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1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类型；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04-07 收稿日期：2009-02-17
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极不相称的状况。而且“走出去”的质量也不高。只是近年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开始出现迅速增长。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和选择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情况，在检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类型，并指出与现有研究的不同。
一、文献简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替代)，也可能增加贸易(互补)。
mundell(1957)根据H-o-S定理提出替代模型，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则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Belderbos等(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等(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Lipsey等(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agarwal等人(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正相关。pfaffermayr(1996)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和双向的因果关系；Blomstrom等(199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1982年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投资与贸易互补的效应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eaton等(1996)使用美国和日本1985-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相关关系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相互关系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是市场导向型的。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直接投资(即存量)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基于协整分析的研究认为。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动因。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不同企业在不同的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是不同的。邓宁(1993)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王元龙(1996)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细分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分散风险、技术导向、追求优惠政策、环境污染转移和全球战略等九个类型。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尚不明确，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1)寻找低成本型，实际上遵从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比重很小；(2)扩大市场型，是以绕开市场壁垒为目的的投资，但其结果不确定，因为出口优势未必转化成投资优势；(3)寻求资源型，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4)利益驱动型，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许多这类投资效果都不佳。邱立成等(2008)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分析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从流向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为66亿美元，占24.9％；商务服务业为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为40.7亿美元，占15.4％；流入采矿业40.6亿美元，占15.3％：制造业为21.3亿美元，占8％，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业为16.7亿美元，占6.3％。这6个行业流向已经占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1.1％。
从长期看，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一共占去了总存量的88.3％。其中，商务服务业占25.9％；批发和零售业占17.2％；金融业占14.2％；采矿业占12.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10.2％；制造业占8.1％。
对比王跃生总结的动因类型和投资公报上所显示数据，可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一些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根据这些特点建立本文的实证模型。
其一，无论从当期流量还是存量的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仅仅占了很小部分(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导向或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很小。这一部分投资应是建立在成本和竞争力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推测，国内工业制成品的RCa指数对oFDi的影响可能
是显著的。
其二，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存量中比例较大且流出速度在加快，从近几年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及其它矿业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收购案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对采矿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特点，反映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就是中国每年的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水平。
其三，商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的总存量中占去了43.1％，比例相当大，而且还有加快的趋势。此类投资是为出(进)口贸易服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作用会非常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比较显著，至少对出口是这样；反过来，出口的发展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其四，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投资和收益的价值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量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在投资的成本当中。
其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也会越多，所以GDp对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有正的影响。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在海外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考虑到中国这类投资大都效果不佳，其优势寻求与国内补偿的效果也不明确，故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未必明确。
其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有所体现以及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联系，尚不能直接看出来，但在下面的实证中将进行检验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类型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贸易促进型”和“资源导向型”：而“扩大市场(绕过贸易壁垒)型”和“综合利益驱动型”的投资不能直接体现；“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不应该是主要动因。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实证方面，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FDi)、年平均汇率(exch)、中国的年出口总额(expo)、能源年需求总量(energy)、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将样本设定在1982～2007年间。其中，o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exch、expo和GDp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energy的数据是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获取；RCa值是根据wto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此外，本文还要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倾向以及是否受到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故又增加了以下经济变量：中国每年所遭遇的反倾销次数(antid)，数据来源于wto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eFw)，数据来自于theFraserinstitute。由于数据统计的缺乏，这两个指标只有1995～2007年间的数据可用。
(二)实证模型一：exch、expo、energy、GDp和RCa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单位根检验。为便于分析，在检验的过程中对原序列取对数。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inofdi、inexpo、inexch、inenergy、lnGDp和RC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d(inGDp)在5％显著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6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几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那么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协整检验方法，根据aiC和SC法则，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得出的结果都表明，上述几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即inofdi与inenergy、inexpo、inexch、lnGDp和RCa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其中的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可以设定协整方程为：
方程(1)中，inenergy、inexpo和inexch的系数符号同我们前面讨论时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显著的；inGDp和inRCa对inofdi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这和我们分析投资公报数据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是“促进贸易型”和“资源获取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方程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存在描述受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还受到解释变量短期波动以及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滞后项。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a1为调整系数，a2等分别是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系数，c1为白噪声扰动项。若a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短期偏差调整机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对外投资的短期变化有显著影响。
方程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ecm和hlnexpo的系数是显著的。ecm的系数为负说明当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会自动趋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面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已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但一个变量的滞后期是否对其它变量有影响，仍需再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所以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3个滞后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能源需求、汇率以及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汇率变动、GDp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中国oFDi的变化也是制造业RCa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实证模型二：中国经济制度和遭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为了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其它影响因素，进一步考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首先，关于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
论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增加使得本来出口的企业为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遭遇的关税壁垒下降了，但是诸如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可能动因是：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而选择到目标市场国或相邻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从中国投资公报体现的数据可以知道，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4位国家(地区)中有3个属于前述地区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第5)、德国(第13)和美国(第16)，总额也只有10亿美元(相当于流向香港地区1／13)，占的比重很小。从存量上分析，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地区也只有36亿美元，仅相当于流向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1／20；而且，这些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分散，金融等服务类行业占了不小的比例，制造业的份额较小。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流向欧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只有22.5％(2007年的流量中更是仅占6.5％)；而流向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2007年的流量上看相对比例大一点，占到53.3％，但是存量上就只有24.5％。这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真正为了规避贸易壁垒的并不多。由此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关系不大。
