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1
通过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发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现就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及具体措施，浅谈一下笔者的粗略看法。
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多数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与用工单位往往不签劳动合同，不注重保留证据，以致在发生纠纷时苦于没有证据而诉讼风险增大。要对其加大普法宣传，使其逐步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建议深入开展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春暖行动”和小企业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专项行动，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劳动关系；继续实施“彩虹计划”，扩大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覆盖面；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及时合理地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2.援助后，执行难。有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人民法院受理时准许其缓交诉讼费，但审理后判决书未下达前，要求农民工交纳诉讼费，如逾期不交，人民法院不予下达判决书，以致于这类案件无法进入到执行环节，无法实现诉讼目的。建议人民法院将司法救济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要是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受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在此类案件执行完结时，按规定确定诉讼费的承担问题。
3.法律援助成本高于诉讼标的。有的农民工因用工企业欠其数百元的工资，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而法律援助机构给承办律师的办案补贴往往还高于农民工索要的工资数额。在这方面，大庆市法律援助中心研究具体的办法，帮助其诉状，帮助其立案，对其进行必要的诉讼指导，让当事人自己去打这类官司，使其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既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降低了法律援助成本。
4.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多发于建筑领域，如拖欠工资和工伤处理。其根本原因在于该领域没有建立健全规范的劳动用工关系，在工程分包、转包过程中，真正干了活的农民工因无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无法讨要自己的工资。建议建筑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应对该域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采取必要的措施，进一步规范建筑企业用工，形成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5.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企业守法诚信制度不健全。亟需建立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企业守法诚信制度，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表达诉求，预防和及时妥善处置集体停工的的发生。
二、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
（一）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理清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思路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担负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崇高使命。要把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与司法行政工作“十二五”规划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要把加强农民工工作与年度工作安排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履行法律援助工作职能，确保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不断加大工作指导力度，切实从源头上促进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1.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农民工培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部门联动，形成合力，重点要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紧紧抓住农民工培训、就业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力度，提高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水平。
2.大力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农民工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增强依法维权意识。要引导广大法律服务人员和法律援助工作者重点围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纠纷、工伤赔偿等问题积极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坚持“调解优先”原则，积极倡导和推进以调解协商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切实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实际效果
坚持把维护农民工权益与促进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是增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途径。要深入研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细化实化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工作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组织法制宣传工作者、法律服务人员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策划开展符合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和特点的法制宣传活动。要进一步畅通农民工法律服务渠道，深入农民工聚集地区设立法律服务联系点、咨询点，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法律服务机构设立法律咨询热线，公开法律服务机构、人员执业信息，方便农民工就近及时获取法律服务；要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进一步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覆盖面，降低农民工法律援助门槛；加强窗口建设，拓宽申请渠道，推行电话申请、网络申请等便民服务方式；指派擅长办理涉及农民工案件的律师办理重大疑难案件，不断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积极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民工讨薪、农民工工伤维权等专项行动。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纠纷调解组织网络建设，继续推进在建筑工地、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和行业建立有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覆盖范围。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2
一、建立机构，加强组织领导
为扎实开展我局的政风行风工作，局党组研究决定成立局长虎慨桓同志担任组长、副局长杨耀峰、李海同志担任副组长，各县（区）司法局长为成员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政风行风的具体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负直接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格局，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召开动员大会，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
为了切实加强我局政风行风建设，树立行业形象，20__年4月14日召开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动员会议，会上组织学习了关于印发《__市20__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固纪发[20__]14）号、《__市司法局20__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固司党组[20__]15号）文件精神，对我局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评议对象和内容、组织实施、方法步骤、工作要求，要求局机关干部职工立足岗位，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把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与开展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为契机，有效推进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完成，以业务工作的成果来检验政风行风评议的效果，做到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利用“法律七进”活动、节假日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等活动，以业务活动促进政风行风的根本好转；把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与“机关效能建设年”、“解放思想、干干净净干事”、“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做到各项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为我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服务。
三、广泛征求意见，改变机关作风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3
关键词新刑诉法刑事法律援助人权公职律师
作者简介：黄华，湖南工业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制度。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实施状况怎样对整个刑事法律援助构建与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以Z城为例，以该市四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为视角，系统分析基层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加强和改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Z城市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运行状况
（一）刑事法律援助受案情况
图一：
（二）通知辩护案件与依申请案件情况
图二：
（三）诉讼各阶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数
表一：
（四）受援群体情况
图三：
（五）社会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情况
图四：
二、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Z市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运行基本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也存在司法部门重视不够、社会认知度不深、公、检角色矛盾、质量不理想等问题：
（一）司法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不够重视
（三）公、检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角色负担矛盾
法律援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重要途径，而现代刑诉理论认为，控辩双方是平等对立的，公安机关担负着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检察机关负责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显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辩护则与公、检工作角色相矛盾。加之，立法上又缺乏程序性制裁机制和救济机制，如条款规定有通知的义务，但没有明确规定如不严格遵守该条款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再如，在监督上，前一诉讼环节不履行该条款规定的强制义务时，后续诉讼阶段却没有监督和补救的法律依据，对案件的程序不发生任何影响，诉讼依然可以正常进行。这种角色矛盾必然导致有关司法机关对刑事法律援助缺乏主动性，置刑事法律援助条款形同虚设。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
