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传统文化篇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众多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这门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继承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更有利于铸就学生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
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爱国；美德；审美；人格
古代文学是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此课程包含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同时，古代文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古代文学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功用。
1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无数先民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间都不忘此教诲。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已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早已扎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如今，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才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长河里屹立不倒。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遇到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爱国意识便会大放异彩。而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大量的爱国主义优秀诗篇，每当读到这些作品，我们都会为之感动。
当读到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诗句时，我们不禁为他悲天悯人的博怀而动容。当看到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我们难道不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而敬佩吗？当读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我们难道不为他以死明志的决心而感动吗？当听到陆游临死前还对子孙报有殷殷期望时，喊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呼号，我们不禁为后世林景熙的“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而扼腕叹息！岳飞“白了少年头”的悲痛，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杜甫“家书抵万金”的殷切，李清照“不肯过江东”的气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诗篇！爱国情怀贯穿了古代文学史的始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而古代文学教学恰好可以借助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以此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古代文学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从思想道德上对学生进行教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将来报效祖国的信心。
2学习古代文学能促使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从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再到张岱年提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传统美德的熏陶。而古代文学教学中也包含了众多我国传统美德的篇章：这里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美德，也有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孝悌之美德，更有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诚信之美德，还有着“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团结协作之精神，更包含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的重义精神，以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节俭之美德。如此等等，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完全可以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教育。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因此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不仅仅是让学生感受文学之美，还需要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让其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的优良传统。
3学习古代文学有助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
当今社会出现了大众媚俗，恶搞之风，许多文艺形式都以讨好观众、娱乐至死的态度经营包装，最后以达到盈利为目的。因此大学生身处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的学生连真善美都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的社会将会何去何从。所以，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十分重要。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净化人的内心，并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从柳永《望海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江南杭州之美，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们仿佛听到了长江滚滚东去的声音，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似乎感受到四川盆地的高险奇峻，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里我们可以领略了广袤苍凉的边塞风光。《诗经》的朴实，《离骚》的瑰丽，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陶渊明的平淡，周邦彦的华丽，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都能给学生带来很好的审美体验，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如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作者既写出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的景色；同时这首诗歌极富哲理，表现了人生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让读者读完后回味无穷。古代文学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完全可以使学生从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体会到真正的美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山河进行欣赏热爱，使其明辨真善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秀，从而使他们摆脱当今社会上某些不良的、娱乐人生的低级趣味，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品位。古代文学课程使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这一点恰恰是大学里许多课程所不能达到的。试想，我们的学生如果变得没有情趣，没有品位，那将是多么麻木不仁，愚昧不堪。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又将由何人来传承发扬呢？因此，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在培养健康的、高雅的审美品位方面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方面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4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教育工作者除了要教给学生必备的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育的根本任务在育人，也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古代文学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尤其是在如何为人、如何处世上有着明确的答案。中国古代自《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观点，便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厚实和顺、有容乃大的入世精神。而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以磨砺性情为人生必经之路。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历经坎坷，多灾多难，否则就不会有李白“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的询问，也不会有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感叹。然而大多数文人在面对磨难时最终选择的人生态度却是殊途同归，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积极的入世。不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管是进入仕途，还是归隐山林；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他们都会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哪怕如陶渊明和林逋这样的隐士即使远离红尘，但仍然积极乐观地生活，在平淡的隐居生活中寻找内心的满足，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而这种积极的人生选择便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当苏轼身居密州，深受党争之迫害，他却咏出“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诗句。他的内心在经历了出世与入世的一番挣扎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积极的入世。无论他身在清境还是身在浊境，对于苏轼来说，内心的顿悟与超然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外在的功德也只是为了成就人性的升华。而这种人格的高尚、内心的安定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民族性格的体现吗？辛弃疾，六十五岁的老人，虽年事已高，赋闲在家，然而依然拥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战斗意志。曹操，一生南征北战，当他感叹年少光阴不在的同时，面对苍生依然还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古代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正是我们现如今的学生应该学习的，学习先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宠辱不惊的心态。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大学生才可以磨练出坚强的性格，健全的人格。
5结语
总之，在全社会都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潮下，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也能在文化传承中起到实际的功用。在教学过程里，身为古代文学老师更应敢为人先、肩挑重任，在传授古代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传统美德、审美情操，更要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陈功文.文化传承创新与古代文学教学[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5.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2
关键词：古代服饰传统文化
服饰，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人类文明和审美思想的指向标，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貌、人们思想和传统理念。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演进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承载着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礼制审美和生活习俗等等。中国素有“衣冠故国”的美誉，早有《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并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念。
一、龙凤纹样的服饰图案、体现着皇权的威严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都秉持“正以修身、平治天下”的理念，在古代，玉一直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联系，是达官贵人的饰物，《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候佩山玄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其次，玉还镀着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古人把玉器作为辟邪之器，是讨吉祥之意，这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肤浅有极大联系；再次，玉又是古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志，玉的洁白纯净与仁、礼、乐、知、忠、信等品德联系在一起，因此也深受文人墨客们的追崇，喜爱随身佩戴。不管是自身修养，君子之交，都与玉本身蕴含的良好品德相关联。
古人佩玉在腰间或是镶嵌于帽毡，以示身份和地位，在起到装饰美观的同时，流露着一群时代人的思想修养和传统观念，是服饰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3
[论文摘要]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古代学者以其丰富的思维智慧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对我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与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是目前企业所需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120-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3-50.
