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1
一、《整理办法》的创新与实践
（一）全宗设置及其分类
法律援助案件档案不设独立全宗，作为市、县（区）司法局全宗下单独的一类专业档案，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科技档案、照片档案、实物档案等作为司法局全宗一级类目，下设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非诉讼案件四个二级类目，二级类目下按年度———保管期限进行分类归档。
（二）立卷归档
按照一案一卷的原则立卷，以卷为保管单位，采用子母盒方式进行管理。规范统一案卷封面、卷内目录、档案盒规格、案卷目录、移交登记表、卷内备考表等，并制定了规格样式，做到全市范围内标准统一。1.案件封面的构成。封面由档号、案件类型、案号、收案日期、结案日期、案卷题名、受援人、对方当事人、承办单位、承办人员、审理机构、主办人、审结案号、审级、案件办理结果、立卷人、归档时间、保管期限、密级等内容构成，并对每一项内容的填写进行举例说明。与《管理办法》相比，新增了“对方当事人”、“总页数”、“密级”、“备注”四项，并将“案由”修改为“案卷题名”。在录入要求中明确案卷题名一项应填写受援人+案卷事项，如储xx申请交通肇事案件法律援助。2.卷内目录表及著录要求。由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按要求填写或打印卷内目录。其中：“文号”为新增项目（著录要求按照档案数字化中文件级目录要求著录）；日期填写材料形成时间，统一著录格式为8位阿拉伯数字；页号按“档号”中要求填写材料起始页号。3.档号结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档案编号结构为：全宗号—案件类别•年度—保管期限—案卷号。在实践中，我们按照《档号编制规则》（Da/t13-94）的规定，档号结构选择全宗号—类别号—案卷号—件、页（张）号的结构，即全宗号—案件类别•年度•保管期限—案卷号—页（张）号。案件封面及案卷目录中的档号项不填页（张）号。其中：全宗号为法律援助机构所属司法局全宗号，由本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给定；案件类别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所属类型，分刑事、民事、行政、非诉讼四类，分别以“XS、mS、XZ、FS”进行标识（汉语拼音，大写）；年度填写法律援助机构审批年度，以4位阿拉伯数字标注；保管期限分为永久、30年、10年，分别以“Y”、“D30”、“D10”标识；案卷号按照同类型案件档案，在同一年度下永久、30年、10年的保管期限分别排列编流水顺序号，不能有空号或重号，采用三位阿拉伯数字标识；页（张）号按照案卷内每份材料的起始页号，以三位阿拉伯数字标识。4.档案盒。整理规范的案卷统一装入档案盒内，填写有关项目。所填项目全部采用黑色碳素墨水进行填写。各立卷单位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用无酸牛皮纸打印后粘贴在档案盒相应位置上，但不得更改样式。档案盒脊填写全宗号、类别号、起止案卷号。类别号按照档号中“案件类别•年度•保管期限”要求编写，如：刑事类2014年永久保管期限的案卷类别号为“XS.2014.Y”。5.案卷目录。《管理办法》未明确要求制作案卷目录。实践中，我们要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按照统一规定编制案卷目录，可按照永久、30年保管期限混编目录顺序号，10年保管期限的单独编制目录顺序号。每一本案卷目录所含案卷数量一般以三位数为宜，超过1000时以完整年度断号，从头另编目录顺序号。
（三）案件档案数字化
《管理办法》对案件档案的数字化未作明确规定和要求，在实践中，我们根据数字档案馆和数字档案室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档案数字化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1.法律援助案件档案使用全市统一的档案管理软件进行管理，开展档案的条目录入及原文数字化工作。2.案卷级目录著录项目。全宗号、案卷号、年度、案件类型、案号、收案日期、结案日期、案由、受援人、对方当事人、承办人、承办单位、审理机构、主办人、审结案号、审级、案件办理结果、立卷人、归档时间、保管期限、总页数、密级。其中：年度填写法律援助机构审批年度，与档号中一致，填写4位阿拉伯数字，如2014年著录为“2014”；收案日期、结案日期、归档时间统一著录为8位阿拉伯数字；承办单位、审理机构必须填写单位机构的全称。3.文件级目录著录项目。顺序号、材料名称、日期、页号、文号。其中：日期填写材料形成时间，统一著录格式为8位阿拉伯数字；页号按“档号”中要求填写材料起始页号；文号为文件制发机关、团体或个人编制的文件编号，照原文著录，无文号此项为空，对文件编号的括号一律用“[]”著录，“[]”内一律用四位阿拉伯数表示年份，如玉发（83）12号，著录为玉发[1983]12号。4.原文扫描按《云南省机关文书档案数字化扫描规范（试行）》要求完成后，挂接到文件级目录下。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卷应列为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管理。
（四）有关规格及材料标准
1.档案盒外表面规格及材料标准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00）中文书档案盒的规格和材料标准进行统一制作。档案盒封面可印刷“法律援助案件档案”字样，或采用空白封面。档案盒脊进行了样式统一，考虑到是子母盒方式保管，将盒脊厚度统一设定为40mm。2.案卷封面、封底大小全部统一为a4型，采用无酸牛皮纸制作，封底可同时作为备考表。案卷目录、卷内目录a4型。
二、加强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的思考
（一）卷内材料中支付凭证的收集
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因各地财务制度等因素，往往是按月或者按季发放案件补贴费用，按月或按季制作总的支付凭证，无法按照云南省办法所要求的，每个案件都有单独的案件补贴支付凭证。如果将支付凭证复印装订到相应的每一个案件中，将会造成大量的重件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笔者认为，对于支付凭证的收集归档，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收录到案件档案中保管，或每年的支付凭证作为单位会计档案的一部分管理，保管期限可以确定为永久。
（二）保管期限的划定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2
一、我中心在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及我市《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进展情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根据市中心下达的任务，我区2020年应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60件，今年中心在市中心、区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充分调动了全区的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所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颇有成效。上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我区也办理各类案件449件。超出计划19件，完成了2020年度上半年的法律援助办案工作任务。
二、法律援助民生工程进展情况及特色做法
为进一步巩固贯彻该意见的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我中心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法律援助机构队伍管理、业务管理、行政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制度的贯彻落实融入到具体的日常工作之中。普遍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工作人员做到岗位职责具体、分工明确，自觉履行管理职责。通过扩大法援范围，依法继续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门槛，将征地拆迁补偿、土地纠纷、环境污染事项、军人军属权益受到侵犯、社会保障、就医、就业、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援助范围；健全和完善了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合理确定中心6名专职律师，二名辅助人员的办案和负责网上指派审批以及案卷登记归档义务，充分调动各律师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办案积极性；充分发挥信息化的牵引作用，实现法律援助系统内部的网上申请与指派以及区法律援助机构向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的网上指派案件，完善法律援助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办案质量网上评估等体系，切实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三、民生工程中同级财政经费的投入、使用与管理情况
2020年经区局协调以及中心的多方争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43万元，区财政投入了43万元。合计86万元。其中区级配套43万元和以奖代补12万元已到账。区级配套资金经过财政审核后扣除了10万元政法专款，中心虽已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请示，要求财政部门返还该笔扣除的用于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宣传的款项，但是一直没有给答复。与相比较本年度中心的案件数和加大民生工程宣传来看，经费明显不足。中心采取把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根据办案质量支付案件补贴。对承办人员认真负责、办案效果好的，及时按标准支付补贴；对敷衍马虎、办案效果差，案卷内材料不齐或制作不符合要求、归档不及时的，限期整改到位，待补齐相关材料后再发放办案补贴，必要时可降低补贴标准。对拒绝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将向市律师协会反映，建议暂缓考核。中心严格按照要求，对待每个领取补贴的案件，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审批制度，领取案件补贴的办案人员，在经过中心从卷宗到网上登记审查合格并归档后，由中心主任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发放补贴经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予发放办案补贴经费。
四、案件办理情况：办案数量、刑事案件完成情况
截止至2020年6月9日，中心全年计划案件数为860件，实际共办理案件449件。办理案件中依申请类376件，指定类72件，强制医疗1件。刑事案件149件，民事案件296件，行政案件2件，司法鉴定所2件。律师事务所办理了443件，法援中心办理了6件。已办结案件216件（包括往年未结案件）较好完成了2020年上半年年度法律援助办案工作计划。
五、法律援助便民措施落实情况