案件服务质量是法律援助的生命线。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历史还很短，在法律援助发展前期，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办案数量宣扬法律援助，存在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时至今日，法律援助在我国正式发展已有二十年，社会对法律援助的知晓、认知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只注重数量，忽视质量，将会严重阻碍法律援助的发展，甚至会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而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可操作的刑事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保障标准体系，显然依靠律师的职业操守、热情与奉献，是很难保证案件质量的。加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低，且实践中不少人对刑事法律援助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是因指派而产生的，其应站在与公检法一致的立场上，导致有效辩护理念缺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对策与建议
为实现刑事法律援助立法目的，发展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增量保质是关键。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
思想的高度决定认识的高度。刑事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形式，也是法律援助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价值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它将指引刑事法律援助的构建与发展。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维度：其一，保障人权。刑事法律援助是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其已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原则载入《世界人权公约》。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对本国公民必须承担的一项维护基本人权和追求司法公正的国家责任。其二，维护社会和谐。通过律师的帮助，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与控方抗衡的能力，使其能积极参与诉讼，对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心理预期，增进其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和谐。其三，追寻正义。司法制度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正义是各国司法制度所追求的永恒主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接近正义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其四，平等价值。现代法治社会的精髓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公平地分配司法资源，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程序上的机会平等推导出实质的公平，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司法利益之所在。
（二）扩大宣传，加深社会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知度
认知是行动的根本。为更好地贯彻新刑诉法，充分发挥刑事法律援助价值，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扩大宣传深度是提高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认知度的关键。把宣传作为提高社会了解法律援助知识、扩大法援覆盖面，增加法援案源的一项经常性基础工作来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方法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一是利用媒体强化宣传，宣传报道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对刑事法律援助效果的报道，进一步提升刑事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二是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进监狱、进看守所等宣传活动，让更多需求群体认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三是加强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的宣传，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中与公检法的衔接机制。
（三）加强与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领域工作中及时、有效的衔接
新刑诉法对指定辩护的主体增加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但对于公、检、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避免各部门为自身利益相互推诿与扯皮，如何保障新的通知辩护制度顺畅运行，必须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建立公、检、法、司之间及时、有效的协调机制。如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单上增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内容。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往羁押场所内部派驻法律援助人员值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在羁押场所设置法律援助站。定期召开由法、检、公、司等部门法律援助工作负责人会议，通报法律援助工作进展情况，合力研究解决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通过培训，增强公、检、法相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以提高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意识。
（四）借鉴国外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职业化的公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也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绝大多数为社会律师办理，社会律师成为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而国家只支付律师很少的补贴，从而产生了国家责任成律师义务之嫌，这与“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不实，同时也与律师的职业属性是相违背的。现实表明，仅靠社会律师自身素质、敬业与奉献来发展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落实尊重与保障人权是不现实的。要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真正实现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有必要借鉴国外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职业化的公职律师队伍。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4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厅党组的安排，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孔德勤、副巡视员田萍与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一行4人，先后深入到商洛、铜川、汉中、西安4个市、8个县（区）的12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3个村法律援助联络点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入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省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8个。省司法厅法律援助机构1个，市法律援助中心10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107个，占应设机构的100%。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设立工作站2118个，在村组、社区确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全省118家法律援助机构中，有112家是经过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余6家是司法行政机关内部挂牌。在112家机构中，有行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两种性质，占行政编的地市有1家、县（区）有36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省级机构1家、地市机构9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8家）、县（区）机构有65家（参照公务员管理的25家）。
我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编制467人，实有510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134人，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73人，管理人员376人，占73.3%。在510人中，法律专业学历的325人，占64.7%。
20xx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258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72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6831件、行政法律援助案件155件；受援人员10598人次，受理法律援助咨询105922人次，开展各种法律宣传和服务活动60余次，接受宣传的群众约20万人次。
二、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做法及效果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把法律援助工作摆在司法行政的重要位置上，主动向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汇报，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省政府办公厅于20xx年批转了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xx年5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推动了法律援助的发展。20xx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新条例凸显了政府法律援助责任，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出了经费保障等具体要求，为加快法律援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商洛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法律援助工作，20xx年在市政府召开的有常务县（区）长参加的全市司法行政会议上，签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责任书。汉中市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具体项目中，并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西安市人大、政协分别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市政府关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会议专题研究下发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建立起由主管副市长担任总召集人的“全市法律援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建立健全各级服务网络，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制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在省、市、县（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社团组织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部（站、点），以及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达2118个，在村民小组、社区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或信息员，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形成了以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法律服务队伍为主体、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服务和工作机制，使法律援助真正延伸到基层。商洛市组织了487人参加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弥补了专职队伍的不足；在全市163个乡镇、办事处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颁发证书，聘请了163名工作人员；在1670个村级调委会中，全部确立了联络员或信息员，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铜川市依托相关部门分别成立了“青少年”、“困难职工”、“妇女”、“残疾人”等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形成了社会有关部门广泛参与的联动机制。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主动向党委、政府主管领导宣传法律援助工作；二是在“五五”普法和“法律六进”活动中大力宣传法律援助；三是通过抓骨干队伍的培训进行宣传；四是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专题节目等开展宣传。这些做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真心欢迎，提高了法律援助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也提升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20xx年9至12月，省司法厅组织全省开展了“法律援助三秦行”活动，今年元月，省司法厅印制了有特色的法律援助宣传年画，开展了向革命老区群众赠送法律援助宣传年画的活动；3月中旬，配合中央电视台采访了澄城县、蒲城县两起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法律援助在行动”栏目中播报。各市利用节假日、法制宣传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
