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缺点篇1
一、法律援助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
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一样，都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法律援助就无从实现；没有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就难以满足。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法律援助管理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改革，着眼于满足困难群众法律需求，包括范围、质量、效率、制度四个方面，主要是通过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服务程序、完善工作制度，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进而推动人人享有平等的法治保障。供给侧改革，着眼于法律援助提供体制自身的完善，包括机构、人员、经费、创新四个要素，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要通过合理配置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法律援助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适应工作开展和群众需求。
二、围绕供给侧改革理论分析我国法律援助发展的三个阶段
回顾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历程，政策走向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作出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以供给侧改革理论为视角，我国法律援助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以供给侧改革为主。20世纪90年代，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并分别与、全国妇联、中国残联、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就开展法律援助提出指导意见。这一阶段是建机构、组队伍、要经费、打基础的时期，法律援助提供体制的雏形初步形成。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初期至2020年之前，这一阶段以需求侧改革为主。法律援助打好基础以后，进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中，法律援助发展以降槛扩面、提质增效为主要特色。从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出台为起点，全国人大、国务院、司法部以及地方人大、政府等纷纷出台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普遍由低保标准逐步过渡到低收入标准，法律援助范围特别是民事法律援助范围已经基本涵盖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办案质量有效提升，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困难群众法律需求开展工作，是深化需求侧改革的时期。第三个阶段，预计从21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一阶段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从需求侧改革看，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普遍调整到低收入标准后，从我国国情出发，短时期内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继续向中等收入人群延伸；法律援助管理也初步摸索出一套规范成熟的做法和体系，并逐步常态化。另一方面，从供给侧改革来看，由于需求侧改革带来法律援助工作量的急剧增长，而供给侧改革相对滞后，人力资源和经费不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法律援助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这一矛盾日益凸显。今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重点将逐步转向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以更好地消化吸收需求侧改革增加的工作量，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保障有效供给和服务质效。
三、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之所以强调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滞后于需求侧改革，主要是因为进入21世纪的近20年中，对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体制自身的改革进展较为缓慢，一些问题虽然基层呼声不断，但在行业内缺少足够的共识，对如何解决也缺乏成熟的设计。主要表现在：1.法律援助机构方面。一是机构性质模糊。据统计，全国行政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约占七成，其他大部分为全额保障事业单位，有的地方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如何定性缺少明确规定，能否参公管理也不明确。地方编办对此也认识不一，个别地方至今仍未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二是管理和办案职能划分不够明确。目前，大部分省份以及部分设区市参照司法部的模式，分设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中心，但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中心各自应当承担哪些职能，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和遵循，很多省份的职能划分都不一致。作为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分设两个机构以后，管理机构职能较多而经费很少，法律援助中心经费较多而职能减弱，个别地方两个机构负责人“同台唱戏不同心”，给工作衔接配合增加了阻力。三是县区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够清晰。县区司法局由于人员较少，法律援助中心一般同时承担管理职能和办案职能，应该是以管理为主，还是以办案为主，缺少明确的界定。有的县区主要指派社会律师办理案件，也有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案上，很少向社会律师指派案件，成了专职办理援助案件的机构，管理工作被人为闲置。2.法律援助人员编制方面。一是先天不足导致人员编制普遍紧缺。笔者对河北省各级编制部门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的批文进行了汇总分析。编制部门批复为行政性质的，一般都规定“所需人员从内部调剂，不增加编制”，导致七成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之初，人员编制紧缺的问题就存在先天性不足。据2016年上半年统计，河北省共有122个县区需要局内调剂人员充实法律援助队伍，有71个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员不足3人，42个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兼职其他股科职务，县区司法局原本紧张的编制更加捉襟见肘。二是人员编制压减。本届政府承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同时河北省正在推进“人员编制压减10%”，因此，原来人员编制少的，现在增加编制基本不可能，而且现有的人员队伍可能进一步压减，给工作带来更大压力。三是事业编制有被占用的现象。法律援助中心是司法局唯一的直属事业单位，法律援助中心批复为事业编制的，有的事业编制被机关其他科室人员和司机等占用，这一现象并不少见，但都比较隐蔽。个别地方将法律援助工作全部交给管理机构，而法律援助中心的事业编制完全被占用。3.法律援助队伍方面。一是法律援助队伍职业化建设缺少统一标准。两办文件虽然提出“探索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模式”，但还没有参照法官、检察官，设置全国统一的准入门槛。现有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较杂，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能力不够优化。据统计，河北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有248人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占实有人员总数的40%，其中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有66个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占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总数的38%。二是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需求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基层法律援助任务负担越来越重、职业风险越来越高，但是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高层次人才“进不来、留不住”的情况普遍存在，也使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缺少身份感和归属感。现在弥补基层编制不足主要通过政府购买公益岗位、聘任等方式，这些人往往工作时间不长，对法律援助工作也缺乏热情。三是法律援助律师处境尴尬。《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均未对法律援助律师作出相关规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职称待遇、培训等没有相关政策，司法部印制的法律援助律师执业证书至今仍有“试用”两字。不可否认，法律援助律师在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能否为法律援助律师发放办案补贴的问题上，基层认识和做法不一，也使这部分群体面临困扰。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在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面临更加尴尬的处境，如果这部分案件可以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律师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必要存在，这部分队伍如何转型？4.法律援助经费方面。一是经费分级保障主体责任不明确。两办文件虽然明确法律援助经费实行“全额保障”，但是中央、省、市、县四级法律援助经费分级保障的主体责任不明确，部分县特别是贫困县严重依赖中央和省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用上级拨付资金充抵本级法律援助经费，同级财政保障严重不足甚至缺位。虽然中央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但地方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些地方相应减少了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二是转移支付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预算法》规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立专项转移支付”，而两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虽然要求各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意见属于规范性文件，难以作为申请设立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转移支付的依据。在中央补助专款分配环节，财政部门对专款分配文件设置为不公开或依申请公开，很多县区收到专款后还以为是同级财政拨款，同时中央补助专款由省直接下拨到县，设区市不知情，在对县区经费监管上产生了盲区。三是县区经费使用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省、市法律援助经费基本都能做到单列科目、专款专用，但县区法律援助经费往往与其他司法行政业务经费打包发放，即使单列科目，在使用上也往往统筹安排，法律援助经费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四、深化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是一块“硬骨头”。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这块“硬骨头”却是不能回避、不能拖延，必须正视问题、敢于攻坚，推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协调推进。一是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形势的要求。当前，中央深改组正在推进以人财物改革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2016年正在全国层面推开。公安机关也在开展公安机关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和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总的来看，在本轮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都在人财物改革的整体设计和推进上有着重要突破。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从两办《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来看，更多地是固化需求侧改革的成果，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也有一些规定，但在人财物改革方面缺少清晰明确的设计和措施，与公检法部门的改革措施和力度相比，缺少“一盘棋”的整体设计和创新推进，在改革节奏和力度上滞后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二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法律援助经费保障面临实际困难。