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律论文篇1
第一，体现了婚姻自由原则。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双方主体在涉及婚姻关系的问题上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时，任何人不得强制和干涉。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受到我国宪法、民法以及婚姻法的保护。任何当事人之外的人，包括其父母在内，都不得干涉和侵犯这种权利，否则就可能涉及违法事由。现如今，招赘婚姻目的的实现也体现了这一原则。男方入赘女方，也是自由恋爱的结合，不是男方父母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强行使其子入赘，这就充分体现了农民婚姻观念的改变、法律意识的提高。第二，姓氏传承较为自由。子女出生后，使用夫妻双方哪方的姓氏，应该由二人平等协商确定，也可以由夫妻二人协商变更。当子女具有了一定的鉴别能力后，夫妻双方可以以征得子女同意的方式决定子女姓氏。认为孩子女姓氏理所当然应随父姓或随母姓的想法或者做法，是违背夫妻平等原则要求的。夫妻双方确定子女姓氏时依法可以在父母双方姓氏中选择其一。招赘婚姻中所生子女的姓氏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必须随母姓，而是类似传统的嫁娶婚，由夫妻双方自由协商子女的姓氏。而且，如今的上门女婿也不再改变其姓氏，即使要改姓，也是以男方自愿为前提条件;若是女方强迫男方改姓则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第三，夫妻平等，居住自由。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有违平等要求。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夫妻人生关系和财产关系也是平等的。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姓名权、共同生活权、，以及计划生育、忠实等义务。在招赘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平等的，男女双方享有平等的地位，赘婿具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受法律保护。第四，赡养责任承担与财产继承权享有双重性。传统招赘婚姻中，男女双方一旦结合，男方对自己父母就不再具有赡养义务，相对应的，他对父母的财产也不再具有继承权，这是传统招赘婚姻的典型特征。而现如今赡养义务与继承权是不再具有绝对性。男方入赘到女方后，若其经济条件允许，其也需要对其父母进行赡养，其父母死后，他也可以继承其父母财产。
二、山西吕梁农村招赘婚姻产生的原因
首先一个便是农村劳动力的匮乏，上门女婿的存在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所以，招赘婚姻的出现便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的一部分问题。第二个因素是，男女双方家庭都希望追求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门女婿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周边的县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赘婿是住到了自己妻子的村镇，或是因为自己家缺少土地或是因为其经济条件差。另外，据调研，赘婿的生存能力要强于本地男性，因此，外来女婿很容易被当地接受。第三，结婚费用的高低。农村在结婚过程中需要财力、嫁妆和基本生活用品。而招赘婚姻相对于嫁娶婚而言结婚费用是相对较低的。对于多子家庭而又不太能负担得起结婚费用的家庭而言，招赘婚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不是本村的上门女婿，大约30%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乡经济水平太低，生活条件差，娶妻费用太高，他们负担不起。第四个因素是对子女的期望。招赘婚姻的夫妻双方对未来对子女养老方面的期望值比嫁娶婚对子女养老的期望值要大得多，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招赘婚姻的养老功能是对于嫁娶婚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夫妻都认为孩子是双方年老时最大的保障。在他们年岁渐老时，愿意和儿子同住的比例也比夫妻自己居住的比例要大很多。山西吕梁地区XX村的子女即为父母提供了各种帮助，也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帮助。
三、招赘婚姻的问题分析及其对策
(一)招赘婚姻面临的问题
“招赘婚姻”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对旧思想有极大的冲击作用。但是，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招赘婚姻”确实存在诸多问题:1．“招赘婚姻”的社会舆论基础及其薄弱。目前，社会媒体在宣传男女婚姻时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媒体舆论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目前直接接触的是社会，尤其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这些周围社会成员给的负担，此种负担占据了舆论压力很大一部分。现如今，“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还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让男人住在自己的岳父母的家里，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模式，尤其是男女双方家庭条件悬殊的情况之下，此时，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显得尤其之大，我们不能别人怎么说，只能接受，特别是男方面对强大的舆论压。这种压力必然会引起招赘婚姻的矛盾，使得家庭的稳定遭到重创。2．招赘婚姻的可操作性受到影响。“招赘婚姻”中的主体不仅包括夫妻两方，还包括女方的父母亲，并且，女方父母亲在招赘婚姻稳定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个问题还关乎社会主要存在的思想问题。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男方家庭为主体，而且，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子女是随父姓的，并没有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改变。3．“招赘婚姻”的目的不纯现存的。现存的“招赘婚姻”主要是因为男女性别比例的差距以及社会思想的变化，但是，现如今很多的“招赘婚姻”的存在目的不是因为这些。在做调查报告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只能找一些家庭条件较差、找不上老婆的上门女婿，作为一个男人，他们会头上会套上一个为钱结婚的帽子，是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
(二)农村招赘婚姻问题的对策
农村法律论文篇2
（一）
适应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在活动形式上求新。
一是多种宣传方式交叉使用。我们采取了标语、横幅、墙报、电台现场直播，家庭法律咨询、村民代表、村干部座谈会、法律讲座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的广泛发动宣传，让农民眼里看得到、耳里听得到、脑里想得到。
二是实行“三个结合”，围绕一个“送”字，借助一个“谈”字，着力一个“引”字。针对农村村民居住分散，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各自为阵”、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送法入户”小组人员按照“便民、近民、利民”的方针登门到户宣讲，一个月下来，他们走遍了43个村、215个自然村，为近万户农民送去一本“乡土普法教材”（农民学法一百问），每深入一户农家，与农民朋友坐下来谈心交心，以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掌握当前农民增收创效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过去、现在有无涉法问题，如何解决；对农村弱势群体，需要哪些方面的法律援助；对目前法制建设和“四五”普法教育方面有何想法和建议。在一问一答中，引导农民学习了与农民经济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涉及农民费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第二，涉及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继承法、教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第三，涉及农民之间交流的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通过与农民朋友零距离的调查走访、交流，搭准了农村干部群众需求的脉搏，找到了普法与经济发展的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村普法“空对空”、农民不想学、用不上、效果差的问题，使“四五”普法工作更具生命力。
随着活动的广泛深入，广大农民法律素质、民主与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我县农村涌现出爷孙同学、母子互教，夫妻竞学的喜人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主与法治建设，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
1、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心贴近了。以往，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搞“法律政策封锁”，实行愚民政策，怕农民懂法，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如减负、税费）的政策法律，加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我县通过送法下乡活动，把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法律政策亲手送到农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钱，还登门到户宣讲，使农村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使农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满甚至对立情绪，无形中拉近了党委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距离。
2、深化了农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广大农民的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为深化农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础。以前，各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民议事只讲个“理”。自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对照法律读本进行修改、完善，现在村民议事先要看看是否合法。东屏镇搞卧龙水库开发，涉及征地拆迁农户300多户，该村农民通过学习《土地法》，能够按照法律程序，与镇政府办理了拆迁补偿公证协议，并根据《土地法》有关规定领取了征地拆迁补偿费，在整个拆迁过程中未发生一起重大矛盾和纠纷。
3、提高了广大农民的依法维权意识。通过“送法入户”活动，使广大农民进一步增强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石湫镇明觉村村民张某与薛某因相邻权发生纠纷，张某将薛某一家三口打伤，要求张某赔偿，张某不同意，薛某准备召集家族人员几十人采取报复行动，向张某讨回公道。在“送法进农户”活动中，通过宣传教育，使薛某知法、懂法，并打消了这一念头，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纠纷。
4、增强了基层干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村里遇到重大的事情，都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5、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把法律交给农民，农民掌握了法律，将之变成生产力，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变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强大武器。“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共为全县近万户农民送去了法律读本，开展了10多场法制讲座，采用了以案释法方式向村民讲解了有关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财产权利等方面的法制案例，村民们深受启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提高。现在，农村中、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大幅度减少，遵纪守法“文明户、光荣户”在提升，涌现出各种经济类型的专业户、重点户等一大批新型农民。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农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也暴露出农村普法存在的难点：1、一些农民自身的思想惰性、事事求稳不求革新，宁愿吃亏只求平安的处世态度，2、一些基层执法者素质不高，执法违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现象突出，对农民理解法律精神和内容形成错误引导，使农民对法律功能和法律价值形成错误评价。从而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农村，农民发展经济更需要法律作保障，农民呼唤法律进农家。当前有必要把“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向我县各镇、村、各部门全面推行，趁热打铁，巩固前阶段取得的成效，整合全县司法、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力量，形成覆盖全县农村的普法活动网络，并结合我县农村工作、生活实际，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该项活动有序进行和顺利开展提高保障能力。
一、建立领导机制。“一人走百户，送法进万家”活动是我县一项社会性系统过程，必须按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运作机制开展工作，做到领导到位、制定措施、精心组织、严格检查，依法积极推行。
农村法律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经纪人/市场主体资格/法律制度创新内容提要: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措施。作为农民身份的农村经纪人，为活跃农村经济，从事中介性的农业服务，其法律制度上的主体资格与现行法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行为内容的民事性与商事性及其法律后果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以利于其壮大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化、开放型、规模化的市场发展还不大相适应。农民生产的大量农产品需要快捷、有效地在市场上销售，直接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需求下，农民群体中一批“能人”涌现出来了，他们头脑灵活，掌握信息，了解市场，将农产品的产、供、销有序地组织和营运起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这些“能人”就是农村经纪人。一手牵着农业生产，一手牵着现代市场，是拉动我国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信息农业、现代农业转换和引领农民致富的“纽带”和“金桥”。党中央国务院自2011年到2010年的连续7年的“一号文件”中，都明文强调加强我国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培育和建设。近年来，我国农村经纪人异军突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法制建设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村经纪人事业快速健康的壮大：一是现今没有专门的农村经纪人法，针对农村经纪市场出现的“散兵游勇”规模小、“地下经纪”信誉低、“竞争乏力”后劲弱、“环境不优”困难多等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针对农村经纪人的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等法律关系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调整，针对农村经纪发生的信用、救济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二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实施的现行《经纪人管理办法》，因其内容简单，解决不了“庄稼种在市场上、脚板踩在柜台边”这种特殊的农村经纪市场发生的诸多具体问题。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文件，由于其适用效果受限，满足不了市场法治化的全国农村经纪市场建设要求。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民个人或者农户应当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才能取得农村经纪人资格，进入农村经纪市场。为完善和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经营资格、经营行为、经营范围、保障救济等法制建设，有必要针对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进行考量探索。一、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历史考量——农民与农户农村经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主体上的农民性、行为上的中间性、客体上的农业性。其中的主体上的农民性显得尤为突出。关于农民的定义有多样的解释。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定义中的农民》一本书颇具影响。在当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农民”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奴隶社会分有自耕农和隶农的称谓，在封建社会一般称佃农，后来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特有称谓。直至现今，农民成为中国社会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力量。农民以农为业。农业是通过人们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是人们利用动植物体的生活机能，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农业中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农村又是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和劳动力的来源地。