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考察;实物;遗址
[中图分类号]G64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6）11-0035-03
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专业考察，关乎着考察的成效，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笔者结合近十年来组织专业考察的亲身实践，写下此文，以期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寻求历史学专业考察更为高效和更趋合理的方式与方法。
一、专业考察在普通本科院校历史学实践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院校不同于重点大学，在师资力量，生源上差别太大，培养目标也不一样。笔者通过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江汉大学等几所院校现今使用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湖北大学的“一体三翼”实践教学模式是各类高校普遍使用的模式。“‘一体’指以创新型历史学人才培养为中心，‘三翼’则是分别从课程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来展开历史学实践教学活动”。其中，课程实践环节采取的是课堂讨论的方式，即设置“中国史Seminar”课程;科研实践环节通过实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和学年论文制”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环节则让学生直接到历史档案馆查阅、整理、编辑馆藏档案。“一体三翼”的实践教学模式固然好，但这种模式不适合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教师科研能力弱，师资力量队伍不强，教师数量少，课业压力大，学生基础差，实现“一体三翼”难度比较大。因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历史事件都很难掌握，阅读量少，所以在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时学生普遍不说话;科研方面因指导教师的匮乏和水平的限制，也难以开展;档案馆实习我们也组织过，除几个基础好的学生外，其余大部分学生看不懂文献，对此兴趣也不大。结合培养目标和地方院校的生源实际，根据学生普遍对历史学兴趣不高和基础知识薄弱的现实状况，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将实践教学重点放在了专业考察上。专业考察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着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愈来愈受我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欢迎。从这些年学生书写的实践报告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专业考察这种方式的满意度最高。
二、专业考察目标一定要明确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在制订专业考察目标时一定要明确，即要明确考察时，学生在每一个考察点要获得哪些基础知识，掌握什么能力，获得什么感受等。如考察半坡遗址及其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进行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最好课堂。遗址大厅保留了发掘时的原貌，是一处典型的聚落遗址。在出发前，教师在课堂告诉学生在半坡遗址大厅重点看构成聚落的四要素，通过房屋地址了解半坡人的房屋形状，通过观察墓地的分布、墓葬的形式、埋葬方式、随葬品等掌握原始先民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等。在博物馆重点考察半坡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陶器的形状，器壁上的纹饰等，掌握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及审美情趣。这些活生生的教材，比教师在讲台上描述要具体、形象得多。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仔细观察后，无须教师用语言引导，都能流利回答教师的提问。如房屋的形状，学生在考察后得出从房屋地址可以明显看出：房屋有圆形、圆角方形、方形等，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内有灶。墓葬，有单人墓、合葬墓，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一般为尖底瓶、陶罐、陶盆。防卫设施有环壕，经济设施有陶窑、窖穴等。只是学生对陶盆底部中间的圆孔不理解，经教师解说后明白那不是生活用品，而是原始先民瓮棺葬上覆盖的器物，古人谓灵魂出入的孔道，说明半坡人亦有灵魂不灭的观念。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是一系列沿洛河流域分布的大量旧石器旷野地点群，考察该遗址，要求学生观察每一处遗址的地望，了解古人类生存环境，理解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的因素。学生在实际考察后，都能正确分析出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首先考虑的是水;其次是安全，一般选在河流沿岸的二级台基上;再次，考虑的是食物来源要方便、充足。通过对非洲石器和洛南石器的比较，学生也能发现它们同属阿舍利文化，但洛南石斧与非洲石斧有明显的不同。
三、专业考察地点的选择一定要具有典型性
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省会城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延安又是革命圣地。商洛学院地处秦岭腹地，与鄂、豫两省毗连，学院所在地商洛市及周边两省既有广泛的原始人活动的遗址，也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活动的主要场地，遗留下来丰富的遗迹、遗物，同时还是革命老区，这些便利宝贵的资源对我们历史学专业的考察极为有利。我们在考察点的选择上遵循的原则是典型性和就近性，典型性是主导。据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商洛就有先民活动。全市有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保护点1200多处，其中省级以上文保单位20多处。在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选择中，首选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遗址考察则选择巩家湾、紫荆、东龙山，这三处遗址文化叠压重重，反映了商洛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渊源、交流情况，是商洛历史的见证。
考察战国、秦汉遗址选择的是武关、丹凤县古城商鞅封邑遗址。武关是秦楚相争时的主要关隘，残存的武关东城墙断面夯土层次明显，是考古学专业学生识别生土和熟土的实物教材。丹凤商鞅封邑在今丹凤县城西2.5公里处的古城村，建于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为商於古道之中心。
考察聚落遗址首选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这两处遗址都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遗址保存完好，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王陵以秦始皇陵、汉阳陵、茂陵、乾陵分别代表了秦、汉和唐代的帝王陵建制。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研究秦朝军事和雕塑艺术及秦朝陵墓建制的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茂陵是汉代雕塑艺术的代表，群雕兽像、相搏的艺术造型是十分珍贵的重大文化遗产，是空前启后的“国之瑰宝”。汉阳陵保存了墓里挖掘时的原貌，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察城墙我们选择西安市现存的明代城墙，它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墙。考察博物馆选择半坡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商洛市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古都西安大雁塔西北侧，被誉为“华夏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
寺庙选择大慈恩寺和法门寺。大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大慈恩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对研究唐代历史、佛教、佛寺建筑、玄奘事迹极为重要。法门寺是佛教在中国流传和唐代佛教兴盛的见证，寺内珍藏的有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李唐王朝最后完成的大唐佛教密宗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以及数千件李唐皇室供佛绝代珍宝。
考察衙署文化选择的是毗邻商洛的河南内乡县衙。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完善于清，占地4万余平方米，现存建筑280余间，其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县丞衙、主簿衙、典史衙、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东西花厅、监狱等主体建筑保存完好，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四、专业考察路线的设计和时间的安排一定要合理
十多年来，我们在反复摸索、对比和实践的基础上，已设计了以下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关中线，因其参观点基本上沿陇海线分布，以西安为界分东线、城区和西线，这条路线的设计优点在于不走重复线路，节约时间，节约经费。时间一周。东线点自东向西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华清池。
第一天，从东往西，从商洛市出发，我们首先考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时间早上8点至12点。下午1点从兵马俑向西三公里，便是华清池，在这里考察1个小时。下午3点从华清池乘车半小时西行至半坡，参观2个小时。晚六点结束第一天行程，休息。
第二天：城区点自东向西有：半坡博物馆―大慈恩寺、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明城墙―钟鼓楼。早上8点至11点半，首先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完毕后，吃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步行至据陕西博物馆有0.5公里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参观时间2个小时。下午3点至4点，参观城墙。碑林位于南门和文昌门之间，紧挨城墙。从城墙下来，直接走进碑林，参观2个小时。晚6点结束第二天行程。
第三―六天：西线点自西向东依次为法门寺――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汉阳陵博物馆――茂陵。时间四天，其中法门寺一天，其他几个地点距离较近，行程三天。
第二条路线：商洛线。因所参观地皆在学校附近，本着节约经费的原则，我们每天参观一个县，分六天完成。顺序：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洛南县博物馆―丹凤县四皓墓―丹凤船帮会馆―丹凤县博物馆――丹凤县武关遗址――商南闯王寨――商南县富水镇崖墓群――商南县赵川镇东岳坡村古寨――河南内线县衙――商洛市商州区东郊区巴人洞――镇安明清古山寨――柞水县凤凰镇桃园村高塬遗址――柞水县清代阵亡官兵集体墓。
五、专业考察的组织领管理要严密
为了保证专业考察的质量和效率，学院历史系制订了详细具体的专业考察实施方案，从考察的目的和意义、具体安排、经费预算、考察路线、考察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专业考察的考核与成绩评定、见习的组织领导七个方面，既有对带队教师的选拔和考察期间的要求，也有对学生在参观前的准备、参观期间应遵守的纪律和参观后的考察要求，还有院系领导应承担的责任和要做的工作。正是由于我们有详细具体、责任明确的考察方案，使我们十几年来的考察活动得以圆满完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六、专业考察的评价机制要完善
为了使专业考察不流于形式，变成专业旅游，使学生通过对遗迹、遗物这些历史的活化石的观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商洛学院坚持纵向评价和自评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立体化的评价模式。学生自评，教师对学生评价及对自己组织活动进行的评价，教研室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和教研室自身的评价，还有学院对任课教师和教研室的评价，教务处对任课教师、教研室的评价相结合。我们从1997年至今，历史学教研室每年三次，分别在公历四月下旬、六月上旬、十一月中旬组织了30次专业考察教学。在每次考察中，我们除配备专业老师全程对遗址、遗物、遗迹进行讲解、答疑解惑外，在每一处考察地还聘请研究人员深入讲解，使我们的学生获得了比校内更为丰富、生动、深入的知识。在每次专业考察归来后，我们都要求学生书写见习报告，打分后纳入考试成绩中。从学生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通过考察，增加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爱国热情。
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考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课本内容向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转化的有效途径，是适合地方院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只要各方面做好协调，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参考文献]
[1]杨果，刘安志.构建“一体三翼”体系，探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新模式[J].历史教学，2013（24）.
