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发展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06:09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1

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

【考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

(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

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

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参考答案】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

(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

(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

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思想,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如“克己复礼”等,带有理想主义成分。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并非美好,在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注重“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带有现实主义倾向。

例2.(2011年广东文综卷,第12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参考答案】C

二、西汉――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原因:(1)政治大一统的需要;(2)董仲舒对儒学的发挥;(3)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

2.表现:(1)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兴办太学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3.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透析:①汉代儒学的兴起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适应了“大一统”的需要。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并非只是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③孔子强调“礼”,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要求严格。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将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化。董仲舒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则把封建统治神圣化了。④战国到秦汉,思想界发展的趋向是由自由走向专制。

例3.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谶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材料中董仲舒宣传的思想是()

a.天人感应B.天行有常

C.上天无道D.君权神授

【参考答案】a

三、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1.程朱理学

(1)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2)内容:“天理”是万物的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

2.陆王心学

(1)开创者:南宋陆九渊。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2)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求“理”就是进行内心反省,“发明本心”;修养的关键在于“致良知”、“知行合一”。

透析:①宋明理学在哲学逻辑的层面上提升了伦理道德信仰,是民族价值观的重建;宋明理学在解释孔孟儒学的过程中表达出了不同于孔子信条的箴言。这些说明了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讨论的问题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陆王心学在天理和人性修养上承接了程朱理学;将外在物化的天理置换为内在的心心即理,心中致良知。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例4.(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13题)理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这里的“良知”是指()

a.人心固有的是非善恶标准

B.圣人独有的是非道德标准

C.通过学习获得的良好知识

D.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规律

【参考答案】a

四、明清――批判继承儒学

1.明朝:李贽。认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2.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文化上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发议论、不切实际的学风,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析:①明清民主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治根源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强化。②明清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使儒学思想更趋于实事求是,更切近国计民生,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例5.(2011年北京文综卷,第15题)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其主要原因是该书()

a.将人性与天理对立起来

B.质疑孔子的权威性

C.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参考答案】D

【综合提升】

1.以文明史观视角归纳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原因

①春秋战国:冷落。原因:孔子、孟子等提出的“仁”、“仁政”主张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战乱时代因无助于统治者称霸和实现统一而受到冷落。

②西汉:独尊,确立正统地位。原因:董仲舒把儒、道、法和阴阳家思想糅合改造,适应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儒学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其道德修养功能逐渐削弱并被道教和佛教取代。

③宋明:创新,发展为理学。原因:为回应佛、道的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一部分儒者以儒学为思想源流,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义”、“理”,并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神圣不可抗拒的天理的高度,恢复了儒学道德修养的功能,并使其与政治功能一致,儒学重新回到官方正统地位。然而正因为这样,作为官方正统儒学的理学成了明清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修养方式“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化和非人性化,使其遭致批判。

④明清:批判继承。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反对封建束缚;专制统治走向腐化;宋明理学日益僵化;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入中国。

⑤维新时期:利用。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为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⑥新文化运动:冲击。北洋军阀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儒家思想成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矛头。

⑦改革开放后:地位上升。原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影响广泛;民族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

【规律总结】①一定的思想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如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反过来,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又促进了西汉社会的稳定、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发展。②儒家思想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甚至有的思想本身就是专制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③儒家思想历经演变,但其内涵和核心始终如一,即“仁”和“礼”,它涵盖了做人的全部规范,本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④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成为主流的原因: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历史统治者的重视。启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例6.(2011年海南单科卷,第7题)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这主要是基于他们()

a.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

B.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

C.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

D.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

【参考答案】B

2.以文明史观、唯物史观的视角全面认识儒家思想

(1)积极影响:①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的象征。

(2)消极影响: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束缚了人们的意志和人格,导致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宣扬的封建礼教和束缚妇女的戒律、愚忠愚孝等的教条应加以批判和否定。

(3)对儒家思想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规律总结】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法家的“法治”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有本质区别:恩赐与自主、专制与民主。②儒家的一些思想对于今天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大有裨益。③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否定和抛弃其糟粕;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

例7.(2011年安徽文综卷,第12题)安徽境内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众多。下图中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是()

a.①④B.②④

C.①②③D.②③④

【参考答案】B

隐性知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①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办学之先河。②西汉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③唐朝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专业教育开始确立。④宋朝教育制度更为完备,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⑤明朝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⑥清朝在教育上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书院逐渐成为官办学校。

例8.(2011年新课标版全国文综卷,第26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B.民为邦本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2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影响

一、何谓“儒”,西方看儒学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儒学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其经典著作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荀子》等。

中国古代早期各类知识和技能都掌握在各个政府部门的官吏手中,即所谓官学。学术都是由政府控制的,通过贵族学校向各个贵族子弟传授,主要研习“六艺”。下层的某些知识分子如果掌握了礼乐制度,就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甚至成为贵族们的老师。这些下层掌握着各种“术艺”的士人和知识分子,逐渐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儒”。《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就是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艺的士人,这种知识和技艺,小到乐舞军事,大到治理国家的道理。由于这些人不仅有知识和技能,而且常常精于礼乐,显得有文化,有修养,看起来彬彬有礼,柔和谦逊,因此被称为“儒”,表示其学问深,修养好,技艺高。孔子是儒士中的佼佼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凭借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深厚的礼学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精深造诣,吸引了当时的一大批优秀人士,并培养了大量的儒者,形成了自己以“仁”为本,以礼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认识而充实的,而西方人了解孔子,最早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当这些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后,对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令他们惊奇的是,中国的士大夫们都崇拜孔子,可是孔子既不是神,又不是宗教家,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无疑促使他们开始研究孔子。“Confucius”即是孔子,“confucianism”是耶稣会士制造的名词,其概念也被后代学者不断修改翻新。西方学者研究孔子,根据的材料往往只是《论语》而已,对其他的儒家经典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在17、18世纪,孔子的思想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中曾经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

二、儒家教育思想三波澜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居于一尊天下地位,除了儒家内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与儒、法经常进行斗争外,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儒家教育思想大致经过了三次大的冲击和变动。

