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济思想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经济发展；和谐思想
一、儒家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
1.逐利而不的义利和谐观
儒家文化以孔孟思想为精华，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儒家思想对人的逐利思想持赞成和肯定的态度，这在重农轻商的时代可谓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重利思想是有前提的，即追求义利和谐，不过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经济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抨击了过分追求利润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企业，也向世界传递出以君子之道获取财富的信号。
2.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21世纪之前，人类因征服自然而自豪，也因此加快了对自然索取和改造的速度。然而随之而来的生态、能源危机终于让我们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殊不知，“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古已有，孔子在《论语》提出了“则天”即效法自然的主张，在经济发展中也同样要尊重自然规律，持续性的发展才有其意义。
孟子说：“仁民而爱物。”现在我们可以给“民”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人类、企业以及一切能对自然做出反应的群体。山水土木、虫鱼鸟兽都是我们需要保护的“物”，保护而后取，取之有度，才能可持续发展，实现万物昌盛。
3.以和为贵的人本观
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而个人的行为又为企业制定的条条框框所限，其目的就是为自身所在企业创造最大效益。在这种理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变味，甚至走上歧路。
儒家思想中宣扬的“以和为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深究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其根本不也是人的交往吗？“和”字打头，才能保证经济社会中的较量能为道德所限，“和而不同”，各方共创经济社会的多元化。
4.“自强必寿”的进取观
“自强不息，大德必寿”原本是孔子的养生之道，但又何尝不是人与企业的发展之道呢？自古以来，自强进取者方能取得成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经济社会而言，只满足于眼前利益，而不懂得开拓创新的企业最终必将被淘汰。在竞争如此残酷的经济斗争中，唯有不断向前迈进、勇于开拓进取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保持领先地位。
二、儒家文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1.对亚洲国家经济的贡献
（1）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拉动效应
亚洲分为四个区块，其中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相比较而言，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模式大多处于落后的家族管理阶段，森严的等级制度最终演化出近乎独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尽管这种模式不是世界的主流，但它和东南亚国家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
儒家思想实际上也是在君权主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制要想真正发挥实效，其前提是儒家思想里宣扬的“行仁政”，也就是当权者能有“仁”的思想，将国家利益当作决策的出发点。近些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其中也包含着儒家文化的影响。
（2）对日、韩、港的经济促进作用
作为亚洲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香港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三者的崛起完全归功于儒家思想的指导，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确实是其成功的一部分。
日本企业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管理艺术以及员工的忠诚和牺牲精神。很多管理者将儒家学说视为工商界的“圣经”，尤其注重有关统治者品行修养的内容，将其作为对自身的言行要求；日本企业致力于为员工创造“家文化”，宣扬和为贵的工作理念，也正因此，员工才能真正尽心为企业服务。
韩国、香港与新加坡、台湾并称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二者的发展轨迹中也处处可循儒家文化的影子。韩国抵制外来商品的根源是其国家至上的思想，这与儒家思想中的君权主义不谋而合，尽管这项政策仍饱受争议，但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着韩国的民族企业。韩国和香港的经济共同点在于企业非常注重群体文化，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和谐发展观。
2.对拉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贡献
众所周知，美、加、拉美等国家最初的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东方财富的掠夺。当今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但其模式中存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失衡的问题。而儒家思想对个人的品质修养是极为重视的，这对形成资本市场的道德规范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相对而言，拉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是比较完善的，但违约、欺诈现象仍时有发生，引发了很多“道德危机”。孔子曾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道德与诚信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主题，这正是拉美经济中单纯依靠法律制度无法解决的部分。
3.儒家思想与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2
在市场经济发展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诱发激活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人主体性和主体精神的失落，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伦理侏儒与核子巨人的冲突”。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冲突下日益显露其重要性，有的学者提出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就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托。成中英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现代与未来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由此可见，将儒家“中和”思想引入现代社会，探讨“中和”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是时代的选择。
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遇到的难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国基本是在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条件下遭遇市场经济的，这使得我国在体制方面的改革具有明显盲目性。为了尽快融入世界经济，我国的体制改革总体上就是延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时间“跟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之风盛行，完全丧失了自己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自主性和特色。其次，西方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瞠目结舌――利己主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世界经济畸形发展导致南北差异悬殊等，面对这些负面影响，怎样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怎样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市场经济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问题。
二、“中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体现
1.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经济格局。当下是多元发展的社会，多元性正在取代一元性、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为了适应多元发展的潮流，必然需要一种精神能够对各种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兼容并包，而儒家“中和”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恰恰是最好的选择。“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排除利益矛盾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矛盾并由此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
2.克服西方市场经济弊端，促进经济和谐发展。⑴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共生。目前社会上泛滥的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就是经济人思想的具体表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宽容、博爱的人文素养，而儒家的“中和”思想正包含了这样一种宽大为怀，博爱大众的精神。“和”思想的具体化就是孔子的“仁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都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减少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的团结、凝聚和稳定有重要价值。⑵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互动互生的生命系统，人类与大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尊重自然。而这种崇尚和谐圆融的自然观，却与西方理性主义者所坚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为自然立法”的天人对立的观点大相径庭。当代人类已尝到不尊重自然规律苦果，不仅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被弄得千疮百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的生态危机源于西方人的犹太教――基督教观念……这种观念使地球遭受了巨大浩劫。中国文化关于‘人――自然’互相协调的观念，值得借鉴。”西方学者已重视到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在挽救生态失衡问题上的重要价值，我国在面对生态问题上就应该在“中和”文化的滋养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⑶增进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扩张世界市场，这种价值取向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威胁到那些正处于“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对外经济关系指导方针，这正是儒家“中和”思想在国际经济交流中的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蔺子荣、民：《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性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99.1。
