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为然的意思篇1
2、成语出处
宋·苏轼《再乞罢详定役法状》：“右臣先曾奏论前衙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
3、成语用法
动宾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轻蔑意味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2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证伪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论争自80年代末以降，“实践本体论”倡导者不断变换论争的“手段”试图辩护其合法性。近年来实践本体论者在理论尚缺乏自洽性的状况下，又开始登陆到实践思维方式领域上。但是“实践本体论”的论争却因其没有完全被学界认可而一直没有完全的停息。最近，何中华先生的《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以下简称《辩护》）[1]一文中，就是实践本体论倡导者再一次在整合一种新的“学术资源”——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论——来明确了实践的开启性，从而为“实践本体论”找到一个再辩护的理由。《辩护》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事实——对于“在者”的开启性——因而成为本体论范畴”；“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不足以成为物质本体论赖以成立的理由，实践范畴之原初性的凸现，使其在本体论语境中失去意义”；“实践本体论视野的特殊意义”。因为本文主要是证伪实践本体论，所以本文只就何先生的前两个问题，不揣浅见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是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讨论依次在国内主要产生了三种范式：“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些范式中，物质本体论通常被指责为传统教科书的典型，故而有被边缘之倾向。而后两种在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影响较深。但是这两种范式严格来讲，并不是国内学者真正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现实要求下的一种自觉反省。应当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马化”过程中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入”。
其实，在三种范式的格局中，主要集中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论争。从中我们发现两者在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这一论点上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种本体论上，两者出现了质性的差别。要想分清楚“实践本体论”的错误在哪里，以及“物质本体论”的合理之处，明晰本体论这一基本的理论显然是关键所在，这样才能避免双方论战中出现“独断”。
本体论（ontology）从词根来看，它表达一种关于on的学问，希腊文原动词estion英文对应的就是tobe。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研究“tobe”，此后本体论研究便成为无数哲人思考的领地。尽管对本体论名称的译介争论杂多2,但本体论并不因此就缺乏一种中心的问题域。从词源学上看,英文的ontology、德文的ontologie以及法文的ontologie,均来自于拉丁文ontologia一词,而ontologia又源自希腊文logos和out,意思是“是”或“存在”。而且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里的being和beings、拉丁文的ens、德文的sein。目前,中国学术界主要把on翻译为“存在”、“有”和“是”。可是,汉语的这些译名都只译出了on(being)的一部分意思。王太庆认为:“他们的tobe(being)之类的词里头同时包含着我们的‘是’、‘有’、‘在’三个意思,他们认为这三个意思是一个意思,这三合一的意义就体现在being这个范畴里。”[2]
我们在借助于“是论”内涵分析后,原生态的“是论”告诉我们其与具体的“是”有着重要的差别:“是”论是“专门研究”有”（有与我们这里说的是只是译法差别――引者注）的学问”“这门学科与所谓特殊学科不同，因为那个学科没有一般地讨论“有”本身。他们各自取“有”的一部分。”[3-p122]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也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4-p179]由是观之,本体论内涵大约包含：(1)最普遍、最抽象;(2)最广泛———包括一切是者,实际存在的、不存在的、观念性存在的;(3)最高———它包括存在,比存在更广更高,因此没有比它更多更高的概念,是不可定义的。
任何哲学都应该有“本体论的承诺”，据此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拥有本体论。但从本体论内涵中，实践作为逻辑演绎的本体论，在区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是重要的界碑。但是这一点只能在唯物史观中能够得以确认。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能够作为作为本体论，这不符合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实践只是一种活动，只能是分有“是”。实践所指向的必然是有一个前提性对象。实践只能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其实在《辩护》一文中指认的“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正好说反了。实践才是这样一种“用”而非“体”。
二、实践在何种领域内能够成为“本体”
《辩护》一文首先借助海德格尔对在者的分析，指出：“与此相类似，实践对“在者”的开启这一事实的独一无二性，也使它唯一地有资格成为本体的规定。”正是在这样这一种“学术资源”支撑下，何先生认为“实践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也是人们对于实践的日常看法。但实践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当实践被作为一个一般的经验事实加以确认时，其本体论涵义恰恰因此而被幽闭了”。“实践区别于其它全部检验实施的独特性在于他同时还能够而且必须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领会，即它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对实践作为经验事实之独特性的领会，有赖于对另一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这就是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开启”。
