科学问题，如何探索科学本质，怎样发现新的现象，基础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申请基金是自己给自己出题，不仅摆事实，且把道理讲清。
6.2正确认识应用基础研究
科学问题来自应用实践，科学问题应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不是用基金去做具体应用方面的事。
6.3弄清研究属性，基金不支持应用开发
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工程技术研究都有其相应的研究属性，申请人应了解其特点。
6.4申请前注意事项
明确基金委的任务，弄清为什么申请基金，申请书要让别人看懂，仔细阅读指南（导向作用，代码不等于指南），有问题向相关学科提出，与其交流，以获得指导。
自然科学方法篇2
关键词：特殊教育学校；小学自然科学；策略
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慢慢转型时期，这种按照新课改理念转型的形势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大体趋势和学生的正常心理需求，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客观角度看，智障儿童的智力水平远低于正常儿童且实践能力非常差。所以特殊教育与正常教育方法比较起来难度更大，要根据特殊儿童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出具体的特殊教育方法。故有必要对特殊教育学校小学自然科学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探讨。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和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等实用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理论认为：“自然科学与实践生活紧紧相连，理论指导着实践，服务着实践。将自然科学教育与实践生活结合起来，能获得效率更高的教学成果。”自然科学其学科特点要求其教育应当与实践生活相结合，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展现出自然科学学科的魅力。而智障儿童的智力、反应能力、对问题的辨析能力、理解能力等是非常薄弱的，如果只进行理论灌输，他们学习自然科学的难度会大大增加。因此，对于特殊儿童的自然科学教育更应该与学生的具体实际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对学习的热情。通过具体时间让学生更牢固地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并能够将所学的内容举一反三，能够轻而易举地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例如，在教学“新的生命对植物研究”这一内容时，首先我会和校领导申请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条件下，组织学生去植物园进行学习。比如研究油菜花，组织好学生，当学生亲眼看到实物时，便会很轻松地知道油菜花花瓣四瓣，是由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六部分组成，看到蜜蜂进行传播花粉便向学生介绍虫媒花的概念。这种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教育方法，会让学生学得很轻松，感觉是出去玩，其实在玩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得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能够激发出他们的学习兴趣，不再会觉得学习就是枯燥无味的，从心底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新知识，并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实用价值，在自己的身边生活中就能运用到。可见对特殊智障儿童的自然科学教学应注重实践性，这是开发他们智力、高效接受学习内容的有效途径。
二、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特殊儿童的特殊性之一表现在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非常随意，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被外界干扰、被其他事物所吸引，一般说来，特殊儿童的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左右，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别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运用各种新颖独特、能吸引学生的方法去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培养起他们有意注意的能力。
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制作视频、ppt等呈现给学生，有效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尽最大可能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自然科学的内容本来就很抽象，关于光、电等部分的学习也必须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传授。譬如，在学习研究动物这部分知识，就可以插入视频，让学生亲眼看看不同动物的具体不同的习性。这样有声有色的传授会让学生的学习变得轻松并且有趣味。除此以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运用反复教学、游戏教学、强化重点教学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譬如，可以在课堂中，让学生扮演不同动物的角色，进行自我介绍，说出不一样的动物都有什么具体的特点习性，这样一来，不仅可以牢牢掌握该学的书本内容知识，无形之中又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高特殊儿童的自信，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一次说得不好，再来第二次，这种反复练习的过程能有效让孩子们掌握应学知识。从多方面看来，对于特殊儿童的自然科学教育方式不能使用古板的教育模式，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智障儿童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此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对于特殊智障儿童的教学难度确实增大，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尽心尽力付出更多，投入更多的经历着重研究不同寻常的教学方法，有充分的耐心和爱心培养特殊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在充分中掌握新课改理念的基础之上，根据特殊儿童发展的特殊心理需求，结合自然科学课程的具体学科特点，采用与学生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不断增强其学习的自信，提高对自然科学学科的学习热情，最终最大限度地开发出智障儿童的智力。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方法篇3
关键词：自然科学诠释学解读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isnotnecessarily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andisnotnecessarilyinagreementwith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but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ustbethehermeneuticalstudyingofnaturalsciences.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maybephilosophical,andmaybenotphilosophical;andthe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canbedividedintotwokinds,i.e.,theontologicalandthemethodological.
keywords:naturalsciences;hermeneuticalstudying;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s
在讨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或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人们有时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就自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持一种肯定态度。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这两个表述都可以是多义的。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个表述。
1、“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三种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是作为一种实质性判断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也可以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还可以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
首先，“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指“把自然科学看作是诠释学的”。
这种含义所表示的实际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诠释学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可以等同于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肯定。
但是，在以下的另外两种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都未必就肯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的第二种含义：指一种方法，即，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
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科学一定就被看作是诠释学的了，正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并不因此就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了一样。
但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可以意味着还能够用其它非诠释学的方法来解读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而诠释学的解读只是其中的解读方式之一。当然，“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作为方法表述，也可以是有所偏向的，即，虽然我们对自然科学有着多种解读方式，但诠释学的解读是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认为其本身不能是自然科学式的，而应该是属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式。由于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来说又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或者说，诠释学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是哲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一般都被看作是诠释学式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虽然数学式的计算无法把握数学这门科学的本质，物理实验方法也不能把握物理学的本质，但我们不能先天地拒绝对数学的数学式研究，不能先天地拒绝对物理学的物理学式的研究，更不能先天地拒绝以所有自然科学都共用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以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或现成方式来研究自然科学是解读自然科学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在根本上完全排除在诠释学解读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把“诠释学解读”只看作是解读自然科学的方式之一，哪怕是看作最好的一种解读方式，这都可能是成问题的。因为严格说来，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将是诠释学的解读，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的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即使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或说明方法，也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
由于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所以，“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样的说法也就因此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就方法论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仍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展示着一种真理，即，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这种说法的第三种重要含义。
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都是作为此在的人的一种解读，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解读，都隶属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因而也注定隶属于对存在的理解和解释，隶属于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它必定是人生视域的融合，必定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必定属于诠释学的经验。它肯定也是对ereignis之“音信”的一种“引出”和“保存”。总之，它注定都是诠释学的。
但是，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因而会随同存在的命运，随同ereignis，而经历种种变化。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就有可能变成以自然科学的现成方式来进行，以近现代的技术方式来进行，或者说以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是这样，对自然科学的“引出”（her-vor-bringen，bringing-forth）式的解读就会变成“逼出”（herausfordern，challengingforth）式的解读，对自然科学的“看护”式的解蔽就会变成强硬的“设置”（stellen，tosetup），对自然科学的逗留式的“保存”就会变成“常备储存”（bestand，standing-reserve）。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就是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正在蜕变为这种解读。