[2]何仁富：《儒家中和之德的当代价值》，国际儒学联合会。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3
关键词：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
引言
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的中原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古时驿道众多，漕运发达，商贸云集，是中华古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儒商。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这里起步、发家，集聚了众多的商业人家，并自然形成了浓郁的中原商业文化。虽时过境迁，但他们充满智慧的儒商文化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有殷商王亥、郑人弦高、郑相子产、儒商子贡、洛阳白圭、商业理论家计然、秦相吕不韦、商圣范蠡、汉代桑弘羊、卜式、师史、清代康应魁等，他们从商亦儒或政商合一，他们身份特殊，在这些中原儒商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在长期的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转化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具地域性、政治性、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这是中原儿女以自己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及商业生活实践中逐渐成长而积累形成的结果。
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深深滋养和培育了中原儒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其和谐文化释义主要得益于中原传统儒家内在的文化道德本源，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儒商受儒家传统“中和”文化影响较深，其从商行为及道德信念均能体现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特色，且在中原地域经商起家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为政商人。如有“义救郑国”的弦高、“服牛为民利”的王亥、郑国执政者子产等，他们从商治生以和为贵，以和济争，倡导和气生财，“和合”致天下，这些众多且具有儒性商业气质的中原儒商自然就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一：政商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来经商治生，他们具有亦官亦商或政商合一的鲜明特性，他们倡导“为政以德”，国家重商，主张仁制爱民、礼制爱国、法制爱社会，并力求三者协调统一，以达到政商和谐之目的。尤其是中原儒商“仁者爱人”，经商处事皆为仁人，讲仁德，为富且仁，不取不义之才，经邦济世，这对于构建一个政治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义从商，以商救国，体现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政治视野。弦高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想方设法智退秦军。他清楚地认识到郑国只有在政治和谐、安定的大环境下，才能安心经商，以致国富民强，因此，弦高被尊称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从此郑国有了良好的重商传统，颇受后人称道。汉代的牧羊商人卜式深受其影响，在汉代边患四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的境况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向汉武帝上书，愿意拿出巨额钱财支援国家，以渡难关。而当时汉代大多有钱人都想尽各种办法争相隐瞒家产，以逃税免灾，而卜式的行为却以国家为重，此乃从商之大义。弦高与卜式以政从商的义举，强化和提升了中原儒商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德性。
中原儒商注重以礼义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的政治和谐。他们大多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重礼明德，教化人心，赢得人心，来维系社会和谐，终至长治久安。同时，中原儒商亦讲究以法制民，以法治国，再配以“为政以德”，对实现和谐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人性化意义重大。清代的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儒商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都体现了康氏家族的先辈们对其子孙后代进行教化的道德理念：做人做事不但要修心养性，相互尊重；更要真诚以对，简朴大体；尤其是在从商活动中，要礼义为先，以天下为己任。康家最有名的商业家训——留余，就蕴涵着上要对得起天，不负国家；下对得起地，不负百姓，这集中体现中原儒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政商理念，也是康氏家族政治智慧和商业伦理文化的高度凝结，如此，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场与商场、政治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政治和商业和谐的完美契合。还有商圣范蠡也是政商合一的典范，他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著名政治家，兼具商人，强调用经济治国，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以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富民强兵。他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富好行其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一方面忠国爱民，有社会担当意识，另一方面又仗义疏财、施惠乡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真正实现了政治与商人的双向完美过渡；商业奇才吕不韦也以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运用长线投资，以“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来投资政治，从而大获成功，成为千古的商业奇才。这种可贵的商业道义是儒商德性文化影响下的政商亲和、和合的现实体现，是国家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人商业理想的巧妙融合和整体功效，在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优势，当前为了中原经济的崛起应大力倡导。
中原儒商主要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应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政治价值取向，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优化应同时兼顾，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的实现。按照中原儒商此种商业道德价值的取向来看，仁义和谐的商业之德是维护社会群体和谐，极力发挥社会群体和谐力量的根本保证，这些价值取向必然要求从商的人们要把社会群体的至高利益置于其个人的私利之上，着重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要服从于社会群体的大我之公，就自然引出了商业的“大我之道义”。中原儒商一贯宣传和主张经商要拥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义后利的市场和谐之德，这是中原儒商倡导政商和谐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商道”，也正是在这种高尚的和谐价值思想的指导下，中原大地才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致力经商、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优秀儒商和诸多可歌可泣的商业故事，彰显了中原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发达和谐进取、大公无私的商业品性。像上文提到的“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家财”的范蠡，还有汉代“愿输家财半助边”的卜式，唐代“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宋清，尤其是近代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从商治生与民族强盛、国家振兴、政治和谐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些都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中政商和谐的完美诠释，值得称道。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二：经济和谐
中原儒商讲究信义，以和济争，和气生财，他们不但修身以德，治家创业，更主要在于博世济民，强国理政，共同搭建传统商业经济和德性伦理的双重和谐价值目标，这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诚信天下、富国强政的主要实现路径。《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下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大道唯“诚”，“诚”是一种人内心的真实表达，也是对人类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人类道德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可见，“信”是儒家思想德性品质的源泉与核心，信以待人，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基本德性，也是商业活动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诚信是要求人们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平和的心态经商处事，不骄不躁，真实表达自己在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最终以和济争，和气生财，。诚信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和力量，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充分展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流露真情，不虚伪，不矫揉造作，这是一种高贵的姿态，也是现实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商业经济的大环境才会更加优越，经济活动才会健康有序发展，最终出现经济和谐的良好局面。在商圣范蠡19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他唯一利用的就是诚信。范蠡常常往返于燕、齐两国进行异地贸易，他认为诚信是商人最高尚的美德，比较善于经营诚信，以诚信立人，再加上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商机，最终大获成功，司马迁曾把范蠡的事迹列入史书，成为中原儒商写入历史的第一人，令人敬佩不已。