在实践对于感性世界的作用的分析，引入这样一种生成论的思维表面上看是克服了以往“实践本体论”一些缺陷，增强了实践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与逻辑起点上的说服力。实际上“物质本体论”在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与“实践本体论”发生真正的分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的初步阐述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p78-79]“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192]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这之后,即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890年,恩格斯仍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p695]故此，我们说“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辩护》一文找到这样一种实践的开启性来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我们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实践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或者说是本体。这一点是对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为了针对何先生的“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有时也指马克思哲学）的内容难道仅仅只有唯物史观？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得以创立本身就是以他们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逻辑前提的，我们称之为“物质本体论”。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并揭示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之基础的“实践”的物质性质。同样如上述引文中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历史观相对立。用“物质”规定“实践”，就是告诉我们，“物质”是“实践”中的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此外，他们处处以“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提法，揭示了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前提”对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制约性。而且当他们讲到物质“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p77]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恩格斯曾经指出:“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引者)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p228]又说:“新的学派(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特出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第一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特征上)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6-p32]这里我们看到唯物史观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彻底运用”。因而把“实践本体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范式明显是“越位”。
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又补充了马克思当初没有全面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就是说，物质是整个世界统一的基础，是世界的真正的本质。同时又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既肯定了“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映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对“物质”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他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从内涵和外延上同时对“物质”范畴作了规定：在内涵上，“物质”概括的是所有特殊物质形态的“共同的属性”;在外延上，“物质”是“各种物的总和”，即一切具体物质的总和。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不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变革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并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可见，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恩格斯还对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证。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实证材料为根据，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物质世界观逻辑前提，论证了恩格斯对于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全面揭示。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接着《辩护》一文写道：“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的意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这里我想问何先生物质本体论者有否认过实践的作用吗？实践的重要作用能是它作为本体论的直接根据吗？”后面作者接着指明“由于没有确立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费尔巴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陷阱。”以及又很繁琐的把早已很清楚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哲学的视野与立场”）叙述了一遍。我们认为这些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并不能构成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硬性根据。
