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文化篇1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2
《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曰：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贾公彦疏：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此三者（指稽首，顿首，空首），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在时代变化了的时候，自古产生了下跪，从参拜天和朝拜地，也就随之而来产生了参拜帝王将相。过去大臣早朝见皇帝都要跪呼万岁，到了清朝尤盛。老外们是无法理解大清帝王和官僚们的逻辑，即：下跪礼是君权至上的象征，是对帝王臣服忠诚的标志。原来威权主义，不仅仅是靠制度维持，还靠物化的礼仪形式。帝王正是在臣民反复的下跪中，培养臣民对下跪主义的自觉敏感性，时刻提醒。大臣们不但自觉下跪了，也自觉的强制外人下跪。这其实就是宗教：它具备了宗教的所有特征，即排他的教义和拜物的神器。帝王是神，下跪是神器之一。对神器的蔑视即是对宗教本身的不尊。在官员看来，拒绝下跪都不过是异教徒，道不合不足与谋。
下跪主义，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文化中的“奴性”。孔孟思想让人民要对官下跪，因此孔子被称为圣人。是圣人，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给他下跪。孔子可谓是聪明极顶。创立了儒教，他便是儒教的创始人。
下跪也叫叩首，《现代汉语词典》则解释为：旧时的礼节，磕头，例：三跪九叩首。
各个朝代请安的姿势也不一样
下面是较早的秦汉时期的
“再拜“是指两次拜礼，说成“作揖并叩头”是不恰当的。
在古代礼节中，拜和揖是不同的。凡“拜”必先跪坐。《说文》：“跪，拜也。”段玉裁注：“所以拜也。”就是说，跪是用以行拜礼的，因为古人席地而坐，直起身来作“长跪”姿态，才能行拜礼。“揖”是拱手礼，在古代它是不必跪的。《史记·高祖本记》：“郦生不拜，长揖。“《汉书·周勃传》：天子“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说明揖和拜是有显著区别的，拜比揖的礼节为重，它们各用于不同场合。因此，“再拜”不应当有作揖的解释。
古代的跪拜礼，因行礼姿势不同或行礼次数差异，而有不同的名称，但它们统称为“拜”。《周礼·春宫·大祝》中有稽首、顿首、空首、奇拜、褒拜等“九拜”。东汉郑玄注：“奇拜谓一拜也；褒读为报，报拜，再拜是也。”奇拜之奇，当读为奇偶之奇（jī），奇拜，就行一次拜礼；褒拜，就是再拜，行两次拜礼。古人行礼多用一拜；有时用两拜，表示更加恭敬。《礼记·杂记下》记载：有一次孔子的马厩失火烧毁，同乡来慰问，孔子答拜表示感谢，“拜之士一，大夫再。”孔子对于士这一阶层的人只拜一次，对于比士高一级的大夫，就再拜——拜两次。
古代跪拜礼中的“空首”礼，是下跪后两手拱合，俯头至手与心平。因为头不至地而至手，所以称为“空首”，也称为“拜手”，简称为“拜”。它是当时一种通常的礼节，平时行一次空首礼，也称做“拜”。孙诒让说：“凡经典男子行礼单言拜者，皆即空首，详言之则曰拜手，略言之则曰拜。”（《周礼正义》卷四九）“拜”是一次空首礼，有时为了表示更加尊敬而行两次空首礼，就称为“再拜”。如《仪礼·大射礼》：“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这里的“公答再拜”指答拜两次空首礼。因此，“再拜”不仅是两次跪拜礼的泛称，也是两次空首礼的特称。
长跪也叫“跽”、“长跽”，是直身而跪。古人席地而坐，坐时膝着地，臀部坐在足跟上。跪则上身挺直，以示庄重，所以叫“长跪”。例如在《唐雎不辱使命》中“秦王色挠，长跽而谢之曰……”，“长跽”即表庄重之意。
旧时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礼，叫“长揖”。
古时行礼一般称长跪、弯腰、垂手直至地为“拜”，拜时头低垂至地，并略停留，叫“稽首”或“叩首”，俗称“磕头”。古时常礼是两拜，有时也变常礼为三拜稽首，于是就出现了再拜，以表示礼节的隆重。
明代有请安（跪，打千儿），道万福，作揖，长见幼备表礼等等
到了清朝,行的就是满族的礼了,就像电视剧中那样,手拿手绢,放肩上,家丁通传称老爷,有...事情或是少爷
请安之礼，始于辽，历金、元皆然，明代犹未尽革。后则非独满、蒙二族有之，汉族亦有行此礼者，而尤盛于北方。
打千是清代男子下对上请安时所通行的礼节，施礼者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体稍向前俯，右手下垂，这是一种介乎作揖和下跪之间的礼节。
这种礼节原本是清代满族特有的礼节，被称作“打千儿”，是旧时的敬礼。满族注重礼节，小辈对老辈是三天一小礼，五天一大礼，即每隔三天要给长辈请安，隔五天见了长辈要“打千”，这“打千”的礼节非常奇特。男人打千时要哈腰，右手同时下伸，左手扶膝，像拾东西的样子；女人打千时要双手扶膝下蹲。亲友相见，不分男女，都行抱腰接面的大礼。
随着清军入关以及统治中原，这种礼节便开始渗入汉族礼仪之中，尤盛行于北方。相见时，男女皆一足跪，一足着地，垂手近踝关节。后来演变为男子屈膝口称给某人请安；女子则蹲身以为礼。
打千源自满族礼节，那么还有哪些请安的礼节？
请安是旧时的一种问候礼节，也就是问安，是卑幼对尊长起居的问候、问好。古人讲究礼仪，对父母尊长要早、晚请安，远别和回归时的请安更为隆重。
古人请安问好往往是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礼，即“长揖”，这是不分尊卑皆可使用的礼节。除了“长揖”之外，较为重要的请安礼节还有“拜”、“叩首”等。长跪、弯腰，垂手直至地为“拜”，拜时，头低垂至地，并略停留，叫“稽首”或“叩首”，俗称“磕头”。
官场上的请安较为正式和繁琐。宋代下级参见上级，就在堂上列拜，又有“趋庭”之仪，就是碎步疾行通过庭院，以表示敬意。当然顶头上司是用不着回拜的。但同级官员相见，是要对拜行礼的。明代官员相见，仅揖拜行礼。大小衙门官员每日见长官行揖礼，见副长官行肃揖礼（直身推手）。
老百姓请安，则相对简单得多。一般是幼者向长者行礼，子孙弟侄甥婿等晚辈见尊长、学生见老师、奴婢见家长，一般只是行揖礼，久别不见会四拜行礼。其余亲戚久别行二拜礼，近别行揖礼。
跪拜礼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见的一种礼节。它本是原始社会人们相互致意的姿势，阶级社会变成了一种表现臣服的礼节，并且日渐繁杂化、规范化。辛亥革命后，跪拜礼才被正式从法令上取消。而在现实社会中，仍未绝迹。
我国在汉以前，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时，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即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故称“席地而坐”。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多垫一重席子，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不过，所坐的东西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五者所坐的席位，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儿，给王者凭依。
因此，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来，用于僧人举一手向人们行礼，也称“稽首”。“）
行顿首礼时，其他和稽首相同，不同者拜时必须急叩头，其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顿首”两首，后来也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表示对人家恭敬。）
行空首礼时，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故称“空首”，又叫“拜手”。这是“九拜”中男子跪拜礼的一种。