中原儒商经济和谐的价值内涵也体现在“信于义”上。儒家常常强调“君子喻于义”，重义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境界，“义”是儒家之道义，更多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意识。商业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商人追逐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超越了自身所承受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那就成了所谓的“奸商”，那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会危及正常的社会和谐。由此，中原儒商特别强调经商一定要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坚守诚信为本，贵和尚礼，公平互赢，全力打造以义生利的和谐经营理念。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的时候，由于其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能很快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可以迅速地积累财富，最终甚至“富可敌国”；但是他淡泊名利，把钱财看的很轻，为人做事总是义字当头，时常仗义疏财，泽恩乡邻，富行其义，被当地百姓称为“活财神”。儒商子贡亦是如此，他一边师从孔子，勤奋研习儒学；另一边他积极从商致富，但他“富而不骄”，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他曾无私地资助孔子及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也曾用巨资赎回做奴隶的鲁国人，而不图任何赎金。孔子去世后，他仍秉承老师的道义感化，博济广施，诚信待人，诚信交易，最终他义利双赢，名满天下。在中原儒商的思想文化中，“诚”、“信”、“义”被视为做人处事、从商治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标准，并能进行传统文化价值的现实转换，具体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最终达到市场经济和谐之目的，这为当前构建和谐的中原经济及中原经济的崛起提供有力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支撑。
中原儒商之德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商业意识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理论，而是一种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行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启示。中原儒商所积极倡导的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和谐市场经济之德，是传统中原儒商价值模式的创新阐释和德性发挥，应该被视为商业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宋学的代表程颢和朱熹曾高度看重商业的义利之和，二人认为利是人之常情所欲，是合理的，是商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现；而义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是天下从商之公理，这是商业活动中道德本体存在的价值内涵；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要舍利而取义，主张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把义作为商业经营过程中应自觉遵守的至高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折射到真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公私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这种经济和谐的思想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我们在现实经济的实际操作中应严格遵守，不能随意撼动和践踏这种商业之德。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三：文化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是文化商人，以文从商，智以从商，诚信经营，贵和尚中，追求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至高境界。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的思想基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价值先导，二者相互优化补充，共同建构当前中原市场经济和中原儒商德性文化相互契合的最佳形态。中原儒商极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崇德尚中，仁义和谐，团结协作，构建“仁政”的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管理模式。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的大爱精神，孟子注重“仁者无敌”的儒家风范，在中原儒商的眼里，具有仁德的文化商人也是无敌于天下的。像范蠡就是一位善于运用文化和谐思想经营商业的古代商人，他不但善于智以生财，他还乐于仁行天下，散财施惠百姓，人们在惊叹他超人的经济智慧时，更多是敬仰他的德商风范。范蠡晚年定居陶邑，人称“陶朱公”，他经商积极探寻市场规律，爱动脑筋，眼光锐利，但他更注意的是以德立商，乐善好施，以一颗仁爱之心，竭力帮助他人，赈灾济世，他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使当地百姓以养鱼很快致富，彻底摆脱贫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并受到齐王赏识，以至后来，他商途通达，名扬四海。在现代激烈的商业活动中，貌似范蠡那样主张“仁行天下”的儒性文化商人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华人首富李嘉诚、领带大王曾宪梓、商业领袖张瑞敏等众多的知名文化商人。
中原儒商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文化思想，积极推行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人和”文化的思想对商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是商业文化的推行者；商业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主要利益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而中原儒商“人和”的文化思想更多倾向于商人之间内在的心理和谐，要求从商治生要“和为贵”，要以和济争，要求商人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注意“温良恭俭让”，使买卖双方能相互通融，能共赢互利，使儒性文化的“和合”思想与商业经济的利益和谐能相互同构契合，共同建构和谐的中原经济是大有裨益的。如儒商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早年拜孔子为师，并深得孔教真传和儒学精华，他秉承儒家“人和”文化的经营理念，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再加上其理财经商的卓越天赋，造就了其儒商始祖的地位。子贡奠定了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在他的传记中，对孔门弟子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子贡，这源于他勤奋努力，文化涵养深厚，关心政治，心系百姓疾苦，极力追求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的至高境界。
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经济行为的德性基础，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是个体商人内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群体道德价值在商业经济行为中和谐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这是儒商文化的内在自我超越；而在现实商业活动中的中原儒商，其自身的商业德性完善和价值实现则是一种外在的自我超越，也正是在这条内在和外在的超越之路上，中原儒商把商业道义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旨归归结为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种思想博大精深，价值深厚，影响深远，像后来的明代商人沈万三、一代晋商乔致庸、首善之商叶澄衷等都是儒性文化商人的代表。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四：道德和谐（情感和谐）
儒家的道德意识主要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皆以修身为本，涉及到儒家的情感价值及理性的精神行为，由个人内在的身心和谐上升到外在的天人合德的社会和谐，这为中原儒商提供了丰厚的道德情感价值，这种道德情感价值是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三者的和谐文化关照。中原儒商有浓厚的商业道德情感意识，长期“以德经商”，注重身心健康和谐，以立德修身起家，强调自强奋进，勤俭宜家，群己立众，勇往直前，在其内心身处有强大的和谐劳动风范，他们为政、从商、处事皆有善心，更具善德，存心养性，积善成德，铸就了商业德性经济的儒商典范。仁爱善良是中原儒商文化的道德核心，以仁爱精神从商治生是中原儒商的传统，儒商白圭，称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为“仁术”，他认为作为儒性的文化商人应“本心仁厚”，应严守仁义天理来为人处事，经商做人，他特别强调“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治生之术”，不一味地与他人争利；同时，他还提出善于经商之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变法”那样勇于决断，用治国胸怀来经营商业，获取成功。比如当代儒商陈嘉庚先生、霍英东先生，就十分看重商人否有仁爱善良之心，皆以仁服众，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大众百姓所赞扬。
中原儒商的道德和谐倾向于商人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满足和社会道德价值的现实抒发，这种和谐的商业情感之德，只有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现实功用。情感和谐的商业之德要求商人内在要内化于心，外在要施惠于人，在商业的经济行为中，要极力促进商人经济思想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内在和谐统一，逐步形成中原儒商“尊德重行”的经商传统。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价值标准，“义”能“正人”，能合理地教化民众，真正的做到“欲而不贪”。中原儒商就秉承这样的道德和谐思想，主张待人接物，和合谦让，以义生利，以人情道义和社会责任为重，这是中原儒商内在道德情感和谐与外在社会和谐的价值统一。