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农业包括的范围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务农的人家被称为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也指中国农村地区以农业、林业、渔业或畜牧业为主的家庭。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提到：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在我国统计汇总农户数时，只统计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不包括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据了解我国现有乡镇40161个，村民委员会709257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365万多个，农业户口24432.2万个，农民（农业户籍的人）90398万人。中国的问题主要的是农民问题。改变社会面貌要从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变农民面貌做起。如广州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公民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探索实行按居住地划分的人口统计制度，进一步简化户口办理程序；完善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各项配套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实施以身份证为核心凭证的社会管理模式，探索居住证管理制度等辅助政策。广州今后的户籍政策，可能不再沿用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公民户口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改革和举措。二、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域考量——农村承包经营户及个体工商户对我国的农民确认其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经营性，是以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为标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重要法定主体之一，从我国整个经济市场和建设我国农村经纪市场的角度思考，如何认识其法律上的定位和定性，是需要考量的问题。（一）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主体资格性质问题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法定的合同主体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由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一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农户，它和以往的农户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通过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把农民家庭由生活单位变成了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单位所产生的。在农村经营承包合同中，一方是被固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是承包经营户。这些承包经营户或者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或者不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但他们都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存在着农村土地承包的特殊合同关联。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特定的农村户口性——家庭，以户口（家庭）的名义（共同）从事的土地承包经营活动。尽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户，可以是1个人经营，也可以是家庭经营，但须以户（家庭）的名义进行其农业经营活动。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活动具有承包合同的唯一性——依照承包合同的特别规定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承包合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所签订的协议，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关系的事实和文件。农村承包经营户是通过承包合同产生的，其所利用的是集体的资源。根据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部或全部生产资料转归承包经营户占有、使用和收益，承包经营户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承包经营户自主地安排生产计划、作物布局、增产措施，并统一支配户内劳动力，组织生产协作，独立或相对独立地完成生产任务。承包经营户也要承担经营风险，若违反了承包合同，要承担财产责任以及一定的行政责任，比如荒耕遭处罚等。承包经营户依据合同享有权利，也依据合同承担义务。其四，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范围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时，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事承包经营的家庭或个人，对于承包的生产资料（土地）不享有所有权，只享有经营权。任何人不得买卖土地，不得擅自改变承包经营土地的用途。对于少数承包经营户因经营不善造成土地荒芜或地力严重下降的，所有权人有权进行干涉以至收回土地使用权。其五，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户与家庭的共同代表性——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者，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完全由户主代表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与户主的关系，是被代表和代表的关系，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的关系，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把家庭由生活单位变化为生产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的单位，使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之间，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功能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相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商品生产经营单位，而家庭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繁衍后代的社会基本组成体；二者产生的根据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通过签订农村承包合同而产生的，而家庭是人类生存规律自然形成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二）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地位问题>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我国，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承包经营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生活消费单位，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村承包经营户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必然要求民法赋予它以民事主体的资格。不过，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不是法人，也不是公民之间的一般结合，而是一种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建立的家庭劳动组织。这一主体具有农业承包经营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享有民事主体的资格。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农村承包经营户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享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享有承包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对依法承包的土地、果园、山岭享有长期经营权。在承包合同因某些特殊原因变更或解除时，承包户对土地、果树等方面的投资有要求补偿的权利。承包经营的土地和作物被污染或承包经营权被侵害时，有排除危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些民事权利均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享有广泛民事权利的同时，也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对所负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农村承包经营户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其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订立的承包合同来确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全面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义务，不得损害发包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责任承担上：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以家庭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却由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生产，或其经营收益为家庭成员所分享，这种情况应视为家庭承包经营，对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三）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主体资格与个体工商户主体的法律比较其一，根据《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体工商户相比较，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都可以以家庭经营为主且经营规模较小，经营范围和内容都是事先规定和选择好的，其经营都是具有市场性的。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管理定性定位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主要是农口部门管理，即农业部门为主。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商口部门管理，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其次，二者的法定层次不完全相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多个基本法予以确立其地位，比如有我国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而个体工商户相对说来除了我国民法通则有规定以外，多数只是行政法规。再次，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个体工商户主体身份的不同性。农村承包经营户法定的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而个体工商户身份可以是城镇居民也可以是农民。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从事家庭个体经商性的事务，通过工商登记可以成为个体工商户或者通过登记可以成为企业或者公司。但是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公司不能登记成为农村承包经营户。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把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了专门的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当然的民事主体。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从商法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商事主体，尽管个体工商户也被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予以专门规定，但是在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法律上还是“民商合一”的。随着经济和法制的快速发展，商法以其崭新的身份凸显，商法制度日益完善，个体工商户的商事地位不断提升，个体工商户作为独立的商法主体已完全确立。着眼于农村经纪人的身份和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以民法角度对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考察农村经纪人享有其承包经营生产农林牧产品的行为内容问题，二方面需要以商法角度考察农村经纪人以个体工商户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农村市场构建中从事其农林牧商品营销的商事法律制度适用问题。三、从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互动关系对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发展的法律考量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商法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共识。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主体一词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民法中，民事主体是指享有权利享有义务的人；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是指实施了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在国际法中，其主体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行使者与义务承担者，即国家。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主体被分为公法上的主体和私法上的主体。公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不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相关机关以及其他行为人；私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参与者的个人和组织。私法上的主体，在广义上，被统称为民事主体，它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在国家或政府参与平权交易时，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人们常说：民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商法的历史相比民法要短。其实，追溯人类的历史，人们的交易行为应该说从很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易，再到后来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以致后来较大的集市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商事交易行为早就存在，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的法律是一定程度上存在于统一的法典之中，不过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在中世纪商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事法迅猛发展，开始向国家成文法过渡，各国开始编撰商事法典。与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的商法在近代以来充分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性，尤其是进入到当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商法典的修改频率也明显加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各国民法典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商品社会，商法典则积极地应变跟进，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形态进行了规范。从商个人到企业是当代商主体观念的变革。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确保企业健康运营，成为商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是商法中的主体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商法的核心。可以说，将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商个人变为商法人，不仅是理论完善的需要，更是商事法律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之间互动的客观要求性，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联系成为必要。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等主体都属于商法所规范的对象，因而商主体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具有民事主体的一般特性，即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性，但它又有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性。与民事主体相比，当代商法主体观念还明显的体现出从商个人向商法人倾斜的倾向，总的来说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其一，民事主体一般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统一为基础。但是，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之必备要件，行为能力则是非必备要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与其不同，商主体之构成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行为在商法上应属无效。因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互为依存。