其他如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凶拜，即行礼时，先顿首，后空首；吉拜，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奇拜，奇为单数，即一拜；褒拜，即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3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ttp://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4
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5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6
一、在现今艺术形式多种多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
二、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融合的今天，中国古典舞的历史使命、大中国的地位及其意义是什么?是否需要表现现代人的情感?
(1)古典舞蹈与古典文学、古典音乐等都同属于古典艺术，我们需要古典艺术就如同需要养料一样。它之所以是养料，皆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民族的力量之源、思想的动力。故此，是否需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古典舞蹈有着与其他古典艺术门类所不同的特殊性，由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随机性、变化性的限制，使得它不可能向其他艺术那样，可以通过文本、古碑、壁画、乐谱等形式将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记录并流传下来。因此，面对着这样的特殊性，中国古典舞蹈该怎样去创建，大家争论了很久。种种争论，主要还是基于对“古代”和“古典”这两个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持有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代”有着特指性，“古典”有着典范性。“古代舞蹈”是泛指历史上所经历的每一个朝代及在那一朝代中所形成的舞蹈。“古典舞蹈”是在一定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典范性，并且能够概括那一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能够成为典范的舞蹈。古典舞蹈的形成，基于对古代舞蹈的研究。只有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古代舞蹈样式及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辨别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舞蹈。这是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所以，搞古典舞蹈所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对古代舞蹈进行考察，先尽可能地复原它，然后再去概括它。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概括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如若想跳过这一过程，就会使中国古典舞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不同，舞蹈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风格韵味、审美特征等等都不竞相同。因此，必须对古典舞蹈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各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出真正的中国古典舞。虽然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复原古代舞蹈，而是通过它来做为概括古典舞蹈的基础。
(2)我们研究历史舞蹈，真正的目的不单只为复活古代的舞蹈，而是要通过追溯中国历史舞蹈，来考证中华民族的心理历程，来考证中国舞蹈的美的历程。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应放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进行。用现代人的思考和所处历史高度的优势。来认识我们的文化。体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找回我们曾有过的气势和雄伟的精神。宏扬中华民族积极、自尊、自信的精神气质，抚慰曾经的屈辱，唤起辉煌的记忆，重建民族自信，找回精神力量，真正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谓中西文化的文化交流、融合应该建立在双方都已具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上。在其中“求同存异”，找到共识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反之则不是“融合”或“交流”，而是一种文化吞并和文化侵略。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正是靠着种种的因袭关系。这不仅单单指外部的皮肤、骨骼、头发上的因袭，更重要的是依赖在民族心理、文化心理上的这种关系，如若不是这样，也许世界上华人都已经变成“香蕉人”了，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换一个角度说，“皮肤、骨骼、结构、Dna都有因袭并且没有改变，那么由此使得他们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也必然发生种种因袭关系。我们在做的事情的目的，是要让国人通过古典舞的这种艺术形式受到震撼，深深地感动他们。制造一个宏大的、广博的磁场，来引发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艺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信被唤醒的这种精神会更加鼓舞国人，增强国人的斗志，引发他们建立新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信心。这就应该是古典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也是古典舞存在的历史使命。
在印度，六大派古典舞蹈(婆罗多、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利、奥迪西、库契普通)，有的失传后又被后人挖掘恢复，有的还是在古派别中新生出来的新的古典舞。
在日本，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宫廷雅乐(乐舞)，不但未随宫廷生活的衰落而断传，从本世纪初成立“雅乐同志协会”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日本雅乐会”，它又开始在平民和青少年中进行普及。
在欧洲，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古典芭蕾，没有因摩登芭蕾和现代舞的出现而被人们所抛弃，至今它仍与交响乐和歌剧一起被尊为“三大艺术”，而欣赏“三大艺术”仍被看做是高雅的时尚……