（四）大力推行便民举措，彰显了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
近几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以改善民生、直接服务困难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行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农民工、下岗职工、城市低保户等社会特殊群体的维权工作力度，对困难群众发放“特困户法律援助爱心卡”，对部分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实行“预约服务”和“上门服务”，对农民工开辟了维权服务的“农民工绿色通道”和“农民工接待岗”等，坚持“优先受理、及时指派、保证质量”的原则，全力以赴办好案件，有力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商州区北宽坪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克服人员和经费困难，去年一年就办理了10多起农民工工资拖欠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此外，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在接待与处理涉法工作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省法律援助中心自今年7月以来，在省政府接待室挂牌安排专人接待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得到了部门的充分肯定；西安市法援中心今年上半年，与市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办理了多起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如西安科大化工厂50多名职工因改制遗留问题上访案、刑满释放人员梁根红人身损害赔偿案等，充分发挥了法律援助的优势和作用。法律援助参与涉法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加强规范化管理与制度建设，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服务质量
省法律援助中心在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于20xx年下发了《陕西省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基本标准》，在全省推行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近几年，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广泛开展，办案数量以20%的比例不断增加，加强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内容。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案件的审查、指派、办理、跟踪与回访等工作制度。如西安市在“四心”待人、“三个一”做事的基础上，创新实施了“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挂牌上岗制”等工作措施，还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和“监督投诉电话”，建立了受援群众意见征询和重大案件全程跟踪制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商洛市在全省实现了“四个率先”：一是率先成立了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规格与建制；二是率先落实了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专项编制；三是率先实现了两级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项账户，并逐年增加；四是率先实现了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全覆盖。
三、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机构不统一：各市、县机构设置的规格和建制不统一，有行政机构，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和非参照事业单位，还有司法行政内部自己挂牌的机构。二是人员短缺：全省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存在人员不足、特别是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县（区）人员偏少，难以满足工作要求。如商洛市总人口240多万，贫困和下岗失业人员约占30%，而市、县8个法律援助机构只有18人，有些县只有2名律师，要达到“应援尽援”的要求困难很大；法律援助机构具有律师资格和律师执业证的人员比例过低，有些还达不到三分之一，有近一半人没有法律专业学历。三是条件较差：法律援助办公场所和办公条件普遍较差，有少数法律援助机构到目前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有的办公室不在临街位置或一层，没有配齐电脑和专用电话，大多数机构没有交通工具。四是经费困难：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办案经费困难的实际情况，相当一部分贫困县（区）主要依靠国家和省法律援助办案专项补助开展工作，相应的配套资金不到位，有些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有些没有建立法援资金的独立账户，有些案件的补助过低挫伤了办案律师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五是协作不力：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责任，需要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但是，中央九部委的联合文件在一些地方还落实不到位，法律援助案件与司法救助及档案查询等衔接不到位，应予减免的费用也未完全减免。六是宣传不够：对法律援助的宣传重视不够，缺乏宣传经费投入，领导和群众知晓程度不高，贫困地区仍有死角。七是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也存在问题：尽管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应援尽援”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案件的质量也有待于提高。
四、对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法律援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新形势下，全省各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部署上来，统一到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认识在新形势下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司法厅党组“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抓住机遇，加大力度，推动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着力提高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水平
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工作者，要树立全局意识，围绕中心开展工作，采取得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的实惠，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在提高困难群众知晓率上下功夫，要运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开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认真宣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新修订的《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使困难群众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增强依法维权意识。二是要降低法律援助门槛，认真落实新增加的法律援助事项，适应新形势下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完善便民措施，使困难群众就近、及时申请法律援助，得到便捷周到的援助服务。四是要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建立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异地协作机制，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以及残疾人、未成年人和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以人为本，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鼓励调解、减轻诉累，对特殊案件采取特事特办。五是完善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和服务标准，提高规范化水平。六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示制度、质量跟踪检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提高办案质量。七是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推行限时办结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八是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利用，建立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的职能作用，全面服务困难群众。
（三）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行风建设，培养和打造一支过硬的法律援助工作队伍
法律援助机构要认真抓好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坚定政治信念，端正执业理念、规范执业行为，始终做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有计划、有力度、有效果地逐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把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提高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法律援助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办好每一个案件，处理好每一件事情。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坚持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坚决防止和杜绝违反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培养和打造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过硬队伍。
（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能力
要认真贯彻《陕西省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夯实各级政府的法律援助责任。
1、领导保障：要切实把法律援助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要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省委常委会与省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一次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争取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把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争取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建议以省政府名义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
2、机构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近几年以20%比例逐年增加，量大面广，现有机构和人员已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需加强机构增加编制、人员，建议在经济发展较快和人口较多的市司法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处，和法律援助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兼有管理和办理案件两项职责；在经济发展较慢和人口较少的市和县（区）可以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一块牌子，审查和办理案件，县（区）重点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县（区）法律援助中心要指导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咨询，做好群众法律援助案件的初步审查与简单民事案件的办理。
3、加强县（区）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备：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的配备应该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县（市、区）不少于3-5人，工作人员应该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应该不少于二分之一。