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存在的命运，但又无视和拒斥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哲学，从而不承认自然科学诠释学。所以，当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沦为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式的时候，虽然它的解读方式在本质上仍然是诠释学的，但它否定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又由于这是存在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能禁止这种解读，也无法禁止这种解读。我们只能“虚怀若谷”、“泰然任之”，让存在的造化或ereignis自行化之。
但无论如何，对自然科学的任何解读在本质上就是诠释学的解读，这是“解读自然科学”这种事情本身的自行显现，自行解蔽，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真理。任何科学哲学家、任何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家、任何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任何科学诠释学家，都跳不出诠释学的范围。即使对诠释学抱有敌意的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科学进行着诠释学地解读。
2、为什么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也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看作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也一直被看作是标准的解读，从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一般人对自然科学的看法。在常人看来，自然科学就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就连努力以诠释学来为人文科学在科学的殿堂里争得一席之地的狄尔泰，在自然科学观上也实际成了实证主义的俘虏。
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对观察材料的归纳，是能够被观察实验所检验或已经被观察实验所检验过的正确结论。即使一个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完全证实，它至少也是能够被确证或已经被确证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自伽利略以来被公认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科学。
这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也就是“客观的”科学，是与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证科学”中没有任何幻想的、感情的、愿望的东西，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辨”没有任何关系，它拒斥形而上学，拒斥存在论，拒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由此，实证主义者必然都象狄尔泰一样，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是对自然界的“说明”，是把具体的观察事实归属到一般规律之下，用普遍必然的数理规律来说明有关自然界的具体事实，因而与诠释学的“理解”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因而与人文科学所理解的精神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狄尔泰不同的是，实证主义把“实证的”自然科学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把人文科学连同诠释学、形而上学、存在论等都看作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前科学的低级认识，仅仅比神话和宗教略高一筹。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实证主义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为什么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在本质上却是诠释学的呢？
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看作现成的结果而忽视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它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解读所采用的正是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现成方式。自然科学把自然物看成是现成的，实证主义由于把这样的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认识的最高形式，因而也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然科学本身看作是现成的。当它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难以现成化的时候，它甚至就把“科学发现”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而专注于对自然科学现成结论的辩护或逻辑分析。
那么，这种现成的解读或对象化的说明还是诠释学的吗？
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正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方式，所以，“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不是诠释学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是诠释学的，那么，我们也必定同时承认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是诠释学的。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我们要说的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在本质上”的意思指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因而，我们的意思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那么，为什么“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呢？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作为现成的认识方式，都是此在在世操劳活动中源始的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源始的理解和解释显然是诠释学的，但是，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作为“说明”，这种现成的认识如何还是诠释学的呢？
如果按照狄尔泰的说法，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不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是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诠释学”这个概念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所要讨论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这样，无论是源始的理解和解释，还是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都属于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尽管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已经蜕变了的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另外，正因为现成的认识或“说明”是源始理解和解释的一种蜕变，才表明它是来自于理解和解释的，它因而在本质上归属于理解和解释。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蜕变，所有现成的认识或“说明”必定与理解和解释一样，最终都是诠释学的。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那么，诠释学就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音信的引出和保存。由此，蜕变之后的现成认识或“说明”虽然不是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引出”和“看护”，但无论如何也仍然属于对存在或ereignis或诸神之音信的“保存”，尽管是非本真的、强制性的“保存”。
近现代科学的现成的认识方式又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对象化的认识方式，也就是把被认识者看作是可以控、被预置、被占有的对象，让被认识者始终处于被设置的对象化状态。由此，对象化的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也就是近现代的技术方式，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方式与近现代科学的认识方式一样，都是这种对象化的、近现代技术的方式。但是，这种对象化的技术方式同时也是以人——实证主义者——为唯一主体的，是作为唯一主体的人——实证主义者——对自然科学的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而这种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又必定始终是以其原有的基本方案或前结构为指导的。实证主义者就是以实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设置、预置、操控和占有自然科学，它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因而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超然和中立的。这种解读注定是诠释学的。
实证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它一方面影响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影响。它因而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一种结果，是视域融合的一种结果。当这种“视域融合”大致定型的时候，也就是当实证主义开始成熟的时候，它对自然科学本身的再“阅读”就正式形成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或自然科学观。
实证主义者解读自然科学的“先见”就是实证主义哲学，而实证主义哲学的要害就是排斥人的其它的认识形式和理性形式，把人的认识甚至人的生存简化为“实证认识”，把“实证认识”当作人类认识的最高的、唯一合理的认识形式。实证主义者就用这种实证主义哲学来强求自然科学，并把被公认的自然科学都看作是这种“实证认识”，而不管自然科学本身究竟是不是纯粹的“实证认识”，也不管在本质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实证认识”。
3、“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
在分析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已经表明自然科学本身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也是诠释学的。鉴别出实证主义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以及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需要生存论-存在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反思和追思，实证主义天生缺乏这种反思和追思的能力，所以它既不知道自身解读的诠释学性质，也不知道自然科学本身的诠释学性质，它因而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
除了实证主义者以外，其它科学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比如，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库恩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等。但是，即使在认可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这些学者中，他们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理解也是极其不同的。
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不同理解与对诠释学本身的不同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诠释学经历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诠释学，所以今天在我们谈及诠释学的时候，会出现不同意义上的诠释学。大致说来，诠释学的主要类型有：古代赫尔默斯意义上的诠释学、中世纪圣经诠释学、近代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和20世纪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古代的诠释学直接来自于作为诸神信使的赫尔默斯，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来传达神的消息和旨意，也包括占卜术。中世纪的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但由于自然被看作是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所以对圣经的解读也包括了对自然的解读。如果我们就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来讨论问题，那么，自然科学诠释学的正当性是不成问题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诠释学，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在今天讨论自然科学和诠释学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一般已经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了，我们所说的诠释学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当我们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提到诠释学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东西可能仍然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排除了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对“诠释学”这个词还会有极其不同的用法。
原因就在于，虽然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已经把诠释学推进到了生存论-存在论的层次上，但与他们二人同时代的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仍然不了解生存论-存在论层次的诠释学哲学，仍然顽固地把诠释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晦涩和艰深阻碍了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的传播，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工作又主要借助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史来进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狄尔泰在诠释学领域的影响太大了，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已经长久地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使得新的生存论-存在论诠释学在许多人的心中一时还难以赢得其地盘。