目前，东部省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整体优于中西部省份，且差距在逐步拉大。从2015年各省同级政府财政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来看，广东、江苏、浙江等省投入在4000万以上，山西、河北等中部省份不到1000万元，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不到500万元。2015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近5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99万多件，年均增长14.3%，但中西部省份经费并没有随着相应增长，经费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在财政普遍紧张的形势下，法律援助经费需求仅靠中央输血不是治本之策。由于法律援助经费分级负担主体责任不明确，司法行政部门争取经费本身就比较困难，如果经费保障不足，在政策执行上也会打折扣。三是适应法律援助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曾先后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主线，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有了初步的基础，也使得两个方面的改革联系更为紧密，相互协调推进有了现实和理论的基础。忽视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改革势必难以深入推进，并最终拖累整个法律援助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努力做到协调推进、相辅相成。近年来，各省在协调出善法律援助实施意见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反映了基层对完善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愿望，亟待顶层设计予以重视和呼应。
五、推进法律援助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2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援助；问题；路径
一、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概述
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沿用至今，主要是为了规范政府法律援助行为，其中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紧张的背景下，国家同样鼓励诸如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等社会组织的诞生，来分担法律援助案件，减轻法律援助压力。那么，法律援助受到如此关注，究竟它该如何界定？当代大学生主要以何种方式参与法律援助？下面展开论述。
（一）法律援助相关概念
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人民法院指定辩护案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的法律服务，是政府出资购买服务惠及困难群众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法律始终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处在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如老年人、妇女、农民等，则更加需要法律的保护。基于对社会弱者的权利保障，法律援助机构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弱者扶助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些机构为受援者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诉讼等，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与社会司法公正。
（二）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形式
由于大学生处在法律知识吸收和法律思维形成阶段，尚缺乏独立案件的资格以及从全局把握案件的经验，他们进行的法律援助服务大多只停留在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法律宣传等相对简单的形式上。
1.法律咨询
法律咨询是指法律援助人员就已提出的有关法律询问作出解释和说明，或者提供法律方面的解决建议或意见的一种法律援助形式。一般来说，大学生到法律援助机构参加法律服务，最容易适应这种形式。大学生需要做的往往是耐心有礼地向受援人员解释法律知识，说明法律流程，协助主案律师登记笔录等。涉及到需要提供专业具体的法律意见时，大学生一般需请教专业人士，不可擅自给出答复，一切均要以受援当事人的利益为重。
2.代拟法律文书
许多受援人员由于涉身各类纠纷再加上自身法律文化知识缺乏，不得已需求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受过一定法律教育的大学生，正好可以帮助受援人员拟定各式法律文书，方便受援人员参加诉讼。同时，这也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文书写作和梳理案件能力的机会。类似地，大学生常常协助受援申请人填写申请表、提醒申请人准备相关材料等。
3.法律宣传
为了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关注度和影响力，法律援助机构通常会采用多种形式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比如，开展法律援助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活动、发放宣传单和联系卡、悬挂宣传标语等。大学生参与其中，增加实践经历。
二、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借助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这一平台实现的。1992年，我国最早的法律援助机构
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成立，至今已有上百所高校陆续加强与社会资源的合作，纷纷成立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尽管形势乐观，但在大学生参与时仍存在众多不可小觑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规范的制度保障
国家虽然鼓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以外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但对于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而言，其身份界定是相对模糊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这使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
仅仅归属到“其他社会组织”，却缺乏进一步的制度管理和规范。因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模式仍旧比较局限，独立自主性不强。
（二）人才缺失以及流失问题突出
法律援助需要高素质、专业性强的法律人士。集聚众多高素质法律人的高校足以为法律援助输送专业化人才。然而，时间精力相对充沛的大一、大二学生，往往因为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不够全面、法律体系较为单一而在法律援助上略显吃力，仅仅只能依靠边学边用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基本掌握法学主干知识并且对法律援助流程比较熟悉的大三、大四学生，由于已经开始准备国家司法考试、研究生考试，或者参加就业实习，不得不中途退出法律援助服务，导致法律援助人才流失。
（三）缺乏教师的专业指导
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目的除了援助弱势群体，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学应用能力。通过调研，不难发现有些机构并非真正拥有足够的师资对学生进行指导，有的甚至完全交由学生管理。专业指导的缺位，使学生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碰到问题时，无法及时寻求教师帮助，不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会使学生错失很多进步的机会。
（四）机构组织经费不足
经费不足是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一大障碍。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承办法律援助事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的必要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差旅、文印、交通、通讯、调查取证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费用和必要的援助人员补助等。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持，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活动便很难开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大学生的压力。除了国内少数几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有幸获得美国福特基金的支持外，其余大部分都只能依靠政府和学校的少量拨款来维持工作。为了高校法律援助能够持续进行，解决相应的经费问题十分紧要。
三、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路径探析
针对高校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构建“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的设想，力求使高校法律援助的公益性目的得到更好地实现，将应用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具体运作模式如下：
（一）“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基本概况
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是高校与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合作建立的协同育人平台。旨在综合学校与社会两大资源，发挥高校与法律援助机构各自的优势，协同创新，以本科教学为依托，以基地为平台，纵向联通职业导向教育、实验教学和案例教学，贯彻“一纵三横”的理念，提高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深度与广度。
（二）“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运作形式
高校以实践教学的方式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同合作，挂牌成立实践基地，在学校设立工作点，作为大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学习和实践平台。基地秉承“以基地为平台，以课程为依托”的原则，聘请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在实践前为学生提供法律援助培训，在实践中针对个案为学生进行同步指导，在实践后开展案例研讨会，全程指导，促进法学实践与法学课堂的紧密结合。
1.“走出去”实践
相比其他高校只是单纯地建立实践实习基地，或者只是简单地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不同，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是高校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联通。法律援助机构为基地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建立学生值班制度，学生通过“走出”课堂，融入基地参与法律援助，辅助法律援助律师。学生在基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具体的服务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1）接待到访者，开展法律咨询，做相应的记录整理
（2）代拟法律文书，协助办案律师整理案件
（3）维持现场秩序，耐心安抚情绪焦躁的当事人
（41跟随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外出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2.“引进来”教学
为了使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获得实质意义上的锻炼，基地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采用“引进来”教学模式。一是在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之前，由法学院具备法律援助资格和经验的教师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培训，学生掌握了基本法律援助知识以后，对待这项工作则更有信心、更具热情；二是邀请法律援助机构富有经验的律师、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给全体同学进行实务讲解、经验分析及对值班同学的表现给予综合性点评，让学生在亲身体验法律援助案件的同时，接受来自经验人士的专业指导，使职业导向教学、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紧密结合。
3.统一规范管理
大学生法律援助基地对参与的学生进行统一管理，为学生购买保险，实行信息登记和考勤管理，完善值班制度，保障高校法律援助基地的持续稳定运行，解决学生只能利用假期或周末零散时间参与法律援助的缺乏统一指导、案件跟进不连贯的问题。
