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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02:57:48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笼罩在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10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离开军唐生智部后,辗转回到家乡湖南永兴,与地下党负责人接上了关系,并联络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等回乡的共产党员,成立了永兴特别支部。12月下旬,特别支部开会,特支书记向大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一传达,像点了一把火,大家情绪激昂,痛陈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建议立即组织暴动。黄克诚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和武装的指示,但不是马上。他说:“武装暴动首先要积聚力量,建立骨干队伍,准备条件,选择时机。”“马上举行暴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还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当务之急是联络骨干,组织力量,拟制暴动计划。”黄克诚的发言,被邝振兴等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的向大复也不时插话说“要坚决,不能右”。这是黄克诚第一次被点名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尽管基本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取得了武装暴动的成功,但黄克诚“右倾”的印象却刻在了县委领导人的脑子里,以致胜利之初不让他参加县委领导班子。

1928年3月,策动湘粤军阀调集六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协剿”湘南起义部队。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要求各县农军“大杀土豪”、火烧公路沿线房屋,使敌人无粮吃、无房住,以此阻止敌人“会剿”。永兴县委传达贯彻上述指示时,黄克诚表示反对,他说:“烧房子不得人心啊!这样做太危险了,房子烧了让老百姓去哪里住?这会失掉人心的,我们还怎么立足?我建议不执行这个命令。”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他右倾,并责成他组织火烧县城。黄克诚说难以从命。李一鼎站起来说:“我以县委的名义命令你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黄克诚无奈,只能接受命令。但他在执行时还是打了“折扣”,只布置烧旧县衙、祠堂和庙宇,不准殃及民宅和商铺。

局势的发展证明,黄克诚的主张是对的。而盲目执行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耒阳等县,因大烧大杀而引起农民“反水”,在恶霸、豪绅策动下,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永兴县委这才根据上级指示停止了“烧杀”政策。

1930年6月,湘粤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周仁八村召开扩大会议,黄克诚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以领导的红五军为基础,同新编成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拟定任命黄克诚为纵队政委。会上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及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与会者听了传达极为振奋和鼓舞,摩拳擦掌,表示要大干一场。黄克诚却产生了疑问。他认为,以区区8000多装备很差的红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后援,却硬要冒险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极有可能重蹈南昌、广州起义的覆辙。他本想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担心影响士气。于是,在会后给军团总指挥写信,具体陈述了现在不能攻武汉等大城市的理由。同时,向纵队政委张纯清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两人多次进行争论。黄克诚坚持认为: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是盲动;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

尽管攻打武汉的呼声很高,但认真分析了形势,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等的意见,未攻打武汉,而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相继占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7月4日攻占岳阳,撤离岳阳后又占领了平江。

一路胜利鼓舞了士气。红三军团和湘南省委、湘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上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红八军的干部,极力主张按中央的部署,攻取武汉。另一部分干部,主要是军团部和湘南省委的干部,主张先攻取长沙,再打武汉。双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黄克诚明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提出攻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至于打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江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一讲完,当即受到围攻,发言者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领导也认为他目前的思想状态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于是撤销了已宣布他担任的纵队政委职务,仍任支队政委。

这是黄克诚因公开发表所谓“右倾”意见第一次被撤职(保留原任)。黄克诚一如从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并在领导部队打土豪、筹粮中立了大功。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黄克诚于1931年又被任命为师政委。

抵制和反对肃反扩大化,被疑为“”分子、“托陈取消派”,被撤销师政委职务,险遭逮捕处决

1930年,中央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党政军内开展了以反“”(成立的组织)为重点的肃反斗争。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肃反工作。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逮捕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赣西特委的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红二十军多个被疑为“”的嫌疑分子,随后处决了50多人。接着李韶九又到红二十军指导肃反,逮捕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月12日,该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集合部队,包围了军部,拘捕了李韶九和该军军长,释放了谢汉昌。刘、谢率400余人包围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随后,谢汉昌等把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领导;同时,策划了模仿字体,伪造假信,企图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这就是历史上的。

发生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大规模开展以打“”为重点的肃反运动。这次打“”运动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开始的。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肃反委员会可以根据“逼、供、信”得来的材料随便抓人、处决。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对上次开展肃反杀人过多深感痛心,对第二次肃反继续搞扩大化很反感,并竭力进行抵制,对被疑干部尽力保护。肃反委员会多次到该师点名抓人,其中的组织科科长周鉴、政务科科长盛农、宣传科科长何笃才,都很优秀,黄克诚希望慎重审查处理。但他们还是被杀掉了。后来又点名抓两个连队指导员。黄克诚对这两个人十分了解,不相信他们是“”分子。得知肃反委员会来抓人,黄克诚就派人告知他们下山躲藏几天;要打仗了,就派人叫他们回到连队带兵作战。作战结束,再藏起来。这两个指导员作战都十分勇敢,一个也没有跑。后来被肃反委员会发觉,在一次战斗结束回来时,被肃反委员会抓走杀掉了。黄克诚找到肃反委员会,当面责问他们为何滥杀无辜。要他们拿出证据,并同他们吵了起来,指责他们是反对革命的行为。肃反委员会权力很大,怀疑黄克诚是“”分子,也有人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决定抓起来审查。得知后出面干预,要肃反委员会拿出证据。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来,只好说他至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黄克诚幸免被捕、被杀,但不允许他再带兵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到中央苏区主持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承认肃反工作犯了路线错误后,黄克诚才又被任命为师政委。“左”倾错误路线再次统治中央,黄克诚因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支持的正确主张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再次被撤职

1931年,在批判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央苏区和红军粉碎三次“围剿”,革命形势已处高潮,而蒋、冯、阎大战,使面临危机,革命出现了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因此,军事上重新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12月,临时中央相继给红军发训令,要求首取赣州,迫吉安,沿赣江向北发展。黄克诚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攻打中心城市难以成功,并在军团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打赣州的训令。黄克诚此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知道赣州敌人防守力量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且敌军容易增援,攻城面临巨大风险,遂向总指挥提出异议。但军人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命令一经下达,他便率部赶到指定位置,参加围城攻坚。不出黄克诚所料,红军围城月余,遭城内敌人和援敌内外夹攻,红三军团伤亡3000余人。黄克诚所在的第一师师长侯中央阵亡,全师伤亡近900人。3月7日被迫撤出战斗。

3月20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重点批判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提议应给处分。心里明白,战前,黄克诚不赞成打赣州,战中发现形势不利时曾三次向军团建议撤出战斗,并机断指挥,将所属部队带出,减少了伤亡。因此,同意不给处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批评“诱敌深入”的方针是“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免除了在军队的职务。红三军团传达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黄克诚又再次遭到批判,撤销了他师政委之职,调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部长,七天之后又调教导营任政委。三个月之后,贺昌回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才将黄克诚调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重任师政委。红军长征一路艰难曲折,黄克诚屡经坎坷,三次降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出发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和师长洪超率部担任军团前卫。该师为军团主力,战斗力很强。连续突破军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到达湘江,在界首一线与数倍于己的军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但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四师400多人牺牲,其中包括两名团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没有打好,红军又遭到不小的损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部队缩编,取消师一级组织,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黄克诚任第十团政委。接着,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强攻娄山关,二占遵义城。老鸭山一仗,毙俘敌人5000多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役,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负重伤。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黄克诚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应尽早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机动灵活,力避与敌人硬拼,以减少牺牲。他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军团领导,并上报中革军委。令黄克诚没想到的是,他的意见被视为右倾,有悲观情绪,不适宜带兵,因此免去了他的团政委职务,调去当侦察科科长。

会理会议之后,在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时又把他批了一通。侦察科科长也不让他干了,调到教导营当营政委。1935年9月,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领导原拟要他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因有位领导认为他反对整顿纪律,一贯右倾,未能通过,要他当了裁判所所长,负责审判处理犯错误干部。1936年,黄克诚(右二)与战友在陕北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有八九天的路程,战士们疲惫饥饿到了极点,部队掉队的人一路不断。保卫部门把掉队的人抓来后交给黄克诚审判处决。黄克诚实在不忍心下手,找到纵队司令员彭雪枫为他们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同志,被他们当面狠狠训斥:“你还当过师政委呢,连这点儿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后,将那几个人杀掉了。就因为这件事,有位领导人竟然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就这样,黄克诚的裁判所所长职务也没有了,只好跟着在部队后面走。直到11月30日,从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那里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后,黄克诚才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部长。说:“黄克诚这个人,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突出,是个敢讲真话的人。”抗战期间因多次向军委总部提重要建议,得到重视;也曾因敢提正确意见被撤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司令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在八年抗战期间的几个重大转折和关键问题上,他都以鲜明的态度,敏锐的观察分析和求实的精神,向上级以至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左二)、傅钟(左四)等在一起

西安事变发生时,黄克诚正在陕甘苏区组织部队剿匪和训练。他得知消息后异常高兴,他对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持赞成态度,又对合作抗战的诚意表示疑虑。遂发电给,建议中央对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做好同“亲日派作持久战的布置”。

平型关大捷后,部队进行休整,黄克诚受命到一一五师调查研究,发现部队虽士气很高,但军纪松散,军阀作风和骄傲情绪有所滋长。原因在于红军改编时取消了政治机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政工干部地位下降。他认为应该恢复被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并立即整顿作风。回到八路军总部后,他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得到支持,随即受命起草了以、、任弼时名义上报中央的报告,并于10月19日发出。22日即得到中央批复。当月,各师、旅、团均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有了强大的组织保证。

1939年12月,阎锡山密令顽军向决死队和八路军一部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高潮。黄克诚身处局部,心系全局。1940年元旦,他给发电建议:在顽固派向我进攻之时,“我党政治主要打击方向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主要打击方向是卖国贼。要有15万主力在西北出现,以迅速手段取得甘肃、宁夏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只有大块巩固的根据地与取得苏联帮助,才能团结人民与一切抗日力量,继续抗战”。他还多次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将所率第三四四旅分出一部向冀鲁豫边发展。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视。1940年上半年,多次点名要黄克诚率部到华中开展工作。

1940年,黄克诚奉中央之命令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向华中地区开进,10月与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师苏北,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最初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因在作战方针上与华中总指挥部有分歧,受到批评。

一是该不该打曹甸问题。1940年12月在发起曹甸战役进攻顽军韩德勤之前,根据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和当时面临的形势,黄克诚曾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1)统一战线中反摩擦斗争应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是党中央、提出的反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以这个原则来衡量,打曹甸是不符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打曹甸和打黄桥不同,黄桥战役是顽固派先攻我们,我反击是完全有理的。曹甸军已经不进攻,退守老巢了,我们主动进攻他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了,不仅政治上没有理,军事上是在敌后攻坚,也是不利的。(2)从当时苏北斗争形势和要求来看,我们刚刚占领淮海和盐阜广大地区,有很多顽固派残部,土匪和游杂武装等还没有肃清,根据地还很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是首先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对这部分顽固派暂时放一下,然后再去加以解决呢,还是不顾根据地的不稳,仓促在敌后方打一个水围子?当务之急,应该是首先巩固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将根据地巩固了,再从容解决顽军的问题。(3)从军事上看,打曹甸是一个攻坚战,是水网地区的攻坚战斗,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作充分准备。而第五纵队的力量分散在各处,八旅在皖东北,九旅在淮海区,手上能集中的兵力只有七旅和六八七团。这个力量是很不够的。