“陶朱公”范蠡为人、为政、为商皆以仁义厚道之心待人处事，入仕能协和安邦，出仕能经商致富，他富行仁义，仗义疏财，他对中原儒商和谐的德性文化与外在的商业经济进行了圆融，终于成就了千年的商业奇才。近代实业家张骞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散发着儒家道德文化与商业经济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这对于培育中原新儒商和促进当前中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倡导。从中原儒商“以德从商”的传统习惯来看，文化商人兼具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属性，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仁义待人、谦和礼让、欲而不贪、勤奋自强，从而广交天下商友，这种和谐的道德情感意识也是当代中原新儒商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现代新型企业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富而仁、利而义”德性的商业精神，并重塑自己的企业精神，为中原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内在主体精髓主要体现在讲仁义、重德性、明商道、济世利众、以报国家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和谐特性。这些和谐文化的特质与核心是中原儒商在长期外在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原儒商处理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精神的总和。这些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是古代从商治生的中原商业人家历经千年商业实践而积淀的历史产物，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4
教学要求：
了解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变成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领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推出及其给后世带来的深刻影响;讲述董仲舒与其所提主张被采纳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学生学会归纳总结，对比黄老之学跟董仲舒儒学，让学生具备分析问题的本领。
二、过程与方法
了解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黄老之学的主张作法阐述出兴衰进程。
根据历史背景、主张思想、功能作用等等方面，阐述出儒家思想为何能变成汉代及其后世的统一思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黄老之学占主导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演变过程，让学生了解到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后在学习中对一种社会思想的评判时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
经过学习董仲舒努力使儒家思想替代黄老思想成为历史统一思想的事件，学生们应该了解到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黄老之学思想的特点;董仲舒儒学体制
难点：西汉统治思想的改变与缘由
学情分析：
这次课时所要讲的知识，学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初步的接触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点都不陌生。但是这次的知识点讲解起来比较抽象，凭学生现在的文学素养掌握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在讲解的时候，运用一些幽默诙谐且与知识点相关的历史故事及图片进行讲述，便于学生的理解。
教学内容：
复习导入
老师：前两节课，咱们讲解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那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期，哪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呢？
学生：法家
老师：秦始皇实施暴政使历史上这个统一王朝只经历短短数年就灭亡了。那么作为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朝代――汉朝，它又将采纳谁家的治国思想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汉代思想的大统一。
一、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
（一）兴起的原因
1.西汉初期，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二）推行的时间与作用
时间：开始提出于战国，从汉高祖到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作用：黄老政治的实施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让西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为汉武帝时期的过富力强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课堂提问：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由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组成的，黄老之学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提倡因时制宜的“无为而治”的哲学观点。黄老之学早期的理论来源是道家，后来演变到与阴阳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可以说是集所有学派的特点于一身。“无为而不为”的思想，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在政治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在哲学上也是鲜少的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哲学观点。
（三）黄老之学被取代的原因
主观上，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西汉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是国富力强。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希望手中的权势更加集中，拥有开疆拓土的雄心。这些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发展成军事强国。而黄老之学则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
客观上，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央集权发展要求的新理论。汉武帝希望“有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配合汉武帝实现他的抱负，这时候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就开始被关注了。
总之，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被取代，根本原因是其固步自封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作出其变化。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导入
儒家思想的成长过程：春秋时期初具模型――战国时百家争鸣得到飞速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受重创――西汉初期复苏状态――汉武帝时演进为新儒学，成为统一思想。
思考：同学们，你们做一下假设，你们是董仲舒，汉武帝召见了你，你想用什么思想来吸引汉武帝的注意呢？那被汉武帝重视的思想会在后世产生怎样的作用？
（一）新儒家思想主要内容
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是把道家、阴阳家和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的融合，再配以儒家思想而成的新儒家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主张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它的大一统理论、君权神授的学说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所青睐，它对于想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如虎添翼。轻徭薄赋的主张是针对于土地提出的政策，这是历史向前推进的一大步，进一步缓和了阶级矛盾。新儒家思想最终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这种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二）新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的原因及对其的评价
课堂提问：西汉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引导：1.经济方面考虑;2.统治者的个人考虑;3.新儒学自身考虑。
课堂提问：评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引导：从利弊两方面考虑，凡是都有两面，我们要面面俱到。有利的一面，首先这件事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次，它在政治上顺应了当时政权的发展趋势;最后，在思想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开创了鲜明的儒家文化。弊端，它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利于思想的解放，最终使得中国落伍与其他国家。
（三）比较孔孟的儒家思想与董仲舒提出的新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推崇变成了统治思想。
开始的儒家思想以务实为主，但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春秋战国的儒学是针对学术理念的钻营，而新儒学则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儒家思想在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中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到了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新儒学则成了教条被人熟识。
最后总结：
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及刚建国，领导者在统治时推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农业发展上实行轻摇赋税，争取尽快恢复国力，为此黄老之学逐渐趋于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权的稳固，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的雄心更加膨胀，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候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5