4、基础设施建设：各市、县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办公场所应该是交通便利、标志明显、具备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方便群众来访；最好是临街房，省、市法律援助机构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县（市、区）不少于60平方米，应该设有专门的接待室。要抓住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的有利时机，将法律援助业务用房、办案设施纳入投资建设规划。
5、设备保障：积极争取省财政设专项资金解决法律援助办案设备。在省财政尚未设立专项资金前，建议我厅拿出一部分经费，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配置必要的宣传器材、办案设备等。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5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变化发展；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55-02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逐步健全和完善，以及国家对民生的重视和加强，迫切地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切实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级应当把法律援助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切实抓紧抓好，以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一、新形势下开展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明显较低，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存在。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其他群体发生纠纷，大部分当事人因付不起律师费用，往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有的就倚仗权势、恃强凌弱，有的甚至采取无休止的上访或群体上访等途径解决。在新形势下，对符合条件的农民予以法律援助，引导当事人依法解决，不仅能起到为政府分忧，而且也是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具体行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立是国家为解决请不起律师的贫困群体打官司难的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在困难农民发生纠纷，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他们直接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体会到法律援助的温暖，这对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二、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变化与发展
新形势下农村遇到的法律纠纷类型大多是土地流转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争议纠纷。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农村新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家农业税的取消、耕地补偿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更注重自己的土地，农村土地的使用价值逐步提高。由于地少人多，分配不均等因素，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在外打工，土地被别人耕种的返乡农民工要求要回土地的增多，出现了村民与村委会、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已成为目前农村诉讼的“重头戏”，并呈上升趋势。
2.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有常年递增的态势。近几年，农村的道路发展较快，特别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农村的出行条件已大为改观。随着农村交通工具的激增，加上农民交通安全法律意识不强，农村交通事故发生频繁。同时，由于农村“黑车”和农用车较多，不参加保险比例较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群众为支付治疗费用不得不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另外，大批农民工返乡后大多从事建筑行业，尽管在工作中无必要的安全防范设施，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一旦出现工伤事故，索赔工作也就难上加难。
3.进城务工农民工劳动报酬积欠增多，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侵犯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案件，仍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些单位在用工过程中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发生事故推脱责任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小企业、家庭作坊式的用工单位，农民工如坚持签订劳动合同，这些小企业要么推脱，要么就是不再聘用。这就致使农民工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明知不签劳动合同带来的后果，但要找份工作又不容易，往往是硬撑着干下去，可是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又很难处理。
三、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维权成本增高。农民遇到法律纠纷，倾向于选择民间调解和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而不愿意诉诸法律程序。其中仲裁、诉讼环节多，维权成本高是农民厌诉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向经济困难的农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为农民减免了律师费，但农民自己还是要交纳诉讼费。此外，为了收集证据材料，可能要到国土、房屋管理、工商等行政机关查询资料，交纳查询费，为了调查取证，农民也可能要进行工伤、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医疗事故等各种鉴定。这些费用，少则数百元，多则上千元，对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少的费用。由于交不起相关费用，导致案件无法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也会因为缺少关键证据而败诉。
2.人员经费不足。虽然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障、机构保障和队伍保障，而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2]。对一些法律援助经费无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了惠及更多受援人，只好降低律师办案补贴标准，严重挫伤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3.社会知晓率不高。虽然近几年加大了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开展了法律援助进农村、进企业和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年活动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村自然村庄分布较散，交通条件较差，农民获得法律援助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以及法律援助机构担心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导致法律援助需求增加，经费和人手难以应付，在宣传工作上患得患失，造成农村总体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水平仍然偏低。
四、新形势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调解机制。一是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农民和农民工通过仲裁、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权成本高、执行风险大，因此不少农民和农民工宁愿采取围堵马路、越级上访甚至以死相逼等非理性的方式维权。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事由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工伤、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其权益能否及时实现，直接影响其生活状况。针对这一情况，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庭前、诉前调解机制。即凡民事类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认为可以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承办律师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启动调解程序，尽最大可能将纠纷解决于诉前、庭前。二是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农民受自身法律意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遇到纠纷后往往更愿意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内寻求帮助。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基层司法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疑难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员生活在本地，熟悉农民的语言，了解本地的习惯和传统规则，善于与农民沟通，容易获得农民的信赖。而基层司法所覆盖面广，深入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建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可以利用人民调解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纠纷调解功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3]。
2.强化制度保障。经费短缺、人手紧张，已经严重制约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争取更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律师办案补贴；二是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律师采取精神嘉奖的办法，增加社会律师的知名度，为其赢得社会声誉；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通过吸收从事或具有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退休人员和基层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村、居、社区工作人员等途径来壮大农村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3.加强协调配合。法律援助的实施不仅仅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事情，法律援助在宣传、调查取证、开展调解工作等方面都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维权部门的协调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与劳动、建设、交警等部门沟通协调，健全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二是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联系，建立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协调机制和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3]；三是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探索建立司法行政内部“大法援”工作协调机制。在法律援助业务规范、质量管理及人员培训等方面与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建立协作机制，实现制度配套、资源共享；四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深入开展和老龄委、妇联、工会、残联等社团维权组织的联系，形成对特殊群体的服务联动机制。
4.扩大社会覆盖面。为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法律援助机构应该不断提高农民和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覆盖面。一是联合相关维权部门共同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其他部门的优势。健全在各镇街区依托司法所建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完善在有关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把法律援助延伸到群众身边。二是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利用法律援助具有公益事业的特性，制作动态的公益广告在电台、电视台播放，制作平面公益广告在公交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集中出入的地点张贴。三是在农民工容易汇聚的部门或区域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受农民工的法律咨询，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四是创新宣传工作方式，注意运用举办法制讲座、法制竞赛、文艺演出、以案说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王超，王秀萍.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化管理探析[J].中国司法杂志社，2012，（7）：27-28.