在该构想中，学生以“法律辅助人”的身份参与法律援助，在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过程中，通过一系列诸如记录谈话内容、代拟法律文书等工作，学习专业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实际办案经验，逐步提高专业素养和实务能力，培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3
一、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难。关于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提前介入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实践中，许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种种原因，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仅仅局限在审判阶段。部分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一两天才给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导致不少指定辩护律师由于时间仓促，无法深入了解案情，只能凭书和办案经验出庭辩护，影响了辩护效果。
2.办案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理上还不成熟，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甚至还存在人格缺陷，如个性相对比较孤僻，不轻易敞开心扉等，但同时他们又具有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还要熟悉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但是，目前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还缺少统一指导和培训，使得有些律师仅满足于完成辩护任务，在办案过程中缺少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沟通，对于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导致表达辩护意见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合理量刑建议，不能真正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3.刑事法律援助后续效果不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有认罪、悔罪甚至立功表现，然而由于受援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使其对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加上原有生活环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也需要假以时日，因此极易重蹈覆辙，重新犯罪。有的受援人初次犯罪，因为年龄较小，未被判处实刑或刑期较短，刑满后，由于缺少家庭关爱或管教缺位，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快又走上了犯罪道路，再次成为被援助对象，这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初衷。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
1.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全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群体，失足未成年人理应有别于一般犯罪嫌疑人，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得到特别保护。自侦查阶段起对经济困难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律师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法律援助，让援助律师提前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规定在侦查、阶段，相应的办案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时即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记入笔录，经查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确实无法为其聘请律师的，办案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应的援助机构，由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权利保护，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律援助的根本目的。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4
关键词：社区；法律援助；非政府组织；司法救济
一、社区法律援助的定义
社区法律援助是依靠当地的党群、街道、司法行政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组织，由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义工等人员提供的无偿的法律服务。
二、社区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意义
法律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一般都是由律师、法律工作人员等专业人群掌握，而除了一些特殊人员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等由政府提供的无偿法律援助以外，大部分的案子还是由当事人自己出庭诉讼，而案件往往涉及诸多的法律规定，导致不服判决、缠讼、上访等时间多有发生。因此，就需要对群众进行长期的法制宣传，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引导群众的合理诉求，因此，社区法律援助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法律援助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其民族、阶层、收入等而有不同。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与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是互通互助、相互补足的关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法律援助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三、社区法律援助提供主体
社区法律援助提供主体更多的人士是义工、志愿者等非专业人士担任，任何一个喜爱义工活动、有志于提供帮助的人都可以从事社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当然，如果能够知悉法律的专业知识更为适合，因此，社区法律援助的主体更为大众化，进入门槛远低于法律援助。
四、社区法律援助的困境
1.制度方面的限制
社区法律援助组织作为民间的、非官方组织，其从事的范围、人员的组成、资金的来源因其自身的特点，从诞生之日就缺少相关国家政策和制度的保障。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强有力支持。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资金来源以及对与法律援助的对接、政策的引导和扶持等均需要政策和法律加以明确。
2.资金方面的限制
社区法律援助的义工可以无偿的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但是不能形成固定的模式，资金的匮乏使得社区法律活动往往会无疾而终或是成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短期行为。很难想象，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可以同国外民间组织一样从社会上募集资金，有自己的银行账号、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场地。资金渠道不畅，无法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就难以保证社区法律援助稳定性和长久性，就难以将社区法律援助活动做大做强。
3.人员方面的限制
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取得律师资格与中国人口的比例相差极其悬殊，而在我国的西部等边远地区，连取得律师资格的人都难少之又少。无论是北上广还是珠三角，选择的都是一线、二线城市，而西部边远地区、农村、乡镇这些急需法律专业人士的地区，无人问津。社区法律援助应运而生，解决了这些地区的法律援助欠缺，专职律师不愿去，法律援助顾及不到的问题得到了相对的环节，但是资金匮乏、福利保障欠缺、制度的缺失、社会的不认可，又必然导致援助工作人员的匮乏与不稳定。
五、社区法律援助的途径
1.采用官民并举，双轨制发展的方式开展社区法律援助工作
无论是官方主办的法律援助制度还是以民间为主体的社区法律援助来说，其受众群体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因此，两者是共荣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采取官方主导的法律援助和民间为主导的社区法律援助共同发展的办法，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2.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指导、帮助、促进社区法律援助的进步和发展
（1）建立健全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管理制度。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发起人和管理者，应当制定完善的社区法律援助的管理制度，应加强政府主办的法律援助中心与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协调，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解决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后顾之忧。
（2）建立政府支持，社会出资，社会监督的资金筹集体系。从政府角度来讲，对于社区法律援助要从鼓励、引导着手，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社区法律援助组织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也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扶持，此外，应充分利用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社会性特点，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建立通畅的社会筹资渠道。
（3）扩大社区法律援助的人员构成规模。社区法律援助毕竟不等同于法律援助，其成员的法律专业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除了律师等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以外，还可以考虑让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生、法学教师、从事政法、综治工作的人员以及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服务人员组都加入其中，可以从事专职、兼职的法律援助工作。
（4）社区法律援助的内容。①对特困家庭提供义务法律服务，主要为其提供义务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调解等法律援助服务。②广泛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活动。相对于特困家庭等特殊群体，社区法律援助的受众人群还应当包括社区的普通的居民，因此，进行普法宣传工作是社区法律援助与政府主办的法律援助的区别之一。③开通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联络方式。除了在有条件的社区，开辟专门的社区法律援助工作室，让社区居民可以面对面的接受法律援助以外，还可以在社区设立法制宣传栏，设立24小时的服务电话，采用有人值守和语音答录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一个与社区居民沟通的方式。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开设社区法律援助的网站，让社区居民足不出口就可以享受到社区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论和谐社会视野下城镇弱势群体的社区教育――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06期
[2]加强城市社区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路径选择.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06期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5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缺陷，特殊性
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经济状况为决定条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与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则确立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确立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三是法律援助职能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过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来思考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2003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的《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2003年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反社会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