1.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大分化的时期,自公元220年曹操统一北方,与南方的刘蜀、孙吴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后,才结束了长达360年的分割局面。在这个时期,经学衰落,佛学传入,学者们便由儒学转向玄学的研究,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基础的“三玄”之学,日益发展起来。自此,魏晋玄学冲击了儒家教育思想。

2.宋明理学

隋唐时期,佛学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唐代实行三教并举的政策,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儒、道、释三家的斗争和融合,便形成了以儒为主,兼容释、道的理学思想体系,为宋明理学打下了基础。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以“理”为本体论,以道德性命题作为研究内容,它的形成,一直影响到封建末世元、明、清几代。

3.近代西学

近代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是中国传统儒学面临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近代中国,列强用洋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入侵的同时带来了西方文化,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随之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而为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基础。如果说前两次冲击还是在旧有的文化思想领域内进行的话,西学的冲击则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对中国旧有文化思想的否定,乃至无产积极文化思想对原有的封建文化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评和评论的复杂局面。国学、儒学渐渐被人们所抛弃。而西方人在工业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认识也趋于理性。他们发现,中国的现实并不像孔子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因此儒家思想也遭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

三、儒家教育思想研究重现热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未能深刻认识到国学的重要性,儒家思想被不同程度地歪曲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无论是在充实和巩固中国人文化信仰方面,还是针对社会越来越凸显的躁动不和谐的现象的反思,或是在经济繁荣发展背景下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和领域成为了被研究和审视的主角。世界在改变,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也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我根据中国CnKi学术总库进行统计,1994年至2000年期间,研究关键词为有关儒家教育思想、孔子、孔孟、儒学的文章分别为13篇,1787篇,133篇,988篇;2000年至2010年期间,各相关内容的研究成果文章分别为49篇,4328篇,245篇,2056篇。由此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更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大众所青睐,仅从数量上就不难看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相关研究正以之前几倍的速度迅速增长,振兴国学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使得其重现生机。

不仅如此,2009年9月,动画片《孔子》在央视一套《动画城》节目中播出;2010年1月,由胡玫导演,演员周润发、周迅主演的电影《孔子》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以更加直接和具体的方式走进中国人的内心,引导和影响着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的人生,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新时期的儿童和青年而言,不同形式的文化途径和文化产品使他们逐渐感受到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并进一步发扬和继承。

四、国外华人在各个领域成绩斐然,儒家传统教育思想成为其成功道路上的“金钥匙”

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孔子的地位和儒家教育思想的精神一直被推崇备至。最近,由美国政治学博士莫瑞(Charles・mu-rray)和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RichardJ・Herrnstien)合著的《钟形曲线》(thebelleurvethefreepress)一书,提出了人种智商的论点,认为美国白人的智商比黑人高,而黄种人的智商则优于白人。人种基因学家又把白人、黑人和亚洲黄种人作为世界三大种族单位来比较。他们引用加拿大心理学家菲律普・洛旭庭(J・phillipeRushton)的研究成果,认为亚洲的黄种人最聪明,因为他们的性情最稳定,脑容量最大,社会性最强,学习、工作也最努力。其次是白人,再次是黑人。所谓亚洲人的主要组合,就是指中、日、韩等。当然,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争论纷纭,更有人把这种人种基因和环境教育结合起来论述,认为黑人之所以智商低,是由于黑人家庭不重视对子女教育所致。相反,亚裔孩子在智商方面能独领,是从小对其重视教育的结果,尤其是华人家庭最为典型。这些教育论者指出,历年来,美国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学生中,总有相当的比例是华人学生。他们认为华裔学生之所以能取得优异成绩,应归功于孔子所创导的儒家教育文化的影响,归功于华人家庭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有些华人家长,为了子女的学业,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要千方百计鼓励子女用功读书。尤其是以西方家庭观念来衡量,更是难以理解。

“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就是华人走上成功道路的格言。许多美国华人就是在这一古训的激励和鞭策下,攀登上美国科技、文化领域的顶端。诸如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纽约里后区图书馆馆长汤树民,等等,都是在美国科技、文化界出类拔萃的华人。近年来,年轻一代华裔精英又在纷纷崛起,愿儒家教育精神在海外华人身上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五、儒家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1.儒家教育思想的实质

儒家形成的是以德智兼修、德才兼备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知识、技艺、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培养,旨在培养具有多种能力的“通才”。

从教育内容看,孔子创学伊始,就确立了授道德、教“六艺”为核心的教育方针,依此来设置教育体制,确立教育方式。儒家学说重视德育,并视之为根本,强调内心道德功能和内在自觉性。儒家道德价值承担了形成和改造人们的态度的功能。儒家既重视道德教育,又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所谓“六艺”是指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写字)、数(算术)六种技艺,它涵盖了当时学术成就的精粹,涉及日常生活、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儒家善于把伦理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起来。

从教育方法看,儒家教育的基本方法是强调自我修养,发扬个人内在的对自身、对家庭乃至对社会的责任感。儒家思想正是通过教育人们如何掌握内部世界、鼓励人们学习未知的东西来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这样不但能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而且能够引导人们思想的开放。思想的深刻性和开放性对于现代科学精神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延续具有根本的意义。

从教育目的看,儒家教育理念的确立是基于一种“大学”的教育思想,儒家伦理中关于人和人性的自我完善的根本信念正是这种教育理想得以确立的基础,儒家的“大学之道”就在于造就一种既有完善道德行为的内在品质,又具“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种外达才能的“君子”或“贤人”,即《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总的看来,儒家的这种“大学之道”是一种伦理道德优先的“通才”教育观。这种通才教育观的设计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教育体制,无疑已具有一种真正的完备综合性价值。

儒家教育在其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许多消极方面。从根本上说崇古保守,缺乏创造精神,存在局限性;只注重人与社会的研究,重道德的养成,却未正视自然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探索,存在片面性;重德治、重教化,轻法治、轻强力;重人世、重过去,轻自然、轻未来;重天命、重和谐,轻创造,从而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务虚性和理想化色彩。