[2]张侃.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J].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14）.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2
[关键词]历史；专业化；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11—0178—02
高校专业化建设从本质上而言，根本目的是提高专业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经历改革开放后高校专业扩张性发展时期后，现实对高校专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前高校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化建设的核心是自我完善与提高，培育专业特长，使专业在自身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和达到高层次的专业水平。近十多年来，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本着在社会中磨砺、在实践中求是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自身专业化建设的途径，逐步形成了以突出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一
实践出真知，说明了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学识一定是来自于实践，或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长期以来，重理论而轻实践是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实践能力不足，创新意识淡薄，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瓶颈。
正确认识实践在专业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思想与能力的载体，实践与创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文主义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强调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重视对独立个性与责任感培养。发达国家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问题方面，重视对个人品质形成的研究与教育，对实践的重视与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成熟的经验与成果，其理念与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有选择的学习与借鉴。实践教学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是逐步改变大学教育中人才培养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实践与创新能力是检验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探讨适当于国情与和高校校情的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发展前途所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先有创新型人才，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基础，建设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在于此。
历史专业化建设应符合专业自身的特点。每一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专业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决定了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它专业的特点，充分认识到历史专业的特点是进行专业化建设前题。如历史专业是传统文科专业，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其重要性在于不可或缺，但其发展空间有限；历史专业在传统教学中注重理论说教而轻于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历史专业在高校专业中是不受重视的弱势专业，在中学课堂上是非主流的附属课程。这是不争的事实，是教学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特色化建设就成为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业化建设就是特色化建设。在现实社会中，缺少特色的专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特色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践是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专业特色化的角度来探讨实践对专业化的特殊意义。特色建设是根据每一个专业的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专业的发展途径，在现实中它不仅决定专业的前途，也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专业化是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过程，形成专业特色化是培育专业品质和风格的统一，专业特色化是专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高校众多的相同或相近专业中，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状态，探索与众不同的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独立的专业特点与风格，是成功专业的基础。有专业的特色，才会有特色学校，才可能特色兴校，特色专业培育特色人才，是教学质量的体现，只有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才能培养出有特色的大学生，建设专业特色化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是提高学校和学生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以特色建设为理念，以实践为突破口，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质量有了持续的提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
二
长期以来，历史专业居安思危，努力探讨适合于专业发展和建设的途径，在十多年的建设中，历史专业逐步形成了的自己的特色专业发展理念，开放——面向社会，感悟真实；实践——磨砺品质，知行合一；创新——追求卓越，与众不同。，努力在实践与创新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气质与风格。
历史系的实践活动注重创新性内涵，体现着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活动以创新性为最高标准，注重其对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每项活动的策划与设计都为学生搭建成为展示个性的社会与实践活动舞台，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自我选择、勇于担当的实践平台。
历史专业实践教学分化为四大部分，即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和主题实践。科研实践是培育学术意识的学术能力，积极为学生创造参与科研学术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参与学术研讨，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思维层次，与专家讲座与座谈，感悟学者风范与气质，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心中的学术舞台；参与科研项目，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科研基础训练，收集整理资料，查阅学术信息，审核校对文字，撰写论文，发表文章，参与编书等，收获荣誉，树立自信。
专业实践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历史专业的专业实践以参观考察为基础，注重学术意识与能力的培育。在实践中，专家现场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与遗址考察，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组织相关内容的讲座与报告会，讲授历史、考古及文物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锻炼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学生专业兴趣与修养。专业实践以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遗址考察为主，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服从专业教学的需要，有计划的进行。考察地点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址为主，特别是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现代遗址遗迹。为保证专业实践的有计划进行，实践方法因具体地点和条件而有所不同。如昂昂溪遗址是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具代表性，路程较近，较为方便，是历史系每年组织学生去进行田野考察的首选之地。为了达到良好的实习效果，昂昂溪考察基本上安排三天两宿的时间，以保证考察质量。江桥抗战遗址是部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内涵，其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的殊荣，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历史系专业考察和科研交流以及开展综合性社会实践的理想场所，成为历史系每年必要前往考察之地。同时，个别地方由于途较远，经费不足，学生只能间隔一段时间前去参观考察。专业实践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专业实践以考察文化遗址、遗迹和参观博物馆、纪念馆为主，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与交流，探讨其历史价值。每次考察后，组织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组织考察汇报会。实践证明，专业实践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育学生的创进新意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也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近年来，历史专业不断地拓展实践领域，为此，在实践中与有关单位部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市文物管理站、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泰来江桥抗战纪念馆等有关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建立实践基地，聘请地方专家为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撰写专业考察报告。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历史系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历史文化考察队，使实践活动目标更加明确，开展每年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考察。
综合实践是历史专业最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历史系综合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挑战性，活动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性，如：寻访齐齐哈尔抗日老战士活动，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寻访与调查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隔代人之间的对话与思想沟通，同学们付出辛苦，留下回味的感动。当学生们在主动地带着鲜花或水果去老人家里走访时，使我们感到了活动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调查活动中，300多名学生走进百姓生活小区和家庭，对比百姓生活三十年生活巨变，感悟着历史发展进步的脉搏，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更是一次感动心灵之行；重走抗战路，是一次对大学生精神和体质的双重挑战，两天行程150里，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念。历史系组织的大型实践活动建立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基础上的，没有任何形式主义与强制性要求，全部自愿参加，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规模或限制有的学生报名也不能参加，这也是历史系实践活动坚持十年，深受学生欢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特色的重要原因。历史专业的综合性实践创意新颖，体现时代主题，融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教育为一体。实践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使学生在策划、组织、沟通、写作、体力锻炼、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全面的能力锻炼。在活动中逐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做人。
专题实践，是在鲜明的主题下进行的比较单一的实践活动。如重要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学生教师基本能力的训练、学生科研活动以及其它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主题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小精悍，能够起到经常调动学生实践活动情绪的作用，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综合能力等方面得到经常性的比较全面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于社会。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3
一、20世纪头30年间是以对渤海遗址调查为主的时期
由日本、俄罗斯学者(确切地说是旅哈俄籍学者)垄断,主要目标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三灵坟等。日本学者在军国主义支持和庇护下,积极配合向“满蒙”地区渗透。1883年,日军间谍潜入中国吉林集安盗拓《好太王碑》。1894年御用文人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嗣后,日本一些学者相继潜入中国(首先是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如鸟居龙藏、鸟山喜一、关野贞、白鸟库吉、黑板胜美和内藤湖南等等。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和鸟山喜一《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都记述渤海遗址。在掠夺中国历史文化财产的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中成立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对渤海上京城址调查记录做出的贡献。成书于1921年的《宁安县志》(王世选修,梅文昭总纂)对上京城的记录超过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着作,所附上京龙泉府遗址图是已知最早的实测图。俄罗斯学者注意和研究渤海历史及其国内渤海遗迹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对渤海遗迹虽作过调查和个别挖掘,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差距,甚至难以分辨某些遗迹性质。30年代前后,对渤海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1919年率宾唐晏撰《渤海国志》,后黄维翰撰《渤海国记》,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国志长编》。日本则有鸟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内宏等人都有渤海论着发表。苏联的Э?H?马特维耶夫于1929年出版《渤海》。朝鲜学者也有相关论着问世。
二、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可划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
特点是发掘范围扩大,进入以发掘为主和调查发掘交替进行时期。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学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是步侵略军后尘而至。不过,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学者。1931年,在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前,这里组建东省特区文化发展研究所,当年即组织大型综合考察队赴东部地区考察,中国着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先生参加地质分队,还曾参加古人类分队的考古工作。古人类分队由B?包诺索夫领导,调查渤海上京城址、三灵坟等,包氏的调查试掘材料(《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于1932年首先用俄文发表。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发掘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这在国际考古发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例。因为日军曾在上京城宫城南门前(五凤楼前)同抗日军民激战,伤亡惨重,今五凤楼前的高大水泥标志就是由为超度这些罪孽深重的亡灵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很大影响。发掘文物装了23箱运回日本。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东北地区渤海遗迹的掠夺性调查和发掘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学者已经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遗迹,基本都被发掘了。如何评价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呢?据有关资料和知情者透露,他们的发掘有时基本上是有什么挖什么,科学性不敢过多恭维。谓其挖宝式盗掘可能不服气,说掠夺也会有应词。但他们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受占有心态支配和挖宝欲望的驱动,考古调查发掘必然是主动掠夺式的,因而发掘必有很大随意性,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三、抗战胜利迄今为第三期
20世纪后半期中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中国由于得天独厚等条件而占据主导地位,每一重要发现和研究进展,都对国内外渤海历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从半个世纪的渤海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可以看出一些脉络,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4