其次，关于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大量文献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私人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更高，因为制度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稳定的制度框架是投资所需要的。我们采用反映制度质量标准的经济自由指数(eFw)来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企，不少大型国企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即使相当时间内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仍然会进行投资，这和经济自由度提升所要求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经济自由度可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显。
这里我们分别选取中国近年来每年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次数(antid)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eFw)作为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贸易壁垒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变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用对数形式。
同实证模型一相似，我们也检验了antid和eFw的序列稳定性，结果为这两个变量也是差分稳定的，回归方程中采用差分形式，以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由回归方程3可知，d(antid)和d(eFw)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它们的联合F检验也不显著，可以认为，antid和eFw的变化不能引起lnofdi的变化。虽然数据不够充足，但我们也能从某方面来印证上述的推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以绕开贸易壁垒为目的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对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能源的需求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能源需求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量依靠进口。而要想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第二，出口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关系显著为正，这和很多文献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型”的结论不同。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服务业占去了43.1％，而且还有速度加快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出口额越大，对这类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
第三，出口、能源需求、人民币汇率、GDp、制造业RCa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使短期内有所偏离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恢复到均衡状态。相对而言，汇率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而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
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不仅同期变动而且滞后变动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
第五，从综合利益来考虑，中国GDp增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类投资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虽然目前这类投资的效果都不佳，甚至亏损严重，但追求投资收益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中国此类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加。
第六。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国内的企业真正做到跨国生产和销售的还很少。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想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大市场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其二，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继续扩大，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中国投资的主要资源区域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但是这些区域的很多采油行业都被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能源集团巨头掌控，在选择直接投资和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周全考虑对这些巨头的一些下属分公司实施的并购和股权收购。
其三，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就觉得万事大吉，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从而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目前从“走出去”的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佳，以绕过贸易壁垒和实现跨国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贸易类投资占的比例过大。
其四。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显示，2007年末对外直接的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为71％，是绝对的主力军。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大量的国企资金流向海外的行为就必须要处于有关当局的监控之下，并将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无畏”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谨小慎微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出这样的警示。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陈石清2006，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实证比较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1).
邓宁1993，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J]国际贸易问题(10)，邱立成，王风丽200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6).
王英2006刘思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综述[J].对外经贸实务(12).
王元龙，1996，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实质评析[J]国际金融研究(2).
王跃生2007FDi理论与我国对外投资的基础[J]，南方金融(8).
项本武，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J]统计与决策(12).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24）。
作者简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宋平(1987-)，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inward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两个方面，分别涉及外资的流入与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大大滞后于引进外资的步伐，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在综合国力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速发展，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达到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对外开放与经贸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证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与此相反，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不存在确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美国和日本居多。从研究结论看，主要有3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但以验证互补效应的居多。在国内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运用零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对出口则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认为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指出二者为互补关系，虽然后者认为这一作用的程度极小。项本武（2009）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我国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但二者对短期的效应持不同观点。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就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中国的情况加以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上，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以及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而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图1~图3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加的途径。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产建设时，一般需要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从母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出口形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装配行业这一效应更为明显。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对出口形成促进作用：以扩大和开辟海外市场、以为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开采所需设备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并且随着母国进口开采出的资源，该国此类资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母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图1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无论是为规避贸易壁垒或将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相对饱和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进行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为降低生产与运输成本进行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将直接在当地销售或转销到其他国家，从而替代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其次，东道国企业利用技术扩散与模仿大量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甚至进行出口，进一步减少了母国的出口。此外，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当地采购也会替代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图2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
与出口的情况相类似，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也有两方面：在进口促进作用方面，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开发国外资源、保证母国供给为目的，会增加母国资源类产品的进口；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后，有可能将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以满足国内需求；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可能通过公司内贸易等形式销售给母国。在进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业认为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比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这种投资就会减少母国原材料的进口；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导向型投资代替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获取技术，就有可能减少母国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图3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促进与替代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直观分析
基于上述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加以直观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外贸服务，劳务工程承包也是当时的主营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国企以获取能源和资源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目的比较单纯，经营方式相对简单。2000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复杂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等投资动机都存在，但仍以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分布看，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包括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这6个行业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④