在自然科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文科学学者或主要讨论人文科学的学者在提到自然科学的时候，往往沿袭狄尔泰的说法，在对自然科学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自然科学看作“实证科学”，从而“先天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倒是象波普尔和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首先破解了实证主义的迷思，主张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即使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他们虽然否定了狄尔泰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却仍然没有能够超越狄尔泰的诠释学范畴。他们所说的诠释学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只不过他们认为自然科学不是实证主义所说的那种“实证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理解”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自然科学的基础与人文科学在“理解”的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但是他们的诠释学仍然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
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中说，他想对诠释学做点贡献。但是他的所谓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把适应于人文科学中的诠释学，经过改造以后再引申到自然科学领域。而他的改造也不是把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改造成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而是用他的“客观知识”或“世界3”来克服狄尔泰们对“世界2”的迷恋，使主观的诠释学变成客观的诠释学。客观的诠释学以“世界3”为中心，而不是以“世界2”为中心。然而，波普尔的做法不仅仅是远离了主观心理活动，它在本质上更是远离了人的生存本身。更准确地说，波普尔甚至根本就没有达到人的生存的层次，也没有触及到物的源始存在。虽然他的三个世界理论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存在论，但由于他的朴素实在论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存在论”在20世纪根本就不能算作是存在论哲学。就他的整个思想而言，他的朴素实在论只是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非批判性的前提，而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连同其整个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与此相应，他的客观诠释学以及他对“诠释学”这个概念的使用等也都是方法论上的。
对于库恩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应该的。在科学哲学界，正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鲜明地展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虽然他在这本著作中没有提到“科学诠释学”这个术语；另外，这本书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作，实际上也已经涉及到了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但是，库恩对于欧洲大陆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或现象学的诠释学也的的确确是非常陌生的。他是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的，而且在他不自觉地触及到生存论-存在论以后，他也一直没有自觉地进入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当库恩在晚年明确地讨论诠释学问题的时候，他的诠释学概念令人遗憾地仍然还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库恩仅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不承认常规科学研究是诠释学的原因。
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那里，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诠释学终于受到了重视，而且他们也正是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自然科学诠释学概念的。由于超越了方法论的幽禁，他们不是象库恩那样保守和谨慎，而是宣称自然科学自始至终都完完全全地是诠释学的。不过，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阵营，前者在分析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的时候，也经常地援引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有使科学诠释学演变成科学文化学、科学政治学或科学社会学的趋势。劳斯（josephrouse）就把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看作是“作为政治学的诠释学”。总之，在自然科学诠释学家这里，虽然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被吸收了过来，但他们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都是纯哲学的诠释学，而是具有多种不同意义的诠释学。
4、自然科学诠释学与自然科学的常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多种含义和不同用法容易引起混乱，尤其容易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与科学方法论所讨论的自然科学的实际研究方法混淆在一起，从而使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家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与他们实际从事的自然科学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或者使他们觉得自然科学诠释学完全是胡扯。所以，有必要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含义和用法加以澄清，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适用范围加以界定。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强调对精神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强调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在前者那里，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是必须从生命和精神出发的；在后者那里，则明确展示出了理解和解释的前结构、诠释学循环、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概念。所以，作为生存论-存在论哲学的诠释学显然既超越了前者，又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前者。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来说，在方法论诠释学的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对宇宙理性、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解释和说明；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科学在理解、解释和说明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具有自身的前结构，存在着诠释学循环，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也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同样也既超越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又包容了作为方法论的自然科学诠释学。
但是，对于常规自然科学研究来说，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并不必然蕴涵着方法论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自然科学研究不是对宇宙理性和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理解和解释，甚至越是规范的常规科学研究越是完全缺乏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常规科学只是遵循固有的独优方法来解决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难题，它必须把原有的理解和解释无形化，并在方法上杜绝新的理解和解释。它更在原则上要求科学家不能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和“感彩”，要求科学家严格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常规科学研究只是在面临困境或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重新激起对自然的理解和解释，但这个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已经不是常规科学研究了。
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来分析，常规科学研究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来观察两个截然不同且与外部绝对隔绝的科学共同体，就会发现每一个共同体的人都从自己共同体的信念和先见出发来看问题，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的所有认识无疑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从未接触过其他的共同体或其它的信念和先见，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的认识具有诠释学的性质。他只是诚实地按照自己共同体的准则和方法去认识所有的事物。作为第三方的我们，很清楚他们的认识在本质上都是诠释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都不是有意识地以诠释学的方式来认识的，相反，他们都是有意识地避免一些“主观的干扰”或“个人成见”，严格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对于忠诚的、优秀的共同体成员来说，他们的“有意识地避免”是诚实的，而决不是虚伪的和做作的。也就是说，以“实证的”、非诠释学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们认识活动的“实事”本身。
所以，如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常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就意味着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索卡尔会戏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为什么许多科学家甚至非科学家会对自然科学诠释学表现出厌恶和愤怒。
说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诠释学的，这决不意味着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也是诠释学的。相反，常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恰恰不是诠释学的。越是标准的常规科学家，越是优秀的、杰出的常规科学家，越是在常规研究中远离方法论上的诠释学方法，虽然在生存论-存在论上他的研究活动百分之百地是诠释学的。
今天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是多种多样的。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看，这种解读的多种多样性正对应着人的生存的丰富多样性。另外，只要不是纯粹的误读或过度的诠释，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解读，还是批判理性主义的解读、历史主义的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解读等，也不管是以自然科学本身的方式进行解读，还是进行文化学的解读、政治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解读、修辞学的解读、神学的解读等，每一种解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都多多少少、早早晚晚地会影响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演变。
但是，每一种解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生存解读，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生存解读等同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某种生存解读来强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来强制自然科学，同样也不能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强制自然科学，也就是说，不能把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对常规科学研究的诠释学解读等同于常规科学研究的实际方法。
自然科学方法篇4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自然科学方法篇5
关键词：自然科学诠释学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thenaturalsciencesbeforescientificrevolutionwerehermeneutical，butwhenitcomestothemodernnaturalscience，onlywithrespecttoontologyitiscompletelyhermeneutical.asfarasmethodologyisconcerned，onlythebasisofmodernnaturalscienceishermeneutical，andthenormalscientificresearchitselfisnothermeneutical.
Keywords:naturalscience;hermeneutics;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托马斯梯米（thomas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a.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auszubilden，developing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D.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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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可参见李章印“探照灯与数学因素——对波普尔与海德格尔科学诠释学思想的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8]thomasS.Kuhn.“thenaturalandHumanScience”.inintroductoryReading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editedbye.D.Klemke，RobertHollinger，DavidwyssRudge.3rd.ed.newYork：prometheusBooks.1998.