一、中国网具源起
中国网具的起源，文献托于伏羲氏，芒、蛛蝥等人。《易・系辞下》言，“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田）以渔。”《世本》云，“芒作网。”《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云，“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等等。伏羲、芒、蛛蝥等人，其时代均为史前史时期。综合各则史料来看，我国史前人类最初制造网大概是受了蜘蛛的启发而开始的。其制网的最初材料，有可能是首先用芒草制绳进行编织。芒（miscanthussinensis）属禾本科，秆直立、粗壮，叶片呈线状披针形，边缘有倒刺。芒遍布于我国各地，我国古代人用它编织草绳、草鞋（芒鞋）等。《楚辞・惜誓》记“并纫茅丝以为索。”苏轼在《定风波》词中，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描写。我国考古工作中，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了很多绳纹陶片。绳状陶片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绳。最早的绳纹陶片，大概距今有1万多年的历史。如四川古蔺野猫洞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片等(1)。其后，绳纹陶片的发现更多。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公元前5600-6000的绳纹陶片(2)，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发现很多公元前5500-6500年的绳纹陶片等(3)。我国古代对绳的使用，在1万年前已有，在8000多年前已较广泛。但是，1万年前已使用绳，并不代表当时已能用绳结网。用绳结网，是古代人民在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新思维、新创造。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用绳结网、使用网的历史，至少可以推测到距今约9000年左右。譬如，距今约9000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就出土有用残鼎足改制成的陶网坠(4)。湖北城背溪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距今约8000多年的用砾石加工的束腰形石网坠（图一，1）(5)。这些网坠的出现，以实物证明我国在当时已开始使用渔网。束腰形石网坠在我国流传很久，它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以后，便一直是我国网坠的主要形式之一，直至现代鄂伦春人仍使用它(6)。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还出现有很多其他网具实物。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出土有许多穿孔的蚌壳(7)，人们认为，这种穿孔的蚌壳也是用作为网坠使用的。另据考古界研究，华北磁山文化古遗址中，还曾出现有网梭（距今约8000年）(8)，网梭的出现，表明当时人已能编织较精细的网。这也就是说，当时人不仅可以结绳制网，而且还能用较细的纤维为编织细眼密网。《孟子・梁惠王上》“数罟不入污池”，“数罟”即细眼密网。以上，是我们根据考古遗存对网具出现时代所作出的大体推断。其实，网具的具体出现时间可能比我们推断的时代还要早。因为网具产生之后，其最初使用的领域可能是先用于网捕陆上活动的动物（网鸟、兽等）。只有在陆上使用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具备在水中使用的经验。因为网不易保存，所以陆上使用的网较难遗留，早期陆上的网具使用时代较难考察。而水中的网（渔网），一般可以遗留有网坠等。我国目前考古界对早期网具出现的时间，仅仅是凭依网坠而作推论。这个推论时间，应该比网具出现的实际时间要晚。
二、网具类型
（一）陆上使用的网
我国古代陆上使用的网，使用形式和使用场合很多。据文献记载，古代无论集体田猎、个人狩猎、捕兽、捕鸟等，都经常使用到网。用网捕兽是古代狩猎的重要手段。《礼记・月令》云：“田猎置?、罘、罗、网，”郑玄注：“兽罟曰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曰，“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盐铁论・刑德》云“罔（网）疏则兽失。”等等。用网捕鸟也是猎鸟的重要手段。左思《吴都赋》云“毕、罕琐结”（毕、罕均为捕鸟网，见下文）。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蒙曷鸟苏”，蒙即指使用网捕。张辑注“曷鸟似雉，斗死不却；苏，畏惧不安的样子，《易・震・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古代田猎有时使用网的场面很大，司马相如《子虚赋》云楚王田猎：“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扬子云《长扬赋》云汉成帝田猎时，“张罗、网、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犭穴犭矍、狐兔、麋鹿。”等等。根据文献资料，我国古代陆上使用的网具，主要有以下各种。
1、捕兽的网：
①?网：捕野猪的网。《后汉书・马融传》“罘、置、罗、?，弥纶阮泽。”李贤注：“?，彘网也。”
②?网：是一种较大的定置捕鹿网。《尔雅・释器》云“麋网谓之?。”《战国策・楚策三》记，“今山泽之兽，无黠于麋。麋知猎者张网，前而驱己也，因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知其诈，伪举网而进之，麋因得矣。”《太平御览》卷832记，“麋有难制，张?也。”?网或曰?网，左思《吴都赋》云“?、蹄连网”，刘逵注，“?，麋网。”张景阳《七命》：“尔乃布飞，张修?。”
③?网：?网可能是一种较小的定置捕兔网。《诗・周南・兔》“肃肃兔?，木豕之丁丁。……肃肃兔?，施于中林。”《毛传》云“兔，兔网也。”张衡《西京赋》云“结?百里，i杜蹊塞。”薛综注：“i，道也；蹊，径也。皆以网杜塞之也。《小雅》曰：杜，塞也。”《吕氏春秋・孟夏纪》“结?网，捆蒲苇。”《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之网。”
④罘网：指较大的兽网。《子虚赋》云“列卒满泽，罘网弥山。”张衡《东京赋》曰“解罘放麟。”《吕氏春秋・孝行览》中，记舜曾经“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曹子建《七启》记“缘山置?，弥野张罘。”我国古代有的地方罘网较盛，曾经有以罘命名的地名。《史记・始皇本记》记始皇曾东巡登之罘山刻石，其辞有“皇帝东游，巡登之罘。”
⑤绊网：《诗・周颂・有客》“言授之絷，以絷其马。”郑玄注：“絷，绊也。”《诗・小雅・白驹》“絷之维之。”《左传・成公二年》记，“韩厥执马前。”司马相如《上林赋》有“绔白虎，”郭注：“绔，绊络之也。”左思《蜀都赋》“尉罗络幕”，班固《西都赋》“笼山络野”。絷、绔、络，皆是指绊网一类。
⑥索套网：索套网有大的用于系取马、虎一类动物的，也有较小的用于系取兔类等动物的。该类网又或名“蹄网”。司马相如《上林赋》云“@马要”，张辑注，“马要，马属也。”李善注引《声类》：@，系取也。《战国策・赵策三》“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虚，虎怒，决蹯而去。”《庄子・外物》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集解》引《释文》云：“蹄，兔（网）也。系其脚，故曰蹄。”
⑦定置自动网：是一种置于野外设有机关的网具，当动物进入网内触动机关后即被捕获。这类网具有大有小，小者捕猫、鼠之类，大者可捕虎、豹。《庄子・逍遥游》“庄子曰：子独不见狸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山木》又云，“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
⑧笼网：笼网是先秦、历史时期个人狩猎常用的工具。《韩非子・第十八卷・八说第四十七》云：“干城距冲，不若湮穴伏囊。”“伏囊”即在其设置笼网。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引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中说，猎者捕貂“先设网，后以烟熏之，貂畏烟出奔，即入网中”(9)。这种网是一种较小的网，多用较坚固的纤维或竹篾（较晚有用金属丝）制成，猎人常随身携带，用于捕貂、狐狸、野猫、鼠类、兔类等。
2、捕鸟类的网，种类也较多。如：
①罗网：罗网可能是用细纤维线制作的定置网。《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小雅・鸳鸯》“鸳鸯，毕之罗之。”罗在我国发明很早，《世本》云，“句芒作罗。”《说文》云，“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雉，古者芒氏初作罗。”《战国策・东周策》记：“譬之若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淮南子・原道训》：“射者捍乌号之弓，弯棋卫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尤不能与罗者争多。”我国古代还有善于用网捕鸟的部落，后来形成了古罗子国(10)。《周礼・夏官・罗氏》“罗氏掌罗乌鸟。”注：“能罗网捕鸟者。”罗网可能主要是用于捕获较小的鸟类，《韩非子・难三》：“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雀，小鸟也。《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罗所能网也。”但有的罗网可能也比较大，祢衡《鹦鹉赋》云“冠云霓而张罗。”
②罨网：《说文》云，“罨从网，奄声。”左思《蜀都赋》云“罨翡翠。”罨网有时也称“掩网”，《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记“《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
③毕网：毕网是一种长柄的捕鸟小网。《小雅・鸳鸯》“毕之罗之”，《集传》云，“毕，小网长柄者也。”《庄子・┰氯ン妗吩疲“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集解》“郭松焘云：《说文》‘率，捕鸟毕也。《诗》毕之罗之。鸟罟有毕。’”《韩非子・第十七卷・诡使第四十五》则云，“虽毕弋驰骋，撞钟，国犹且存也。”
④罕网：《吴都赋》云“毕、罕琐结。”刘逵注：“罕，鸟网也。”张衡《西京赋》“飞罕氵肃a”，李善注：“《说文》曰，罕：网也。氵肃音肃；a音朔。状声也。”罕网在先秦时也已被使用，宋玉《高唐赋》云“弓弩不发，罘罕不倾。”
⑤B网：是一种小网。《礼记・王制》“鸠化为鹰，然后乃设B、罗。”张华《鹪鹩赋》“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尚何惧于C、B？”
⑥?网：是一种装有机关自动掩捕鸟类的网，也叫覆车网。《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毛传》“?，覆车也。”《正义》引郭说，“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以捕鸟。”
⑦C网：《王风・兔爰》“雉离于C。”《吴都赋》“峭格周施，C、B普张。”刘逵注：“《庄子》曰：‘峭格罗络’，谓张网周施。C、B，皆捕鸟网也。”C网可能是一种比较大的捕鸟网，它除了用于捕较大的雉类外，也捕大而高飞的鸿雁等。如班固《西京赋》云“抚鸿C，御缯缴。”
⑧罘（?）网：是一种张在屋檐或窗户上防止鸟雀飞入的网，以丝线或铜丝编织成。这种网出现的较晚。唐李贺《宫娃歌》“寒入??殿影昏”，王琦注引胡三省《通鉴》注云“唐宫殿中，??以丝为之，状如网，以捍燕雀。”福格《听雨丛谈》卷八??：“盖用铜丝织成细网，幂于檐下，以防雀鸽栖集。”
（二）水中使用的网
我国水中使用的网（渔网），史前、先秦时期已出现了较多种。简述如下。
①刺网：刺网是一种使用广泛的渔具，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渔具之一。刺网属于挂网，网衣呈矩形片状。使用时，利用网坠拉扯网衣下方，然后人工牵扯或固定网衣上方，使网衣呈壁状立于水中。鱼类在通过网衣时，头部、鳃盖骨（鱼体较粗大的部位）刺入网目或全身被网衣缠住，从而对鱼类进行捕获。刺网有定置的和人工牵拉顺水漂流的等，前者称定置刺网，后者称流刺网。我国传统的刺网网坠一般用小砾石制成，大多是对小扁砾两侧对称性地打制出一对缺口，供绑系网绳即成。这类网坠最早约发现于8000多年前，如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中的出土物（图一，1）。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类网坠用材较随便，可以较厚，也可以较薄。有的用片状小砾石制成，如陕西龙岗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物（图一，2）(11)等。《史记・龟策列传》云，“龟来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这里所说的幕网即刺网。
②投网：投网又名撒网等，是一种小型圆锥形网具。网的顶端结有一个长绳，下网缘向内折成夹边作为囊网，并缚有网坠。使用时，将网撒成圆形罩向水底，逐渐收拢后使鱼进入夹边或被包缠网中，随即起网捕捉。这是一种用于我国内陆浅水区域的传统网具。我国历史上的投网网坠主要用陶制（也有很少用石制），主要形式有2种：一种是陶制棒状，两端和纵轴对称性加工有缚网的绳槽（少数横向有3道绳槽，或纵向无绳槽），因这类网坠最早发现于长少下游马家滨文化时期，因此考古界又名之为“长江型土锤”(12)。典型器如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物（图一，4）(13)、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物（图一，3）(14)等。另一种是橄榄形陶网坠，纵向中轴部位有穿孔，最早约发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如崧泽文化）。长江三峡地区这类网坠很密集，如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图一，5）(15)、重庆涪陵石沱遗址（图一，6）(16)等。投网在我国出现较早，并普遍使用于内陆区域。“”的古意即有撒（投）网的意思，张衡《西京赋》“钓鲂鳢、纟丽p鱼由。”薛综注：“纟丽纟丽网如箕形，狭后广前。”
③罾网：罾网亦名敷网或渫，是用囊状网衣、绳索、竹木架等构成的悬挂网（有的牵挂于树上）。《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云：“钓者静之，C者扣舟，湔呔僦，为之异，得鱼一也。”使用时，罾网设在水体中、上部，待鱼虾游入网后，向上牵拉网具捕捉。所捕鱼类主要是水体中、上层的鱼。罾网是我国的传统网具，但考古上没有实物发现。据文献考察，该网具至少在我国战国时期已分布较广。《庄子・月去箧》云“钩铒、罔、罟、罾、苟之知多，则鱼乱于下矣。”《楚辞・九歌・湘夫人》云“罾何为兮木上？”陈胜起义时，曾经利用别人罾网捕捞的鱼帮助自己。《史记・陈涉世家》记，“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④拖网：由不同网片和纲索构成的囊形大型网具，利用渔船进行拖曳，主要捕捞水体中、下层的鱼类。依考古发现看，拖网至少在我国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我国渤海沿岸距今约40000年左右的古文化遗址里，即出土有很大而重的石网坠，有的网坠加工有凸起的两角用于束绳（束角形），如旅顺于家村遗址出土物（图一，7）(17)；有的网坠加工有大的穿孔，由孔部向两边的侧上方系绳，如大连郭家村遗址出土物（图一，14）(18)。在内陆区域，也出土比较小一点的拖网网坠，如近年长江三峡一些先秦古文化遗址中。这些遗址主要出土长江水体中、下层鱼类骨骸，但伴出一种较大的“t”型绳糟石网坠，这种网坠是具有内陆特点的拖网渔具(19)。
⑤围网：围网是用网衣和纲索构成的长带形大型网具，使用时用单船或多船投放于开阔水面，围捕密集的中、上层鱼类。考古界有些观点认为，在有些区域集中发现数量很多较小的束端石坠（一个遗址中可发现数千件），这种网坠可能是用于围网渔具。如河北迁西县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西寨遗址（图一，8、9）(20)等。围网网坠大小比较均匀，体积略小，绳缺主要加工在网坠的两端（束端形）。刺网网坠则变化较大，绳缺主要加工在原型的两则（束腰形）。《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引其纲，而鱼已囊矣。”
⑥张网：张网是一种长囊形网具，网口部多用硬物固定为方形、矩形等。使用时将其网口逆向流水，定置在急流性水域，利用急流迫使鱼虾进入囊网。张网网口部一般用桩、锚、船等进行组合，使口部固定、张开，在浅海、河流均可设置。根据现今张网渔具使用情况，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阮家坝遗址中的出土物（图一，13）(21)、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物（图一，12）(22)等可能属于张网渔具。
⑦建网：建网是一种大型定置渔具，由厢形网、墙形网等组成。这种网通常设置在海湾和河口鱼群通过的场所，由墙形网将过往鱼群集约于厢形网内。其使用原理与古代的沪（用竹、木等硬棒围插成建网形式）相似。建网源于何时？目前于考古学中尚有待于注意考察。
⑧抄网：抄网于先秦时已较普遍，古名D或汕。《尔雅・释器》云，“D谓之汕”，郭璞注“今之撩罟。”《诗・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亟然汕汕”，《毛传》，“汕汕，木巢也。”郑笺，“木巢者，今之撩罟也。”
⑨兜网：兜网是一种常和其他渔业形式配合的网具，如用于盛鱼或和鱼梁配合使用等。鱼梁是先秦、历史时期很普遍的渔业形式，用石料等从河岸向河中心堆砌成“八”字形石梁，中部留一缺口供鱼类通行，缺口设一兜网则鱼入不得出。《礼记・王制》说，“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邶风・谷风》“毋逝我梁”，《集传》：“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曹风・候人》“维鹈在梁。”《华阳国志・蜀志》“江有鱼漕梁。”我国先秦时期，可能已有鱼梁税。《苟子・王制第九》：“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稍晚的历史时期，还曾有专门由朝廷委派管理鱼梁的官吏。据文献记载，东晋名人陶侃年轻时就作赤管理鱼梁的官吏，“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尚以坩饱母”（《世说新语・贤媛》）。
三、小结
在人类早期历史时期，狩猎、渔业的生产史，早于农业生产史。在农业生产初出现时，人类的经济来源也依然是依靠狩猎、渔业等。当农业逐步成为人们所依靠的经济来源时，狩猎和渔业，也依然在人们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成分。先秦以前，农业能提供给人们的经济来源是有限的。《孟子・万章下》记，“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告子下》记，“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苟子・富国第十》：“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先秦时期，农业亩产量是很低的。甚至在西汉，一家自耕农虽有田百三十亩，也仍然会“妻子糠豆不赡，粗衣不完”（《汉书・贡禹传》）。所以史前、先秦时期，当农业尚不甚发达的时候，网具的使用，对人们的经济生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们利用网具，可以捕获羽族（禽类）、毛族（兽类）、鳞族（鱼类）等。网具，是改善早期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国网具的发明，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网具，对周边国家还曾产生过积极影响(23)。因此，研究中国网具的发生和使用情况，对认识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科技史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1）杨兴隆等：《中国古蔺大熊猎――剑齿象动物群研究》［m］.重庆出版社.1995.1-73。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881，（3）。
（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m］.文物出版社，2001.1-79。
（6）（9）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58-151。
（7）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J］.文物，1976，(12)。
（8）李仰松：《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a］.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208-209。
（10）何光岳：《楚灭国考・古罗子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6-52。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90.20-21。
（12）（23）（日）甲元真之：《黄、渤海周围地区的史前渔捞》［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102-105.