但是总指挥部没采纳他的建议,决定打。黄克诚还是坚决执行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派出了主力参战。结果此役历时18天,伤亡2000多人,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未达战役预期目的。战后总结时,中华局认为攻曹甸失利原因之一是黄克诚右倾保守,攻击不猛不狠。因此,解除黄克诚兼任的纵队司令员一职,由兼任。华中总指挥部批评了黄克诚,他据实申辩坚决不认错。但是最后还是违心地作了检查。1942年,在《曹甸战斗总结》一文中坦陈:“曹甸之战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的。”“我很轻敌,准备非常不够,变成了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刘少奇对于曹甸之战也多次作过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二是关于1941年7月对反“扫荡”作战的指导问题。当时日伪军1.7万余人在苏北发动大规模“扫荡”,从三面包围盐城,企图一举消灭设在这里的新四军军部。军领导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黄克诚在会上明确提出此口号不妥,并与军部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建议:鉴于敌人来势汹汹,华中局、军部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地区;部队分散,把主力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锐气,同时展开分散的游击战争,袭击、消耗、疲劳敌人,等敌人占领了地方,分散了兵力,弄得疲惫、沮丧的情况下,再集中兵力,捡敌人薄弱的地方,一块一块地吃掉。这样敌人的优势就会逐渐减弱,我们就可以相机转入反攻,“扫荡”就可以粉碎,根据地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这是指示的内战中反“围剿”、抗战中在华北反“扫荡”中多次使用的作战指导原则。黄克诚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反“扫荡”开始后,“他们命令七旅在正面堵住敌人的进攻,企图把敌人阻止于盐城以外。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思想的重复”(黄克诚语)。军部直到敌军逼近时才仓促撤离,敌人占了盐城,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43年三师开展整风运动后期,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审干,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黄克诚牢记打“”的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他决定三师不搞“抢救运动”,而是在正面教育的基础上,按照自我坦白、正常程序审查的办法进行,从而避免了扩大化错误,保护了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但表现一直很优秀的干部。

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黄克诚指挥部队迅速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收复阜宁及其以东广大地区。随后奉命率主力到津浦路西与第二师会合待机迎敌,等了十多天没捕捉到战机。他几次给华中局和中央发电提出“与其等待,不如回师苏北,解放未占城市”。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他随即回师发起两淮战役,收复了淮阴、淮安。

日本投降后,为了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飞赴重庆与进行和谈。中央同时指示全党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形势波诡云谲,和战难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黄克诚洞观时局,立足现实,着眼发展,对我党我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思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他立即找到饶漱石,建议以华中局名义报中央。饶漱石虽同意其想法,但不同意以华中局名义给中央发电。黄克诚遂即以个人名义,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毫无诚意,内战不可避免,应抓紧有利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多派部队,至少五万,能去十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他还提出“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第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另外,他还对兵力的调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山东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3万至6万人到山东,新四军一师应从江南调回江北。黄克诚的建议为中央制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日,刘少奇在致的电报别引用了黄克诚的建议。20日,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黄克诚说:“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提议。”

10月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5万人,从苏北出发,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三年多的时间里,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据实反映情况,提出重要建议

按照当时中央原来的计划是要独占东北。中央命令向东北开进的山东部队与黄克诚部在统一指挥下与先期进入东北的军打几个大仗,阻止军北进。黄克诚在发觉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的情况后,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如实反映了部队的遭遇,即“七无”(无党、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困难,提议尽快建立根据地;同时向总司令和东北局建议暂时避免与决战,及早占领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先站住脚。这两条虽然切合实际,但同中央最初的设想与部署是不相符合的。反映这样的情况,提这样的建议,需要很大的勇气。据洪学智讲,向中央反映实情的几次电报,他和副师长刘震曾提议联名,黄克诚说,这样的电报你们就不要署名了,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如果中央批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

1946年1月,黄克诚率领三师攻占西满重镇通辽。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和国共达成的停战协议,中共中央命令三师退出该市,交给苏由接管。通辽是三师从刚委任收编的土匪武装那里夺取的,是当时三师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基地。黄克诚权衡利弊,三次致电中央和东北局,陈述理由表示坚决不交。最终保住了通辽。反攻阶段,这里成为西满战场重要的后方基地。

1946年5月举行的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和从全国战略全局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由统一指挥。电令要坚守,“把四平变为马德里”。当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他竭尽全力,组织抽调兵力、筹措给养,支援前线作战,时刻关注前线的情况。但当得知军兵力日增,我方部队伤亡严重难以支持时,便连电建议撤守。得不到回复,他又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如实反映前线的伤亡情况,提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如停战短期不能实现,应即让出四平、长春”。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和谈话时,再次提出“四平保卫战硬拼是错误的”。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黄克诚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庐山会议上,因同意的观点,对“”造成的后果提出批评,被打成集团主要成员,撤销一切职务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给写信,对“”以来产生的“五风”和造成的恶果提出批评,建议会议认真讨论,彻底纠正。此信使甚为不满,于是印发到会人员,决定批判。

黄克诚留在北京主持工作,处理军委和总参谋部日常事务,未出席会议。的问题出来以后,为加强斗争火力,根据的指示,7月17日,黄克诚同彭真等一起被请上了庐山。

黄克诚一到庐山,就把自己写给的信拿给他看。黄克诚坦率地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何必这么干呢?”他还埋怨“感情用事”,有意见不必写信,“应当面与主席谈”。黄克诚已经意识到的信“捅了娄子”。但他仍然讲真话,讲实话。19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缺点不讲。某些地方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这是丢掉了党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他认为会议《议定记录》所讲的三条缺点是不够的。他补充了三条:“第一,农业生产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去年铺张浪费之风增长。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就拿中央开会来说,我虽然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节约持家,下命令几个月不杀猪,我们却吃那么好,影响不好。”

黄克诚的发言虽没有激烈的言词,语调也平缓,没有公开表明支持的信,但基本观点同一致。他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左”派的批评和指责。黄克诚据理反驳,会上争论激烈。

会上的激烈争论引起了的不安,他决定发起反击。在23日的大会上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针对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的得与失,断言有些人“把自己抛到边缘去了,距还有三十公里了。”1959年的黄克诚

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方向,由反“左”转向了批右,批彭、黄、张、周。黄克诚心情沉重,十分震惊。但仍认为自己没有错,不作检讨。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并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说他是的“政治参谋长”,和如同“父子关系”,是“湖南小集团”等,黄克诚一一作了辩白。他也知道在争取他,他崇敬,但他热爱领袖,更热爱真理。为真理他不愿作违心的检讨。因此将他定为“分子”,他难以接受。中央领导、老战友分别找他谈话,特别是陶铸动员他“顾全大局吧”,“不然会议不好收场!”他无奈地承认了加给他的罪名,作了检讨。后来他回忆说:“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化运动。但要我承认,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可太难了。实逼此处,硬着头皮违心地承认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黄克诚还曾说过:“我的一生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戴了多次。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我都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一般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个别的错误有。”

庐山会议撤销了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只保留了中央委员。此后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赋闲在家,但仍心系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1965年秋,他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但他重新工作不到一年,又遭遇了“”的劫难,被关押批斗长达近十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不遗余力抓党纪、正党风,提出正确评价和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他虽已双目失明,年迈体弱,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他衷心地拥护和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审理、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批判了“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和思想的思潮。如何评价和思想,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0年11月24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毅然站出来,发表了长篇讲话,深情地、实事求是地评述了的丰功伟绩和所犯主要错误,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诚恳地告诫大家“不要以轻薄的态度评论”;“所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我们应“以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他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思想才能救中国”,“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他呼吁大家:“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只能通过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思想,在这面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他的讲话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随后经邓小平批准,先后在《报》和《人民日报》等大报发表,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讲话对提高人们如何正确评价和思想的认识,对统一全党在此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顺利出台打下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此期间,黄克诚还针对理论宣传方面对反“左”反右的争论,和过多强调清理“左”的倾向,上书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能一个劲地反“左”,在反“左”的时候同时要注意防右;也不能一个劲儿地反右,在反右的时候注意防“左”。要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单位的不同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扩大化,也不能一阵“风”,一窝“蜂”。搞“刮风”就会出偏差,就会伤害人。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2

东木镇中心学校  石维华

本学年度以来,我继续分管学校德育安全教育工作。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在校长和各位同事的关心支持下,我认真落实国家有关学校德育安全工作的各项要求,坚持创新工作模式,强化过程管理,落实各环节责任,杜绝了不安全事故的发生,使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明显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现将我一年来履行职责情况总结如下:

   一、“德”高正己

   一是作为党员教师,理应以德服人。紧跟时代步伐,坚持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武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给其他教师树立模范带头榜样。二是廉洁自律,坚持原则。自觉克服利己主义,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绝不沾轻怕重,绝不推诿扯皮。工作中勇挑重担,替领导分忧,为同志们排难,绝不斤斤计较。

二、“勤”能补拙。本学年以来,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克服家中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高考学习的孩子,中有体弱的妻子的种种困难,坚持出满勤,风雨无阻,保证了学校主管工作和教学工作高效完成。以校为家,克己奉公,用全身心力量投入工作,弥补业务能力不足的缺点,感触颇深。

三、“能”讲奉献。学校工作千头万绪,安全头上悬着利剑,教学成绩社会关注,在此种种高压之下,我不退缩,依然扛起安全之“剑”,胜任二年级的数学教学工作。负责的脱贫攻坚工作正在冲刺,贫困学生大家访贫困学生家庭装修入住,送教上门等工作,一天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充实。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3

纵观古今中外,战将如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位将军,他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一生中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国军史上绝无仅有,被人称为“六星上将”。这位将军是谁呢?他就是上将洪学智。洪学智勇猛克敌、指挥果断、善打硬仗恶仗,黄克诚经常称他为“铁匠”。本文着重介绍的是,他曾披肝沥胆,纵横驰骋苏北战场,皖南事变后,受任于华中抗大五分校,兼任盐城卫戍司令,而后统领地方武装,在盐阜这块革命圣地留下了他执着奋斗的足迹,以及和盐阜军民结下的深厚情谊。