中心在完成日常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努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加强宣传力度、扩大法援影响，做到应援尽援。中心在辖区内各律师所和司法所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目前，全区共建立乡镇街法律援助工作站43个，并分别已在区妇联、残联、工会、法院、看守所、部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各乡镇设立工作站、各律师事务所确保有标牌，有人员、有制度、有台账，明确工作站职责，发挥功能作用。今年由于区政务服务大厅进行调整，中心窗口办公地点被缩减，已经不符合省厅关于设立窗口的需要，经过区局同意，已经以书面形式请求区政府予以重视协调新办公场所，以备民生工程考核之需。现窗口仍有专职律师接待咨询，在值班期间，负责0564--3922507法律服务热线的接听和法律咨询解答以及登记，保障热线的畅通无阻。还分别在法院、检察院设立了咨询台，派遣专业律师接待咨询。今后，我中心还将与多单位联动，设立更多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法律援助联动机制大格局，切实把我区法律援助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目前这项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六、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中心不断加强和规范了法律援助案件在纸质登记审批和内网登记审批制度，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从登记到结案整个办案过程以及各类工作报表在内网的登记、发送、审查、审批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使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能及时了解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各个阶段的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以及现阶段还存在的困难，借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甚至能自愿的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的行列中来。全面落实法援案件指派审查审批制度、重大疑难案件讨论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制度等，做到从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审批、指派到案件的办理、归档、发放补贴等各个环节都按规办理。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案件全过程监控。事前监督要求对案件实施“四统一”，同时在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同时要告知受援人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事中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办案过程的跟踪检查上，即对办案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对其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和承办结果进行同步跟踪，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组织旁听。事后监督主要是审查案卷，看办案人员的办案是否认真，卷宗材料是否齐全规范，回访受援人，向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大大的提高了案件质量，使受援人群得到了优良的法律服务。
七、其他具有特色的工作以及推进措施
加强培训力度，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针对律师所和基层司法所人员对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不熟的情况，区局和中心对办案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中心指定了中心专职人员分包负责各律师所和司法所的和法律援助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登记使用和协助工作，使每个案件登记到结案，均符合流程的要求。中心还切实加强中心律师的政治，业务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全面提高执业律师的综合素质；中心执业律师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中心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2020年度中心全体同志积极参加局机关组织的政治学习，认真做好扶贫工作。积极参加区里的旧城区改建征迁工作。努力提高中心全体人员的整体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使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八、2020年下半年重点工作谋划
1.根据区的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职能作用进行细致规划；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进一步支持，提高社会各界对法律援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2、以巩固“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成果为基础，推动在更广泛的领域服务困难群众。
3.继续推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扩大补充事项范围，将更多的困难群众纳入法律援助覆盖范围。
4.加快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法律援助服务设施便利化为目标，抓住司法业务用房建设的有利契机，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便民窗口规范化建设，普遍在临街、一层方便人员往来的地点设立接待场所，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完善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便民服务设施，力求适应接待群众等工作需求，满足各流程业务处理需求。
5.总结各地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经验。学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巩固和扩大好的经验成果，努力提高我区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工作水平。
6.注重从源头上做好维护困难群众权益的工作。加强舆情分析工作，提高舆情分析工作的时效性和成果质量，发挥中心律师、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矛盾化解的实际作用。健全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集体研究讨论制度和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处理等重大紧急事件。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介入案件机制，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与工作的有效衔接，运用法律援助依法参与处理化解涉法涉诉问题。
7.借助司法行政资源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坚持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融入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过程中，注重在开展法制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开展人民调解工作中宣传法律援助，以司法行政系统资源推进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创新，发挥职能优势，形成系统合力，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公众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
8.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加大对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力度。继续推动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随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增长保持动态增长。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优势，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资金。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3
（一）严格执行各项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1、严格遵循有法可依，按要求修改了相关制度。根据司法部的《现行有效司法行政规章目录》，修改了《行政执法依据》和《行政执法职权分解》，继续完善了县的《行政许可工作流程》、《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规定》、《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行政公开工作规定》等。
2、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3月，在我县召开的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签订了专项目标管理考核责任状，进一步细化了今年工作的各项内容和项目。同时，严格制订了全年的法制工作规划和执法质量考评实施方案，并下发到17个乡镇、2个律师事务所、2个法律服务所、公证处、法援中心和司法鉴定所。全年我局各职能股室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中，严格遵守执法程序、执法纪律，确保合法的执法行为和主体。做到了持证上岗、亮证执法、手续齐全、依法行使行政职能，并认真落实了省委政法委“六个严禁”的规定。
3、严格审核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年度考核、注册的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初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考核任职工作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各所考核、注册的相关材料，确保各所执业资格的合法性。
4、及时报道数据，综合信息情况统计。年来，我局法制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综合各类信息材料，其中，向社会公示了7个法律服务机构和4个职能项目，解答各类法律服务咨询60余个，关于本职工作方面的月小结、季总结、半年总结及时进行了汇总，并及时报送了市局法规科。
（二）全面进行检查，确保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化
月初，我局开展了对全县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的规范化管理、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本次检查以各所制度管理、公示工作、民主管理、财务管理、案卷档案管理、人员管理等为内容，结合各所签订的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完成情况，现将情况总结如下：
通过检查，各所在制度管理、公示工作、民主管理等方面都符合相关规定。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财务管理方面：一些法律服务机构没有明确的收入、支出明细，且依法纳税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2、案卷、档案管理方面：一些法律服务机构无从业人员专用档案柜；案卷材料不规范，不能及时装订、归档；
3、中心工作方面：没有抓好信息综合和法律调研工作，未能及时向市局报送相关信息材料。
4、人员管理方面：一些法律服务机构全所人员管理欠规范等。
各所执业人员存在的问题：
1、法律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履行好各自职责，未能将各项制度全面地执行。
2、相关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负责人不重视，如收案登记不规范，案卷整理工作相当不重视。
3、未能督促各所法律服务执业人员及时上报相关信息材料。
4、法律服务执业人员不服从法律服务机构管理，不愿意配合局中心工作。
5、个别法律服务人员未完成规定数量的法援案件，并在处理法援案件中不能立足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这个根本出发点。
针对以上问题，我局积极督促各所及相关人员做好了整改工作，并要求各所及时上报总结和个人的整改总结材料，县局按照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组织工作人员严格地、不定期的对各所进行检查，发现未及时进行整改到位的，或发现故意不接受管理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个人，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将其作为年度考核注册的重要依据，视情况将对各所和其个人进行了通报批评。
（三）抓服务、促发展，完善管理机制