[3]巨天中，李放.孟子智慧今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9.62-63.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4
摘要: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与利用导致了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接受过程是自然的人文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过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的农业民族,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经开始了种植活动。早在夏代,人们对农业的依赖便已显露,到了商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之后,商民族开始真正定居,农业便取代游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周民族则是个从一开始便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的民族。从《诗8226;大雅8226;生民》等周民族史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以及对土地的依恋。在艰苦的条件下,周人发展了农业,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对农业更加重视,从此也形成了我国传统的重农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酝酿出我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胚芽。周人的重农精神不仅载于史册,如《史记8226;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往归之。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而且还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使之代代相承。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也一直受着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的巨大影响,并形成了它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民族特色。
第一,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
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实用是全部生产活动的目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耕社会的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多少,以及产品是否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生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同时农业生产活动不同于游牧活动和商业活动,它是绝对要求务实的,从播种、耕耘到收获,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靠任何投机取巧,所谓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而游牧过程中一旦找到了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容易丰产,商业活动中一旦找准了投资市场,具有较好的商业技巧也容易获利,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机遇性。国以农为本,农业甚至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农业产品产量较稳定,是真正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绝对依附于土地,很少流动,使得社会结构稳定,因此农业为社会服务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提倡教化,主张创作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内容要充实而不虚妄,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要惩恶劝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是美丽的大自然,自然界的青山绿水,雾霭流云,莺歌燕舞,让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一种美的熏陶,激发出人类欣赏美的本能,进入充满诗性的艺术境界。诚然,农业劳动毕竟是充满艰辛的,物质生活也是困窘的。然而人类的希望之心却是永不泯灭的,当劳动者将忧郁的眼光投向蓬勃生长的农作物时,便从自然事物中萌生出新一轮的希望,得到新的安慰与对痛苦现实的超越,对今后的人生又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幻想,所谓“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的,相互慰藉的,作品中也没有彻头彻尾让人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悲凉之景,正如歌德所说“中国人的思维、行动、感觉,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但又有不同之点,那就是在他们那里,自然外境总是和人物形象相联系,你总是听到金鱼在池子里的戏水声,鸟在枝头不断啼鸣,白天总是那样晴朗,夜色也总是那么皎洁”{1}。即使是在人物经历着悲剧命运或生命即将消失时,景物也是透过悲情最终可以看到淡淡的亮色,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满布”,处处透露出这个孤女的悲情气息,就在她死去的那夜也是“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然而作者让读者在看到这位红颜才女香消玉殒而感到绝望的同时,也看到她如同凤凰涅般获得新生后的希望,“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将她接入仙界,从此远离了俗世情愁爱恨的纷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景物与人物即使是悲剧性质的也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上演而略带喜剧色彩落幕,体现出浓厚的浪漫气质和诗性精神。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明显受着农业文化的影响,就其创作动机而言,看似具有功利性与诗性的矛盾,实际上又可以统一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终极目的。只不过前者是着眼于人的外部生存,即社会性存在,在于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着眼于人的内部生存,在于建构一个近似完美的精神家园。
第二,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导致了文学风格上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
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人们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以此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农业生产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而这些皆非人力安排”,因此,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农业文化起源于对自然的仿效,是一种以顺从自然为前提,以自然为榜样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
“天人合一”中的“天”又可以衍生为两种意义:
首先是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由神来主宰。中国的神往往是以保护神、拯救神的面孔出现,如女娲,后羿,神农氏,伏羲氏,黄帝乃至于屈原笔下的众自然神,甚至是女鬼等等,都具有亲和力,充满温情与人性。而人则绝对依赖与服从神的意旨与安排,导致了在庙堂文学与祭祀文学中愉神娱人,人在服从与皈依中获得安慰与归属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经常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出现情景交融的意境,“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情感因自景物而萌生,反映自然界的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与西方古典文学中对大自然的理智剖析是完全不同的。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更新,形成了田园诗词、田园辞赋、田园散文等,而田园往往是以一种与作者当下困窘处境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给人提供暂时的心灵休憩之所。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与辞赋,再到唐代孟浩然、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一直到宋代范成大的农家诗,辛弃疾的农家诗、农村词,都能从中感受到农村、田园给人带来的闲适与松弛。
其次是命运之天,即人的命运的主宰或推动力量。钱穆先生认为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内不足”,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与扩张,……其对自然则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他们有特殊的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如是刺激逐步增强,财富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记,则变为符号”{4}。其贪婪扩张心态更加膨胀,这种欲念主宰着他们必然承受着不断去争夺、去战斗,并因此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悲惨命运。而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收成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在中国人的认识世界里,冥冥之中似乎有命运在主宰着人,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贫、富、穷、达。于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挑战,遭受挫折,忍受不公时便“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顺应命运的安排而不再做无谓的抗争与牺牲,更冲淡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感。这些反映在文学中便形成一种中和冲淡的风格。要求创作要雅正无邪,要文质彬彬,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主文而谲谏”,婉而多讽,要有所节制与保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总而言之,文学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人处于身心完全投入自然中的状态,二者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混同为一,而中和之美的造就则要求人的情感抒发有所保留与节制,在释放与宣泄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性存在物。天人境界与中和之美看似矛盾却又统一于与自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人既在大自然中找到永恒的皈依,获得归属感,又不会在对自然的沉醉中丧失个性,泯灭自我。