2.儒家教育思想与教育现代化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儒学存在一些不积极不科学的方面,但其一直对中华历史文化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是适应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形态与精神显现的。它根深蒂固地渗透进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和精神世界中,构成了至今仍然在我们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中活力四射的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内在灵魂。而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赖以延续、发展的基础和不断创新的动力,它作为传承社会文化,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活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所谓现代教育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受教育者学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多种基本知识和技能,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学生的个性得以解放,人格发育健全,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同时又富有健康的竞争意识和合作能力。它注重全社会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使人人享有机会平等的受教育权。这就与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和创造能力,一味注重知识灌输,没有平等教育水平的应试教育大相径庭。儒家教育思想中理性、睿智的内容,是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的。人们应该更加以理性的态度批判地继承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遗产。到20世纪末,人们开始寻找以儒家教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从教育理念到教学方法的合理结合,以期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教育现代化之路。这是时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必然趋势。

儒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源远流长,积存深厚,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生命力,蕴含着弥足常新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它蕴含着精深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尤以教育思想最为丰富。儒家教育的目的不仅仅传播知识,也传播和运用价值,儒家教育对现代学校教育来讲是个有用的和有价值的补充。儒家教育的传承不仅仅是已经由文字记载下来的代代相传的东西,还包括运用这些传统来培养一种使命感和思想精神上的成熟完满。以儒家精神为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所强调的教育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所追求的自我道德修养和主体人格完善,以及讲究人生社会与自然规律的和谐统一等,仍孕育着丰厚的现代意蕴和时代价值。而以礼乐文化教化政治、人生,构建文化中国的目标,更与教育现代化富民强国的希望和梦想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四书五经(插图本).品读国学经典・家藏四库丛书.万卷出版公司,2008.

[2]田莉春.浅析儒家教育思想的局限性.理论纵横,(56).

[3]车雪琴.浅议儒家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现实意义教育研究.

[4]王光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当代教育的现实借鉴意义[J].高教管理,2001.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3

关键词:荀子;孔子;孟子;儒家;民生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1-0032-02

关注民生是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孔子、孟子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民生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荀子对孔孟“先富后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孟子虽然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民生领域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孔子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采取先富后教的方针。《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先让人民过上了富裕的日子,然后才能谈得上推行礼乐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孟子同样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遵循先富后教的方针。孟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如果人民没有固定的家产,道德意识的培养就无从谈起。荀子继承了孔孟先富后教的思想。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只有先解决好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才能谈得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荀子提出让人民每家有“五亩宅,百亩田”,其目的就是让人民有充足的衣食之源。这其实就是孟子早先提倡的井田制。

荀子提出了“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的观点,他认为人民贫困统治者就会陷入贫困,人民富裕统治者才能富裕起来。这和孔子学生有若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观点如出一辙。荀子认为国家富足的基础在于人民的富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馀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馀?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荀子・富国》)荀子认为统治者应该节省开支,让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后就能加大在生产上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这样国家就能征收到更多的赋税。相反,如果人民陷入贫苦之中就会减少生产上的投入,从而降低产出。这时,统治者就是想征收更多的赋税也办不到了。

荀子认为国君应当做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他主张统治者要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人民负担。荀子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荀子・富国》)荀子认为统治者加重人民负担的后果十分严重,他说:“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只会导致民心的丧失。民心一旦丧失,人民就不再愿意保卫国家。这样外敌就很容易打进来,统治者搜刮的财富自然就会落入他人之手,等于是为人做嫁衣。

二、荀子对孔孟“先礼后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认为国君在治理民众时要格外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多数人都能经过教育成为有德之人。只有在礼乐教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再考虑使用刑法。孟子认为教化是君主治理民众的最佳手段,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如果君主利用刑法政令治理人民,结果只能使人民对统治者产生畏惧心理;如果君主采用礼乐教化引导人民,则能获得人民的衷心爱戴。不过,孟子也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重视教化的同时不能丢掉法制,必须把教化和法制结合起来。

荀子继承了先秦儒家先礼后刑的治民理念,他认为只有将教化和刑法结合起来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属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荀子・富国》)又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推行教化只依靠刑法进行治理,无论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法阻止人们走上邪路;如果统治者只依靠教化不利用刑法进行惩治,就会使奸邪之人成为漏网之鱼。统治者只有礼法兼施,才能收到惩恶扬善的效果。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比较重视刑法的作用,因为他深信即便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能使所有的人通过教化走上正道。他说:“羿、逢门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拨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琐化。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自太、燧人莫不有也。”(《荀子・正论》)正是因为存在“何世而无嵬,何时而无琐”的情况,因此荀子坚持:“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荀子和孔子孟子一样珍惜人民的生命,不主张轻易对人民施加暴力、动用刑法。但他们同样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单单依靠道德教化,完全放弃强制手段意味着让少数顽固不化分子逍遥法外、祸害人民。先礼后刑或者说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一贯立场。先秦儒家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对人民的危害。这是先秦儒家民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荀子对孔孟“以民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统治者应爱护人民。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面所说的爱人就是指爱民。孟子认为君主应当像父母关心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自己的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孟子・梁惠王上》载:“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孔子孟子均认为统治者应该把爱民如子当作执政的根本出发点,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在儒家看来,爱民如子的统治者才能真正关心人民的生计问题。

荀子和孔孟一样认为统治者应该爱民如子。在《荀子》一书中关于君主应当爱民利民的论述不胜枚举。荀子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荀子・王霸》)又说:“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君主只有做到了爱民如子,人民才会视君主如父母,愿意尽心竭力地效忠君主。如果君主不爱自己的人民,就不能指望人民会亲近君主,更不要指望人民为君主出生入死。荀子指出,君主不爱民的后果十分严重,可以导致君主国破家亡。

荀子明确提出了立君为民说和君民舟水说,并为汤武革命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这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认为君主的设立是为了服务民众,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金耀基说:荀子此论“上可接孟子‘民贵君轻’之义,下可通梨洲‘君客民主’之论”[1]。从先秦儒家的君民关系思想中可以引申出立君为民之意,但只有荀子如此明确地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君民舟水说首次出现在《荀子》一书中:“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廖名春说:荀子“以水与舟的关系来比喻君民关系,一方面指出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了民的力量能够君主。这种认识放映了荀子对民的力量的重视,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2]。两千多年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广为传诵,成为警示历代君主的格言。