1、进一步推进律师工作规范发展。通过年初的执法检查，发现了相关问题，我局及时召开动员大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县律师队伍中开展为期半年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专项教育活动。通过学习教育，全体律师提高了职业道德水准、增强了执业纪律、提高了整体素质。积极引导律师主动介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当好政府和企业法律顾问，积极为重大工程项目、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招商引资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引导律师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鼓励律师与涉法涉诉，努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年，我县两家律师所共担任政府、企业法律顾问10家，各类诉讼案件82件，其中民事案件56件，刑事案件24件，行政诉讼案件2件，非诉讼案件25件，提供法律援助6件。法律文书25余份，解答法律咨询200多人次。参加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100余次。
2、进一步推进公证工作改革发展。全力加大公证质量评查力度。积极引导公证处围绕县委、政府城镇改造、政府采购、重点工程建设等中心工作开展公证法律服务工作。半年来办理各类公证事项279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00多人次。
3、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拓展延伸。围绕我县法律援助案件集中在农民工工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等方面案件的实际，简化法律援助申请、受理和审批程序，建立健全经济困难证明操作规程，建立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机制，方便了困难群众及时获得法律援助，进一步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办案质量。同时，完善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发放制度，确保办案经费足额按时发放，做到“一案一补”，有效提高了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半年来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29件，其中刑事案件48件，民事案件81件，接待来访、来电200余人次。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4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质量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其义务主体是国家，这是现代各国和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显著特征和通例。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资金或者授权其他机构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这使法律援助制度区别于各种道义或者福利的社会行为。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它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的平等诉讼机会。
刑事法律援助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监禁或自由，甚至生与死。提供一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找一个专业的辩护律师，作用巨大，意义非凡。在肯定刑事法律援助起到的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二、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穷的人并未必然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是建立法律援助的直接目的，打不起官司通常的解释是付不起律师费用的穷人。从全国范围得到的数据分析，大约8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农民和无业者，他们多数应当是"困难中的困难者"，然而能够得到免费法律帮助之人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既简单又复杂。
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范围有限，覆盖人群不足。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区仍然十分有限，大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求助无门，而"由司法局指派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其系统规范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从而使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许多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知道国家设有旨在帮助他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更不用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了。同时，提出申请需要"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实践中，申请人多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域、程序或者是否贫困的衡量标准等等因素的限制，许多实际贫困的人很难拿到经济困难证明，因而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还可为"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提供法律援助，但从实践来看，直到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很少有这种"原因"，指派的援助案件，仍以法院指定辩护和经济困难者申请而指派为主。
（二）需要援助与提供援助的供需矛盾大量存在
刑事法律援助扶助弱小、维护正义，确实维护了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益，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人们也随之欢呼雀跃了一番，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刑诉法的修改又使得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大为扩展，就导致一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窘迫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据中华律师协会统计，现在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达30%。故此，刑事辩护方面需求巨大，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急切待援。
我国的律师队伍正在逐年扩大，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早已达到饱和状态，有些律师常因案源不足到处奔忙。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人数较少，但这些地区违法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这就导致律师集中地与援助需求地存在错位现象。即使在律师数量十分庞大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指派刑事辩护律师方面也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虽然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区域内的所有律师都应为其所用，接受指派向受援人提供帮助，但实际中，面对一个需要援助的刑事案件，律所主任、合伙人等知名律师不愿意做，一般有点经济实力的律师不屑于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又不放心让他做。若对律所轮流指派，许多律所主要做非诉业务，声称"不做刑事案件已经很多年"。若重点在几个乐于进行援助的律所指派，因为办案补贴的问题，指派机构必然受到背后议论，难逃因某种原因而对某律所的偏袒之嫌。
（三）公职律师执业前景堪忧
公职律师是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律师门类，《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对其下的定义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司法考试资格取得法律援助专用律师执业证、占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编制、供职于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法律援助受援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人员。"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公职律师，既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又要有行政或事业编制，其门槛并不低。公职律师职业前景不容乐观的原因，除其门槛高、新鲜血难以补充外，还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公职律师往往身兼数职，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律师只是其兼职的辅工作，主责工作任务一多，很难再有额外时间和精力拓展律师职业。
二是贴钱办案。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每人每年应办理不少于2件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两年未完成办案数量的，将暂缓或不予注册。按理说两件案子并不多，但"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享有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待遇"，这一点使得许多律师即使想多办理案件也会望而却步。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律师有时需要四次外出活动，如阅卷一次、会见一次、需开庭的两次以上（一次庭审、一次宣判），先不计调查取证、复印等花费，仅打车一项花费就不菲。虽有"所在机构应提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必要保障"之硬性规定，但落实者寥寥，公职律师办理一个案子，贴上三五百元实属正常。公职律师为在编人员，无从抱怨，坚持不住的只能舍弃这个身份，这实属无奈之举。
三是公职律师的身份尴尬。大家会问："公职律师也是律师，哪有身份上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其中真的有一些差别。司法部为了区别社会律师与公职律师，担心公职律师收取费用等问题，给公职律师发了"律师工作证"，反倒造成了公职律师的"非律师待遇"。实践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四）不充分辩护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公信力下降
从上文可以看出，实际开展刑事法律援助的是律师中为数不多的人，何况本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就远远不如民事案件那么多。但就是承担少数案件的少数人，或因风险太大、或因了解案情不足、或因努力与所得利益不成正比，不尽律师之能事、不尽援助之义务、不尽受托之职责，在刑事辩护中"偷懒"现象屡见不鲜。该阅卷不阅卷，该会见不会见，该调查不调查，该沟通不沟通。庭审中，不努力、不活跃、不说话、不释疑，一句话："不办事儿"。这样的不充分辩护，必然导致当事人不满意，更何况当今社会诚信缺失带给当事人更多的负面影响：信关系不信法律，信金钱不信"免费的援助"，信许诺不信"风险告知"，信知名律师不信"少壮派"，使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个"免费的馅儿饼"变了滋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不充分，这里既有律师逐利思维作祟；也有相关司法机关的政策落实问题，如法院应当在开庭的十日前指定辩护，但实际中有的指定辩护距离开庭不到三天，等相关材料、手续拿到律师手里，真的是"等得花儿都谢了"，哪还有时间去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只能是应付一下，走程序了事。