三、“自在世界”前提性、优先性以及意义
“拒绝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解释的最强硬的根据之一，莫过于马克思自己的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界的条件性，二是自然界的优先性。”然后，何先生发问道：“但是，能够据此把自然界或自然界物质作为本体论基础加以确定吗？”
接着《辩护》一文，着重辨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句“物质本体论”的重要文本依据。他这样分析“马克思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全集3－269）””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还“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手段。显然，在这里，自然界是在“条件”和“手段”的意义上被肯定的。许多人拿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是一位物质本体论者得论据，是缺乏依据。自然界固有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区别”。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特定语境看，它应该是时间意义上的。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整段话的基本命题是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逻辑预设就是先行地肯定那种与人的存在或活动无关的自然界的优先性。因此，虽然马克思重申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绝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说的。”“在哲学意义上，这样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实践本体论”论者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先前]被思维者(指黑格尔———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7-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非人化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认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因而应当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把本来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这是思维方法上的孤立性、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发现《辩护》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早年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本体论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哲学向度逻辑进路中有一个“哲学时期”、“否定哲学时期”。1如果把视角仅仅限于他的“哲学时期”而不能以整体的视角兼顾考察那样一个否定旧哲学的时期，势必就会得出了那样一种“实践本体论”这样一种哲学本体论范式。原因是在早期是马克思思想极具嬗变的时期，他脱离旧哲学领地的一个重要界碑就是实践。这一点何先生在文中对于实践的一些重要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是事实。但是到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仅仅把视角局限在“实践本体”，而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感性世界”。
经院哲学家通常由于兴趣或种种原因而专攻研究本体论或仅限于研究认识论、历史观，抑或如海德格尔那样去诠释“此在”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故而以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研究世界、社会和人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这是由他们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历史任务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思想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就负有为无产阶级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历史责任，负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责任。恩格斯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7-p481]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世界观”,她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包罗万象的作为“特殊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又说：“一般世界观”“是以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一定理解为基础”。[6-p23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她必须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做出回答,而这就是立足于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实践必须以自然物质为前提，如果否定了实践的客观根据，唯心主义大门便得以敞开。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哲学实践观、实用主义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一元论哲学观，实际上都是一种主观对于实践的肆意解释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物质本体论”，在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上，再来探讨与张扬实践的重要作用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证实》.[j]《学习与探索》2007.（2）
[2]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j]《学人》1993.(4）
[3]外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3