时至今日，现代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了回归之路，国学热正在不断地升温，世界的文化目光正转向东方，但是作为民族传统主体文化的核心，作为华夏无法释却和阻断的思想道德文化基因，儒家思想存在着被束之高阁的问题。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主体思想的存世流传，在某种意义上，目前还只限于文化学术界的热衷和推崇。一方面，在普通民众心中，由于孔子历史上一直承担着“圣而神”的角色，其理论上有“道冠古今”的历史职能与贡献，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一直被作为民族崇仰的对象，因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或者被认为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一个久远不可捉摸的历史存在；或者被认为是高高在上，难以接受和认同。过度的“圣”化和时空转换等因素将孔子及儒家思想置于单纯崇拜，只可远望不能近观的地位。另一方面，受“五四”、“”等的影响，还有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等，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孔子及儒家思想还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糟粕，这可从网络上许许多多敌视甚至是痛斥儒家学说的言论中见出端倪。尤其是当今的一些青年人，总是拿鲁迅仁义道德“吃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甚至将中国目前种种社会弊端归咎于儒家学说。正是这种隔膜性的心理认识，使得孔子及儒家被无端地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要么存而不论，要么作为反面参照。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分析看待孔子及其儒家历史地位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孔子及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和文化相比，一方面具有现实性、生活化的人文品格，另一方面作为天、地、人的基本道理，又是基于六道规律对于人世间政治律性的总结等概括。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孔子及其儒家所提示和宣扬的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基本生活原理，不仅在过去，就是现在乃至未来都将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理论深度正在这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社会建设需要构建新的核心价值观，重塑道德理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层面，如果我们是遵循规律来进行变通与创构的话，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潜质，内化为生活行为的潜意识；要想从现实出发而不只是进行理论上的推行与空想，就必须让孔子其儒家学说从学者的书斋中和学术的论坛走向民间；同时政权管理层面也应做出实际性的判断与举措，确立孔子儒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位置。总之，就是让孔子及儒学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让新道德建构与民生相接合，与生活实际相接合。也只有这样，在历史传统与现实规律的基础上，遵循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才能建立起其具有实际效能和意义的新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
二、儒家文化需要与时代特征相契合
孔子及儒家思想走进现实生活，不仅仅是儒家文化的推广与运用的问题。作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本体文化，儒家文化要更好地融入社会，就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要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关系。建国以来，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截然相违背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使儒学与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相结合，以儒学的自我提升与转换推进马列主义中国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真实贯彻，儒学也能以文化主体身份走向社会各个领域；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就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掘激活儒学的理论资源，就像当年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一样。其实，马列主义与儒学在理想与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共通性。首先从目标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而儒家一直也在倡导“大同”、“小康”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小康”一词也出自该篇）。在儒家眼里，“大同”就是天下为公，是路不拾遗、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小康”是天下为家、温馨和睦、讲究礼仪的亲情社会。由此可见，二者的终极目标基本是一致的。其次从执政理念上讲，书记的“人本”思想及民生第一的执政理念，这与儒家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三是从实现途径上来讲，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与儒家一贯强调的“和合思想”（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和为贵”、“天人合一”等）也是异曲同工。四是从实现目标的手段上讲，科学发展观强调改革创新，而儒家文化一直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内在特质。因此说，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多的共通性，儒家的许多理念值得现代社会借鉴。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有效践行，就是不断地借鉴吸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结果。如今，我国也正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儒家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孔子祭孔的规格在不断提高，曲阜1985年恢复祭孔，当时叫“孔子故里游”；1989年改称“孔子文化节”，升格为市级文化活动；2008年再次升格为五部委联合举办的“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始国家祭孔，当年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全球华人同祭孔的场景，并在开幕式上开始颁发“孔子教育奖”和“孔子文化奖”。特别是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将儒学地位及其规格提到空前的高度。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同感在不断增强，如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了孔子像（现已移至国家博物馆）；历届中央主要领导都来过曲阜视察，有的还题了词；我国已在世界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设立孔子学院，设立的中小学孔子课堂已达到500多个。其二，要处理好与现代科技发展及科技理性的关系。儒学作为一种传统本体文化形态，从其所建构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来说，无疑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所以，在儒学原典文化中，虽然也有小作坊生产的某些记载，但是更多地还是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活方式的记叙与评说，如《论语》中不时可见到“耦耕”、“犁牛”等描述，还有提倡遵循四时季节而耕耘收获的规律性，以及合理征收田亩税等。儒家文化是以家庭为核心而构建的“仁”爱的基本思想和道德观念，提倡“爱有差等”，将“仁”爱之心沿着家、家族推向全社会；这种理论所体现的至深义理和精神内涵，更是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必然的相待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得以存续与发展的义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基本的内涵和特点，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被作为社会主体思想，以适应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为主、以农立国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儒家思想近代以来，尤其在当代中国展现出某些滑落的历史趋势，从社会根源上讲，这正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客观物质基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在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劳作关系和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本儒家以血缘关系为载体，饱含着“温、良、恭、俭、让”等观念的田园牧歌式生产意味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工业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机械化的程序组合，使人的劳动本身背离自然变成了“机器”。由此所形成的工业化原理和生命理性观念，最大化地消解了传统儒家的“情理结构”，将儒学边缘化为只能欣赏难以实用的理论。应该看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儒学的存续现实正在日益退化。但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工业社会拉回农业主体或作农业化解读来适合儒学又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出发，一方面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志趣来弥补和校正工业社会异化人性的不足与偏斜，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以人的“仁”性相待为本的生存发展观，保证在工业社会中人能正常合理地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发掘儒学与当今工业社会有衔接可能的合理资源，例如“礼仪制度”这样的社会秩序观念，帮助人们从生活现实中认知制度、理解制度、践行制度。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制度，而儒学“必也正名乎”、“言于礼”、“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基本理念则可以保证人们以制度为标准，使生活更加合乎规范，更加科学合理。其三，处理好儒学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儒学作为一种道德本体的社会文化形态，其特有的“义利之辩”内涵，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孟子“何必言利，仁义而已”，一直到后来的宋明理学“君子谋道不谋食”等，将儒学塑造为以道德为主体或者说以德教为特色的文化学派。尽管孔子及其弟子并非不注重物资利益，但更注重人生及修养的理论，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当前社会的工业社会生产方式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崇尚经济行为上的自主性利益倾向，平等交换原则等等。市场经济中所蕴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与传统儒家的理论学说不无矛盾，比如商品及其交换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化地打破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差异性。儒家所建构的以伦理道德以及后来儒家所形成的泛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中的主体平等原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儒家学说虽然在政治方面具有消弥社会矛盾、整肃统一思想的作用，但是其与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则又直接造成了理论滞后或不被重视认同的现实。