[9]patricka.Heelan.“Galileo，Luther，andtheHermeneuticsofnaturalScience”.theQuestionofHermeneutics：FestschriftforJosephKockelmans.ed.bytimothyStapleton.Dordrecht：Kluwer.1994.pp.363-375.
[10]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oxford：BasilBlackwell.1962.
[11]marti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translatedbypeterD.Hertz.newYork：HarperandRow.1971.
[1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3]patricka.Heelan.“theScopeofHermeneuticsinthephilosophyofnaturalScience”.Studiesinthe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29(1998).pp273-298.
[14]参见martinHeidegger."modernScience，metaphysics，andmathematics".inBasicwritings.London：Routledge.1993.
自然科学方法篇6
科学主义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国内学者经常引用《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中对科学主义的定义，主张将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应用至所有领域，并认为只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才能有效获取知识。韦氏定义具有权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完全遵循这一定义，而且韦氏定义本身存在片面性，并没有完全概括科学主义的内容。鉴于此，人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对科学主义的三种看法：其一，人类知识的典范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它必然是正确的，且应该得到广泛推广及应用，以解决人们面临的所有难题；其二，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知识，这也是韦氏词典中重点强调的；其三，一切领域都应遵循科学精神。这是我国国内科学主义研究的现状。而国外学者对科学主义定义的认识也各不相同。约翰韦莫斯认为，可以把唯科学主义看作是一种信仰，并认为只有通过现代科学及现代科学方法，才能获得能够适用于任何现实的科学知识。还有人认为，科学主义既是一种科学观，又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仰，自然科学因其权威性、有效性、严肃性成为人类最有价值或是唯一有价值的知识。综上可知，自然科学是唯一真正的科学知识，是最具权威性的世界观，高于其他一切生活诠释，并且只有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才能高效获取科学知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理性分析，即把对象分解还原至最小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各部分间的逻辑因果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第一，经验原则，这是进行观察、假设以及实验并再次观察的客观需要；第二，数量原则，数量方法是获得精确测量的必要手段；第三，机械性原则，科学方法通常采用抽象化形式表示对象的因果关系，而要实现此目的，就不得不对反复出现的行为进行意义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总结为普遍规律或者方程式，用以描述和解释这些行为；第四，科学促进进步原则，这是科学家普遍认同的理论，将其视作一种精神，是探索意识中固有的原则。
二、科学主义教育观
科学主义教育观在科学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有学者主张用达尔文进化论审视教育，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状态中，世界上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性，当然也就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本质，因此，教育应更多地将人性和社会变化纳入考虑范围，教育内容应更加贴近实际社会生活。科学主义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欧美各国。科学主义教育将对人的智力以及潜能发掘作为教学目标，并认为尽可能满足社会和国家需要是教育应有的功能。科学主义教育观在教学内容上主张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的成分又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这就使学校在开设课程上出现重理轻文现象。在教学方法上又以迅速高效地获取知识作为选择标准，教学研究也过分依赖自然科学方法，使科学主义教育侧重对实用知识的学习，注重提高学生认知水平，提倡用科学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另外，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强调科学技术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看重事物的工具价值。因而，如果对科学主义所推崇的这种工具价值观不予批判，就很可能会使科学技术被错误利用。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的特征
（一）科学主义教育内容的唯科学性
科学主义坚持，科学知识是客观确定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是一种超越人的客观存在，而人性就是个体的科学理性体现，人存在的作用就是充分运用理性认识探索客观存在的科学知识。在探索过程中，人应避免受其价值理性和非理性的影响，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状态，同时人应充分相信并服从由理性认识探索而来的科学知识。在科学主义教育观中，人应具有科学理性，其存在意义在于认识及服从规律，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存在客观规律，是一种能够计算的确定因素。基于此，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内容以学习科学知识为主，尤以自然科学知识为重，以突出知识的实用价值。
（二）科学主义教育方法的计划性
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事物进行分析时，首先，应隔离对象并进行分析，假定对象处于一种理想化状态；其次，简化对象后，利用数学公式将其明确表达出来，即将对象数量化；再次，对象最优化，自然科学方法论认为，一切规律反映的都是一种最优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状态的一种反映；最后，步骤程序化，具体实施时应严格依据制定的步骤执行，中间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科学主义强调方法的标准性、定量性、最优化以及程序化。科学主义教育观同样主张，在开展学校教育活动过程中采取自然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一般是将学校教育分为多个层面，并制定相应目标，通过收集数据以及定量分析，得出不同计划方案，综合考虑比较后，选出最优方案。由此可见，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计划性。
（三）科学主义教育观追求工作效率最大化
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人是具有科学理性的，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教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运用定量化、程序化、理想化等方法选择最佳教学方案，以实现教育工作效率最大化。因为效率的本质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追求效率也就是追求最大化标准，而学校要想提高其教育工作效率，就应减少教学活动中存在的一些“无用功”，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并确立量化标准。如教师工作效率量表、学生进步量表等。通过这些量化标准，促进学校教育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四）教育组织结构的单一科层制科学主义的组织结构采用单一科层制。韦伯指出，科层制就是在理基础上建立的一套权力机构。这与科学主义的思想一致。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教育的唯一组织结构就是科层制，无论是学校行政还是教学管理，都应建立一个由上至下的权力层次结构，如校长-副校长-年级主任-教师-学生的层次结构，同时，学校还应建立严格的管理规范，如学生守则、教师手册等。
四、结语
自然科学方法篇7
关键词：韦伯；思想史；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由于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因此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说明和规定。和众多哲学家一样，韦伯亦试图调节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矛盾，将文化事件作为社会科学的对象，因其具有价值和意义两个基本要素，在和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使研究对象实在变的更为重要。同时从理解的角度论述其理想类型，将方法论描述的更为充分。相比而言，韦伯和马克思仍有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而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其方法论依旧有自己的局限性。
一、韦伯方法论产生的思想渊源
首先是称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形态。以霍布斯和笛卡尔为首的物理代表，构造了相应的自然主义社会形态。自然主义是指社会科学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用自然实体、自然因素和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大约自16、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一直左右着人类全部的思想主义，自然主义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潮流。
其次，从18世纪开始，产生了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英国哲学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想象科学、主观主义、怀疑主义。维柯认为笛卡尔的知识论单纯的指向了数学和物理学，忽视了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在批判的同时，确定自己的方法论原则。维柯认为，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只是我们认知者本人所创造或制造出来的东西，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历史，而大自然不是我们创造的，因此我们人类的理性是不能获得对于物质实在的清楚认识，而历史学的方法是想象，通过想象，研究历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给人以象笛卡尔给数学和物理一样确凿有效的知识。因此他以想象科学来批判自然主义。同时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主义也是对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心里学的一种总结。
二、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简单介绍
韦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主要是其方法论学说。他的方法论主要集中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社会学家如何去认识社会：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会学家应采取何种态度，即“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原则；三是社会科学应采用何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即“理想类型”；四是研究社会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即“社会行动”。
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和“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即价值和意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的对象也是实在，而实在之所以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并非因为它原来就如此，而是因为它在与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中变得重要了，它便对我们有了意义。实在本身绝非当然的文化现象。韦伯强调指出：“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而因价值关联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总是个别的现象，这不仅指它是一次性发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而且还意谓它始终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而产生特殊的意义。这种双重的个别性决定了如下一点：人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即建立精确地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达到文化科学的认识目的。
综上可以看出，韦伯的方法论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但韦伯德尔方法论在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它充斥着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矛盾，但却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学说，虽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来各个社会学家的质疑，但韦伯所创立的方法论学说对后世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三、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是韦伯方法论的对立面，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是韦伯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其中，批评的矛头主要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即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则，以及强使一切历史的因果解释最终归溯到某种经济因素的做法。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简单的将一切历史的因果解释归溯到经济因素，从中可以看出韦伯的批评马克思归溯到经济因素的做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也必须明_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确实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严重的对立，包括：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价值关联、理想类型与社会规律。