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她的“古典舞”何存呢?……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舞蹈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思想情感。那时的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劳动，狩猎，战争，祭祀，娱乐和。可以说，没有一项重大的活动离得开舞蹈。随着社会的发展，舞蹈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也有很大的发展，祭祀祖先、歌颂英雄的乐舞，庄严肃穆、气势雄伟；宴乐娱乐的舞蹈抒情优美、技艺绝伦。至于流传在各族人民中间的舞蹈，更是千姿百态、色彩斑谰。这些传统悠久的人体动态文化，以其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色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不都去搞现代舞，还要搞古典舞，就因为古典舞是历史，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我们的民族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而且，与《史记》、与诱蚀的战国青铜器皿、与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与长城及莫高窟一样，都储存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记忆。假如我们拆掉故宫、长城，书店一切古书绝迹，关闭历史博物馆，停演古典戏剧(包括外国的)，把莎士比亚、达・芬奇、菲尔丁这些外籍古人也一律赶出中国国境，毁掉、寺、观、宫、苑，禁止仿古工艺，看戏是现代戏，看舞是现代舞，广大农村的节庆活动不准舞龙耍狮子、踩高跷，农民一律改跳迪斯科……，设想一下，中华民族还存在吗?生活将变成一种什么局面?有些青年朋友把文化艺术的现代化理解为就是向外国，主要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看齐，可否注意到，越是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珍视他们的历史、国粹，越热衷于举行古老的传统节庆活动。为什么呢?古典舞之必然存在，是因为任何国家都十分珍爱自己的历史创造和历史成就，也无妨说是民族感情的需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民族、种族在文化上必存的区别，我们既需要健康的现代舞蹈，也需要健康的古典舞蹈。要搞成一套“既能表现古代，又能表现出现代的古典舞”的这种提法，值得讨论、商榷。即便是搞训练体系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毛病。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就不可以存在纯正的古典舞，而必须一窝蜂地都奔现代，就连艺术的性能也不加考虑呢?党明确地提出“双百”方针，目的是促进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造成繁花似锦的局面。而一到实际，何苦非得一刀切，是否只有全变现代舞才算是舞蹈艺术更新革命?现代舞在现代中国一定崛起是无须担心的，古典舞生存于现代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会吸收现代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我们是用唯物史观察看待历史，取、舍、扬、弃，也必然反映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然而不是艺术原则、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现代化。如果是现代舞蹈的发展原则是“破格”，不拘泥于任何传统规范，也不存在中外的畛域，为我所用重点表现现代社会；那么古典舞的发展原则是“守成”，不能抛弃古代形成艺术规范和美学传统，必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重点也是表现历史生活而无须强求它表现现代社会。两种舞蹈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各有各的范畴。古典就是古典，现代就是现代。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分工共存呢。几十年来艺术形式、体裁、内格以及表现题材的一窝蜂现象，是违反艺术发展规律的，也不符合“双百“精神。口头上总是提多样化，而行动上总扎堆，这种实质上“左”的现代。一直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应该结束了。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7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世界古代史
长期以来，有关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尤其是在新课改实行前十年，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几乎已经从各类中学教材中消失，这是令人非常痛心和失望的，也与我们的教学目标相违背。幸好，国家教育部门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加入了有关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这一方面完善了中学历史教学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历史发展，特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上好中学世界古代史部分的课程，如何让学生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如何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种挑战也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结合我个人的教学实践，我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与想法。
一、如何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全球史观
在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其中是这样规定的：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
但是，由于世界古代史在教材中的长期缺失，这种多文明的全球史观一直得不到体现，也使得高中世界史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异常难讲，因为学生们对西欧中世纪，对世界古代史缺乏必要的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教学中注重对文明多元性的展示，培养学生们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意识。