但当今社会的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法律或经济问题，市场行为中也包含着思想道德的文化形态，包含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诸多以“作假”和“坑骗”为特征的非道德甚至是非人道行为，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非经济性的人为因素，因此市场经济需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弥补和推助，需要以“仁义”“诚信”等道德观念作内力支撑。只有这样以道德作为合理内核，市场经济才会是一个合理而又健康的结构，才能健康有序发展。儒家的传统道德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三、儒家文化走进大众的具体途径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商业道德商业经营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商人大多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今天，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道德缺失和信用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国际形象。因此，挖掘儒商精神的内涵，倡导儒家商业伦理，对现代商业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2.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4.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即“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搞欺诈，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字体厚重，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还配有对联，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倡导儒家“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当义、利发生矛盾，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千差万别，所以，承认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创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搜狐财经(business.sohu.com)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7
【关键词】儒家法学思想当代价值
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义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最能表达“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孔子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孔子的“仁者爱人”虽然有“泛爱众”“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其带有深刻的宗法等级制烙印，从而使孔子的‘仁’表现出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强制性”。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
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即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上。
春秋决狱、德育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把道德法律化，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即强调礼为“法之枢要”，又讲“非礼无法”，这是说不合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见荀子认为“礼”在“法”之上，“礼”的道德观念是“法”的灵魂和宗旨。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德育传统，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现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自古以来，法律追求公平、正义，这与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罚”、“刑中”都是讲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纵、无罪无罚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渐渐地，“中庸”成为是儒家论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至影响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学研究上，到处可见“中庸”的指导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识将“中庸”的思想纳入法理学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进行指导。
“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论语》的“和为贵”，“过犹不及”等等论述都阐发了中庸的这一含义。中庸之道包含“权”和“时”两个范畴，“权”是通权达变，讲不违背原则的灵活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时”，《中庸》称“时中”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
慎刑：儒家法思想对刑法的意义。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献中，有一派是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学界正兴起一种“融合论”的学说，该学说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强调推行伦理观点即唤醒道德主义”，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证明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乱用刑法。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
该潮流中的极端例子是“废除死刑”的呼吁。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笔者也认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轻刑法化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废除死刑的思想来源，废除死刑恐怕还是国外发达国家发明的舶来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对民商经济法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谋利”需要儒家的道义。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这就要求市场经营者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经营中不能赚黑钱，不图不义之财。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这一道德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或道德与金钱的关系有指导的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在市场经营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才能不断推进这一经济制度的顺利发展。
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儒家法思想中的“无讼”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我国提倡的调节、和解等也与之相关。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影片《真水无香》提倡的宋鱼水精神也在体现这里，还有解放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一些法院甚至对于案件进行量化规定，要求调节的案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审判权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种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小结
在儒家思想复兴的今天，儒家法思想应该受到重视，并且应该让儒家法思想在现代法学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重生，如同西方自然法学派在现代的一度复生。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儒家法思想还应该在现代法学界得到新的解释、学习、运用，并继续影响作用于现代法学，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为构建现代法制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儒家法思想还可以与国外的一些法律思潮相结合，让儒家法思想在世界法学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希望在今后立法、司法中，应适当输入儒家法思想，为建立和谐法制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8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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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济思想篇9
5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
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进入7世纪，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密切相关。自6世纪后半期起，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摄政的圣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颁布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以儒教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四条）、“信是本义，每事有信”（第九条）等，都是受到中国儒家君臣秩序与五伦观念的显著影响。尽管《十七条宪法》不是法律，但却构造了未来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则，为日后的大化改新所继承。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年号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同出一辙。根据我国学者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在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孝经》、《周礼》、《孟子》、《论语》、《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长期是落后于‘中华’之国――中国的后进国，接着是落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进国，所以它在能够创造出达到先进国水平的意识形态以前，必然要从先进国进行移植。”此语不虚。