（五）跨部门配合程度使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法律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更需要跨部门间的深度合作。受援人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侦查、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被人民法院审判，又被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律师给予辩护，一个案子牵扯到政法系统的四大主力，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合作、没有制衡，我们的司法体系将会土崩瓦解。另外从侦、控、审、辩制度设置上也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维护我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因此，刑事法律援助需要公检法各机关的全力合作，才能当得起刑辩之职责。但现在的问题是，刑事法律援助需要的合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又没有强制力的技术性措施，特别是缺乏程序违法的审判结果的刚性规定，如"程序违法审判无效"等。在公检法机器面前，法律援助还很脆弱，援助律师还很渺小，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法律援助律师开展不予配合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否定侦查机关的结论为己任，最起码也得找出小瑕疵，以此为受援人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这时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辩护律师推向了公检法的对立面，受到三部门"打压"的"个体户"律师，怎么可能做好法律援助呢？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采取灵活的审查标准，做到应援必援
1、针对特定人群，推广法律援助"一卡通"
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加密iC卡已于2012年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试点，该卡目前向两类人员发放，即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和持有残疾人证件的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持卡人的申请后，不再要求受援人提供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证明，将直接审核、受理和指派律师。这就简化了申请方式，缩短了申请时间，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希望类似做法可以尽快在北京市甚至全国得到推广。
另外，刑事法律援助也可以考虑对特定人群开启"绿色通道"，就如民事法律援助一样："农民工不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这对于无固定收入来源者将是一个福音。
2、针对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的经济困难者
未被纳入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但确实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经济困难者，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从家庭状况、收入来源、经济开支等方面对待受援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这样就通过审查的灵活性弥补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划定的统一性，起到防漏补缺的作用。
（二）构建稳定、多元的刑事法律援助人员队伍，做到应援尽援。
刑事案件需要的法律援助不定时、不定性，又往往具有一定紧迫性，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将同时需要来自不同律所的多名律师进行援助，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难度。因此，若能提前建立一个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团"，由各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自愿报名，通过一定的条件审核，将有能力、有志愿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纳入该团，编制律师团成员名单，受援人需要时直接从该团中指派律师，将大大缩短指派时间，且能保证一定的援助质量。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人员缺乏，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法律人才到落后地区充实法律援助人员队伍，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国家每年培养出大批的法学本科毕业生，虽然他们的就业情况不甚乐观，但是仍然很少有学生愿意到贫困落后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国家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去一些欠发达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就像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一样。比如到规定的地区从事法律援助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后，在报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果愿意在服务地定居，则可以给予更进一步的优惠和鼓励。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缓解落后地区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也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做到应援乐援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严格来说，目前给公职律师颁发的"律师工作证"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公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确涉及到各种经济开支，让公职律师自己"掏腰包"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给予其适当的办案补贴，或者尝试设立与法律援助挂钩的公职律师绩效工资制度。还可以通过开展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表彰活动，褒扬先进，增强其履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激励全体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爱岗敬业、献身事业，助推公职律师制度长远发展。
（四）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做到应援优援
要想避免刑事法律援助"走过场"的现象，首先要切实落实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机关的衔接机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实际操作中具体的通知时间、案卷的移送方式等均存在问题，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切实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公正。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5
各区司法局，市局机关各科处室、直属各单位，高新区__街道办司法所：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活动的实施意见》精神，促进富强文明和谐新__建设，市司法局决定，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与法制宣传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活动，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一、指导思想及目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创建文明城市为目标，以“共建共享、服务发展”为理念，扎实开展法律援助与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我市争创文明城市做出积极贡献。二、工作任务及分工（一）大力加强普法教育、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工作。实施“五五”普法规划，按照分类、分期、分主题的原则，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集中宣传与当前中心工作、与群众生产生活、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司法执法人员、生产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村“两委”成员、流动人口等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健全落实领导干部任前考法、理论中心组学法等制度。坚持每月组织开展1-2次集中法制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确保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普及率达到80以上。创新法律援助宣传方式，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直通车”宣传载体作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力。探索建立2-3家企业法律援助联络站，维护困难职工的合法权益。巩固完善市、区、镇、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加强“12348”法律服务专线建设，培养推出4个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典型。扩大受援范围和人群，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年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增长20以上。健全完善调解组织网络，争取建立市、区调解工作领导机构和区级调解中心，建立健全村调委会，在基层、企业、社区、工业园区、大型商场和集贸市场等人口聚居区建立调解组织，力争实现人民调解的全方位覆盖。（二）规范整理档案材料。以材料审核为主的创城指标共有93项，涉及我局法制宣传教育方面内容有2项：一是法制宣传教育年度有计划，年终有总结；二是领导干部、司法执法人员、生产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的学法用法有安排、有考核。涉及法律援助与服务方面内容有3项：一是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设有基层法律服务热线；二是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是建立有政府财政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各有关责任单位（科处室）要严格按照创建文明城市档案规范的要求，切实做好相关指标20__年—20__年有关文件、会议纪要、工作和活动方案、工作总结等档案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每项指标都要单独形成卷宗。建档工作必须保证“全面、系统、严密、规范、整洁”，做到便于调阅、查阅和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三）不断畅通民意调研渠道。以问卷调查测评为主的创城指标涉及我局有1项，即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80。有关责任单位（科处室）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工作，高度重视民意调研工作。要按照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全年至少两次就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进行问卷调查。要积极探索、健全完善民意调查、研究分析、改进处理、情况反馈等经常性工作机制，及时根据群众反映调整完善有关工作。（四）破解落实未达标指标。市局承担的创城指标，有些落实起来难度较大，如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基层法律服务热线等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现在开始，各有关责任单位（科处室）要认真调查研究，创新工作思路，加大工作措施，完善投入机制，全力策划、破解、落实，力争年内达标。