论文摘要：意思表示是私法秩序下绝大多数法律关系的起点。意思表示作为人的内心活动的外部传达或宣示，必然要引出意思与表示是否一致，以及两者不一致时如何对已有意思表示进行判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意思与表示在法律交易中的实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较可取的做法是认为意思表示的内容与效力应该通过规定性的表示获得。关键字：法律交易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人的社会活动通常都受其意志支配，并且根据意志的内容与状态而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志都是法律关系的起点。在私法领域里，这种意志的精神存在或心理存在被称作“意思”，而将其外在的物质存在或形式存在称作“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于，一个是实质存在，一个是外在表达。民法上所谓意思表示，就是指要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思的外部表达。在此意义上讲，“意思表示”是绝大多数私法关系的当然起点，尤其是私法关系中的合同关系。于是，意思表示理论及其相应制度必然成为所有国家私法制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使是英美国家法律制度也是如此，只是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已。〔1〕一、意思表示的历史源流与发展关于意思表示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看法。德国学者艾森哈特(eisonhardt)认为:“法律交易是私法的核心部分，它在概念上是德国近代自然法一普通法法学的产物。法律交易与意思表示法律制度关联密切不可分割，但是意思表示究竟起于何时，却很难论定”。他认为，法律科学对于罗马法的依赖，在意思表示这个问题上并不清楚。〔2〕换句话说，意思表示的产生发展与罗马法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些绝对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无根据，代表着现今许多德国学者的看法。从法律历史上看，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或认识，意思表示在罗马法时期还没有出现。虽然在《学说汇纂》中也出现过保罗的用语“意愿表示”(declaraeVoluntatem)，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术语使用的。〔3〕不过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罗马法学家的丰富著述中实际已经存有了意思表示的萌芽，或是可以间接说明意思表示的某些制度。首先，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古罗马的要式买卖曼兮帕蓄和拟诉弃权。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说的套语，抑或是出让人的沉默不语，实际上都意味着当事人为着交易而做出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4〕其次，罗马法上对于意思表示是否必须归于某个意思受领人，是否可以通过信使而送达都有过规定。对此，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彭梵得阐释说:“意思可以通过他人加以表达，只要这种活动的形式不对此构成障碍。使用传信人表达自己的意图(比如缔结婚约、实行售卖等等)，这是罗马人的一种广泛实践。传信人不过被视为表示意愿的实际工具，同一封信或其他手段一样。”〔5〕显然，在他看来，罗马法中的传信人制度本身，实际已经表明罗马法上具有意思表示制度的内容。再次，罗马法上已经有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而行为能力之所以被限制，就是因为被限制者的认识能力和精神状态不成熟或不正常，从而不能真实正确地表达其行为意思。如罗马法理论认为:“未适婚人不能订立遗嘱，因为他们没有判断能力，精神病人也一样，因为他们缺乏理智。”〔6〕患精神病者不能进行任何行为，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为之事。”〔7〕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能力”，实际上都涉及到交易的主观意向或愿望，而这恰恰就是现代民法上的“交易能力”，〔8〕实际上也是法律交易的基本内核。到了罗马法晚期，即东罗马时期，许多罗马法学家已经渐渐地从各种不拘形式的交易背后看到了交易意思的存在。如要物契约、合意契约、有正当原因的交付以及质押等，都不同程度地表明着交易意思的存在。特别是“合意”和“善意”概念的出现，更使得交易活动中的意思存在得到普遍承认，尽管还不是直接地以特定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另外，后期罗马法已经有了所谓的“心素”的意识。五大罗马法学家之一保罗在论及“丧失占有”时曾说:“即使在占有丧失情况下也应该重视占有人的意思。如果你就在你的土地上，但却不想占有这块土地，那么你立即丧失对该土地的占有。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仅仅因为心素就丧失占有，虽然人们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占有。”〔9〕从以上探讨来看，关于意思表示的源流，其实还是离不开罗马法的渊源的。〔10〕德国法学家们认为，意思表示这个术语最初的根源似乎见于中世纪晚期神学家们有关诺言和誓言的诊释之中，但对这个私法核心理论做出最有意义贡献的还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承诺拘束理论”(theorievomverbindiichenVersprechen)，不过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世纪道德神学有着密切关联，而且深受1607世纪西班牙自然法学派学说的影响。格劳秀斯在其理论中提出了承诺的拘束力问题，从而进一步涉及并且阐释了意思表示和合同订立的问题。他采用了意愿表示(declaotiovoluntaris)的概念，并且将其作为法律拘束力的依据。罗马法学家尤里安虽然使用过这个表达，但不是作为一个有明确内涵的技术术语，而在格劳秀斯这里，这个表述方法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内涵，一个人的意愿表达被认为是法律上产生拘束力的基础。较格劳秀斯稍早一些时候，西班牙法学家莫利纳(molina)〔11〕已对意思表达做了纯粹意思表达和有拘束力意思表达的区分，后者实际是给予意思受领者一个权利，这一立论多少也对格劳秀斯产生过影响。显然，格劳秀斯所谈论的还没有完全摆脱荷兰道德神学观的影响，也并非后来民法上法律交易中的意思表示，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提出了这样一个给人以启发的概念。他的理论实际已经主张，关于契约概念的法学理论就是具体的契约表示问题，这个观点引导人们在探讨契约理论时超越了契约概念的局限，开始注意到契约表示的问题，并且最终获得了一个下位概念:意思表示。〔12〕同时在格劳秀斯那里，也已经注意到“意思”与“表示”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表示的法律后果系于能够自我独立负责的人身上。他认为一个具有拘束力的承诺须以一个“认真的意思”(ernstenwille)，一个充分的表示事实为前提条件，只有在具备了这种表示的认真性、可靠性时，这种作为自由的表达而发出承诺的理论设置才具有理智和交易安全方面的说服力。