在战国,有一种观点认为汤武革命是以下犯上的暴行。针对时人对汤武革命的非议,荀子进行了驳斥,他说:汤、武“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而桀、纣“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桀纣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桀纣的暴虐行径导致了天下的叛离,沦为人民的怨贼。荀子和孟子都认为他们是。而汤武兴利除害,赢得了民心,人民视之为父母。荀子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因此汤武的行为不是弑君暴行,而是为民除害的仁义之举。荀子认为如果国家出现了臣弑君等异常情况,责任都在君主自身,他说:“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荀子・富国》)这无疑是在提示君主要善待人民和下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荀子在民生问题上的主张大多来自孔孟已有的见解。相对于孔孟而言,荀子的一些阐述更加详细全面。先秦儒家关于民生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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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4

这是题为:“把儒家文化思想推向世界”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另外,还有篇《儒学——华夏民族之精神存焉》。

而时至今日,官方竟然大张起鼓地祭孔,不能不令人深思。

且不说儒家文化思想能否推向世界,就国粹的问题,想必答案也是不会统一的。不是有人就视京剧为国粹么。还有书画国粹观,青铜器国粹观,陶瓷国粹观,汉字国粹观,丝绸国粹观,四大发明国粹观,……如此等等,有很多的国粹观。就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各种流派的文化思想而言,也会有不同意儒家文化思想为国粹的。而认为或道家,或墨家,或佛家或其它什么家的文化思想是国粹。如此等等,又会出现许多的国粹观。这些国粹观,不必有客观性,或以某种文化思想在自己头脑中占有的程度为标准,或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或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为标准,或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标准,或以自己的既有的利益为标准……标准很多。

尽管标准很多,但都是一个标准,即主观标准。

不必先去追究何为国粹的问题,就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救世良药推向世界而言,也很难办。

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思想,但是,彼此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流日益加快,范围更广。

而文化思想的交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会有选择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强加于另一个民族,是行不通的。人们吸收外来的文化思想,是要其质量优劣、作用大小的。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包括儒家文化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曾经对其它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并没有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它没有使我们赢得鸦片战争;没有挡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没有阻止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没有使中国独立强大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就没有优秀的,不可能推向世界的。也有不用推销就有人来掠夺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所创下的“战功”之一,就是到圆明园抢烧一空,把能够带走的载有传统文化精华的物品都带回其各国。敦煌中的载有传统文化的物品,也多次被外国人偷了不少。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的文物,目前在国外达2.8万件之多。这是强盗对我们传统文化“喜爱”的方式。

另一种以正常友好方式喜欢我们传统文化的,是通过收藏。近几年,有一个西方国家的人,就专门收藏中国的“三寸金莲”绣花鞋,收藏种类颇丰。说起收藏的原因,这位外国人说,手工艺了不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绣花鞋,能反映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文化。他说的很客气,没有说是传统的陋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很丰富,他独选了这种“文化”来研究,真是令人尴尬。

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正直的外国人看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收藏研究其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金钱的原因,掠夺和收购各种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仇视中国,在搜刮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糟粕性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儒家文化思想没能够救中国,它就能拯救外国?外国人登上月球,外国人造出航空母舰,这总不能归功于儒家文化思想的作用吧。日本、德国并没有因为没有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在战败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法国也并没有因为缺少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没有因此而耽误过。反而,我们自己却一误再误,最后,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也不是因为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批判旧思想引进新思想的结果。可能外国人也看出来了,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富民强国的神丹妙药,因而他们没有搬回国内。

这样一来,儒家文化思想的“国粹”,在中外都没能粹起来。

众所周之知,儒家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所创立的一种学说。应当承认,这一种学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核心,是维护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发展,把周朝奴隶制的“礼”治,视为至高无上的“礼”,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贵贱的统治秩序。到了东汉,孔子的学说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完善,形成了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其特征是维护祖制,反对改革;维护传统,反对发展;维护专制,反对民主;维护思想禁锢,反对思想自由;维护封建迷信,反对科学信仰。其本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是禁锢人的思维活力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工具。

一个民族,一旦被驯化成为失去了思维活力和能力,失去了思想权利和思想自由的奴隶,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失去了竞争的能力。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封建社会转了两千多年,转来转去,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专制的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是个重要原因。

因而,作为维护封建专制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的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对于人性的修养”,而是对于封建社会人性的修养,不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而是对于封建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不是“对于社会文明的塑造等主面”,而是对于封建社会“文明”的塑造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国粹”,是扼杀民主的“国粹”。

“历史的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这里说的“中国革命”,指的是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但是,它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束缚,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而失败是必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觉悟地认识到,只有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中华民族才能发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标志,也是当时中国人民觉悟的标志。1912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问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封建势力仍然强大。

接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重新审视中国历次革命的教训,寻找根本改造中国的有效思想武器。引进了民主、科学、自由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引进了马列主义,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最终,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中解放了出来。

事实进一步说明,只要破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禁锢,运用科学的文化思想作指导,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快速发展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至今仍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死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

有的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产物。因而,一提国粹,就是传统的,好似现代中找不出国粹性的东西了。他们只会把祖上曾经国粹过的东西到处炫耀,这无非是对外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

如果有人审视传统的东西时,他们就指责道:你们是拿着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缺点与西方的优点比较,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冠以“民族虚无论”。“民族虚无论”是一回事,无情地剖析自己又是一回事。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避免挨打,避免受制于外人,就必须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取别人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了取别人之长,补我们之短,是促进我们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正确之路。如果相反,永远拿自己优点的与外人的缺点比较,那必然会走向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晚清老路。

我们祖上是阔过,如今我们比祖上又阔多了,但是比外人我们还不阔。

世界上不存在法西斯观点所分的优劣民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传统文化思想,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互相取长补短,是全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丰富的优秀部分,应当继承和创新,而对于今世影响颇深的那些封建性、落后性、陋俗性的糟粕,必须给予揭露和批判,决不能视为金科玉律、圣贤之物,谁也动不得。

