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2-02
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都争议不断。有的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的是实践性，不涵盖辩证性与历史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还有部分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辩证性和历史性，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认可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说。对于以上定义，笔者比较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且其实践性本质特点中还包含了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特征，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说得通。
一、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不懂得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只限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注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反映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足而形成的，因此在掌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前，应先分析旧唯物主义的缺点。
（一）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必然会导致机械性的缺点
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的理解以直观形式为主，而这样一来就使得事物的本质得不到体现，难以获取事物内部的能动性及事物能动性的变化和发展情况，只掌握了事物的外部现象。在事物运动过程中，只能获悉直观感受下的机械运动情况，认为运动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形成起来的，使得原本多样化的运动形式变得机械化，而且围绕机械运动来揭露各种不同的现象。尤其将人的所有生理现象纳入到机械运动范畴。比如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者拉美特利将人的身体比作机器，指出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机械运动，且通过实例证明自己的说法正确性：当人站在深不见底的悬崖边，身体会机械性的往后退；寒冷的天气人的身体毛孔会机械性的闭起来，防止寒流涌入体内。可见，唯物主义的机械性缺点并非偶然形成的，而是因其直观性缺点最终所致。
（二）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世界，必将导致唯心史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历史存在的根本在于存在有生命的个人，个人自觉和动物分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非凭自己思维而进行，而是个人清楚的知道开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的重要性。个人最初的劳动实践，是人类社未来发展的引领，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各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就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和物质生产发展史间的一致性，人类口中津津乐道的世界历史体现的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证明，在历史唯物主义整个领域中，实践占据重要位置，若不结合实际情况来考察历史，忽略历史发展中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忽略自然科学和工业，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与自然、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相脱离的以抽象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旧唯物主义之所以难以涉及社会历史方方面面，是因为旧唯物主义忽视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只是通过感性的形式直观客观世界。所以其在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过程中，仅仅将人和社会作为直观的对象来认识。这样直观到的人就非常的抽象，是感情领域中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由主观感受到的社会历史仅仅是各类偶然事件的积累过程，不能突出实际存在的必然联系。由于旧唯物主义未结合实践来直观人类社会，因此无法清晰的明确人类社会就是实际的物质过程，最终朝着唯心主义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应以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直观性忽视了实践的作用与意义是旧唯物主义最突出的缺点，该缺点必然会导致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的产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由于旧唯物主义存在机械性、唯心史观等缺点，因此落实科学实践观，从实践角度出发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扬弃旧唯物主义缺点，实现具有实践本质、辩证本质及历史性的唯物主义已刻不容缓。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突出的一种本质，其内部蕴含了辩证性特征、历史性特征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辩证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真实存在的世界，实现了能动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类实际开展的活动就是能动的改造现实存在的世界。在此基础上理解真实的世界，那么就将真实的世界作为了人类能动的改造领域及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社会中的人存在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而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实践来看待客观世界，通过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有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间的统一，并基于此产生了实践的辩证法。其次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理解世界，可以清楚的获悉世界并非是长期不变的事物的全面综合，而体现的是全过程。人类实际活动过程中，在对外部世界施加作用的同时，外部世界也会通过自身存在的能动力量对人施加作用，对实际存在的人的活动方式进行制约，决定了实践活动的成与败，让人们充分的了解客观世界原本就存在的能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实践活动还使人们得到了了解客观世界本质特征与客观必然性的渠道。由此可见，人类要想理解真实世界，就必须注重实践这一“平台”，人们通过该平台全方位的认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规律，并积极主动的体现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通过统一实践辩证法和真实世界中潜在的辩证法后，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全方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集唯物论和辩证法为一体的目标，使得唯物论与辩证法达到了统一性，而一切的统一性都离不开实践观。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实践性特征下了解世界的必然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决定了历史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而要想切实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首先就要从实践理解历史的角度获悉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结合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才能清楚的获悉社会生活实况和历史发展中所遵循的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来理解事物、实际、感性，因此就获得了了解历史的途径，进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除此之外，应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意识，清晰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类实际活动间的联系性，突出人类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不断变化的历史观中的重大课题予以有效处理。从揭露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依旧强调以物质实践角度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现象，通过深入分析物质实际情况及其内部矛盾，可及时准确的获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规律，从而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不难看出，实践性本质特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突出阶级性
在传统哲学中，总是将人类的理论思维活动看的比较重，而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却关注的较少，将看待与认识世界作为了核心任务，无法主动地站在哲学的角度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传统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直接强调了其不仅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还要以实践的角度来改变客观世界。以哲学的方式改造客观世界最根本之处在于建立符合于世界的哲学思想，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获悉具有符合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通过共产主义社会带领人类走向解放。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就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所以马克思非常清晰明确的提出了将无产阶级作为新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了主要的精神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性本质特征和阶级性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淋漓尽致展现。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解放思想主要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指导，消除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陈旧思想观，加强对各类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力度，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革命批判的本质；实事求是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客观实际的角度，从中找寻其本质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一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其次，与时俱进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现代社会，注重规律性，强调创新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品质，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功能。解放思维与实事求是都必须符合与时俱进。
此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彼此间存在渗透、促进的关系，将这三者紧密联系可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构建一套涵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内的机制，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本质特征、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的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得到了统一，唯物辩证中自然观及其历史观得到了统一，客观科学性与革命性得到了统一，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性，始终以实践的角度为出发点对事物、现实、感性科学合理的理解，因此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消除了将直观性、机械性、唯心史观作为本质特征的旧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特征得到了全面体现，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之间存在互通性，有效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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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2
(一)战争实践与哲学思想的形成
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认识和思考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确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十分罕见。中国社会变革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道路模式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却在反右倾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犯了“左”的错误，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战争经验。总结建党和建军初期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在1930年5月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开始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2．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实践形式是战争实践。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历史现状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及其根本规律，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理论，创造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体系，着重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相互关系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丰富了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理论特征。
3．“两论”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告诉人们，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实实践和革命问题的。因此，如何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社会现实矛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上升到哲学高度，需要一个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从哲学高度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逐步地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应该说，在1937年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对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以自己的特点和新鲜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性的理论成果。
(二)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实践的主要特征是以战争实践为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论以及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揭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社会根源，用其基本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方向、对象、步骤等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生成了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欧洲、苏联形态转化为中国形态。
1．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之能够解决本国的具体实践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哲学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产物，同时又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因此，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于，它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而是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得出许多符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实践现状的新的理论结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正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生命活力，提供了在落后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例。
2．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冲击，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必然选择。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个理论形态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结晶。
3．哲学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对党所领导的伟大实践的最高理论概括，又是党带领人民进一步实践的行动指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指导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哲学反思，在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保障，最终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建设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范式转换
当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具体实践的不断变化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国情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性实践形态开始由以革命斗争为主的战争实践转换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建设实践。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变化，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1．斗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理论偏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对国内主要矛盾虽已有了正确认识，然而，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联想和对现实的沉重思考。提出，虽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的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由于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动摇了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使斗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建设时期的斗争哲学，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实际的实践轨道。
2．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理论意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理论一旦脱离实践，就会走向现实生活的反面。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哲学文章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立足建设实践实现范式转换的“引擎”。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在党内居主导地位的“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错误方针，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这场大讨论，从更深层次探讨以什么样的理论态度来分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深化了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