[2]崔兆商.当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司法行政研究，2011，（1）：32-33.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7
为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区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需求，进一步做好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近期我们对我区近三年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一）我区农业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数据
据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的数据统计,截止20__年底我区户籍总人口50096人，其中农业人口2179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3.5%。其中，农村低保人口为705人，五保人口为75人。
（二）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情况
目前，我区设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一个，即法律援助中心，直属区司法局管理。主要负责全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分案及部分案件承办。下辖3个镇（街）也依托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无专门编制和人员，日常工作由司法所人员具体负责。
（三）近三年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
为把法律援助民心工程落到实处，从20__年开始，我区就向全区城市、农村低保人群发放了《法律援助服务卡》,累计已放发了《法律援助服务卡》16960人次。通过这种形式，不但宣传了法律援助，也将“可能请求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置于法律援助保护网内。同时，将全区2镇1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全部行政村都指定了法律援助联络员。20__年8月，又在区门户网开设了“法律援助在线”网络平台，义务对法律援助咨询进行解答。形式的多样化，使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20__年至20__年，我区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数174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共有40件，占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23%。其中：
20__年，我区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96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3件,工伤待遇争议8件,追索劳动报酬1件,离婚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73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70万元。
20__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30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3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件,追索赡养费1件，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1件。受援人中农民工6人,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1万元。
20__年受理并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数为48件,涉及农村及农民的有人身损害赔偿1件,工伤待遇争议10件,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3件,离婚2件,追索抚养费2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有1起。受援人数中农民工15人次,其中为农民工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22万元。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和趋势
从我区近三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来看，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呈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需求呈不断快速上升趋势
从绝对数量来看，除20__年数量相对较小外，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案件比例来看，我区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则呈直线上升趋势，其中，20__年涉农案件占办案总数的14.6%，20__年就占到了23.3%，20__年则上升到了39.6%，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2.5%。从咨询方式来看，148电话咨询减少，来访者居多。
（二）我区农村法律援助需求相对集中
从近三年办理的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数据来看，我区农村农民的法律援助需求集中体现在工伤待遇争议、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纠纷等方面。其中，工伤待遇争议18件，占受援总数的37.5%；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或人身损害赔偿7件，占受援总数的14.6%；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和离婚等6件，占受援总数的12.5%。同时，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也开始凸显。
（三）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增多，且多为群体性案件
近三年来我区因劳动争议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逐年增加，并多以群众体案件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追索劳动报酬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案件。仅今年1-4月，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就受理了两件此类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67人。即周安礼等51名农民工诉__茂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张昌文等16名农民工诉__宏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三、当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不够，农民群众知晓率不高
从数量上来看，我区涉农的法律援助案件绝对数量很小，在整个法律援助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也不高，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还存在很大潜力有待挖掘。当然，涉农法律援助案件总量少，一方面与我区区小、人少，农业人口数据小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宣传的力度不够。因为宣传少，广大农民对法律援助工作了解得不多，导致部分农民在需要法律援助时不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一是深度不够，尽管每年都在开展宣传，但是没有深入到基层镇、村、社，很少有与农民
面对面的宣传活动。二是镇街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各镇街开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极少。三是宣传的形式单一，一般都是悬挂标语、散发传单、坐台咨询等，导致农民群众了解较少，不知道可以借助法律援助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基层法律援助力量薄弱，供需矛盾突出
当前，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外出务工农民的不断增多，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等纠纷将呈不断攀升趋势；同时，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我区法律援助力量非常薄弱，目前，仅有编制1人，在编工作人员1名，光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审批及日常的法律咨询、接待和各类调研、报表报送已不堪重负，更不要说办理具体的援助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了。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日益增长，这种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三）涉农法律援助范围过窄，经济审查要求过严
目前我区正处于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时期，农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农村中各种利益关系也会发生大的调整变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出现。但根据《__市法律援助条例》和司法部的相关规定来看，农民可以享受的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主要是追索赡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几类，范围比较窄。而且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受援对象还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无形中又设置了一道门槛，将一些确实需要援助的农民拒之门外。此外，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居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标准执行，但我区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经济困难的证明”在实际操作中难于统一，有很大的随意性。
四、加强我区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为确保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实现“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区新形势下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手段，扩大法律援助的知晓率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广度。要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并在主要街道、社区悬挂过街横幅、标语及制作法律援助宣传栏，让全社会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关心支持法律援助事业，形成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创新宣传手段，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深度。要采取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送法下乡、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宣传载体，通过举办法制电视栏目、提供在线法律咨询以及现场解答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把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宣传到基层农民群众心中，同时还要继续开展《法律服务援助卡》发放活动，以最直观的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法律援助，知道在何种情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何申请法律援助，让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二）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
重点是增加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编制名额，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力量。建议编制部门改变过去根据本地人口确定机构人员编制的做法，根据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量来确定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保证老百姓的维权资源、格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还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强化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此外，还要适当增加投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基础建设，扩大法律援助办公室面积，设立专门的接待室，改善148法律服务专用电话设备及其他办公设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窗口作用。
（三）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覆盖率