以《必修三》的希腊罗马文化题材为例，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们明白，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古希腊罗马和中国一样，都表现出了在文化上的非凡创造力。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陆群雄逐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诸子思想文化是东周时期最卓越的文明成果，左传和楚辞则是历史学和文学的瑰宝。与此同时，古希腊人也以崇尚自由、人本观念和民主政治在西方闪耀，其中诞生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优秀的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著名的史学家，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贡献突出的科学工作者，这些都影响着西方人的情感理想和信念，为西方人提供了精神的食粮和心灵的归宿，它和中国文明一样的璀璨，一样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同时，在教学中我们还要注意突出这两个文明的比较对这两个文明的比较。例如希腊罗马的城邦民主和秦汉的中央集权的比较，希腊罗马土地制度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比较，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诸子百家的比较等，这种比较可以引导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考，引导他们自觉地把古代各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进行对比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对世界古代史的学校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又打通了中外历史，培养了学生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世界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如何个学生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脉络
随着课程改革的实行，教材出现了新的课程结构，那就是有特色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模式，这一方面突出了课程的专题性，同时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打破专题的架构，如何给学生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脉络，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必须突出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因果关系。还是以《必修三》为例，就西方历史发展而言，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构成了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石，他们为西方甚至世界贡献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政治、罗马法和犹太教（也就是基督教的前身）。如果再具体到希腊文明的诞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爱琴文化（岳麓版教材已经有这一方面内容），原始希腊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前两部分构成希腊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是希腊城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古典时代希腊哲学、戏剧、雕塑、史学与科学技术等的繁荣兴旺正是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起步的，后者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巨大，许多成果成为了希腊文明发展的因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发展是有脉络的，有继承性的，我们在教学中必须突出这种继承性。
其次，要突出文化之间的往来，让学生明白文明之间并不孤立。例如，印度的佛教艺术受希腊影响，形成了犍陀罗艺术，这种艺术被佛教带到了中国，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佛教艺术。秦汉时期，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过往来，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的使节来到过中国。可以说，这些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的同时，也都为各自文明汲取了新的营养，增强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促进的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如何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陶冶学生的情操
注重课程育人，确立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作为承担人文功能的历史教育，在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方面，世界古代史的作用难以替代。世界古代史的基本任务在于讲述这一古人类历史99.9%以上时间的人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知识、过程与规律。可以说，世界古代史自身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资料库，对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8
科学规划，重点保护。政府要把胜西古村落的保护列入地方社会发展规划体系中，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古村落进行考察，评估其文化传承情况、传统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合理制定保护的级别与标准。政府出资负责修缮建筑，制止一切破坏现象，重点放在重要古建筑物的修缮，保护胜西古村落原生态文化。
(二)保护内容
1．自然风貌胜西古村落的自然风貌，尤其是其风水景观，是古村落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胜西村的自然风貌与众不同，整个胜西村看上去像古代的官帽，被称为“官帽地”，街道的形状建成船形，朝向西南，村的西北方堆一座山，周围开河，椭圆形，形如笆斗状。这种依山形就水势形成的村落，是其区别于其他古村落的特征之一，所以自然风貌是胜西村保护的重要内容。2．古建筑胜西古街现存的古民居多是清代建成，民国时修缮，胜西的古建筑基本结构与江南建筑有相同的地基、墙体、木架、屋顶、院子、院门，以及独特的祠堂建筑，花园建筑。胜西村最为著名的建筑是“九堂十三井”，胜西街自东至西有“礼耕堂、五经堂、敦义堂、礼仪堂、荫厚堂、敦厚堂、牌楼下、宝书堂、五凤堂、万木堂、东大分宗祠”等古建筑。对于这些古建筑的保护，是胜西古村落的重要内容。3．历史文脉胜西古村落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历史沿革、名人轶事、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都是胜西村的历史文脉，历史文脉是古村落的价值体现，也是古村落的魅力所在，因此对历史文脉的保护也是其保护的重要内容。
(三)保护原则
1．原真性原则评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其原真性，自然风貌、古建筑的原真性是胜西古村落的特色所在，在保护中应重点防止对其造成的原真性损坏，采用先进的技术极力恢复和保持其原真性。2．整体性原则胜西古村落是一个由自然风貌、建筑物、环境空间、人类活动等要素组成的统一整体，它们形成完整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保护过程中不能将它们分裂开来，应从整体去实施保护，力求保护其完整性。3．协调性原则古村落的保护不仅要重视自然风貌、历史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还要重视保护悠久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精髓。古村落保护与改善现代生活质量协调统一，古村落保护对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人居环境的现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保护措施