3．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实践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邓小平曾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现实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大力提高生产力，努力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此，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的改革开放大潮势不可挡的展开了。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实践提供了理论先导，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形态。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研究范式
哲学的先导作用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理论先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转换、实践探索的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上有了重大转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悖论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矛盾斗争性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因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被强调运用，这种思维模式是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客观需要。然而，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也需要符合当时的现实实践和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这时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清形势，正确的处理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将阶级斗争作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总原则，一切事物都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对一切事物都要作阶级分析，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进而走入斗争哲学的悖论之中。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由阶级斗争开始向经济建设方向发生转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由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国内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的新思路便取代了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找准了发展方向。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新探讨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彰显反思精神，对建国后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以科学精神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实践理性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和理论形态的讨论的基础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得到强化。从理论成果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现实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及时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新的实际问题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当代现实实践的哲学剖析和解答。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探索过程，是对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和不断提高的过程。它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决定了它必然创新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论，是人类发展思想的集大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另外，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论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2．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本质。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性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而不是单纯的学理推论，是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野并不囿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实践，它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根据中国现实实践发展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三大基本问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三、和谐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需要哲学在理论上提供指导，新的实践要求哲学作出新的阐释、新的突破，而哲学理论本身也同样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不断发展和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背景
对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新的分析，不断深化对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深刻认识社会实践形式和“世界图景”的新变化，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使命。
1．全球化成为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交往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必然趋势。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因此，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2．“世界图景”的新变化和中国发展的新挑战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全新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在改变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等问题依然存在等。如何应对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给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转变实践理念，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理解决，实现和谐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实践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历来提倡和谐，信奉“和为贵”，提倡“和而不同”。随着认识的深入，我国提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宏图。最完美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这个理想也是对和谐社会概念的诠释。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催生了社会上各种不和谐的问题和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误区里解脱出来，不但可以把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活动推向“以人为本”，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为发展轨道，迎接建设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机会，而且能够高度重视文化精神领域的发展，大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诉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看，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实践和理想目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诉求。
1．和谐社会实践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的理论诉求。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宗旨。和谐社会的实践坚持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目的在于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的理论诉求。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石。和谐社会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没有公平正义，和谐的基石就会受到动摇，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人人享有的理论诉求。达到人人享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人人享有发展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实现人人享有发展，也就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人人享有发展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2．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困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成果，并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向哲学提出的各种时代性问题和挑战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天体“大爆炸学说”提出的关于世界有限性与无限性问题;“夸克幽禁”学说提出的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信息论涉及的信息的本质问题;机器思维、克隆、转基因、暗物质、反物质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前沿问题。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都需要在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做出相应的回答。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思考的框架性转移，使得哲学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与价值理念、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发展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可见，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哲学思考、总结和回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的实践要求所在。
3．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把人从受奴役、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就是一种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始至终都一直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的实践方式的不断变革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市场经济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人权问题、以人为本、人的主体性发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当代哲学发展必然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当以人作为自己的主体研究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形式和内容。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实践的背景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面对和回答全球化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且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哲学问题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体性和本土性特征。实践性。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源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实践性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只有牢牢把握实践性，才能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更高的新的发展阶段。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哲学，又是主体的哲学。这就需要我们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在主体的对象化实践中思考和回答当今人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土性。本土性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所赋有的丰富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内容。
2．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构建其理论形态的依据。理论上的构想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性与当代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理论性、基本原理与理论形态多样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当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具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必须处理好作为国家建设指导思想的哲学研究与作为人类智慧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和超越性，它的实践观点、唯物史观和辨证方法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3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唯物主义，抑或是唯物史观。辩证．或是别的什么？与此相联系，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宣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到马克思”，还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些似乎早已不成的问题，近年却成了哲学界的一个热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没能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从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分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所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早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开始，其后逐步呈现多样化。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遵循传统哲学的模式，基本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绝对体系：如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几个部分的苏联模式（多为中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是对该模式进行的批判与“重建”，如卢卡奇“存在本体论”、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当今国内盛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等各种“本体论”哲学等。二是否定传统哲学、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批判”或“实证”），但仍以传统哲学的模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或“重建”。如萨特、阿尔杜塞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角度进行的“重建”或理解。两种模式的共同缺陷均在于未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其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观点和体系，从产生之日起，就被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待。不论是赞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重建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均以此为据。如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以及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国际后期，伯恩斯坦等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20世纪初，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涉及到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主张，即黑格尔的具体概念理论”（1923），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主张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1926—1937）；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看作或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理论”（1923）。到50年代末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解释和的多样化格局。卢卡奇要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复活马克思主义本体论”（1969），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物质的‘世界实体’去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那会是一个同等的形而上学原则。”（1973）。此外，以萨特、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建”或理解，观点之多，不胜枚举。这些研究，不论是否正确，对我们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苏联模式一直作为哲学教科书、作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宣传、普及。直到80年代初，哲学界才开始有人批评传统教科书“仍然沿用的是旧哲学的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本体论”（高青海等1985）。此后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主张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陈先达等1990），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李德顺2000）；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返本开新”（刘奔《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实质》1999），要“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何中华2000）；另一些哲学家认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黄楠森、韩民青2000）等。这些观点，对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开拓了思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看法始终难以统一。代表性的有：（1）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黄楠森2000），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孙正聿2000）；（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辛敬梁1996）；（3）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上学，是本体论（李维武1991，叶秀山2000），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仅在于是从什么样的本体出发；（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如李淮春、杨耕1994）；5、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系统，而不是一种体系哲学（孙伯揆等2000）。