赴敌后“小长征”历磨难抵盐城

1940年11月,在晋东南任抗大总校副教育长的洪学智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率领总校一支由200多名干部、学员组成的队伍前往华中,支援新四军办抗大分校。随后,新任校长滕代远以及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与这支整装待发的部队见面并作动员。此行山高路远,任务艰巨,但洪学智执行任务的坚定意志,让总校的领导十分欣慰。这时的华北气候已经充满寒意,正是在猎猎的寒风中,洪学智义无反顾,率部出征,剑指华中。

部队的目的地是皖南新四军军部。但当他们辗转抵达苏鲁豫交界地的微山湖西时,却传来了皖南事变的噩耗。部队顿时失去了前进目标,他们唯有原地待命。虽然微山湖碧波荡漾、山清水秀,但政治气候的瞬息变幻,令洪学智和部队干部、学员已无暇欣赏如此优美的自然风光。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终于得到来自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立即南下苏北盐城,那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新军部。新四军在刘少奇、的率领下,正重振军威,挥师抗战。这是一个令洪学智特别兴奋的消息。他迅速整顿部队,风疾雷动,开始了前往盐城的艰难跋涉。过微山湖、越津浦路、跨陇海路,每一次的前进都需面对日伪的封锁线。可谓充满荆棘,历经磨难。1941年4月28日,由洪学智率领的这支“华中大队”终于安然抵达盐城。以后,他们称这次行动为“敌后小长征”。全队270人,没有1个减员。

盐城,是一座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人文积淀深厚。尤其是盐城籍南宋丞相陆秀夫负帝蹈海,誓死不降。那惊天一跃,不仅定格了一段历史,也彰显了这座城市的英雄情结。坐落在盐城西郊的泰山庙是一处历史遗存,历经兵燹战乱,几经败落。明万历年重修,彰显规模。四进殿房,飞檐重甍,气势宏大。若干厢房分设两边,相对而立。而致该庙影响远及的是因为它成为新四军新军部的所在地。

率抗大五分校边战斗边教学

抵达盐城的第二天,洪学智即来到军部所在地泰山庙,向刘少奇、报到。刘、陈早已见过八路军总部的电报,知道“华中大队”的南下,但由于山高水长,路途遥远,所以始终有一种惦记和牵挂。今日见到洪学智,刘、陈都特别高兴。刘少奇握着洪学智的手说:“你们很不容易,带这么多人安全到达苏北,给新四军增加了新鲜血液。你们来到盐城,办学培养人才,还要对敌斗争,任务很重。”

洪学智表态说:“在新四军首长领导下,一定能够完成办学培养人才的任务,随时接受军部交给的任务,服从命令听指挥。”

之后,向洪学智介绍了盐城抗大五分校的情况,并说:“我们已经研究了,华中大队与抗大五分校合并,干部统一调配。决定让你担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工作。”

1940年底,以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军政干校和苏北指挥部抗日军政学校为基础,成立了抗大第五分校,兼任校长、政委。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专职副校长冯定是一个老同志,在苏联留过学,是著名的文化人、哲学家。教育长谢祥军,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副主任吴胜坤。薛暮桥、谢云晖为训练部正、副部长。五分校第一期已于1941年元旦开学,学员包括部队干部以及从上海、南京、苏北等地招来的青年学生。学校有四个大队以及直属校部的女生队和一个警卫连,共一千七八百人。

没有想到盐城抗大五分校已有如此规模,这让洪学智很兴奋,有这么好的基础,何愁抗战人才的培养。次日,洪学智率领的华中大队与抗大五分校召开联欢会,宣布两部分合并,以及新的校部领导成员名单,并且特别介绍了新任副校长洪学智。

从此,抗大五分校多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时常出现在校部、课堂及学员宿舍,嘘寒问暖、和蔼可亲,以及无微不至的态度,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学智到抗大任职后不久,第一期学员即毕业分配到部队、地方工作。所以第二期学员的招生与培养成为洪学智的主要工作重点。

二期开学之时,适逢日军对盐阜区实施战略大扫荡,所以条件异常艰苦,几乎是上课与反扫荡同步进行。行移是家常便饭,上课没有黑板,就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没有笔记本,就发些白纸自己订。行军间隙背包当板凳,膝头当课桌。学生除了学政治还要学军事,以步兵操练为主,队列、射击、刺杀、擒拿、翻越障碍等基础课都要学。每天,天不亮就吹号起身,不准点灯,大家摸黑打绑腿、打背包,集合号一响就跑步到操场。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员适应战争环境。抗大一律实行供给制。为了改善学员伙食,校部发动大家利用学习战斗间隙开荒种菜,逐步做到蔬菜自给。师生待遇一样,民主平等,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在反扫荡转移途中,师生们还经常和敌人展开遭遇战。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洪学智对抗大的办学要求依然很高。他觉得只有学员们政治、军事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才能坚持抗战。洪学智特别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风,并且提出对抗大进行整顿,健全制度、制定规章,按照总校和军部的教学要求确定教学计划,还明确了干部职责,使学校进入正规办学的轨道。

洪学智将这一指导思想向兼任校长汇报后,欣然表示:“你们这样搞很好,我完全同意。”

在日军扫荡期间,根据军部安排,洪学智率领抗大师生以及军部后勤机关转移。其中有过几次与日军的遭遇战,学员们以及此前从未拿过枪的文化教员,在实战中都表现得很勇敢,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洪学智在总结中说:“现在反扫荡已接近胜利,大家要重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学习重要,战斗更重要,学习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经过这样的锻炼,对你们有好处,通过和敌人斗争,会越来越有胆量,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有经验。”学员们也反映说:“这次反扫荡行军、作战,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一辈子都管用。”

首任卫戍司令率部安全转移

早在洪学智抵达盐城的第三天,又一次与他面谈。当时谈话的内容令洪学智十分意外。性格爽朗的,一见洪学智就直言道:“洪学智呀,又要交待你一个新的任务。”洪学智一头雾水,昨天才决定我到抗大任职,怎么今天又有新任务?只听解释道:“此前我们在盐城各界协商会议上讨论过,有两个保安团,原属地主武装,现在要联合他们共同抗日。我与政委研究,把这两个团交给你指挥,吃饭他们自己管。”洪学智感到很突然,他说:“我是学校的副校长,怎么管两个团呢?名不正,言不顺呀。”“名义好办,可任命你为盐城卫戍区司令”,几乎是脱口而出,“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嘛。”

更出乎洪学智意料的是,早有“预谋”,已将两个保安团长安排在外面等候。一声召唤,入内听令。

当面向两个团长交待说:“军部决定你们两个团归洪学智司令管,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报告洪司令,由他来指挥你们。你们要遵守新四军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指挥。”两个团长表示一定听从指挥。第二天,任命洪学智为盐城卫戍区司令的命令就下达了。

1941年的盐城,已经是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除了新四军军部外,还是中共华中局、新四军第三师以及盐阜地方党政军机构的驻地。盐城卫戍司令自然责任重大。

但形势的发展似乎有些出乎预料。这年7月,日军纠集1.7万人、以海陆空立体围攻的态势,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妄图一举围歼华中新四军领导机关。日军来势凶猛,盐阜大地上空乌云密布,抗日军民面临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在阻敌未果的情况下,军部为避敌锋芒,撤离盐城,转移阜宁。作为盐城卫戍司令,洪学智上任不久即失去卫戍目标。

军部转移较为匆忙,并未来得及通知洪学智。派电台台长给洪学智送来一张纸条。洪学智看后几乎愣住了。条子上的内容简短直接、口气坚定:“洪司令:敌人扫荡,军部离开了盐城,留下的军直属队,全部由你负责指挥。”下面署名:陈、赖。(即与参谋长赖传珠)

军直属队,有军工部、卫生部、供给部、抗大等,这是个多么大的摊子呀。洪学智接令后,十分惊讶。若干年后,洪学智还战战兢兢,他在回忆录中说:“盐城集中了军直属单位人员4000余人,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些有名的人物。安全是大事。一旦出事,损失太大。想到这里,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洪学智随即与抗大的冯定、余立金、谢祥军商议并分工,开始了军部直属队的紧急大撤离。此行非常艰难,既要袭扰、迟滞、阻击扫荡日军,又要将没有战斗经验、平时较为松散的直属队人员,安全带出包围圈。洪学智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居然将数千人安然转移,并辗转与军部会合。

统领地方武装开展人民战争

1941年9月初的一天,刘少奇与一起找洪学智谈话:“从现在开始,军部决定让你不搞学校了,安排出来搞地方武装建设。这次敌人扫荡,地方武装垮了不少,需要迅速恢复和建立,这是当前新四军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对于上级的指示,洪学智的军人生涯字典里只有“服从”两字。洪学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抗大的师生和战友后,即将精力投入到了一个新的战线,首先是筹备成立盐阜军区。其时,盐阜区刚刚实行大县划小县,因此盐阜军区就下辖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射阳、淮安、涟水、滨海9个县的地方武装。9月13日,盐阜军区成立大会在阜宁县陈集召开,会场气氛热烈,热情高涨。到会宣布盐阜军区正式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

10月,华中局提出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方针,新四军三师先后有4个主力团编入盐阜军区,使其战斗力极大增强。为了扩大地方武装,洪学智还积极发动、组织不脱产的群众抗日自卫队伍,各县纷纷成立自卫队、义勇队和民兵组织。他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仅阜东1个县,就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民兵模范班,自卫队员达万人以上。至1942年底,盐阜区民兵已达到10万人左右。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抗日力量,他们在以后的反扫荡和对敌斗争中,坚持原地斗争,配合主力部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烽火狼烟,硝烟弥漫。频繁的战斗不断砥砺着盐阜地方武装。其时,根据地周边环境复杂,伪化严重,并有向根据地渗透之势。洪学智考虑,得搞几个大行动,狠狠打击一下那些民愤极大的汉奸、伪军头目,从而赢得民心,争得斗争主动权。

1941年底的苏北,寒风萧瑟,滴水成冰。而盐阜军区指战员们却热血沸腾,蓄势待发,一场锄奸行动正在酝酿之中。首先,洪学智指示各地方武装对辖区中的汉奸进行全面排查,列出作恶多端、民愤滔天的汉奸名单,作为重点锄奸目标。除夕夜,洪学智一声令下,盐阜军区的地方武装在全区各地同时出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汉奸、伪军和保安团进行突袭。此番夜袭,全区共抓获汉奸、伪军2000多人。尤以恶名远扬的淮安伪保安团团长杨文井的落网最为大快人心。是晚,盐阜军区淮安独立团,趁着伪军忙于过年、警戒松懈之机,突袭了淮安伪保安团团部,并至大汉奸杨文井家中将其抓获。沉浸在纸醉金迷中赌性正酣的杨文井兄弟几个,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生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行动结束后,淮安独立团当即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杨文井,为民除害,昭告四乡。这次大规模锄奸行动是盐阜军区送给盐阜大地父老乡亲最好的新年礼物,极大地鼓舞了盐阜军民的抗日热情。