本文通过对韦伯的思想史进行阐述，并简单介绍韦伯的科学方法论，通过对韦伯和马克思各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影响了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和科学自身的看法，但它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真理的体系，仍然需要面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不断发展和补充。韦伯或许在其批判方面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其方法论思想至少在马克思主义接受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及改革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而韦伯的方法论亦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韩水法，莫茜.社会科学方法论[m].中央编译出社，1999：11，16，19，31.
[2]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C]：52.
自然科学方法篇8
五四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w.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f.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bunge）、玛丽•赫斯（maryhesse）、尼尼鲁托（ilkkaniiniluoto）、费希尔（r.a.fisher）、庞迪（g.l.pandit）、科恩（j.cohen）、埃利斯（b.d.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c.vanfaassen）、史尼德（j>d.sneed）、塞拉斯（w.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
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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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229~240.
例如：纪树立.1980.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1981.科学探索的逻辑.1982.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6).3(2).4(3).邱仁宗.198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自然辩证法通讯.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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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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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1986.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中国社会科学.(4).
李秀果.1979.他的成就属于全人类——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纪要.自然辩证法通讯.1(2).李醒民.1985.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杭州举行.自然辩证法通讯.7(3).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罗嘉昌.1983.时间的哲学概观.自然辩证法通讯.5(3).李伯聪.1985.感觉过程是选择和建构的统一.7(2).罗嘉昌.1985.当代哲学中的物质观.自然辩证法通讯.7(5).李伯聪.1991.论记忆.自然辩证法通讯.13(1).等。
自然科学方法篇9
关键词:科学一系列概念认识界定
1、对科学一系列概念的认识
以下是本人对科学等一系列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及粗浅的界定。
1.1科学
是建立在人类认识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实验、逻辑论证或概率统计、经验概括等方法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是关于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等各种事物、现象的本质及运动、变化、发展规律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社会活动,是探寻世界本质及规律性的人类社会活动。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又是影响和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巨大动力。它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等。
1.2科学知识
与科学一词一样,作狭义上的理解和使用同样会造成诸多认识上的误区,我认为科学知识也必须做广义上的理解,它包括所有科学范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等等,它是所有知识系统的总称。
1.3科学教育
提到科学教育一词,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汪青松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书中指出:“科学教育指的是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为教学内容的教育。它是一个和‘人文教育’相对应的概念”。
我不同意这种提法,科学教育应该是所有学科教育的总称,它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科学为内容的教育,我们在科学教育前面加上定语来确指是哪一知识领域的教育,自然科学教育与其它任何科学学科的教育都是平等的,都是科学教育。
只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观,不是只有教授自然科学知识,从事自然科学工作才是进行科学教育和科学活动,不能人为地把人文、社会科学等为内容的教育从科学教育的概念里分离出来,这是西方的科学观,教育观,分裂的科学观,教育观。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对应,这是把科学教育片面化、孤立化,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不存在所谓对应之说。人文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教育等都属于科学教育的范畴。
面对新时代,社会向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既缺少高素质、又缺少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大学生。这要求大学把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相互结合起来,以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素质,让他们真正从热爱、兴趣、好奇心出发,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创新思想,创新思想不可能仅仅来源于其本专业知识之内,需要宽领域的知识的综合,也需要来自于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和艺术等其它领域的启示和灵感,更需要来自于对自己的生活实践、工作实践、道德实践和正确信念的形成。怀特海曾经指出:“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两者缺一不可。”古今中外,大科学家、大学问家无不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他们既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高尚的人格,又具有专深的学术水平,特别是思想的广阔、高远和深邃。我们要建立知识创新的教育体系,我们要实现素质教育,就不能不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社会、学校、教师、家庭对科技与人文平等相看,学生才可能对人文和科技平等相待,真正实现人文教育或社会科学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相结合、相辅助、相统一。
1.4科学素质
在1996年科协公布的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发展纲要》中指出:“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且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科学是科学技术,那么与之相应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也与西方的概念一致。照搬西方的科学素质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和国情,丧失中国文化传统和道德,丧失人文素养,这只是片面的西方自然科学的理性素质,这样的素质早已是部分丧失美好人性、道德和自由理性的素质,这与当今世界科学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不相适应,并有巨大差距。
在1999年,中国科协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49计划）中指出,要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让我国全体公民“人人具备科学素质”,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从计划中可以知道:这里所指的科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科学精神”只能是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或技术理性精神。这里不再说这些提法、目标是否科学,只说“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两个“科学”用词,内涵和外延都不一致。“科学的世界观”早在时期的“科玄之战”中提出过,并进行了探讨、辩论,在后期,科学的世界观已经成为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代称,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作为了自己的世界观。
科学素质的概念来自西方,此外还有国民素质的概念,按照传统的界定,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中最主要的部分,按照我对科学一词新的界定,以及国民素质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科学知识的支持和普及,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科学素质的定义和内涵扩充到一个人综合而全面的素质来认识,取代传统的国民素质。针对大学生而言,它包括: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具体讲:含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信念、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劳动、实践能力、创造与创新能力、现代信息能力、审美能力、艺术修养、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结构与素养,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神,身体素质（体育运动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能力、健康情感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水平。
仍然反对将“科学素质”与“人文素养”相对应的提法,人文本身就是科学的组成部分,人文素养也是科学素质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社会与人文等科学知识,特别是离开哲学和艺术,科学素质也无从建立,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理性素质并不完全适应和解决人生各方面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5科学思想
它是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概括和提升、系统化形成的科学的价值观念。它包含着自然科学的理性思想和社会、人文科学的人文思想。理性思想和人文思想都不是分别局限于各自领域,科学之中蕴涵着两种思想相互渗透、结合、依赖、促进与影响,自然科学家也认为:自然科学到了理性思想阶段就无法停留在自身范围之内,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注入社会之中,自然科学文化与社会、人文文化共同组成人类的科学文化。
科学思想的界定,是立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等科学之上的,科学思想中蕴涵了人文思想,它才能促使人类对科技发展的正确指引,具有终极关怀目标,以及对科技给人类及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以及对人类自身错误和过失的反省和纠正,体现出科学思想蕴含的最高价值观念,才能实现人类理性、智性、人性的共同提高。科学思想来自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反过来又对科学实践、科学认识起指导作用,它既是科学活动的结晶,又是科学活动的灵魂。没有科学思想,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就不会突显出具有种种规律性的意义,没有它作为主线,再多的科学知识也不过是一些文档材料,一些缺少灵魂的东西,没有它作为联系,各科学学科间也不会呈现出一致性和相互联系与结合的可能。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处于人类文化系统的土壤里,其中主要是人类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构成了整个文化系统的核心和特质。这个核心和特质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目前这种传统具有东、西两方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渗透到各自社会的各种制度以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这个传统不仅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变迁起到主导作用,而且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最深刻的影响。仍然反对将科学思想与人文思想相对应的提法。
1.6科学思维
是指运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研究、解决纷繁复杂的人类自身及人类社会现象、活动、发展规律和自然现象、运动变化规律及问题。科学思维应该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及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即两种思维形式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相互辅助的基础之上,并能产生出创造性、创新思想新高度的思维。仍然反对将科学思维片面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反对把科学思维与人文思想相对应的提法。
从认识论原则来考虑思维分类,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有:感性思维（形象思维）、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创造思维三种。（无论从什么原则来考虑,归根结底,也只有这三种形式。）