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焦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确处理，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阴影所笼罩，并为如下重大问题所困扰：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本体论哲学，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仅是在方法上对立还是作为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唯物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2、黑格尔哲学是否仍是传统形而上学，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是否仅在于唯物与唯心的区别？3、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仅仅是出发点不同，还是作为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全面对立？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更只是出发点的变革、方法的变革，还是哲学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彻底的变革？5、唯物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还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能不能说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对这些问题如何回答，已成为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未能解决，才导致了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重大差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必须以传统哲学的眼光、以黑格尔哲学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视为世界观、视为知识，视为（甚至是科学的科学），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科学、严格、完整的体系，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靠纯粹概念进行的逻辑推论。其结果是，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实践论、价值论，或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等等，都摆脱不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为一个依靠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或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的，就必然反对用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的传统哲学模式，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科学的知识论观点，而把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就必然反对体系哲学。但又容易因片面强调方法，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它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功能、作用等各方面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就看不到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就是辩证方法，都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或方法系统的结果，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丧失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抗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于传统形而上学。
可见，“回到马克思”也好，“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好，都必须首先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唯物辩证法是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最能代表其本质和核心的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抑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事实证明。用本体论的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从休谟和康德开始，传统形而上学就受到了质疑。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但纵观中外哲学史，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建立起了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哲学全面对立的崭新的哲学形态。为了终结脱离实际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马克思坚持以哲学改造世界为己任，利用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这样一种与本体论完全相反的哲学方法，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新形态——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是哲学形态的根本革命。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现实哲学，即从现实出发、为现实服务，坚持理论和现实的统一，现实、反映现实、改造现实，作为现实生活的灵魂和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而不是本体论：是真正的智慧学，而不是知识或；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对知识、知识和思维知识进行概括和的知识论，更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以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革命，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唯物辩证法，仅仅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若从以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哲学形态的角度看，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在于创造了什么“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建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的科学”，而是在于：建立了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终结了“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这样一种旧的哲学形态。实现了哲学形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依靠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完成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都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社会现实的结果。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关键就在于如何继承发展唯物辩证法。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迄今为止的最新的哲学形态，也是最符合哲学本性的哲学形态。按哲学的本性来说，“哲”之为“学”，就是给人以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即“智慧之学”或“聪明之学”。“智慧”，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思维创新能力，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象力和批判力，也是解决的能力和方法。它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能力和方法的结晶，是智慧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因此，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更不是这些知识本身。哲学作为“智慧学”。与其他智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而是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它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能力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提供的是认识、协调和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能力和方法，而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本身（人、自然、社会、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都是从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讲的，而不是从认识世界本身的角度讲的。认识世界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事情，而不是哲学的事情。并且，“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要为“方法论”服务。从哲学的本性而言，哲学的研究模式主要是“（这）应是什么”和“（这）能是什么”，而不是“（这）是什么”。哲学的本性是智慧，智慧重在创新和发展，要创新和发展，就离不开反思和批判。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弘扬人们的探索精神，激发和引导人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唯物辩证法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与其它哲学形态有着根本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绝对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它是为现实服务的哲学，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因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其主要内容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理论和实践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的统一。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是，理论与实际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上统一。
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哲学形态而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也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准确的概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至“实践唯物主义”，都不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等等，但其核心和实质只有一个：就是唯物辩证法。
三、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全新的哲学形态
作为哲学形态，唯物辩证法只能是与作为哲学形态的，“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而不是与仅仅作为方法的“形而上学”或历史唯心主义全面对立。（参见拙文《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及其现实表现》《东岳论丛》2001年第一期）。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不仅在发展观上与辩证法对立，也在世界观上与唯物主义对立。追求绝对的普遍真理，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必然导致用片面的、静止的、孤立地眼光看问题；从思维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或者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原则；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片面追求终极性、统一性、固定性和稳定性，否定矛盾，必然导致与辩证法对立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者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特征。因此，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不是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而是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唯物辩证法才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
概括起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仅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目的、性质、对象、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全面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其一，目的是为了。还是为了“求知”。在研究目的上，唯物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其二，性质是“智慧”，还是“知识”。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把自己看作是认为世界的“知识”或“科学”，因而也就常常把自己混同于具体科学，甚至把自己看作“科学的科学”。
其三，对象是现实还是思想和概念。唯物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①（p76）。而在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中，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黑格尔时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上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②（p229）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指出，由于“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②（p230—231）因此，“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②（p233）
其四，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思想、从概念出发。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就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就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如费尔巴哈）、理解为一种处于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如黑格尔）。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
其五，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还是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他们大多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哲学时说：“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②（p217—218）并指出：黑格尔之所以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以外发生的这种反辩证法的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是因为体系的限制，“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②（229）由于黑格尔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宣布自己的体系是绝对真理，从而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受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束缚时也说：“不仅哲学这—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②（p241）。就是说他仍然未能逃脱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的老套路。而用形而上学方法建立起来的体系，也免不了“上半截是唯心主义”。
其六，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唯物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相统一。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理论与事物的本来面目不相符，即使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p57）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p241）。也批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④（p295）都是从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角度讲的。
其七，功能是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是脱离实际、为少数人服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指南，还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唯物辩证法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传统形而上学则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推演，是少数人的理论招牌。这种对立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认识上、实践上），并对当代哲学有着重要。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上的对立是社会现实中对立的反映。但不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坚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必然归宿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因而，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的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就是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反对两个凡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以唯物辩证法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因此，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走向了富裕。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是认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四、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
不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认识马克思”、“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还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共同的目的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首先要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是什么”。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解读，并吸收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从哲学形态变革的角度，对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以及二者的全面对立进行深入考察。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划清仅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与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一切哲学形态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实质，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驱除传统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