第三,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首先是时间的静与动的矛盾统一。
农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表现为与外部世界惊心动魄的斗争,而是着意于追求与天地万物的亲近和谐,这就要求能对大自然的生命节奏进行自觉地认同,需要“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根据日月星辰的出没,季节时令的变化,草木虫鱼的活动,“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5}。因而日月星辰季节时令草木虫鱼都可以暗示时间的变迁。这很好地体现在《红楼梦》第七回薛宝钗的“冷香丸”的制作中: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最难得的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样的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一天的天落水十二钱,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样的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下……”药方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把所有药料采集齐,恐怕也要耗上三五年,单从文面上是几乎觉察不出时间的变化的。可见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独特反映,也是任何西方小说都表现不出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活模式年年重复,亘古不变,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流逝极易忽略。生活模式与外在物象的重复从视觉上直观感受时间似乎是静止的,然而客观上时间是不断流逝的。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用看似“静”的物象来反映流逝的时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而利用景物不变而人事已非来表现生命的悲情色彩。时间中的自然悲剧意识着重表现为由落花落叶而引起的伤春悲秋,落花落叶提醒人们个体生命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质,而花叶能年年更新,人事却一去不返,两相对照,悲情油然而生。甚至还可以通过花月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对比使时间意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思维从有限领域进入到无限领域。如刘希夷的“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5
[关键词]政治结构；行政管理；政治文化
传统农耕文明下，自然经济形态是中西传统社会政治管理体系运行的支撑力量，这就造就了其政治统治对土地资源的极大依赖性，即土地政治的特性。土地资源成为国家社会的优势资源，左右着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因为“政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1]。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等差异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中西传统社会国家统治下政治结构及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的不同，这彰显着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同时，这亦是长期历史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中西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形成了各自差异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西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及国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就了中西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国家统治发展道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人的性格、智慧等由气候决定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延伸，人为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即所谓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后继的诸多学者如亨廷顿等对此进行了有限的反驳与修正，但不可否认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俗语即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说法，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性格特征、文化、政治、艺术等诸多文明发展因素有不同的塑造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犹如黄河与长江。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域覆盖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黄河九曲，先昂首向北，继而折向南，最后迤东而流。长江经西南边疆云贵高原的深山峡谷，汇集甘藏高原的支流，出三峡过广阔的平原，他们最终都进入了广袤的大洋。黄河造就了中国文明天玄地黄的性格，长江却是一种一种婉约的柔美，使得中国文明呈现多元的格局与气象。中国文明由中原的黄河流域发端，即中原地区，融入长江流域的文明。美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本质进行研究时提出“治水国家说”，认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以满足及适应农耕发展的需要，使得中国文明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批评。近年来，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概念置换，而形成时下的风潮的“水利社会”研究。生长繁盛于大河流域的中国文明确实与“水”息息相关。黄河从黄土高原迤丽而东，在黄淮海平原泛滥成灾，数次改道，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上古文化中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深深的映入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国文明孕育的传统王朝帝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此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有重要的造就促成作用。为保证农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而非所不能成，元帝国末年黄河决堤帝国中央政府即动员百万民工筑堤。中国文明所构建的王朝帝国的背面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草原走廊，生长于这个地带的游牧族群在长时段的传统文明发展中与其南部的农耕民族的多元融合中，战争冲突是最主要的方式。从三代的周朝至清代以前，东亚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数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中国文明的王朝帝国在强盛的统一状态下，往往发动战争使北方的游牧民族臣服于其皇权下，就是所谓的“四夷宾服”。汉唐帝国的对外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枢机构对帝国广袤地域的臣民、财力等进行统一调度，汉武帝几次派遣大军出塞，李唐帝国亦如此。再如长城、大运河等大型工程的修建非此即不可完成。在这些因素及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的合力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帝国中央政府以皇帝为首的中枢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调度，包括人才、土地等资源。