其二，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不同时产生。一般情况下，就自然人而言，权利能力产生在先，行为能力在后，但商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总是同时产生的。其三，许多公法上的主体，如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不得成为商事主体，不得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各国法律所奉行的政府部门不得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制度和原则。其四，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民事主体的构成，既有行为人积极行为，也有行为人消极行为的结果，如财产的继承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形成。而商主体的构成，一般必须是行为人积极法律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商行为是行为人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非自愿的、无意识的行为，即导致该商行为无效。其五，商事主体的资格的取得、存在与丧失一般需要法定的登记。而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主体资格与生具有。其六，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的意义不一般。先从法律规范上来讲，商法的确立，意味着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也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再从社会功能上来讲，商法的确立，使商事主体的规范完善，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法律保障。从历史意义来讲，商法的确立，是为“平等”、“权利”、“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我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视商法建设，颁布了像《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一系列的商事法律，基本构建起了现代商法的法律体系，为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互动和发挥作用创造了新的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国的农民或者农户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具有法定性的民事法律主体资格——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但是没有法定的“经营户资格证书”，不像工商户那样持有“工商经营许可证”——只有“农村户口本”和存档备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那么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必须另行申报核发了“工商登记证”之后才能有经营资格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是否同时具有直接的商事法律主体资格进入农产品市场？这是我国农村经纪人法律制度中，一个应当设法解决的民事主体资格与商事主体资格能否互通、互动的问题。从农村经纪人的定性来分析，他们本身本来是享有法律主体资格的——特殊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本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生产者——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经营者。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本质特性来说，经营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村经纪人的经营当然是具有营利性的，而且，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具有法定的“经营性”，说明二者是相通的。从商事法律关系的长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的承包经营是一定几十年的长期承包，具有商法的商事行为固定性、反复性、连贯性的重要特点。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定了的承包经营主体，是他人不可代替的特有主体，具有很强的主体法定性的特点。如此说来，农村经纪人是符合商事主体的基本要件的，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被认定为自然人的性质和范围，虽然我国商事登记规定没有做出“是”或“否”的特别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没有规定依法予以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经营土地但是实际经营的是土地上的农、林、牧、副、渔等——种植业、养殖业及其服务业等的经营项目和范围是很明白清楚的，这与以工商户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过的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的登记没有法律上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只是存在农村经纪人归属于哪个行政部门管理的具体实际问题。或者说，存在着部门权力分配的关键问题。再换句话说，假如我国国务院在现有的“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再扩大为无论是行政的“农口”部门还是行政的“商口”部门，一切与经营有关的管理权归于一家，那还有如今的以农户或者以农民开展的农村经纪人事务，必须实行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的必要吗？再者，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和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发展变化新趋势来分析，对于主体界定的问题慢慢趋于弱化，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和商事法律行为的合法与否的界定不断趋于强化。这样一来，农村经纪人手头是持有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经营许可证书还是持有一本工商经营许可证书，对于市场来说，应具有同等条件下的同等法律效力。同理，无论农村经纪人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还是以工商经营户进行的农村经纪行为，也无论还是农业承包行为，其法律责任均是依据行为实体法来承受的，这也就不会出现法律失控的问题。而这一改变则对于以农民和农户在农村市场中的事务处理要方便得多，对于以农民和农户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中的农村经纪人事业的建设发展要有利得多。注释:参见杨峥嵘：《我国农村经纪人法律制度建设初探》，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0年第6期。参见《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载南方日报2009年1月13日。
农村法律论文篇4
随着深入实施国务院国发【2004】66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的意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时制定了《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致作为目前金融领域的新亮点——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有了较为具体的操作依据。但农村合作银行的定位属混合型，既非股份制，也非合作制，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股份运作机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因而,在实际操作中仍会出现较多问题。根据银监会2009年的检查结果显示，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商业银行违规问题比较严重，共有1057个机构被查处，占全部被查处金融机构的近一半。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及农村商业银行共有166个高级管理人员被依法取消任职资格，占全部被查处人员的近70％。依法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任务更显迫近,依法组建是农村合作银行健康发展的根基，处理组建中几个重点法律问题是成功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关键。一、律师在组建中的法律地位《农村合作银行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应当实行律师见证制度，并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在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法律地位的明确，原因在于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涉及到许多经济、民事、行政、劳动人事政策及法律方面的问题，一个非法律专业人士很难把握其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特别是对不断出现的最新条文的理解掌握运用。然而作为律师可从法律角度帮助和指导组建的圆满完成，并且在组建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律师会运用其所掌握全方位的法律知识，依法有效地克服，从而避免重复劳动，避免损失，避免犯罪。在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过程中，律师的作用体现为①保障组建活动的合法性。②沟通和协调组建活动的相关当事人。③组建动作达到相应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因此，律师在组建活动中不可或缺。二、募股程序的合法性严格执行《公司法》，募集合法股金，规范开业程序是组建成功的法律体现。（一）制定募股说明书，公开披露清产核资后的财务数据，未来发展预测，面临的风险因素等各方面的情况，实事求是做好宣传，公告时间不低于七天。（二）对原农村信用合作社股金处置过程中注重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要制定风险防范预案，防止因宣传不到位引起突发事件，特别是对于股金数额小，户数多，分散广的社员股，制定分期分批退股计划，防止清退时群众集中到柜台办理出现负面影响。（三）股东代表的选举要体现民主、公平，既要考虑代表素质又要考虑广泛性。股东代表的提名和选举办法由筹备小组初审批后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审议通过。（四）要严格执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提前十五天对召开创立（股东代表）大会进行公告，将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以书面形式送达股东代表。（五）与银监部门进行沟通，通过任职资格审查，防止不具备任职资格人选进入高管层，不能履行决策的监管职责，违背股民意愿。（六）发起人、认股人经进行资格审查，在签订发起人协议和入股时，应及时收集入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三年报表、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董事会决议。法人投资入股的资格是审议的重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是否具备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条件是：①要求入股法人连续近三年盈利。②要求入股法人净资产达到30%以上。③要求入股法人长期投资金不得超过50%。应注意的是，签订发起人协议的法人和自然人，如出现不能按期入股的，只能由其他发起人代为认购，不能更换发起人。（七）创立大会律师全过程参与，出具法律意见。三、原信用社的债权债务按照《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及《农村合作银行暂行规定》的要求，具备条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即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企业改制。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级企业法人，其改制是由一系列法律行为完成。因而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特别是对原信用社的债权债务的承继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法律法规和当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客观实际，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被改制企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原则上应由改制后接受被改制企业资产的企业法人承担。不论改制采取何种形式，从法律上看，无非是企业法人的终止、变更和重新设立，原企业的资产和债权债务总有新的承继者。《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管理规定》明确，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信用社是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独立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从事民事活动的一般担保，并以具体财产偿还债务。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仅是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或投资主体发生了变更，并未中断法人人格的同一性。结合《公司法》第184条“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的规定，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可认定为新设合并，因而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公司法》第184条也明确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需要指出的是：①工商注册登记是企业法人设立、变更、终止的程序要件。是否经过工商注册登记应作为企业改制是否最终完成的重要标志。在审理改制相关案件中，信用社改制后已进行工商变更、设立登记的，应以新企业即合作银行为诉讼主体。如信用社改制后尚未工商变更、注销设立登记的，则应以信用社为诉讼主体，并以原有资产为限承担责任，信用社的财产占有权实际已发生转移的，应将取得该信用社财产的企业、单位或自然人作为共同被告，以其取得信用社财产为限承担连带责任。②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债权债务转移是法定概括转移，并非约定转移，但《公司法》第184条明确规定：“公司合并应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和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农村信用社组建为农村合作银行本身是一个正在探索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几乎每个信用社改制均有其独特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在处理组建活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应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对信用社的组建模式的明确，全面了解其法律意义后，再依法作出处理。（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生）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农村法律论文篇5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在法律界和实务界一直引发争议。学者们反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保障功能和福利性质，是为了避免土地性质改变，交易失控，最终危及农村治安和社会稳定。然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下市场已经形成，中国法律规定落后的局面亟待解决，最终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化，盘活农村经济。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构建
民法认为，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就能够在宅基地上建住房并且处分其住宅。如果农民处于某种紧急况需要出卖房屋则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只能将土地使用权与房屋一同出售，且出售对象仅限于本集体内部组织成员。但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已经出现了宅基地转让、出租、抵押、宅基地入股及土地整理并房屋置换。法律现象已经存在，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就呼之欲出。实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一)明确宅基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民的用益物权
1．宅基地的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于这个所有权归属没有明确规定，并且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分支过于复杂，包括村集体和城镇集体等等，这种权利归属反而变得十分模糊。甚至有一些地区认为宅基地所有权归国家，从而出现一些基层政府越俎代庖与民争利的现象。我们现在摆在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归属。这种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到哪一级哪一个地区的村集体，同时，应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宅基地所有权的管理权利和管理义务。最后，这些法律规定应当明确我国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应当同权同价。
2．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
农民对于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具有用益物权，这是来自物权法的明确规定。但是，众所周知，用益物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但是我国物权法中却规定了农民对于宅基地只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而无收益权。宅基地以及地上房屋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但由于农民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无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这也限制了地上房屋的买卖和出租。在这些农村改革试点中，对于宅基地和地上房屋进行买卖获得收益后往往只对房屋进行补偿，农民未能真正享受土地出让获得的收益。