由于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为商品贸易提供便利的服务类投资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超过50%，可以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应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此外，采矿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占有较大份额，2010年末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4.1%，⑤这也会对出口和进口产生双向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产业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多种动机的对外投资也占一定比重，这些投资会同时影响到出口和进口，产生正向和反向的贸易效应。因此，难以从理论上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总体影响做出确切判断，下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和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笔者应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过程实现的。
为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异常项对平稳性的影响，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其中，ofdi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exp为出口额。νit=αi+εit，εit～iid.(0,σ2ε)；αi为个体的异质性，它表示我国对各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属于非时序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变量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任意给定的i∈［1,n］，模型自回归系数γ(k)和回归系数β(k)i是不变的，即对所有的个体来说γ(k)都是一样的。
方程（1）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方程（2）考察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上2个方程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中每个方程都是一个动态面板，需要对其进行差分估计。由于方程存在内生变量，要用到工具变量，先直接对每个方程进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检验单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然后根据Gmm估计结果，对上述模型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imp为我国的进口额，其他变量的解释同上。方程（3）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方程（4）考察进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口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出口模型相同。
（二）样本数据及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特点，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依地理分布和投资额划分的方法，选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区的105个样本国家（地区）进行研究。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国对上述105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数据取自199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4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6.1，结果见表1。
对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4种检验方法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单位根，可见对外直接投资
表1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lnofdi统计量p值结论lnexp统计量p值结论lnimp统计量p值结论LLC-18.36120.0000平稳-4.169340.0000平稳-9.639560.0000平稳ipS-13.7620.0000平稳-14.17930.0000平稳-7.212420.0000平稳Fisher-aDF515.5720.0000平稳456.4800.0000平稳385.1030.0000平稳Fisher-pp596.9120.0000平稳521.7710.0000平稳441.8890.0000平稳
和出口、进口变量都是稳定的，因此，无需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即可直接就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笔者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确定最佳滞后期，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
笔者分别对方程（1）、（2）进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在估计中利用stata11.0软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滞后期为2，因此可以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即选取D.lnexpit－2作为D.lnexpit－1的工具变量，选取D.lnofdiit－2，作为D.lnofdiit－1的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见，lnofdi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7，p值为0.015，其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28，p值为0.040，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是，lnofdi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的系数都很小，说明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笔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假设H0：βi(k)=0，i∈［1,p］，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备择假设H1：βi(k)≠0(i,k)，即模型中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显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数在5%水平下均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lnofdi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2中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可见，lnex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15，p值为0.015，lnex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1，p值为0.034，在5%的统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所以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2.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
分别对方程（3）、（4）进行Gmm估计。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对方程（3）的估计结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数为0.112，p值为0.035，lnofdiit-2的系数为0.045，p值为0.011，在5%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促进效应。由于lnofdi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系数均显著，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备择假设，即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3中对方程（4）的估计结果看出，lnim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52，p值为0.035，在5%水平下显著；lnim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64，p值为0.006，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进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即进口额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上文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总体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替代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程度较小。
由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这说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资源导向型投资促进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而将其他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考虑进来，投资与进口贸易总体上也呈现互补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对出口和进口均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开拓和资源引进等为主要目的的现实密切相关。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还相对较小，对贸易（特别是出口）产生的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如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应当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通过跨国生产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获得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取一些高新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不断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我国还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改善投资质量。以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资于初级加工业，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资于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因此这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另外，可以增加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获取的先进技术制造深加工产品并出口，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出口的效益。
①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包括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②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7月。
③根据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而后又创造了母国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
④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同④。
⑥Hurlin和Venet在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思想的基础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数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并在2004年进一步提出固定系数异质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
⑦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变量法的基础上给出了差分的广义矩估计法，该方法采用t-2期前的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因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致且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64-70．
王英，刘思峰．200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一个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36-41．
项本武．200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J］．财贸经济（4）：77-82．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23-27．
HURLinC,VenetB.2001.Grangercausalitytestsinpaneldatamodelswithfixedcoefficients［Z］.UniversityofparisDauphine:workingpapereurisco2001-09.
KoJimaK.1978.Directforeigninvestment:Japanesemodelversusamericanmodel［C］//KojimaK,ed.,DirectForeigninvestment:aJapanesemodelofmultinationalBusinessoperations.newYork:praegerpublishers:83-102.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47(3):321-335.
(编校：薛平)
ananalysisoftheeffectsofoFDionChina’sForeigntrade
HUZhao-ling1,2,SonGping2
(1.Centerfortransnationals’Studies,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2.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3
3月17日，邓宁教授在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投资促进论坛上发表演讲，重点阐述了在全球化和发展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各国外资政策提出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刊特别约请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冼国明教授和葛顺奇博士对邓宁教授的演讲进行了整理，并经邓宁教授同意，在本刊公开发表。
21世纪初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
以市场扩张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系统的调节。全球化特别强调跨国界的人类、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相互联系特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特征在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会导致不稳定并造成人际关系和公司关系的紧张。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经济与政治动荡的世界，这主要是由于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变化、不稳定和复杂。这是和与日俱增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以知识和技术立国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地球的未来也依赖新知识技术的发展。我们人类身心的发展也和知识技术发展息息相关。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压力的世界里，全球化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趋同与分歧、集中与分散、合作与竞争、统一与差异、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相生相依的，就像当今的世界，竞争与合作并存。