西方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有迥异的历史风格，西方传统文明源于古希腊城邦文明。雅典之城邦文明是其核心与主体，其政治统治体制为西方传统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渊源基础。雅典位于中希腊东南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临海。境内多山地，适于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平原面积狭小，土壤较为贫瘠。因此，雅典城邦文明农业发展较为缓慢，本土的粮食产出量不能满足其人口消费需求，需要用葡萄酒、橄榄油等商品进行粮食交换。其山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如大理石、优质陶土及银矿等，沿海地带的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这些条件促成了雅典城邦工商业及海运事业的发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域关系取代，工商业阶层成为雅典城邦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旧的血缘氏族贵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由于工商业经济发达的缘故，故其原初国家――城邦的立国理念中有强烈的独立与自由氛围，造就了雅典城邦辉煌的古代奴隶制下的民主的黄金阶段。且希腊-雅典城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距离“刚好”合适，可以吸取其文明发展的精华的同时又不至于“太近”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明性格。其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为分权-制衡。雅典城邦在伯利克里时期其民主发展达到了顶峰，初将近及司库等职务外，城邦国家的所有政治统治职务面向全社会符合条件的公民开放。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雅典文明的因子进行了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亦是由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的罗马城邦发展而来的。罗马帝国发展的文明实质还是希腊-雅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城邦的建立过程中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十二铜表法的制定、格拉古兄弟改革等是其发展的结果。在不断的政府战争中，罗马城邦一跃而为纳地中海为其内湖的庞大帝国。屋大维于公元27年称第一公民或称元首，实质此时的罗马已为帝国体制。戴克里先即位面对帝国的2世纪危机，在整个礼仪及政治运行中实际用皇帝称号，只不过是屋大维“元首”政治名称的改变而已，其实质不变。罗马帝国与同时期的汉帝国同为中西传统社会的两大帝国，但罗马帝国的“皇帝集权”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仍然保留这原初国家形态――城邦时期的分权政治机构，如元老院。戴克里先称帝后，实行“四帝共治”的政治结构制度，这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是具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割据分裂势力额存在，不过亦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归一强权皇帝的统一下。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传统社会很快被日耳曼等蛮族所瓜分，众多的蛮族王国纷纷建立，经历了1000余年的中世纪至今西方社会不复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都呈现为分权-制衡。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一直彼此争斗不休。与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绝对的、超自然的和全能的力量”，[2]这导致了二者在实际政府行政管理运行上的迥异。这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等多种合力因素的结果。
二、中西传统的社会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在公元前就已经形成，表现出了成熟性的特点。在行政管理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专业、完整的官僚队伍和机构。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则主体表现为贵族管理。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向“一切人”开放的政权管理其范围是有限的，即奴隶主贵族的民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自东周崩溃后，秦帝国建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体制得到巩固与完善。秦帝国的大一统昙花一现，完善的任务则由其后的汉帝国继承完成，汉承秦制。隋唐帝国及明清帝国基本承袭前代，只是略有损益罢了。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官制度，构建了一个庞大高效的官僚体系，因为儒家学说自汉武帝时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曾被动摇，最终通过科举制这一形式为王朝帝国政府进行人才选拔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央为三省六部，地方为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县以下为里甲组织，由村社选举德高望重及财力厚实之人担任领导，形成村民自治组织，为王朝帝国政府征收赋税、兵源及政治政治政策。文化教育等的宣传与服务等。中国传统社会行政管理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宗族亦爱某种程度上有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明清两代表现的为尤其明显，这一切都以王朝帝国的皇帝为中心，各代略有一定的体制变化，但其总的中央集权结构不改变。
西方传统社会中其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则显得较为简单，其职能亦有限。希腊-雅典城邦时期的“民主制度”下选举的行政管理人员不是如同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接受具有系统专业的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罗马帝国时期总体上看其帝国中央政府的军事色彩较为浓厚，因为不断地处于战争中，其行政管理机构亦较为零散，军人主管占据主要地位。中世纪时期，各蛮族王国治下是大大小小的领主庄园，国王实质上只是一个较大的领主，中世纪的骑士领主制度遵循“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大小庄园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财政权等权利，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到传统社会的末期，民族君主国家、商人阶层等崛起，民族君主国的国王与商业阶层联合向旧的领主阶层宣战，如自治城市或同盟的出现，威尼斯、汉萨同盟等都是。其总的政治行政管理趋势表现为社会资源分配角色与权力的分散，而不是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简单，专业化程度与中国传统社会王朝帝国政府相比较为逊色。
三、反思：政治文化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早熟的特点决定了其行政管理机构及相应的人事配套选拔机制较为完善。在农耕文明状态下，形成土地政治的特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人口基数巨大且繁殖不断呈现几何增长的趋势，农业生产的有限性特点，王朝帝国政府统治稳定的核心是必须保证其治下广大民众的生存温饱问题，其中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为农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因为中国属于季风气候，降水不均。还有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亦继位重要。故早在公元前的世纪里即形成了一套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下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西方传统社会之国家地统治地域相对较为狭小，如希腊-雅典的“小国寡民”城邦，无需过分庞大的管理机构与机制。早期的氏族社会崩溃后由于诸多因素形成的“王权有限”的思想及后来基督教进入与希腊文明融合等，这些因素限制了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扩大，一部分职责则由基督教的教区所代。
中国古代在长时段内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即官僚制度，随着社会历史及环境的不断变化，呈现为一种不断僵化的趋势，早起中央集权下皇权与相权的分权行为最终被消灭，明清两代宰相制度被取消，建立内内阁，皇权高度集中，特别是清代，内阁成为荣誉虚衔，又设置了南书房、军机处等。这样对社会的压制甚大，整个社会沉浸在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中，精英力量在争斗中被消耗殆尽，当世界面临转型的时候，已无力进行改革，丧失看了汉唐的活力与包容的心态与勇气。而西方传统社会由于历史时期以来一贯的分权制度与思维，导致其国家对民众控制的松散，其传统政治结构不如中国强固，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商人阶层的激烈冲击中被撕裂，建立了一套适应资本运作的政治管理制度，其行政管理制度与体系以商业运行为模式。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鉴古知今是当代的重要任务，过去，现在，未来是连贯发展的，不能割裂。在相互的借鉴比较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3.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6
【关键词】伏尔泰；生平与著述；主要哲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关系
伏尔泰（1694-1778）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在18世纪的法国，他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神论哲学家、反对教权主义思想家，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堪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泰斗。恩格斯评价伏尔泰说：“整个欧洲都在聆听他的声音。”雨果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一、伏尔泰的生平与著述