(二)修改现行法律，制定宅基地流转的具体制度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农村宅基地的规定仅限于宪法，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以及民法通则的一些十分简单粗略的规定，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省市自己制定的效力和位阶仅比较低的暂行规定。而土地管理法中关于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和限制房屋买卖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也早就不符合历史和现实。通过继承，一户农民会拥有多处宅基地，土地的隐形流转也早就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制定允许宅基地流转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内容包括:
1．明确农村宅基地受让主体范围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广大农村开始试点并逐步建立起来，而宅基地制度的福利性质逐渐减弱。如果仍旧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宅基地只能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流转，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可依法免费申请宅基地，在农村显然无法形成有效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宅基地流转毫无价值。只有突破这个主体限制，将宅基地主体扩大到城镇居民，制定法律允许城市居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才能逐步建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当然，为了避免城市居民炒卖宅基地，应当对城市居民受让宅基地使用权的面积数量加以法律控制。既确保农民住宅用地，也适当将宅基地引向拥挤的城市。力求达到城市住房压力与农村住宅空置的平衡。至于城市居民以外的主体能否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还需要深入分析。
2．明确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式
由于城市居民无法通过申请获得农村宅基地，所以法律在扩大宅基地受让主体的同时要增加宅基地流转的方式。将农民通过原始申请获得的宅基地排除在外之后还有入股、抵押、出卖、租赁、继承。由于我国奉行一户一宅的政策和房随地走的原则，因此宅基地上的住宅买卖之后，宅基地使用权应当一同转让。但是为了避免失地农民陷入失去生活保障的困境，转让宅基地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例如生活不受影响的证明，宅基地转让后所得价金由农民和村集体按比例分配，受让主体禁止改变土地用途，为防止倒卖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出卖后一定时间内不得再次出卖。并且买卖合同需要在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1)入股方式:宅基地使用权入股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与投资者创办企业。另外一种方式是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价创办股份有限公司。宅基地收入除去基础费用之后由宅基地使用人企业和村集体三方分红。当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在短期内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因无法征收宅基地而导致收入减少财政失衡，但从长远来看，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仅能发挥土地的财产本质还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抵押方式:抵押权设立的依据是合法的抵押权合同。
宅基地使用权人与受让人之间订立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合同，抵押权即成立，但必须保证集体组织成员的优先权。抵押权的主体应当扩展城镇人口。就抵押权的实现方面，法律应放开对受让人身份的限制。法律应当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当农民抵押自己的宅基地同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同抵押，这样有利于及时解决资金困难扩大融资渠道，盘活农村经济发展。
(3)出租方式:宅基地使用权人通过与受让人签订宅基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通过合同自行约定租赁的期限费用但不得改变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签订的租赁合同必须向有关的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4)置换方式:在广东地区曾有一个“双弃模式”
即农民放弃宅基地使用权获得城市住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种双弃模式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有有利于保障农民的生活。
(5)继承和赠与方式:依照民法规定，村民可以通过继承和赠与而获取宅基地。
城市居民也应当能够成为继承与赠与的主体，但是为了防止一户多宅的现象和恶意流转现象的发生，法律应当要求继承房屋的主体缴纳一定数额的价金。
3．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的管理监督制度
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就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矛盾纠纷予以解决。为了防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一些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暗中交易，改变宅基地的用途，将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甚至是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或者是受让土地而不进行开发，任由国家土地流失的现象发生，应当建立处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纠纷的仲裁机构，以仲裁方式配合司法部门解决宅基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纠纷。
(三)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为了实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而不是仅仅限于纸上谈兵，就应当建立一个合法长期的土地交易的合理平台。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主任建议将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宅基地集中起来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这些土地交易场所通过法律批准设立，是实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专门场所，旨在实现土地同价同权公开交易。进入土地交易场所的土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土地所有人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
2、土地用途是农村建设用地而非耕地或农地。
3、土地是建设规划节约而来的土地。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耕地减少，土地性质和用途改变等问题。但是创办土地交易所也同样存在一定风险和难处。例如如何确认那些使用权存在争议的土地，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所得的价金在村民之间按什么比例分配，以及如何确保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交易费用完全由农民受惠而不受侵占和盘剥。这些问题需要在土地交易所进行试点的过程中逐步解决。1．宅基地使用权随房屋流转房随地走是我国农村移转房屋所遵循的原则。在转移房屋所有权时，房屋所占的土地也一并转移。但是法律对于房屋转移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合法化，那么对于房屋受让人来说，他所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也是不完整的。2．宅基地使用权单独流转宅基地使用权能否单独流转法律并没明确的规定。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及城乡结合部，这种宅基地的隐性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庞大，农民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自发地出卖自己多余的宅基地使用权。社会现象他已经存在，但法律规定却相对空白。极易产生纠纷，扰乱社会治安。
(四)建立有期限有偿回收制度，解决土地闲置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农村宅基地。然而，在广大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基于赠与继承买受等方式获得宅基地一户多宅现象超过批准面积建房及未经批准违法占地建房的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超标的的宅基地无法收回，另一方面需要宅基地的村民增加，而土地并未增加，则土地更为紧张。这种超标的行为与一户一宅规定相违背。而使用权是一项他物权，期限特定。因而只能通过有偿有期限地使用农村宅基地的方式解决这个一户多宅的问题。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是指农民通过合理方式获得多余一户的宅基地使用权后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和期限缴纳合理对价，对于超过批准建造的面积而建造的房屋应当对超出部分缴纳费用。而有期限是指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在闲置的较长时间未能得到合理利用，则可以由国家负责收回，另行分配给其他依法申请宅基地的村民。宅基地的功能在有明显的保障性，而一户多宅的现象显然超越了保障功能而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只有通过有偿有期限使用农村宅基地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保障代替宅基地保障
鉴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福利性质，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学者担忧农民在转让自己的宅基地之后，失去生活保障，从而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其实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原因如下:
1．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是保障生活的主要方式
农民作为一种理性经济人，如果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就不会轻易转让自己的住宅和宅基地使用权。与此同时，如果农民处在急需资金解决生活困境的情况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转让也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故不应以保障农民生活为由禁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2．以全面社会保障代替土地保障剔除宅基地保障
农村法律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现状对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以法律手段来规范、引导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尽快实现“依法治农”。为此，必须加强新农村法制建设，在农业和农村领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涵义
(一)新农村的涵义
“新农村”这一概念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又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农村”的概念再次引起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新农村”概念具体含义的理解比较模糊，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了比较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另外，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柄生指出，所谓“新农村”应包括五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新农村的完整内涵。
(二)农村法制建设的涵义
法制，顾名思义，指法律和制度。前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法律制度应当包括现行法律、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三方面的内容。这里的法律实践包括法的创制、适用、遵守、法律解释等在内的法律实践活动。农村法制不能从“调整和规范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的农村法律制度”这一狭义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广义上即实际运用中来理解。农村法制，是指运用农村法律制度和法律手段保护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治农措施或治农方式。
法制建设是指进一步建立健全、改革完善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以及法律秩序的巩固和发展。它是一个多层次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大概念，因而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新农村法制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加快和加强农村立法和完善法律体系，建立起一套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法律体系，这在中国农村法制建设中占有首要的地位。第二，强化农业行政执法，建立和完善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真正实现依法行政。第三，完善为农村服务的司法机构和农业仲裁组织，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为农村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四。利用一切有效手段和措施，努力培养和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以便推进依法治农的进程乃至依法治国的进程。第五，进一步办好法律教育和建立农村法制建设研究机构，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研究，这是关系到向我国农村输送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提高整个农村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加强法制建设理论指导的大事，应当摆在法制建设的重要位置上。第六，建立和强化农村法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监督机构和完善监督体系，确保中国农村法律的实行。
二、新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颁布了一系列的农业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农村的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但就目前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水平而言，尚不能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无论在立法、执法还是在法律意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立法方面
1、农业立法滞后、薄弱。我国农业立法起步晚，明显落后于农村改革、发展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如家庭承包制已实施20多年，已形成基本的经营制度，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到目前还未出台。许多重要的农村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整个农村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这与有九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
2、农村法律法规带有浓厚的计划管理痕迹。现有的许多农村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呈现出浓厚的计划管理色彩和痕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亟待废、改、立。
3、农村立法质量不高。现行的农村法律法规立法技术不高，政策性和原则性法律条文较多，法律条文约束力差，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影响和削弱了农村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
4、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少。现有农村法律法规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行政关系的行政法律规范性质的农村法律法规多，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民事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性质的农村法律法规少。
5、《农业法》配套法律法规跟不上。作为农业基本法性质的农业法早于1993年7月颁布施行。《农业法》具有对一切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做出原则性规定，用以规范人们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的农业基本法属性。而具有实质性事项规定和具体措施规定的各种配套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制订出来，造成许多领域无法可依，出现“法律真空”。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农村迅速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执法方面