军区力量和群众武装的结合,让对敌斗争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在1942年1月至3月的3个月中,盐阜区各地武装对敌作战就达200多次。盐阜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与壮大,对抗日防匪保家乡,保卫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做主力军、地方军的后备,以及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盐阜军区成立一周年前夕,为迅速提高地方武装的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1942年6月,洪学智从各县地方武装中抽调一批骨干,加上军区教导大队,共1000人,在阜宁县汪朱集进行集训,有力推动了军区军事力量的正规化建设。

10月16日这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盐阜军区隆重召开军区成立1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举行阅兵式。盐阜军区12个连队与各县地方武装代表精神饱满,整齐列队,接受检阅。以及部队首长,在洪学智的陪同下开始检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受检阅部队军容整齐、斗志昂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感到十分欣慰。他不禁抬起右手,标准的军礼随着坚实的脚步持续着、恒定着。那是一种肯定和赞赏,也是一种有着特别内涵的互动。

继之,历时5天的打靶、手榴弹投掷、战斗演习等比赛相继开展。对盐阜地方武装的这次综合展示,给予了充分肯定,称其训练有素,有战斗力,壮大了苏北新四军的力量,以浓重的四川口音连说:“好得很!好得很!”。张爱萍等首长还和集训的战士们亲切合影,为那火热的岁月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1942年底,日军集结两万多兵力,准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新一轮大扫荡。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的反扫荡环境,新四军军部决定撤销盐阜军区,改成盐阜军分区,由三师八旅兼任。洪学智也因此调任三师参谋长。此前的三师参谋长由以“白马将军”著称的原八路军战将彭雄担任,后来赴延安学习途中,在连云港海面与日军舰遭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便是著名的“小沙东海上遭遇战”。此后,三师参谋长职位一直空缺。这次,军部任命洪学智为三师参谋长,正是看中他的军事谋略和战术思想,以及坚定的执行力。在后来的反扫荡与对敌反攻战斗中,洪学智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地释放和彰显。

坚持鏖战苏北连克阜宁两淮

1943年初,苏北大地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日军拉开了对盐阜区战略大扫荡的序幕。此前,新四军军部已及时转移到淮南黄花塘地区。黄克诚与张爱萍、洪学智奉命率领三师积极备战,准备反扫荡。一场斗智斗勇的血战即将上演。

利用地形优势,灵活作战,是洪学智的强项。盐城属水网地区,阜宁有1/3是水网地。水网地便于日军的小汽艇活动。为此,洪学智指挥盐阜军民在河道上筑起拦河大坝,同时打下木桩,以阻止和延缓日军汽艇在水路的进攻。而对付日军陆路扫荡,则在交通要道上,挖出一道道地沟,时称抗日沟,以阻滞日军运兵卡车行驶。为了保护群众,则在坚壁清野后及时疏散转移。洪学智与黄克诚、张爱萍一起,制定了反扫荡作战原则,三师指挥机关跳出日军包围圈,便于机动指挥作战;八旅主力坚守盐阜区,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袭扰、迟滞、削弱、消耗敌人,适时组织战役反攻。

三师师部转移何地,黄克诚颇多思考。洪学智经过深思熟虑后,向黄克诚建议,转移到沿海滩涂一带。苏北盐阜的滩涂地上,沟渠纵横,苇草无边无际,交通不便,非常利于隐蔽,周旋的余地很大;同时,还有海上通道,以便不测时机动。黄克诚非常赞同洪学智的意见,三师师部随即转移到盐东海边。正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黄克诚与洪学智一起,指挥着包括淮海区在内的整个苏北反扫荡战斗。而张爱萍则率八旅主力留在阜宁,展开盐阜反扫荡作战。此次盐阜反扫荡历时50多天,经过阜宁单家港、陈集,滨海八滩等战役,重创日军,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全面胜利。继之,三师又通过响水陈家港、射阳合德等战斗,展开对敌局部反攻,收回失地,奠定了即将展开的对敌全面反攻的基础。

洪学智一直说,“部队的战斗力是打出来的,你是老虎,谁都害怕你,你是绵羊,谁都想吃你。”洪学智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勇猛克敌、善打硬仗恶仗,多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黄克诚形象化地称他为“铁匠”。

1945年4月,由“铁匠”洪学智任前敌总指挥的阜宁战役打响,开启了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全面对敌反攻的序幕。

战斗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斗打响之前,洪学智就巧运智谋,打胜了一场心理战。曲水流觞、四面楚歌等历史典故,都在洪学智的军事指挥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为了加强政治攻势,洪学智命令作战部队,制作“欢迎弃暗投明”、“日军必败”、“我军必胜”等宣传品,用木架固定后,顺着上游的射阳河,漂向阜宁城。在了解守城伪军中,有不少是冀鲁豫人的情况后,洪学智在当晚总攻前,特意组织一些与伪军同乡、声音响亮的战士,参加喊话队;一些战士唱起“黄河流水黄又黄,黄河两岸大麦黄,别人都在打鬼子,你怎么反把伪军当”的河南小调。战地的宣传彻底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不少伪军在乡情、乡音的感召下,审时度势后,纷纷投向新四军。阜宁一役,势如破竹,历时3天,胜利告终,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与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阜宁战役结束后,盐阜区抗日军民,在东沟镇召开了有5万人参加的“苏联红军解放柏林、我军光复阜宁祝捷大会”。当地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会场,载歌载舞,庆祝胜利。当洪学智进入阜宁,看到被日伪军蹂躏达7年之久的历史古城,终于又回到人民手中,心中十分欣慰。

不久,三师回师苏北,集中主力攻取淮阴、淮安两城,再扫清苏北境内残敌,解放全苏北。

淮阴,位于大运河东岸,是一座历史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淮阴城墙高8米,水深城固。1945年8月,守城伪军潘干臣部,其时已被收编,拒不向人民投降。在洪学智的直接指挥下,三师集中优势兵力,展开攻城战。两淮地区5万多民众组成支前队伍,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此役仅3个小时,即攻下日伪军苦心经营6年之久的淮阴城。大战告捷,军长特意从延安发来嘉奖电。

继之,三师一鼓作气发起攻克淮安战役。洪学智详细作出了战役部署。淮安城与淮阴城相距甚近,毗邻成犄角之势。汉代淮阴侯韩信曾在这里受辱图强、终创大业。淮安城自古易守难攻。守城伪军自称“固若金汤”,“铁打的淮安”。洪学智就是不信这个邪,他周密部署、靠前指挥。有了攻打淮阴城的经验和余威,以及参战部队的高昂士气。经4小时激战,淮安城即告解放。两淮战役是三师在苏北进行的最大的战役,共歼守敌伪师长以下1.5万余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三师获得了大兵团攻坚作战的宝贵经验。继之,三师又接连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市镇。

苏北全境只剩盐城孤悬而立,岌岌可危。洪学智很快便与黄克诚一起研究确定了盐城作战方案后,亲率参战部队整装进发,剑指盐城。

进军途中的洪学智,突然接到赴华中局开会的黄克诚电报,要求洪学智立即返回师部,部队停止行动,另有任务。

见到黄克诚后,洪学智才知道中央已作出进军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抗战胜利后,东北地位日显突出。占领东北将对全国形势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此前,洪学智即与黄克诚多次探讨过东北的战略意义。黄克诚并且还向中央建议:“东北我党应尽快派部队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最好。”中央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决定将三师这支利剑射向东北。军情紧急,洪学智协助黄克诚立刻动员部队,整装待发。部队出发前,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洪学智为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同时任副师长的还有原十旅旅长刘震。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4

要坚决扛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敢于担当、苦干实干,全力以赴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小编和大家分享的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材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阅读。

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一

为深入学习贯彻《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根据中央、市委和区委有关部署要求,x月x日,xx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开展“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全心全意关爱军人”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由党支部书记xx主持,全体党员参加。

会上,全体党员集中学习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部分章节,深刻认识理解《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要意义。xx强调,一是要切实加强学习培训,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思想认识成果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全区退役军人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三是要切实把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同对xx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着力提升退役军人服务质量,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军属和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最后,全体党员围绕《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畅谈学习心得,进行读书分享活动。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学深悟透、深刻理解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持续深入推进退役军人工作创新发展,为全区退役军人事业贡献力量。

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二

镇机关

为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巩固xx脱贫攻坚成果,x月x日上午,xx镇机关一支部开展“学《谈治国理政》,强党性修养”主题党日活动,会议由支部书记xx主持,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五专题,与会人员结合学习体会和自身工作,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坚持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及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从新思想中找差距、找动力、找方法、找路径,从中汲取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际、推动工作。要坚决扛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敢于担当、苦干实干,全力以赴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要充分发挥党员先进模范作用,以身作则作表率,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深入群众察实情、问冷暖、听民生,真正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三

学校党支部

为筑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思想基础,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x月x日,xx学校党支部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专题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活动由xx学校新任党支部书记xx主持,全体党员教师参加学习。

活动中,xx引导全体教师集中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部分章节,并要求全校党员教师结合个人实际制定自学计划,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通读全书、悟透重点,并积极撰写学习体会,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学校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学习活动和学校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推动学校优质高效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新任校长xx指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先期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构成一脉相承、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全面系统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按照上级通知要求,学校党支部将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好用好这部重要著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丰富、收获满满。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做一名既有教育情怀,又有责任担当的党员教师。

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四

(高校)

x月x日,xx党支部举行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主题党日活动。本支部分为三个党小组分别在xx校区以及学习强国线上平台上进行本次学习交流活动。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xx,作为支部党员参与本次当日活动,并作交流发言。

在党日活动学习之前,支部成员老师通过网络和书本材料,学习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通过认真学习,在交流活动过程中,各中心和办公室的老师们都结合自己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以及本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

支部第一小组因两校区办公需要,采用了学习强国线上平台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了本次学习交流。xx同志在交流中讲到,要带着信仰学,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着方法学,将《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作为一个整体,结合重要讲话、文件精神来学原文、悟原理。要带着问题学,把握时代性、全局性、战略性,充分把握和认识当前中国发展历史背景下的重要使命。要带着使命学,深刻认识教育本质,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学习来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该小组的老师们,在交流过程中,都提到,《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第一卷、第二卷一脉相承,有机统一,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第三卷中,我们不仅能找到指针、找到差距,更找到方法、找到路径,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实践力量。

支部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的老师们也结合自身工作,分别从思政、资助、就业、心理、园区管理和艺术教育等不通的角度,交流了对《谈治国理政》的理论学习以及如何将理论联系实践加以运用的体会。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在未来的工作中,首先,要反复学原典、深刻悟道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育人使命,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其次,要带头躬行实践,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在学生心中埋下真善美种子,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扣子;再次,要不断创新,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更好地为学校各项工作做好服务;最后,要敢于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敢于亮剑、勇于亮剑,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记录了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学习治国理政党支部党日活动总结五

区妇联

为全面系统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推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x月x日,区妇联机关党支部、区委编办机关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邀请了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xx做专业指导。

xx主任从《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的意义、学习要求、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使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第三卷中内容的产生背景、文章出处、指导意义,使原文更有味道、让理解更加深刻、指导更加有力。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对标对表,思考谋划推进工作。在知行合一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学以致用中自觉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推动者、践行者。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5

2009年6月21日,夏至――这一个日子也许正象征着贵州的基础教育经历料峭春寒的考验与和风化雨的孕育,攀至新的阶段――贵州省“两基”迎“国检”总结会在贵阳召开。教育部部长周济,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国家教育督导团检查组以及贵州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近百人出席。

这一个时刻,从北京到贵州检查指导教育工作10余次,走过数不清的乡镇、村落、校园,熟知贵州基础教育发展的陈小娅长期积蕴的复杂而丰富的感情,已难以自禁。贵州八年“两基”攻坚,当歌,当泣!