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推向世界,作为救世良药拯救和重建当今社会,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会表现了一种虚无的感情。如果要真寻找国粹,那么只能从能够指导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道路的科学文化思想中去寻找。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是庞大的而又完整的。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其专制性之强,把人们禁锢得失去了思维活力,失去了思想的动力和自由。它的确“麻醉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尽管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被埋葬了近百年,但是,现在有的人群仍处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成为封建文化思想的奴隶,“死人拖住了活人”,“死人使他们受苦”。而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群紧抓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却不是在“麻木状态中”,倒是极清醒。

历来的改革之难,不是除旧制立新制,而难在根除陈旧的文化思想。且不说社会革命性的变革,就看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唐朝的“永贞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戍变法”,从根本上来看,都不是废除封建帝制,只是调整封建统治的方式。但是,“变革”集团不仅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或被赐死,或被贬官,或被杀头,就连两个皇帝,也被夺了权。这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排异性、具有强烈的文化思想的禁锢性的表现。

今天,作为社会主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必然有诸多阻力。但其最大的阻力,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遗毒。客观上,封建专制制度漫长,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冲击,而社会主义社会历程又短;思想问题并不是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主观上,缺乏一个彻底的正确的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阶段。因而,这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遗毒,至今还附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而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社会发展的传继性,是文化思想无法间断的客观原因。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存在,说明当今社会,还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有需要它的市场。

那些不是在“麻木状态中”,而是在清醒中紧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的人群,有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存在。有的因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横行专制,执政为已,在经济上、政治上、司法上获得了一般公民不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有的则利用手中的钱财,在权力层中寻找了保护伞、关系网,因之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还获得政治、司法上的特殊利益;有的因靠研究挖掘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而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上有“成就”,有权威,在经济上有利益;有的则靠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迷信成为什么“大师”,统治者一部分人,满足了经济政治的欲望;有的装神弄鬼,打卦算命,靠骗人生活。……

与无民主性、科学性而成为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隶不同,这些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司法利益、社会地位,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必然是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钟爱和需求。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是他们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谁要是无情地剖析、揭露、批判、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则以美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拚命地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并对批判者群起而攻之,扣上“崇洋”、“民族虚无”等罪名。实质上,他们是在极力维护他们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极力维护他们的特殊社会存在。因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久灭不死,反对和批判的任务异常艰难。

“崇洋”者确实有之,“民族虚无”者也确实有之,这只是极少数人。这类人不是批判封建主义,而是完全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极力丑化中国人;他们极力吹捧美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尤其是极力肯定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而只字不言其民主的虚伪性面。但是,这类极少数人的嘴脸,人民群众会一目了然的。他们缺乏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极力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更具欺性,他们的危害性最大。他们的危害性在于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而不是似“崇洋”、“民族虚无”者那样裸的。同时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5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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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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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6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6-02-1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

1.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人们历来研究的焦点之一,就我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文化位于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与壮大,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儒家文化在发展的两千多年中,是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的结晶,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是由儒学精神、广泛的范围及相应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儒家文化及思想融会贯通。

2.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环境

(1)儒家文化具有先天的传播条件。儒家文化起始于春秋年间,在我国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全球化速度进程加快,我国国际之间的交流密切,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关注,部分西方学者开始纷纷研究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会相应地产生一定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成了我国一种无意识的自觉思想。

(2)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理论体系较为完备。儒家文化从春秋发展至今,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并且在学者与先人不断丰富、创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体系庞大,并且完备。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的价值仍旧不断被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实践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

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将现代化看成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阶段,现代化是科技的一体化与趋同化,现代性并不等于文化的一元化。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程有着自己的道路及发展模式,还具有相应的特殊性,这源自于社会及文化的不同,同时,在一定的角度上说明了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发展变化,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及特权思想正在日益毒害社会,并且吞噬市场经济下的成果。面对这一多重变化的环境背景,中国如何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无疑成为当今时代下提出的重大课题。

三、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秩序的精神实质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人类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对社会主义精神发展、德与法的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等起到相应的积极作用。中国上下五千年多年的文明缔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但也存在文化糟粕。封建社会下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并且对封建思想进行维护。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才会一直深受封建统治者青睐,因此,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封建文化进行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在立足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站在批判的角度上兼收并蓄,进行理性的扬弃,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马振江,刘怀玉.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继承――以新中国成立前新儒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为视角[J].学习论坛,2012,(6).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8

关键词:启蒙心态;儒家课程;现代性;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

就现代性而言,东亚和西方的现代性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模式,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与两者的文化传统有关1。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出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虽然东亚远不是一个联合或统一的整体,但从传统意义上说东亚是一个儒学化的世界。因此,东亚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整个儒家的教化体系中,课程思想作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发现儒学在多方面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转化,一些基本价值已经以“后儒学价值”的形式复兴了,儒学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现代与传统的合作”2。但儒家教育由于被认为是传统而落后的,因而它自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否定,隐含在其中的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没能实现。现实层面而言,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实现不只是构建本土化课程理论的重要部分,也是激发我国课程研究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课程研究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现代转化,需要超越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启蒙心态,从人文精神发展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是由启蒙心态下的儒家课程现代转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即启蒙心态是不适合用来对儒家课程思想进行现代转化的。否则,就会造成对儒家课程思想的误读和滞后,必然会导致失败。

一、诠释启蒙心态:我国现代精神之基石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大量借鉴西方思想和经验的基础上铺就的,其中启蒙心态在中国社会的改造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它不仅使中国社会接触和吸收到了大量现论和经验,从而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也同时导致了近现代中华民族文化的断裂。这种断裂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启蒙心态”到“理智的傲慢”。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儒学化”的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三种形态: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人文知识和作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儒学传统3。然而当前在以西方理论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同时,儒学传统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其早已伴随着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而消亡殆尽;而作为一种人文知识形态,也由于其存在一定的历史与社会局限性,退出了文化、学术的主流平台。只有这三种表现形态根深于我们传统文化基因中并与儒家课程思想的人文精神直接相联的儒学传统,方可以以其强大而无形的生命力得到保存和延续。应当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走向了“理智的傲慢”:启蒙心态将引领国人无限向往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并走向了“工具理性主义”,片面追求物质利益而轻视了精神价值,过分强调现代而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机制。