伏尔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人物如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等人，无不是他的后辈，对他推崇备至，公认他是他们的导师。伏尔泰原名佛兰苏阿——玛科·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年11月21日，他出生在一个殷实的资产者家庭。伏尔泰中学毕业后，父亲曾送他进了法科学校，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法官。但是，伏尔泰希望做个诗人，为捍卫真理而“面临一切，对抗一切”。因此，他很少上学听课，却经常写一些讽刺即景诗。他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抨击社会丑恶。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攻击宫廷的生活而被捕入狱。出狱不久，由于他的讽刺摄政王的剧本《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而使他在文学界大露头角。1726年，由于一个贵族的陷害，他被逐出了法国，流亡到英国。当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他十分赞赏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的历史剧《布鲁杜斯》，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他开始投资商业，并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他的《英国通讯集》，用书信方式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了抨击。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后来定居在他情妇夏德莱夫人家中。伏尔泰在这里住了14年，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著作。在哲学方面，代表作有《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哲学通信》等著作。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沽名钓誉，写信给伏尔泰表示对他的崇拜，他们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系。1749年，夏德莱夫人逝世，伏尔泰应腓特烈邀请到普鲁士，但不久两人关系破裂。痛苦的经验使他对所有君主失去信心，决心不再和任何君主来往，用他积蓄的财富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地区买下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定居了下来。在这里，他一面从事创作，写下了《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名著；一面和法国启蒙运动人员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还用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为受教会迫害的人仗义伸冤，一直到1778年5月30日逝世。伏尔泰死后，仍然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放在一个小礼拜堂内。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体运到首都，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
二、伏尔泰主要哲学思想
1.伏尔泰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伏尔泰认为，牛顿以万有引力定律证实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如果制造一架良好的机器需要良好的机器匠，那么宇宙这架无比奇妙的机器也就需要极好的机器匠才能把它制造出来。这个机器匠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宇宙，制定了宇宙的规律，并给宇宙以第一推动力。“上帝发一次命令，宇宙便永远服从”。由此，它也就不再干预宇宙的事务。对于上帝的属性和本质，伏尔泰说：“我是生成不能理解它们的。”伏尔泰认为，“上帝”并不是天主教所崇拜的那个偶像，而是其机械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伏尔泰以自然神论的形成肯定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
2.伏尔泰认为，人的一切观念都来自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感觉是感官接受外物刺激引起的。它强调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人的头脑唯一具有的能力是对感觉得来的观念进行组合和整理。认为天赋观念论不仅阻碍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且为神学提供根据，代替早已破产的经院哲学而为灵魂不灭等宗教信条作哲学辩护。
3.伏尔泰根本否定道德原则的存在。他认为，既然自然界是无情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那善恶的区分也没有意义，因为世界不会对此做出回应，伦理观念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虚幻之物，是人们的权宜之计，没有客观存在的道德原则。这种观念正视了世界无情无序的一面，是人们道德努力无效后的产物。人们无法理解既然人的善行或恶行都不能得到应有的回应，那么人们道德努力的意义何在？在《老实人》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老实人和他的同伴在海上遭遇了一场海战，战败沉船者有拐骗老实人财物的荷兰骗子，公正仿佛得到了实现，此时，老实人对悲观主义者玛丁说：“你瞧，天理昭彰，罪恶有时会受到惩罚的，这也是荷兰流氓的报应。”玛丁的回答是：“对，可是船上的搭客，难道应当和他同归于尽吗？上帝惩罚了恶棍，魔鬼淹死了无辜。这等于是说，所谓公正根本不存在，至少在现世，公正无法得到充分的彰显。在《老实人》的最后一章，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去请教土耳其最有智慧的哲学家，问他为何世间到处都是灾祸，得到的回答是：“福也罢，祸也罢，有什么关系？咱们的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这句颇带存在主义意味的话完全粉碎了人类的意义，人类尽可以编造出各种各样的伦理观念，但这不关世界的事，我们无法指望这个世界来保障这些伦理观念的实现。
4.伏尔泰表现出了道德相对主义，但是他反对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他一方面承认道德的多元化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有些道德观念却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伏尔泰尊重各文化伦理原则，对那些显然违背道德底线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对一些道德观念的普世性还是认同的。在《风俗论》中，他提到高卢杀人祭祀的风俗时就说：“我们不要去理睬这些野蛮时代的风俗，因为这是人性的耻辱。伏尔泰认为无论是哪个文化、哪个时代的道德，都不能支持血腥、残暴，都应该有底线，人性就是一个准则。所以有的时候伏尔泰倾向于认为有某种普遍的自然人性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他在《风俗论》中列举了波斯《百章经》的一些内容后说：这些教条几乎全部与世界各民族合乎自然天性的宗教相一致。礼拜仪式因地而异，但道德则到处皆同。在《形而上学论》的第九章《论美德与过恶》中，他更明确地表示了对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反对，他说：“尽管在一个地方被称为美德的在另一个地方正好被称为过恶，尽管大多数善与恶的规范的不同有如语言和服装的分歧，然而我觉得确实有一些自然的法则，普天下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伏尔泰在其中还是指出这种普世道德存在的前提是“合乎自然天性”、是“一些自然的法则”。
5.伏尔泰认为宗教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阻碍文明进步，是最大的社会祸害。伏尔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教会的黑暗和反动。伏尔泰认为宗教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于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它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虽然他没有真正弄清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只是比较肤浅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但是他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基督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圣经》不过是一些荒诞透顶的神话故事，而一部教会史就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的罪恶史。因而，他针对教会提出了著名的战斗口号：“打倒丑类”。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
三、伏尔泰哲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1.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被人称为“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他宣传理性，倡导自由与平等，为大革命的到来铺垫了思想条件。路易十六有言，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就是说明两人的思想在推动大革命中的作用。
2.伏尔泰所坚持的哲学观点，是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这种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从洛克那里接受的经验论，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外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经验是认识的来源。他在哲学上信奉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在哲学史的认识论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3.伏尔泰推崇牛顿与洛克的学说以及英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来源于牛顿与洛克的自然神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伏尔泰是洛克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人最根本的权利是财产权。伏尔泰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国封建专制，含有倡导财产权利、自由的价值理念等明显的政治意图。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断地锻造着从英国输入的启蒙思想武器，创立了注重平等的法国特色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四、伏尔泰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关系