不管从事那一类科学学科的学习、研究,实践和创新都需要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形式,缺一不可,在这两种思维形式结合和相互辅助的基础上,无论是经过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综合与分析、知性与悟性、想象力、判断力、经验累积、怀疑与批判等等,进而产生出创造性思想和成果,这种创造性思维也许是以顿悟和灵感等方式体现出来,它们都是来自于认识和实践之中。理性思维决不是自然科学独有的思维形式和优越的形式,不能夸大理性思维而轻视感性思维的作用。也不是只有科技工作者和科学家才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只不过是他们运用的更多,智性与理性开发的更高,认识与实践更深入,两种思维形式结合的更好。即使是普通劳动战线的工人、农民阶级等只要深入实践,钻研和总结,敢于打破常规都可以从认识和实践中产生出创造和创新成果,更多的创造来自于人类生活、生产、劳动、认识探索和实践中,来自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艺术性、科学性的社会实践中,来自于掌握了丰富实践经验、不墨守成规,具备一定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劳动人民、社会大众,这才是真正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1.7科学方法
是人类对自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等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途径和方式的概括。是人类为了获得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所采用的正确的规则和手段系统,它是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成果和必要条件,反过来又成为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有效工具,对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科学思想中所蕴涵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它表明了科学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它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这个发展之中始终包含着开放和创新。
这里还要指出:汪青松教授在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一书的第五章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中（p121）,他指出:“科学方法有狭义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在本章的大标题和小标题中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科学方法有狭义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广义的科学方法论”中,有三处提到的科学概念: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他这里竟然可以通用,科学、自然科学表达一样的内涵,却同时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描述,一句科学,一句自然科学,任意使用,随意变换。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下面,他又指出:“广义的科学方法则指科学方法论,即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的方法。”还说道:“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这里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是广义还是狭义？按他的逻辑应该是指狭义的自然科学,“即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这一句里“一切科学”是指什么？从逻辑上还应该是指“一切自然科学”,但这明显是讲不通的,因此其在这里用意是指所有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所以这里的科学的使用是广义上使用,一句话里一会儿科学、一会儿自然科学、一会儿一切科学,一会儿狭义,一会儿广义,明显随意乱用概念,前后内涵不一致。“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里出现了“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科学实践”三个有关科学的名词,我们该如何理解作者所用的科学概念,哪一个是指狭义;哪一个是指广义？如果“科学研究”是狭义的“自然科学研究”,那么何必再用下一个“自然科学”概念呢？如把它作广义上的理解,那么下面的“科学实践”也必然是广义的科学概念,这样的使用岂不与其本书中将科学一词指自然科学的大前提相矛盾吗？
按照我提出的对科学概念的新界定即作广义上的使用,可以这样描述:“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里“科学”概念前后一致。
同理针对自然科学可以这样描述:“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自然科学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汪教授短短的一段描述中:一会儿“科学”,一会儿“自然科学”,一会儿“一切科学”,在“科学方法”的涵义和内容一节里,出现这么多让人难以捉摸和理解,内涵不一致的“科学”一词,书的美中不足至少是其失去了语言上的形式逻辑,这不能算是严谨的科学论著。它作为大学生的教材,如何让大学生们树立起真正的科学观,并领悟那复杂变换的“科学”一词的奥妙呢？
类似这样的错误在此书中很多,也在其他很多书籍、报刊、文章里经常出现,我只是以此为例。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科学方法是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两者相互结合运用的方法。它是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等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称。
自然科学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所孕育产生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推动了人类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它们标志着人类进入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还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和科学的方法,它对世界的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起到了思想上的主导作用。恩格斯倡导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的”这一形容词冠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代名词,如: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恩格斯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高的赞誉和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方法,许多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自觉掌握了这一方法,使他们在科学活动中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摆脱了主观性和片面性,从而得到了较客观和公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结论。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也将随着人类科学认识及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应建立在把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理解为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体现在人类各种特质的综合基础之上,把科学发现中的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结合起来,把科学方法作为一般原则与科学史、科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科学方法的含义是科学性和艺术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科学真理,满足人类好奇心,解除人类理智的困惑,探索、解决人类对于自身、宇宙、社会等方面的本质规律、发展变化的需要,还在于寻找发现真理的方法,提供探求真理的手段,创造解决各种问题的工具,这一点对科学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人文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虽有区别,但从运用上存在着可以适用、相互结合和互补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1.8科学精神
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科学认识和实践活动中,陶冶积淀而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的总称。这里所指的科学精神包含了自然科学的传统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无论从知识、技术层次到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层次,再上升到文化思想与精神层次,都体现出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相互渗透和依赖、相互促进与影响、相互统一的关系,无论传统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其最终都必须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中,即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体现在人的智性、理性及人性的发展与统一之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精神把追求真善美等人类普遍价值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准则。
自然科学的每一点滴的进步和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改变着人类的历史,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考方式等,更以文化和思想的形式,注入到人类的信念、理想、道德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思想、行为习惯,也注入到人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到人文精神之中,给人文精神注入理性的力量,打上科技的烙印。传统理性精神中体现出的真、善、美,捍卫真理和真实,追求公平、正义、博爱,保护善良,以及实事求是的唯物精神、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勇于进取等内涵,正是人文精神蕴涵的伟大（人类）民族精神里所要弘扬的人类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性、道德情操,也是人文精神中蕴涵的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文明与进步。传统理性精神所体现、追求和捍卫的真善美,也同样是人文精神所要表达的人类最高精神诉求。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之所以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灵魂,还在于它是这个民族发展与前进的动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与思想,也一定具有坚韧不屈,追求进步的理想,海纳百川、创新发展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正是推动科学与技术发展与文化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不会在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消亡的根本,其包容性、先进性、科学性可以满足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需要。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以及传统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和谐的有机统一体,它们共同构成科学和科学精神,不可分离、不可分割。
无论从事科学活动,还是社会管理与建设都等离不开科学精神,无论从事教育和服务,无论从事工业、农业、商业和医疗等都要弘扬科学精神。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要得到传统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双向平衡、协调发展,实现两者珠联璧合、完美统一,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我们不能片面地强调传统理性精神,也不能片面地强调人文精神,两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那种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对应,或者把“科学精神”（即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纳入人文精神,或者把人文精神纳入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将人文精神从科学精神中分离出去,把科学精神片面化等提法都是不科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从概念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产生出什么样的精神？
把科学精神片面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把人文精神从科学精神中分离出来,这正是造成西方乃至全人类历史上人文精神的缺失的原因之一,也是西方社会和文化出现突出问题之所在,即部分失去真正的理性和善良人性。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内涵着传统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还外在为对人行为的规范。今天我所提出的科学精神是完整的科学精神,不只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不要再人为地造成科学精神的分裂,应该结束这种分裂。
从西方引进了“科学”及概念,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来认识,世界发展到21世纪,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现状及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都显现出来,这既有西方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尚不能照搬,而我们的科学观和文化更不可能照搬西方。如果继续这样的认识,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的国情,认真重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前瞻世界文化的前景,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树立社会道德风尚、科学作风,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传统定义的“科学”精神即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已不是完整意义上古典希腊的传统自由理性精神,其包含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善良人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已部分丧失,更多的是从功利意义上的技术理性精神,把它归结为人性危机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一度曾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力量,崇尚技术统治,蔑视自然,蔑视人的情感、感受、心灵与精神。仅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把理性精神理解为单纯追求精确性和物的客观性,漠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不讲人的主观性、不讲相对性、不讲终极关怀目标、终极目的,不讲道德价值,不讲文明人类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从而导致现性精神的部分残缺,把人文精神排除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之外,从概念上将真正的科学精神局限化、片面化、对立化、分裂化。