（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办案的律师也不例外，如果连律师办案的成本都无法支付，长此以来，律师办案的质量也可想而知。由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可能过分依赖社会资助，我国政府应切实负起责任来。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四期，第6页。
2、叶雪生：《从人权入宪审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四期，第68页。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6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1.扩大了法定援助的范围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个方面。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酌定援助的对象从原来公诉人出庭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扩大到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则对“其他原因”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规定。法定法律援助的对象则在原来三类案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类:一类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增加的原因是这类人在认识能力或控制能力部分丧失的情况下实施的犯罪,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自我辩护能力如同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一样,也相对减弱。另一类是当事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增加主要是考虑无期徒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刑罚,如果面临如此重刑而没有辩护人,对于案件的公正审判缺乏保障。
2.提前了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
以往无论是酌定援助还是法定援助,都是向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在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是难以获得法律援助的。新刑事诉讼法则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把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也就是说,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要符合前述酌定援助或者法定援助的条件,与处在审判阶段的被告人一样,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3.改变了法律援助的方式
按照刑诉法原来的规定,向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都是由人民法院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新刑诉法则把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一分为二:其一,对于酌定援助对象,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其二,对于法定法律援助对象,则根据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面临挑战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将成倍增长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仅就法律规定“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另外,新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虽不符合法定法律援助的条件,但其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依法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辩护律师的情况,以前通过申请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较少,相信此类案件将会不断增长。
2.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需要加大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成倍增长,就需要相应增加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投入。仅以30万个案件举例,如果以每一案件平均补助办案律师630元(2009年全国平均数)计算,就需要1.9亿元;如果每个案件以800元计算,则需要2.4亿元;如果每个案件以1000元计算,则需要3亿元。以上数据分别占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10.22亿元的18.6%、23.5%和29.4%.其中最大的金额3亿已超过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用于办案支出的金额2.93亿。
3.刑事法律援助的人才亟待加强
2011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是14150人,其中法律专业人员是10888人。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要求办案人员必须是已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而这部分人员在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又占比较小,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成倍增长,相应地也要求增加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人数或律师办案的次数。显然,短期内法律援助机构内部不可能增加多少人,重点应当放在如何组织、动员更多的社会律师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同时,还应当在制度上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机制,把近年来刚从法学院毕业,且已通过司法资格的青年法律人才吸收到这项事业中。
4.援助案件质量需加大监督
《规定》为加强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管理,作出了合理指派案件承办人员的规定,明确了承办律师具体工作要求,并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对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指导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根据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情况实施奖励和惩戒,公检法机关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通报律师违法违纪损害受援人利益的行为,加大对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管力度,但如何加强对律师的培训,细化对办案过程及重点环节的管理、考核,确保办案质量,也将是全国法律援助机构面临的挑战。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7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发展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学习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影响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权力的保障。法律援助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有效途径，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形式。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直接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成为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可以协调、维持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良性、互动、文明关系，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是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不十分科学，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阻力重重、问题多多，政府行政水平、行政艺术还有待提高和改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司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无法实现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困难较多，压力较大，可谓任重而道远。
4.人文理念：民生关怀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着扶弱济困、匡扶正义等传统美德和“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正是脱胎于此，它是全社会基于道义、慈善之心自发的个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的呈露。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应将其上升为国家行为。政府只有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人性化的关怀和民生救助，在社会弘扬正义、培育人文理念，才是对弱者最根本、最彻底的关注和扶持。当然，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捐助、义务帮助等社会公益行为，国家也要大力倡导、全力支持和有序引导，使之成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正义蓝天的另一只巨手。这也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实现全民族心灵上的共通共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中国的治国方略。二者的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有赖于“德治”提供社会道德基础，同时又有助于正确引导全社会都来关注弱者、救助弱者、发展弱者，进而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法治的实现要观念先行，法治的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法治意识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法治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是法治现代化的真正内在动因。“民众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最深厚的普遍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的实施及法治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无可厚非应建立在全民法治意识觉醒和普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如此，弱者才会知道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设法求助于法律；社会各界才不会任意损害弱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推广和强化，进而为法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载体。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植根于特有的人文理念之中，是精神文明之花的必然结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在给予弱者关注与关怀时，其心态更多的是同情和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心灵上的鸿沟、造成无形中的不平等，而这恰恰背离了人文精神和民生关怀的初衷和实质。