要在镇（街）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的网络建设是，将法律援助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村、居委会和村、居民小组。一方面，实行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在各行政村甚至村民小组配备法律援助联络员，村民如有法律援助需求，可以向联络员进行咨询，在联络员的指导下向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材料进行审批。另一方面，还可以依托工会、团委、妇联、民政、劳动等部门设立特殊群体维权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工作覆盖到社会各个群体。
（四）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涉农援助案件办理力度
针对农村法律需求不断扩大的现实，把与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法律纠纷纳入法律援助范畴，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重点是严格按照《中共__市委办公厅__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积极开展试点，将困难农民土地、林地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中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困难群众因交通事故和医疗事故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农民因假冒伪劣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事项，免予审查经济困难条件，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8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
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9
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自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后及时启动。为了解这一工作的开展情况，我校组成课题调研组，深入相关单位和部门，通过听取情况汇报、召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及受援对象座谈会和查阅资料等形式进行调研。对全县法律援助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认真的分析研判，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
一、基本情况
1、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做到县有法律援助中心，16个乡镇和2个经济开发区有法律援助工作站，264个行政村和居委会及社区有法律援助联络点335个。在县法院、局、妇联、残联、团委、看守所等特殊部门设立了6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建立驻县部队团以上单位法律援助工作站8个。
2、保障机制逐步规范。经费方面，主要来源于中央、省、市、县的直接拨款，其中县本级财政每年安排在10万元左右，近年来经费逐年有一定的提高。人员方面，法律援助中心现有工作人员5名，社会律师8人，工作站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员共有36人，同时，建立了一支30人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办公条件方面，县法律援助中心及所有乡镇及开发区法律援助工作站都单独设立了对外服务窗口。
3、工作成效逐步凸显。2003年9月至2009年初，共受理诉讼案件52件。2009年至2013年，在100件左右。2014年租用临街商铺后，案件受理有大幅度提升，其中，2014年办理264件、2015年办理384件。今年截至6月底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67件。多次被省厅、市局评为“先进集体”，2015年县法律援助中心荣获第三批“全省法律援助为民服务示范窗口”荣誉称号。
4、社会影响逐步提升。一是创新载体。以“九月法律援助宣传月”、“法律进乡村”等法治宣传活动为契机开展法律援助宣传。二是突出主题。电视台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宣传法律援助条例，并及时报道法律援助有关活动的开展情况，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三是突出重点。针对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等特殊群体，制作、编印法律援助指南、手册等，免费向群众发放。
二、主要问题
1、宣传效果不佳。调研中了解到，我县法律援助远没达到人人知晓的程度，许多社会群体、困难群众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的受援人是通过上访才了解还有法律援助这一无偿的法律服务。究其原因：一是覆盖面不广。弱势群体数量庞大，宣传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全覆盖。二是宣传形式单一。法律援助宣传途径单一，内容单调，影响了宣传效果。
2、长效机制不全。据调查，人员较少、经费较低、补贴有限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主要因素。一是人员力量不足。我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5人，中心既有办案任务，又有管理职能，还要负责接待咨询等工作，同时还有公律科的有关事务。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受理案件年均增长40%以上，含援助工作者及社会律师在内，人均年办案20件以上，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群众维权之路相当困难。二是经费缺口较大。据了解，我县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仅去年就增长了45%，达到384件。虽然法律援助经费已纳入了财政预算，但就去年来说，摊到每件案件的费用不足300元，再加上相应的行政成本，致使法律援助经费与法律援助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三是补贴方法不科学。目前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基本都是“包干制”。不仅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还可能倒贴交通、通讯、文印等费用，可能会因为控制办案成本而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
3、协调配合不畅。法律援助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司法行政部门做工作责无旁贷，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部门配合体制未建立。目前，社会上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援助就是法律援助中心或是工作站的事，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案件操作标准执行不一。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部门对减、免、缓收费的标准执行不一，受援对象常常面临交不讼费、调查取证鉴定费、查阅档案资料费等实际困难，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导致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但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使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4、服务质量不高。一是缺少全程管理。虽然对法律援助的咨询接待、受理申请、审查指派、辩护、监督管理等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完善，但由于中心工作人员少，存在重自办案件、轻管理指导的思想认识，造成管理缺位，缺乏专人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管理尤其是对案件质量进行监督、追踪、评估。二是责任意识不强。由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较低，案件的难易度、付出的辛劳却不比收费案件少，有的甚至超出收费案件，且面对的又是老弱病残等贫弱群众和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再加上法院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给律师准备辩护的时间较短，导致律师只能仓促上阵，临时出庭、临时辩护。因此有的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不如收费案件那样热情、认真、负责。三是受援人自身原因使监督不到位。因为法律事务专业性强，而受援人的法律事务认知能力弱，导致受援人无法正确评价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同时，由于法律援助的无偿性，使受援人降低了对法律援助承办人员的要求，影响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三、几点建议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我县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的新形势下，我们认为，应高度重视并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知。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法律援助、法律服务人员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人民群众了解法律援助的良好氛围。一是争取领导重视。使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内容，并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二是创新宣传形式。如采取文艺演出、演讲、讲座、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援助的宣传。加大农村宣传力度，尤其要深入滨湖乡镇的困难农户家中进行宣传。注重利用QQ群、微信群、网络等新兴媒介，普及法律知识，解读法律援助流程，分析案例，接受群众咨询和在线互动。三是加大公益宣传。推进法律援助热线“12348”与政务服务热线“12345”的无缝对接；县城、乡镇集镇人口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设立电子显示屏；派出所、交通事故处理中心、人社局办事大厅、公交车站点、县属医院门诊大厅设立法律援助宣传栏，公布热线电话；县委机关刊物刊登法律援助公益广告。
2、强化思想认识，提高保障水平。各级政府全面落实法律援助的各项责任，把法律援助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并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财、物的支持。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参照外地做法，将县法律援助机构升格为副科级单位，单独核定编制，及时增加人员。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培训，同时，为法律专业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二是加强经费保障。逐步提高案件补贴标准，科学合理编制年度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并建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援助需求相适应的动态增长机制。三是拓宽资金来源。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据了解，扬州市司法局建立市法律援助基金会，通过接受国（境）内外的捐赠，组织募捐、筹集资金等活动，支持法律援助宣传，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对此，我县值得借鉴。四是建立奖惩机制。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否完成法律援助年义务量与年度考核挂钩，并作为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年终考评的一项标准。
3、完善协作机制，提高资源整合。一是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工作体制。借鉴河南焦作法律援助先进经验，成立县法律援助委员会，定期召开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协调解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形成有人抓、有人管的协调联动机制。
法律援助存在问题建议篇10
摘要：妇女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选择问题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中，中国妇女法律援助形成了三种模式：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甄别三种模式之后，本文创设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中图分类号：C6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05-06