由于世界的复杂性，现在人们对发展目标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人类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局限于简单地对人均GDp进行计算，人们更多地讨论价值、权力和责任，讨论文化自由的理念，更多地在道德层面来评价什么才是可以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发展观。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会包括安全与和谐等。
未来发展速度的加快，合作关系依赖于网络和联盟的发展，这种网络不仅存在于公司内部，还存在于公司之间、公司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人们越来越重视制度化以及制定发展战略，这些都严重依赖各网络组成部分的相互信赖与支持，当然，竞争也同时在加剧。
当代的全球化主要涉及的是一种联系，即人与人间的联系、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联系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新的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但是它也可以被用于从事有益的事业或进行有危害性的活动，恐怖主义者也可以利用全球化实现他们的目的。
尽管反全球化的呼声仍然很高，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全球化在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它提高了生活水平，扩大了就业，为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增进了个体的文化自由。它能协调各种机构，给各群体和文化带来不同的影响。当然，政府不但在全球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掌控全球化影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与此同时，一些与全球化利益相关的个人和群体也积极活动，以期减轻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用一个多维的方法来评价全球化的起因和影响。
经济和社会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随时在变化，这是一种学习型的概念。这种发展观主要讨论人类环境与物质环境的结构转型。就像中国近二十年来，无论是人民身心变化还是物质环境的变化都非常巨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它的性质和实现途径如何，这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所定义的发展指标不仅是人均GDp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教育的进步，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包含生活变量特性的指标。
人类目前生活在复杂的世界中，比我们先人生活的环境要复杂得多，发展中国家各个成员对其本身文化身份的认可和实现社会愿望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获得各界的重视。各个地区拥有和参与决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建立共识、发展公众与社区及私人的合作关系、发展目标的一致性、连贯性和发展的优先次序等问题也越来越重要。
外国直接投资和政策制定
我认为在全球化、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互动作用。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的认识以及外资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全球化和发展的维度。
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带来了有价值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企业有机会进入国外市场，并为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经验。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占全球总量的份额还很小，但增长较快，并且其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速度。例如，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存量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18.5%上升到2003年的43.6%。同期，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增加了6.9倍，流入存量增加了2.0倍。
人类的发展依靠知识的进步。跨国公司是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其创新能力占全球创新能力的75%。外国直接投资使知识和信息得以跨国境传播，使更广泛的人群获益。能够最有效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创新能力的国家，肯定拥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最好的物质条件。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并正在努力，以期在不远的将来，也能成为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国家。
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许多东道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职能正在增加。例如，2002年，在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所承担的研发活动占总量的21%。
现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地化和全球化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新词――即全球当地化（glocolization）。跨国公司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活动的一体化，同时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现在，当地化对于跨国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东道国要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全部收益，需要充分发挥本国企业的作用，同时，政府实行有效的经济政策也非常重要。在外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应当对如下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
第一是总体和宏观的概念。
为了实现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应当成为国家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管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本国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对于吸引具体的外资项目并不重要。投资者不会仅仅因为某个东道国制定了某种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就增加投资，而是更注重投资环境，如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教育、基础设施、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当地生产者的竞争、市场结构、法律体系等，然后参考具体的和该项投资有直接关联的政策，最终的决策是投资者在权衡投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投资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影响投资的变量也很多，宏观层面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不可能将这些因素都面面俱到地加以考虑，细节则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二是注重效果。
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方式、跨国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可能给本国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影响，以及采取何种适宜的措施来鼓励或抑制新的投资。在21世纪初，各国主要关注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例如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建设和企业家精神等。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本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国内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的发展。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当地资源和能力，对本国关键部门保持完全的拥有权。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却不能对中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是适时的结构转型。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是动态的、灵活的、适度的，以确保外资政策以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有效的、可被社会接受的、恰当的顺序进行结构转型。
第四是强调知识与能力建设。
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福利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必须以寻求、培育和提高这种知识创新能力为目的，必须致力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当然，除了外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合资企业等外国投资方式，还可以利用其他许多途径来达到寻求知识的增长、获得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的目的，东道国应该从中确定最佳的途径。
第五，促进关联。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促进外国投资者和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和关联。外资企业建立自身网络的需要正在与日俱增。
第六，关注利益相关者。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包括民间团体在内的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这是因为，当前对待全球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并不统一，有支持也有反对，这些都会对经济活动的模式、速度和发展形势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和综合平衡。
各国的发展目标不同，但是把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政策，以及提升本国竞争力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中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同时致力于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这值得大加赞扬，因为无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还是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投资，都是提升本国竞争力、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在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时，需要同时兼顾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第八，本地化的作用和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受一些非直接影响投资的辅因素的影响，例如当地企业的经济实力、社会和文化倾向等。
第九，明确针对性。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特别是激励政策，要针对特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并尽可能做到公平、透明，以更有效地吸引特定的投资和企业。
第十，对机构的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了解外国投资者不断变换投资场所的要求，并且充分认识到，东道国为了培育国内企业家精神、增强个人和企业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所提供的激励措施和法律环境的重要性。
第十一，提高竞争力。
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区位选择，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希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外资政策制定者必须关注和参考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竞争国家的外资政策和相关政策。政府和投资促进机构应该致力于发现和推销本国的区位优势。如何使中国的区位对某类投资来说比其他地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呢（也许印度也要吸引同类的外国直接投资）？首先就要发现本国的优势，然后通过参考潜在竞争国家的政策，制定本国政策，从而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以实现本国的发展目标，帮助本国企业扩展海外市场。
总结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的利益，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外国直接投资不是解决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发展路径应与新加坡、荷兰这样的小国不同。小国的外资产值可能会占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的70-80%，而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其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5-20%，美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存量占其总资本存量的30%，而瑞士则达到了70%。中国应该遵循美国的发展道路，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无论流入与流出，都是十分成功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对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美国富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参与了全球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为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但美国坚持认为，本土企业才是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贡献者。所以每个国家都要努力提升本土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对其关键部门保持全部所有权。另外，还要根据本国的愿望，保护和提升本国的文化认同和信仰体系。
政策制定者应该学习其他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但也不能完全受这些经验的束缚，而是要借鉴这些经验，根据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已知的作用，人类价值观念的变化，本国自身的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战略的特点，制定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在其现行体制下应是可以执行和操作的。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2007年9月14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是三个部门首次共同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我国投资主体的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综合统计数据五个部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阐述。概况部分主要揭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位置。公报显示：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83.3%，金融类35.3亿美元，占16.7%；截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