（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范围较窄，思路不宽，前沿问题研究不多，缺乏创新，没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因而，笔者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给予更多关注和进行大胆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援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法律援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应该突破只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的束缚，通过提供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法律援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法律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单个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其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2.摆正法律“援助”观念，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中国自古而来的“扶危济困”，本质上存在“瑕疵”。这种传统的扶贫带有同彩，扶助人在心态上存在偏差，常常以一种高姿态俯视贫弱群体。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援助”中饱含“恩赐”和“不平等”。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一种服务理念，“援助”的实质应定位于“服务”，援助人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态度、思想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当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最终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所有权利。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将社会原本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其他大众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等相关资源以法律的形式归还给他们。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分配方式称为“资源回归”。基于此，必须做好“三次分配”理论的研究：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透过市场作用实现的收入分配——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透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化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分配格局，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起跑点，提高弱势群体的长期生产力，以提高其发展能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透过个人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道德，强调个人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加强全社会公平观念教育，培育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心、爱心和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因此影响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归属，并努力在第三次分配中谋求发展。
3.坚持协调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向和倾斜力度上的重大调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制度，也应当坚持协调发展战略。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所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和差距。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惠及全中国所有地区，但也须正视上述差别，在差别中找寻法律援助实施的有效形式，努力使之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各地的个性；同时，各地之间应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架构法律援助资源共享之桥梁，在个性发展中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复兴，而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了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点燃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希望之火炬，成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有力杠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理论界对此应继续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新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述评与完善（一）立法述评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作支撑，于是“立法”被放至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层面理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价值依据。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实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关于法律援助的直接条文；第二，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它们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彼此之间的内容有些不协调；第三，国家五年制定一次的计划纲要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虽然它们不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规定法律援助，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第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性规定，但适用范围较窄；第五，国际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便于实现国际法律援助合作，但目前适用频率较低。
本文仅在最狭义的层面讨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即对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概括性述评。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专门立法，是在总结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体现了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规律，又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初步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
1.公民权利，政府责任我国宪法虽已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公民因为经济困难，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靠自身力量求得法律帮助，因而无法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公民不管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法律援助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法律援助责任归属，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实施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条例》的灵魂和亮点所在。它表明政府既是权力政府，更主要的是责任政府，其享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也负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工作逐步摆脱过去单纯的道义色彩，从传统的社会个人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司法救济和保障。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完善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第二，提供必要的机构和队伍保障；第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第四，充分调动律师、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广泛开辟资金渠道，鼓励各方面对法律援助提供支持；第六，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和管理。必须指出，《条例》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十分抽象和模糊，但在涉及律师作用时又非常具体和明确，其重心显然放在律师义务方面。《条例》这种“政府责任宽松、律师义务严格”的立法思想值得斟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法律援助制度的义务是国家义务，履行这个义务的责任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政府决定要让律师来承担部分义务，也应当是要求政府设立“公职律师”来承担这个义务，而不能要求所有的律师都来承担义务，否则，“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2.律师义务，社会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暂时无法采用福利型模式，《条例》采取由专职人员、社会职业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等多种援助提供主体并存的立法模式。这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增强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灵活性和便民性。但《条例》特别强调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对律师从业人员而言，法律援助是义务，属于“必须行为”的范畴，并且责任较为严格。这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相对优势，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明白，虽然法律援助主要是律师的义务，但并非强制律师“白干活”，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应依法给予其一定量的办案补贴，这种补贴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办案成本支出。对于现实中出现“有些律师不愿或不擅长办理诉讼案件，而由其出资折抵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因为这样做无论是从律师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和社会接受的程度讲，都是弊大于利。所以，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科学合理地调配律师资源，让所有的律师都能公平地承担义务显得很有必要。
在当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全国县级地方和西部贫困地区经费严重短缺，导致法律援助工作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条例》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使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能够发挥吸纳社会捐助的功能，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支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但也应当注意，社会组织建立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必须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并受其指导和监督，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得收取当事人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假借法律援助的名义从事有偿服务。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经费支持的，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公开进行，不能给某些单位和个人提供腐败的便利和“温床”。
3.界定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范围解决的是哪些人可以或应当享受法律援助的问题，是法律援助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条例》基本上沿袭了10年来法律援助实践中的做法，对原来零散分布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集中阐述，但也有所突破。
《条例》规定公民在6种行政、民事诉讼方面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个规定比以前略有缩小，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即生活困难的公民主张与基本生存有关的事项。如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此外，增加了一项“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内容。考虑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目前这种做法切实可行，但也留下许多隐患。笔者将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