法律援助，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对经济上贫穷、能力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或减免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妇女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贫穷的妇女更是这一弱势群体里的弱者。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成为了体现法之正义精神的妇女利益诉求协调机制和妇女权益保障机制。但是，妇女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确立的，当前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从妇女法律援助良性发展的角度而言，解决该制度的基本和框架性的问题便是当务之急。不同的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样式和发展道路，进而决定了不同的制度类型。结合中国较为丰富的妇女维权经验和相对较少的妇女法律援助实践，我们将展开几种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模式，并选择或确立适合国情和具有制度模式合理性的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援助发展路径不是从民间到政府的发展，而是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发展。当前的法律援助中心是依托于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专门机构是由中央到地方、由地方到基层的层层设置，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援助中心都是行政单位，但至少是事业单位，因此在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的法律援助即为政府型法律援助。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妇女同其他受援人一样，在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内接受法律援助。但一些地区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授权，对法律援助范围作出了补偿性规定，如把家庭暴力纳入到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中。但是，家庭暴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施暴主体一般为家庭的成年男子，侵害对象多为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其中，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最为普遍，受损害最为严重。因此，在家庭暴力中受害的经济困难妇女是政府型法律援助中较特殊的对象。
(一)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理性
作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本源性模式，政府型法律援助具有适应妇女权益保障要求的基本特性。首先，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极大的地域范围和受益范围内为妇女提供基本的法律援助服务。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5周年座谈会上介绍，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259个，其中地市和县区级机构3176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和工、青、妇、老、残、高校等社会组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54976个，形成了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目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法律援助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在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内，偏远地区甚或山区的妇女都可以享受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广阔的法律援助覆盖面是该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性。其次，该模式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机构是妇女法律援助的直接承担者，而国家则成了法律援助的间接承担者。国家具体承担的义务包括：其一，国家财政提供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办案人员获得一定的办案补贴。其二，为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专职律师或法律服务工作者，并把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纳入到公务人员的管理体系中。其三，国家是整个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责任者。因此，国家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坚强后盾，这是该模式的实质理性，一旦缺失了政府的角色，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将化为乌有。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显现出来的形式理l生与实质理性是政府型法律援助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印证了政府型法律援助作为中国本源性法律援助类型的合理性，但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非理性之处。
(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的非理性
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客观实际发展需要的方面，我们将其归结为发展的非理性。简言之，把理性置于实践中进行考验，不符合实践发展需求的就被视为非理性之处。
1 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
中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有的就是以行政单位的性质设立，有的在设立之初是事业单位，逐渐参照行政单位的管理，并有可能发展为行政单位。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有来自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动力，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确定是一个过程。但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法律援助中心等同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科室或是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不利于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发展，也不利于稳定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待遇而留住人才，因为处在事业单位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法援从业人员的待遇不如同地区公务员的待遇，也不如行政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另外，法律援助机构性质的模糊必然影响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行政单位的沟通和协调。
2 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
政府型法律援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在法律援助体系化过程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速度无法适应法律援助案件的增量、法律援助成本的增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如2004～2006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分别为190187件、253665件和318514件；法律援助费用分别为24577万元、28052万元和37029万元。加之考虑法律援助的需求增量，政府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已显匮乏。
3 法律援助从业人员不足
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承担了全国将近1／3的案件，如2006年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社会律师分别办理案件106142件和124282件，但人数却非常有限，相对于社会律师的人数和法律援助的办案量来说，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律师的数量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待遇低，导致吸引不了人才，这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在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无法满足法律援助发展需求的情况下，人才的流失加剧了人才不足的矛盾，特别表现为基层严重缺乏法律援助人员。这是从政府型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下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实践中进行分析，针对妇女的法律援助专业人才则是到了稀缺的状况。一般的政府型法律援助机构有2―3名专职律师，有的地区的法律援助中心连一名专职律师也没有，更不用谈专长于妇女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了。即使是在具有专职律师的法律援助机构，在繁重的
法律援助案件压力下，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无法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妇女法律援助上，因而也无法形成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机制。
因此，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无法满足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需求，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明确、法律援助经费和人员不足等，这是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所凸现出来的非理性。相应地，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依托于政府型法律援助机制下，无法找寻针对妇女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因此，同样可以得出政府型法律援助的非理胜。
二、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是由民间专门组织或机构对妇女这个特殊群体所进行的专项援助，常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部分，或被认为是妇女维权的一种方式，因为其服务对象都是妇女。“民间”即非政府，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在业务上虽然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有联系，但独立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之外。有学者认为全国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也属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从妇联的性质和妇联工作人员的管理体制出发，我们认为，妇联系统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不能完全符合“民间”的属性。目前来说，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民间组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该中心与其他依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而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不同，其只以特定的群体妇女作为法律服务的对象。另外还有把妇女作为重要的法律援助对象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以非营利组织身份在民政部门获得注册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等。这些组织在中国妇女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辅助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向，使得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具备了实践基础。
相较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以社会团体的属性优势，追求妇女法律援助的整体社会效果。从中国现有的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设立背景和工作原则来看，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经常是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设立的，除了发挥一般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接受一般的法律咨询外，主要针对重大、典型、具有普遍社会影响的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因而，民间法律援助可以归结为两项职能：侵害妇女权益的代表性案件的法律援助和在此基础上的普遍性妇女权益问题研究。第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对法律援助不承担国家责任，承担的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以贫穷妇女群体的受侵害为基点，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以点带面，以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在典型案件的法律援助实践基础上，发挥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机构研究职能，针对普遍性的妇女权益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找出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在媒体上呼吁、向有关部门出具建议书等方式促使这些问题受到重视并得到有效解决。这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作为社会团体法人应当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集中表现。