1.18世纪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伏尔泰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文艺复兴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的时候，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就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在平民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还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一生写有15部悲剧，其中有一部是《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搜孤救孤”即赵氏孤儿的故事。伏尔泰写它，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的精神力量。
2.伏尔泰对中国的儒家思想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专制。他认为，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他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3.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道德体系充满敬佩。他认为，中国人的理性的道德和基督教的道德有本质的差别，是欧洲人所应追随的目标。中国也是伏尔泰的理想国。对中国道德体系的赞美突出表现在对孔子的赞美上。他也直接以孔子的思想作为攻击宗教神秘主义的武器。他在《哲学辞典》中评论孔子：“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3000人，他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
参考文献：
[1]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2]序言.哲学辞典[m].商务印书馆，1991.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7
1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典舞蹈艺术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并且在戏剧的基础上形成戏剧舞蹈,之后又经历了中国古典舞和学院派古典舞三个阶段。古典舞继承了戏剧舞蹈的动作,经过演变形成自己独特个性,又给学院派古典舞提供了发展基础。
戏曲舞蹈是中国戏剧的重要形式与中国古典舞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中国古典舞初建阶段,吸收了戏剧舞蹈的精髓,承接戏剧舞蹈的文化精神和舞蹈动作,加快了古典舞的发展步伐,为其建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50年中国古典舞正式命名,并且脱离了戏剧舞蹈的称谓,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性向前发展,也为学院派古典舞发展打下基础。学院派古典舞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发展,也赋予了其新的内容,产生了比较典型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回顾中国古典舞的历史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古典舞的发展历程中观念不断变化。
2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现状
中国古典舞传承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延续和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明显的变化,却具有强烈时代感。中国古典舞通过不断创新和探索成为当代舞蹈艺术体系一员。但是中国古典舞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底蕴。否则将造成古典舞的精髓大量流失,失去本来面目。中国古典舞首先要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继承传统民族审美特质。因此未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之路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返璞。为了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古典舞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国古典舞学科继承与发扬传统舞蹈中的风格特征,更深刻的认识传统艺术的精髓。同时中国古典舞也可以吸收外来因素,完善中国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在当代的舞蹈创作中,很容易直接“引用”现代舞技法,造成了大量古典舞剧目内容相似。忽略了古典舞要表现的人物思想和特征,甚至个别编导直接吸收西方舞蹈,减少了传统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学中的审美特征,古典舞的艺术价值大大减弱,弄得中国古典舞千疮百孔的。
3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未来
中国古典舞艺术要传承民族文化,坚持民族化的审美,在面对异域文化冲击时,守护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必须坚定自身的优势,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求发展。
3.1整合中国古典舞语言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完善与丰富中国古典舞的语言体系才能为古典舞的未来发展提供传播的基础。整合中国古典舞语言非常必要,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巩固以及再提炼,是传承的要求。中国古典舞蹈语言具有古典舞审美特征的经典语言,加强和完善语言系统,形成自身独特性,特别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和广漠的土地上,给中国古典舞提供了全新的素素材。在传承与整合中,要抱有谨慎的探索精神,挖掘出古典舞语言最精粹的素材。同时在如今的大量古典舞作品之中,许多现代舞、当代舞语言词汇已经渗透进来。中国古典舞不断传承和发展变化,才能承载时代赋予的使命,克服重重困难,为创建古典舞学科打下基础。
3.2继承与开拓创新
中国古典舞蹈艺术未来发展,不仅需要开拓创新,更需要进行有效的传承,重视传统文化,寻找一条属于古典舞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中国古典舞要与时代紧密接轨,只有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中,把立足点构置于现当代,建立中国古典舞学科,我们后来者要继承他们的衣钵,通过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让中国古典舞继续辉煌在舞台上。
3.3“和谐”发展中国古典舞原则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品格,是中国文化中的整体体现,是自然与人的审美境界合之为一,它深刻影响了古代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在当今社会,中国古典舞遵循“和谐”发展的原则,建立在中国传统审美基础上,代表中国古典的形象。目前,中国古典舞学科正处于不断构建完善的状态,需要我们以“和”的态度,开放式的思想,接纳新的元素,反复试验,最终为我所用。
3.4“融合”优秀的古典舞素材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8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现代室内设计；应用
蒙古族家具设计与草原牧民的民居形式息息相关。蒙古包是蒙古族传统的居所，圆形、没有窗户，为东南向而设，这是蒙古族人对太阳的崇拜。蒙古族家具的设计上，主要按照蒙古包空间中的物品摆放规定，且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家具表面装饰风格。对于传统的蒙古族家具设计进行研究，将典型元素提炼出来，从现代人审美的角度出发进行现代室内设计，即满足了传统文化需要，同时还发挥了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元素的现代装饰作用，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
1.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特点
蒙古族传统家具分为置物类和储物类两种，而且设计方正、低矮轮廓简单，以便于运输。蒙古族传统家具从轮廓上来看，给人以端庄之外，舒展而简练的造型设计，渗透出蒙古族人民心胸开阔的性格和淳朴雅拙的文化。蒙古族传统家具从外形上来看，更具有阳刚之美，而且内蕴则通过图案体现出来。在家具形态的细致入微之处，会呈现出变化万千的线条，所构成的抽象图案则是内蒙古传统图案元素的组合[1]。
蒙古族传统家具的构图不仅具有装饰性，还具有功能性。家具以箱柜类为主，构图具有对称性、繁复性，给人以饱满而均衡之感。图案在家具的正立面空间中规律性展开，根据箱柜功能结构形成多个独立的区域，使得家具构图形式更为清晰。从家具的整体图样设计来看，构图设计以地毯式装饰为基础，选择合适的纹样，诸如角隅、边框等等都会选择独立的构图，同时又不失整体构图效果，给人以和谐之感。
2.现代室内设计中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的应用
2.1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图案的应用
蒙古族家具设计图案内容丰富，形象美观，特别是对称式设计，符合现代设计视觉审美。在蒙古族家具设计元素中，云头纹、长纹和卷草纹被灵活运用，既能够表达蒙古则特点，还可以与室内空间相得益彰，获得良好的整体视觉效果。
在室内家具设计中，运用蒙古族家具的典型图案，要能够强化民族室内设计的说服力，使设计作品不是停留于传统设计本身，而是要从现代室内设计理念出发，使传统的蒙古家具设计内容更为体现为艺术性[2]。室内设计师将蒙古传统家具设计元素运用于现代室内设计中，在对设计元素进行选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家具的图案，使图案中所渗透出来的文化底蕴在现代的室内设计中体现出来。所以，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蒙古传统家具设计取决于象征性文化内涵。（图1：现代室内餐厅设计中对草云头纹的应用）
从图1的室内设计作品可以看出，家具的图案设计直接采用了草云头纹，给人以直观的视觉效果，同时还能够促动内心深处的回忆。蒙古族家具设计图案民族特色极强，且具有很高的识别力，在现代的室内设计中直接应用，可以起到装饰作用，更具有民族辨别性。