（13）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7.82-83.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m］.文物出版社，1989.321-324。
（15）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a］.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209-243。
（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涪陵石沱遗址发掘报告》［a］.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209-243。
（17）旅顺市博物馆等：《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8-103。
（18）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4.（3）。
（19）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渔业生产》［J］.江汉考古，2002.（3）。
（2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第三届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报告集，《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1）王炜林：《阮家坝遗址》［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205-270。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世界遗产公约
反应性监测（Reactivemonitoring），是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HeritageCommittee）对世界遗产的监测方法之一。通过反应性监测，敦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
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将“反应性监测”写入《执行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根据《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是指由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部门和咨询机构，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有关受到危胁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报告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发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有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害或危胁，向缔约国询问情况、收集信息、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对所有材料进行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做法，形成的报告要求递交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及缔约国管理工作成效做出客观中肯的评判。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而狭义上，反应性监测是指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于那些突出普遍价值可能或已经受到影响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工作协调，以便专家进行现场检查评估。简要的说，就是反应性监测的现场检查评估。
国内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研究尚不普遍。曾纯净等提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监督机制，是针对所察知的紧急情况进行的反应。周海炜等认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监测，对遗产地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闫金强梳理了世界遗产监测的体系，回顾了监测的历史，将反应性监测定性为“被动反应性监测”。、赵云对近年来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进行了分析，对建立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机制提出了建议。综合看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导开展的反应性监测还缺乏技术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鲜见对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独到见解。本文将主要阐述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世界遗产开展反应性监测的工作形式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的启示和意义。
一、反应性监测的实施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缔约国提名一项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缔约国要采取适宜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修缮和展示好世界遗产。
为了实现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将在受《世界遗产公约》保护地区开展或批准开展可能影响到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世界遗产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通过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向委员会转达该意图。缔约国必须尽快（例如，在起草具体工程的基本文件之前）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通告，以便委员会及时帮助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保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维护。
这条规定，授权世界遗产中心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重大工程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管。但这条规定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因不同缔约国对该条款的理解程度不同，便会有多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如对某个修缮项目或者建设工程，缔约国可能认为修缮原则正确、方法得当，没有影响到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于是便不会将项目或工程方案通告世界遗产中心。但如果世界遗产中心通过非缔约国的“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个项目的存在，认为缔约国可能没有对保护遗产安全进行必要的、正确的处置，或认为该项目会威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便会对缔约国进行质询，要求缔约国确认消息是否属实，对工程、项目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澄清，并需于规定日期前提交。
一般来说，上文提及的“其他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新闻媒体的报道。如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世界遗产中心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注意到“遇真宫”的顶升工程，认为这项工程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突出普遍价值。二、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反馈。如2014年对曲阜孔庙、孔林及孔府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的某国际组织，认为当地政府对位于曲阜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的环境整治工程，有可能会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的突出普遍价值，而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了有关情况。三、个人的举报。对世界遗产关注的个人，发现了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可能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也可以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情况。
通过上述三种情况，世界遗产中心知晓了缔约国要开展的某个项目，或世界遗产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消息，世界遗产中心会要求缔约国对此提交信息、说明情况。之后，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上报的材料以及“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等，一并进行分析评估，以保护状况报告的形式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一般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会做出以下两种决议：一是认为目前所有的信息足以说清楚事实，并不需要缔约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认为世界遗产确实存在潜在的风险，就会在决议中，要求缔约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组合联合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评估。二、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和工作形式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主要是对触发反应性监测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检查，评估其是否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
另外，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和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还会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管理体制、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所以说，反应性监测，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地开展的一次全面检查。
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开展工作的方式包括地考察、听取遗产地管理机构的汇报、与利益相关者座谈等多种形式。现场考察结束后，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反应性监测报告。
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反馈的信息，通告的项目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有关文章、反应性监测报告等全部资料，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形成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上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三、反应性监测的决议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的决议要求，对附有推荐决议草案的保护状况报告，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就不再进行讨论。后来，鉴于《操作指南》确定的程序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长，现在采取的方案是：对涉及要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提议列入或移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需要进行加强监测机制、遗产地需要最紧急的保护措施、收到关于遗产地新的材料、需要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改等事项，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其他的项目，均可以不进行公开讨论。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委员国，对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进行讨论后，可以做出以下五种决议：（一）如遗产未受到严重损害，则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二）遗产确实遭到严重损害，但损害不至于不可修复，只要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对其进行修复，就仍可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录》内；（三）遗产面临严重的、具体的危险，要将该遗产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四）遗产所受损害已使其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赖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诸项特征，将该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五）当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做出以上决议，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措施，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遗产状态、所面临的危险及修复的可靠性。
反应性监测的有关程序，可以用下表表示：
四、反应性监测体系的特点
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设立的反应性监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和规范的体系。反应性监测不是一种惩罚机制，其最终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好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避免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反应性监测体系不仅加深了缔约国和遗产地管理者对《世界遗产公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世界遗产委员会愿通过与缔约国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世界遗产的更好的保护。分析起来，反应性监测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反应性监测触发的信息来源广泛，有个人，有机构，有新闻媒体。现今时代，信息传播极为迅速，使得各缔约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都面临着全面、实时和全世界的监督。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规模灵活，根据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潜在的影响程度，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由1-13人组成。一般来说，每位专家代表一个国际组织，如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如2014年对曲阜三孔的反应性监测，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位专家承担；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2015年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的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由三位专家组成，分别代表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在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的遴选方面，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指向性。分析起来，选择标准和要求如下：一是需要对世界遗产事务熟悉。如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景峰，任职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长期协调、管理亚太地区的世界遗产事务。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乔・金，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加米尼・维杰苏里亚，均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遗址部任职，两人长期代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事务，执行过多次反应性监测任务。二是来自同一地理文化圈。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吴瑞梵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常驻上海；狄丽玲，香港大学教授，常驻香港。三是具有同类型世界遗产的专业背景。承担曲阜三孔反应性监测任务的印度专家穆尼什・潘尼特，是名建筑师；承担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反应性监测任务的韩国专家蔡美玉女士，获得景观建筑硕士学位，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反应性监测的工作流程有严密的规范和约定。如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持有世界遗产中心出具的“授权调查范围”证明；在结束反应性监测现场考察后的六个星期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详尽的考察结果和建议报告；报告须按照反应性监测任务的报告格式，附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有关决议、考察团组成、行程和活动、人员列表、地图等全部资料；如无特殊情况，反应性监测报告须向社会公开等。
在反应性监测的全过程，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特别注重与缔约国的沟通，通过缔约国上报的保护状况报告、有关工程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等，听取缔约国的意见和解释；反应性监测专家组在现场检查时，多次召开会议，与缔约国和遗产地代表沟通，并反馈反应性监督专家组的考察评估意见。
按《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考察期间的费用由世界遗产基金承担。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困难，对我国进行的反应性监测，一般由我国承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境内发生的正常费用。
五、对中国的启示
对缔约国来说，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的，是从国际到国内的监测方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中心来说，反应性监测体现了“问题导向”，是一种主动行为，可以理解为是对缔约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检查。近十年来，中国的明清皇宫、丽江古城、澳门历史中心、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等六处文化遗产接受了反应性监测。而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则无一处遗产地接受反应性监测。虽然不能单纯以反应性监测的频次，来判断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韩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方面，还没有出现大的缺陷和问题，引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中国应该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种体现“问题导向”、“灵活”的世界遗产监督形式中有所启示，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
（一）以“内容大于形式”为指导原则，做好准备工作
因为反应性监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对世界遗产地已经出现“问题”的现场检查，其结果或会导致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被移出《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各遗产地人民政府对反应性监测都备感压力，对反应性监测专家组的现场考察极为重视，比如各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超常规格”接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安排警车开道、入住豪华宾馆等。