《条例》规定对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5种事项进行法律援助，与以前的相关法律比较，被援助对象的范围作了较大调整。这一点体现在《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立法正逐步倾向于人性化的关怀。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号角，值得称颂。
但是，《条例》在法律援助范围方面的规定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给法律援助实践带来困惑。第一，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考虑，法人暂不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初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依法减免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的法律帮助，使其能够平等、公正地实现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法律援助的宗旨并不在于调整经济关系，不在于通过挽救某些濒临破产或倒闭的企业而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成熟定型，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壮大，在若干年后，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将某些法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在相关立法中得以体现。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基本相似。第二，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可以考虑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外国当事人，如确因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由两国间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对于无国籍人，笔者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其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将其作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例》对此没有规定，有待于今后立法的逐步补充和完善。
4.“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又要兼顾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这样规定，充分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利于各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弱势群体在享有法律援助资源方面存在差别，实际上造成弱势群体之间新的相对不平等，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相处，势必给未来中国社会新的矛盾和歧视埋下伏笔。
纵观《条例》所有条文，其内容十分丰富。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述评，是因为笔者认为它们相对比较重要，但不是说其他问题不重要，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述及。
（二）立法完善在现代社会，法律援助的状况如何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一国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国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条例》刚刚颁布，且其施行的效度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笔者论及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条例》本身，而是着眼于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希冀其能真正成为中国弱势群体“遮风挡雨”的屏障。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当然，笔者并不赞成就“法律援助”这一项内容特别加以修改，而是要在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时必须重视此类条文的修订。
4.拓展法律援助国际法视野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理所当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要解决中国国内弱势群体对法律资源急切需求的难题，但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的法律要求.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因此，必须加大法律援助国际法研究的力度，保障国家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义务，以使更多的弱者获得法律的帮助，从而推动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以上是笔者对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提出的一些粗浅建议，然而有了宏大的立法构想，没有具体的立法步骤，显得较为空洞。为此，笔者初步设想并建议，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4～2007年，在《条例》颁布施行5周年之际，全面制定法律援助相关规范，修改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使之逐步协调一致，初步健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第二步，2007～201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将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中，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法律援助国际法的研究，使之渐趋走向国际化；第三步，2010～2013年，在《条例》颁布施行10周年之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最终完成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述评与改革（一）实践述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大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由自发到自觉、由社会推动到国家主导的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但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这里，笔者侧重于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的不足之处进行述评。
1.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公民综合素质不高在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农村、社区）。然而，一些地方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不宣传，老百姓就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比较困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与义务意识的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的缺少、心理上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他们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更不知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而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对法律援助认识模糊，积极性不高（1）对法律援助重视不够。法律援助应该是"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行政行为，然而一些人却认为法律援助工作可有可无，抱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的态度，形成"会上重要，会后次要，碰到实际困难不要"的观念，导致人员不到位，职能不发挥；也有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事，与自己无关，漠然视之，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对法律援助缺乏热情。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热心，对来访者的态度冷淡，有的案子迫于舆论或领导的压力才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有些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得不到必要的成本补贴，即使拿到一定量的补贴，也不能与他们的服务成正比，因此积极性受到挫伤。
（3）基层法律援助实施困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是“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给人的印象是挂着牌子，却很少受理业务，即使受理，也仅是为了完成上面所规定的任务而已。
（4）人民法院系统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不力。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往往不同意当事人提出减免诉讼费或指定辩护的申请，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3.法律援助缺乏经费保障，办案质量不高经济困难的公民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法律援助本身也亟待“援助”，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由此带来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我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1/10，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自成立时起就没有经费，需要支出时，须向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打报告，再由司法行政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如此往往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少量资金，有时甚至一无所获；有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经费由当地的律师协会拨款，而律师协会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上缴的管理费，这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在搞法律援助；有的地方政府拨给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定编制的人头费，但无办案经费；有的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既无编制也无拨款。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4.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务猛然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人才更是奇缺。此外，律师与法律需求不呈正相分布，客观上制约了法律援助需求的满足，也加剧了供求矛盾。
5.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混乱、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四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专职人员、无办公场所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的法律服务所（有偿）与法律援助机构（无偿）混设，且人员编制混杂；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只是在律师管理部门增挂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机关化”，人员进入把关不严，“福利性”、“照顾性”安置较多，将司法局里的一些干部安排到法律援助中心来，既不能办案，又不能管理。同时，目前全国法律援助人员的总体水平是业务素质偏低，知识储备单薄，学历参差不齐，没有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严重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6.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8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
中图分类号：D926.5；D925.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5-0311-01
一、法律援助的基本理论分析