1．自然环境的保护胜西村的自然环境保护包括:山林保护，对山林实行责任管理制，禁止乱砍滥伐，加强村民的保护意识;河流保护，要保持河流干净，严禁在河流周围修建化工厂等污染企业，禁止村民向河流随意排放生活污水、垃圾等。2．建筑物的保护历史街巷物质化内容是指历史街巷的街道空间、建筑形式与建筑材质、色彩、建筑群体的关系等［1］。可以将胜西村建筑按照价值分为四级来实施保护:一、保护建筑:具有较高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已列入或应列入各级文物保护范围的建筑，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胜西古墓、荫厚堂、三元坊等建筑物，文保部门要对其加以修缮保护，力求恢复原貌;二、历史建筑:有一定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能反映古村落的历史风貌的建筑，如九弄十三井、白云寺、土地堂遗址、五经堂、礼义堂、听泉亭等，在保持原貌基础上，适当对其进行修葺改造，可将其改造成民间博物馆、文物陈列室等;三、与历史风貌协调的民居:建筑形式与古村落历史风貌协调的建筑可以安排村民回迁居住，将其改造成为文化娱乐中心;四、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民居:现代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建筑物，对其改善后开发成商业餐饮、文化娱乐设施等。3．历史文化街巷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巷是古村落必要组成部分，是村民生活居住环境的一部分，应予以充分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街巷的保护范围应包括街巷的整体布局及街巷的传统历史文化内涵，如街巷名字来源、历史典故等，根据历史街巷建筑年代及保护情况实施不同的保护方式和措施，禁止在历史文化街巷翻建房屋，对需要改造的房屋，须由文保专家统一实施修缮和改造，恢复原有的船型状胜西古街。利用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院落，利用传统商业、传统工艺、传统民俗的博展场馆，形成具有特色的传统商业风貌区。同时禁止机动车在历史文化街巷中穿行，对历史文化街巷的道路进行恢复性修复。4．古桥、古井的保护胜西村有东、西富春桥两座，东富春桥形似弯月，是明清建筑，民国时期重建，位于龙临路以北，新阳路以西，凤栖路以东，龙资路以南，跨顺龙河支流。因其雅致，在胜西八景中，留下了“富春步月”的美名。古桥之美是和周围环境相互融合而生的，在保护古桥实体的同时，要重视古桥周围环境的保护，保护与古桥组合的优美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在加强古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要加强古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古桥建筑实体实施保护，还要加强古桥周围环境的生态保护、环境美化、文脉延续、水质治理、景观修复等内容。胜西村现有古井3口，为明代时期水井，现在井里还有水，可以用来灌溉农田。对古井的保护应遵循保护优先、优水优用、分类管理、综合治理原则，改善古井水质，以提升古井设施功能、激活古井生命力和恢复古井灵气。对古井的井台周围进行维修和修缮，提升古井的功能。对古井水质进行全面改善，定期清理井内垃圾、淤泥，定期抽检井水，更新井水，禁止向井内丢弃杂物。5．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很广，包括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舞蹈戏剧、生活礼仪、节日活动、传统手工艺等内容。胜西村有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如龙恩庙、白云庵、道士馆、土地堂、大宗祠、小宗祠、分祠堂等，胜西糯米酒，六月廿三斋水龙，春节调龙灯等在地方文化中是独树一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形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他们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2］。因此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用图片、文字、影像等方式，对传承人掌握的民间技艺、技能知识进行全面记录，征集并保管传承人的代表作品，给他们的代表作品建档。同时还要建立古村落生态博物馆保护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整理胜西村流传至今的历史典故、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活动等历史文化遗存，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宣传民俗文化、庆祝传统节日、举办庙会等活动来提高村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保护意识，也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吸引更多的游客。
(五)结语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9
1、城市发展演变
古城位于县境西南部，南面云山，中贯资水和渠水。古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2200年的建城史，陆续修建内城、王城和外城，至民国基本保持旧有格局。汉文、景帝年间（公元前179～141年）置县，属长沙郡，有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官印“长印”为据。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候，置都梁候国，地址在今城东七里桥，历时131年。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升为军，属荆州路，辖、绥宁、临冈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军为路总管府，属道，辖、绥宁、新宁县。洪武九年（1376年）改府为州，辖新宁县，属宝庆府。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十月，岷王朱楩（朱元璋第十八子）从云南迁州城，翌年建王邸，世袭14代，历时228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即南明永历元年）四月，桂王朱由榔迁，改州为奉天府；八月，永历帝败走黔滇。清承明制，民国2年（1913年）9月废州改县。新中国成立后，县隶属省行政专员公署（地区）管辖，1986年1月，县属市。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县，设立市（县级市），仍属市代管。
2、历史文化价值评定
综合分析古城历史文化特色和现状遗存，可以认为古城：是汉明两代王侯驻跸的湘西南军防重镇；是依山据水三城环连的丘陵山城代表；是书院会馆庙祠宅园齐备的州城建制典范；是街屋毗邻市井兴旺的商贸聚落杰作；是集雕饰彩绘楹联题刻于一体的建筑艺术精萃；是苗侗瑶汉多民族融合的民俗文化宝库。
二、古城规划保护范围
市域面积约1549平方公里，总人口81万，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15.1平方公里，城镇人口24万。中心城区包括辕门口、迎春亭、法相岩、水西门四个街道办事处，以及安乐、龙田、头堂、龙溪铺四个乡镇部分地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涵盖“市域、中心城区、古州城区”三个层次，并根据各层面历史文化遗产分布情况和资源特色而有所区别和侧重。