启蒙心态是一种与儒学传统精神同质的社会心理式的意识形态。它是现代西方崛起的基础,其中心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它是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4。启蒙心态直接带来了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公民社会等现代制度,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和法制等可以普世化的价值。它直接造成了现代人的心理倾向: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源。启蒙心态在以来中国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在对社会改造的效果上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它很快被处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渴望救国强民的国人所接受的,并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要素开始被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孩子,也是启蒙心态的孩子,西方的强势文明已经在我们的心灵结构中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发挥了很多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我们完全不可能和它脱钩5。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这两种社会心理基因早已纠结在现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难以取舍,但二者却又并不能做到互为补充,琴瑟合鸣。事实上,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当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化在把人从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以后,又反过来把人置于理性自身的统治之下时,对启蒙心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就从未中断过。用吉登斯的话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后传统”的社会里——在这种状态下,传统未必是没有意义的或已经过时的,现代性也并非是被无条件接收的东西,他们都是被反思、被选择和被证明的对象6。我们认为,研究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就必须从反思入手,辨明启蒙心态对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影响,寻找到西方启蒙心态所塑造的人文精神与儒家课程思想所体现的涵盖性的人文精神的区别,进而超越启蒙心态,以获得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之路。

二、反思启蒙心态: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应有之意

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不能只从现代性的复杂面切入,也不能企图只运用解构的方法来彻底消除现代化的霸权论说,因为这种积习在我国学者的心灵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想片面扬弃或全盘否定既不现实也不必要。因此,我们在对儒家课程思想进行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时,就要首先思考启蒙心态在实施现代转化过程中造成了哪些困扰和问题。

(一) 导致儒家课程思想人文精神的沦陷

启蒙心态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心理积习”,以机械论和决定论作为主要观点,除了对人的自由和自主进行关照,还关注事物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和视自然界为一种无生命的存在。这一思想滋生了个人中心主义,同时又加快了人文精神的式微。人,尤其是处在启蒙心态下,是世界的核心,其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然而在儒家课程思想中,人文精神的诉求却与此大相径庭:首先这种精神蕴含了一种涵盖性的人文主义,而非个人中心主义,旨在追求“大写人”的天人合一。其次,儒家课程思想将人视为各种关系的核心,从多种视角来关注与关怀他们,其目的是唤醒人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最终达到超越自己、国家,甚至超越宇宙,完善自身的人格个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简言之,启蒙心态中的人是注重向内发展,教育的本质更加强调改变外部环境以适应自我。而儒家课程思想中的人则注重向外发展,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教育的本质要求人要通过修炼与完善自身,来适应外在社会或造就更加美好社会的过程。所以,如果仅就启蒙心态来进行现代转化,就会陷入以西方个人主义来替代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泥淖中,最终会导致人文精神在儒家课程思想中的沦陷。

(二)导致儒家课程思想共同体观念的淡漠

毋庸讳言,启蒙心态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精神的形成而产生的。启蒙运动直接催生了西方的现代性,但西方现代性又过于凸显了个人的独特性,缺乏对共同性的必要诠释。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凸显出的个体间关系更多是依附于利益,所以利益的共同体则体现得更为突出,而如果是只要利益关系破灭,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作为一种以社群场域关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体现的则是一种共同体观念。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观念是建立在以家庭关系为主的血缘和社会共同体,是一种不以利益关系的消失而袪除的组织。儒家课程思想的主要精神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地接受这种共同体的观念,认识到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促使个体在各个共同体系中都能够和谐配合,进而破除界限,实现超越。应该说,儒家课程思想所包含和传承的这一共同体思想是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有相同之处的,它以一种和谐的和人性化的视角,整合了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如果将启蒙心态运用到对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中,就会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个人本位的影响,也很容易导致儒家课程思想中共同体观念的淡漠甚至消逝。

(三) 导致课程研究者对西方的依附和课程研究自觉精神的积弱

本土化(包含怎样面对外来典范和本土资源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成功之处。启蒙心态虽然能够催生西方的现代性,但它并不是通往现代性的唯一途径。实现现代转化,首先应该基于自身精神需要为主体的自由和自觉。启蒙心态下的现代转化,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或实用理性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以自身精神需要为源头的。要让真正深刻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渗入其中,就务必把庸俗的实用主义与效用原则,把短视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刷掉。否则,受到这种精神氛围的浸染,势必促使我国课程研究者产生对西方的依附,势必促使本土课程思想理论的衰微。在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课程研究者如果不能走出这种怪圈,那就很难不卑不亢地面对西方理论,更难以保持一份中正的心态与开阔的心怀,最终陷入既依附又渴望独立,既崇尚西方又迷恋传统的矛盾境地。课程研究者以更多精力投入到对西方课程的研究与探索之中来消弭矛盾的存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消除了冲击,矛盾却没有真正化解,反而使本土课程研究的自觉精神变得羸弱。

三、超越启蒙心态: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实现路径

寻求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之路需要我们明确,传统的儒家课程思想则是作为“心灵的积习”与儒家文化的普世价值一起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中的。真正现代的儒家课程思想并非只是被放置到现代意识中的历史沉淀物,而传统的儒家课程思想对现代教育也并非只起着抑制作用,它们对现代性既有的束缚力,又有加强力,能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中勾画出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特有轮廓。因此,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体现出的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我们提出要在超越启蒙心态的层次上对儒家课程思想进行现代转化,也不是反启蒙,更不是单向地批判启蒙,而是希望在扩大启蒙心态的知性视域并坚实其德性基础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情况和文化传统,赋予传统儒家课程思想新的现代活力,使其能够活转于现代,为我们建构本土化的课程理论,获得与西方课程研究对话的话语权,并起到的促进作用。在超越启蒙心态和启蒙精神之后,必然会出现一种既能结合科学与人文、人类与自然,又能结合现实与未来的新文化精神。即以儒家课程所蕴涵的“以化天下”的目的思想,“内省体悟”的实施思想,“中庸和谐”的价值思想,“德识为先”的内容思想,“知行统一”的评价思想等思想核心为现实旨归,在教育过程中既讲究人文关怀,又遵循个体差异,从而成功地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总之,要从超越启蒙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儒家课程的现代转化。