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其中雇用外方人员26.8万人。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9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由此可见，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企业开始大量走出国门。海外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于海外投资，我国现在仅仅是通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以及一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指资本输出国同资本输入国间所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来予以保障，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与之配套的国内法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显然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保护是极不充分的，对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存在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如何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我们国家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必须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的，国际法保护和国内法保护相结合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指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这种制度是美国于1948年首创的，是投资者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自从1948年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来，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一批主要的资本输出国都纷纷效仿美国建立起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商业性的保险制度，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质，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保险政治风险的制度，与一般的民间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海外投资保险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承保的，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的性质，其承保的对象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其次，海外投资保险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营利，而是在于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对外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国推行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
再次，与一般民间保险不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主要的意义不在于事后的补偿而是在事前的防患于未然。
最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经常与政府间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直接联系，互为补充、相互为用。国家在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时普遍对代位求偿权做了规定，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后，取得代位权，有权向东道国要求赔偿。正因如此，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投资保护的重要法制之一。
二、海外投资保险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
根据2006年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2年至2006年五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增势强劲，年均增速高达60%。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的国家（地区）分布看，2006年底，我国的近万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特点看：
1、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五成为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行业分布广泛，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占比重较大；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2、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比上年增加9个；行业分布比较全面，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90%的我国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其中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
可见，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不论是从投资地域、投资方式、还是投资的行业，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投资发展中的严重障碍。要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
自1992年至2007年9月，我国已经与10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一旦投资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及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的政治风险遭受损失，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际上对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我国的海外投资无法在本国就政治风险获得担保，因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一旦在东道国中遭遇政治风险，将不可能在本国获得赔偿，当然，由于我国政府没有对投资者进行赔偿，也就不可能以投资者的名义行使相应的代位求偿权，致使一些协定中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规定在实践中因难以执行而流于形式。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
我国已加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2003财政年度要点的统计数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从1990年到2003年共签发了656笔保险，总保险金额为1242.8百万美元，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总收入为276.9百万美元。由此可见，该机构平均每年只签发了约47笔保险，其平均保险费率约为2.2%。然而，到2003年7月，该公约已有163个成员国，其中141个成员国为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数据足以表明，该机构每年签订保险合同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海外投资者保护其海外投资安全的需要，究其原因，其保险费用较高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往往较小，投资者的实力有限，对于他们而言，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险费用显然是其投保的一大障碍。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只是起到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通常只有当其在本国无法投保时，才选择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
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法律保障，维护海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情和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具有中国特色，但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总体性质基于上述目的而不能脱离它所具有的世界共性。
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与一般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一致，即具有国家保证的官方性质和国际政治性质。明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这种性质，不仅有利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世界各国同类法律制度及我国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规定协调一致，充分预防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发生，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维护我国在东道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直接保护我国在东道国的国有资产的投资。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3.
2、谷祖莎.借鉴国际经验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J].商业研究,2000(9).
3、何伟文.中国海外投资现状调查[n].中国国门时报,2004-03-10.
4、朱颖俐.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3).
5、吴智,刘程.“走出去”战略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J].湖南社会科学,2004(3).
6、刘亚军.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J].宁夏社会科学,2006(5).
7、王韧农.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4).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88-02
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大型企业一样，中小企业投资时也面临着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等系统风险。由于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中小企业投资承担着较大型企业更大的风险。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是中小企业的大海，在全部4021万个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中，中小企业约占3980万个，占99.2%，数量之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小企业以它机制灵活、相对技术、相对区位等优势越来越活跃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舞台上。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海外投资企业已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境外企业（中资类金融企业除外）7470家，协议投资总额150多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113.27亿美元。在7000多家的海外投资企业中，投资规模在300万以下的中小企业占了将近60%的比重，它们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会直接影响到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现。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类型及原因
（一）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有多种分类方法，如按风险发生的原因、风险发生的对象、风险能否投保等标准进行划分。按照风险发生的原因为基准分类，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主要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社会风险、治安风险、市场风险等。
（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原因
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产生原因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与企业自身有关，外部原因来自东道国、母国或整个国际环境。
1、内部原因
中小企业规模较小，可控资源数量有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种资源的限制降低了中小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使它们在与同行业大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1）资金短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但中小企业吸引外部金融机构的投资或借款比较困难。
（2）管理资源匮乏。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决策过程，有许多偶然事件发生并需要及时处理，使中小企业十分有限的资源管理显得不足。
（3）缺乏国际经验。缺乏国际经验是大部分国内企业在进行国际化所具有的通病。这类问题包括选择不适当的投资场所或合作伙伴，生产不适当的产品，忽略有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等。
（4）追求短期目标。由于自身规模较小，对外直接投资所占资源的比重要比大企业多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所以它们总是希望尽快收回投资，很少考虑这是扩展自身规模的必要过程。
2、外部原因
与大公司相比，中小公司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有的来自母国干预，有的来自动荡的国际局势，更多的来自东道国限制。
（1）利率的升降。利率受国家宏观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及市场行情等因素的影响，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升或降，引起投资企业的收益波动起伏。
（2）被投资方因素。企业将自己的资金、资产等投资于被投资企业，希望获得较好的收益，但由于被投资方经营管理不善而出现经营性亏损，或无法按期向投资企业支付红利或偿还本息，势必给投资企业带来风险，造成经济损失。
（3）东道国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行为的控制。大多数国家，外国投资者要建立新投资项目或并购本地厂商，须得到批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还建立了系统筛选外国投资的程序，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规范和指导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