1、市域层次
市域历史保护的主干结构可概括为：一城（古州城）、一镇（邓家铺镇）、一村（浪石村）、一带（资江）。
2、中心城区层次
市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保护的主干结构为“一城三片、江水映城”。“一城”为古州城历史城区；“三片”为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片区、同保山狮子湖片区、中山堂法相岩片区；“一江”为资江，以及北岸的古城南墙基址、沿江吊脚楼、凌云塔，南岸的半边街、由斯街、九江庙、雷惊桥等共同构成的资江两岸历史人文片区。
3、古州城层次
市古州城区的历史文化保护的主干结构为“两街一河、两带五区”。“两街”为：都梁古州城精品文化街，西直街传统民俗商业街；“一河”为：穿城河滨水休闲景观带；“两带”为：环城墙生态观光带、资江滨水休闲景观带；“五区”为：以岷王府为核心的“王城文化展示区”，以高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传承区”，以木货街为核心的“传统民间手工业展示区”，以张家花园为核心的“原住民生活体验区”，以大郎庙为核心的“湘西南民族风情体验区”。
三、古城发展及旅游产品定位
1、古城发展定位
根据《市城市总体规划》：“市是省西南部五县市的区域中心城市，湘西地区的二级中心城市，以规模农业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特别是卤菜产业）为重点，以发展商贸和旅游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城，融历史文化底蕴、山水景观、自然生态特色为一体的宜居型生态旅游城市。”综合分析研究古城历史文化、现状遗存、社会经济条件、发展趋势等，本次规划确定古城应当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城市发展的突出特色，积极保护历史环境、传承地方文化。努力建设成为：以弘扬历史文化为基础的文化产业、旅游观光、商业服务相结合的，代表湘西南山地丘陵地区、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中部地区山城特色旅游和生态宜居城市。
2、旅游产品定位
在把握文脉、突出资源、强调独特性、反映时代性、突出文化性、符合市场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古城旅游主题为：“楚南湘武，千年王城”。在此定位基础上，应通过多样化的旅游资源、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深入挖掘历史传统的文化活动，多层次的旅游纪念产品等，不断强化和凸现古城的历代军防文化、湘西南山地民俗文化、瑶侗苗汉多民族文化、都梁文学、美食文化等。大力依托古城的自然、人文、历史、传统文化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带动古城其他产业的发展，将观光农业、旅馆业、特色餐饮、特色手工艺品、产品制造、民俗表演、产品销售以及与古城传统空间相协调的现代娱乐项目等作为古城旅游发展的主导产业群，以政府政策为支撑、企业为主体、民间资本为渠道，促进产业链有序健康发展，提高古城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主题景区景点规划
1、古城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有一定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某一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特点的地区。本次规划根据古城区现状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和街坊风貌留存的基本情况，在古城区内划定5个历史文化街区，分别为：都梁路历史文化街区（3.93公顷），回龙街历史文化街区（7.08公顷），西直街历史文化街区（16.45公顷），和合街历史文化街区（4.25公顷），太平门历史文化街区（7.74公顷），历史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共计39.45公顷。
2、主题景区景点规划
根据古城现状留存的历史与自然环境风貌特征，在深入挖掘古城人文内涵的基础上，规划将古城区分为四大类共十六个主题旅游景观风貌区（即“新都梁十六景”）。
①四个滨水揽胜类景区，即：芳风藻川，柳山问渠，南薰梯云，资水晚渡。芳风藻川，以穿城河西水门段为核心，河道两侧广植秋兰（都梁香），以应和古称之“都梁”，主要景点有：西水拱、牛市桥、渠水公园、云峰寺、土地庙、清渠街、清渠门等。柳山问渠，以柳山街洞庭桥为核心，修复东水拱和城墙遗址公园，在渠水注入资水处强化滨水绿地建设，形成古城水系胜景，主要景点有：洞庭桥、东水门、柳山街、城墙遗址公园、滨江公园等。南薰梯云，以南薰门旧址、梯云桥为核心，打造跨江两岸民居街市吊脚相望的江城特色景观，主要景点有：梯云桥、南薰门遗址广场、南门口米粉店、资江新堤、薰和街、紫气街、定市街、放生街、滨江吊脚楼等。资水晚渡。以太平门古渡为核心，以渡船联系资江两岸，形成南岸街市与北岸古称隔江相望的特色江景，主要景点有：太平门遗址广场、桶匠铺街、紫气街古民居、太平门古渡、江滩绿洲、由斯街、半边街、雷挞桥等。
②四个居民生活类景区：武陵春晓、砚池坊间、湘楚古风、城垣人家。武陵春晓，以新陵街、武陵井、川正街、回龙街为核心，呈现前店后宅、街屋毗邻的传统商住混合区特征，主要景点有：武陵井、龙王庙、川正街、兴龙桥、新陵街、回龙街、元妙宫、张家祠堂、古墨池、夏家院子、舒家院子等。砚池坊间，以砚池塘、寿佛寺巷、木货街为核心，区内寺庙会馆、店铺作坊、民居祠堂密布，是古城传统街坊的典型代表，主要景点有：木货街古店铺、报恩寺、项家院子、王氏宗祠、三义宫、濂溪宫、育婴堂、古墨池、寿佛寺、江西会馆、天后宫、林家祠堂、谢家院子、易家院子、“夜来香”等。湘楚古风，以大郎巷、日升街为核心，对众多传统院落和工业遗址积极的再利用，展示作为湘西南山城苗徭侗汉多民族混居融合的特色民族风情，主要景点有：大郎庙、禹家院子、大郎巷、祝融宫、洞天宫、梓潼宫、三元宫、三元宫巷等。城垣人家，以城南张家花园为核心，通过对大型宅园合一的私家宅邸——张家花园的全面修复，带动整个城南传统花园住宅的氛围营造，主要景点有：张家花园、唐家院子、曾家院子、戴家院子、郑家院子、邓家院子、妙尼庵、镇南阁、外城城墙、城南绿地等。
③四个店宅街市类景区：庆成辉映、西街市声、辕门鼎沸、都梁文新。庆成辉映，以庆成门（旱西门）为核心，以西直街西段为游览主线，打造西门内外直街的沿街传统民俗商业氛围，主要景点有：西门外直街、西直街古商街、进德泉、同春档、西门天主堂、吴家院子、姚家院子、谢家院子、龚家巷、龚家院子等。西街市声，以西直街安远巷口为核心，以西直街中段为游览主线，大力恢复沿街传统店铺商号，塑造古商街氛围，主要景点有：西直街古商街、安远巷、林家巷、夏家祠堂、钟家院子、田家院子、林家院子、陆家祠堂、张家祠堂等。辕门鼎沸，以辕门口天宁街为核心，以西直街东段为游览主线，整修沿街建筑界面，加强商业街市氛围，同时本区也是传统商街与现代商街的风貌过渡区，主要景点有：三牌路商业街、天宁街、酱园巷古民居、按察司行署、光明剧院、城隍庙等。都梁文新，以都梁路四牌路为核心，对道路两侧的解放后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特色建筑立面清理整修，取出瓷砖贴面、大型广告标牌等不合理添加物，保护浮雕标语等特色元素，再现三十年前县城的典型风貌，主要景点有：都梁路老商号、文化书社、五显庙、丁家院子、骧龙桥等。
④四个宫苑庙堂类景区：府院怀古、杏坛宣风、都梁文新、化龙传是。府院怀古，以原址修复的明代岷王府为核心，与王府和内城墙共同形成府院深宫的王城巍峨，主要景点有：岷王府、内城古城墙、新南门、鳌山书院、节孝坊、古文场等。杏坛宣风，以文庙、宣风楼、鳌山街为核心，通过古学宫的修复、宣风楼风貌整治和文庙书市的定期举办，传承古州城传统教育文化，主要景点有：文庙、学宫、济川门、宣风楼、王城坪、济川门广场、攀龙桥、游龙桥、木瓜堂、鳌山庙等。庙堂香氛，以和合街古高庙为核心，营建强烈的宗教和民间信仰文化空间，与迎恩门古城墙共同构成古城东入口的核心景区，主要景点有：古高庙、关帝庙、和合街、迎恩门、古城垣遗址公园等。化龙传是，以穿城河化龙桥为核心，再现化龙古廊桥风采，呈现夹岸为街，民居枕河、会馆临水的古城街河风情，主要景点有：化龙桥、和合街、和气街、王城公园、水府宫、上梅馆等。