2、从哲学形态发展的高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直接来源”。改变从某一抽象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演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而不仅是方法），放到哲学形态发展史中考察，全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是本体论。而且马克思还是坚决反对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是以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为特征的，如果马克思崇尚传统形而上学，他首先要做的，决不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从事《资本论》的研究。而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哲学体系。不论这个体系是从物质“本体”出发，从人“本体”出发。还是从实践“本体”出发。马克思一生中不但没有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资本论》的著述上。其中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马克思坚决反对“以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为共同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一生致力于建立从现实出发、以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致力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问题时，必须明确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其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能把它混同于以建立绝对体系为目的的传统哲学。纠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错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现实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3、从坚持和发展以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为根本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不能把它们建构成绝对的体系。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在理论上坚持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反对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坚持哲学为化建设服务、为提高民众哲学素养、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反对一切用传统形而上学方法建立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关系本体论等哲学体系，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本体论哲学的错误倾向；（2）认识上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的统一。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倾向；（3）实践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家”、只会读稿子的“纯粹演说家”和既不懂唯物辩证法、也不懂社会科学的“纯粹实践家”。
4、从哲学的“智慧学”本性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不是把它看作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科学一般的是科学学或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在目的、对象、方法、成果各方面均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原则、方法和理论，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和科学，更不是科学的科学。它是改造世界的智慧，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知识。不是对现实、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理论体系。更不是用纯粹概念推论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不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否则，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知识。视为对世界的认识，对实践的总结，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实践的阐释者而不是指导者。游离于现实之外，落后于现实，从而丧失生机和活力。
5、从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高度而不是从世界观的角度理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哲学研究坚持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反思对象，而不是以脱离现实的纯粹概念为对象。改变脱离人民大众、以深奥难懂为荣的形而上学作风，坚持研究与宣传普及的结合。把科学研究的结果普及推广到全社会。要从现实出发，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人的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热衷于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建立诸如“人学”、“认识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坚决反对从虚构的概念出发来推演哲学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哲学界出现的诸种“本体论”哲学。这些“本体论”哲学的共同特征就是站在“形而上”的角度。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片面强调一点或一面。“追求终极”，好走极端。只要强调什么，就把什么推到“本体”的地位。如“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等等。这些“本体论”哲学由于从概念出发和好走极端，不仅容易由“形而上”而走向唯心主义，也混淆了唯物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
6、在重视实践问题的同时，注意加强实践评价的研究。在人类统一的认识——实践活动中。检验真理和实践评价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认识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人的实践又需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进行评价，实践评价是检验真理的逻辑起点。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践，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参见拙文《实践评价与检验真理》《文史哲》1996年第6期）。因而，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评价我们实践的最高标准，实现检验真理与实践评价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党才能真正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成为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能真正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好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反对把实践神圣化、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忽视用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实践的错误倾向，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实现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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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原则；途径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32―06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哲学界对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很多关注，特别是围绕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讨论。199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黄楠森、韩庆祥和欧阳康等人撰写的主题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一组文章，这是正式提出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有关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为主题，举办了多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学术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处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与态度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哲学语义学的角度看，“形态”一词在德文中一般被表述为Gestalt（格式塔），意指“正在形成的”、“被塑造出来的”“组织结构”或“整体”。哲学形态就是指哲学的组织结构或整体，是哲学各要素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体系。简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同生产方式、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每一种哲学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都是特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永恒的哲学形态，它源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时代主题，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恩格斯曾经说过：“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个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至今，屡受各种类型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而它自身则在回应挑战中，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不断增益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式，拓宽其理论视野，从而实现哲学形态的创新。
哲学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定的思想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新旧哲学形态之间并非整体取代的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和次生态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从七个方面着手：回答新问题；进行新对话；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倡导新价值。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虽然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新见迭出，但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则和途径等基础性问题的反思还很不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反映时代特征，又引领时展。实践内容改变了，时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应随之有所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管“国情”还是“世情”都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这就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解决。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成为势所必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空交融特性，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科学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原则和构建途径。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原则
（一）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先后强调了尊重老祖宗与超越老祖宗相统一的重要性。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些论述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理当成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要指导原则。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将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老祖宗）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老祖宗）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所内含的立场、观点的继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的继承。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具体观点；二是使哲学主题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展；三是表现形式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更要在真正理解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情”，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任何割裂两者的做法都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时代课题等因素的影响，任何脱离民族特性的哲学都是虚幻无根的哲学。另一方面，有生命力、有前瞻性的哲学，必须能超越民族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尤须具有世界性视野。由此可见，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产物。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了哲学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它们既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征，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紧跟时代步伐，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条件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决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主体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基础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着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是其具有真理性和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富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根深叶茂；它又是开放的哲学理论体系，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的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较之于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必须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创新、突破的前提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立足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点，是其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保证；而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超越现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赵剑英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哲学不是具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新形态哲学必须适应、体现、引领这一“巨变”，才能在多元哲学对话中具有话语权，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指导思想。
（四）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宗于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性、抽象性、晦涩性和思维方式的异样性，拉大了它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削弱了它武装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着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玄妙深奥，而是要面向大众，面向实际，面向生活，让人民大众分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魅力。从艾思奇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到、李达、邓小平等人以身示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利益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它从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力和目的，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党的十报告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大众化为基础和归宿，因为只有让大众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途径
（一）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在中国哲学内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长期处于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的状态，很难整合各自的思想资源来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削弱了哲学改变世界、指导生活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打破学科隔阂，加强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源于西方，同西方的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批判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它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扫除长期以来制约真诚对话的思想观念障碍和机制障碍，确立对话基础，梳通对话渠道，端正对话态度，明确对话目的，挖掘对话的突破点，从而在对话与批判中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纽带，搭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桥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时，往往受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目的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话机会的减少。虽然各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具体矛盾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纽带和桥梁，可以有效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在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丰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第二，把握基本方向，引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观点大相径庭，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来源、立场不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具有相似性，直接抄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和转型，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都标榜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是没有联系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注意把握基本方向，不因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歧而堵塞对话的渠道，应善于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在交流交融交锋中求大同，存小异，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解为关于人的学说，认为尊重人、理解人和为了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人学在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得到凸显。