三、方法步骤及要求市局参与创建文明城市集中行动从现在开始到20__年省里组织检查结束，分宣传发动、全面实施、整改提高、自查迎检四个阶段。1、宣传发动阶段（20__年6月）。根据市里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定工作重点，细化目标责任，认真安排部署。市局办公室要充分发挥《司法信息》、司法行政网站的宣传优势，开设专栏，抓好重点，加大对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宣传力度，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市局法制宣传科要积极与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联系，及时报送市局参与创城活动的新闻稿件，不断展示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2、全面实施阶段（20__年7月—12月）。各责任单位（科处室）要认真对照创城目标责任分工，扎实工作，确保达标。同时，按照《__市迎接“文明山东”测评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认真做好迎检工作。3、整改提高阶段（20__年1月—3月）。市局参与“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的责任领导要对承担的任务目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找问题和不足，并及时进行反馈。各责任单位（科处室）要根据反馈意见认真整改，确保成效。市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对参与创城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进展不快、整改不力的下达《督办单》，督促工作。4、自查迎检阶段（20__年3月以后）。各责任单位（科处室）要对照测评标准认真进行自查总结，确保每一项测评标准达标，并形成书面总结，报市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认真配合搞好迎接检查所需准备的材料等事宜。四、保障措施（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会议，调度各项创城指标进展情况，对重大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各有关责任单位（科处室）要把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制定计划，逐个解决。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确保创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二）及时督促检查。市局有关责任科处室要根据责任分工，定期对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进行自查，及时总结先进典型，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推动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三）加大奖惩力度。要把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纳入全局重点工作总体安排，并作为有关责任单位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把责任目标考核与各级各单位年终实绩考核结合起来。对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追究责任，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附件：1、市司法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领导小组2、市司法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任务分解表__市司法局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附件1市司法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静市司法局局长副组长：秦军市司法局副局长花富义市司法局副局长成员：李业清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刘爱中市司法局基层工作科科长郭勇军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吴茂宗市司法局政治处主任科员刘丰生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许宝文莱城区司法局局长吕明义钢城区司法局局长吕德宝高新区__街道办司法所所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办公室，李业清兼任办公室主任。附件2市司法局“创文明城市、建和谐__”工作任务分解表任务指标任务内容任务标准考核办法责任单位责任领导法制宣传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教育1、法制宣传教育年度有计划，年终有总结；材料审核市局法制宣传科；莱城区司法局；钢城区司法局；高新区__街道办司法所秦军2、领导干部、司法执法人员、生产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的学法用法有安排、有考核；3、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普及率≥80。问卷调查法律援助与服务1、政府及其派出机构设有基层法律服务热线；材料审核市局基层工作科；市法律援助中心；莱城区司法局；钢城区司法局；高新区__街道办司法所花富义2、街道、社区居委会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3、建立有政府财政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6
今年以来，我区以法律援助继续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契机，以《法律援助条例》为行为准则，紧紧围绕“群众利益无小事，为民服务解忧愁”，心系困难群众，采取积极措施，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据统计，今年1——11月，我区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x件，完成全年考核任务的x%，其中，刑事案件x件，民事案件x件，非诉讼x件，占x%，诉讼x件，占x%，结案x件，结案率x%。接待法律咨询x件，完成全年任务的x%。组织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活动x次，征订《法律援助条例宣传挂图》37套，法律援助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一、确立目标任务、完善实施措施。
年初，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如何圆满完成XX年度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任务进行分析研究，完善了实施措施，加强了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制订了XX年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实施方案，将法律援助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人，通过签订法律援助目标任务分解书，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并纳入年底目标管理考核项目。二是继续将法律援助作为今年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建立了局领导法律援助咨询接待日制度，招聘专门人员负责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工作，推行六项便民服务措施。三是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修订和调整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工作的义务工作量及办案补贴标准，充分调动了法律服务人员的积极性。
二、切实加强质量建设，确保困难群众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XX年法律援助继续被市委、市政府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为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圆满完成目标任务，我们从四个方面狠抓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一是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各项制度，如接待咨询、受理、审批、案件登记等一系列制度；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三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90%；四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组织人员对各镇、各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程序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各工作站也结合自身特点，加强了人员配备，并建立公示制度，如我区统一为基层司法所制作公示栏，专门将法律援助办事程序公示上墙，内容规范，极大方便了群众。
三、积极实施《条例》，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和文明服务齐头并进。
XX年，我们在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条例》的前提下，按照xx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为方便群众，我局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专门设置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区域，将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平米以上。在局人手较紧的情况下，优先调整充实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保证法律援助中心人员配备到位。在办公设备方面，专门为中心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和做法，同时结合我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信访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到目前为止，窗口服务群众满意率达100%，实现了零投诉。
四、落实《条例》精神，积极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今年以来，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层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条例》为依据，向本级党委、政府积极宣传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同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创建“平安滨湖”活动，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地位。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局领导的积极争取下，今年我区法律援助经费列为专项财政预算，区财政同意拨给我中心的法律援助专项经费达x万元，比去年的x万元增加了x倍。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也积极向本级财政申请专项经费，得到了财政的支持，如x镇、x街道、x镇、x镇等都落实了经费。据统计全区各工作站共申请到财政拨款x万元，为基层法律援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贯彻实施《条例》，落实政府实事工程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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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网络建设，积极拓展法律援助工作领域