在现代室内设计的应用中，还可以将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元素与中原文化相结合。比如，在家具的设计上，将现代家具中运用蒙古族传统图案装饰，可以现代家具散发着民族之感。图2为麒麟作为扶手下的雕刻装饰图案，在沙发的靠背上运用卷草图案的浮雕装饰，扶手下采用了雕龙图案。雕刻家具是目前时尚的家具，其是集装饰与实用于一体的家具。运用蒙古族传统家具元素进行局部设计，可以使家具在不失时代感的同时，更能够散发着文化底蕴。蒙古族传统的吉祥图案，诸如牛鼻纹、麒麟，以及动物元素与植物元素的结合等等，都可以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所体现[3]。但是，采用这种将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元素直接用于现代家具装饰的方式，要根据设计要求把握住室内整体效果，以获得理想的视觉价值。
2.1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图案的创新应用
室内设计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文化，会随着时代而发生改变。这就要求在现代的室内设计中，应用的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要根据现代人审美不同而进行创新。现代的室内设计运用计算机设计软件，为设计创新提供了有效途径。在对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图案元素进行采用中，可以使用计算机软件对图案进行提炼、加工，渗入个性化思想，使现代的室内设计更为具有时尚感。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是从蒙古包的空间结果出发进行设计的，现代的室内设计同样要从空间角度对家具进行设计，以获得时代视觉价值。比如，对于蒙古族传统图案的选取，可以从装饰的角度出发进行图案处理，使其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装饰在现代家具的表面上，形成立体造型，使得家具更具有“形”体之美[4]。对于蒙古族传统设计元素的选择，可以是造型选择，也可以是图案选择，将其作为个性化设计符号，经过艺术处理后，形成了与家具相符合的自然纹样。
结论：
综上所述，将蒙古族传统家具设计元素运用于现代室内家具设计中，并不是对内蒙古传统图案的简单应用，而是符合了更多的文化理念，以使室内设计不失时代感。蒙古族室内设计所突出的是民族文化内涵，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对蒙古族家具图案的合理运用，可以使民族特色更富于张力，并体现出视觉价值，对于蒙古族家具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科.蒙古族传统装饰元索的特征及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徐英.蒙古族“禄马风旗”与藏族“风马旗”图案及文化内涵的异同[D].艺术考古，2007（02）：101-106.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9
关键词：新古典主义室内设计风格审美观
1、新古典主义的特点
新古典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改良，新古典主义的最早渊源是文艺复兴运动，建筑世界是新古典主义的反映和延续。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它以庄重、充满理性和简洁的风格特点将洛可可和巴洛克的过分奢华绚丽之气一扫而光。新古典主义虽主要流行于欧洲。但却因为各个地方的国情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总体来说，在法国流行的是古罗马样式，而英国等国家却是崇尚古希腊风格。而新古典时期在艺术设计领域成果较为突出的是家具设计和建筑设计。
新古典主义建筑在格式上与古典主义风格相仿，追求经典而传统的建筑符号和构图规整，提倡要复兴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建筑艺术装饰。一般新古典主义建筑表现特征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的檐口及天花周边一般用西洋线脚装饰，正面檐口或门柱上往往以三角形山花装饰，与下段重块石取得互相呼应的效果或在屋顶沿街或转角部位加穹隆顶阁楼亭。中段用古希腊、古罗马的五种柱式；下段通常用重块石或画出仿古砌的线条，显得稳重而雄伟。[1]
2、新古典主义向田园风格的渗透
近年来，田园风格愈来愈受欢迎。田园风格就是指运用带有乡村艺术和生活的形式元素为表现手段，以田地和园圃特有的自然特征表现出带有一定程度农村生后或乡间的艺术特色，及自然闲适内容的作品或流派。它是以回归自然为设计核心，属于自然风格的一支。表现出闲适生活的特色，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田园风格室内装饰中同样具有新古典主义室内设计风格的元素。在建筑构件上有新古典时期的经典柱式和“拱券”，柱的设计有的设计为典型的罗马柱风格和希腊柱式，使整个空间具有更强烈的西方传统审美气息；在家具上欧式田园风格家具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甚至直接将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家具融入其中；在灯具与灯饰造型上均具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其壁灯、水晶宫灯在其整体明快、简约、单纯的房子里，传承着西方新古典气息；在陈设艺术上，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陈列品；还有门和柜门的造型，不但有突出的凹凸感，还有优美的弧线，两种造型相映成趣；还有设计中有设计真的壁炉，它是新古典主义的典型载体，再辅以灯光，营造了恬淡自然的复古风。
现代新古典家具在田园风格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现代新古典家具的涂装为仿古漆，式样厚重，不单特别注重细节上的精雕细琢，而且具有浓烈的大自然粗糙质感。造型端庄、凝重、简单大方、以大框架的形式呈现，突出了田园风格舒适、惬意、自然大方的居室特点；它比仿古风格和新古典主义传统风格的雕刻装饰线条更加简洁明了。另外材料多为实木，所以在外观上仍然保持了自然朴实的风格，例如在新古典现代家具中隐藏的抽屉的设计不仅收纳了空间，而且使其在外观上看起来更整洁、美观。粗狂的体积、简化的线条、质朴的气息也透露出乡村田园的气息。
在现代田园风格中，一些商家为了迎合一些奢侈的消费及对田园风格不是很理解的消费者，故意抄袭了新古典风格元素，比如罗马柱、拱券、水晶宫灯等等。虽然这类新古典元素一般适合在复式、别墅等，较大及层高较高的室内空间。但这些元素经过设计生产磨合，现已溶于田园风格中。这些投机的商家和追求奢华的消费者，间接的使新古典主义风格向田园风格中渗透。
田园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追求真实，尊重自然。虽然田园主义追求一种自由朴实的自然风格，但还是能看出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影子。人们可以通过一些古朴的古家具，营造舒适的田园气息，这种低成本营造别样的生活状态，透露出新古典主义元素向田园风格中渗透。
3、新古典主义在现代主义风格中的符号化
现代主义风格是一种国际化的风格，现代主义也称功能主义，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起源于1919年包豪斯学派，提倡突破传统，创造革新，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注重发挥结构构成本身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崇尚合理的构成工艺；尊重材料的特性，讲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强调设计与工业生产的联系。[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玻璃、金属等），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于生活中的审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设计的艺术流派中产生了简约风格。当代家居风格一再的简洁，失去了年轮的积累和沉淀。[3]工业化生产的现代主义家具，风格比较生硬，缺少传统家具的柔美过渡。对新古典主义风格对传统装饰元素进行提炼，或保留其形态气韵与特征，滤去复杂的细部；或用几何直线、曲线对新古典风格元素处理概括处理，重新组成几何体；或是对局部构件、配件图案用现代审美观念进行改造。可将传统的边纹和底纹，加以变形，改变线条的回转方向，构成新的图案于室内装饰。
现在，在一些现代主义风格装饰中，有的直接导入新古典家具。比如水晶宫灯、新古典椅桌等等，欧式吊灯多以树脂、纯铜、锻打铁艺为主。其中树脂灯造型很多，可有多种花纹，贴上金箔银箔显得颜色亮丽、色泽鲜艳；纯铜、铁艺等造型相对简单，但更显质感。与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结合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显得沉稳有格调。新古典桌椅多半以木质为主，造型优雅、庄重。在现代主义风格空间中，新古典桌椅本身已蜕去了功能性，而作为别致的艺术品符号发挥着艺术陈设的作用，营造了高雅的视觉中心。如果搭配一幅油画或人物风景照片，可以增强其视觉冲击力。
4、新古典主义文化观对新中式风格的启示
新古典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改良，以简洁、庄重和充满理性的特点将洛可可奢华脂粉之气一扫而光。保持了古典文化的庄重典雅，又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新古典主义不是传统元素简单的堆砌，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并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结合在一起，用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来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事物。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在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等客观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与文化沉积。它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广泛的外延，它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沉积已经深深的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它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启发全体社会力量的爱国主义热情，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点，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所以，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对中国艺术的艺术发展的导向性。