第三，加强互动，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发展。在如何对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否定、排斥、批判、斗争压倒了对话、学习、交流、借鉴，这不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照单全收，更不能坐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挑战，而应将对话与批判结合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话和批判中扬长避短。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充分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精神。这种基于互动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有深度的对话，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健康的建构之道。
（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发展国家或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都出现了认同危机，本民族的文化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化所蚕食。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也难免全球化潮流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的传统哲学，并以批判、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有此自觉。
美籍学者林毓生对五四“全盘反传统”及其后果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毫无疑问，五四反传统态度是激进的，但是否“全盘”反传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本文暂置不论。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有没有值得继承转化的东西？当我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有必要对后五四时代绵延数十年的反传统声浪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在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旧世界”被破坏了，“新世界”的根脉何在？这些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只有把教训变成财富，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林毓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要转化的是哪一些传统哲学，坚决要摒弃的又是哪一类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拘泥于某一家或是某一派，更不是局限在某一特定历史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中确乎存在着某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质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接轨。其次要厘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政治系统的复杂联系，将学术化的儒释道与制度化的儒释道区别开来，以避免回到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老路上来。再次“‘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要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是要不得的。在面对气候问题、种族问题、战争冲突、文化矛盾等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传统哲学中富含仁爱、公正、中庸、和谐、大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为重建当代世界新秩序，正确对待各国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纷争提供方法论指导，是化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良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哲学基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自觉地创造性地转化这些传统思想资源，这不仅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承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责任的需要。
（三）积极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运用、发展、创新的过程。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初步阐述了这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之后又提出“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二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包括两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二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前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后者着眼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斗争方面，思想理论建设比较薄弱。用的话说，“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这一状况后虽经等人的努力而有所改观，但哲学理论与客观实际的矛盾仍有待进一步解决，以哲学创新为内核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我国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几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从而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理论总结和抽象，形成当代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要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又要以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理论归宿。此所谓中国实际通常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在道路探索、思想理论建设和制度设计方面取得的成就。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辩证综合中西马哲学智慧，使中国实际有效地提升到理论高度，以丰富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增添中国元素，并且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普遍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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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6
社会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能够扩大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发展,产生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然而,在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者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觉和认知。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人类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哲学都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革命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间"，他并没有给我们设定一个未来，也没有预测一个科学社会的到来，而是强调物质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他们的历史仅仅是观念中的历史。在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指明了历史所真正应当研究的是社会的现实生活。
社会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相同的理论旨趣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哲学界定为：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社会哲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
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现代生产，以完成工业革命和市场制度的确立，社会哲学的蓬勃发展。从社会哲学，社会哲学产生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是否是一个阶段，是根据它目前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哲学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反思和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哲学研究更应立足于现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哲学，不能根据传统和未来的社会，也不能立足社会，一般的社会，而只能根据现代社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包括中国，泛化，反射，解释，改造，建设和批评。就现代社会来看，它既具有一切社会都具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特殊规定性。而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既表现为现代社会的表层特征，又表现为贯穿现代社会各要素、各领域的社会内在整体特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哲学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就要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又是被未来社会所代替的。因此，它表现为一个生成、发展及消亡的过程。总之，社会哲学要揭示和发现社会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模式。
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哲学的建立，不仅需要确定合适的对象，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科学的结果需要科学的方法。当代社会哲学领域的各种观点、思想和学说的区别，归根结底来源于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人们的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方式。社会哲学这一概念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内学术界。但是，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社会哲学也只是表明人们从历史哲学对社会哲学的希望。但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规模之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人们社会哲学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生活的关系，价格，社会转型，市民社会的建构，是社会的哲学思考，已经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
马克思在对人类的社会进程进行研究之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历史主义和批判的方法等等，在注重对静态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注重对动态规律的研究。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静态描述我们应该注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对于社会规律以及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则应当注重历史主义的方法。因此，要建立真正的社会哲学，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机的统一起来，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综合性，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理论，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
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社会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才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哲学，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的迫切需求,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哲学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变化。然而,我国的社会哲学的研究开发进展慢,有些研究深度和力量得到加强。根据我国实际,只有坚持以马克思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地位,为了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在当前的中国。
其次，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建设具有时代意义。社会科学是根据每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建立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因此，其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的情况。因此，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必须使社会科学"本土化"，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帮助。
第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有利于推动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虽然社会哲学的兴起，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一种哲学层面的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进而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这样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正是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7
近年来，在发展自身理论方面，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个主导性趋向，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为基础，通过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会通，致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即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形成这一趋向，首先源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推进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其次也与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独有特点相关联。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集中于四项基础性研究工作：一是回溯和重读经典文本，厘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深入把握其本真形态和精神实质；二是“现代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挖掘和弘扬其中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三是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四是概括和总结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径、课题和讨论热点。
（一）马克思哲学的重释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关注，研究的视域、范式、途径、方法等愈益多样，极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系和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反思历史经验和重读经典文本，回归本原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诠释模式，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解读模式，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哲学”、“人学”、“实践本体论”等新概括和新表述。近年来，学者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看法，进一步深化既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不同判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把整体自然或整体世界当作对象。这一问题实质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态度有所不同。不同于马克思彻底扬弃传统形而上学而将其哲学对象严格限制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经验世界”，恩格斯沿袭以往形而上学的传统，通过构建其“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坚持把握整体世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开启的传统。近年来，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概括，同时尝试构建新的、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自觉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作为世界观前提，蕴涵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些学者重释并致力于建构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包摄如下基本内容和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2]。与此不同，许多学者彻底否定这种实际上的传统理解模式（例如，断定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前康德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模式，是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混合,是斯大林的世界观等[3]），也不再满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他们更深入、更全新地探索和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一些学者重返“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①，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称谓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4]。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基于实践基础统一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受动性、改造环境和改造自我的“大唯物史观”②。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经济哲学，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是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唯一正确的理论探索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其核心概念系列应当是：生产—商品—价值—时间—自由[5]。这样一来，学者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愈益将注意力集中到哲学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特别是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资本扩张，以及塑造“中国现代性”的需要，学者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找到深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新视角和新路径。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超学科”研究的典范，熔铸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批判。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批判——在哲学层面上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的哲学意蕴，首先体现其存在论意义。通过考察与分析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资本论》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实际上是揭示“现实的历史”即破解存在秘密的“存在论”——现代人的存在状况的存在论[6]。有学者强调，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次主线。以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系，赋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独树一帜的品格。具体说来，货币、资本、生产是架构三者关系的概念桥梁。它们既是经济学建构现代性叙事的支柱概念，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基础概念[7]。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更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哲学批判，并在这一批判中建构面向未来的科学理念。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它们各有其理论视域与理论意义。如果说用物质生产逻辑可以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那么，用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生产逻辑才能够得到说明。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才能够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8]。学者们还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直接运用到当代社会生活。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后果不仅指向主体性哲学，更涉及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是现代性思辨的核心程式，主体性资本则是现代性社会生存本体论的重要根基。因此，反思现代性，需要双向追问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的启蒙和发展，离不开主体性资本的发育和生成。主体性哲学只有通过主体性资本的解读，才能够触及该哲学的真正历史空间——个性化的自由人性和多样化的自由市场需要精神自由哲学的启蒙[9]。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