1、司法力量方面。尽管中央和地方都非常重视对农村司法力量的扶持，但在实践层面与现代法治的要求差距较大。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200多个县级市，基本上是一县(市)一个法院。在乡镇，较大的单设有一个法庭，较小的则几个乡镇共一个法庭。律师事务所也基本上是一县(市)一个，少数县(市)有两个。在乡镇，至1988年底，乡镇法律服务所有28,241个，工作人员81,520人，其中大部分是非律师人员。总之，由于农村司法力量的薄弱，且经费不足，执法设备严重滞后，造成了普遍的“告状难”、“打官司难”的现象。
2、行政执法方面。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与农业立法工作相比，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与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目前，农业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执法主体不规范，“以事代政”的现象比较普遍，降低了农业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其二，职责划分不清，执法行为重复。影响了农业行政执法的效率。其三，违法执法，影响了农业行政执法的形象。其四，执法程序不完备或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影响了农业行政执法的严肃性。
3、执法人员素质方面。目前，农村执法人员多是缺少正规、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法律素质较低，执法水平不高，不敢执法和随意执法的现象难以避免。据2003年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对云南、湖南、新疆三省、区20个地(市)、100个县(市)3753名执法人员抽样调查，结果呈现“二多二少”：低学历的多，高学历的少，本科以上仅占10.52％，中专以下占
70.96％；非法律专业的多，法律专业少，非法律专业占99.76％，从事农业执法大多数“半路出家”。因此，执法人员的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综合执法的要求，表现为法律知识比较欠缺，执法经验和执法技巧不足，亟待提高。
(三)农民法律意识方面
当前，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确有大大提高，农民对法律、法制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愈益趋于理解、认同和接受，但离人们的期望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法制建设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农村更慢一拍，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普遍形成就更需要长期的过程。其次，农民作为一家一户经营方式的集中体现者，缺乏主动接近法律、接受法律、了解法律的内在经济社会动因，其法律意识大多是被灌输的，往往印象淡漠。再次，目前农村的社会政治体制也没有造成农民法律观念生长发育的外部环境，如农产品征购体制、村民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方式，都表现出行政力量过于强大，给法律留下的空间有限，有时甚至极为有限。第四，农村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不高，市场功能不全，这就限制了农民的眼光，他们还难以体会到独立主体、平等地位、自主身份的法律蕴意，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发育较慢。
三、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完善农业和农村立法
我国农业、农村法制建设与农村发展现状比较还相对落后，与依法治国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实现农村法制现代化需要进行不懈努力。
1、完善立法体制。完善农业立法体制。包括建立、健全农业立法工作机构体系，合理划分立法机关的权限。要根据农业立法的任务，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构，配备相当的人员；要赋予立法机构必要的职权，以增强他们在立法中的综合协调能力。要进一步明确立法权限，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明确国家权力机关在立法工作中的分工等，以防止滥用立法权或越权立法，确保依法立法，使制定的法律规范合理和适当。
2、加强立法队伍建设。农业立法使一项政治性、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要求立法工作人员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立法工作人员不仅要掌握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还要有丰富的法学知识和必要的市场经济知识。
3、开展立法理论研究。立法实践表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立法工作就会陷入盲目、被动的局面。立法理论研究落后的状况应当尽快得到改变。要鼓励理论工作者紧密联系农业立法实际，开展农业立法理论研究：农业立法工作者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以服务于立法实践；立法部门要真正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鼓励立法专业人员关心理论、学习理论，并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全面推进农村执法
1、健全农村的执法机构。农村执法要形成法庭司法、行政执法、准司法三个系列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模式，充分调动法院、政府、村级组织三股力量执法的积极性。必须合理界定法院、政府、村级组织的作用范围，使之成为一个严密的体系，形成合力，推动农村执法的顺利发展。
2、加强执法制度建设，进一步理顺执法关系。其一，建立健全执法制度，逐步规范执法行为。要根据新情况、新现象，逐步健全执法制度，推进农业依法行政。其二，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坚决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推行“一站式”审批和电子政务，减少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农业执法从重事前审批到重事后监督转变。其三，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对那些实行地方保护或部门保护、影响公正执法的。违法执法、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审批的，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乃至法律责任。
3、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培养造就一支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是顺利推进执法体制改革的基础。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从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出发，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农业行政执法是业务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农业执法人员不但要熟悉法律知识，有较高的法律水平，还要熟悉有关农业专业知识，掌握相关的技术措施。要建立执法人员管理制度，把好执法人员选拔标准，对执法人员实行考试录用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严把“入口关”。
4、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其实质是依法治理行政权利。加强农业执法，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公民和法人的农业法律意识，提高其对依法治农、依法兴农重要意义的认识；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带头严格依法办事。要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以保证在农村和农业领域里尽快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创造宽松的生产经营环境，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
(三)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农民的法律意识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持续发生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都是社会法律制度得以产生、运作和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是法律得以高效益实现的内在精神动力。没有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农民法律意识的支持，要实现农村的法治化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研究新农村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化进程问题，必然要求将农民的法律意识置于其中。
1、全面提高农民素质。首先，积极培养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我们建设的新农村社会是一个农民普遍积极守法的社会，而农民的积极守法必须基于一定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其次，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现代型农民。同时也要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遏制新文盲的产生。再次，注意培养农民的现代化综合素质，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
2、深入普法，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既要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制；又要加强普法教育，不断地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二者缺一不可，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首先，在普法内容的选择上，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宜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中发[2001]8号)的要求，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农村改革、稳定、发展的实际，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其次，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式，而应当注意发挥媒体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大力营造全民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农村法律论文篇7
关键词：法治国家；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对策
自从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作为党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在我国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深化。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要求。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成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内容。在此大背景下，法律意识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分析研究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对于农村法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意义重大。
一、农民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以及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①，“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②从横向结构来看，法律意识主要包含了法律知识、法律理想、法律情感、法律评价、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主要涉及了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掌握，对法律及其现象的态度和反映，对法律能否发挥积极功能、体现公平正义的主观判断和评价，守法护法的精神品格、以法律为准则对行为进行控制和规范的意志品质，对法的自愿认同尊崇并能够将法从内在信念转化为外在行为。这几个方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彼此联系且互相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法律意识体系。从纵向结构来看，法律意识的纵向结构主要包含了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体系三个层次。它们形成由深层到表层的法律意识的结构体，体现了法律意识逐步定型化、稳定化和理论化的过程。③
而法治的内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应该包括两层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④所以，“法律得到普遍服从”是构建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通过民众自我对法律的内在认同和信仰，并且外显于对法律的遵守和维护，构建法治社会、实现国家的法治化建设才具有现实可能性。而法律意识就是反映全体公民的法律内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行法治”的重要标志，⑤是法律得以实现和执行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拥有9亿多农民的中国，“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村，离不开人数最多的农民。”⑥构建法治中国自然亦不例外。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中国的法治化。因此，要实现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必须从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增强其法律意识，形成正确的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和积极的情感态度，并以此指引和规范农民的日常行为。所以当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新要求，探索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之下农民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培育对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二、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
自从1986年起我国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活动，五年普法规划已从“一五”走到了“六五”。从最初的“送法下乡”、“送法进学校”、“送法进企业”，再到如今的“送法进机关”，法治宣传教育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当前我国农民的总体法律意识状况已经有了一定改善，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在社会转型期逐步提高并且理性化，农民更加渴望法治。”⑦并具有了一定的维权意识。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农民对法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并日益趋于理解、接受和认同。不论是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了解、还是对法律的评价态度和接受程度都呈现出积极的正面态势，同时农民的维权实践也逐渐增多，涉农公证以及“农村基层法院里的类似小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⑧此外，农民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也比以前更加趋向于诉诸法律途径，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现代社会规范的关注程度。
但客观而论，目前普法教育活动达到的成效距离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还有相当的距离。反观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依然存在着以下严峻的问题：
（一）基本法律知识匮乏，法律学习主动性差
由于缺乏各种物质技术条件基础，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渠道相当狭窄，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同时由于他们本身缺少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农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有数量相当的农民对我国大部分主要的现行法律感到生疏甚至完全陌生。因为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形成的理论基础不扎实，不学法、不懂法、不知法的现象影响了农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和法律理念的更新，同时缺乏法律知识也使得农民在实践中无法得到正确的法律指导，从而难以做出合适的法律行为选择。
（二）基本权力意识薄弱，法律平等意识欠缺
由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的礼义秩序、等级尊卑观念的影响，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⑨的宗法名分之说潜移默化地使我国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义务本位思想和“清官意识”，对于自身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缺乏维护的意识，同时没有深切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应当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当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很多农民并没有意识到应该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拒绝寻求法律的保护，特别是当其合法权利与国家政府机关部门的权力发生冲突时，更多人选择忍让妥协。
（三）轻法畏法现象普遍，无讼轻诉意识严重