格劳秀斯的理论对于后来许多自然法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如普芬道夫(pufendorf、托马修斯(thomasius)、沃尔夫(wollf)等，从而渐渐形成了一个意思表达的源流直至概念的最终形成。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是沃尔夫的弟子奈特尔布拉特，〔13〕他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将意思表示作为法律交易的属概念明确提了出来。在古老的日耳曼普通法中，债法上的契约是最上位的概念。但在格劳秀斯等自然法理论的引导下，又逐渐发展出一个可与之媲美的抽象意愿表示(declaratiovolulltatis)概念。在19世纪期间，德国的学说汇纂法学派追随了这个源生于自然法理论的概念，并以此为思路，将意思表示和“行为”合而为一，从而最终使得“法律交易’，(actusJuridicus)这个最初用来泛指法律上具有意义的所有行为的概念渐渐精确化，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意思表示理论的产生发展，对于整个私法制度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至少对德国私法的体系划分产生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它引申发展了一种可以概括民法所有领域中的各类法律交易的普遍理论;另一方面，一系列民法基本问题，如意思瑕疵(错误、欺骗、强迫)、虚假行为、交易能力等等，都可以根据这个理论得到阐释。相比较而言，原有日耳曼普通法中的债权契约或具体契约类型理论，都既未能提出、也未能解决这些一般性的问题。〔14〕这样，原日尔曼普通法中的契约法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德国私法本身也因此冲破了罗马普通法以来的传统，发展出德国私法的特色。而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债的一般规则和基础仍然是传统式的，奉罗马法以来的契约理论为圭臬，法国民法学也是如此而没有越历史之雷池一步。〔15〕意思表示能够作为一种成形的法学理论，直接为近现代法学所应用，还应该归功于萨维尼。萨维尼认为，意思表示是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和消灭的事件，因此，它是法律事实的一般概念。考察法律关系应该从这个一般概念出发。在此法律事实之下，他提出了法律伙伴(Rechtsgenossen)〔16〕的“自由行为’，(freieHandiungen)的理论，并将这种自由行为分作两类:第一类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设立和消灭，如意思表示和法律交易，第二类指向其他非法律目的，其法律后果或者完全无意识，或者是法律所拒绝的，如侵权行为。(17)其实，这也正是为什么萨维尼最初将不法行为也作为法律行为一部分的重要原因所在。(18)就立法而言，意思表示首次出现在普鲁士普通邦法中，该法典一个小节专门对意思表示做出了规定，开“意思表示，纳入法典之先河”。〔19〕而将意思表示在法典中予以规定，意味着普鲁士立法者把“意思表示”当作一个一般予以承认的法律制度。这样一种外在化的人类意志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范畴。(20)在德国以外，意思表示理论为奥地利和瑞士法学所接受。不过，它既未成为1881年瑞士债法典的基础，也未成为1912年修改后的瑞士债法典的基础。除此之外，在受法国法影响的各个国家范围内，意思表示说自19世纪末也渐渐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于法国民法系统化理论的影响。法国司法部曾于1876年设立了比较立法委员会(ComitdelegislationCompare)，1900年德国民法典生效后，该委员会即组织对该法典进行翻译研究。与此相联系，法国比较法学家萨莱伊(saleilles)与外国法学家如德国的冯•基尔克(vongierke)、克勒尔(Kohler)、莱纳尔(lenel)、瑞士的胡贝尔(eugenHuber)和意大利的齐龙尼(chironi)等建立了工作联系，并提出了关于“意思表示”的意见陈述。此外，参与过意大利民法改革的法学家卡罗亚(v.scialoja)1885年曾以《法律交易中的责任与意思》为题专门研究探讨了德国法上的意思表示问题。(21)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葡萄牙民法采用的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述，在民法传统意义上，或者说在罗马法传统意义上可能是更为贴切的，即“交易表示”(deClaracionegocial)。如果不从强调意思自治的角度予以评价，葡萄牙民法上的这一概念用语在内涵范围与表达形式的统一方面，可以说是最为准确的。(22)二、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及其相互关系意思表示概念意味着，法律交易参与人或交易人欲设立一定法律关系的主观想法的外在表达或宣示。自然地，它就应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意思本身和意思的表达，其中前者是实质要素，因为没有意思，也就没有所谓意思的表示，正如萨维尼所言，“意思表示的基础就是意愿的实在”“一个特定的意思理所当然的要作为唯一重要和生效的因素来考虑”。(23)意思表示的这两个要件又可以分作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即表示要件和意思要素，任何完整的意思表示都必然包含这两个要件。(24)于是，在此就发生了下面几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主观要件(意思要素)和客观要件(表示要素);第二，如何理解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关系;第三，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在法律交易成立或法律关系形成中的轻重之分。在这三个问题中，前面两个属于对意思表示的基本认识问题，应该首先明确。至于第三个问题，则是一个价值判断方向或法律政策问题，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制度原则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在对前面两个问题有了基本了解后，再对第三个问题予以探讨。第一，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认识。首先要认识的是主观要件或意思要素。主观要件是意思表示中的根本要素，比作为客观要素的表示要复杂。在德国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意思表示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其直接目的何在，即行为意思;其次是如何参与或实现，即表示意思;然后是法律上的后果，即交易意思。（25）与此相应，意思要素的要件通常包括行为意思、表示意思和交易意思三个方面。所谓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是指由某种意识支配的举动或行为，亦可以说是有意识做出的表示象征。例如，有意识的讲话有意识的手势有意识的沉默或其它由意思主导和支配的作为和不作为。而一个人无意识或处于无意识状态时的举止行为，永远不能构成行为意思。例如，一个公司的董事在董事会决议时机械地举手或点头，他的这种举止并不当然地构成行为意思，而只有当它们是由意识支配时才构成。