(一) 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方法论选择

传统的课程思想要想活转于现代,就需要运用现代思想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并构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理论范式。“任何课程理论研究与课程改革实践,无不以某种文化学理论为逻辑支撑”7。实际上,课程理论的应用也必然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场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需要从文化角度寻求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这一理论主要由人的本质、需要和素质三方面发展组成。第一,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属于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第二,人的自然属性需要与社会属性需要的统一,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个体需要与群体需要的统一属于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第三,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协调发展,社会素质与能力素质的平衡发展,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属于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8。与启蒙心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了人发展的社会属性和人的精神价值,这实际上更接近于我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也更加符合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儒家课程理论只有在现代转化中基于传统文化的根基,并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先进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吸收外来文化并创造文化,才能真正获得新生。值得指出的是,实现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与我国现代教育的终极关怀殊途同归。我们的教育既要关注人的个体性也要关注人的社会性,既要通过教育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也要关怀并实现人的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而儒家课程思想最终也指向人的发展,并且其始终是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的。

其次,应以多元文化方法论作为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的参照标准。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任何理论的发展都同时具有两大动力: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有益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或理论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儒、释、道三家融合共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化传统为实现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包容性视野的基础,而要最终获得其现代转化,还必须要使儒家课程思想融进新的多元文化环境,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尽可能地为多样性留有余地。多元文化方法论为我们进行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参照标准。具体而言,我们在对多元文化方法论进行选择时,必须要考察其社会历史依据和历史局限性。在采用这些方法论对儒家课程思想进行现代转化时,既要保持儒家课程思想自身的特点,又要吸取其它文化和课程理论的长处,吸收并内化其精华,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尤为重要的是,要为转化后的儒家课程思想留有充分的在多元文化中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社会要求,以获得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性。

(二)重振儒家课程思想的研究主体——启蒙精神

我们既要通过超越启蒙心态来实现对儒家课程思想进行现代转化,又要强调重振课程研究主体的启蒙精神,这是因为启蒙精神与启蒙心态是有区别的。首先,虽然启蒙心态源于启蒙精神,但并不能诚笃体现启蒙精神的核心。卡西尔认为启蒙精神有一个清晰可辨的中心,他说:“17世纪它用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将形而上学抽象演绎的方法取代,用理性的态度或方式追求真理,这便是启蒙精神的核心。”9其次,儒家课程思想也有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在现代转化的同时,课程研究者又将根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对其进行重新反思与审视。课程研究主体必须以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传统儒家课程思想,并认真反思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否则,课程研究主体一旦对儒家课程思想的理解发生偏移,那就会出现以个人本位的文化个性消解儒家课程思想中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个性现象,就不能展现儒家课程思想的核心精神价值。进行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必须重振启蒙精神,它不仅能够使国人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以科学唯物主义的辩证理性来思考儒家课程思想的发展全程,还能正确认识它的“怀疑与追求”和“破坏与建设”,这样就能厘清儒家课程思想的真正性质与精神意义,并将与现代课程所需要的价值观作一番比较,从中可能会有所领悟,并以此作出适当调整。既不以那一时代的固有形象来定义传统课程思想,又能重新释放出那些产生并铸成了民族精神的独创力量,我们重振启蒙精神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

(三) 充拓传统的儒家课程思想的伦理道德精神

充拓传统的儒家课程思想的伦理精神是我们实现儒家课程思想现代转化所需要的。儒家课程思想的伦理精神是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的直接体现,而充拓了的伦理精神不仅是对启蒙心态的超越,也是对传统儒家课程思想伦理精神的超越,它有益于我们在转化儒家课程思想时,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自然科学占据了思维的中心,启蒙运动带来的人文和理性精神也由于在技术社会中逐渐失去价值的导引而走向“工具理性”,并进一步引发了真理与德性、价值与事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离等现代新问题。而传统的儒家课程思想的伦理道德精神则明显缺乏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仅将“智”封锁在道德活动的范围之内。因此,充拓传统儒家课程思想的伦理精神是对科学主义人文精神的补充,也是对儒家传统人文精神的科学主义转向,它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利用启蒙精神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认为,对儒家传统课程思想的伦理精神之开发与拓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以贡献社会作为实现自我人格的价值观。传统的儒家所崇敬的多为圆满的人文型人格,而这种人格是一种“偏至之人格”。偏至之人格常不免偏执一文化理想,推类至尽,乃违之常道,而有惊世骇俗之行,或致见弃于社会,自陷于悲剧之命运,而人恒不能深肯定其价值10。故我们提出要扩大儒家传统课程思想中崇敬的人格价值,就是为了在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更加体现出人的价值和意义,使课程价值能与个体的自我实现紧密联系。

其次,以对共同理想或真善美价值的忠诚,作为实现自我理想价值的道德。在儒家传统道德观中,忠是一种需要培养的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是一种外在加诸于个人的,并需要个人接受、服从的命令和履行的义务。我们提出扩大的“忠”则是一种建立于个人精神价值追求基础之上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它在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有助于我们确立更具普适性的课程目的观。

最后,以“己欲达人”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儒家传统的人道原则,它建立的原则是把人作为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但最终只是要求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而不是追求自我实现。而扩大的“人道”则是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更强调作为社会关系中心的人的人格尊严,以及和他人之间理性的沟通。它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间性,代表的是主体自我实现的“双赢”,也意味着共同主体性和精神共同体的形成,它在儒家课程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具人文价值的课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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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发展篇9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发展阶段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虽然现代新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危险。现代新儒家以救亡使命感为责任,吸纳融合西方哲学,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

1现代新儒学的形成

在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学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时代问题。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1919年,在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其以“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主题的前提。在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下,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的,吸纳融合西方哲学,在儒学的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理论创制。这些学者即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思想即“现代新儒学”。新儒家面对时代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的展开,于是现代新儒学即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上的儒学。

2现代新儒学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学与外来思潮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与发展的。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新儒学在没有社会实践的情况下,其发展历程注定是漫长而崎岖的,但它在经过了濒死的低谷后能够复苏,并由复苏而能生长繁荣。这与历代新儒家对儒学概念和义理进行反思并做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创制必不可分的。现代新儒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梁漱溟率先提倡要走“孔家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张君劢紧随梁漱溟之后,以他独特的学术贡献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都强调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但只是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创构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这一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进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