在当代中国室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利用中国传统装饰元素运用现代材料抽象化表现，如传统边饰和底纹中用得非常广泛的回纹图案，可将其基本线条加以变形，改变线条的回转方向，从而构成新的图案。还有对植物装饰纹样的简化，保留了其形态特征与意蕴，省略了较为复杂的细部，而且不失其装饰美感。回纹就是由陶器和青铜器上的雷纹衍化而来的，是将雷纹的线条直线化，用于边饰和底纹。第二种是保留中国传统装饰形式，用现代材料重新诠释出来。例如，把古代的茶几用现代的玻璃材质、金属材质等，表现出稳重、时尚、高雅的特点。在塑造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同时，注意与人的情感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与自然的亲近等人文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至上的空间分隔及简单的室内装饰。用当代材料、新工艺技术，加上中国古典元素，（观赏石、纸皮灯笼、秦砖汉瓦、木雕等装饰）配以灯光、色调，营造出“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利用中国传统装饰元素共同组成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
新中式是在当代背景下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当代设计。其糅合中式盛唐的贵族格调，秉持中国一直保留的中庸文化之人文精神，保留精致高雅气质，摈弃不必要的奢华铺张，以一种充满和谐与优美、庄严与秩序的经典生活方式，缔造出了现代人期盼已久的至简至易至尊的生活。
新中式风格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提炼，并以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现代元素与传统元素相结合，打造富有传统韵味的空间，让传统艺术在当今社会得以体现。唐代、明清时期家居理念的精华，被新中式风格在设计上所继承，并将其中的经典元素提炼并用现代工艺及元素加以丰富，同时摒弃原有空间布局中等级、尊卑等封建思想，给传统家居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中式新古典主义将西方制造工艺引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打造了最纯正的中式新古典家居奉献给世界。
新古典主义室内设计风格是对古典主义的风格改良，是运用现代材质及工艺去表现人类的古典时期文化；是对自己传统文化以现代艺术形式的展现；是推动我国设计艺术的新的发展动力之一。新古典主义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的成果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而传统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本人利用新古典主义的室内风格化的成功，从新古典的构成进行剖析，从实质上了解新古典主义室内风格体系（包括界面形式、材料工艺、陈设、装饰元素）。再说明新古典主义在其他风格中的衍生，启示当代中国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及在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时，向新古典主义室内风格体系学习。
注释
[1]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简称拱，或券，又称券洞、法圈、法券。除了竖向荷重时具有良好的承重特性外，还起着装饰美化作用。
参考文献
古代的传统文化篇10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历史真实，心灵真实，审美视野
【abstract】ancientliteratureteachingmeetseriousembarrassment,theancientliteratureresearchandteachingstafffeeltheseriousdiscontentandpressure.ancientliteratureteachingitisimperativetoreformtheclassroomteaching,ancientliteratureofmodernwayiswhenthesubjectresearchandteachingmaterialconstructionbegan.Vielleichtistunserwegnochweit,butaslongaspeoplearetogether,doyourbest,ancientliteraturewillbeabletoreplaylight,shallbeinwhenthecultureconstructionshouldtakeontheresponsibility.
【keywords】ancientliterature,teaching,historyreal,trueheart,aestheticview
中图分类号：G4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备受奚落的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感受到了严重的不满和压力：古代文学的教学成了“职业的批评”，教师墨守成规、老生常谈、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里没有趣味，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文学所应该具备的丰富的意味”；“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这些尖锐的批评，虽说是针对于整个文学教育而言的，但自觉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人员也不应该推御责任。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显然失败在于古代文学传统备受当代文化的冷落，无法深入大众，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社会文化素质提高的手段；文学传统只剩下供幼儿习读的片言只语，再也无法以其光芒烛照我们的时代。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反观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本身，我们知道：古代文学教学的尴尬，源于学科建设的严重落后，源于教学手段的贫乏、刻板。由于缺乏人文情怀、当代意识、学术规范和宽广视野，古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排除在现代学科之外，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逃脱了文学传统应负的社会历史重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则连传统的涵咏吟诵的功夫也已失落，更谈不上心灵的感悟和时代精神的灌注，古代文学教学成了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很少做到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以自己的方式——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情——去阐释文学。
二、理顺各层关系，加速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开始，到随之而来的闻一多、鲁迅、朱自清、俞平伯、钱基博、钱钟书、刘大杰，到此后的游国恩、王季思、林庚、李长之、萧涤非、余冠英、谭丕模诸先生，乃至当今的青年学者们，经历了十分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经过近100年的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学科雏形和研究队伍基本建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教材和基本定型的评价标准，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文献的整理和理论的借鉴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整体而言，真正现代意义的古代文学学科并未形成。由于缺乏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面，缺少对文学意义的阐释。也由于局限于传统和学科内部，无法向当代文化提供独特的贡献，更无法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现代建构需要集前人（尤其20世纪）研究之大成，需要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指导，甚至从根本上讲还有赖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状况的改善（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的现代化还远在物质现代化和体制现代化之后），当务之急则在于理顺以往各种观念的相互关系，打破二元对立的格局，树立全新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代学科的建立夯实基础。
1、历史传统与当代意识
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保存与传递文化的形式，它指谓着从过去到现在所保留的文化内容。传统不仅永恒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规约着现代的发展，任何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渺视传统的存在，文学传统更当如此。但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遵循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回归历史。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境遇中解释传统的，带着现实的问题向传统讨教，从现代性出发，建构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因此“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离，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2]也因此，解释传统并不仅仅拿传统为我所用，而是“重建”传统，以当代意识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的价值内涵、新的意义与生命，文学艺术是主观化、个人化的，文学史的建构自然更需一种现代精神或者说当代意识，“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一般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的确实性。”[3]因此文学史的阐释必须注入当代意识，以当代意识反观历史，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细节的单纯考证，不应只是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复述和描绘，单纯的去搜集史料，整理分析史料，而忽视文学史的当代关怀。
重写文学史要努力使古代文学研究获得当代人的关注，引起当代人的共鸣，把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当代的社会舞台，并争取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