但实际上，对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的接待，把握的原则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准备向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各项资料，给反应性监测专家组提供详实、准确的项目方案、解释拟建项目与世界遗产的关系，论述项目的可行性，做好文物影响评估以及保护管理规划的汇报，而不应过多关注专家组的衣食住行。
（二）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
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世界遗产的有关概念，但中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一天起，就应遵守《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缔约国的职责。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反应性监测的决议中，指出对缔约国没有按照《操作指南》第172条的规定，将遇真宫提升工程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强烈遗憾。但又坦承，遇真宫环境的环境和背景的改变，没有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威胁。事实上，反应性监测的报告中，也认可目前选择的抬升方案，而且认为已经实施的工作的技术质量“非常杰出”（excellent）。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在遇真宫顶升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向世界遗产中心通告该项目，寻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游”（upstream）咨询建议，事实上也是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创举。然后，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供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修改方案并实施，遇真宫顶升工程或会成为我国遗产保护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应性监测自然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对开展的重大文物修缮项目和环境整治工作，我国应该以更开放和自信的心态，通过世界遗产中心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沟通，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同时，敞开胸怀，广泛听取国际范围内专家的意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这也符合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一直强调的，愿与缔约国加强合作沟通，提供有关项目的“上游”咨询服务。
（三）严格控制世界遗产缓冲区内的环境整治和建设活动
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设置，是为了有效保护申报遗产而划定设立的遗产区周围的区域。申遗成功以后，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游客的增多和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需求的增长。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为重，肆意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或者管控不力，缓冲区内出现超高、超大体量的建筑。此类建设，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程序，往往会触发国际组织的反应性监测。如对曲阜三孔进行反应性监测，就是缘于当地政府对位于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起因，是在大昭寺缓冲区两侧兴建了八廓商城、神力商城，高度超过《大昭寺文物保护规划（2015-2030）》等规划中关于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因此，各地方人民政府和遗产地管理机构，应该严格遵守缓冲区内的管理规定，对缓冲区进行的环境整治、新建建筑等，都要请第三方机构做文物影响评估；新建建筑的样式、体量、风貌等，都应与周边环境和遗产地保持协调；更重要的是，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报告和通告手续。
虽然《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模糊，但我国应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内部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总的原则应该是，除有保密需要或该项目几乎不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周边环境景观造成任何损害的项目外，应尽可能通告国际组织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开展的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方案文本、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保护管理规划等。通过通告，既可以增进交流，更重要的是展现缔约国政府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和能力。
（四）建立中国国内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制度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实际会对整个世界遗产工作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和评估。这也是一处世界遗产，除了在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有国际专家进行现场检查之外的，又一次接受国际专家进行的全面的现场检查、评估。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开展的反应性监测，以发现的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明确任务，能够使缔约国政府、遗产地管理者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世界遗产公约》，帮助遗产地管理者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敦促遗产地管理者进行整改和完善，采纳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风格。目前，反应性监测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地进行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工具和体系。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6
《扬州古城保护条例(草案)》、《扬州市河道管理条例(草案)》已由扬州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为了增强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现将两部法规草案全文予以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请将修改意见和建议于20xx年7月31日前以书面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反馈给扬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系电话及传真：电子信箱：地址：扬州市文昌中路672号，邮编225000
扬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20xx年7月1日
扬州古城保护条例(草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扬州古城保护，保持扬州古城传统风貌与特色，继承和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扬州古城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扬州古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演进形成的城市遗存，其范围为：东至唐子城东护城河、黄金坝路、古运河一线，南至古运河、二道沟、荷花池、宝带河一线，西至宝带河、保障河、唐子城西护城河一线，北至唐子城北护城河、上方寺路一线。
第三条在扬州古城居住和从事生产经营、工程建设、保护管理、旅游开发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古城保护遵循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统筹规划、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古城保护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负责古城保护管理工作。
广陵区人民政府、邗江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按照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和古城保护实际需要实施古城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市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功能区管理委员会设立古城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古城保护。
第八条市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加强古城保护的宣传教育，对在古城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古城的义务，有权对破坏古城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九条市人民政府每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古城保护管理工作，依法接受监督。
市人民政府对负有古城保护职责的部门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功能区管理委员会的古城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每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为扬州古城保护宣传日。
第二章保护机构
第十一条市人民政府设立扬州古城保护办公室(简称市古城办)，具体负责古城保护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负责古城保护日常事务，协调、指导相关部门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做好古城保护的具体工作;
(二)研究古城保护、管理和利用的政策;组织编制古城保护名录;组织开展古城研究、宣传工作;
(三)组织编制市古城保护年度项目计划和预算方案，配合市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市古城保护专项资金;
(四)组织开展对古城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五)参与编制并监督实施古城保护相关的规划;参与古城保护相关的工程建设方案审查;
(六)参与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的申报工作及整治、修缮、安全等管理工作;
(七)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八)督促相关部门查处古城保护违法违规行为;
(九)市人民政府明确的其他应由市古城办承担的职责。
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成立扬州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为古城保护提供咨询;市古城办负责专家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市古城保护相关部门职责：
(一)市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清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组织申报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负责古城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工作;
(二)市文物主管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监督管理工作，负责文物保护、维修、利用项目方案的审批及实施工程的监督工作;负责地下文物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协调实施重要遗址的保护工作;负责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管理;会同规划主管部门提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方案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三)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统筹负责古城基础设施改造维护工作，负责古城内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竣工验收备案;负责古城建筑节能技术推广;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管理;管理古城保护建设工程档案;
(四)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直管公房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管理、修缮、利用及解危工作;负责房屋产权及使用性质变更登记;支持其他国有房屋产权管理机构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五)市城管主管部门按职责负责古城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管理;履行直接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六)公安机关对古城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七)市发改、民政、财政、国土、交通、水利、文化、环保、旅游、宗教、园林、工商等部门协同做好古城保护工作。
广陵区人民政府、邗江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依法履行本区域内的古城保护职责，并将责任落实到所属部门单位。
第三章保护内容
第十四条扬州古城分为明清历史城区和古城遗址区，实行分区域、差别化保护。
明清历史城区范围为：东至古运河，南至古运河、二道沟，西至二道河，北至北城河;扬州古城的其他区域为古城遗址区范围。
第十五条明清历史城区保护内容：
(一)城区整体风貌和传统格局，包括传统路网、街巷体系和历史水系，传统建筑外形、空间组织和色彩，传统地形地貌和绿化空间;
(二)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三)历代城池遗存;
(四)近代以来的工业遗产;
(五)列入保护名录的古典园林、古树名木、古井、古桥梁、古碑刻;
(六)历史地名、商业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的遗址、遗迹;
(八)其他具有历史保护价值的遗址、遗迹。
第十六条古城遗址区保护内容：
(一)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唐子城、南宋宝祐城等历代城池遗址;
(二)唐罗城、五代周小城、宋大城和夹城等城池遗址、遗迹;
(三)古邗沟、古运河、漕河、护城河等历史水系及其桥梁、码头、涵闸等设施遗迹;
(四)探明的古代道路、衙署、寺庙、驿站、市场、手工作坊、重要建筑基址等城池遗存;
(五)历史形成的冈阜、池塘、园林遗址;
(六)凤凰桥街等历史街道;
(七)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地名、商业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其他具有历史保护价值的遗址、遗迹。
第十七条建立扬州古城保护名录，保护名录的编制内容、标准和程序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章保护规划
第十八条市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清历史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规划。
第十九条编制保护规划应当科学论证，广泛征求相关区政府、功能区管理委员会、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应当严格实施，不得擅自调整，确需调整的，原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向原审批机关专题报告，经同意后方可编制调整方案，调整后的规划方案应当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二十条古城内的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保护规划，不得突破相关保护规划确定的控制性指标。工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相关部门批准，规划部门在办理古城保护项目工程建设审批手续时应当征求市古城办意见。
市古城办等相关部门应当参与市古城保护项目的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建设工程档案。
第五章保护措施
第二十一条明清历史城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或损害古城整体风貌和传统格局;
(二)破坏或损害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完整性及其环境风貌;
(三)擅自拆除或毁损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列入保护名录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四)非法占用或破坏历代城池遗存;
(五)非法占用或破坏列入保护名录的古典园林、古树名木、古井、古桥梁、古碑刻;
(六)非法占用或破坏近代以来的工业遗产;
(七)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历史建筑上涂污刻划、乱搭乱建或者擅自移动、拆除其保护标志;
(八)非法占用或破坏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的遗址、遗迹;
(九)其他涉及明清历史城区保护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古城遗址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挖掘、破坏历代城池遗址、遗迹;
(二)擅自占用历代城池遗址、遗迹;
(三)擅自挖掘、填埋、破坏和污染历史水系;
(四)破坏历史形成的地形地貌;
(五)破坏受保护的历史街道;
(六)其他涉及古城遗址区保护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三条明清历史城区建设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擅自成片拆除，确需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尽可能利用原有建筑物;
(二)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修缮，应当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或恢复其历史风貌;
(三)建设项目的功能、建筑形式、空间组织、高度、体量、色彩等，必须符合古城保护的要求，并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协调;
(四)列入保护名录的街巷、道路不得擅自拓宽、裁弯取直，整治时应保持其原有街巷特征;
(五)新建建筑物不得危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和其他受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古遗址的安全和利用;
(六)新建和改造房屋、设置广告、埋设管线、开挖道路等，应当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古城遗址区建设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广陵城、隋江都宫城、唐子城、南宋宝祐城等历代城池遗址、宋夹城遗址和瘦西湖风景区范围内，除文物保护、旅游配套及基础设施等工程外，不得建设其他工程，涉及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的，按照其总体规划执行;
(二)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探明的地下文物遗址、遗迹;
(三)进行工程建设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事先报请市文物主管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施工中发现文物或重要历史遗迹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向市文物主管部门报告;
(四)进行工程建设不得破坏古城遗址区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街道的环境风貌，不得占用历史水系，不得破坏原有的地形地貌。
第二十五条在古城从事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迁移、重建等工程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等级的专业资质。
第二十六条明清历史城区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和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迁移和重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确因保护需要，设计方案不能达到规范要求的，在维持古城道路、街巷肌理的基础上，由市古城办组织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等相关部门、相关区政府和专家论证并形成意见。