法律援助，是指由国家来建立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在这个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下，由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人如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或公证员，为一些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①现阶段的法律援助理论界中，通常将法律援助分为四个要素：援助主体、援助责任、援助对象以及援助范围。
1、援助主体：在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界中，针对其主体，主要存在单一说和多元说。单一说认为，在当事人需要律师的法律服务时，由于其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该学说将法律援助过于片面地看成律师所提供的援助，这是不合理的。而根据实践以及相关规定，其主体还包括公证员、身处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是多类主体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的优势，保障被援助者的正当利益。
2、援助责任：对于援助责任，有三种学说三足鼎立。一为绝对国家责任说，认为法律援助是政府在司法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保障需要法律服务但并无经济承担能力的一项减少或者免除收费来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制度。二、相对国家责任说，国家只负责指导和协调，如建设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运用权力保障制度的运行，但其并不是纯领导式的。三、国家和社会责任结合说，我比较倾向于这种观点，法律援助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3、援助对象：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法律援助的对象不仅为经济上有困难的人，也扩大到未成年人，盲聋哑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等，其对象并非是单一的。
4、援助范围：法援制度中，包含了诉讼案件与非诉讼案件两类。在刑事法律援助中，结合新的诉讼法将援助范围大大扩展，由之前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阶段，将更好地保证被援助者的合法权益。
二、新刑诉实施后刑事法援所面临的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3年2月4日，“两高两部”联合《规定》，对《新刑诉》作了进一步细化，增强了其可操作性，对我国刑事法援工作的开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对我国的刑事法援制度来说，即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量呈爆发式增长
《新刑诉》实施后，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量急剧增加。比照旧《刑诉》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原因是，新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援方面给出了较多的修改，具体有下列几点。
1、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是明确“申请”这一刑事法律援助启动程序。②二是将原来应当指定援助（即法定援助）的五种人群扩大到8种人群。
2、把当事人能够申请或接受刑事法援的诉讼阶段拓宽了。新增了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这表明同一个刑事案件援助次数就可以比以前增加两次，法律援助次数大大增加。
（二）法援经费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展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调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可以预计，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将急剧上升，如果财政拨款还是按照原来的预算，这对本来就不宽裕的案件补贴经费就会是一个大挑战。
（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办案人员短缺
由于法援接案数量的大量增加，这将会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法援相关工作的工作量急剧上升。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极不能满足办案需要。
（四）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程序正义应当始终贯彻在刑事诉讼中。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在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等环节对律师权能做了大幅度修改。在侦查、审查、审判这三个阶段，律师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律师想要要提高办案质量，履行刑事辩护职责，前提是具有良好的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
三、对刑事法援制度的完善提出的几点看法
基于刑事责任的惩罚性，刑事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的国家机关，而处于被指控地位的被追诉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双反力量悬殊。要真正落实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国内的法援制度，最终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一）建立广泛实际的刑事法律援助协调协作机制。
刑事法援并不是单一的一项制度，它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才能顺利开展。《新刑诉》对刑事法援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提出了更高的工作标准。要求从业人员正确看待刑事法援制度，全身心投入工作，树立“为符合条件的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的信念。各部门之间要通力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强化合作意识，以减少刑事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来自各部门的阻力。
（二）改变现有体系，加大对刑事法援的资金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是法律给予政府的，为特定需要法律帮助人民提供法律支持的一种责任，所以国家应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中，并按照各地的经济水平的高低不同，每年从税收中拨付确定数额的经费用于法律援助。③让律师提供免费法援服务可能有点勉为其难，但是可以通过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从律师费、注册费中抽取小部分资金用于法律援助。同时积极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支持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公益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和赞助。
（三）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法律援助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承担刑事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中大部分是中青年律师，以青年律师为主力军。然而刑事辩护关系当事人切身利益，对律师的法学素养和法律实践操作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中青年律师缺乏相应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相对缺乏。这就要求各级司法部门部门、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协会加大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能力的培训，增加刑事法援的实战经验。
（四）开展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制度和法律援助点援制
法援律师值班制，是指由政府财政拨款，接受法援中心的指定和派遣后，义务为当事人提供即时有效的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和指导服务。在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体现在可以高效地为被告人提供专业的意见，包络帮助被告申请延期开庭、申请保释等其他法律事务。④建立法律援助点援制，这种制度是指刑事受援人可以在法援中心的律师目录清单中选择自己心仪的法律援助律师，然后告知工作人员，由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其指定该律师其案件。“点援制”可以让受援对象切实得到高效、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让指定律师得到援助对象的信任。
（五）加强刑事法律宣传，提升效果。
要做好对社会大众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宣传教育，利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博、短信等新兴媒体，形成长期宣传机制。树立“法律援助属于民生工程”的理念，破除“法律援助是政府的惠民政策”这一理念。不管是谁，只要符合了条件，都可以申请获得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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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缺点篇9
(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
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果不容乐观。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受援案件数量增多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质量控制机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
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
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法律援助的缺点篇10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对涉及讼诉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1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相对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其他法规较为薄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发展的进度都十分缓慢，在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法律援助尤为匮乏。虽然农村地区拥有我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受限于经济、政治等因素，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推进，对我国整体实力的平稳飞升、公民权益的广泛实现带来了巨大阻力。
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缺陷，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更是法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村地区占据全国的大部分面积，农村居民为我国成分最多的人口，但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法律建设与城镇相比却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整体发展。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党组织就提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这就为农村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思想指导基础。