按照年初的计划目标，我们围绕扩大法律保障覆盖面努力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横向和纵向网络建设。为维护特殊群体权益，在原有的工会和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家专门的法律援助工作站。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7
[关键词]：审查阶段
辩护律师
证据展示
不管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告人，保障其权利的重要途径就是让其拥有充分的辩护权。众所周所，辩护分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以及指定辩护，而委托辩护是使辩护权延伸的重要途径，其作用和功效往往大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行辩护。
国际公约和一些外国刑诉法对于保障委托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作出了很多相关规定。我国在1998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就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提前到审查阶段，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权，这一修改，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从《刑诉法》修改后9年来的司法实践显示，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权利行使并不乐观，“刑辩难”的现状并无多大改变，从而使人们对于这一里程碑意义的修改感到失望。笔者试图从我国法律有关此方面的规定入手，比较国际先进立法，来探讨其不足及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现行《刑诉法》在审查阶段对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
1、辩护律师具有受限制的会见、通信的权利
根据现行《刑诉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辩护律师可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在此阶段，辩护律师具有会见和通信的权利。会见和通信是辩护律师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了解案情的两种渠道，辩护律师要想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了解更多有关案情，尤其是对其有利的方面，主要是通过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所以我国法律赋予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是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致的。但是，《刑诉法》在第36条中只是简单的说可以“会见”和“通信”，而对于如何会见、通信以及如何保障这种权利，法律并未做出相关规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便会遇到各种的尴尬场面：①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室往往按有监控器，将会见的全部场景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②在会见的时间安排及会见的次数上受到很大限制，看守机关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规定、限制辩护律师的会见权；③辩护律师在与犯罪嫌疑通信时，往往需要经过公安看守人员的检查，主要是检查其通信内容。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保密权被剥夺了，这样就会导致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交流时，心里存有疑虑，使犯罪嫌疑人不敢把某些真相告诉其委托的律师。然而从国际上有关规定看：《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到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待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大限度标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到谈话距离以内。另外，日本法律为保障辩护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秘密往来权，允许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接见。[1]
2、辩护律师有一定的阅卷权。
《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具有阅卷权，但是这种阅卷权是不全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阅卷的内容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于“诉讼文书”、“鉴定材料”的范围包括哪些，《人民检察院刑诉规则》第319条第2款：“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了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第3款规定：“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技术性鉴定”等由有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阅卷的方式：查阅、摘抄、复制。由此规定可以看出律师无法接触有关案情的案卷，更看不到相关证据，这样也就很难对于控方的指控提出实质可操作性的意见，也就不能很好地在此阶段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因此，律师在审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阶段介入诉讼也就只有“花瓶式”的摆设意义。《关于律师作用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依此规定律师可以查阅所有有关案件的资料，至少有关案情的记载以及相关证据应被查阅。美国联邦法院制定了一条“先悉权”原则，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查阅被告人向警察官员或大陪审团所作的供词或陈述。[2]（2）对于阅卷的地点：《刑诉规则》第322条第2款：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应当在文书室内进行，这种查阅是在公诉人的监视下进行的。在查阅卷宗地点方面，《德国诉讼法》规定得更有利于辩护人：辩护人声请检阅卷宗者，应各允其将该卷宗携回住所检阅（但不包括证据）。[3]（3）对于阅卷次数，相关法律、法规都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以上可以看出，国际条约和外国诉讼法在审查阶段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要比我国充分得多。
六部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第13条第2款规定：“法律过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认为在侦查、审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调取证据材料，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问题：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无权查阅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及证据，而在审判阶段，公诉人又不将此证据移到法院，辩护人从何处能知道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呢？既如此，辩护人又如何能向法院申请要需要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呢？
3、辩护律师有不充分的调查取证权。
《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近亲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以上我国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我们解读出以下信息：（1）辩护律师可以向证人或其他单位收集证据，但是得经证人同意，若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收集证据，也即是否向辩护律师作证成为证人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而《刑诉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此条规定的证人作证的义务是否仅相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遗憾的是，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试想：若答案是否定的，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收集证据要经证人同意，便与此条相矛盾；若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证人于司法机关就有作证的义务，而对于辩护人作证却成为了一种权利，这样作为控方的司法机关与作为辩方的辩护人间的不平等体现的淋漓尽致。（2）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首先要经检察院同意，其次也要经过证人的同意，若检察院不同意便无从向其收集证据了。在取证难的今天，作出如此规定岂不是雪上加霜？这种对辩护律师取证权的限制，实质上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控方是不对等的，甚至是徒有虚名的。
4、审查阶段无法律援助内容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辩护制度的重要内容，它是针对特定人设定而由国家为其指定辩护律师的制度。我国《刑诉法》第43条、《律师法》第6、41、42、43条都对法律援助的内容作出了规定，但是规定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审判阶段才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在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没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根据国际刑诉法标准：被追诉人如未自行选择法律顾问，则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有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获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指派的法律顾问。依此标准从侦查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就享有这一权利，而我国法律规定在审判阶段才有。从审判阶段才进行法律援助，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是最容易侵犯犯嫌疑人的权利阶段，对于很多需要法律帮助师又无力聘请律师的嫌疑人的弱势群体（与现代型的强大国家相比在强悍的刑事被告人也是势单力薄的弱小人物[4]）无法获得法律援助，很显然，这是不公平的，同时，这也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不完善。
二、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是适应我国所吸收的审判模式的需要，实现控辩平衡的需要。从我国审判模式的改革可看出，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方向发展的这种模式不仅体现在审判阶段的法庭上，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也尤为重要。只有辩护人拥有能够足以对控方相制约的权利，才能体实现控辩平衡，对控方形式一种监督力量。通过以上《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可看出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中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都有很大限制，一种权利在受到过度限制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种权利的设定能起到多大作用，就像一名赤手空拳的拳击手在赛场上，可想而知。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有限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还往往被剥夺，使辩护律师很难行使其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强大的控方，更多情况下是无耐。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完善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成为一种可以与之抗衡于的力量。