（4）东道国客观因素的制约。基础设施落后。交通设施不完善，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银行及金融机构效率低下，没有安全的法律保障等。政治风险。这里的政治风险是各种政治力量使一个国家商务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影响具体企业的利润及其他目标的实现。特别是那些缺乏国际经验的中小跨国企业，由于不能对政治风险进行正确评估和预测，它们无法把握政治风险中存在的商务良机，却往往成为风险中最无力的受害者。
三、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应对策略
（一）建立企业融资风险管理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渠道和金融工具，降低融资风险。尽量在东道国融资，尤其是境外企业所需短期流动资金，应尽可能争取在东道国当地解决。当地融资，当地使用，当地偿付本息，使用同一币种，可以回避汇率变动的影响。跨国企业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界所提供的各种创新工具，对境外融资风险进行积极的防范。利用远期外汇或外汇期货交易；利用互换交易，包括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通过互换交易增强跨国企业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国际项目融资是一种有限追索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贷款抵押物仅限于项目本身的资产，因而能减少项目举办国政府的直接债务或担保义务，降低筹资风险。因此，应该尽快推广运用这种国际融资方式。
（二）建立完备的监管组织体系
一方面针对目前管理混乱的局面，建议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海外投资机构总部可以设在国内，在其他国家依托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设立相应的分支机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可以集规划、立项、审批、协调、管理、咨询、服务于一体。另一方面建立海外投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建立单独的审计与绩效评估机构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审批和审计职能分开，以利于相互制约；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很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监督。
（三）进一步加强监管制度建设
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制建设，应尽快制定一部保护、鼓励和管理海外直接投资的综合性基本法即《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法》。该法应明确规范政府部门对各类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权限以及投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应表明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基本态度和应采取的激励或限制性措施。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中，要做到实施的可行性与实际需要相结合。比如当务之急应确定对外直接投资具体的量化审批标准，如可以拟订企业综合评价表，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衡量企业所得分数，规定超过一定分数的企业才可以投资某一项目，对大宗海外投资项目应限定一些必要条件。
（四）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
世界银行集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非洲和朝鲜的投资，但企业在国内获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和使用外汇的审批还需经过繁杂的行政程序。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如商业策略、融资渠道、品牌发展、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问题。各级政府应针对中国企业的切实困难，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包括政策咨询、商机、规划立项、项目审批、协调运作、融资扶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的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帮助。
（五）培育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体系
有人戏称中国企业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某些产业甚至是分散的“自耕农”时期。依照投资额计算，在全部对外投资中，初级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占主要地位，贸易型投资比例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尚未成为主要的投资，反映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层次水平低，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还比较弱。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要给予大力倾斜和扶持，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培育龙头企业，形成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体系，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六）构建投资有效性的策略体系
结合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状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加强投资有效性的策略选择。在投资区位的战略选择上，应尽快突破目前过于集中的格局，逐步实现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分布格局，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和国际资源的多渠道利用。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林木西,张菁.后金融危机时期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1.(6).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6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03-02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200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截至到2006年年底，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6亿美元（见图1）。
图1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200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字计算并绘制
1.2投资区域分布集中于亚太和拉美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两年的情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广泛,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分布虽然广泛,但是呈现明显的集中倾向,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见表1）。近两年,90%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了总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
1.3投资方式和领域不断扩展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已从初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直接投资建厂向资源开发投资、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国际通行的形式发展，其中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目前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其中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2.1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不平衡,导致贸易摩擦增加
2007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为783.3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187.2亿美元,流出与流入比值为1∶4.18。这样大幅度的流出与流入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经济有积极影响,但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与连续多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使我国对外贸易形成“双顺差”的格局,对外造成贸易摩擦增加。
2.2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许多产品的制造业都处在成熟期,有的甚至呈现衰退迹象,比如纺织品和制鞋,劳动力资源已经缺乏明显优势,此时将它们转移到东南亚等较不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就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因此应逐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时更多地选择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对外投资,以期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2.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比如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本来不多的境外直接投资如此集中在少数地区，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
理想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应根据投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以转移核心竞争力和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应流向缺乏该种竞争力和市场空间较大的地区,比如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3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3.1正确选择投资的地区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这是因为首先东盟十国与中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中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其次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最后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另外，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但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因此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再者，非洲也是较好的投资选择地区，我国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3.2正确选择投资的方法
采取正确的投资方式是一个国家的跨国投资活动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对于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这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成熟阶段，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因为其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3.3政府积极发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
（1）调整针对不同省市特点的投资管理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各省市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不平衡，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省在对外投资方面位居首位。东部省市的优势地位显著，发展潜力较大，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大力引资和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适当倾斜，以有效地发挥东、西部地区的不同优势，促进经济大发展。鼓励和支持东部和其它具备对外投资优势的省市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海外投资，充分发挥其在“走出去”战略中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引进来”的进展，扶持地方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和优质产品的成长，提升这些省市的经济实力，这也是海外投资的必要准备。
（2）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要兼顾培育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产业，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同时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中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强劳动密集型成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快边际产业向国外转移。这样做既可以转移国内部分产品的过剩供给、提高这些成熟产业的利润率，同时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能源安全框架下发展资源开发类产业。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铜矿等工业生产资源的主要需求者，而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一趋势都不会改变。因此，国家指导和支持资源开发类企业在海外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将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积极培育高新技术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带动力量。国家应加强对国内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提高我国在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
（3）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
中小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不具备规模经济等特点，海外投资风险较大。政府应从改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入手，弥补现存劣势，推动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步伐。国家可以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以及加大对其海外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政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创造比较优势。同时，国家应进一步减少海外投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应构建以政府服务为基础、中介机构和企业充分参与的信息网络，为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对外投资的商机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孙娟,张坚.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浅析［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8,(1).