此外，一些因外界环境或情境，如“人身胁迫(visabsoluta)所发生的不由自主的言行举止也不得被视为行为意思。概括而言，行为意思的实质在于表明一个人是否有进行一项行为的意思或愿望。在意思表示的要件中，行为意思是一个实质性的要件;没有行为意思，意思表示就不可能成立。表示意思(erklarungswille)，又称作表示意识(erklarungsbwubtsein)，指意思表示人将其举止作为表示的意思;至少，是有意识地将其举止作为表示的要件。德国实证民法学法学家冯•图尔(vontuhr)曾称其为“通知意识”，即进行任何一种通知的意识。现今人们使用的”表示意思”或“意思表示”术语，则通常被理解为表达意思的表示人将其举止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表示。(26)简单地说，表示意识就是想通过特定方式传达参与法律交易或法律交往的意识。因此，通过表示意识，我们可以获悉表意人有参与交易或进行交易的愿望及其具体内容，由此对整个法律交易有一基本判断。虽然关于表示意识在意思表示中究竟发生什么作用，至今在德国民法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上述意见可以说是德国法学界的主导观点。对此，199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例中指出:“如果表意人一旦具备了民事交往应有的注意谨慎就应该或者能够认识到，他的表达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可以被理解成为意思表示时，而受领人亦实际上如此理解时，即使欠缺表示意思，意思表示仍然成立。”(BGHZ91，324)但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19、121和143条的有关规定，此类意思表示可以请求撤销，据此，德国法律实践中所采用的做法是，没有表示意思然仍可成立意思表示，只要能够判断表意人有责任能力。然而，对此判决法学界颇有争议，(27)以卡纳里斯的观点为代表，“没有’行为意识’的行为不是一种自决行为，要让表意人对表示受领人所理解的表示内容承担责任，就必须要求表意人是有意识地从事其行为的”，否则，行为人充其量只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18条和122条承担信赖损害赔偿责任。(28)关于表示意思的作用，我国台湾学者之间也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似乎主张无表示意思则无意思表示，但无表示意识却有表示行为时，而且因此给相对人带来了信赖利益损失，那么无意识表示人应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予以赔偿。(29)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表示行为已经造成了一个信赖事实，表意人无论如何要对这个事实负责。同时，这也是维护交易安全所要求的。从现实上看，这是一种折中的立场。交易意思(Geschftswille)，是指获得一定法律交易结果的意思，因其是具体法律后果的直接基础，故又称法律后果意思或基础意思;再具体一些还可以说它旨在获得受法律保护的特定经济结果，故也可称为目的意思。交易意思体现于表示行为之中，并与表示行为成为一体。如买方以一定价格购买出卖物的意思、出租某物的意思、终止或撤销合同的意思、转让或抵押某物的意思等等，均通过交易意思而得以外部表现—表示行为，从而被确定为具体的法律后果指向。与行为意思和表示意识相比较，某些情况下，交易意思仍是意思表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件，即使前两者都已存在。(30)但也有学者认为，原则上，没有交易意思，意思表示同样可能发生，只不过它可能导致法律意思撤销的发生。(31)无论如何，交易意思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获得特定法律后果的意思，这种表意人表示其欲然的法律后果无须具有法律上的精确性，因此，所有人，无论其是否有法律上的知识或经验，都可以实现其交易意思。换言之，具体的交易意思实现无需法定方式。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其中哪一种要素是意思或整个意思表示的实质所在，即具体意思表示实现的必备要素，据此明确哪一项要素欠缺时会直接影响意思表示的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民法学界有很多争论，其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意思表示的实质部分是行为意思，没有行为意思不发生意思表示，因而，如前所述之例，任何处于昏迷无意识和催眠状态的表示均不构成意思表示。而对于德国法学家图尔所说的表示意识或通知意识是否也属于意思表示的实质部分，德国法学家们是有争议的。有些法学家认为，一个没有这种意识的表示要件不构成意思表示;(32)而另有一些法学家则认为，即使仅仅发生了行为意思，而表示意识或表示意思没有出现，意思表示也可能成立。按照这种看法，一个人在露天拍卖会上以一定手势向朋友打招呼，就很有可能碰巧被视为一个意思表示。概括地讲，这二者最终的区分是:意思以何种方式直接表明着法律交易或其内容;是否涉及到法律后果意思或经济后果及法律上予以保护的结果。不过有一点是学界中达成共识的，即交易意思与表示意思是否完全一致，并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成立。其次，客观要素即表示要件。如前所述，意思表示需要一个可以为人们认识感觉的外部表达，这就是所谓表示要件，它是意思表示中的另一个要素，功能是基于行为意思举止将交易意思及其中所包含的表示意识让他人所知，从而实现意思的外部表达。每个可以被外部认识的举动，只要其是明确或隐含地与潜在的法律上的意思相关联，都构成表示要件。例如:说、写、举手、点头或摇头以及其它可以按照经验判断其所含意思的各种举止或举动。在理论上，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明示，即直接以言语或文字将交易意思予以表达，从而使意思表示受领人直接从表示中获知意思内容。这种表示只需以普通的语言和文字清楚地完成意思表达即可;推断表示和默示，指可以从某些特定行为中推断出某种意思的表示，故又称推断行为或推断表示。该类表示不体现于言词，而是体现于某些表明欲然结果的表示行为。在特定情境下与其它情况相联系，人们可以从一个行为中得出一个确定的意义或结论，从而明确其中的意思，因而又称其为结论性行为(Schlussigenverhalten)。第二，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关系。关于意思表示中的意思与表示的必然联系或自然存在的关系，也有多种阐释。如冯•图尔认为表示是:“一个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行为，是要把一种内心活动引荐给同类。”(33)但是至今被德国学界奉为金玉之言的，乃萨维尼与之颇为不同的看法。萨维尼认为，“意思与表示之间的关系恐怕不好这样去理解，即认为两者本质上说是彼此互不依赖的，就像一个人的意志和另一个人的意志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一致，其实完全是一种偶然;相反，仅就两者的本质而言，可以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意思本身必须被看作唯一重要和有效的，只不过因为它是内在的、不可见的事物，故需要一种可以使之为他人所知的表达，而这个使意思得以对外宣示的表达，恰恰就是表示。由此可以知道，意思与表示的一致并非什么偶然之事，而是它们的必然联系。”(34)不过，意思与表示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交易行为的实际发生中，意思和表示总是一致。