其次，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法权益的需要。最近报道出来的冤假错案一则连一则，如最近影响很大的余祥林案。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套完善且有效的辩护制度，辩护人不能有效地保护犯罪疑人的利益，审判及检察机关对于辩护人的意见不能认真、理性地对待。如果我国的辩护制度比较完善，那么余详林之类的错案或许就会少一些。
再次，是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的要求。从我国规定与国际要求来看，在辩护制度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条约都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要想缩小这种差距与世界法治接轨，只有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
三、关于完善审查阶段辩护制度的构想。
1、完善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
律师在会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在不被窃听，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进行。辩护律师随时都有会见的权利。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通信秘密，应得到保护，执法人员不得随意检查通信内容（涉及国家秘密性质的犯罪案件除外）法律对于以上权利的保障应作出明确规定，以免在实践中以法律的含混来侵犯辩护律师的权利。
2、取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
辩护律师在向证人取证时，应取得和司法机关同等地位，即证人都有向其作证的义务；辩护律师在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要经检察机关同意的限制也应取消，不应将取证权决定在控方手中。实践中往往检察机关不同意，辩护律师就不能向其调查取证。即然赋予其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应该让其充分行使，这也是国际的要求。
3、建立证据展示制度，确保辩护律师的知情权。
我国《刑诉法》未规定证据展示制度，双方对各自拥有的证据带有神秘性，特别是公诉机关，只是在法庭上才出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很多情况下公诉人并不出示。为了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使公诉人与被告人间的资料来原平等，确保控辩双方尽可能做到“平等武装”，并通过控辩双方信息交流，防止审判的拖延秩序，确保诉讼的高效率，应该建议，审查阶段证据展示的内容不仅包括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还应包括不打算在法庭出示的证据。
4、在审查阶段确认犯罪嫌疑人有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将在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权提前到审查阶段或者侦查阶段，保证犯罪嫌疑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应得到法律援助权利。为了不降低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援助的质量，国家应给予财政资助。实践中提供援助的律师也并不尽职责。为此法律应作出全面的规定，以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李建明：《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2]同上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8
我局严格落实法律顾问制度，请区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律师担任我局法律顾问，并让法律顾问参与党组会，为党组决策提供法律保障。党组的决策事务也按照要求，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公开。此外，结合工作实际，积极调动我区法律工作者为全区机关单位提供法律顾问服务为27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承担了201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工作。
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及司法公开
依法先后两次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清理出行政处罚6项，并通过市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进行公示。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贯彻落实信息公开工作制度，通过门户网站向公众公开司法动态、重要决策、财政预算决算、“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从系统、内容、制度保障三个层面落实信息公开工作，拓宽了社会监督渠道。
三、强化司法为民，健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一是区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困难群众依法维权，“法律援助一小时服务圈”运行有序，对农民工工伤、讨薪案件实行应援尽援。上半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9件，提供法律援助1806人次，完成民生工程全年目标任务69.5%。二是开展法律援助案卷质量检查、公证案卷质量检查、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评查等活动，重点解决了法律服务工作中存在的程序不规范、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三是规范人民调解工作，抓好调解案件及卷宗质量。四是加强执法监督。
四、健全法治宣传教育机制，深入推进“法律七进”
一是开展新春“基层普法行”活动。深入全区200个村（社区），以猜灯谜、知识竞答等多种法律宣传形式为载体开展法律宣传，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10万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0余次，受教育群众达10万余人，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利用各种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共参与开展“3.8”妇女维权活动、“3.15”消费者维权活动、“6.26”禁毒宣传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三是在村组织开展《公证法》专题讲座，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为依法治村示范创建打下了基础。四是举办“法律明白人”法律知识培训，对村民自治、土地承包、婚姻家庭、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进行讲解，有效提高了“法律明白人”法律素质。五是开展“法律进寺庙”活动，教育引导信教群众在国家法律和宗教教义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六是启动全区“六五”普法总结检查验收工作，指导各级各单位在前期积极动员部署，认真开展自查整改。
五、强化社会治理
一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截至6月，各级调解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580人次，调解纠纷624件，调解成功622件，达成协议金额518.85万元，调解成功率达99.7%，其中疑难纠纷12件。二是加强对特殊人员的管理，服务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按照要求，严格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加强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强化日常监管，充分发挥“教育基地”作用，开展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集中学习和心理辅导。截至目前，共有在矫社区服刑人员281人，实现社区服刑人员GpS定位管理全员覆盖，管控状态良好。三是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法律援助一小时服务圈”运行有序。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窗口作用，提高“12348”咨询点接访工作质量。积极办理涉法涉访维稳援助案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完善投诉查处机制和党风廉政惩防体系，严肃纪律，净化行业风气，做到“零投诉”。
六、健全依法治区制度和工作机制
推进法治示范创建工作工作。与区依法治区办、区委政法委、区直接关工委组成联合督导检查组，对市级“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和“法治示范乡镇”申报单位进行了督导检查。
七、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一是狠抓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突出“讲政治、守纪律、守规矩”主题，推动班子形成风清正气、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态。二是开展“五型”党组织创建活动，积极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和专业知识培训，制定2015年司法行政队伍教育培训方案，每月举办不少于三次的业务交流培训。三是抓好人民调解员培训。组织全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开展学习法律、法规，交流调解经验，规范调解卷宗制作等形式的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共开展业务培训19次。四是强化社区矫正业务培训。以培训、讲座、以会代训等形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培训3次。组织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业务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为80分，通过率为70%，不合格者已组织补考，确保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全体合格上岗。五是严格执法人员考核。组织29名执法人员统一参加市中区2015年行政执法考试，全部考核合格。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9
一、积极争取各级领导重视
20*年是市委、市政府换届之年，是新领导、新工作的开局之年，为使各级领导对我局工作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局及时汇报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开展情况、上级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有关要求，主动反应司法行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年初，我局就平湖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调研，及时总结整理，形成《平湖市人民调解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建议》调查报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和重视。省两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后，我局结合平湖实际，及时形成贯彻意见呈送相关领导，争取支持。我局还与当湖街道协调，决定在当湖街道设立全市首家直管司法所。我局主动与镇（街道）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借助外力，努力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对部分工作调整的镇（街道）领导，我局及时与新的分管领导进行沟通和工作衔接，争取支持。