我国历史上一直主张“德主刑辅”和“轻讼贱讼”的法律思想，而且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秩序的型构与维持所需要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差序格局’和‘爱有等差’，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⑩所以，在农民心中产生了严重的轻法畏法心理和无讼厌诉意识。在广大农民心中，缺少法律至上的观念和寻求司法救济的主动性，缺乏对法律体现的正义、自由以及自治价值认可的自觉服从。这就导致农民在处理纠纷矛盾时更多地会选择回避法律途径，转向民间调解的方式甚至委曲求全等非理性的选择。
（四）法律权威意识薄弱，法律信仰程度较低
法律权威意识指社会主体将法律视为社会权力的源泉，视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意识。B11结合以上三方面内容，当前农民法律意识对于法律权威意识的缺乏可见一斑。农民在观念中认为“权大于法”、“法治”无法取代“人治”，法律效力遭到忽视，同时法律作为其他社会系统的价值标准也没有被农民普遍认可。“法律信仰的对象是法律，然仅有法律而没有主体对对象的内心信念、价值认同、和利益感受，仍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法律信仰。”B12我国农民普遍缺乏对法律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信任和认同，对法律的价值功能持怀疑的态度，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也较低。
三、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对策
为了实现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农民群体本身积极从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入手，使农民通过在“听得懂的良法”和“看得见的公正”中B13，从内心深处实现对法律的遵守和敬重。主要说来，可以通过采取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农民法治教育效果，增强其法律意识。
（一）丰富法治教育主体，健全完善领导体制
从1986年开始全国实施的普法规划到各种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通过多年来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普法依法治理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B14在新时期，更需要符合时展要求，按照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以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调委会、治保会主任为核心的村级法制教育领导机构，培养农村普法骨干，发挥其法制教育的中流砥柱和模范带头作用。此外还应该积极利用和调动其他法律资源，如司法助理员、农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广大法律志愿者和其他社会民间力量在农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帮助广大农民了解法律、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其依法维权意识。
（二）发挥农民主动性，增强农民综合素质
农村法治教育还应该深入考察农民自身的限制条件和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其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这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农村法律体系，加强农民国民待遇的宪法保障，增强农民对自身平等法律人格的认同。其次，还可以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及其现代化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促进农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提高其作为现代公民的法律意识素养。此外还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满足其政治参与的愿望和利益要求，使其通过自身民主法治实践，加深对建设法治国家的理解，形成法律至上和人人平等的意识。同时要鼓励农民积极投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增加其对法律运用的需求和主动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进而促进其有目的性地增强自身法律意识。最后，还可以开展一些乡村非正式组织发挥农民的自我教育功能，例如在法律界人士的援助下，农民通过自愿、自发组织成立农民维权小组，为受害人提供正当权益维护服务B15，发挥农民利用法律的自主能动性。
（三）丰富法治教育内容，创新法治教育方法
除了基本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更要在此基础之上丰富教育内容，增加对农民法律权威意识、平等意识、基本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培育，尤其是法律信仰的培育，它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寄托着民众对法律的高度信任和终极关怀。“B16只有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农民才会在行为上以法律为指导，在情感上信任法律，法律的真正价值才能够体现。而在宣传教育方式上，应该推陈出新、灵活多样，结合不同地域文化、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和思维习惯，运用现代宣传工具和传播媒介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营造浓厚的法律氛围，使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在寓教于乐中提高法律意识。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民的实际法律需要，结合社会法治热点，拓展法律服务平台，为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增加有效载体。
（四）改善法治教育环境，加快法治化建设
首先，需要改善农村的经济发展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增加农民对市场机制相关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与法律的主动接触途径。同时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为农民获取法律文化知识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保障。其次，需要完善农村立法，为农村法治建设创造有法可依的环境，制定体现农民情感、维护农民权益的法律，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再次，改善农村执法司法状况，树立良好的法律形象。不但要加快建设执法严明、依法执政、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而且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的正面引领作用，推进城乡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机制和法律救助机制，为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渠道。既要加强执法司法机关的内部制度建设，又要提高其工作人员的素质，做到执法必严。此外，还要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在广大农村提升法律至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最后，要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弘扬法律意识和现代法治精神，成全社会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法治氛围，为农民在无形中提高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条件。
注解：
①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②刘旺洪：《法律意识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③刘旺洪：《法律意识之结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06期，第109-115页。
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⑤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⑥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⑦李兰芬：《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第191-194页。
⑧王永明，李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学术交流》2010年第1期，第57-61页。
⑨《论语颜渊》。
⑩丁建军：《略论我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87-89页。
B11章秀英：《公民意识评价与培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B12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B13王琳：《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1日，02版。
B14庞波：《坚持“五个创新”深化农村普法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制保障》，《人大研究》2006年第8期，第48-49页。
B15傅琼，曹国庆，孙可敬：《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94-197页。
B16刘旺洪：：《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2]刘旺洪：《法律意识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刘旺洪：《法律意识之结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06期，第109-115页。
[4]吕世伦、公丕祥主编：《现论法学原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6]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7]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李兰芬：《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第191-194页。
[9]王永明，李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学术交流》2010年第1期，第57-61页。
[10]《论语颜渊》。
[11]丁建军：《略论我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育》，《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87-89页。
[12]章秀英：《公民意识评价与培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1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4]王琳：《让法律成为全民信仰》，《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1日，02版。
[15]庞波：《坚持“五个创新”深化农村普法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法制保障》，《人大研究》2006年第8期，第48-49页。
农村法律论文篇8
关键词：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求调查
不同种类的农村公共产品其供给结构不同，所以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其各类供给产品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纯公共产品，在政府向农村提供纯公共产品供给时，其供给产品数量和成本是无法准确核算出来的，因为这些供给产品全部来源于政府，并不和其他供给产品和供给对象存在竞争关系；二是福利公共产品，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取决于供给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其供给单位是政府和其他公益型单位，其供给产品数量和供给对象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供给结构最不稳定，很容易出现结构变化；三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由国家倡导的新型服务，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农村作为市场经济的边缘部分，其工业生产水平和发展水平与城市比较相对落后，所以为了实现城乡和谐统一发展，由政府和各公益组织倡导的公共服务已在各省市农村逐渐开展起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分析
一个完善、合理、高效的农村产品供给结构不仅可以促进农村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还能推动农村工业、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维护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态势。农村产品供给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产品数量和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存在很大的供给关系矛盾。
（一）公共产品投入不足
农民迁徙至城市以维系城市工业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现状是导致农村公共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城市公共建设和农村公共建设的不协调发展，使国家政策对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具有导向性，偏向于城市，不重视农村。城市的工业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规模性的发展和自我积累式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工业的反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如果不依靠于城市工业的支撑，那么农村各产业链的发展和转型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政府将大多数农村财富重心转移到城市，农村的农业和工业发展围绕着城市的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主流发展模式会使农村的发展过分依赖于城市，而缺少了发展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大多数农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资源主要来自于农村自由农业税收和“三提五统”，所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源非常薄弱，稳定性很差。城市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很好的公共生活环境，公民在不用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就可以享受大量的公共产品，农村居民则不同，农村建设的落后，使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大大减少，这种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不仅会降低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水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供给结构不合理
“面子工程”。大多数农村在开展公共建设项目时，都会扩大其建设范围，已达到更好的建设效果和宣传目的，倾向于那些投资见效快的公共项目，这种“急功式”的项目建设活动，会增加项目施工压力，降低项目施工质量。
“新”概念。农村公共建设一般都会采用“新建”项目开展的模式，而不重视对破损公共设施的返修，一味的新建工程会扩大项目投资成本，降低公共建设效率，在“新”概念的驱使下，已经建成的公共项目会失去政府对其在维护和管理上的重视。
以硬件建设为主，以软件建设为辅。政府和投资企业通常会只关注农村表面上的公共建设投资和供给，如修建道路、农田改造、村庄整治等，往往会忽略制定合理、长期的农村公共建设改革方案的必要性，这种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只能解决现阶段农村产业发展问题，并不能适用于以后农村产业发展状态。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城市工业发展为主、农村农业发展为辅的发展格局，提升了城市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地位，降低了农村农业发展和改革的地位。倾斜式的发展战略让农村本不发达的农业和工业陷入了发展瓶颈，由此引发的城市公共建设优于农村公共建设，城市公民福利保障由于农村农民福利保障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在缓解了政策压力之后，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矛盾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发展战略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关系”的矛盾。通过调查分析可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和供给结构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
（二）法律缺失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单位主要以政府为主，公益组织和民间企业投资对农村公共建设的投资通常带有很强的名利因素和盈利目的，所以民间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链的位置很不明确，其投资方式和权限仍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如农村水利建设，水利建设是推动农村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公共建设工程，但是当前，我国政府对农村水利建设的公共设施供给还相对匮乏，这使农村农业发展受到了水资源的限制，农民建造的自有型水利设施虽然可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但其对农产品质量和产量的提升却收效甚微。农民水利公共建设不完善，这种因公共设施不健全造成的农民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生产权益和经济权益。
（三）供给体制不健全
我国是农业产量大国，所以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意义。我国大部分政府实施的是区域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种供给体制和农村所处区域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有的供给体制，在财政方面和事权方面都存在很多管理问题，本文对福建省农乐县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当地241名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其具体数据如表2、表3所示。