历史的事,历史的人。8年时间实现“两基”的县由32个增加到88个。“两基”人口覆盖率由35%提高到100%,初中阶段在校生增加65万。这一“贵州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展示了贵州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和努力,凝聚了贵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奋斗和奉献。

“两基”攻坚。展现了两届党委、政府“跳起来摘桃子”的决心以及“接着干、抓落实”的毅力

陈小娅副部长说起这么一件事。2001年2月下旬,她陪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第一次到贵州调研。当时贵州省汇报说“两基”的人口覆盖率是35%,教育部的同志感到难以相信――当时全国已经是85%啊。

正是在这样全国最为困难的情况下,贵州2001年在全国第一家提出了“两基”攻坚任务,向全省发出了实施“两基”攻坚的动员令,决定在2005年底,全部实现余下55个县“两基”目标。

“穷不办教育,穷根难拔。”时任省委书记钱运录亲自多次就教育问题到基层调研,研究制定出符合贵州省情实际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为“两基”探索了最具先导性同时也是最为困难的学校硬件建设道路。

时任省长石秀诗刚从国务院下来工作不久,陈小娅还记得他告诉自己的一段话,“到了贵州,才真正感受到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农村教育的重要。贵州现在做的事,什么都可以不做,教育是必须做的。”

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厅长孔令中还清楚记得当时“两基”攻坚目标下发后面临的压力甚至是质疑。有人就提出了,根据世界上基础教育的普遍规律,刚刚实现“普六”目标的贵州要实现“普九”的跨越,最少也要10年以上。有些话说得很尖锐,不要“折腾教育”,不要搞“”。

孔令中说,这些理论并非缺乏根据,实际上决策层、执行层都知道困难很大。但是大家都抱着一个信念:办法总比困难多,教育再也耽误不得。

到2005年的时候,贵州“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那些曾经的质疑变成了由衷的敬佩。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巩固提高“两基”改建成果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石宗源书记、林树森省长亲自过问、亲自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06年10月,省政府召开迎“国检”动员大会,下发了《关于做好迎接国家“两基”督导检查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全省“两基”巩固提高和迎“国检”工作作了部署。

2008年8月,省委常委会专门听取“两基”迎“国检”工作汇报。石宗源书记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把“两基”迎“国检”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两基”迎“国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有关部门要落实工作责任,确保“两基”指标达标。2008年,林树森省长先后主持召开了专题办公会议、省“两基”攻坚领导小组会议、全省“两基”迎“国检”工作会议、全省部分“两基”工作困难较大县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等四次会议,提出了“四个一定要”的要求,即“两基”目标一定要实现、“两基”“国检”一定要通过、迎“国检”工作一定要抓细、迎“国检”责任一定要落实。

国家教育督导团的同志说,两届省委、省政府领导对“两基”工作重视之深、决心之大,在全国各省是罕见的。

“有想法,更要有办法”,“两基”的跨越式发展,背后是抢抓机遇、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是大气魄的工作思路、扎实的工作举措

“两基”攻坚,拼的是人力、物力、财力,考验的是执行层的决心和能力。科学有效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的形成,保证了“两基”的顺利推进。

都知道教育缺钱,但钱从哪里来?一项措施的出台使贵州教育在全国“露足了脸”。省政府下发的《贵州省教育经费筹措管理办法》中明文规定:“在中央和省确定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中,各县用于农村教育的比例不得低于50%。”这意味着我省“两基”每年可新添进账5亿元。

“这是给我省农村教育下的一场政策及时雨,是确保‘两基’和贵州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持续不断的‘长流水’工程。”说起“50%的转移支付”,孔令中深深感慨:“这显示了省委、省政府优先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果断决心和英明决策。”

都知道“两基”攻坚缺教师,但教师从哪里来?2008年,省教育厅调查显示,全省还有20多个县共缺中小学教师9600多名。2月21日,在听取省教育厅“两基”迎“国检”专题汇报时,教师缺编引起省长林树森的高度重视,省委省政府迅速做出果断决定,将国家“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延伸为国家、省、地、县四级,一次性解决教师缺编问题。这一年,全省共招募特岗教师近9000名,同时,在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带动下,各县积极争取政策,招募多村教师,总共15000名新捌币奔赴全省各地,一举解决了困扰贵州多年的第一资源紧缺困局。

“睁大眼睛,拉长耳朵,抢抓机遇。”“不但要跑‘部’前进,还要主动请‘神仙下凡’。”这是孔令中笑言教育工作的体会。陈小娅介绍,贵州教育厅的负责同志找到她,说成宁一个县要补充3000名特岗教师,当时她还担心地方财政和地方编制难以化解,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省里考虑得十分周到。

都知道事情成败关键在抓落实,如何抓落实?贵州在这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机制。比如建立政府督办和教育督导双管齐下的督查机制。2001年至2006年,每年都把“两基”重点建设项目列入省委、省政府的“十件实事”;比如建立教育经费审计制度。省有关部门对当年验收县前三年教育经费进行审计,实行“一票否决”;围绕“两基”这一主题,组织部门将其列为为数不多的对县级党政班子“一票否决”事项之一,这就从管理机制、工作机制等方面确保了“两基”工作的责任到人。

刘晓凯副省长这样概括:统一思想,明确目标,迎难而上,形成合力,是实现“两基”的根本保障;抓住机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实现“两基”的根本途径。

“扭住重心不放松。遇到困难不叫苦”,各级政府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投入火热的“两基”

攻坚战场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政府是义务教育的主体,“国检”的大量指标都以县为单位来考核。

对于贫困程度深重、县级财力吃紧的贵州各县来说,“两基”攻坚是

“勒紧裤腰带”上,“咬紧牙巴骨”拼。

荔波县政府还在上世纪50年代建的危房里办公,县委办公楼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预制板房,县人大、政协租房办公,把建办公楼的经费用于学校建设。并实施了县、乡、村三级“教师安居工程”,投入资金2383万元,改变了教师居住条件简陋、住房短缺的现状。

2002年,当德江被列为2004年度“两基”限期达标县时,强烈的一组数据对比令县领导倍感沉重:要实现“两基”达标,需硬件投资5159万元;当年德江财政收入才4293万元。

2003年7月,德江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向全县人民发出号召:“千钧重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两基”攻坚领导小组,把“两基”工作纳入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德江县还实施了“5321”助学工程,即县级干部和高级职称人员每人捐资500元、科级干部和中级职称人员300元、股级干部200元、一般干部100元,用于救助学生,全县形成了关心、参与、奋战“两基”攻坚的局面。

紫云,我省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全县12个乡镇有6个乡镇属麻山地区,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全省麻山地区的56.58%、54.63%。

贫困程度触目惊心:农村大部分中小学教室阴暗狭窄,部分村小和教学点学生没有课桌,天上下大雨,土坯房教室里下小雨;几片破麻片围起来就是厕所;没有操场、没有图书室和任何实验仪器设备。2003年,全县初中入学率仅为51.2%。

“这样的情况下,紫云自治县毅然决然吹响‘两基’攻坚号角!这需要清醒的认识,非凡的勇气,更需要超乎一般的毅力和永不放弃的信念。”安顺市委书记陈坚到紫云大营等乡镇检查当地“两基”工作时曾如此评价。

目前,紫云自治县不仅积极化解了“两基”债务2300余万元,而且“两基”迎“国检”工作总体实现了巩固、提高的目标:初中阶段入学率已达到95.81%,农村非文盲率已达98.2%。

采访中,各级党政领导都纷纷表示:“两基”迎“国检”不是形象工程,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这些年搞“两基”攻坚经历了千辛万苦,但可归结为―个字:“值”。

“两基”攻坚的胜利,是贵州基础教育特殊阶段,是各级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呕心沥血奋斗的结果

一条钢索从脚下向远处延伸而去,放眼是起伏的山头和密密的丛林。“背进大山的学校”――雷山县掌雷小学就掩盖在山头的密林里。

掌雷小学是雷山县桃江乡的一所小学,275名学生全部是苗族,原来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竹楼。2006年建设新校时公路还没有修通,建材无法运输。县、乡的同志不等不靠,在近两公里长的峡谷间架设了一条空中索道,搬运建材物资,并组织村民以肩挑马驮的方式,将750吨建校物资搬运到山上。

这正是在沟壑纵横的苗岭雷山中,贵州“两基”攻坚的一个缩影。“在贵州,‘两基’攻坚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省政协副主席刘鸿庥感言。

《中国教育报》记者续梅等人在《看贵州教育如何实现惊人一跃》一文中写道,在贵州的采访,一路下来听到了太多的感人故事。许许多多的人为“两基”四处奔走,有的人积劳成疾,有的人献出生命。从江县翠里村党支部书记韦永智让出了自家承包的土地建学校,在带领群众平整校舍地基时,因坡土整体垮塌而献出了生命。

贵州的“两基”攻坚战,涌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有很多事迹我们耳熟能详:在大方县高寒山区支教2年之久的徐本禹,成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田沛发,身患癌症一心扑在教育上,让儿子外出打工寄钱维持学校运转,为保护校产与歹徒舍生相斗;刘恩和,以一己之力用肩背、胸膛托举出一所学校;陆永康,跪着教书30余年,被誉为当代保尔・柯察金;韦正雄,洪水来临勇救学生……

还有一些事迹是记者在采访中刚刚获悉。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室4位同志长期坚持在“两基”一线,一位同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两位同志虽患重病,仍然带着药瓶坚持工作;前不久,一位督学在督导县乡迎“国检”工作时突发脑溢血,至今昏迷不醒。

国家教育督导团评价道,正是以这些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教育工作者长期的努力和坚持,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迎难而上、敢啃硬骨头的拼搏精神,人一之我十之的奋斗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精神,精诚合作、团结一心的协作精神,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动员起了千军万马,克服了千难万难,惠及了千村万落,造福了千家万户。