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同自然环境、社会和人类自身协调起来,同人类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即人的智性、理性、人性的发展统一起来。在自然与人类尺度、社会尺度、科学尺度等价值尺度的统一中来重新认识科学精神,它包含着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人类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将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相孤立,脱离人和社会的发展来认识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造成人为的科学精神的分裂,片面和迷失。这不符合未来人类世界发展的方向,也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方向。
此外科学精神的内涵同样会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它包含着时代精神,所以不能脱离历史的阶段性来看待科学精神,也因为它包含着民族精神,更准确地从概念上讲应该是人类精神,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间思想、文化、传统尚不能完全统一,但各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优秀思想、品质和进步精神是一致和相通的,存在许多共性,民族精神终将统一于人类精神。
具体来讲,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包含着:（1）合理怀疑和辨证的批判精神;（2）独立思考与正确判断的探究精神;（3）实事求是的唯物精神;（4）继承与发展的创新和创造精神;（5）团结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协作精神;（6）实现全人类共同进步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7）追求实现自由、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精神;（8）勇于进取、开拓创新、公平竞争、科学发展、海纳百川的人类精神;（9）追求人文关怀、永恒信念、美好人性的道德精神;（10）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11）崇尚自然与和谐的活跃创造的艺术精神;（12）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精神;（13）默默无闻、不为名利的奉献精神;（14）发现真理和真实,坚持和捍卫真理与真实的英雄精神;（15）维护全人类文明、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的和平精神;（16）不断探求和发展科学及其思想、方法的革命精神。
2、结语
科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自然、社会、人文等的相互联系、渗透、结合的影响,高度的分化,又高度的综合化、复杂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地球系统科学、“混乱研究”等,就是一个个多系统互相作用结合的复杂系统科学,并且将人类活动作为重要的系统变化驱动力因素之一。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自然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和影响,越来越重视整体性思维。自然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依归人文终极关怀目的,人生意义与自然科学相统一,也需要人文关怀目的和科学精神的重建。西方强势思维和信念也要由“技术的水平”、“技术的统治”及功利主义的实用性、客观工具性向人文目的的逻辑必然性转轨。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西方自然科学的所有种子来源都源自东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哪一位科学家对于科学所有点点滴滴的贡献,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与自大之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和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怀有谦卑、虚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对待历史、对待自己,与人类漫长的未来相比,科学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自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大自然的基础是相对性的,这意味着地球并不是宇宙中惟一的一个可以想象的世界,在“混乱研究”之中,物理学家们原有的逻辑规律性、定理等理论大厦同样建立在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应用于最小微粒的自然法则与自然规律,仅仅由统计陈述,概率、想象组成,这些规律、方法常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科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在自然、人与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相互作用、影响、依赖的关系,从这个解不开的人类知识之网上分离出某一单独学科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我国来讲,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对于基础理论科学的探究精神和自然科学的传统理性精神,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力量来发展这个基础和工具,这是我们最需要抓住和加固的根本和基础。我们民族原本有价值的文化是自身传统文化,西方自然科学发展了三百多年,越来越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先进性、科学性,中国哲学思想的无比高远和深邃。他们需要从中吸收借鉴,以弥补和改善其自身文化之不足。而我们自己曾经曲解并视这些宝物为垃圾,加以批判和舍弃。我们应该把自身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平等相待,它是中国发展乃至世界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成分,可以说自然科学再发展三百年,世界会证实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文化更有价值。它不仅能满足中国人也能满足世界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需要,也可以指导人类社会的稳定生存与发展。生物学家琼斯曾说:“是否有一种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坚守的文化？回答是如果没有,一定应该有！”对于自然科学文化和社会、人文文化的分类都只有十分相对的意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沟通很多是靠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这条纽带这个中介,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包含自然、社会、人文等文化成分,也包含东、西方的传统和思想,但都是以探究生命、意识、宇宙、社会、道德等即自然、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根本问题和目的的文化,它包含着“道”与“德”这一主题,对于这种文化,即我所指的科学文化,只有一种,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文化。东方和西方以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对此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但对人类科学文化的思想和精神价值的贡献确是一样的。目前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互补与学习,在各自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传统的精华,世界文化逐步由西方强势文化转向多元文化的共存、共建,再转向多元文化的逐步融合,科学文化的统一形成。
正如前面所说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发展为较大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科学的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表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硬件和软件方面,物质与精神方面对科学的需要,真正的更高质量和水平的需要。科学已不只是科学家关注的事情,而是全体公民自觉地关注、学习、掌握与运用科学……,社会与全体公民将成为科学的主体。
关乎我国实施素质教育成败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社会及学校对于科学观念的认识,一方面强调增强人文教育,一方面从概念上从意识上排斥人文,重视自然科学、重视技术,重视社会科学,将人文科学分离于科学概念之外,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必须改变。问题的关键不仅表现在人文学者不懂、不关心自然科学及最新成果,自然科学者不关心人文,更在于两者几乎全都失去了哲学传统的支撑,这是当代中国人缺少思想高度的事实。只有彻底平等看待人文与社会、自然科学,实现受教育者爱好的广泛,特别是对艺术的实践,思想背景的宽广和深远,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才能形成。我们的大学生缺少的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科学精神,也缺少真正的实干精神和创业精神。中国社会建设的软件和硬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得到改善的硬件存在的不足表现在人文关怀的忽视,而软件的不足则反应在科学性上的缺失。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国情深刻影响着缺少客观和深刻思考的大学生,人人想当官,当不上官想经商,缺少低调做人,从基层干起的实干精神,真正的创业准备、创业精神。只是牢骚太多,只是相互攀比,心态不平,对自己估价太高。有的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和看重的价值缺少一份坚持和韧性,有的表现为过于强求的执着心,失去自然与平常的心态,急功近利。这正是表现为他们片面的思想、片面的思维,知识、经验、生活、实践、道德信念等的片面性、局限性。
我国科技强国的国策是建立在人才强国的基础上的,没有科学素质,没有创新能力,没有道德信念,不重视基础理论工具,不重视人文,更多在细枝末节上做复杂的研究,缺少哲学思想和方法的高度,缺少艺术修养,缺少原创力,更多是模仿、借鉴、跟踪外国的技术和学术,背负着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和抄袭的罪名。缺少真正思想的高度,缺少创新思维,更注重形式、表面外在,不注重本质,没有自由与理性相和谐的内在力量;没有对科学理论的突破和贡献,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就没有知识经济,没有真正充满理性又温暖的人文关怀,就没有生态环境和现代化的共赢,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的优势和基础。
这是一个充斥着商品、交易、金钱、娱乐覆盖真正科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以工具、手段、金钱、实用为价值取代目的、实质和意义的社会,充斥着以科技和人文包装商品和服务,而只讲利,不讲弊,只讲钱,不讲诚信、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实质是误导、欺骗、伤害和巨大浪费,丧失人文目标的市场为逻辑的金钱至上的广告商品文化和娱乐文化。这种商品文化明显是以“科技”反科学的现象。
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文的回归,需要真正的科学精神,需要道德和责任心,那些以降低成本、隐瞒真相,扭曲和伪装的技术产品都是对市场最大利益的追逐和对消费者的欺诈与伤害,需要强有力的执法、规范标准、社会道德风气等社会理性力量的建立,需要真正热爱科学、掌握科学、具有科学思想的更广大人类力量的批判和抛弃,虚假的广告、误导消费和高昂的利润都是以资本的利益为中心的社会现象,是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以人、自然、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西方的科学文化的重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本性的一定阻力和障碍。我们要实现传统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将科技与人生目标、人生意义有机地统一,既发展好基础理论科学这个工具,又发展运用好技术这个工具,以全局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处理问题。弥补中国人传统逻辑思想、科学方法、理性思维的不足,弘扬传统人文的精华,构建领先于世界的新文化,坚持自己的民族性、自主性、主动性,又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经验,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价值远景目标,形成跨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有自己可以量化的现代化社会发展指数,除了经济发展的指数,还有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等其它项目目标……我们可以借鉴判定“环境与发展”均衡程度的科玛奈尔方程,作为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均衡指数参考。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有机生活,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环境友好的现代化之路（其实这就是老子的思想）,走出真正的中国特色之路,而不是步入西方的后尘。
21世纪世界新文化由谁来构建？如果我们自己不发展自身文化传统,不构建科学文化,而只是听到在世界各处有学习和应用道家、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和思想,在我们乐观和自豪的同时,会不会意识到我们又可能被发达国家拉开距离。历史赋予我们机遇和责任,我们可以率先作到自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人生相统一,东方与西方文化相结合,让我们首先站在世界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新高地,继续保障和指引我们如何建设;建设怎样的伟大社会主义？体现中国特色,实现科学发展。如果在我们这一时代没有做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新发展新贡献,没有哲学的新思考和人文关怀目标的落实,没有对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新贡献,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的机遇？
改革教育制度至关重要,我们青少年的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仅表现在知识结构的全面,思维的健全,兴趣的广泛,……重要的还有思想背景的宽度和深度,具有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具备道德信念,把大学建成真正的知识与创新人才的摇篮。国家社会能够留住人才,爱护、善用和扶植人才,能够吸收聚集全世界的人才,在人才强国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强国。