第二十七条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不明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或功能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修缮、保养。
第二十八条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合理使用建筑物。
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所有权人负责建筑物的维护和修缮。所有权人确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市、相关区人民政府和相关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可以采取补助、修缮等措施予以保护。
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使用、维护和修缮，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监督。
使用国有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的单位和个人不按要求采取保护措施，造成建筑物损毁危险且拒不改正的，所有权人可以收回使用权。
第二十九条明清历史城区用于居住的私有产权的建筑，经批准按照古城风貌要求修缮、改建的，市、相关区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技术支持和适当资金补助。
第三十条古城新建和改造的通讯、电力、有线电视等线网设施和燃气管道应当入地埋设，入地埋设确有困难的区域，架空线路应当满足安全、景观等要求。
第三十一条古城街巷道路不得随意挖掘。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讯等地下管网改造应当与道路改造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挖掘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开挖和修复方案，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十二条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设置牌匾、户外广告等设施应当经城管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三条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开展古城消防宣传教育，组织、指导消防安全培训。对古城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抽查。负责古城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和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负责消防监督检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承担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
第三十四条古城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消防技术规范设置。
明清历史城区内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按照保护要求和技术规范统筹改善消防设施，确因古城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市规划主管部门、相关区人民政府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并指导相关单位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明清历史城区内的单位、住户和商户应当做好消防安全工作，按照要求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确保消防、救护等应急通道畅通。
第三十五条体现扬州历史文化内涵的历史地名应当保留，确需更改或者取消的，地名管理部门应当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六章合理利用
第三十六条古城利用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弘扬文化、改善民生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鼓励对古城传统文化、艺术、民俗的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
文物保护单位和古代城市遗址可以通过博物馆、遗址公园、遗址保护棚等形式向公众开放。
第三十八条鼓励依法吸纳社会资本合理利用古城资源、发展旅游等相关产业。
对于利用社会资本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法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第三十九条保护明清历史城区原住居民的民风民俗，鼓励原住居民在明清历史城区居住，利用自有资产依法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公益性活动。
第四十条古城内鼓励依法从事下列活动：
(一)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传承、影视作品拍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地方文化研究基地等;
(二)制作、销售旅游纪念品、传统特色产品;
(三)开发、收藏、展示民间工艺品及交易;
(四)经营民俗客栈、特色餐馆等旅游服务;
(五)休闲娱乐业和民间艺术表演。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工程建设，由建设、城管、文物等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规划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擅自拆除或毁损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由文物、城管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擅自拆除或毁损列入保护名录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城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由城管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依法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七项规定，在文物、历史建筑上涂污、刻划的，由文物主管部门、城管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予以处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由文物、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分别由市规划、文物、建设、城管等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或者不执行保护规划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所称历史风貌建筑是指除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外，由市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申报、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体现扬州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历史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筑物。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7
古格王国的卫星城
第一次听说古格王国有个达巴遗址，是从著名的女作家马丽华的《西行阿里》一书中读到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淋漓尽致地向人们描叙了古格王都札不让、托林寺这些古格王国最为辉煌灿烂的华章之后，笔锋陡转：“除札不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如此说来，已发现的遗址群结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布局组合――多香遗址在古格以西30公里处；香孜遗址在古格以北数十公里远；古格以东骑一天马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并且，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为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在众多的古格遗址当中，她首先提到的，便是达巴。
马丽华的这部名作出版于1992年，那一年，正好我有幸参加了由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阿里文物普查队，她的这本书，对于当时初踏上阿里高原，正苦于有关古格王国的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极为匮乏的我来说，已经不是把它当成散文，而是当成“调查指南”一般一遍遍细细阅读的，从中来寻找与古格考古有关的蛛丝马迹。从马丽华的书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古格王国境内这座达巴遗址的线索，她所形容的“众星捧月的卫星城”这样一种围绕古格故城札不让形成的古格遗址的分布格局，更是别开生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我所执笔撰写的考古调查报告中，我也沿用了她所创造的这个字眼）。在古格故城周围这些众星之中，达巴显然是明亮耀眼的一颗。
达巴――箭头落地之处
达巴在藏语中也译为“达布”，意为“箭头落地之处”。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达巴为古格王国时期的“达巴王”（藏语称其为“达巴曲杰”）所建的王宫和城堡所在地。当年在选择修建地点时，达巴王引弓搭箭，一箭飞出，落地之处既生出莲花，呈现吉祥瑞相，令达巴王大喜过望，于是便决定选定此处修建城堡和王宫。当地藏族群众传说，在达巴的寺庙里原来还保存有“达巴曲杰”及其王后的两座灵塔，灵塔中完好地保存有达巴王及其王后的肉身，直到“”时才被破坏，从灵塔中出土有不少珍宝。
事实究竟如何，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达巴在古格王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要冲之地，从地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达巴的西北与古格都城札不让遥相对峙，可以封锁住从南面通向古格首都的主要通道；它的西面是古格王国的另一重镇多香，东面则是镇守古格西方通路的东波，无论从哪个方位上看，达巴都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位置上。所以我认为传说中的“达巴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古格王国属下统辖此地的执政长官，在当地应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并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作为象泉河流域古格王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达巴古城素为中外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所重视。早在上个世纪初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nSven)于1907年曾经到达过这一地区。在他所撰写的《穿越喜马拉雅》（transHimalaya）一书中，曾用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沿着象泉河（斯文・赫定在书中按照西方学术界的惯用术语将其称为“萨特累季河”）途经达巴（Daba）、托林（totling）等地直到古格都城札不让一线的旅程，其中便有关于对达巴所作调查的记录，并附有若干幅线图和照片加以介绍。
斯文・赫定在他的书中不仅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了达巴保存基本完好的佛塔、寺院殿堂、碉楼等建筑，用了不少照片和写生速写图来表现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圣地，在他的书中，将他所观察到的达巴佛寺称之为“达巴贡巴”（Daba-gompa），斯文・赫定记载说这座寺院系由佛殿“强康”（即强巴拉康，chamkang）、拉康等一系列的殿堂组成，他还观察到强康殿堂中供奉有宗喀巴大师的铜像，并且由此还认定达巴寺属于格鲁派的佛寺①。
如果说马丽华的游记富有文学色彩，斯文・赫定的考察游记则更像是一位古板的学院派教授写下来的调查笔记，他们笔下的达巴，都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箭头落地之处”真实的存在，强烈地吸引着我的目光，终于让我有机会走向达巴。
达巴的考古调查
我第一次寻访调查达巴遗址是在1992年7月2日，同行的除了川大的李永宪、自治区文管会的更堆之外，还有县政府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位藏族同志，他的本名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却清楚的记得他的“官衔”――小队长，据说这源于他曾是县城电影放映队的小队长的缘故。“小队长”天性活泼，常把一曲“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唱得有腔有调，唯一的缺点是有些好酒贪杯。一次县里组织放映电影焦裕禄，他稍稍喝得过了头，把个电影放得颠三倒四，让人们不知道焦书记是死是活，惹得县委书记勃然大怒才丢了头上的小小乌纱帽。但是，人们仍然喜欢他，还是叫他“小队长”。天长日久，他的本名反倒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那天一上车，坐在我身边的小队长就先自有了三分醉意，看来行前已喝了不少壮行美酒。车出札达县城朝南行驶，几次跃上札达盆地的高原面，又几次从高原面一头扎到象泉河谷。沿途几次被小队长带进迷途甚至是险途，他的酒也终于被崎岖的山路吓醒了一大半。几经波折之后，才找到通向达巴的正确道路。下午时分，在斜阳的余辉照耀下，我们的越野车驶进了慕名已久的达巴。
第二天一早，开始对达巴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从达巴乡政府的对面山坡望过去，可以远远地观察到这个规模宏大的遗址群，它所在地点的地理座标为n31°13，e79°55，海拔高度4360米，遗址的主体部份大都座落在象泉河支流达巴曲的西岸，主要的建筑遗迹分布在两座南北对峙的山坡坡地之上，其间有一条呈东西向的山谷相隔。
按照考古学的惯例，我们将达巴遗址以山谷为界大体上划分为a、B两区，这两区分别座落在南、北两座山丘的顶部及坡麓地带，其中a区为南区，B区为北区。a区内主要有佛殿、房屋（民居）、碉堡、洞窟以及防卫墙等建筑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为四个群落；而B区主要在山丘顶部遗存有建筑遗址，在山腰和山脚一带有不少洞窟的遗址。整个遗址呈东北――西南一线分布，总分布面积大约有15000平方米左右。
根据实地的勘察我们初步探明：a区的西南山脊上建有达巴遗址当中位置最高的建筑群，山顶部还建有独立的碉楼，环绕山腰开凿有数层洞窟，较低的山脊部依山修建有房屋，屋顶、门框及柱子等。木结构已不存，唯存墙体，墙体系用土坯砌筑，基脚采用片石垒砌。
a区的中央部位为一组寺庙殿堂建筑的遗址，原有上、下两层，现皆已坍毁。下层殿堂遗址包括前厅、中厅及后院，前厅面积约2×3米，北壁残存小面积的壁画，但因长期受到雨水冲刷破坏严重，内容已不可辨识。中厅面积稍大于前厅，壁上原亦绘有壁画，也已经漫漶不清。前厅与中厅之间，原先设有可转折的阶梯可通向上层建筑，现在已经大部坍毁。上层建筑现仅存东、西、北三面墙体，未见到壁画遗迹，推测其可能原系僧人的居所。
在这组建筑遗址的西面，是一组呈南北向分布的遗址，在靠近山体边缘的东西两侧均用土坯砖砌有防护墙，墙体现存高度2～5米，护墙最北端紧接着一座方形的碉楼，高出其它建筑物。护墙内有大小数十间房屋的遗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开间最大者为10×15米左右，一般只有十余平方米。
分布在a区最东部的主体建筑为佛殿，共由数十间大小殿堂组成。平面形状有“凸”字形、“十字折角形”以及方形、长方形等，开间均较大。其中最大的一座殿堂座西朝东，原有立柱估计在18～20根左右，除墙体保存较好外，屋顶、门窗及立柱等皆已不存，由于受到雨水长年冲刷，殿内的壁画未能保留下来。
在这组建筑的西边，沿山势走向砌建有护墙，现仅残存数段，墙体用土坯砖砌建，高约2米，每间隔4米左右在墙上开出一射孔，射孔的形状略呈梯形，外广内收，尺寸约0.3×0.2米。护墙残存总长度约300米左右。沿着这组建筑的山脚坡地一线，开凿有零散分布的石窟。
B区大部分遗址都是作为居住的洞窟，较为密集地开凿在山体南面一侧，从上至下至少有五层，石窟总数约200多座。我们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作了观察，洞窟的式样可以分为单室、双室或三室以上的多室结构，其平面形状多呈圆角（抹角）方形，窟内有用土坯砖砌成的灶台、壁灶、仓池等，壁上有的开出小灯龛。在个别洞窟内还绘制有技法粗劣的佛像。
B区建筑遗址中位置最高、保存状况最好的是该区西部最靠近山体北缘的碉楼。此处碉楼平面呈方形，残存高度约10米，从内壁隔层上残余的梁、椽木孔孔洞推测，碉楼原先至少有五层以上，均以石块垒砌基础，再用土坏砖砌建墙体，墙体明显向上收分。在碉楼的北面和东面两面墙体上开设有数个平面呈三角形或窄条形的望孔，碉楼底层面积约13平方米。
1992年在达巴的调查结束之后，我曾将当年的调查情况撰写成“札达县达巴遗址”这样一个条目刊载于《阿里地区文物志》这部书中②。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达巴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转眼之间便是十多年过去了，2004年7月，当我第二次来到达巴遗址时，远远眺望它的身影，如同又见到了久别的故友一样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只是我遗憾地发现，因搞建设，当年我们划分的B区山顶部的部分古建筑遗址已经被破坏，好在遗址的总体面貌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我更迫切地感受到，文物保护与抢救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必须抢在许多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因素彻底毁灭这些古老遗址之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解读达巴的历史密码
站在眼前这座规模宏大的遗址面前，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似乎又置身在古格王国的历史场景之中，会让人联想到同样是由无数洞窟、殿堂、护墙这些建筑遗址组成的古格故城札不让。无论从遗址的布局特点还是从建筑群的风格特色上观察，都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考古调查当中，我们在达巴遗址内采集到一批铠甲、头盔铁片等遗物，它们的形制与古格故城中的同类遗物也很相似。联系到遗址的布局特点、建筑形式、遗物特征等多方面的情况，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达巴与古格故城的考古遗存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果再结合以“达巴曲杰”的古史传说，我们认为可以基本肯定现存的达巴遗址早期可能是古格王国时期下属的治所之一，的确如同马丽华所说，是拱卫着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的一座“卫星城”。那么，作为古格王国时期建筑的达巴遗址废弃的年代，自然也应当与古格故城相近，即17世纪上半期左右。
但是，既使是在古格王国灭国之后，达巴显然还被继续利用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上文中曾说到在20世纪初年斯文・赫定所拍摄到和他用素描速写画所记录到的达巴建筑，既有依山建筑的寺院，也有高大的城墙和高耸的碉楼，并且保存得都还非常完好，这至少说明在古格王国灭亡之后的几个世纪当中，达巴仍然作为西部象泉河流域的一个重镇发挥着它的中枢功能与作用。据1992年札达县政协提供的有关文史资料显示，前达巴乡存有属于格鲁派（黄教）的达巴扎什伦布寺和让・强巴拉康等佛寺，其中达巴扎什伦布寺的规模仅次于托林寺，僧人众多③，这个情况与斯文・赫定的调查记录也是基本一致的。
达巴既是象泉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统治中心。在古格王国灭亡之后，17世纪末叶，“阿里三围”被正式纳入到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今天的札达县当时便设立有其中的“札不让宗”和“达巴宗”（宗相当于县级）两宗，直到1956年，由达巴宗和札不让宗合并成立札达县。因此，在达巴遗址中，除了佛寺殿堂之外，我们推测还应当包括有当年达巴宗政府的遗址在内。早年斯文・赫定在达巴所观察到的完好的护墙和碉楼建筑，与现在遗址中所保存下来的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碉楼、护墙残迹等，也正好可以互为应证，或许当年达巴宗政府的碉楼，便矗立在这片废墟当中？
正是通过这些历史的残片，一个完整轮廓的达巴开始凸显在我们面前：它曾是古格王国的一个卫星城，也曾是象泉河流域几百年来一处集宗教、政治、军事以及民居于一体的重要据点。达巴的主体建筑遗址上限不晚于古格王国时期，下限则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今后的考古任务是要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古调查以及发掘清理工作，将达巴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加以分期和排年，便有可能全面揭露和展示这一重要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
又要与达巴告别了。临行前的那个夜晚，一轮明月照耀下的达巴，披着一层洁白的轻纱，宛若仙子，静卧在雪山下的高原，她无言地与我对视，和我道别。我在心里为它默默祈祷：愿这座已经历经过百年苍桑的古城，能够盛世吉祥、永驻人间！
①SvenHedin:transHimalaya:Discoveriesandadventuresintibet,vol3,macmillanandCo,
LimitedSt.martin'sstreet,London,1913，p269～281.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8
关键词：早期城址；城市类型；史前及夏商时期