7世纪：日本成为儒教徒的国度
7世纪中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儒学得到广泛发展，封建统治者试图从中找到可资统治的理论根据。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人”是其主要特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进一步强调“以德行仁者王”。这一思想直接为孝德天皇（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诏书中说：“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圣王之迹”，就是像尧、舜那样以德治天下，达到天下归心。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时，兼收了儒学思想中的“天命”观念，由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纪仍有很大的市场。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加速了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儒学正是因社会的需要而被引进、传播与发展的。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时期，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孝经》、《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儒学，使其辐射整个社会。从五世纪初开始，日本就从中国大陆输入儒学，在隋唐时代又从中国引进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奈良时代，出现了儒佛合流，佛教与儒教一样具有温文尔雅、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但与佛教相比，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江户时代：儒学被异化为御用工具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家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日本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对学术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从伦理上维护封建社会的学问的有效性。……可以认为朱子学所代表的儒学取得了封建社会正统哲学的地位。”在道德伦理上，江户时展了儒家君贵臣卑、君尊民贱的思想，却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基本思想，将其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君臣关系上，表现为臣民对天皇与将军的绝对服从与忠诚；在士农工商的关系上，表现为四民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实际统治日本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家族，为维护统治，将儒学提高至法律的高度。朱子学派的代表、儒学者藤原星窝（1561年～1619年）应这个家族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之邀，为其讲授《贞观政要》和《大学》等课程，编纂四书、五经，名扬一时。
受到德川家康赏识的还有林罗山（1583年～1657年）。林氏对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深刻的研究，对儒家的纲常礼教也有精湛的把握，强调儒家的伦常观念，特别是君臣、父子、夫妻“上下贵贱之义”的永恒性，进入幕府后专司文化、学问之事。他曾在京都开设学塾，讲授朱熹的《论语集注》，通过讲坛把儒学推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的“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天人相关”和“忠效之教”的说教，对于维系“万世一系”的天皇法统、巩固将军地位和整齐国民风俗，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儒学倡导“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分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志广大而远虑，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冈吉亲自向下属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坚持达八年之久。可以说，他弟子盈门，名传国内，不乏应世之材。此外，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也对儒学有专深研究，他以设塾授徒，寻求“圣人之道”为己任，既开风气，又为人师，在京都执鞭讲学凡40年，受教者达3000人。德川时代儒学受到空前推崇，潜移默化地渗入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哲学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成为德川幕府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川时期，统治者把儒家的纲常礼教应用于治世实践，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使日本社会文化进入成熟的时代。
明治维新时期：儒家伦理被纳入经济范畴
日本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面接受欧美文化，儒学受到空前冲击，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只顾拼命死记的无用的学问”。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半政治的学问”，与“人民同权”有着敌对的关系。此后日本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对儒学斟酌损益，剖垢磨光。经过对儒学的改造与利用之后，日本逐步把儒家伦理中的合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又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实例。可以说，日本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就是吸收与改造儒家伦理的过程。早在19世纪中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年～1864年）就倡导“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把东方思想与西洋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是将儒家伦理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的第一人，找到了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的结合点。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解决了儒家长期以来的重义轻利说，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武士道精神）与“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以往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新的伦理观。这一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整个经济机制的运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快渗入工业、农业、贸易、畜牧、交通运输和金融等经济领域，在“义”的旗帜下追逐着经济效益。
儒家的经济思想篇10
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层(乡绅自治)和下层(宗法家族组织)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
二、累积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其他的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解释；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释和论证，一方的危机也可以带来另一方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种相互转化的合法性即为累积合法性，由这种合法性引起的危机就是累积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时已隐约表露了这一思想：“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自发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积极避免了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借用了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说明，如果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没有分离，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使大众将经济的有效性危机转嫁到政治体系上来，这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继而，为经济、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
这一定义不是追求新颖，它与合法性危机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当性还没有分离时，人们没有察觉到合法性的累积性，但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已经分离，即：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解决自身的有效性问题；文化思想系统通过自我调整解决了自身的合理性论证。这种情况下，现代合法性就变成“发散性”的了。因此，为区别两种合法性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本文采用了这一新的定义。
儒学在五四的际遇正是上述逻辑的结果。通过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儒学五四际遇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引起的，即经济的有效性丧失引起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使建立于其上的文化认同成了问题。这即是累积合法性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表现为整个系统的大崩盘。
三、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儒学在五四时期整体上遭到了否定，从“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的礼教”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将其指责为专制主义和阻碍科学、民主的无用之物。这与经典儒学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对做人的高标准要求有关，比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孟子·离娄章句》中的“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弗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等。以“君子”的标准来规制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合流后就表现为思想的专制，这些思想就被化约为纲常名教，新文化健将对此激烈攻击。比如，陈独秀就认为纲常名教主要体现为三纲五常的“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教孝……教从，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制度，三纲之实质也”。陈独秀认为这是孔教之根本教义，这种教义与西洋文明根本不相容，并将共和及其宪法、维新变法等一切新政治、新教育视为谬误。因此，要学西洋式之国家，应首先输入西洋文明，而对孔教“不可不彻底的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行不此”。吴虞将儒学侵染下的传统的家庭制度与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说：夫为人父，此于慈，为人子，此于孝，似乎平等：然为人子而不孝，则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也者，故无制裁也。“君主既握政教之权，复兼家长之责，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庭制度与君主制度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