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经济学的解读相联系，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开启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视野及其研究维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应当被理解为“劳动辩证法”。由于恩格斯倡导“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象化、外化、异化和物化这四个重要概念展示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尤其是“物化”概念，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意识辩证法”所蕴含的抽象的精神劳动。而“异化劳动”概念，实质性地推进辩证法理论的发展[1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将康德的“道德实践”概念扩展为“生活实践”概念，总体性地实现辩证法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它意味着辩证法的基本主题转向探讨有限的理论理性与无限的生活实践的矛盾，从而为人们深入理解影响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使辩证法成为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的内涵逻辑[11]。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规律和范畴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且是以关系存在论为基础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关系和资本逻辑之中。对于批判地分析和合理地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公有资本的逻辑”，它具有现实意义[11]。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辩证法，也表现为研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上，中国学界的主导倾向是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论”观点，彻底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论”乃至“对立论”的看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的重大差异，逐渐得到揭示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指出，恩格斯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一定的偏差。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哲学观局限于传统的本体论，实践概念的失落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狭隘化等缺陷比较突出。有学者解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提出恩格斯所以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其学理原因在于，恩格斯把存在理解为在本质维度上被把握的规定。这种本质主义的运思方式只能先行地悬设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本体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寻求的是奠定新的哲学根基，即确立“实践”的终极原初性地位[12]。有学者认为，恩格斯从自己的哲学观——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去解释马克思哲学，使他错失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性核心概念——实践。首先，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主张“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始终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其次，恩格斯在大多数场合，特别是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关键地方，完全撇开人的实践活动在其自然辩证法中的基础性作用，退回到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甚至退回到古希腊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把自然辩证法解释为自然界自身运动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年)中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这尤其体现在他从物质实践的观点出发，把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看成是真实的自然界，打破了以往历史观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因此，它是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完全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中，他提出构建“辩证的同时而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任务，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片面化，从而向以往的形而上学传统做出复归[1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
进入21世纪，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集中到一个总括性课题，即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以致该课题成为关注热点和专门话题，甚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①。学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是，现在才真正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实质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自我”，铸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16]。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是其首先体现。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当程度地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因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仍然具有当下的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资本最大化的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不可能根本超越马克思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意味着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反映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存在、境遇和问题，意味着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意味着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实现哲学的“综合创新”，意味着用中国智慧诠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构建“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17]。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掌握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由此，黑格尔提出了“让哲学说德语”的任务。在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也提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18]。
（四）“国学热”
“国学热”②是当今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一道景观。一方面，各地大量诠释国学经典，普遍开办国学传统文化辅导班，广泛开展大众读诵经典活动，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传统道德教化活动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得到推动并获得进展。具体来说，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断代史、思潮和学派及其人物研究取得新成果，大量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及由此溯源中国的古文化和哲学，深化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还有“国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学”学科直至“新国学”或“华夏新国学”[19]。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单纯学术，而是关涉国家意识的建构、民族精神的承继、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中国道路的设计，体现出“文化自觉”。学者们认为，“国学热”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带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大幅调整。社会矛盾的加剧，强烈地冲击人们的心灵。由此引发一系列价值观问题和社会问题，导致全社会普遍渴求思想营养和价值资源。而全球化浪潮和强势西方文化，更令人们担心遗失传统文化连带丧失整个民族的精神根基[20]。“国学热”的本质是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建构。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环境中，它关涉中国如何以文化自觉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21]。但是，“国学”能否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的重任？对待“国学”，应该持“文化批判主义”抑或“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们的意见不一，甚至观点对立。有学者主张，“国学”有其当代乃至恒久的价值，不能用时代性否定国学的民族性。有学者进而主张将国学“意识形态化”或用儒学融合社会主义，用儒家文化诠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形成“儒学社会主义”或“儒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无法回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的“复古”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更不能挽救中国传统文明的独立存在。以为国学可以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重任的想法，不仅含有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也暴露其脱离现实、把古代思想单纯地嫁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观臆想。创造新文化，使其适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让国人的心灵有所安顿，正确的态度理应是扬弃和创新传统文化[22]的文化批判主义。
（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化
西方哲学界拒绝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一般只将其当作思想和宗教来研究。由此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哲学学科已经有百年历史①。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争论焦点之一。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界之所以长期拒绝中国哲学是哲学，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哲学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者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来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问题和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好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非西方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广义的“哲学”观念，解构哲学理念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促进跨文化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23]。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涉及西方哲学的诠释方式、学科建制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典籍文献的关系，涉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关系、与现代哲学学科的普遍性关系。应该避免用中国哲学去附会西方哲学，将中国哲学西方化。也不能否认现代中国哲学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按照西方哲学模式建立起来的，不能拒斥西方哲学概念而完全回到固有的传统哲学话语[24]。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哲学的个性品格和特殊形态，又不能忽视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25]。有学者认为，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哲学”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其中内含了不当的建构和表达方式。因此，需要赋予“哲学”一词全新的内涵。中国哲学使用象征和隐喻这种独特的文化表征方式，重视体认、领悟、意会，要求通过生活实践去领会做人的道理，进而真正开显哲学境界。所以，中国哲学是当之无愧的“哲学”[26]。与“国学热”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互动和会通，仍旧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找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包括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真正复兴中华文化，推进中国哲学研究②。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中外哲学深入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对话和沟通。针对“以西释中”的解释模式回到“以中释中”的解释模式是不妥的。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讨论近年来诠释中国经典的方法论，以及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天然根源，决定其必然要承载传统价值体系和不断提供精神资源，因而其学科内容难以完全对应西方分类学科体系[27]。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一轮展开，迫切需要由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守成主义的敌对，走向平等的积极对话，从而保持中国哲学乃至一切文化学术的多元并存与共同繁荣[28]。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而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以世界眼光研究西方哲学，为中西哲学的融通提供学术条件，为中国哲学的新生乃至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提供思想资源；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的对话和沟通；三是译介原著，更多地借鉴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文风等[24]。
（六）儒学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儒学讨论持续升温，成为“国学热”中的一大亮点。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纷纷召开国内的或国际的学术会议，专门研讨儒学。涉及的主题包括“儒学的核心价值与普及”、“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复兴”、“儒学思想与社会治理”、“儒学的普世价值与社会文化发展”，等等。一些研究者充分肯定儒家经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儒家经学在中国传承2000年，构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正因为有了经学这个源头，才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伴随其始终的经典。但在不同的时代，经典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经典要被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所认同，需要经过重新理解和再度转化[29]。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今天，重新研究和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有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中关于“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道德优先观点完全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②。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因此，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单纯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关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原则[30]。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因而性质相异。但是，这种相异性无法遮蔽它们的共同之点：在对待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两者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辩证思维方式有相容之处，历史观有同构之处，道德价值观有兼容之处，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有通融之处，等等。如果不能认识两种思想体系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生长发展在中国文化土壤的内在原因[31]。有学者认为，处在21世纪的儒学理应为人类的文明和哲学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而这取决于它能否创见性地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自身内部的发展或转化。何为人？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知？如何行？人的希望何在？这是当代儒学必须进一步追问和解答的五大挑战性问题[32]。