“在人类生命周期中产生递增报酬的是基础教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尊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茨说过,“对一些转型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不仅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将对其发展有巨大助推作用。”

“两基”攻坚,在贵州历史性跨越的进程中,率先书就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6

思想先导攻坚克难

从ⅰ线施工揭示地质看,不良地质主要集中在出口段,由此引起的施工难、进度慢、安全压力大、资金成本压力大、炮损严重干扰大,导致了员工思想波动大以及施工队伍极其不稳定。开工伊始,大部分员工,特别是协作员工看到工程简介时心里就产生了阴影,甚至个别班子成员都有畏难和急躁情绪,后来在施工中遇到的诸多困难也使部分员工动摇了信念,富书记掌握情况后,首先从抓班子思想统一和坚定全员信念入手,积极利用中心组学习、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形式广泛开展班子成员思想交流沟通,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统一班子思想,强化班子网成员攻坚克难信念,提高班子思考和整体决策能力,发挥班子在困难关头稳定军心的表率作用。针对管理人员和操作员工的信心不足以及部分员工嫌环境苦收入低,富书记又采取定期召开员工大会、党团员大会、座谈会讲形势、讲任务、讲四局的辉煌历史,讲建好的重大意义,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引导和疏通工作,关键时刻,他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进隧道、进班组、进农户、到桥头、到床头。同时和经理一起积极向公司争取政策,采取开展劳动网竞赛、组织大干、风险抵押等多项措施千方百计抢进度多完成任务,提高员工收入,激发员工的参战热情和工作积极性。05年4月,工程副部长武强,因地质网差开挖光爆控制难以及家里买房缺钱和妻子强烈要求他调回老家工作,整天心事重重,富书记得知后,主动找武部长谈心了解情况,多次给其爱人打电话,说四局的辉煌和大好形势以及武部长的良好表现,还牵头组织班子成员给武部长凑足了两万元的借款,最后武强取得了爱人的理解和支持;事后,他用扎实的工作报答富书记等班子成员的关爱,也带动了其他技术人员扎实了工作。

党建活动攻坚克难

富书记坚持“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的工作思路,紧密围绕生产、管理当中的重点和难点任务,适时切入开展扎实有效的党建活动,他把党建工作开展成为全员看得见,摸得着,有效果的的生产助推器。几年来,富书记结合“高扬党旗建功”、“高扬党旗追求永恒的卓越”主题活动,根据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不同困难适时策划组织开展了“我是党员,我带头”、“争当七个模范带头人”、“向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成果”、“党员承诺宣誓”、“五比五带两争”以及“迎七一保贯通献厚礼”等党建活动,明确党员在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时刻、关键工序当中的责任分工和工作标准,把工作内容标准和成效进行具体量化考核,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急、难、险、重、新”任务面前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发全员的生产大干和攻坚克难热情。先后举办了技术党课一百零一次,举办各种党员为首的技术研讨、技术培训、技术攻关25次,攻克了帷幕注浆、管棚施工、70米高架锚索、光爆控制等技术难题。05年7月,开挖经遇了断层破碎带,钻眼卡钻难、明眼装药难、药量控制难,光爆一直很难控制,富书记得知后,组织党员项目总工匡建国为首,党员刘占文、张志磊、马东安、许成毅成立了qc攻关小组,经过数十次跟班作业和爆破后现场验证,精心分析研究,不断调整钻头类型和钻爆参数,采用隔眼装药、竹片间隔装药、导爆索等措施,最终把光爆控制在较理想状态,节约了上百万元的成本。几年来,签订党员“导师带徒”、“党员一带三”15对,有一对师徒获得集团公司首届明星师徒称号。党建活动掀起了党员学技术、练本领、勇奉献的热潮,涌现了一大批党员典型,如工地司令员刘占文、隧道专家匡建国、掌子面就是阵地的马东安、精打细算物资部长冯月季、技术攻关能手张志磊、机械克星刘荣、电老虎王学军……,从而掀起了全员争先进的热潮,先后有8名同志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构建和谐攻坚克难

富书记以“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管理理念,做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工地地处山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苦条件差,刚上来时,很多员工都产生了畏难情绪,富书记和经理商量后决定从细微处入手关心员工生活,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先后投入一百多万元修建了舒适的办公、生活区,为每位员工购置了床铺、电热毯、工作服、餐具和洗漱用品,修建了60平米的食堂操作间和餐厅,建了锅炉房和洗澡堂,购置了洗衣机、冰柜、消毒柜、电风扇、取暖器、取暖煤炉等,为员工吃、喝、拉、撒创造了舒适环境;配置了彩电、卫星接收器,以及乒乓球桌、台球桌、修建了羽毛球场地等硬件设施,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为了改善员工伙食,富书记定期召开伙委会研究改善伙食,安排专车到二十公里外镇上采购新鲜菜;建点伊始,经理部就邀请集团公司、公司防疫站来经理部指导工作,并成立了工地保健站,联系了巴东县民族医院作为定点医疗单位,使广大员工能以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投身施工生产。富书记不仅关心自己员工,同时也把协作班组员工当作亲密的合作伙伴,在思想上教育、生活上关心、工作中扶持,为了解决协作班组吃水难,经理部花了4万元从3公里外的大山涧里引来了清洁的山泉水;为了解决洗澡难,经理部修建了两处40平方米的洗澡堂;富书记要求工会和团总支定期开展团体文体活动积极吸纳农民工参加;逢年过节开展送温暖进班组活动;特别关注财务部门每月把工资一定要发到农民工手中,适时组织协作员工岗前培训、技术学习班;做到了协作员工与职工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待遇。富书记是经理部对外协调关系的专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向当地政府百姓延伸,采取交流沟通、捐助、为地方修路、修水沟、修水池、尽量减少施工扰民等多项措施,争取地方政府和百姓的理解支持,构建了和谐的内外环境,确保了施工生产顺利进行。: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7

自战国、秦汉以来,北方军队只知匈奴民族之凶悍,却不知岭南土著民族之桀骜不驯。这是北方军队第一次领教了南方土著民族的强悍。又由于封建中央政府长期在广西实行“以夷制夷”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民族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为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强化训练,因而养成了长期的尚武风习及勇悍的民族个性;加之广西历来有延聘武师教习村民武术以维护村族利益及进行自卫防身之传统,从而促成了本地剽悍之民风。这种勇悍的民族性格成为广西人在战斗中的一种资源优势。在“二战”中,曾担任过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说过,“广西兵是世上最好的兵”。当我们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画卷,便知八桂子弟兵盛名之下其实相称。

一、能征惯战,被誉为

北伐“钢军”的八桂子弟兵

孙中山先生主政广州国民政府时,为国家前途计,曾力主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于水火,因而力倡北伐。然而至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去世后,当时的南方国民政府诸领袖几乎没有北伐的概念了。当时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广西籍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促成北伐,在广州军政界鼎力斡旋,力倡北伐的重大意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的广西籍将领李济深非常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二人协力向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高层主动请缨,愿作北伐前锋,国民政府终为其诚所动,并同意桂籍将士作北伐前锋。1926年5月,李宗仁第七军一部开赴湖南战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第七军钟祖培旅重创北洋军贺耀祖师,解除了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的危局。八桂子弟兵与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战场开局得胜,促成了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

在整个北伐战争中,李宗仁的第七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李济深第四军,一直为北伐军的主力前锋。两军将士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分别被誉为北伐“钢军”、“铁军”的美誉。1926年6月2日,取得初步胜利后的北伐军前锋部队,很快由衡阳向长沙挥师挺进,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于当年的7月11日攻克军事重镇长沙,北伐军因而一举成名,全国震动。北伐第四、七军前锋部队,挟初战胜利之余威,由长沙向武汉挥师猛进,在短短的12天之内便兵至武昌城下,可谓兵贵神速!武昌之汀泗桥、贺胜桥是其重要屏障,军事地理位置尤为重要。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使担任此役总指挥的李宗仁一举成为百战名将。

北洋军在武汉的汀泗桥战败后,吴佩孚大为震动,亲自坐镇贺胜桥指挥,将直系北洋军最精锐的十万雄师部署在贺胜桥周围,并附有铁甲和山炮、野战炮数10门,重机枪200多挺,其战斗力胜于北伐四、七军的几倍。更有甚者,吴氏为了确保此役胜利,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到贺胜桥头督战,将机关枪、大刀队列于桥上,凡畏葸退却者,立被射杀。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更由于前锋将士的英勇善战,仅用3天的时间便大败吴佩孚军于贺胜桥。直系北洋军失去屏障,北伐四、七军很快兵指武昌城墙。

在北伐义举中,八桂子弟的英勇善战为国人所侧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武昌城攻坚战中,作为北伐攻坚主力的八桂子弟兵,其英勇无畏之精神,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武昌城墙坚固深厚,墙外还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城,只能智取而不能强攻。但从未任过中下级军官、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北伐军总司令,却武断地下令“武昌城限于48小时之内攻下”,因而武昌城攻坚战令北伐将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云:“武昌城攻坚战,北伐军通常是先用炮兵轰击城上的守军,然后用粗长的竹杆及竹梯作为登城的器械,北伐军一、四、七军的部分将士先后3次冲锋都以失利告终,伤亡极大。第四和第七军将士整连、整排地牺牲,其惨烈之状,难以堪言。所幸吴佩孚部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倾向革命,阵前倒戈,将吴打了个措手不及,武昌城终于为北伐军所得,方大大地减少了武昌攻坚之损失。”

箬溪大捷是八桂子弟兵北伐的经典之战。在武昌城尚未最后易手之时,北伐军总司令部便命令第七军开赴江西战场,讨伐军阀孙传芳部。第七军2万多八桂子弟兵在向羊肠山寻找友军第六军途中,与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部约2万人在箬溪进行了入赣以来的首场遭遇战。第七军的李明瑞旅从敌人左翼迂回到后右翼进行包抄,敌军措手不及,全线溃败,连最高官长谢鸿勋亦身负重伤,混入士兵队伍中逃跑。此役俘虏敌军上万人,第七军无法收容,只得任其四处流散。掳获战利品颇丰。箬溪之役,八桂子弟兵以少击众,竟在1天之内将谢鸿勋部全部解决,极少漏网,取得了北伐入赣后的空前胜利。

随后,第七军连续取得德安、王家蒲大捷,为北伐军扫平江西战场之孙传芳主力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相比之下,同时入赣作战的第一军与第六军在克复南昌之战中连遭败绩,像所谓的蒋军嫡系部队第一军,其装备、粮饷俱佳,战败之际,主帅竟然“失踪”。最后克复南昌,仍以清一色的八桂子弟兵为主力,时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带领第四、六、七军部分将士协同李宗仁作战,于1926年11月初大败孙传芳主力,俘获孙部官兵3万多人,孙传芳主力在江西遂被肃清。