我国早期城市的出现是聚落形态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一定阶段社会变革的表现形式。早期城市大规模的发现始于上世纪王城岗城址的发现，史前城址的大量发现与确认大大的推动了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早期城址的研究，前辈学者也多做出了贡献，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阅读前辈先生的著作之时，笔者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不同学者在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到早期城址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没有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证。因此，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简要说明，不确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城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1]。在古汉语中“城”的含义较为复杂，既可指城市或城邑，也可包括城堡在内，甚至可以特指墙壁如长城等[2]。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防御设施，同时也并非所有的有防御设施的聚落都是城市，我们判断城市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
城市的概念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有学者提出“中国以商业为主体的都市，要晚到宋代以后才兴起，唐代之前还未形成”[3]。而中国早期城市的政治性与军事性的色彩均比较浓厚，经济色彩淡薄，因此，谈论中国早期城市不应当刻意强调经济色彩。另外在田野考古发现上，我们首先把握住的是有无城池建筑，而非被城池围绕着的聚落的功能[4]，这便为我们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界定了一个范围。
目前为止发现这一时期的早期城址数目较多，前辈学者已有专门的研究性文章[5]，但这些文章发表时期都比较早，新近考古发现的城址没有收录进去①。从已有材料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平面形状、建筑技术和城址出现的主导原因等三个方面初步看出我国史前及夏商阶段各地[6]早期城址具有明显的不同，即上文所谓的三种“城市模式”，亦即城市发展类型。
二
我们按照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进行分析。
（一）平面形状
从形制上看，最初阶段，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或者内蒙古地区都普遍的发现有环壕聚落，其平面形状以圆形为主，如郑州西山[7]、湖南澧县城头山[8]等目前最早的城址都是圆形，较晚阶段多呈现方形，似乎存在一个由圆到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最为典型的是中原地区，西山之后，除孟庄城[9]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之外，郝家台[10]、古城寨[11]、平凉台[12]等都呈矩形；
北方地区的山城都是随地势起伏修建的，平面多呈现不规则形[13]。这与中原地区的方形城址规划没有直接联系[14]；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以天门石家河城址及其遗址群最为典型，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15]。此外，澧县鸡叫城[16]、江陵阴湘城[17]、走马岭[18]等平面形状均呈不规则形，未见到方形城址；直到盘龙城[19]才出现近方形的城址；
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周围，迄今已发现最少六座早期城址[20]。这些城址多数呈长方形，也有不规则形的[21]。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最近发现我国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墙基处堆有石块[22]。
综上所述，在城址平面形状上，以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址最为规整，且经历过由圆到方的发展过程，而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早期城址这一过程则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将城址由圆到方这种现象制度化起来的是在中原地区，并且成为日后中国城市的基本形状。
（二）建筑技术
从筑城技术而言，我们也可以将早期城市分为不同的发展模式。概括的讲就是：中原地区主要采用夯筑，北方地区主要是石块砌筑，而长江流域的早期城址主要是堆筑而成，三者之间区别明显，很可能代表了三种形式不同的城市模式。
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市较早发展了相对成熟的筑城方法。例如西山古城发现有基槽，这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所见最早的有基槽的城址[23]；时代稍晚的王城岗[24]、郝家台[25]、边线王[26]等城址都发现有基槽的存在。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史前城址的建筑技术也比较先进，甚至采用小板筑技术筑城，如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这些成熟的筑城方法为后世所吸收；
长江流域的城址多采用堆筑方法筑城，延续至商周时期还有继续使用。因为堆筑的城墙坡度较缓，需要的壕沟等设施辅助防御，这也是长江流域早期城市的一大特色；
北方地区的山城因城址多数分布于山前，就地取材，用石块和土坯砌筑城墙。
（三）城市出现的主导性原因
不同地区城址出现的主导性原因也有区别。
北方地区的山城普遍远离可为农业生产提供较好条件的平坦地带，而着眼于选择山岗等有利防御的地理地貌单元，同时在修筑了防卫安全的工程设施，设防护卫的色彩较为强烈，集中的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应当是原始社会晚期矛盾加剧、征战迭起的一种反映[27]。这批城址集中的出现在中国北方气候敏感带上[28]，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性大；同时，城址的军事色彩浓厚，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化、资源紧张和争夺加剧是北方地区城址出现的主要原因。
长江流域的城址多数出现的原因是防洪的需要。我国早期城址出现最为集中的时代就是龙山时代，结合考古学、古环境学、古地理学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成果：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确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洪水灾害[29]，一座座龙山时代城址的出现当时人们大规模治水活动的产物[30]，但是同时也不能排除具有战争防御以及躲避凶猛野兽的功能。
中原地区的早期城市出现的原因较为复杂，除了上面的防洪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31]出现了目前为止最早的城址——郑州西山，张玉石先生认为：“（城址出现的原因）……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32]”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
综上所述，从城址平面形状、建筑方法和城址出现的主导性原因等三个具体不同方面分析，我们将我国早期城市划分为三种城市发展类型（模式），中原地区在城市起源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
城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也是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的产物。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其《城市革命》一文中提到了十条标准可以将最早的城市与之前和同时的任何村庄区别开来[33]。从这十条标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早期城址还具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和社会本质：早期城市以其物化的形式反映出超越一般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的形成；大型中心城市具有高出普通聚落的物质条件，经济实力较强，具有明显的产业分工；精神文化也相应的繁荣起来，特别是出现了成组的文字和宗教祭祀遗存。
在早期城市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心区域，这种文化的领先地位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主要表现为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史前城址的作用和意义应当予以重视，不仅仅是探讨城市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线索，同时还是考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学者做出相应努力[34]，因此，对早期城市的探索成为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35]。
综之，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中叶，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了大批早期城址，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分别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和早期城市的发展类似，可以区分为三种地域文化，这或许就是文化的继承性吧。（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最新的资料未收录到前辈学者的文章中，但对本文所欲探讨的方面已提供了足够的考古学依据，新进的发现成果进一步证明所要划分的三种城市模式。因此，新发现的城址材料不再列举。
参考文献：
[1]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8页
[2]钱耀鹏：《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博》1999年第6期
[3]杜正胜：《周秦城市—中国第二次“城市革命”》，《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第722页
[4]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a、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b、同[1]；c、同[4]
[6]目前学界对早期城址的研究主要是分为大的地理单元，在各单元内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点也可以算作是不同城市模式的一个方面原因。a、同[5]a。任先生提出这些城址分布地域可以划分为四大区域：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河套地区；b、张玉石：《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文中将早期城址分为两大区域五个小的地理单元：河套城址群、中原城址群、海岱城址群、川西城址群和江汉城址群；c、同[4]。区分为中原地区、山东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d、同[1]。区分为黄河中下游、内蒙古中南部、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等五个地区。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再次暂时将早期城址的发现划分为三个地方区域：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7]a、张玉石等：《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b、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11]蔡全法等：《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第一版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3]同[1]。见第23页
[14]同[4]。见第32页
[15]a、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b、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16]同[8]
[17]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18]张绪球：《石首市走马岭屈家岭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19]a、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b、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20]a、《成都平原发现一批史前城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第一版；b、《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第一版
[21]同[5]a，城址详见第9—10页
[22]《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5日，第一版
[2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7年第7期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26]a、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b、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第三版
[27]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28]这一条气候带大致与我国200毫米等量降水线重合，是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农牧分界线。历史时期，不乏游牧民族因气候原因而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的事例。由此推之，内蒙古地区出现的这一批城址出现的较大可能的原因就是气候影响。
[29]a、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b、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环境变化信息》，《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文物》1999年第7期
[30]张应桥：《我国史前人类治水的考古学证明》，《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
[31]原报告判定的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但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应为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详见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注释①
[32]张玉石：《西山仰韶城址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界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33][英]柴尔德：《城市革命》，见《考古学导论》，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9
现在，因为遗址数量多了，累积的资料多了，个别遗址的了解，已进展到寻求对区域性文化(亦即大型文化群)的了解。更进一步，最近十几年来，经过苏秉琦先生的倡导，文化的区系类型，不仅已是大家注视的焦点，而且更进一步使大家注意到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分合。另一方面，正如张忠培先生去年在香港时屡次对我的提示：古物和遗址都是人创造的事物，这些事物后面，还有当时的“人”。见“物”而思“人”，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重新结合的重要观念——以上两项认识，当是中国考古学攀登另一高峰的准备。为此，我建议我们对于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理解，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认作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genredevie)。这一个名词指涉的内容，不仅是人类首创的事物，也兼及人类生活凭借的自然环境、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从这一个观念上思考考古学的问题，将是对于一个地区的古代人类生活作整体性的探讨，其涉及的范围当是大于个别的遗址内容，其考察的密集度又当小于传统上的文化一词的定义(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一个大小两大范围之间的中间层次，可以界定为一个地区。相当于区系类型观念中比较次一级的地区。
至于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则包括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活资源的种类、人类取得这些资源的方式、聚落的形态、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应方式……等项目。人群的组织方式，已是中国考古学上时常要问的课题。最近。国家的起源与文明出现均是考古学界讨论的重要主题。那么，从地区的简单人群组织聚合为复杂社会，这一过程，又与上述许多项目的发展与变化息息相关。我们正在询问与探索的主题已经逼人而来，我们已不能单纯地让研究资料自然累积。以取得可能的解答。中国考古发掘的遗址，为数极多。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之大，举世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疆域辽阔，古代文化源流复杂；这一个格局之宏大，也是举世罕见其匹。众多的遗址，在这一个庞大的棋盘上，还只是许多散见的“点”。无论“点”的内容多么丰富，个别的“点”终究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讯息。另一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区域性的考察，当可与遗址发掘相辅相成。前者是广度，后者是深度。深入的发掘，可以借助于广度的考察，以取得“面”上的定位；广度的考察，可以倚仗重点的发掘，确认其内容，建立时间上纵深的发展系列。两相配合，应对于若干重要的问题，有较为周全的研究。
区域性的考察作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当是在中东两河地区考古、美国西南部考古及中美洲考古三处分别发展的。芝加哥大学布雷德伍德(Braidwood)，早在三十年代，即发展了区域考察的观念，对安地欧支(antioch)地区的土墩，尝试讨论了其分布的形态。[2]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考古学家贾哥森(Jacobsen)加入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即与麦雅当斯(mcadams)对两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们研究冲积平原能否有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注意平原上积石咸（论坛编者按：“石咸”当是“碱”字之误）问题。由这一考察，然后才注意到野生小麦的“表现”分布于冲积平原之外的高地，解决了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3]麦雅当斯成为近代考古学大家，其著作《城市的中心地》(HeartlandofCities)已是区域考察的经典。[4]
美国西南考古方面，二次大战之后，韦利(willey)在秘鲁的维鲁河谷(ViraValley)进行了空中测量，涵盖遗址超过300余处。[5]墨西哥地区的考古，颇多是区域考察与遗址发掘互相配合的。例如，墨西哥低地的考古，区域考察针对着四项主题：一是农业发展的过程，一是聚落的形态，一是人口的结构，一是文化演化的过程。此中前三项都与生态情况有关，最后一项则可说是前三项的综合结果。因此，墨西哥低地的考古计划。十分注意搜集与研究生态的资料。[6]
在美国西南地区，二十余年前有一个西南人类学研究群，在西南地区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他们揭出的问题，包含遗址当地资源、遗址的形态，当地人群尽可能取用近处资源，若必须与周边人群有所交换，则成本几何。由这些项目看来，研究群是着眼于社区及社群的自给自足程度。于是，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动，都是重要的变数。聚落的在地条件，例如地点、周边环境，也都是重要变数。资源与聚落分布，遂是互应的变数。[7]
以上三个地区的区域考察，各有其历史背景及研究理念，但几乎都注意到获取资源与聚落分布的关系，也由聚合之间的关系，研探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研究方向，已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部门。苏秉琦先生指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可与这一研究方向彼此启发。为此，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可能也有必要在宏观方面，多作一些“找问题”的设计。
中国学术研究的习惯，由三十年代开始，大致以史料学派为主，重归纳，而不多问问题。现在，资料的累积已到了不易驾驭的数量。若是我们不从“问题”上寻找方向，资料的增长，也仍不会帮助我们，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生存衰减，有更多的了解。
我不是考古学家。从古代文化研究的立场，我盼望考古学家提供不见于文献史料的资料，使我们对古人生活有比较清晰的印象。
我希望考古学家找到更多的生态资料。从地质学与气候学，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这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正是年鉴学派所称长程的变化。年鉴学派认为政治史是历史长流表面的水纹，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中程现象，而地理与地质的变化，则是长程的现象，变动缓慢，但是影响深远。可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上大地区的长程资料，于宏观的历史有其重要的意义，却并不容易联系一时一地的文化变迁。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路程碑，还是必须与当时当地的情形直接联系。举一个例子，前面谈到的麦类农作的起源问题，两河流域是人类发展文明的一个重要地区。过去，大家一直以为肥腴的冲积平原，应是农业出现的摇篮。但是，在考古学家考察了两河平原与四周山地之后，发现麦类的近亲植物，分布于平原以外的山坡地带，而最早的定居聚落也在山坡地带出现。这一生态考古学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文化起源理论。从同一现象讨论，中国地区稻作农业的起源，考古学上的据点，已有不少。如何解决这个稻作起源问题，似乎可从大规模考察稻类近亲的分布与稻类的生态双方下手，当可使已有的考古资料呈现清晰的意义。中国考古学报告，已包括了不少