（七）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性”的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发展即中国现代化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不断反思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使“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此，学者们展开多方面的哲学研讨，涉及中国道路的实质和意蕴、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等等。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具体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的现代化模式——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大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跨越式发展的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它为中华民族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合理的现代性提供了根本前提，为经济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摆脱生存危机、构建合理的现代性模式提供了启示。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和不断探索合理现代性的实践过程，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33-1]。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到哲学层面，从塑造和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角度加以认识。现代性的基本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通过不断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起来[34]。其实际成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既有的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需要重释和改写。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产生价值观的缺失、扭曲甚至异化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何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确立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主体发展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凝聚力向心力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从而应对社会的伦理价值难题，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开展持续、热烈的讨论①。关于概括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实质和价值目标，同时吸收人类创造的、积极的价值观成果，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关于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民主表征为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要求，富强表征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要求，公正表征为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规则的要求，和谐表征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自由表征为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要求。这五位一体的要求，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则和目标[36]。还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公正”，“平等、正义、和谐”，“公共主义”或“仁爱、自由、公平、和谐”来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3-2]。2012年11月，在普遍借鉴和合理吸收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表述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36]等3组12个概念。这一简约、明晰的概括，为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前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特性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56【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其他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重视自身的实践意义，它可以从实践出发来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哲学基本问题。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已经表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是对人与世界问题的最高抽象，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能够揭示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一般性原理。由此可知，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以实践为中间媒介的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改造。实践为人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在实践中，人可以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在一系列实践基础上创造出属人世界。因此，实践对认识论和世界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了实践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物质的自我运动解释了自然界、生命有机体以及人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出系统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进行解释和描述的现象越来越多且情况复杂，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不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表述产生了迷失。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基础上讨论实践唯物主义为何会在表述中出现迷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和学说，因此从阶级的属性来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学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是息息相关的。
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又是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前途密切相关的，正是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样一种革命运动，才使得人类真正进入到了自由的社会以及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等简单化和尖锐化，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它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却造成社会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生产资料在资本家手中积累，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者却走向极端的贫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财富，所以这样一种对立使得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阶级对立更为简单，更为尖锐。所以阶级对立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必然使得这样一种旧的生产关系走向消亡，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或者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就是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他们自身的发展不仅不影响别人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与促进其他人的发展，这就是未来社会的特征。而这样一种社会特征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阶级间有不同的利益，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以牺牲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统治阶级例如自由民、贵族、奴隶主、地主和林主的自由和发展，是以农奴、奴隶他们的不自由、不发展为前提和条件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一种对立和矛盾更加尖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他们可以充分发展，而工人阶级却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失去了发展所具备的资本和条件。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一切有阶级的人类社会之中，总是以一部分人的不发展来成就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是真正的人，人也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才构成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人和人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相互提携的，个体的发展促进了其他人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想和价值追求来看，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要实行从资产阶级统治的旧社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代表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因此，从最高的价值追求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获得解放的理论学说，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是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关于解放的思想学说和思想观念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作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们在从事理论公式的初期还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研究了宗教批判与现实批判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犹太人问题与受压迫者解放之途径的关系及“普遍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等。正是通过对这样一些问题，特别是对若干现实问题的思考回答，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马克思在辩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旧有的哲学观念和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国家应该是正义的代表，应该是公平的代表，因此对于劳苦大众，对于劳苦农民这样一种利益和诉求，国家是应该满足和应该重视的，而不应该只是通过法令的颁布来考虑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然而，现实过程中确是那个法令得到了通过，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并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只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马克思的观点中，物质利益或私人利益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根据其原有的观点，从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所理解的国家应该是普遍理性和公平正义的代表，而私人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国家利益。但在现实社会中，当私人利益与抽象国家的原则相矛盾、相冲突时，国家的原则却屈从于私人利益。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想理解国家，不应从观念、从原则去理解国家，而是要从现实物质利益、市民社会等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国家，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看清楚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当时的欧洲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发生很严重的冲突，许多人的思想中认为犹太人的问题实际上归根到底是宗教的问题。是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文化下面的一种观念的冲突，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不是观念的问题，也不是宗教对立的问题，而是私有财产的问题。正是由于犹太人存在金钱的买卖活动才使得犹太人和其他人的矛盾日益升华，因此要想使犹太人真正获得解放就必须取消这样一种金钱的活动，取消私有财产，才能真正扬弃这样一种矛盾。所以在这样一种回答和评判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对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理解，深入到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当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过程主要反映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之中。首先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马克思是意识形态的研究起点，在这样的一部理论之中，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国家，要想理解宗教，就必须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在这里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才能真正地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源。
随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市民社会的奥秘在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处在异化的这种状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的异化是当时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所谓劳动的异化就是指劳动本身是一种人的内本质，也就是说人本质上是要劳动的，劳动是人的本质，但是劳动这样的本质属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异化，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人或者说劳动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劳动不属于劳动者本身，而属于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结果也不属于劳动者，是属于资本家的。而这样的一种劳动越是发展、越是发达、越是充分，劳动对工人阶级、劳动者的统治就愈加强烈。所以说异化，劳动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特征。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下，劳动的异化所以意识形态、意识的观念也是异化的。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也就是说使得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实际上就是劳动对人的统治，在这样一种异化的生产关系之下，在有异化的状态，意识的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观念，做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观念的认识。
实践唯物主义的表述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特性，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实践具有多种因素综合统一的活动特性，它的存在能够集中的体现一系列实践法的基本特征。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在新形势下从某些特定角度切入的特别称呼，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并不能保证其必然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它还可能是机械唯物论的，或甚至是庸俗唯物论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有赖于运用实践法的原则对其进行具体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一个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从研究对象来看包括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这样一些研究、这样一些学说，是关于这三个方面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上就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而完备的唯物主义，所谓唯物主义就是同现实生活，同人类实践出发来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正是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上，它实现了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牢牢把握它的实践观。
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对于自然世界的看法，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二是物质是运动的，而物质的运动又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再者物质的运动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当然这个物质常常也引起误解，因为我们常常把物质简单地看成一个很具体的东西。但物质说到底还是这个根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当然，这样一个自然观，本来就是建立在物理学、化学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之上。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更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正确。
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是与自然观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首先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才有了认知这个客观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它的目标不仅仅是认识这个世界，而在于改造这个世界。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而它建立的目的也是为了返回到实践。所以提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还是要牢牢把握住其实践观。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好发挥，在这两部著作中，特别提到了人类认识是一个发展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返回到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认识的发展和完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前进螺旋上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本身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把握好唯物史观，应当牢牢掌握以下方面的内涵。首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所谓实践首先就是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因为人类的存在首先就是要依靠吃喝住行这些最基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首先是生产观，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其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的观点。再次，社会矛盾基本运动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有机系统分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块，而经济基础又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块。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就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判断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这些矛盾运动就永远会存在，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是生产力的这个因素，正是生产力不断的发展的这个需要，来推动人类发展的进步，来迫切的需要生产关系的改善以及上层建筑的改善，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目的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人类社会实践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这就注定了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推动者。