通过对表2、表3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资金压力，政府财政状况不能为公共建设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二是原有公共产品设施的日常管理问题，农村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公共设施的监管力度不够；三是农民对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方向认识不深刻；四是公共建设运行机制存在很大的偏差，大部分公共建设项目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基于我国当前法律制度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革方案
经济法中的政府规制理论认为，针对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可以采用导向式的政策分析理论进行法律学科内的整合，不局限于行政法和公法，为彻底解决问题可以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法律机制和法律思想。所以要想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案必须深入探讨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将其与法律制度和政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具有合理、科学的法律保障。
（一）建立农村公共建设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都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不均衡、不科学等问题，公共设施少，公益服务水平低下，准公共产品多，纯公共产品少等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展现政府亲民、爱民的假象关怀，会在当地农村开展以“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建设，这些建设项目和农村居民实际公共产品需求情况严重不符，农村政府的财政工作因公共建设工程背负了很大的发展压力，但是这样的项目活动不仅没有解决农村供给结构不合理现象，还增加了政府的供给关系成本。《资本论》曾提出：法制是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完善其公共建设的必然手段，要想提高农村公共建设的合理性和时效性，必须建立较为系统的法律规范。在农村构建公共产品投资共享平台，推动平台的多元化发展，投资平台必须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投资建设章程实施公共产品建设和投资，每个投资者或投资组织都具有合法经营权和投资使用权。
（二）以经济法为主体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项目建设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实现工业发展的“”，将发展重心由农业转化为工业，这种工业发展结构的转变，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打击是致命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少，需求关系紧张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农业税和户籍制度等政策，不仅剥夺了农村工业发展的机会，还限制了农村消费格局的优化和发展。我国《农业法》第一章第九条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各项工作。”经济法是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法律依据，通过经济法，各经济组织都可以建立组织自有的投资方案和投资计划，确定公共产品供给方案之后，政府会通过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去协调各经济投资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供给关系，明确供给方向和投资比例。
（三）采用规制法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现阶段，我国政府已认识到了这种发展战略的错误，并已做了很多相应的改革政策，将公共建设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同时也逐渐开始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源，将其投放到农村居民实际生产和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在《公共经济学》中是这样定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供给体制应由法律来规范，由制度来限制，由条例来规范。”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来完善、促进农村市场主体和农村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的作用，在竞争激烈的投资环境中，稳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实现农村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以达到防止市场对农民现实需求应对不足和对实际供求关系反应失灵的发展目的。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三农”政策的实施，意在改变我国传统农村发展格局，创建新型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城市和农村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落实。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决定三农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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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前元，李彩云.从公共产品需求角度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走向[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14（2）
4.王静.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实证分析[R].2012管理创新、智能科技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12，14（8）
5.刘小峰.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10）
农村法律论文篇9
关键词：社会生态；农村法制；实施
作者简介：房建恩（1979-），男，河北内丘人，河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农业与农村法制；
赵秀丽（1979-），女，河北内丘人，河北金融学院
“有法不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对分析农村法制建设乃至整个立法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一、社会生态理论
社会生态即人类社会的生态，是由人类与其环境所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它是集自然、社会和经济三重属性为一体的客观现实存在。①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各种客观存在都是人类借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系统是众多要素或子系统的有机结合，它主要由社会子系统（人口、文化、习俗、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等要素），生态子系统（无机、有机、人文等要素），经济子系统（工农商等要素）所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必然是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协调（协作）同步地向前发展，或即自组织地协同发展。②社会生态学之所以冠以“社会”的定语，是因为将社会层面的各种现象与自然层面的各种现象看做是同等的生态因素。简言之，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土壤、大气、水体、森林、语言、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环境。社会生态论绝不应该只理解为用自然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若如此就难堪社会生态论的威名。它具有强烈的跨越思维，将过去我们认为不相干的、不同层面的事物归拢到同一个平台上来研究。
社会生态论给法律和政治制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我们在研究传统社会科学层面诸现象的时候，不仅要探究和描述研究对象与和它同层次的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跨界地考虑它与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尔科维奇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必须让利用自然的手段和方式方法以及生产都适应自然条件，它必须使自己的种群和生活方式都适应这些条件”。③
二、农村法制的社会生态环境
社会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互为环境，立法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既是其他社会生态要素存在的环境，同时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赋予其主体性，将其他社会生态要素看做它的环境。在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将某一事物的社会生态环境根据关系亲疏和影响因子大小分层次来考查，是更科学的一种态度。与农业经济有关的立法和政策的社会生态环境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社会子系统
法律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属于社会子系统，因此社会子系统中的其他要素与其关系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
1、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使得农村人的社会生态位竞争力积弱。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援工业是我国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路径设计。城市人利用这种导向在社会生态位的竞争中积累了较大的优势，大量的优质社会进步资源流向城市，因此农村积贫积弱，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于城市。从社会生态位竞争的角度看，其根源在于农村人与城市人在立法话语权配置上的不均衡。④农村立法大多是城市人站在自己立场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制度搭建，其立法目的通常是诸如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等社会层面的考虑，农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只是“副产品”，农民是制度和法律的“被安排者”。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亦即农民在立法程序中的缺位，是当前我国农村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2、法治观念淡薄，法律实施环境差。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条件，在我国广大农村，由于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现代法治理念理解不深，权利意识淡薄；广泛存在“臣民心理”，自由散漫，规范意识差等心理观念。其原因仍归咎于农村社会生态环境，开放的市民社会是法律治理的土壤，而在以封闭性为特征的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中，道德伦理的比重要高于法律。
3、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通常法律文化是指人们对于规范方式的文化心理认同。中国农民含蓄、内敛的文化品格与现代法治理念的权利、博弈截然不同。因此，很多法律中的制度设计遭到了农民“冷暴力”式对待。
4、地方政府的作为。社会子系统中，对立法影响最直接的是政府的作为。有学者主张在农民意识低下的情况下，更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由于受传统体制和农户自身素质等因素的限制，……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单纯以农民为主体自发进行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难以满足社会对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需求；要实现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必须将农民的自发创造与政府的推动结合起来”。⑤但是，政府的推动如果脱离了人们的认知，一厢情愿，同时又缺乏激励和约束，其结果要么是无效，要么是危险。
（二）经济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中诸要素作为生态环境对立法的影响最集中、经典的论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立法中通常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要求立法必须立足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二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就要求立法应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立法理论在二者“度”的把握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法律应该立足于社会经济生活实践。“法律规范在经济事实面前显得多么得苍白无力，事实的本来面目才具有终极的规范意义。法律规范应该是对社会经济事实客观的映照而非主观的塑造；它应该服务人生熨帖人生，而不是用规则的外形去社会生活的实际。”⑥另一种认为，法律必须自觉的实现对人民行为的指引和塑造。
（三）生态子系统
生态子系统中诸要素对法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间接发挥作用的。例如，地理地貌更便于交通设施建设的地方，生产要素流动活跃，市场化程度高，对市场化法制的需求相对较高；土地资源充裕、条件较好的地区满足了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条件；自然资源环境较好的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更适宜发展观光农业等。
三、农村法制实施难的社会生态分析
（一）农民对立法参与不够是根源
立法的实质是各主体对社会生态位分配的格局。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二元分化的城乡分治体制，使农民的社会生态位被挤占，造成了今天的“三农”问题。要使农民富起来、农业和农村发展起来，必须在制度设计中赋予农民更多的社会生态地位。这种赋予不应是强势者的施舍，农民不应一味地被安排，从立法的启动到具体制度的设计应有农民直接、充分的参与。
（二）经济发展落后和不均衡，要求生产方式变化的意愿不强烈
很多人将农村法制实施不理想，归结于农民的守旧意识，这是肤浅的，中国农民从来不缺乏变革精神，他们的思考和行事由他们生活的逻辑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不就是农民自发变革的产物吗？如果新制度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实施过程必然顺畅。
（三）立法设计脱离农民法制实践能力
农村立法中的很多制度设计借鉴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这些经验甚至在我国城市立法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但是这些制度，超出了农民的实践操作能力。
（四）行政的不当干预
宣传贯彻法律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很多立法也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法律实施中的责任。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很多地方政府急于求成，在农民组织愿望不强的情况下，变指导为指挥，变扶持为挟持，变服务为管理，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干预农民合作社的运行。这些做法不仅未能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应有作用，还使农民产生了抵触情绪。
四、农村立法的几点建议
“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必须依赖高质量的农村立法，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农村立法中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应考虑自然生态因素对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影响
由于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生态情况差别很大，农业及农村经济必须立足于农村自然生态特点谋发展、选道路，应该以此为依据构建不同的产业结构模式。相应地，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不同的产业结构模式发展的需求。因此，农业经济立法必须因地制宜体现出地方特色。具体操作可以采用由基本立法搭出基本架构，具体制度设计由地方立法来细化。
（二）尊重农民的主体性，提高其对立法的参与度
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是决定涉农立法以农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根本因素。只有真正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的法律才会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民基于自己的生活逻辑对立法设计的深度参与方能保证法律规定不会脱离他们的法律实践能力。这就需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直接民主制度和广泛深入的立法调研来保证和实现。
（三）注重现代法制与农村法制传统文化的衔接
农村法制传统文化是农村法制建设的社会文化环境，糟粕也罢、精髓也罢，都是涉农立法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农民生活实践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延续。行权方式的特殊性，对“能人之治”的依赖等，都应该在现代立法设计中得到反映。
（四）在法律贯彻实施中合理安排行政力量
行政力量只应该出现在对国家强行法的执行中，在民商事法律领域行政机关应强调服务职能。对法律的贯彻实施应基本上限于宣传、教育和帮扶的层面，不应过于积极地“推动”，更不应该越俎代庖。(责任编辑：郭士琪）
注释：
①②叶峻.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7):251-252、257.