生态资料。孢子与土壤采样，都经常见于发掘报告。考古学家何尝不可进行大范围的考察?
生态改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密切关系。考古学家可从各种地区性考察的资料，获得发掘遗址来取得的线索。并以希腊半岛南端安哥奈(argolid)地方法兰柱兹(Franchthi)洞穴的考古情形为例，证明生态资料的用处。此处是希腊延续时间最久的遗址，从距离二万余年到距离五千余年之间，都有人类活动的遗存。但是，除了这处遗址之外，南安哥奈地区，甚少其他遗址，而在法兰柱兹发掘的范围也相当小，只有一百米的聚落遗址曾经过发掘。从贝类的堆积分析，海水不断上涨，海岸线曾有改变。不过，单从贝类堆积层(贝冢)，看不出文化演变的情形。但是，动植物遗存的资料，却相当有趣。动物方面，在距离七千年前，红鹿占百分之七十，野猪占百分之三十。距离七千年前开始，羊类占了百分之九十，此后又逐渐降低为百分之七十，而猪与牛却渐成重要的肉食来源。在植物遗存方面，距离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栽培小麦与二列大麦却逐渐出现，代替了前此收集的野生大麦与燕麦。这一转变的同时，洞穴外面的不远处，也出现了石墙。这些现象，又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出现相当一致。于是，发掘的资料虽少，配合地区性的考察，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已可重建：在距离五千年前，当地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由收集食物转变为农业生产，海贝与野生动植物，只是补充之用。[8]
近来，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明珂由生态改变的角度，讨论青海河湟地区的游牧化。他从齐家文化畜养猪只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的畜养羊与牛马，指出前者的经济，猪与农业生活的人争夺同样的食物资源；而羊的食物，与人类食物来源，全无冲突。高地生态，不宜发展农耕，却可发展牛羊的牧业。[9]王明珂的资料，都取自遗址的发掘报告，而他对当地生态的理解，则得之探访与考察。如果王明珂能有机会进行地区性的考古考察，收集生态资料，他的论断可能更为周全，更有说服力。我相信，地区性考察，可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线索，说明不少类似的问题。
为讨论人类生活方式，考古学要衡量一个社群一年所需收集的可以维持起码生计的生活资源。张光直先生早期的研究，是这一观念的先驱。他对北极圈人类社群收集食物的活动范围，界定出“一年度维生区域”(annualsubsistanceregion)。[10]不同地区文化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类似观念。现在这一观念，大致可以归约为一个社群为了谋求生计，在其居住聚落的周围进行一定的活动，无论是采集、渔猎、种植或畜牧，都会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一个活动圈内，这一社群取得其生活所需的资源，而这一空间范围，即相当于这一社群的领域。考古学上，现在用资源领域(spatialcatchment)，分析这一空间内的资源性质、生态条件、获取资源的方式以及领域的界限，即是所谓“聚落领域分析”(Siteterritorialanalysis，简约为Sta)。现在，这一观念，已普遍见于考古学的研究，而且有一套相当标准化的量化方法，以界定领域的范围。[ll]
这一经济人类学的观念，可以延伸到两个方向：一是社区活动的整体观察，整合生态，劳动，分配等等，都以社区为中心，以取得生活资源为目的——这是内延的功能分析。另一方向，社区与社区之间，会有合作，冲突、交流、融合、扩展等等，则涉及以社区为单元的互动一一这是外延的系统分析。两者都可由空间观念与生态观念作地理学的研究；也都可由组织与系统的功能分析，探讨社群发展为复杂社会的过程。事实上，考古学家已在不同的角度分别应用这种聚落形态与聚落系统的观念，分析各种经济形态与不同程度的复杂组织了。上节引用的《环境考古学的概念问题》(Conceptualissuesinenvironmentalarchaeology)一书，有三分之二的章节围绕着这一套社区分析观念。[12]
一个社区分析，牵涉的空间范围相当广泛，注意的研究资料，又分散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借此以界定社区领域的范围及其可以取得的生活资源种类与资源性质。这些资料的收集，涵盖面极为分散，在一定范围内发掘遗址，未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料与讯息。为此，有系统地广泛收集资料，是另一种考古的方法，应与深度考古发掘有互补之效。
一个聚落社区作为中心的领域，依照其经济生活的形态而有不同的面积。大致言之，采集渔猎的生活，领域范围相当广大。农耕生活的所需领域，则直接与土地使用的方式相关；精耕的农耕，其聚落领域比较小，而粗放农耕的领域则较大。有一些考古学家，用步行两小时的半径，作为领域所及的范围。这是过分机械性的量化，不足为训。人口增加，社区密集，两个聚落获取资源的领域，也因此只能取其中线以为界定。这是在文献缺如之时勉强找到的方法。领域分析方法学上的theissen多角形，即是一种理论性的界别方法，这是使用几何理论的划分领域。然而，正因有了“应然”与“实然”(假设与实际之间的差异)，研究者才可以寻索为何有此差异的变数项目。[13]
若能在生态条件(包括气候、地形、植被、动物……等项)都有了确切的资料，以一个人步行二小时的半径，或某一距离(例如五公里)作为半径，这一个生活资源领域内，所有可用的资源有多大的潜力，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即是这一个中心聚落的人口极限。在高寒地带，同样面积的生活资源不如温湿地带丰富。在崎岖山地，同一步行时间内，一个人能达到的距离不如平地，其生活资源领域的面积，也就小于后者，其养育的人口数字，当然也就少些。不过，至少在史前的生活方式下，大致一个生活资源领域的资源不可能充分使用；理论可以设定的人口数字只是可能达到的上限，真实数字必定小于这一上限。因此，这种人口的估计，仅是一个聚落社区人口的约略限度。
社区人口数字也与生产方式有对应关系。资源丰沛时，劳动效率不是问题，不论渔猎耕牧，人人都可以在人口上限的范围内活下去。在资源到达临界点时，生产功率较大的劳动方式(例如园圃耕作)，即可以供养较多人口；而生产功率较低，或较不稳定的劳动方式(例如狩猎)，则只能维持较少的人口。应用到中国考古学上，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以附近生态环境估计资源领域的范围，约略算出聚落人口的可能上限，亦与发掘所见的聚落规模核对比较。有了若干实际数字与假设数字的差距，即不难设计一些计算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都有时空的局限性。只是有了一些基本模式，则调节校正可以有所依据了。
个别的聚落形态之外，我们又须讨论地区性的聚落系统，亦即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在聚落松散地分布在广大地区时，聚落是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可以互不相扰也不相依靠。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大约即不必组合为聚落，更谈不上聚落之间的关系。人口增加，聚落分布的密度也随之增加，聚落与聚落之间开放的空间渐小，生活资源领域日益密接，甚至会彼此重叠。强凌弱，众暴寡，经过斗争冲突，聚落之间有了上下统属的关系。另一种可能，聚落之间生态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形态，聚落之间有了分工，以及为此而发生的交换与贸易；聚落之间也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这两项可能，使聚落与聚落结合为复杂的系统。经过斗争与冲突，聚落系统出现了层级。经过交换与贸易，聚落系统有了串联与并联关系。无论哪一种方式，聚落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一复杂性群体系统，终于会导致权力与财富的集中与不均匀的重分配，也就是阶级的分化与国家权力的出现。这一过程，即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复杂化，许多符号与仪式，例如文字与信仰，都将相应产生，以维持这一复杂系统的运作。
上文曾说过thiessen多角形的资源领域形式。从几何学的可能性而言，最密接的空间间隔关系，当是六角形的蜂巢式图案。地理学上的“中地”(Centralplace)，已是人类学家熟悉的模式。[14]史坚纳(williamSkinner)曾应用这一模式研究中国的市场网络。[15]这一模式是市场网络，但是其空间安排的格局。也可适用于thiessen多角形的排列。如果将资源输送看作有与市场网一样的集散作用，则政治权力的收纳贡赋，也可用中地理论的模式，说明政治权力的层级关系。史德潘力(Steponaitis)即以这样的模式，说明墨西哥谷地(Valleyofmexico)在形成中期(约公元前八00～公元五00年)、晚期(约公元前五00～公元二00年)及末期(约公元前二00～公元一年)的政治层级系统。在中期时，核心村落大致保持政治的自主权；虽然核心村落对于散村有相当的控制，但控制力不够强，还不能使后者将剩余资源奉献给前者；这一系统，只是单层的平行聚落。在后期时，村落自主性消失，出现了三层的层级关系，村落受制于当地的中心(localcenter)，当地中心又受制于地区的中心(regionalcenter)，贡献由下而上，地区中心掌握的资源三倍于当地中心；同时，约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口不事生产，受生产人口的供养。到了末期时，墨西哥有了四层的层级系统．，最上一级已不在研究主题的地区内。这些不同层级的中心，在考古学上，可从礼仪建筑与文物品质，看出其明显的差距。[16]
这种演化的过程，从聚落到国家(或接近国家层级的复杂政治体)，当可作为思考中国考古学上一些重要课题的参考工具。我在去年访问良渚，返港后撰文讨论良渚文化的兴衰，也是由层级系统的观点，设法重建良渚文化的复杂系统。[17]我相信，别处的考古资料，也可用类似的观点组织，以重建以空间关系说明的层级系统。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本文的讨论，围绕在以空间关系为主题的地区研究。拜苏秉琦先生的观念启发，我才能有此想法。这一思考的方式，可以是演化的(evolutionary)，也可以是传播的理论。其实，多线平行的演化论，即已容纳了传播的扩散效应及相应而起的跃进效应。一个资源领域与另一资源领域相接触，经过交流而致融合，其间互相的影响，会改变演化阶级的发展的速度及发展的方向。在一个领域的文化与另一领域的文化相融合时，新的文化综合体已不是原来任何一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另一生活方式。其中有若干领域的文化会急剧转变，经由涵化程序转变了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过程的复杂程度，与当时情况的组织复杂性也有互应作用：越是复杂的系统，其系统平行的发展方式，也越有多样的可能，经历的过程，也有越多的曲折。[18]在人类历史之演化的程序，其实从未是直线的进行过程。人类的群体，不断在组成、接触、重组，于是社群与社区，都不过是长程演变中的一个阶级。地区性的考察，只是对于这些暂时出现的阶段，从空间与生态两方面，寻求其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已。地区性的考察，只是一个处理问题与处理资料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其特定的功能，也必须与遗址发掘的深度研究相辅而行，才能使我们有两只考古学的眼睛。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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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cobsen，t.，andadams，R.m.，“SaltandSiltinancientmesopotamianagricultrre，”Science，1958(128)，pp.1251--1258.
[4]mcadams，R.，HeartlandofCiti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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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lley，G.R.，“prehistoricSettlementpatternsintheViraValle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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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明珂，《华夏边缘》，台北，允晨文化，一九九七，页九九～一0七。
[10]Chang，K.C.，“atypologyofSettlementandCommunitypatter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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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Bailey，G.n.andDavidson，i.，"Siteexploitationterritori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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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andtheoryofSiteCatchmentanalysis:aReview，"inSch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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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intliff，J.L.，Davidson，D.a.，andGrant，e.G.，Conceptual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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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mytum，H.C.，"on-siteandoff-siteevidenceforChangesinSub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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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hristaller，w.，"CentralplaceinSouthernGermany，"translate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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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kinner，G.w.，a."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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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965(24)，pp.195--228.
[16]Steponaitis，U.D.，"SettlementHierarchiesandpoliticalComplexit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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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anthropologist，1981(83)，pp.320--363.
[17]许倬云，《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新史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页一三五～一五八。
[18]Sanders，w.t.andwebster，D.，"Unilinealism，multilinealism，and
theevolutionofComplexSocieties，"inRedman，C.L.elal.eds.，So-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篇10
关键词：工业遗址公园；品牌化；文化推广；策略研究
在前期的大量调研、案例研究及实地考察中，分析出我国工业遗址公园存在诉求点不清晰，宣传不到位、经营理念滞后等劣势因素，从整体出发，我国工业遗址公园要实现发展，必须立足本位，将文化依托与品牌化进程相互结合，才能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路线。国外多数案例及北京798艺术区都将本土文化作为可识别的差异化特征，制成独有品牌元素被目标受众识别并产生记忆。因此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是过程中应强化工业遗址公园的诉求效果，并依托文化产业渲染其品牌理念，打造持久的经济效益。
1我国工业遗址公园目标受众分析
1.1主要关联消费群体在调查中发现，60至70后群体对工业遗址公园有较高认同度。其个人经历和生存记忆伴随着对工业文化认知而共同成熟，自身认同与环境氛围有相应联系。
1.2次要关联消费群体80、90后群体对中国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认同持较高的尊重和理解。其成长经历中网络和高科技占据了半壁江山，对工业文化接触甚少，难以产生时代共鸣和知识关联。
2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品牌定位
当前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大肆兴起80、90群体一跃成为历史文化价值中变更的主力军。80、90群体作为目标受众，将活力、新鲜与体验带入文化推广中，融合60、70群体工业文化记忆，将知晓和关联融合，为此基于“年轻、活力、时尚”为核心的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推广立足点和品牌定位悠然而起。
3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策略研究
契合我国工业遗址公园的长效发展和方案推广，将文化内涵和品牌推广的建立分别注入四个时期（导入期、发展期、全盛期和成果期）中，将工业遗址公园的文化推广策略化整为零。
3.1策略规划导入期
3.1.1分段推广计划。根据受众分析及品牌定位的制定，我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计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3.1.2媒介投放策略。采取持续式及栅栏式广告投放策略，在节假日加大投放力度；地域差异上以区别出游人数排名进行投放；也可采用交通类、社交媒体等广告形式。
3.1.3主要实施措施。①积极公关，丰富推进形式。第一，会装潢及整体设计体现工业文化元素。第二，邀请具有权威性、相关性媒体。第三，邀请名人嘉宾，增加宣传力度。②广告宣传，树立品牌形象。宣传片采取感性诉求的创意策略，主题依消费者喜好，投放时段，地域而定。③广告植入，增加接触频次。可将相关元素植入电视及网络节目，传达积极乐观精神。针对青年群体增设户外真人秀节目植入，展现特色文化。④业务互动，提升知名程度。在品牌推广过程中，与相关组织机构的业务互动，提升业界知名度。⑤互联网及新媒体运营，打造用户数据库。打造网站、移动终端app，为受众出行、寻友、分享提供服务，并运营和维护数据库。
3.2策略实施发展期
3.2.1依托新技术，提升顾客体验。与互联网相结合，创建相关虚拟项目，实现文化内涵可视化。通过互联网软件设计自己的工业产品，上传至体验馆进行3D打印，提升参与度，使其更直接的感受品牌文化内涵。
3.2.2外观新改造，增强文化归属感。通过消费行为和信息反馈，增强目标受众的文化归属感。利用主题博物馆激发参与、认同感的最佳展示形式。
3.2.3特色新包装，提高趣味娱乐性。推出主题园区概念合集和品牌视觉设计合集，既增设工业遗址公园的趣味性，又符合目标消费群体追求新奇事物的心理活动。
3.2.4专属高品质，丰富特色优服务。将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融入园区设定活动体系中，承接家庭、学校、社团活动，提升园区的人文教育趋势。
3.2.5产业链升级，打造更强吸引力。与各行业合作，打造主题策划活动，通过产业链升级，提升园区社会影响力，进而获取吸引度。
3.3策略稳固全盛期
3.3.1提升客户忠诚度。运用网络调研、内部活动等获得和分析客户相关数据。通过相互交流，了解意见和建议，完善工作不足，以有效的服务，保存客户忠诚度。
3.3.2重视品牌美誉度。挖掘相关的新闻题材加强其正面积极信息报道，引导舆论并提高关注度。成立舆论检测部门，避免不良影响，同时与权威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3.4策略提升成果期
3.4.1调整传播策略，巩固顾客基础。进入成果期，工业遗址公园应减少广告投放，强化品牌形象信息策略。通过新媒体形式，结合形成的数据库信息，开展以促销为主的熟客奖励计划巩固老用户。
3.4.2有效与顾客沟通，发现存在问题。对品牌接触点进行管理，收集顾客的评价、态度等信息，设立顾客反馈渠道如意见箱等，并及时正确的处理投诉意见及反馈。
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所承载的工业文化是中国人民艰苦创业的珍贵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对其进行有效的推广意义重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更是对我国独有的工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工业遗址公园品牌化的过程中进行文化推广，增强文化活力、持久力，以文化推广为核心进行品牌化又是实现中国工业遗址公园品牌差异化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
在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中，利用品牌化的营销传播方式对于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积极有效的意义，不仅探索了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推广的路径，同时也使得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在当前的消费者正获得认同、感受与理解，使得中国工业遗址公园文化能够与当代文化需求紧密结合成为活力性和持久性并行的文化产业。
参考文献：
[1]张京成，刘立勇，刘光宇.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经济时代”的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牛继舜.创意是著名城市的灵魂[m].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
[3]魏红.工业遗址保护与开发：芬迪多拉公园的启示[n].学习时报，2006-1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