以清一色八桂子弟兵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战争中无愧于“钢军”赞誉。根据史料,其战功首屈一指,伤亡在北伐各军中也最大。仅入赣与孙传芳部作战,第七军约2万八桂子弟兵伤亡达4000多人;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第七军与第一军的一部,歼灭孙传芳主力3万多人,第七军功居第一,然第七军八桂子弟兵伤亡达5000多人。李宗仁在其《李宗仁回忆录》总结第七军战斗力强的原因时说:“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使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是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而相形之下,同为北伐军的第八军,旧军队习气浓厚,官兵等级分明,当了一个小小的连长就大不一样了,有的高级将领竟然在公众场合坐着豪华的八抬大轿,不难想象,带有旧习气军队的战斗力肯定要打一些折扣的。

二、慨当以慷,抗日

勇赴国难的八桂子弟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举国激愤。在广西主持军政的李宗仁、白崇禧采取了较积极的态度,拥护中央的抗日政策,抱定“先国家后私怨”的义念,抛开与的个人私怨,在广西作了全民抗战总动员。总动员后,村民报名参军者踊跃如潮。

广西当时有常备军14个团,由于从1933年开始施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即招募新兵入伍训练1年后可回乡务农,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加之几年的教育培训工作做得较好,广西兵民的素质在全国可堪上乘。值此国难当头之际,踊跃参军者自然难计其数。据统计,由于在县政府报名的人太多,政府只能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广西在1个月之内迅速编成40个团,后组成3个集团军,即第十一、十六、二十一集团军,受中央节制,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由广西军政长官李宗仁担任主要负责防卫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首先开赴抗战最前沿的八桂子弟兵是由桂籍将领廖磊担任总司令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淞沪会战中,抱定报国必死之决心,与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反复拼杀,牺牲惨烈异常,全军6个旅长阵亡3人、受伤2人,仅二十一集团军辖下的四十八军就伤亡1万多人,八桂子弟兵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

上海、南京失守后,国内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特别是主和的,更是以此为凭宣扬“亲日”论调。而刚占领上海、南京的日本侵略军认为中国军队的精锐已基本被消灭,更是不可一世、骄纵日甚,并迅速向北横扫津浦线。由于作战的对手是装备较差的杂牌军,因而日军认为此次行军轻松如“旅次行军”。日本侵略军向北入犯的军队有8个师的兵力,正面主攻的就有3个师。担任津浦线南线正面防守的是八桂子弟兵第三十一军,且大多数是刚招募的新兵。然而哀兵必勇,当八桂子弟兵知道日军在南京的兽行后,人人有切齿愤勇之慨。三十一军面对实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潜伏于易守难攻的滁州、明光一带的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血战月余,竟然使骄横的日本军难越雷池。三十一军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灵活战术,消耗牵制敌人达40多天,竟然打成了平手,达到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功效,为台儿庄之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张自忠迅速驰援与日军血战数日的庞炳勋部,取得了临沂战场的胜利。接着川军王铭章师在滕县为阻击日军对台儿庄的侵犯,全师光荣殉国,完成了阻击任务。滁州、明光、临沂、滕县阻击战是台儿庄大捷的光荣序幕。由于李宗仁指挥得当,驭将有方,加之担任台儿庄腹地防守的西北军孙连仲部的誓死抵抗,最终取得了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歼敌2万多人,缴获大炮、军车等战利品不计其数,不仅是我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举国欢腾,人们看到了抗战前途的新曙光,一扫京、沪沦陷以来的悲观空气,增强了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5月初,日军集结重兵30万对徐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路之敌以主力循涡河北上,企图切断徐州地区军队西退之后路,歼灭第五战区军主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考虑到数十万大军云集徐州一带,正是敌机械化部队和空军最好的攻击目标,遂决定放弃徐州,转移到豫南、皖西一带寻机再战。由广西子弟兵组成的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担负着掩护战区军民撤退的阻击任务,与敌激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为徐州地区军民撤退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桂籍将领、曾在淞沪会战中负过重伤的中将副师长周元,率领第一七三师死守蒙城,与2000多名桂籍将士壮烈殉国。

1939年4月底,日本侵略军为巩固武汉,为将来进一步进攻川东之重庆扫清障碍,集结重兵10多万北犯第五战区防线的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以图占领随县、枣阳,然后再图襄阳、樊城等地。李宗仁以八桂子弟组成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防守随、枣防线的正面战场,张自忠部在大洪山南麓,孙连仲部在桐柏山北麓侧应。第一次随枣会战拉开序幕。由于襄花公路上俱系平原,日军机械化部队可尽施,而我方部队缺乏平射炮,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坦克过处,我军战壕每被压平,许多守壕士兵非被碾毙便亦活埋。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其势汹汹。然担任正面防守的八桂子弟兵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更有勇者,竟攀上敌人的坦克,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之勇敢、牺牲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堪为中国军人之楷模。此战双方在随、枣一带苦战30多天,敌人遗尸5000多具,其战略意图被粉碎。

此后,日本侵略军分别于1940年5月、11月两次入侵第五战区的随、枣防线,在第二、三次随、枣会战中,广西的第十一集团军一直担任主线防守,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西北军)、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西北军)几方有力配合,我军装备虽劣,然中国军人敌忾同仇,反复搏杀,阵地先后几次易手,使骄狂的日本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三次会战中,敌遗尸几千具,日军被迫撤兵。日本侵略军连续3次随、枣会战受挫,不得不收敛其侵略气焰。根据李宗仁的回忆,第一次随、枣会战,若在旁侧应的汤恩伯部听从战区司令长官的调遣,服从指挥,在敌我双方胶着时及时出击,则第一次随、枣会战之战果不会下于台儿庄大捷。然自以为蒋之嫡系心腹的汤恩伯却保存实力,不服调遣,以致战机全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队的悲哀,也说明当局的腐朽阴暗。

1939年11月,为切断桂越公路,阻止国外援华战略物资输入,日军3万之众遂从钦防登陆,偷袭桂南,发动了对南宁的进攻。由于国民政府对战局的错误判断及对日军入侵广西的麻痹情绪,因而在南宁部署的兵力非常单薄。1939年11月26日,日军精锐之第五师团、台湾旅团轻而易举地攻陷南宁,随后再攻陷南宁军事要塞高峰隘、昆仑关,以图巩固既得军事战果,随即可威胁滇黔和重庆,国民政府再次震动。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桂系将领白崇禧由重庆飞往桂林。白崇禧指示广西省政府召开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全民皆兵,痛击入侵之敌;并设立行营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以图夺取军事要塞昆仑关,伺机反攻。

昆仑关位于南宁至宾阳公路的中途,离南宁约40公里,昆仑关四周群山叠嶂,雄踞于二山之间,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日军深知昆仑关的战略价值,因此以第五师团之重兵把守,该师团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浸染,并参加过侵华之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作战经验丰富,勇蛮剽悍。日军在昆仑关构筑堡垒工事,数道铁丝网,并以轻重机枪编成强大的火力网,还配有炮兵、机械化部队协同防守。因此,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昆仑关的鏖战是异常惨烈的高地争夺战。

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八桂子弟兵是夏威任总司令的第十六集团军,主要进攻高峰隘,并向四塘、五塘出击,协同北路军第三十八集团军进攻昆仑关。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鏖战正式打响,八桂子弟兵与担任昆仑关主攻的第五军及各路中国军队向昆仑关各据点的守敌发起了猛烈进攻。担任西线进攻的八桂子弟兵频频出击,像在崇山峻岭中穿梭的猿猴,迅速而敏捷,第一七师仅用1天多时间便攻占高峰隘周围山头,第一三五师攻克香炉岭,为取得昆仑关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日本防卫厅编的《广西会战》称“站在最前头向我军反复进行顽强突击的,是以广西省出身的少年兵为主力的三个师”,足见八桂子弟兵痛击日寇之勇猛强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第五军在八桂子弟兵及各路友军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半个月的艰苦鏖战,最后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此战是抗战以来军规模最大的攻坚战役,歼敌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及战利品。中国军队在这场攻坚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敢也是空前绝后的,付出了伤亡14000人的巨大代价,打败了号称“钢军”的日军精锐第五师团,再次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桂林保卫战其规模不大,却异常悲壮。1944年10月底,日军开始入侵桂林,与新桂系当局为了保存实力,留守在桂林的军队极其有限,仅25000多名将士,而围攻的日本空军、陆军、炮兵及坦克部队达7万之众。中国军队防守桂林的是以桂籍军人为主的桂林城防司令部所辖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的一三一师、第四十六军的一七师及另外2个团(包括1个炮兵团)。八桂子弟在兵员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势下,在东郊、北郊等据点进行了殊死抵抗,敌我双方拼死争夺,阵地数易其手。日军在东郊受到顽强抵抗后,久攻不下遂恼羞成怒,对防守在普陀山栖霞洞内的三九一团施用火焰喷射,封锁住洞口,除10多人潜脱外,824名将士壮烈殉国。是为“八百壮士”之由来。

11月9日,日军由空军控制桂林的上空,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展开总攻。在城北,我守军将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的冲锋遏制于反坦克壕前,整天不能推进一步;在城东,日军第四十师团主力被我军在老人山和象鼻山的炮火顽强地压制住,多时不能得逞;在伏波山防守的我军将士誓死抵抗,直至全部英勇牺牲,敌人才将阵地占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军人在桂林保卫战中演绎了一曲悲壮的英雄史诗――桂籍将领、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少将在桂林保卫战之前便给柳州的妻儿写下了“绝命书”,大有古燕赵义士舍生取义之遗风。城破之时,阚维雍将军不愿只身潜逃,将手书“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交给卫士,举枪自尽殉国;湘籍将领、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在德智桥头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桂籍将领、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身负重伤,不愿被俘受辱遂于侯山下自杀成仁。此役我军阵亡将士6488人,被俘13000多人(以上数字据日军战报统计),而日军阵亡人数至今没有确数。桂林保卫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渐次失守,然中国军人慷慨赴义之大无畏精神,在人类反侵略史上抒写了一页令天地为之动容的悲壮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感召下,1937年10月和1938年11月,广西分别组织了两届(第二、第三届)学生军,总人数4000多人,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一支中坚力量。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广西区委对桂系进行了积极的抗日统战工作,广西当局在出兵抗日的同时,决定招收知识青年组建广西学生军,全省一时出现了各大、中学学生投笔从戎的热潮。1937年10月,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正式成立(习惯称第二届学生军),学生军随军出发,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中共广西区工委为掌握这支抗日武装,派出10名党员加入学生军,学生军到达安徽后,1938年5月建立学生军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共产党员成为学生军的骨干力量。1938年2月,学生军开赴第五战区前线。他们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战场辗转巡回,宣传发动群众、慰问部队、救护伤员、担负交通、收集情报等,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受到各地群众和政府的高度赞扬。1938年11月,广西再次组建一支学生军(习惯称第三届学生军)开赴抗日前线。武汉失守后,学生军一部分随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大别山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贡献着青春热血,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广西学生军千里迢迢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救亡,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少有的。当局因害怕学生军被“赤化”,在1939年10月解散了学生军,另行安排工作或遣回广西。大别山学生军中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在中共学生军支部的领导下,在淮南、淮北加入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新战场。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8