③（俄）p．雅诺夫斯基、K．舍林著，由之译.评Д．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7,(05):67.
④长期以来，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每96万农村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每24万城市人口选举1名全国人大代表，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4∶1。所幸这样的不平等规定已经修正。
农村法律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实行了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法律保障体系也随之建立、得到逐步推广。我国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法律制度是为新时代的农作合作医疗体系而服务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农村特色，自实行以来，取得了优于传统医疗法律保障体制的效果。但是，新型医疗法律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的发展，农村地区对于我国的战略意义愈加重大，农村地区医疗法律保障推行和完善的脚步显得相对落后，并没有跟上时代需求。
一、我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立法主要服务于我国现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我国的农村医疗形式主要有两种，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前者是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颁布实施后，在我国农村地区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新型”，“主要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当然也与诸如‘市场经济体制’、‘个人权利’、‘依法治国’、‘医疗卫生的标准化和法制化’等时代观念密切相关，它隐含着与过去的‘落后’观念和做法相分离的意思。”“以大病统筹为主”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度定位，目的在于从看病吃药等费用方面解决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难题。因此，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牵涉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合作医疗基金的筹集，二是对农民的医疗保障。现行的医疗法律保障体系正是围绕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通过法律规章的明文硬性规定，将新型医疗制度落在农村各处，“然而，作为保障农村居民健康权的基本制度合作医疗仅仅规定在一些部门规章甚至政策中，建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体系，提高制度的刚性，已成为今后合作医疗发展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农村医疗是我国医改的重要一环，切实关系到国家的问题、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农村医疗法律保障体系的制定、落实、推进和完善，则是农村医疗稳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二）医疗法律保障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我国农村的医疗法律保障并不是由旧制沿袭下来、得到逐步完善的法律体系，而是围绕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新确立的法律制度。由于新型农村医疗开展的时间不长，相关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推进。新型医疗改革扩充了几个方面：实行政府资助为主、农民缴费为辅的筹资机制；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制度的定位；提高医疗统筹的层次，在条件范围内以县为基本单位进行统筹；提高了农民自愿参加的自主性地位，以保证医疗制度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对贫困农民加强了扶住力度等等。这些医疗方面都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明文规定进行保障。就目前农村医疗法律保障体系的现状来看，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标准或统一执行的法规草案。各级乡镇政府虽然有一定的法规来确保医疗制度的实施，但是总体的医疗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如2003年《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行）》、2006年《江西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暂行）》、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这些管理法规仅针对当地情况做了一般性的规范说明，原则性大于具体操作性，对权利、义务的细节内容没有做出详尽规定，难以发挥法律保障的切实作用。“法学界对农村合作医疗也没有研究。现阶段，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规章中，基本上是无法可依的状态。同时，这些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立法层次太低，缺乏权威性，而且主体不明确，管理机制不协调，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等缺陷。”
（三）医疗法律保障的水平较低，保障方面不够广泛
我国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相比，医疗体系实施的困难更大，面对的对象和状况更加复杂，农村地区除了一般的务农居民，还有长期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医疗保障、社会保险变成了他们能够顺利生存下去的最后一道防线；除此之外，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大量贫困家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所要求的由农民自己缴费参保显然不适合以上贫困家庭。与城镇居民和职工相比，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远远落后，“针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像政府发起的一场运动，高潮过后就一切沉寂下来，甚至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之前多达20余年间，农民除了自我救助和家庭保障外缺失任何来自外部的长效保障。”医疗法律保障低、法律保障的范围不宽泛，这是现阶段农村医保法律体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针对我国特色农村医疗法律制度的推进路径及完善方法
（一）国家加强立法工作，出台最高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法案
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而2003年，卫生部三部委菜制定《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二者在文件定性上有明显的不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立法还尚属空白。“为了保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事业有效进行，正常有序地发展，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规范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方法及其职能；规范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权利和义务；规范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等。”通过国家高层机构制定、颁布医疗立法的意义在于，通过最高形式的立法明确规定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基本形式，规范农村实施医疗保障体系的方式和手段，通过立法让农村新型医疗走上有法可依的规范化长足发展之路。目前我国农作的医疗形式主要有村办村管、乡村联办、村办乡管、乡办乡管四种，有合医合药、合医不合药、合药不合医三种内容，哪些地区适用哪种形式，何种情况适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在立法中进行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在具体地区实行医保时做到有条不紊。
（二）明确划分医疗立法的部门归类，加强对医疗体系的法律监督
对于不同的法律，立法机关需要做好分类，以便制定各个领域的不同法律规章并进行妥当管理。从理论上讲，一部法律法规通常只属于一个部门进行管辖，但是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在构建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属于行政法还是社会法的归类困难。这是我国农村医保法律迟迟没能生成一套完善、有效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已经进入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并即将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法律体系的确立指明了立法方向，由于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农村医保立法有可能进入社会法部门中进行法律监管，但是《社会保险法（草案）》附则明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医疗法的实施提出了走向行政法的变通可能。不论是社会法还是行政法，国家在进行医疗立法时均要明确法律的部门划分，才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责任承担人，明确、有效地对医疗体系进行法律监管和监督。
（三）通过法律形式严格规范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的筹资方式和经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统筹方式是一大特点，为了切实保证医疗制度的落实展开，务必需要法律对医疗筹资的方式和运营做出明确规范。多数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不发达，仅靠单一的筹资方式难以保证合作医疗顺利展开，所以，必须通过法律形式明确筹资方式的多样化，规定中央与地方对农村医疗的投入和财政支出额度，用法律明文规范医疗筹资中政府支持、集体补助、个人缴税的结合方法及比例，并且根据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落实情况，结合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状况，随时进行立法修订和补充。
应该从法律上规定农村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以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各地农村医疗管理组织应该在筹资数量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支出费用，“以收定支，略有节余”地控制医疗报销比例，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报销比例可以稍低，但是不能低于30%，否则达不到医疗保险的目的。
（四）加快医疗法律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工作，完善管理机制，加大法律宣传力度
要加快医疗法律相关的配套体制建设，在全国农村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完善计划生育奖惩制度，提高各类疾病的防治工作，加强农村药品的网络信息资源分享渠道和供应网，同时建立与农村合作医疗相适应的网络化服务和一体式管理，“建立地、市、省一级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在地市间、省市间的联网与信息共享，最终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关系信息互联互换。”同时要制定农民工社保基金跨省转移的法律法规，保证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医疗保险的自由对接。逐步建立起农民社会保障管理的信用体制，通过法律完善相关体制的确立和应用，完善法律监管机制，对于流动的农民工做好灵活的管理方式，让法律制度为农民、农村服务。要加大法治和法律责任在农村医疗中所承担的责任，逐步建立起农村居民头脑中医疗法律保险的概念，在参与医保时有据、合法，如发生医疗纠纷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公正、公开的合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