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有部分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并建立了相关的试点机构；1997年5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3；2003，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成为目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最明确的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条律散见于诉讼法及律师法中。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基层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各级地市、农村地区执行不尽相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基本上，我国农村现阶段基层法律援助模式有四种：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协会进行总管理，由当事人择取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设立救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轮流提供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建立下设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体制上来讲，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着根本性的先天缺陷，立法缺失让基层法律援助的后天发展缺乏了内驱动力，法律援助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开展，但是并未真正走入、渗透进各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机构分布严重失衡，建设良好的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存在于中、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市级以上地区，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农村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机构建成2486个，占应建数的87%。江苏、广东、伤害、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建立。4这些多数集中在沿海中东部发达地区市、县中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国家编制部门的统一许可，没有专门的人事编制和人员编制，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是并不正规的自营机构，由司法局自行成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境。缺乏机构和人员编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不明、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编制，有的为事业单位，员工素质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千差外别，影响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质量。2002年，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总体上增加了7%，但是机构中拥有律师资格的从业人员则反而减少。
有些地方虽然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机构编制，但人员和经费则没有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也非常薄弱。《法律援助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然而目前的状况是，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市能够拨出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大多数县市并没有在财政预算为法律援助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拨出，更多的农村地区，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将法律援助纳入到财政资金的拨出中。
二、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要解决的问题及要实现的价值内容
（一）实现法律正义、公平、人权价值的普及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子系统，该制度产生于西方，并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得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到逐步演化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2法律援助在一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地位，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
我国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分化，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和法律保障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务农人口还没有走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在发生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时，大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法律费用。这种城乡经济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让农村居民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这正是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所谓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尊严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益，农村贫困居民理应享有法律援助，以此实现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人权价值。
法律本身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律法规则，是为了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定的过程和具体内容难免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妨害法律的公正严明、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补充法律的这一漏洞，帮助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正义价值。
（二）提高农民的基本法律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农村匮乏的法律机构、法律体制决定了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淡薄。农民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没有树立起合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农村的社会环境还残留着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旧社会做法和风气。再加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不到位，自从1994年法律援助的观念提出以来，除了在2003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国家至今没有其他法律动作，而宣传也止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在农民意识中建立起法律可以无偿援助弱者的观念。
法律援助深入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无偿的法律援助在思想意识落后、法律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慢慢建立起普遍的法律、法治观念，让农村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态跟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到普通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络，在普遍建立的法律观念中最大可能的消除潜在的动荡因素，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增长。
三、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向前发展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法律援助面临着巨大的实施压力，也因如此，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渗透范围
与国外严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律法中法律援助体系的建立显得异常迟缓。早在1424年，苏格兰就制定了向社会贫困人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项法案；1945年，英格兰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章程》免除了诉讼案件中有经济困难的社会人员的诉讼费用，1949年制定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将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诚然，我国自近代才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法律基础与氛围与自古以来便崇法的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应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立法上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渠道、实施细则、实施方式等具体内容，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政策性、程序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建立健全、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规范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科学发展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要求。5在立法基础之上，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并细化法律援助的领域和对象，让法律援助在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的原则下有机有序的广泛展开，深入到农村各地的基层组织中。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的变化，法律援助的对象及范围要根据时代和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补充、更改，完善，以保证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跟上时代和人民需求。
（二）建设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上下级机构和机构间的监督、协调与合作
农村地区受限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险恶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无形中阻碍了现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因素。要将法律援助真正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内部，必须在农村当地的基层组织中建立法律援助的分支机构，采用定点形式将法律援助“捆绑”在当地农村。在经济、环境不允许的农村山区或贫困地区，可以考虑将县区、乡镇法律援助机构鱼当地的法律监管机构合并，减轻法律行政工作的同时，扩大了法律机构的作用和智能。同时，要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服务范围和上下级关系，协调法律援助机构间的沟通和职责分工，鼓励经济发达或有条件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向落后地区的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咨询等帮助服务，机构与机构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力度，避免发生有人以权谋私、走后门从而剥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无偿法律援助的资格和权利。
（三）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投入力度
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完善和后续发展全部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植力度。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当地实现通过个人筹资建立基金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社会上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无形中会破坏法律援助本身的公平性，因为法律援助实施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是从上而下进行扶助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援助中的一些对象，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罪大恶极的被告，社会公众在心理上未必能够接受为这样的援助对象进行筹资捐款。因此，若要保证农村基层组织中拥有固定数目、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也只能由政府逐步将法律援助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中，保持法律援助机构长期运营的可能性。针对一些尤为贫困的农村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形成联网式的配合，从而真正促进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