相反，表示在把意思从内心世界带到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内容上很可能已经与表意人确实想表达的内心活动有所偏离或差异。如果说法律交易就是法律关系形成的自我确定行为，那么法律秩序就不能不把意思与表示之间的必然联系作为法律交易的实质所在来理解。萨维尼虽然把表示视为意思对外宣示的手段或方式，但并不是说前者就是后者—心理事实的简单通知，而是着眼于“意思的宣示，由此，欲然的内在活动才作为现象出现于可观察的世界之上”。（35）在德国，萨维尼对于意思表示的观点奠定了德国法学有关理论的基础，后来学说汇纂派的意思表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观点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学说汇纂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温德沙伊德在他1780年发表的《意思与意思表示》的著名论文中将意思表示理论又予进一步阐发:“意思表示也是一个具有意思的通知，但这个意思绝不是一个与意思表示分离的，而为它所包含;不是一个过去的，而是一个现在的意思。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意思的通知，而且还是意思的表达。它是自我显现的意思。在意思表示中，实现的不单纯是那个可以让人感知某种意义的表达，而且同时还有那个导致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思。”（36）在此，温德沙伊德不把表示视为一种意思通知，而是意思“表达”，从而发展了萨维尼的理论。同时，他将意思又进一步区分为表示意思和交易意思，即:表示人想要做出一个法律上具有意义的表示意思，和想要获得一个法律后果的意思。显而易见，萨维尼和温德沙伊德的基本思路都是以意思为重心的。其实这也正是意思说自德国民法典颁行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意思与表示在法律交易中的地位在明确了意思表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我们自然会进一步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法律交易的进行或实现过程中，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各自具有的地位是什么?对此，德国法学界有不同的理论和立场，概括起来即意思说、表示说和效力说三种。显然，采用何种原则将直接影响法律交易的法律后果以及由此指向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实践中，无论当事人是否对意思与表示的空间距离有所意识，最终结果上，法律都必然地取向于一个价值标准:或前或后。而法官在判断当事人交易内容和目的时，也都必然地要有一个基本坐标或标准，或主观或客观。首先是意思说。在罗马法时代，至少是古典罗马法下，判断意思表示效力是以其中的意思为依据，即站在表意人立场来做判断的。19世纪罗马普通法直到德国民法典公布实施之初，德国民法学中居主导地位的理论始终是意思说，认为意思表示形成的决定性根据是意思要素。而表示在此的作用只是使内在的意思，即一个既有的内心事实予以公开。萨维尼、温德沙伊德和齐特尔曼等均持此观点。按照这一学说，表示不过是意思的证明和通知。假如后来证明表意人并没有表示的法律后果意思，按照私人自治的原则，法律后果的唯一依据只能是确认的意思。这就说明了没有表示，仅有意思也同样会导致法律后果。按照萨维尼的看法，如果一个表意人对于其表示的意义发生错误，则该表示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这里欠缺表意人的意思。（37）不过，这种学说与德国民法典第116条关于意思表示“内心保留”的规定多少有些不一致。该条规定“意思表示并不因为表意人的表示保留着其内心意愿而无效”。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民法典的制定者考虑到必须使意思受领人能对表示给以信赖，这条规定也表明了德国民法典不是绝对地主张意思说，如弗卢梅认为，德国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受到限制的意思说。（38）只不过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学说汇纂法学的整个鼎盛时期，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意思说在德国法学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是表示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渐渐产生了一个与意思说偏离的学说，即表示说。该学说认为意思表示形成的根本依据是表示，持此主张的主要有科勒(Kohler)、莱昂纳德(leonard)、贝尔(bahr)及丹茨(Danz)等。但不同的是，持表示说的学者中并没有一个像萨维尼和温德沙伊德那样的领军人物，它是通过各个学者个别的观点最终综合形成的一个理论。这种学说的出发点是要保护意思表示受领人，将通过表示创设的信任要件看作法律交易后果的形成依据，为此，它赋予表示以独立于意思的意义。按照这种学说，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所据以发生的基础是，意思表示受领人能够根据表意人已做出的表示来做出判断并设立与之相应的关系，即使该表示与表意人的意思相去甚远，甚至该意思根本就不存在。例如，一个商人请邮电局发出一份电报购买一批货物，但是，邮电局却错误地发出了一份销售一批货物的电报，在此，出于对表示受领人或信赖原则的保护，应该肯定这个电报在法律上的效力。表示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尔说:“某人在缔约过程中以他自己的方式将其意思予以外在化表现，以至于使出于诚信的表示受领人相信可以从中取得权利，那么他所强调的事实上其表示欠缺相应的意思的说法就根本不能成立。他要根据其意思的外在表达而负责，恰恰就像他真的如此所想的一样。”(39)贝尔认为，表示人是否有过错对于表示的成立与否并不重要，只要可以确定表意人的表示已经发出，表意人就要承担后果。相反，对于受领人来说，只要他没有过错，就完全可以不必了解表意人的表示是否真的具备相应的意思。德国法学家丹茨也说:“意思表示解释与一个内在的意思毫无关系。在由于使用有争议的词语而需要予以解释时，缔约当事人中一方的表示究竟是何种意义，实际上与意思不太相关”。(40)丹茨的言下之意是，意思表示解释实际就是要依所用的言词来进行。后来，莱昂纳德追随了丹茨的思路，认为一个意思表示的意义就是表示的意思，是一个人想要使人周知的，通过表示传达出来的意思。这是一个客观的意义，是法律必须予以尊重的意义，是受领人必须要作为表意人的表示予以理解的意义。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客观的意义予以确认。(41)显而易见，这种理论把表示与意思完全分离开来，与前述萨维尼那种观点截然不同。它相对于德国民法典形成了另一个极端，即忽略了意思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德国民法典除了有前述第116条的规定外，还在第118条规定:“非出于诚意，但又指望其诚意的欠缺不被误解而做出的意思表示无效。”显然，此处关键是意思的诚实与否，而所说的指望是否恰当，意思表示受领人方面是否有诚信保护的需要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另外，批评表示说的人认为，如果意思表示中只有表示才是关键要素，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欠缺意思的表示得以撤销，即使受领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种欠缺。