这也决定了，必须建立人民群众主体性观点，也就是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功能，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关于实践、社会基本矛盾与运动、人类社会自然与发展这样一些基本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提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辩证本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说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方法论作为真理，在源头上是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并在人们社会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邓小平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客观存在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必然前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服务于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最基本哲学方法论同具体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实践的历史。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所创立的并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终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去解释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离开这一目的的哲学方法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是理论的，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加工制作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明的是“世界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解决的是“世界怎么样”。它们互为表里，共同说明和解释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以理论为其表现形式。也正是由于其理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然而，以往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一辩证本性时，往往只重视理论性，而忽视了实践性，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像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仅仅适用某些领域，它适用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所有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的与时俱进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它高度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来源于具体实践，总是用于指导具体实践问题，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离开具体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特殊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和“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产生，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要运用于具体实践，才有它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才能在现实中扎根发芽成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它的生命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上，往往只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从而导致为学习而学习，不是有针对性地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其结果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应运而生。事实上，、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这种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也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要重视普遍性，又要重视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包含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从实践而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在理解这一点时应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正确反映的这个“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前的“客观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后的“客观世界”?应该说，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这个“客观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贯穿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客观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将来的“客观世界”。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即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具有主观性，比如对“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各自的表述就不同：马克思有时用“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时用“自然辩证法”，列宁用“客观实在性”，用“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来说，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相对的，即这个“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因而反映那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也是特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过去割裂了它们之问的内在联系，只看到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或者相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其绝对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连续性或过程性。这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而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发展也是无限的；二是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随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必然无限地向人类认识长河不断地增加其成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而也就具有无限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无限性，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间断性。这也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认识的广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大体方面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已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从所有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广度来说都有待扩展。二是从认识的深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比较接近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已经比较透彻地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比较近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都完全地正确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深度来说都有待深化。正因为如此，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出解决世界所有方面所有层次问题的答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篇10
一、时代精神主题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
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因而也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的迫切问题。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凝练和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时代精神主题化，这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首要的工作方式。
诉诸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每个时代的哲学具有怎样众多的流派和怎样纷繁的思潮，但就其真实的理论内容而言，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自己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而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即实现从“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三种基本形态的哲学，实质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三种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及其自我意识，即：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以及确立“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以及消解“神圣形象”和确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变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以及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意识，即实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自我意识。因此，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所谓“时代精神主题化”，就是塑造和引导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推进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事业。
每个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即时代精神，总是直接地体现为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如果作一个最宏观的概括，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中的社会思潮概括为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思潮则是一种“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前者所表现的是“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也就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后者所表现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这两种社会思潮，直接地表现了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自我意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正是以揭露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方式，构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仅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的自我意识，而且是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从而理论地表达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性要求——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二、现实存在间距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源于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描述，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作为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黑格尔不仅把“现实”解释为蕴含着必然性的存在，而且拒斥把哲学变为“思想沉入内容而不能自拔”的表象思维。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性”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整体性把握、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这就要求哲学研究中的“现实存在间距化”，也就是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从而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和理想地引导现实。
对于哲学研究来说，现实存在间距化，是因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并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而是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是以哲学家个人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个体性的关于生活的自我意识，在其直接性上，总是呈现出不可穷尽的差别性和难以捕捉的任意性；然而，在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现实性中，则不可逃避地蕴含着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和规范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具有社会内容的人生价值、社会正义、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历史规律和人类未来等问题，二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中总是蕴含着具有社会性质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审美原则和人性根据，三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意识形式(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形成其稳定性、自觉性、系统性、可解释性和可批判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形成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的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以个性化的理论形态表征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力量和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它自觉地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汇集在自己的哲学思想里，而且在于它总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即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去反观现实和批判现实，从而引导人类不断地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也是由这种超越性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现实存在间距化”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现实，而且要“反思和批判”现实，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三、流行观念陌生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
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对自己时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学“创新”，就是哲学家以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为人类展现新的世界，提示新的理想。哲学“创新”内涵着以否定性的思维去对待人类的现实，揭示现实所蕴涵的多种可能性；以否定性的思维去检讨各种理论的前提，揭示理论前提的多种可能性；在现实与理论多种可能性的某种交错点上，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们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对哲学来说，人类所形成的全部思想，特别是这些思想所隐含着的诸种“前提”，即全部的“流行观念”，从来都不是现成接受的对象，而永远是批判反思的对象。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批判性追问的自我意识。哲学追究生活信念的准则，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讯问真善美的标准，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它反对人们对流行的思维方式、时髦的价值观念、既定的科学理论采取现成接受的态度，反对人们躺在无人质疑的温床上睡大觉，反对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现实行为中采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它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反思，向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假定的确定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并把这种批判意识逐步变成全人类自觉的自我意识。
哲学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进行的，是以“对自明性的分析”实现的，也就是以“流行观念陌生化”的方式实现的。把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陌生化”，特别是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哲学观念“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流行观念、特别是流行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哲学的基本的工作方式。这种“流行观念陌生化”的哲学工作方式，既包括传统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神圣形象”的反思)、时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发展”的反思)、日常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科学”的反思)，更包括哲学观念的陌生化(如对“真理”、“规律”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这种“流行观念的陌生化”，对于近代哲学而言主要是追究“认识何以可能”及其所蕴含的“自由何以可能”，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主要是“从时代的话语方式中突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则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宗派主义，不是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不是随意套用的教条主义，而是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所要批判的“流行观念”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被“陌生化”的“流行观念”，首先是关于“人”的观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是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最重要的是关于“实践”的观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以这种“实践”观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改变世界”的道路前进，才能在批判性地反思具有最深层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流行观念”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基本理念概念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力量是理论力量即逻辑力量。对此，马克思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关于理论力量的三重内涵：其一，理论力量是说服力即逻辑力量；其二，理论的逻辑力量在于理论的彻底性；其三，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深入思考理论力量的这三重内涵，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二个基本结论：一是必须把“人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二是必须把这个“基本理念”展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念概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