［2］宾建成.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5).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7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海外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发展速度极不相称,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不相适应。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发展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1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2007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截至到2006年年底，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6亿美元。
1.2投资区域分布集中于亚太和拉美
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两年的情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广泛,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分布虽然广泛,但是呈现明显的集中倾向,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流向目的地。近两年,90%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了总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
1.3投资方式和领域不断扩展
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已从初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直接投资建厂向资源开发投资、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国际通行的形式发展，其中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
目前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其中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
2.1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不平衡,导致贸易摩擦增加
2007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为783.3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187.2亿美元,流出与流入比值为1∶4.18。这样大幅度的流出与流入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经济有积极影响,但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与连续多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使我国对外贸易形成“双顺差”的格局,对外造成贸易摩擦增加。
2.2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许多产品的制造业都处在成熟期,有的甚至呈现衰退迹象,比如纺织品和制鞋,劳动力资源已经缺乏明显优势,此时将它们转移到东南亚等较不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就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比重却相对偏低，因此应逐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时更多地选择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对外投资,以期获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2.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单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比如2006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15%。以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近一半境外企业。本来不多的境外直接投资如此集中在少数地区，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
理想的对外投资区域分布应根据投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以转移核心竞争力和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应流向缺乏该种竞争力和市场空间较大的地区,比如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3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3.1正确选择投资的地区
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这是因为首先东盟十国与中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中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其次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最后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另外，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但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因此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再者，非洲也是较好的投资选择地区，我国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3.2正确选择投资的方法
采取正确的投资方式是一个国家的跨国投资活动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对于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这是因为这些产业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成熟阶段，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因为其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3.3政府积极发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
（1）调整针对不同省市特点的投资管理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各省市所处的投资发展阶段不平衡，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省在对外投资方面位居首位。东部省市的优势地位显著，发展潜力较大，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大力引资和对外投资的起步阶段。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适当倾斜，以有效地发挥东、西部地区的不同优势，促进经济大发展。鼓励和支持东部和其它具备对外投资优势的省市在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海外投资，充分发挥其在“走出去”战略中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引进来”的进展，扶持地方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和优质产品的成长，提升这些省市的经济实力，这也是海外投资的必要准备。
（2）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要兼顾培育和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产业，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同时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中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加强劳动密集型成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快边际产业向国外转移。这样做既可以转移国内部分产品的过剩供给、提高这些成熟产业的利润率，同时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能源安全框架下发展资源开发类产业。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铜矿等工业生产资源的主要需求者，而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这一趋势都不会改变。因此，国家指导和支持资源开发类企业在海外建立资源供应基地，将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积极培育高新技术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带动力量。国家应加强对国内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提高我国在这些行业的竞争能力。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9
【关键词】在华直接投资中美贸易失衡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速发展。1993年,中国第一次产生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62.76亿美元。自此之后,中美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诱因。而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因此,分析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寻求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1、美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美在华直接投资始于1980年,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改善,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1993年之前投资规模整体偏低,199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5.11亿美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利用外资中的政策障碍,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如表1所示,1993年美在华直接投资20.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3.72%。此后,直到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除1997年外,都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增加到54.24亿美元。2003―2007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不断下降。但自2008年,美在华直接投资额又开始上升,2009年,美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在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中,排名第五(前4位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
美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投资行业分布宽,重点在机械、冶金、化工等制造业,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投资的动机,美在华直接投资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自然资源导向型。这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在我国建立资源开发型企业,如石油、矿产等,所生产产品可由美国进口,也可以在中国当地市场销售,还可以由中国出口至其他国家。第二,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即当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某一种商品达到一定程度,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已经开辟到一定程度,在中国建立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对美国企业更为有利。第三,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型投资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大多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种种限制,而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则完全没有流动性。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是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第四,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营销网络,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加以实施。
2、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中美自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表2展示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情况。由表2可知,自1993年中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62.76亿美元以来,中美贸易顺差额除2001年较上年下降16.56亿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增长,顺差年增长率绝大部分超过15%,1997和2002年顺差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5.72%、52.09%。到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1710.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4%。
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1、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美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将产品部分返销而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当美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一般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部分返销到美国,从而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的,即美在华直接投资导致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持续增加。另外,根据中国商务部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比例达到了5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返销美国市场。