随着司法行政职能的凸现和作用的发挥，市领导对我局工作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多次来我局进行调研指导，3月，平湖市人大常委会全体领导来我局调研，这也是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成立以来第一次调研工作。10月，平湖市政协主席郭跃荣与各副主席、“一办四委”主任及部分市十届政协领导来我局调研。今年，市长盛全生、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胡水良、副市长胡志梁、市委宣传部长马雪腾等领导也先后来我局进行工作调研，加深了对我市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了解，并对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给予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
二、探索人民调解“四化”建设
为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更好的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我局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模式、新方法。我局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平湖市人民调解现状，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四化”建议，从制度层面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组织网络化。建立起镇（街道）司法所、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小组和调解信息员四级预防调解组织体系。延伸调解组织领域，建立民营企业调委会、渔场调委会、等区域性、行业性调委会，扩大人民调解组织覆盖面。今年，还在全市十家新居民事务所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人员专职化。4月，在林埭镇率先进行调解干部专职化试点，待取得成效和经验后面向全市推广实施。专职人民调解员每村（社区）设一名，由司法所管理，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三是薪金制度化。专职人民调解员实行岗位津贴制，每月按时发放，资金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解决。人员专职化和薪金制度化进一步增强了工作责任感，调动了基层调解员的积极性。四是工作规范化。通过镇（街道）、村（社区）、组三级联动，完善了三级人民调解程序。对镇（街道）、村（社区）的调解室的设立、调解工作流程进行了统一，健全完善调解工作制度。向各村、社区统一印发了人民调解格式文书，使得案卷归档更加规范。
20*年，我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参与矛盾纠纷大排查393次，参与严打整治及专项治理活动3*次，共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1件8人，防止群体性械斗2件85人次，防止群体性上访23件1*4人。我市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纠纷1227件，调解成功1216件，调解成功率达99%。
三、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一年多来，我市积极探索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矫正措施和工作方法日趋丰富和规范，围绕“四化”，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市实际的新路子，得到了省厅和嘉兴市矫正委员会、市局领导的肯定。一是队伍规范化。加强以司法所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和社区矫正管理网络建设，进一步健全市、镇（街道）和村（居）的三级社区矫正组织体系和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助服务工作网络。基层司法所队伍和和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社区矫正专职工作队伍建设上成效显著，21名专职社工工作主动，作用明显。二是工作制度化。建立起“司法行政为主、职能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注重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4月，我局成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科，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更加专业化、制度化。今年，我局与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衔接、管理、期满解矫”等方面相互配合作了具体规定。各矫正办探索出社工管理、工作考评、矫正帮教对接、矫正档案管理等工作管理机制。三是管理人性化。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开展人性化管理。在个别谈话、公益劳动、集体教育等日常管理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教育为主”的工作原则。矫正办帮困解难，帮助和关怀矫正对象。重视心理矫治，建立“心理诊所”。注重培养矫正对象社会责任感，为其回报社会提供机会。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还总结出“五访三谈”、“九字经”等人性化管理方法，为进一步深化此项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四是考评科学化。强化监督考核，通过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辖区民警等对矫正对象基本情况进行评议，将评议结果存入矫正对象档案。出台了《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办法》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考评办法》，对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加以规范，保障考评科学化。
目前，平湖市共有监外服刑的社区矫正对象264人，并已经有116名矫正对象顺利解矫，重新回归社会，无一人重新犯罪。20*年12月，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平湖市召开，平湖工作得到了省厅领导和与会同志的高度肯定。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0*年是实施“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第一年，我局突出抓好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工作，推进我市“五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一是法律七进精品化。全面推动法律七进，同时有所侧重，力求一镇一品、一进一品。根据各镇、街道法制教育环境的基础和特点，为每一镇、街道都重点分配一项活动，要求在保证完成法律七进工作的同时，高标准完成重点项目。针对法律七进各宣传目标的特点，我局与各相关部门分别制定实施意见，前阶段，我局与相关局办共同制定了“法律进学校”、“法律进乡村”实施方案，并与各镇、街道协调开展“法律进企业”工作。以“法律进家庭”为载体加强闲散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工作。二是基层民主法治上新台阶。做好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进行考核命名，今年共有14个村、8个社区被命名为第二批三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着力抓好全市民主法治村（社区）的创建工作，认真总结黄姑镇渡船桥村五星级民主法治村的创建经验，开展民主法治村绩效考核机制的探索。对全市调解干部进行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辅导讲座。对全市三星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进行督查。今年，当湖街道如意社区被命名为五星级“民主法治社区”。全市有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面分别达到了100%和96%，三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达标面分别为98%和77%，民主法治村（社区）总达标率为92％。
五、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规模
我局始终以“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弱势群众解愁，为工作分流”为指导思想，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司法行政服务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来抓。一是为领导决策服务。在接待人民群众来访、来信、来电咨询时，涉及重大、紧急事项立即向领导汇报。对法律咨询的人员、内容进行分析与预测，编制专报上报，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二是为减压服务。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积极参与市领导接待日，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办理交办案件，避免了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在处置劳资纠纷等突发性、中，发挥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今年以来，市法律援助中心已受理17件群体性纠纷案，受援人达661人。如曹桥街道水污染案件及平湖紫云服饰的劳动工资案件等。三是为弱势群体服务。通过法律咨询、诉讼援助等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为讨薪农民工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对欠薪争议案件的处理。共办理涉及农民工援助案件中140件，占援助案件总数的38.4％。四是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网络，在所有的镇、街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组建村、社区联络员队伍。各工作站利用非诉讼调解的方式解决农村地区纠纷，目前，已办理非诉讼案件73件，占法律援助案件的21％。
今年，平湖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援助诉讼案件365件，其中刑事援助案件64件，民事援助案件3*件，比去年提高了21.3％，作到日办一案。共接待群众来访、来信、来电咨询38*人次。
六、规范法律服务行业管理
深化“法律服务质量年”活动，提高法律服务质量，认真开展“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
一是扩大律师法律服务成果。每季召律师所主任会议，律师法律服务工作总结、部署并传达有关精神。继续巩固和发挥查卷、听庭、询访等方法及作用，开展律协联络组、律师进社区等工作，在东港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业务电子化管理，天卓律师事务所建立嘉兴市律协律师文化建设的联系点。探索律师促进社会和谐新模式、新要求，开展律师服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9月，召开律师论和谐交流会，26名律师提交文章进行交流，经专题评选后编印成书。二是规范法律服务所建设。针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切实加以整改，分阶段进行规范建设活动。针对个别所合伙人分散，服务所统一收案、收费、归档难度大的情况，招聘内勤人员，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执行“三统一”制度；针对以往诉讼案件卷内无词、无庭审笔录、无结案报告的“三无”问题，各所统一思想，规范案卷管理，使“三无”成为历史；针对归档不及时的问题，采取归档后再提成工资的办法，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及时归档；针对潜在办案风险，制定更加具体的办案程序，如建立当事人证据材料交接手续、制作受理前与当事人谈话笔录、完善代签法律文书送达回执等，从程序上堵住漏洞。
七、推动内部管理标准化建设
法律援助案卷整理标准篇10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