第二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由于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课题就是民族救亡,这为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冯友兰强调理性,对儒学传统作纯逻辑化的义理诠释,并接续宋明道学的方式展开其新儒学思想理论体系。贺麟则立足于现时代,融合中西,建构起具有现代意识的唯心论体系,他对之前的现代新儒学进行了总结性的评论。钱穆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儒家复兴问题,批判“全盘西化”论者的文化主张,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少有的史学大师。方东美则以诗人的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未来命运,又以诗人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一时期的儒学家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的儒学文化观和思想体系。

第三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时间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主要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家们认为:中国人能够也必须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在儒家思想的深层,找到科学与民主的生长点。这样才能吸纳西方文化成果和内在精神。

第四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的观点,反对把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化的发展。

3当代新儒学发展面临的难题

首先,现代新儒家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去论述“儒学复兴”,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论的影响。现代新儒学既要保持兼容开放的意识,又要守道护统,二者相互纠结,造成了其发展的难题之一。其次,现代新儒学发展存在着一个整体性的载体缺失问题。第三,如何处理“返本”的传统价值准则与“开新”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心性之学的传统价值准则与科学民主的现代意识属于截然不同的两套价值系统。它们之间的结合点在哪里?直到今天,当代新儒学仍然没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身”在现代社会,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追求着传统中国没有的民主政治;“心”却要依靠心性之学支撑精神世界,甚至笼罩社会价值系统,理想很美好,但现实怎么样呢?到底是现代去观照、利用传统,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身心”服务;还是从传统出发,以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身心”去适应传统,这个“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当代新儒学应当解开的“结”。

4现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第一,现代新儒家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及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连贯性,对于增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和偏见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了较多的探讨和研究,其中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他们对中国哲学的探讨较为深入,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第三,他们对如何引进和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作了积极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参考文献:

[1]程志华.中国近现代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11.

[4]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0.

儒家思想的发展篇10

【关键词】儒学;重建;当代价值

一、儒学的内在价值

传统儒学具有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务实性,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性,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人本性,提倡“和”与“公”的群体性,以“忠”与“孝”体现向心性,坚持“中和”的和谐性,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性等特点,而以道德主义为其根本特征,加以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尊奉崇拜与极力倡导推行,使儒学在中国历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延续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中,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中,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致使中国封建文化在世界中世纪史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盛极一时的汉唐文化,博大精深,泽被四方,堪称世界楷模。

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具有维护王权、调节矛盾、安定社会、加强建立在自然经济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度的特殊社会功能,在思想上有利于政治长期稳定。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仁”是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做人的最高原则、标准和模式,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要做到“恭、宽、信、敏、惠”,要做到“孝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遵循“中庸之道”,凡事讲求“过犹不及”,这既是儒家的思想方法,也是他们的处世哲学。儒家讲求“德政”,即崇尚“王道”,主张适度使用民力,反对苛敛。儒家强调个人修养,“克己”、“修身”,以提高执行仁德的自觉性,培养与完善理想人格。

儒学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形成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成为中国人极为可贵的“国魂”和“民风”,使我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儒家刻苦耐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乐以忘忧”则是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儒家崇尚气节与民族自尊精神的体现。

儒学具有教育价值。儒家的教育思想是追求“为己之学”,主张“有教无类”,强调人的自我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教育的主体性体现为由己之学,是人为了自己而主动地学习,教育的精神就是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学习。这种教育理念启发和引导我们要自己学习、主动学习。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之人。儒家的教育理念不仅仅是对狭义的教育的认知,而且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的外在需求

“和”的观念是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价值,它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用“和”的理念来解决这三个层面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天与人,“和故万物不失”、“和故万物皆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当今社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问题亟待解决,虽然这些问题不是文化观念所能独立解决的,但是其解决最终需要一定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第二个层面是指国家、民族间的和平,主张“修文来远”、“讲信修睦”。当今社会虽然整体稳定,但民族矛盾、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儒家“和”的观念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个层面是人际关系的和睦。儒家主张上下“和敬”、邻里“和顺”、家庭“和亲”。当今社会人际疏离、家庭解体、老人失养的现象日趋普遍,儒学“和”的思想有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社会严整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

近年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刺激,使不少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社会道德水平下降,集体观念淡薄,腐败之风蔓延,诚信思想缺失,假冒伪劣肆虐。在世风日下之际,需要以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对人性自省。需要复兴儒学,重新找回立国之本,重建民族精神支柱。

儒家主张“仁”“和”、追求社会稳定的和谐思想,对今天我们坚持稳定改革发展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崇德尚教人文思想,特别是儒学中许多传统美德如公而忘私、勤劳节俭、严己宽人、谦虚礼貌、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等,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借鉴意义。

三、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当代新儒家的出现,开启了儒学的新事业。他们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儒学进行的深入研究,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和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内容,促成了传统儒学向当代儒学的转换。儒家哲学研究呈现出繁荣局面,不仅拓宽了儒学的研究领域,使儒学研究不断系统化、成果不断完善。其理论成果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现实资源。

普通民众对儒学的兴趣不断增加。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旧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隐退所造成的空虚需要弥补,再加上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要求传统文化的回归,呼吁儒学文化的复兴。根据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一份报告,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开展的以诵读蒙学与四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活动方兴未艾,约有1000万儿童参加,在这1000万人背后,至少还有2000万家长和老师。这些儒学传统文化的普及活动,主要目的是要养成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着眼于道德建设和人格成长,追求积极的人生。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已近400家,各种儒学学堂、文化论坛和儒学网站也是遍地开花。这种儒学的平民化、大众化现象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极大的条件。

综上所述,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仍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代乃至后世提供道德约束、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撑,当代新儒家的发展也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因此,儒学重建是可能的。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但传统不是完美的;传统是延续的,但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应该以发展、开放的眼光对待儒学,以儒学价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会世代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崔大华.儒学引论[m].人民出版社,2001.

[2]杜维明.杜维明文集[m].武汉出版社,2002.

[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4]汤一介.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2007(4).

[5]涂可国.重建儒家哲学之我见[J].理论学刊,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