然而，在中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背景下，民间型妇女援助本身存在一些致命的“硬伤”：首先，资金短缺是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客观性约束因素，没有资金就没有组织。其次，缺乏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自愿者的鼓励机制。民间妇女援助组织的民间性决定了提供社会援助的主体必然是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志愿者和其他社会职业志愿者，而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志愿者的欠缺成为了民间妇女援助发展的主观性约束因素。再次，缺乏支持和鼓励民间法律援助的法律规范。目前已经获得注册的几家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经验是：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业务管理部门，只有先取得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以后才能到登记机关即民政部门去办理登记。这是实践操作层面对民间妇女援助组织设立造成的障碍，与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积极支持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方针背道而驰。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定位尚不明确，社会大众尚未完全认可民间法律援助模式，进而导致支持民间法律援助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欠缺。
三、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模式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是指在妇联系统中建立，并按照妇联的工作机制进行法律援助的组织。妇联组织是使用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虽然妇联是非政府性的组织，但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部分政府职能。由此可知，在全国妇联系统中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既不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不是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妇联实质上是具有部分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存在于行政机关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空白地带。因此，在妇联系统中建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模式，我们称之为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据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妇联系统已建立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和维权机构(正式挂牌)2700个。依托妇联系统的妇女法律援助体系可以同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体系相媲美，但有着自己的职责特点和范围，接受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中心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协助做好与妇女权益案件相关的法律援助事务。
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核心价值体现于：其一，建立在妇联维权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横向与职能部门的联系、纵向与妇联系统三级网络的联系，畅通了法律服务的渠道，将单一的案件处理变成了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的法律援助。其二，将妇联的妇女维权职能与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职能结合起来，使妇女研究机构成为实施法律援助的辅助机构和补充机构。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主要职能是为协调处理有关侵犯妇女权益案件进行法律咨询解答、调查、取证、协调诉讼等一系列诉前法律服务工作。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一般把案件移交给政府法律援助机构，遂言之，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是辅助机构。除此之外，从妇联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宗旨出发，妇女法律援助的范围不能局限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定援助范围，而应延伸至关涉妇女的维权事项。但是，从妇联系统建立的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实际情况来看，妇女法律援助组织一般附设在妇联的某个部门，结果总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这使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缺乏独立性。与此同时，这些部门一般都没有专职律师，其工作人员一般都缺乏专业背景，较难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因此，发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价值便缺乏了实践的基础。
四、模式选择诌议――创设第四种模式
三种妇女法律援助的形态在中国法律援助实践中存续着，在今后的发展中，其中一种形态可能替代另外一种或两种形态而成为唯一的发展形式，也可能其中一种法律援助形态死亡而另外两种存续，还有可能三种妇女法律援助形态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其作出选择。正因为这三种形态存在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所以本文用“模式”来概括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形态。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三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理性与非理性、实践上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此无法在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针对妇
女群体的特殊性和妇女权益保障的复杂性，我们将吸取三种模式的理性和合理的部分，创设第四种模式：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构建第四种模式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一)模式要素的完善
第四种妇女法律援助模式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和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在构建新的模式之前，模式要素的自身完善是基础性的工作。
对于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首先，准确定位政府妇女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助，胜决定了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但是，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不是单纯以提供全部的法律援助产品为己任，而是作为法律援助的名正言顺的管理机关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其次，提高政府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为了促使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我们建议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如果预算的金额无法满足一年本地区法律援助的发展，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以此推动落后地区的妇女法律援助发展。再次，加强妇女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随着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和每年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加，应当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同时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遏制法律的人才流失，并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实际上，政府法律援助机制的完善是个浩大的工程，我们只从问题的基础面上进行探讨。
对于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在中国数量还非常少，发挥的作用还相对有限，而从妇女法律援助这一公益事业的发展角度出发，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必将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但这趋势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较艰辛的过程。其一，简化程序，打开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准入的大门，消除注册障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只需获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批准便能获得登记。其二，逐渐解决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来源问题。国内现有的民间妇女援助组织几乎都是依赖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增多，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机制，可以包括政府资助、国内基金会的资助、企业或个人的捐助等。概言之，在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发展过程中，需要一部基本的法律进行规范。因此从现阶段来说，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尚需沿着“粗放型”轨道发展。
而对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增加专业人士，并提高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业务水平。另外，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说，应当坚持妇女法律援助的独立性，这是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复杂性之所需。因此不同于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从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功能和发展现状来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应沿着“集约型”路径发展，以充分发挥政府妇女法律援助的辅助和补充功能。
(二)模式内部关系的协调
在逐步完善第四种模式的模式要素的同时，应当协调该模式的内部关系，我们认为应当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
首先，以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为基础
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要注意防止西方福利国家法律援助政策的倾向，要避免政府大包干的倾向和发展思路。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妇女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政府型法律援助保障了最基本的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并以其较完善的体系承担着一些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和妇联法律援助无法完成的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型妇女法律援助是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基础也是后防线。
其次，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为主体
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真正顺应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是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组织的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的基础。妇女法律援助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这里涉及对公益事业主体的认识问题，我们认为，公益事业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公民和由公民所组成的公益团体。况且，还有西方福利国家妇女法律援助的历史教训，民间妇女法律援助应当成为中国妇女法律援助的主要形式。虽然中国民间妇女法律援助的发展刚刚起步，但从长远来说，应当以民间型妇女法律援助作为该模式的主体部分。
再次，以妇联型妇女法律援助为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