五、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市域范围文物古迹众多，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173处，类型丰富，有古遗址、古城址、古窑址、古墓葬、古街道、古民居、古祠堂、古桥梁、革命史迹、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古井、古树等、水利设施等，且广泛分布于中心城区和各个乡镇。因此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以“点片结合”、“以线串点”的方式展开。
1、“点”的保护：强调对各级文保单位、不可移动文物的沿革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措施，明确日常保护工作和责任人，落实保护经费等，尤其还要重视对文物周边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控制。
2、“片”的保护：对于文物分布相对集中的村镇、古民居街巷集中成片的传统聚落、与自然风景区联系紧密的历史遗存，应当通过划定保护片区的方式，将文物与其相关的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保护。
3、结合交通旅游线路，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有序利用：加强沿S219省道东西贯穿市域的文化旅游线路建设，尤其是对沿线的邓家铺镇、双牌乡浪石村的历史保护，积极开展资源整合和利用，打造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结合沿资江连通头堂乡、荆竹铺镇、马坪乡的乡县道路，与沿资江生态绿带相结，打造历史文化遗产廊道，整合沿江大量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文化展示工作。相对应的保护框架可概括为：保护“一地三城、踞山傍水”的古城格局；保护“城街相望、塔桥映照”的滨江景观；保护“法相中山、岩刻楼堂”的城郊史迹；保护“威溪云山、同保狮湖”的人文胜景。
六、实施时间安排
一期工程（至2012年末）：城西地段街景整治，内城城墙修复和岷王府原址修复工程，面积约为33.3公顷。
古代的历史文化篇10
【关键词】历史古街区；绍兴；保护现状；策略措施；鲁迅文化内涵
一、绍兴历史古街区概述
(一)绍兴、历史古街区、鲁迅故里简述
1.绍兴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2500年间城址从未变动的城市只有两个：绍兴和苏州。
公元前490年，越国大夫范蠡受命“筑城立郭，分设里闾”，开创了绍兴建城史。这块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土地上，长期以来民俗淳朴，礼教崇隆，学源绵远，文风鼎盛。
绍兴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注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统一，以及名城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联结，尽力传承人文传统，延续古城风貌，同时建设现代化设施，开拓一个现代形态的发展新城市。
2.绍兴历史街区
历史街区是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城在历史发展中存留下来的建筑群体，包括越子城、鲁迅故里、八字桥、西小河、书圣故里、石门槛、新河弄等等。它较完整地保存了这座古城各朝展过程中的历史信息，留下每一朝代不同文化内涵的历史遗存，而且反映了它固有的特色与风貌，展现出古城的缩影。
3.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先生诞生地，是绍兴古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文化内涵和水乡古城经典风貌的历史街区之一，占地50公顷。鲁迅故里不仅再现了鲁迅当年学习、生活和成长地方，还展示鲁迅笔下风情园等一批与鲁迅有关的古宅、古街和古迹。
(二)对历史文化街区及鲁迅文化的探索与挖掘
一个城市如没有文化，高楼大厦再多也是惘然。一个民族如没有精神，物质再多也会不堪一击。
正因如此，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城市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和景观集中体现，是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鲁迅的家就位于绍兴城中的都昌坊口，并在这一街巷生活了十八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新文化思想引领者――鲁迅，成为绍兴城市的人文符号、文化遗产和精神旗帜，成为将绍兴古城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街区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鲁迅故里又是历史街区中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拥有鲁迅故居、鲁迅祖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和都昌坊口、土谷寺、长庆寺、街亭、恒济当铺和静修庵等一批较为完整、古老的民居建筑群，展现了清末民初绍兴城的缩影，和鲁迅笔下真实生动的人物和场景。“跟着课本游绍兴”，身处其中仿佛进入了孩提时代的鲁迅，走近鲁迅，了解鲁迅，深获人文熏陶。
鲁迅故里被划分为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展示区、鲁迅笔下作品人物场景展示区、鲁学文化研究展示区、传统商业区、旅游管理服务区五个区块。
2.街区有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
越是土的掉渣的东西，越显地方文化遗产味道，也越耐嚼。在历史古街区中，地道的绍兴方言、书法、越剧、社戏、大班……，需要我们传承发扬；绍兴“三乌”（乌毡帽、乌干菜、乌蓬船）和绍兴“三缸”（酒缸、酱缸、和染缸）制作工艺，需要我们传承改良；绍兴民俗、民谣、民歌以及宗教、礼仪等等，需要我们去传承挖掘。
3.街区有市井生活风情
除了丰富的鲁迅文化，传统商业区也是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一亮点。在咸亨酒店旁的小憩，品着绍兴酒，嚼着茴香豆，欣赏着社戏和越剧，享受着悠闲文化与生活。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文化遗产的投入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回报的投入。在保护传承历史古街区情况下，探索鲁迅文化，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人文资源，激活商贸旅游。有效地利用绍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名城保护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总的来说，鲁迅故里历史古街区文化遗产为后人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撑，同时，对当代生产力发展速度、方向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城市合理利用绍兴名士之乡的“名人效应”发展，也使文化遗产充满活力、永续发展。
(三)对鲁迅故里的修缮与保护的情况、分析和目标
1.鲁迅故里历史的修缮和保护情况