间接效应是指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其他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其一,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通过技术外溢、转移和吸收,中国相关企业可从中获益,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包括对美国的出口。其二,美在华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合资形式,合资经营可带动中国相关产业成长,增强其竞争力,扩大出口,尤其是对投资母国(美国)的出口。其三,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往往拥有比较完善的全球销售网络和渠道,而国内相关企业可利用其渠道扩大与国外相关企业的联系,创造贸易的机会,扩大出口,主要是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
从理论分析的全面性考虑,不得不提的是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减少中国对美出口的一面,即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后,就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交易,而只需在中国国内采购。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和零部件的供应大国,例如在原油、钢铁等生产投入品上,反而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因此,美在华直接投资引起的资源采购内部化是微乎其微的,从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降低中国向美出口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2、美在华直接投资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会使一部分原本由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变为在中国生产,然后在中国销售,即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此外,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除了制造业占据多数之外,近年来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来讲,如果他们没有进行对中国的投资,那么他们与中国客户的交易往来将被记入中美两国的国际贸易项下,算作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而当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其业务发生之后,算作中国的国内贸易,即将原本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化为中国本国国内的贸易,这样就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从分析的全面性考虑,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增加中国从美进口的一面。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促进了美国中间产品、技术的对华出口;美在华直接投资会带动其相关或配套的资本品、零部件及服务的对华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会增加约2.5美元。
3、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综上所述,美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样的一增一减,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这意味着美在华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针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的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正常发展,而从本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美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非常有必要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角度,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1、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中国现行的贸易差额是基于国境和居民来统计的,若基于所有权来进行统计,则可减少中美贸易顺差额。即将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收益以所有权形式统计,不再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所得,则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降低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的比重,2002年达到55.3%。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收益为外资企业所有,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华美资企业返销美国的收益却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
2、完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
美在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与中国现行的引资模式和外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亚太地区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是其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表现,而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中国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的优惠水平,逐渐降低直至取消超国民待遇,尤其是注意控制来自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3、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活动
积极倡导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完成原先在我国境内完成的生产加工环节和产品组装,这样可以减小中美贸易中占比巨大的加工贸易部分,有助于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另一方面,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创造一些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到美国市场投资,从而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部分转移,从而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
【参考文献】
[1]付强、朱竹颖: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2]陈艳林、方齐云:美国FDi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市场经纬,2007(2).
[3]胡丹青: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对外直接投资分类篇10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外商独资企业投资效应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进外资使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技术和产品种类、数量上有极大的提升。1997-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显著增长，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从成本角度讲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就会变成相对较昂贵的投资地。大量外资企业将从中国撤出寻找更为便宜的生产基地，尚未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会因为投资成本的上涨而放弃对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制造领域的投资，或者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领域。外资企业的撤出、以及降低对中国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制造业的影响力是长期的，投资不足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出口商品的种类还是出口商品数量，甚至在出口贸易方式上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东道国汇率频繁或剧烈的波动对于风险厌恶偏好的外国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ushman(1985)认为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取决于跨国公司产品的销售地。于津平许小雨（2011）的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在投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该区域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宣烨李思慧（2010）的研究表明：FDi地区间差距与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存在负相关关系。目前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多倾向于对本国产业的挤出挤入效应，本文立足于发展中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分析汇率变动导致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在出口商品制造业中的比例下降，如果外国来华投资有流回趋势，这对于我国的国际收支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实证分析
本文对1997-2009年外商在华投资额的变动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因为名义汇率的变动是外商投资的风向标，所以此处本文选择人民币与美元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外商独资企业投资额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
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呈负相关关系，当D.w.统计量低于1.5时，序列可能存在正自相关，所以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外合资企业投资额、中外合作企业投资额的过去观测值的误差包含到现在观测值的回归模型中即引入aR（1），这不会改变对系数、标准误差和t统计量的解释，只会使系数的估计以及系数的估计标准差更为可靠。单整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结果显示，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时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投资额可能会增加，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会减少，外商独资企业的投资额下降将使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迅速下降。
四、结论
2008-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投资额从2008年的723.15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686.82亿美元，降低了36.3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923.95亿美元降为900.33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8%，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动方向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国外直接投资（FDi）企业的出口额已占我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50%以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制造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下降，尤其外商独资企业的生产制造类产品的出口数额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大幅度利润流回型的外商投资下降，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应该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国也可以趁此机会，加大对本国大型出口商品制造企业的政策扶持，使其加快技术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升级，产品质量上一个梯次，海外竞争能力更强。经济的发展不能太刻意的破坏经济规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应对策略上下功夫，政府的调控办法会遭致多方面的抵制，所以针对汇率变动导致的出口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减少，政府应该加强容忍度，加快本国经济结构合理化，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Cushman,D.o.(1985)RealexchangeRateRisk,expectationsandthelevelofDirectinvestment.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7(2):297-308.
[2]wilhborg,Clas(1978).CurrencyRisksin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ncetonStudie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44,princeton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