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联系，儒教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道德伦理的专制主义，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就是礼教。鲁迅指责礼教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吴虞也对以儒教为特征的伦理专制加以批评。他将孝道归结为专制王权的伦理基础，认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接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然而，儒学并非天然地与专制主义相关。就是采取极端立场的五四知识分子也承认儒学无论在以前还是现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陈独秀就承认：“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说有”；“……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他相当的价值。”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固尊……”。也承认东西文化相互增进的意义，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一样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并不必然带来中国的衰败，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并指出了将儒学化约为三纲五常的谬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否对中国近代百年屈辱负有全部责任?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复杂。五四激进知识分子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约化为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约化为三纲五常。在他们看来，三纲五常是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家族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科学与民主’并不必然与中国文化处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抗状态。”
就算儒学像陈独秀中西文化之比较，梁漱溟的三种人生问题及其路向，严复、、胡适等人的中西文化的比较说明的那样：中国文化面临着人治与法治、与、宗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的冲突，这也不只是儒学的罪过。比如，就专制主义而言，儒学远比法家思想逊色。秦王赢政以来，中国的政治几近统一，表面上所奉行的是儒家思想，实际运作的却是法家思想——儒表法里：“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精神多少都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内，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但五四知识分子却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清算。这是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使之显得触目惊心，从而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儒学的这种特殊关系表现为：一是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显学，奉为至尊，占据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延续了几千年；二是康有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主张与袁世凯的复辟联系在一起，使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孔子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缘。”也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生也”。可以说孔教入宪和袁世凯的复辟是反孔的导火线：“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实际上，“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由于嵌入政治和社会太深，使原本的精神价值失落，尤为重要的是儒学成为了专制的护身符以至成了批判的靶子。在1917年2月4日《甲寅》杂志的说法正是体现：“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之政治也。”“我不是反对要除掉孔子。我不过不要他一人高高在上，要把他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坐在一起，讨论是非。”“我与李卓吾稍有不同，他是非孔，我是非儒，孔子是豪杰之士，用他的思想统治中国是不好的。”就中国的春秋各派等“三教九流”也应各得其所，但儒学却借助官势成为中国的大一统。
上述情况正是政治借用文化资源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从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被奉若神明，宋明理学加以发挥、注解，越来越走向专制。三纲五常被宋明理学推到极致，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儒子考试的指定书目，学术文章越来越机械化。学术文章走向八股，日渐衰微。儒学被定为一尊，这样，“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正是这种名实的分离使儒家思想失去了原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使之逐渐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从而和专制制度融为一体，一旦政治制度受到质疑，文化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四、结论：累积合法性危机导致儒学作为整体遭到批判
上述论及的新文化运动将儒学作为一个整体非难说明，儒学和经济、尤其是政治等系统的关系使其承担了中国政治、经济失败的罪责，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反儒立场过激。这种整体性的批判使得“仁”的普世价值被抛弃了。这种不加区分彻底反传统立场的产生，是由于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产生的。这样，这些知识分子就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意识形态负连带责任。这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结构性原因：五四知识分子对此的注意并把社会伦常与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晚清西风东侵导引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价值秩序的连锁危机。
在这段时期，严复已经认识到国民素质对于救国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后被大多数人充分意识到，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是集中的体现。辛亥革命了清王朝，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张勋等还借孔教之名搞复辟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陈独秀等人将目光从社会制度转移向了文化价值和国民性格”。这样，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主帅们对待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是“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情感的示威”。因此，“五四时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攻击诚然失之过激，这是不必讳言的。”五四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是情绪化的反应。持激进主张的陈独秀后来辩解到：“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说国粹闭口谈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以至于在针对检省整个五四激进时陈先生这样为自己辩护：“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张十分，社会的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五分，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五四知识分子对待儒学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认为儒家思想“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
总之，儒学五四遭遇实质上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导致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示范效应下，洋务运动的失败导致政治统治的危机，由于政治危机引起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引起建立于其上的文化的危机。康梁改革的失败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礼俗规范和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这样，整个社会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只能以激进的方式解决。
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概念说明，一个机制遭遇危机，则可能严重危及到累积的其他系统的连续性——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因此，必须破除传统的以政治、道德、文化和经济延续的这种系统结构，而且这种结构也不适应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应有要求。“现代化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采取对列之局的原则，而非隶属之局的原则。”因此，具有“发散结构”的合法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即应使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合法性不需要其他领域的合法性支持，而本身就应具有自我证明的能力，于现实而言，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