2020党校公开课开始了。“枝叶总关情,行动见初心。”抓好主题教育总结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踏实地、明实情、谋实招是为了更准确找寻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全力打造惠民利民的长效机制,确保主题教育永远在路上。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方便大家学习。

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

近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历时七个多月的主题教育基本结束。在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恒课题要永恒坚持,终身课题要终身践行,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当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持之以恒地书写“守初心、担使命”的新篇章。

以知重负重为“纸”,涵养斗争的干劲。主题教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到此终结,恰恰相反,这是广大党员干部继续“守初心、担使命”的新起点。主题教育期间,通过自我检视反思、深入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了不少问题难题、看清了不少风险挑战,尽管各级党组织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动真格、出实招、见真章,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依然艰巨。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只有敢于直面矛盾、直面困难、直面挑战,以知重负重的担当自觉涵养敢于斗争的干劲,才能自觉地直面困难、战胜困难。

以苦干实干为“墨”,渲染斗争的韧劲。主题教育基本结束,但时代的脚步依然一刻不停地往前迈进,阻碍我们发展、阻碍我们前进的“拦路虎”依然层出不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挑战依然艰巨,这就决定着我们守初心、担使命的“旅途”是永恒的、是终身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途尽管再远再险,只要脚踏实地就能行稳致远。我们要干事业谋发展,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行伟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继续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坚持以苦干实干的“愚公精神”渲染斗争的韧劲,“宁挖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方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美好的未来。

以攻坚克难为“笔”,书写斗争的拼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我们自小便知晓的真理。主题教育期间,各级党组织坚定决心、鼓足勇气,齐攻坚齐克难,战胜了不少挑战,收获了丰硕成果,为我们继续前行扫除了障碍、注入了动力。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要继续以攻坚克难为“笔”,书写斗争的拼劲,既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破解外部的风险挑战,更要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毒,剔除自身内部的暗疮毒瘤。秉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于斗争精神,坚定不移地守初心、担使命,敢于经风雨、见世面,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和改革创新,在困境中发展壮大,在绝境中突出重围,在逆境中毅然奋起,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2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正式出版发行,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全体党员真正做到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更好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守初心就是要讲忠诚。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四个自信”,补足补牢精神之钙。要强化党员意识,始终以合格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增强组织观念,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担使命就是要重实干。要始终坚持实干为先,做到吃苦在前、奋斗在前,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干实干出成效。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唯一标准,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关系,坚持群众利益优先,群众满意为标,在实干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党上下要认真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自觉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3

通过认真研读《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深深感到总书记关于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深谋远、固本开新,体现着大格局、大情怀、大境界、大担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关键,还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扎下深根、花繁果硕的关键。

宽广的视野格局。“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关于党的初心,总书记从新时代谈到改革开放40年,谈到新中国成立70年,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谈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波澜起伏170多年,进而上溯到世界社会主义发展500年、中华民族发展5000年,体现了思接千载的深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似风华正茂,强调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鲜明的立场情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将的发展思想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作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清醒的自我认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强调“共产党员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中央领导是人民的大勤务员”,强调“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些重要论述,赋予共产党员独特的身份标识,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认知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坚定的信仰信念。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浙江南湖,赴福建古田、江西于都,赴革命圣地延安、西柏坡,这都体现了总书记对初心的执着坚守、对历史的高度自觉。对共产党员寻根、补钙、铸魂、强筋、壮骨、增能具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重大意义。

共产党员要把自己融入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4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要积极响应的号召,认清教师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做一名合格的教育者,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建设尽自己的锦薄之力,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重大贡献。首先,教师是知识的化身、智慧的化身、力量的化身,负有传承历史、开启未来的神圣使命,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必须做到政治立场坚定,具备与教师身份相符合的意识和觉悟,旗帜鲜明地同一切有悖党的方针政策、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行为作斗争,绝不允许发表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绝不允许向学生传递腐朽思想。尤其是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当今时代,更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时刻牢记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神圣责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根植于学生头脑,培养出理想信念坚定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有为人师表的形象。我们要站在对国家负责、对未来负责、对自己负责的高度,自觉规范一言一行,以实际行动树立人民教师光辉形象。一要做政治坚定的表率。二要做教书育人的楷模。以身作则、行为示范,引导和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握好人生方向,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三要做修身立德的榜样。第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有立德树人的使命。坚持立德树人,就要教育学生守法明礼。大力培育学生的法治精神和秩序意识,从遵守交通规则、遵守校规校纪、遵守公共秩序等点滴平常事做起,养成重修养、明礼仪、讲文明、守规则的良好习惯。坚持立德树人,就要培育学生科学精神。要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大力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引导青少年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拒绝愚昧、反对迷信、远离极端。坚持立德树人,就要锻造学生意志品质。

第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有业精于勤的素养。首先,要做到学无止境,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时刻保持知识恐慌、能力恐慌的危机感,坚持不懈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技术,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增强教书育人的本领,用自己的知识学问、思想智慧和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其次,要注重学术研究。教育科研,是推动教育发展,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师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学术研究的精髓在于从实践中提炼,又作用于实践,促进教学、提高效率。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做人民满意的教师。

2020党校公开课观后感心得5

观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专题节目,我受到两个最大的触动,一是在2012年就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最伟大的中国梦。”听过太多关于中国梦的各种阐释,我想,中国梦最根本的,就是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期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片中提到,几十年前东方杂志曾征集中国各界人民对中国未来的期待,却惹恼了国民党和投资方。我想这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性所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每个人不仅敢于说出自己的中国梦,还可以共同实现我们的中国梦。第二个触动我的地方是片尾一位老人拉着的手竖起大拇指:“你啊,不错,是个好书记!”我想,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最朴实的夸奖便是至高的荣誉。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9

以培养炮兵干部为宗旨积极创办炮兵学校

朱瑞1925年留学苏联,在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攻读炮兵专业。他十分关心我军的炮兵建设,留学期间曾表示,回国后要运用所学知识,从事我军炮兵建设事业,并以此为服务于中国革命和人民的终身职业。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中央军委打算让朱瑞出任副总参谋长。他考虑再三,给写信表示要为我军炮兵建设做贡献,并向汇报了对我军炮兵建设的初步设想。甚为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1945年8月,经中共中央和批准,朱瑞任炮兵学校校长。到炮校后,他艰苦奋斗、作风扎实、平易近人、忘我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炮兵建设开创了新局面。炮校迁至东北后,已无条件办学,他将教职学员有组织地分散活动,保存了实力,培养了骨干,组织了炮兵,壮大了炮兵。

1946年夏秋后,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时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军区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2000多名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以壮大人民炮兵队伍为目的培养炮兵领导人才

朱瑞在东北除了担任炮校校长外,还是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东北炮兵司令员。在他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在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朱瑞兼任校长;以及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司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至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确立“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教育训练方针

抗战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校的同志奔走东北,准备接受日军装备,建设炮兵部队。临行前,和总司令指示他,不仅负责创建东北炮兵,还要帮助其它地区建设炮兵。但到东北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没有现成的日军装备可接受,而且军已准备大举进攻抢摘“桃子”,局势变得异常紧张。面对复杂困难的处境,朱瑞听取大家意见,提出了东北炮兵当前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务。

朱瑞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部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

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三下江南战役前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搜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朱瑞带领部队克服天寒地冻、供给不足、土匪扰乱等困难,在1946至1947年两年内,搜集各种火炮798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共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子弹63万发,以及其它一些器材,并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至后方基地。朱瑞除直接指挥一批干部分散搜集武器、待机开办学校外,还将500多名排以上干部组成巡回教育团,赴东满、南满、西满、北满等军区和牡丹江、哈尔滨、延吉等军分区以及总部炮兵旅、第一纵队等单位,以学校培训干部的方法,对部队实施训练,培养出一大批干部,从而迅速地组建了6个甲种炮兵团、4个丙种炮兵团、6个炮兵营、22个独立炮兵连,总计达80个炮兵连队,一个高炮大队和一个坦克大队。

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并总结经验运用新战术战法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开展“战评”及“想办法”活动,从而使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攻坚作战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1947年3月,在参加三下江南作战后,他在双城韩家店主持召开了一次炮兵干部会,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炮兵战术技术设想。他说:“炮兵战术应从我们所处的条件出发,这些特定条件规定我们: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的(虽然他们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的、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但又不违背作为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战法则。”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总结了炮兵作战的一些基本原则:1、服从步兵作战意图和需要,建立正确的步炮协同作战关系;2、炮兵作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和集中火力,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上的优势;3、以支援步兵为主,压制敌人为辅;4、以点射碉堡、敌堡为主,地面摧毁射击为辅;5、以近战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以远点和间接瞄准射击为辅;6、必须做到行动隐蔽、火力突然猛烈和准确,即快、准、猛的要求。

教师攻坚克难工作总结篇10

根据会议安排,下面我围绕本次读书班主题,结合自学和工作实际,作如下发言。

一、追忆峥嵘岁月,领悟井冈精神

井冈山的革命史,对于大我来说原来只停留在书本上、电视剧里、红歌中。这次实地学习、亲身感受,真真切切追寻先辈的故事,对井冈精神有了较为系统的领悟,深刻而清晰的认识了所概括的井冈山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内涵。

1.坚定执着追理想。大革命失败后,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照亮中国革命的前程,靠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会产生在艰难困苦环境中战胜一切困难的超凡勇气,产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顽强斗志,产生在敌人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才能经受住血雨腥风的洗礼和考验。

2.实事求是闯新路。井冈山坚持实事求是,使我党摆脱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不断得到壮大。在井冈山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3.艰苦奋斗攻难关。国民党的严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之下,红军物质匮乏,缺医少药,饥寒交迫至极。毛泽东带头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按军部规定,毛泽东晚上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但为了省油,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毛泽东带头吃野菜,朱德和战士们一道挑柴担米……军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共渡难关,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红旗始终不倒”。

4.依靠群众求胜利。黄洋界上,红军两个连打了几个团,最后敌人败退,为什们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呢?是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克服重重困难,浴血奋战得来的。是心中永存胜利的信念,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二、结合实际,弘扬井冈精神

回望过去,缅怀革命先辈,铭记跨越时空之精神;展望未来,传承红色基因,昂扬振兴教育之斗志。我们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