20世纪80年代，绍兴历史古街区保护规划开始动工。1999年，绍兴首次提出对鲁迅故居及周边地带实行整体性保护(主要内容是将古街区的主干道――鲁迅路都昌坊口段改为步行街)。2001年12月，绍兴首次提出对鲁迅故居及周边地带实行整体性保护(主要内容是将古街区的主干道――鲁迅路都昌坊口段改为步行街)。2002年8月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在绍兴召开规划评审会，经过实地踏勘和评审，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规划设计院共同完成的鲁迅故里规划方案通过(方案规定保护面积范围扩大37.57公顷。由原来的14公顷增加至51.57公顷，其中核心保护区28.9公顷)，同时将街区正式定名为“鲁迅故里”。2002年10月，总投资10亿元的鲁迅故里保护工程启动。2003年9月，绍兴鲁迅故里一期保护工程在鲁迅先生诞辰12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对外开放，引来众多好评。2003年10月，全国数十座名人故居博物馆的负责人聚会绍兴，学习研究鲁迅故里保护的“绍兴模式”。至2006年，绍兴实施完成了包括鲁迅故里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古街区保护工程，累计修缮面积达80多万平方米，修缮户数5000余户，累计投入修缮资金10多亿元。
2.历史修缮和保护情况分析
总体上，近年绍兴历史街区的修缮和保护模式可归纳为是“点、线、面”结合，同时新城市发展与古城格局、传统风貌保护相适应。形象化地解释，点是文物保护各单位，线是纵横交错的河道和街巷，面就是历史街区，三者结合，形成独特的绍兴保护模式。
此模式既不同于“整体保护模式”（平遥、丽江），也不同于“单体保护模式”（保护对象仅仅为少数重要历史建筑）。“绍兴模式”，有它独特的点，以“点”为基础、以“线”为纽带、以“面”为突破，以“全城”保护为最终目标，目前也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好评，被公认为是一种极具推广价值的古城保护模式。
鲁迅故里历史街区采取划片区保护模式，界定成三大片区。中兴路、解放路、延安路、人民路相交区域为保护与发展街区。重点保护区和传统风貌协调区西临解放路，东至中兴路，北邻咸欢河以北的观音弄，南接鲁迅路以南新开道路，约28.9公顷。环境风貌控制区南至延安路，北依人民路，东起中兴路，西临解放路，约22.67公顷。
3.修缮和保护情况未来规划目标
我们时刻感受到绍兴历史古街区文明延续的脉动，感受到肩上承担着保护它的重要使命。
历史古街区的规划定位：成为具有江南风情、古道石巷、小桥流水的地域街区，成为一个集聚名人效应回归文化发展的街区，成为一定历史阶段有独特研究价值的街区。
历史古街区保护层面：从点线面层面上升到历史街区层面，再上升到全城保护层面。把保护规划与局部的城市设计结合起来。
历史古街区保护贯彻的原则思想：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强调“保护、延续、发展”的主题思想。
绍兴历史古街区街区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既展示出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特色，又体现出名城的活力和文化传承。同时，在这空间里，它这个复杂的有机体承载起了历史、文化乃至经济的元素。
二、鲁迅故里存在问题以及对其它历史街区的教训吸取、经验借鉴
（一）历史街区“拆真造假”令人担忧
名人故居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而不是为了美观，但目前拆真文物造假文物，甚至于拆除后，来个异地重建，未尊重历史真实性。
绍兴鲁迅纪念馆修缮也不例外。2004年3月份鲁迅纪念馆决定被异地重建，民工举着重锤铁镐，片刻后纪念馆一片废墟成了白地，同时以惊人的速度，新的纪念馆快速在故居东侧立起，新馆颇显现代化，但少了历史真实性，感受不到历史的痕迹。同样，现在一些历史古街区的连片改造中，不是以旧修旧而是长官意志，大拆大建、拆旧建新、拆真造假等蔚然成风，令人担忧。
（二）历史街区开发过于商业化
鲁迅故里历史街区的步行街，经营土特产品、旅游纪念品，甚至销售时髦产品的店铺林立，且店铺为了提高档次和外部观赏性，进行更新改造，现代油漆黑亮映在游人面前，厚白涂料的墙，虽然崭新，不见原先风貌，一些让人抚今追昔的老屋被百草园公寓、咸亨酒店新楼等钢筋混凝土楼房替代，新的商业形式与街区的历史氛围极不协调。
（三）历史街区保护与居民居住条件改善构成矛盾
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是衡量城市建设两个重要指标，它们的平衡也成为所有古城面临的现实问题。
鲁迅故里历史街区位于市中心区，居住人口多，拆迁复杂，但是历史街区破旧已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如果将街区内的老百姓外迁，那么就会显得空寂、没有生活气息。缺少了原住居民，历史街区就如缺少了魂。两者难以兼顾。
(四)街区景点小、散、多，规划与管理有待改善
鲁迅故里历史街区，包括周家老台门（鲁迅祖居）、周家新台门（鲁迅故居）、寿家台门、三味书屋、咸亨酒店、百草园等，所有这些点小而分散，难统一管理。
历史街区又位于交通繁忙的城区，人车混行，再加上街两侧商铺密集、小贩沿街设点多，三轮车沿途兜揽客人多，只能使鲁迅路不断扩张，现拓宽到了25米，失去传统老街的尺度和味道。
三、对鲁迅故里历史古街区问题解决的措施
(一)针对“建筑被直接拆除，修缮未遵守历史真实性”问题
（1）历史街区的改造必须按照《文物法》和《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定，针对现实情况，以"重点保护、合理保留、局部改造、普遍改善''的原则保护改造，多听取史学家、有关专家学者意见，少一点长官意志，制订合理方案，严格执行。
（2）对部分建筑、景点的恢复，应尊重史实的方法进行复原。
（3）对建筑、景点既突出重点又协调布局。以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建筑为重点，力求建筑连片协调，重要景点全力恢复，使建筑的形式与周围环境融合，使之“风貌协调”；做到合理修缮。如历史街区中寿家台门、周家新台门、都昌坊口等，要以“修旧如旧”的原则，慎用拆、迁手段。除已无修复价值的危破建筑外，均应采用原址、原样原貌、原材料；厅堂陈设按传统方式原汁原味予以布置。
(二)针对“开发强度过大导致过度商业化”问题
（1）政府着重于指导和协调，根据历史街区的定位，充分发掘利用好人文资源，兼顾商贸旅游和综合开发效能。
（2）对历史街区内的商业开发要严格控制，不能过度商业化，把人文景观和古迹放在首位，商贸只是辅和服务性。
（3）商铺合理布局，经营内容与历史街区文化氛围相吻合。
(三)针对“保护古街区与改善居民生活的矛盾”问题
历史古街区和鲁迅故里的保护，要从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来考虑。特别是如何使之人性化，既得到了保护又使居住其中的居民受益。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鼓励现有住户参与历史街区保护工程。让历史街区的居住者参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充分发表意见，给予主人翁地位，避免与政府对立。
（2）鼓励当地居民适当出资改造，优先享有经营权。
（3）外迁安置部分住户，合理疏散及降低人口密度，缓解环境和基础设施压力。
（4）完善生活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改善环境，提高街区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
(四)针对“街区景点小、散、多，交通不畅”问题
（1）街区景点设置应综合规划，科学布局，疏密有序，利用区域空间多种植树木、植被，衬托景点环境。
（2）完善道路、景点合理走向，以最短路线、时间和不需来回穿梭而走完景区。充分利用河道通行，鼓励游客乘坐乌蓬船游览。
（3）整个历史街区禁止车辆通行，街区外设置停车区域，供景内住户停放。取缔流动摊贩，严禁三轮车随意停车兜揽生意。将整个街区连为完整的片区。鲁迅路如一条线段，把各个点连串起来形成面，整体格局不变，又保证了街区传统的肌理和空间尺度。
（4）历史古街区内各小弄堂可以用石板铺路，修建成五米宽的青石板小路，还原其自然淳朴的风格，再现古城小街小巷格局。
使小、散、多的人文历史街区景点变成综合性的历史街区景区，使功能单一的各分散景点变成展现鲁迅当年真实生活场景的区域，增加了鲁迅故里的年游客量，打造绍兴文化古街区旅游的金名片。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