我们要有新的科学观,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要符合时代的发展,符合自己的国情,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纠正近代以来西方人唯自然科学主义强势地位、强势思维、强势文化造成的西方的片面科学观,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让我国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平等重视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自身传统文化,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观念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而是认真对待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重视自然科学、重视理性,也重视人的感觉、感受、感情、心灵和精神领域。这对一个人的科学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至关重要,具备高素质,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艺术修养,了解自己国情,信念坚定,真正具备民族精神的新一代,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人与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创建先进的科学文化体系和哲学新思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
对于改变科学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使用,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工作,一件小事,无论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角度,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地位,中国人的文化观、科学观,世界新秩序的重建与发展理念,以及从科学历史及发展的角度,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角度,中国教育发展的角度,中国人文化背景、综合实力、科学素质的提升角度,国家的现状,道德传统和法制理性的重建与真正实现,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来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它是一个大问题！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看到了事实,把事实原本地还原给科学和科学概念本身,只是由我首先提出来和说明而已,这一还原,关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关乎我们国家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也关乎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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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篇10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概念法学诠释学类推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003-02
一、传统法哲学法学方法论的困境
舒国滢教授在《走出明希豪森困境(代译序)》中指出有两个难题困扰着人类智慧,一个是知识的“确实性”或“正确性”问题,另一个是“休谟问题”(即著名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涉及到所谓“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而休谟问题则涉及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即二者能否互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一门学科是否具备科学性。虽然科学的标准问题一直以来有争议:从一种单一的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到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学科各自的科学标准。科学的标准问题在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之间一直有争议,但是没有异议的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应该具备科学性,即该门学科应该以追求知识的确实性、正确性(真理)为目标;同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尤其是法律)还得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以保证学科的科学性。因此,法学要保证学科知识的确实性、正确性,同样要应对这两个问题。
最早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应的是自然法与实证主义。自然法建构一种内容(什么)客观、确实的法律真理,承认价值也能客观化。而实证主义则认为在内容不可能是客观的,从而追求一种形式(如何)科学,将法学形式化。自然法与实证主义曾经各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法律哲学与方法论的主流(在某种程度上实证主义甚至在继续占据主流),然而随着哲学、法律哲学、科学的发展,这两种理论变得不再合适。正如考夫曼教授所说:“程序与对象的关系,如何与什么的关系,决定了自然法与实证主义的问题。实证主义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如何,来自于形式(对它而言,内容都是同样有效的),自然法则相反的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什么,且独立于如何之外而存在(形式不重要)。”由此自然法自近代以来逐渐淡出法律哲学主流,原因无非在于,人们无法获得“如何”。由此,其客观性问题就最为人所诟病:只要我们还宣称法律是一门科学(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还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我们还在寻求客观性,自然法就永远也无法名正言顺登上法哲学的神坛;相反,实证主义试图将无法获得客观性的内容逐出法哲学视野,建构一种形式法学,在给予法学以科学性、客观性的同时使法律丧失了自身清白的可能性:只要符合客观形式,任何内容都可能是法律,由此导致法律与正义的关联丧失。而这也就注定实证主义重奖失败:法律与正义无关,法律还是法律吗?(也许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会相信它仍然是法律:为了相信而相信。)
由此,无论选择自然法与实证主义的任何一者,都难获得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然而正如考夫曼所说,自然法与实证主义虽然片面,却各自抓住了一定的真理,无论放弃“如何”,还是放弃“什么”都难解决法律哲学的难题。由此问题思路就变得非常清晰:如何协调自然法与实证主义各自领域的“真理”,即如何使“什么”与“如何”协调起来?而今天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领域的主流发展无非就在这个思路下进行:拉德布鲁赫的相对主义方式、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一般法律原则、批判法学研究,等等。
法哲学领域的问题自然会波及方法论,方法是围绕本体而产生,是为了实现本体的欲求而存在的,所以当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大行其道时,与之相对应的是以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方法论,即以涵摄(演绎)逻辑推理为核心的概念法学式的方法论。当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根基发生动摇的时候,以之为基础的方法论自然就变得问题重重,那么如何重塑法学方法论,以何种根基重塑法学方法论,就与法哲学领域的争论一样观点不一。
而在这些理论中,考夫曼教授的法律诠释学方式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效的解决了自然法与实证主义的难题。相应的,考夫曼教授以法律现实化的过程(或者法律发现过程)作为出发点,通过这个过程的诠释学解读,建立起以类推作为法律的本质,通过类型与事物本质理论的构建,建立起一个诠释学理解下的方法论体系。这样一种体系有效的解决了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概念法学式的方法论体系的问题。
二、法学方法论进入诠释学理解的可能性
自从19世纪以来盛行至今日的法学方法论认为“法律适用就是将案件包摄于制定法之下,而这种包摄无非就是最简单且最准确的逻辑推论,亦即根据babara公式的一种三段论法。”考夫曼教授认为这种理论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理论并不会现实消失”,虽然法学界陷入“完满体系的演绎思维”,但是导致的后果是:包摄(涵摄)信条对于法院的很多判决根本无法解释,比如考夫曼教授反复提到的“静坐封锁”案,由此法官在理解法条时有着“先前判断”和“先前理解”,否则,单单根据法条,法官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判决,这样考夫曼教授逐渐向一种法律诠释学靠近。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先前判断”和“先前理解”是如何可能在一种严格科学式的演绎思维中出现的?
在法律实证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一种科学(自然科学式)法学的支配下,甚至连法律解释都是不允许的,用孟德斯鸠的话说法官只是“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而已,法官的判决是制定法的精确复写。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正如萨维尼断言:“解释是对法律所传达的东西的重构,不论此种思想是清晰的还是晦暗不明的,只要它能够通过法律表现自身。”由此问题就变成如何在解释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建构法学的科学性?
问题关键当然在于保证解释的科学性。而萨维尼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杰出贡献,配合包摄(涵摄)模式,萨维尼建构了他的解释学。萨维尼区分了解释的四个因素:文法(语文学)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这四个要素不是可以依据法官的喜好任意选择适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解释就无科学性可言),然而,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这四种解释方式才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解释呢?萨维尼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让我们如何运用这四个解释规则,他认为不需要给这四种解释规则确定一个位阶秩序,他在这里说得非常吊诡:这四个规则并不是可以让我们依照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适用的,当我们解释成功时,这四个规则是不同的,相互联接作用的活动。言下之意,当我们解释成功时,我们根本不用可以追求这个四个规则是如何适用的,他们自然会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这样,通过解释获得的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法律规则。由此法律发现过程仍然保持了它的客观性,保持了一种以包摄(涵摄)为主的逻辑模式(只有在制定法有漏洞的情况下,才会涉及到法律造法的问题):“法官的判决系在两个严格相互分离的行为中作成的:一方面,是探求事实的任务,在此任务上,法官是在‘一个纯粹客观的气氛中’……免去任何的‘先前判断’……而且必须不混杂主观因素地带着‘真理的欲求’,从过去之中重建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免受所有‘外在影响的干扰’,完全不受政治立场、带着‘正义的欲求’解释地探求一个(或多数)现行的、完备的法律规范的意义。”
就在这个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的“科学”方式中,考夫曼教授提出了疑问:法律规范是当为,案件事实是存在,在当为与存在之间进行演绎推理是如何可能的?由此就暴露了法学界一直隐而不现的问题,也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在事实与价值、当为与存在之间进行推理是如何可能的?我们都知道,自从休谟之后,事实与价值(当为与存在)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在二者之间进行推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设计的是真假问题,价值涉及的对错、好坏,二者根本无共同之处,也就无推理之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的当然结论就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严格的演绎推理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么一种理性的、逻辑演绎为主导的法学方法论又是如何可能的呢?一种在法学领域经常发生的规范与事实间的推理是怎么进行的?由此只能得出的结论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推理。由此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在涵摄之前,究竟进行了什么步骤使得涵摄的逻辑推论成为了可能,这样以逻辑涵摄为中心的传统法学方法论就产生了问题:它完全忽视了在涵摄之前的程序的探讨,套用考夫曼教授的话说:“传统法学方法论注意到的只是法律发现过程的最后行为,即包摄,而它使得所有在包摄之前的一切程序都陷入迷雾混沌不清。”
由此,当今的方法论要想有所推进,就必须对涵摄之前的程序进行探讨:在涵摄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换一种问法就是:规范与事实(当为与存在)之间要进行推理是否可能?要是可能这种推理是如何进行的。
考夫曼教授首先给出的一个肯定回答是:规范与事实之间从来没有过推理,也不可能有推理。这是休谟早已给出的解答。由此,法律事务中经常进行的将规范与事实联系起来的过程也不是推理,“法学方法的核心不在于一个逻辑推论,而是在于一个比较——很可能是在一个‘案件比较’,这种比较没有规范,也没有规则,没有比较点是不可能的。”在法律实践中也许有逻辑推理发生,但是绝不是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考夫曼教授的这个结论是相当惊人的,它至少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传统法学方法论将重心放在演绎过程完全是失重的,法学方法的重点绝不在演绎,而是在演绎之前规范与事实的比较。而这个比较的过程根本没有任何科学性、客观性可言,借用考夫曼教授的话说:“法律发现的过程依其本质并非逻辑的推论,而是一种比较。这种比较、等置,重要的在于比较点,比较的第三者,而这不是一个纯粹认识的行为所能确定,而是一种决断,必须借由权力来作成。”这个发现不仅仅摧毁了传统法学方法论,也导致了第二个严重后果;第二、在法律发现的过程中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这样,将法律全盘理性化的方式在开始就走错了路(无论是法律实证主义还是法律论证理论以及各种理性化的方法论)。这个结论多少是让我们相当沮丧的:如果法律领域根本没有正确性(更遑论唯一正确答案)、确定性可言,某些领域注定要由非理性来掌控,对于这些领域我们不能认识而只能认知,法学方法论还有无科学性可言,我们的方法论还有什么价值,它还能做什么(方法论曾经的目标:正确、确实性、真理已经随着非理性的介入变得遥远)?
对于这些疑惑考夫曼教授给我们的答案是:法律发现的科学性只在于反思其真实的结构。而法学的科学性只在于一种合理分析处处都合理的法律发现过程。由此法学方法论自然就过度到一个诠释学的时代。“理性的考量非理性的事物,诠释学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