科英认为，表示说只是根据一些具体个别的情况发展出来的理论，不能作为法律交易的一般理论。但是它却表明了一个新的评价表示要件因素的思路，即发出表示的人事实上也就带出了一个独立的、有拘束力的效果。不过，表示说在德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再次是效力说。以效力理论的形成为标志，意思说和表示说的争论到19世纪末基本结束。(42)效力理论与前述两种理论不同，认为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既不单纯取决于意思，也不单纯取决于表示，而是意思和表示共同作用的结果。恩内克鲁斯一尼佩戴(enneccerucnipperdey)的教科书较早地提出了这个学说，但拉伦茨认为是比洛(Bulow)首先提出了这个理论，而弗卢梅更是以为从萨维尼时就已经将意思表示作为一个实质本体来对待了。因为萨维尼曾经指出，从本质上看，“应该将意思和表示联系起来思考”。(43)实质上，把意思表示作为效力表示来理解的效力说与意思说的对立仅仅在于，意思说认为只要表示与意思不一致，它原则上就是无效的。而按照效力说的观点，将表示与意思分离，认为表示只是意思的证明和宣示手段的观点是不对的，故想要以效力说克服这种意思与表示的分裂或意思表示的二元主义。他们反对认为意思表示分别是由内在意思和外在表示这两个要素构成的看法，认为不应该将作为心理上基本事实的意思行为与作为客观事实的表示行为相分离，两者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因此，法律交易的意思只能于表示中实现，并且只能在表示范围内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在这方面，即使是其代表人物温德沙伊德和恩内克鲁斯也曾明确说过，意思表示最终不是单纯的“内在的”意思的通知，而是意思的实行。用另一种方式说，人们所谓的意思其实始终是一个规范的意思，不管程度如何，它始终是一种应然(sollens)和可然(Durfens)，一个不应(nichtsollens)和不可(nichtdurfens)的规定性范畴。所以，意思的效力只能从体现这种规定性的表示而来，亦即法律交易的效果只有通过体现规定性的表示来获得。于是，意思表示实际上应该作为“效力表示”来理解。此外，效力说还有一个显然较为接近表示说的重要思路，即一方面，对于表意人来说，他的自我负责当与自我决定相应，他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和把握表示的方法或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意思受领人来说，他所获知的仅仅是他能够认识到的，从而实际上大多是客观的意思表示内容，而不是他无法揣度的表意人的意思。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意思表示受领人对于意思表示人的信任应该予以保护，而效力说恰恰可以给意思表示受领人提供这种保护。此外，法律交往的安全性也要求尽可能不去考虑尚未表达出来的意思，否则，意思表示乃至法律交易就很可能常常处于被潜在的意思不确定干扰质疑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期望保护交易他方的利益和交易本身的安全。从德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和现今的德国民法学与实践中，可以看出，德国民法既没有绝对地接受意思说，也没有完全地否认表示说，而是采取了一种妥协或折衷的实际做法。其实，早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第二编纂委员会在此问题上就做了一个立场说明:“人们首先认为，无论是意思说还是与之相对的表示说，均没有导致什么较大的修改，故有必要对具体的情况分别考虑，而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学说去做积极的肯定。”(44)后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或立场实际上为效力说提供了发展的余地，至少效果上如此。(45)所以，就当今德国法学与实践而言，有关意思表示的主流观点不是以意思表示二元主义为基础的意思说或表示说，而是以意思表示一元主义为基础的效力说。注释：〔1〕德国法上的“意思表示”和英美法上的“意图”(intent)具有异曲同工的意义，但两者差别亦非常明显。两大法系下这种同类法律制度不同风格的典型例子很值得专门的研究。但这不属于本文的考察探讨范围。〔2〕[德]艾森哈特：《德意志法律史》》(ulricheisenhadtdutscherechtsgeschichte)verlagC.H.beck，3.auflage1999，第230页。〔3〕见《学说汇纂》(digest)l，3，32，l。以下简作:Di，3，32，1.又见[德]卡泽尔:《罗马私法》》(maxkaser，Romischesprivatrecht)，VerlagC.H.beck，1971munchen，第l卷，第238页。（4）曼兮帕蓄是古罗马时期的买卖方式，又称作“要式买卖”或“铜衡式拟诉弃权则是在曼兮帕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非要式买卖，目的在于满足当时社会迅速发展的交易需要。有关内容可参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以下;[意]澎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以下。〔5〕上引彭梵得书，第61页。〔6〕尤士丁尼《法学大纲》》(institutionen)2.12.1以下简作:inst2.12.1.〔7〕inst.3.19.8;3.1910;又见前引〔4〕，江平、米健书，第58页。〔8〕本文所说的“交易能力’，即现今民法学界所说的行为能力。作者认为，在本文主题即意思表示所涉及的范围内，只能是“交易能力”。而行为能力是交易能力的上位概念，除了交易能力外，它还包括不法行为能力或侵权能力。〔9〕D.41.2.3.6〔10〕前引〔3〕，卡泽尔书，第2卷，第83页。〔11〕莫利纳(Luisdemolina，1535一1600)，西班牙神学家和自然法学者，西班牙后决疑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对格劳秀斯的影响很大。主要作品是六卷本的《正义与法》》(delustiaetlure)〔12〕[德]科英(Helmutcoing):《欧洲私法一1500一1800》(europaischesprivatrecht，1500bisl800)，C.H.beck，munchen第182页。〔13〕丹尼尔•奈特尔布拉特(Daniel•nettelbladt，1719一1791)，18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14〕前引〔12〕，科英书，第275页。〔15〕引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及以下。〔16〕德文“rechtsgenossen”，是萨维尼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这里权将其译作“法律伙伴”，意指处在共同或相关法律关系甚至法律秩序之下的人。德文“genossen”有“同志”的意思，但按照中文的理解和表达习惯，这里显然不是指“同志”的关系状态。〔17〕前引〔12〕，科英书，第275页以下。〔18〕这种影响在西方大陆法国家中至今仍然存在，它涉及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法律行为(法律交易)究竟包括不包括“不法行为”。〔19〕普鲁士普通邦法14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之意思表示要件”:第l条:意思表示是根据表意人意图应该发生或不应该发生的事隋的外在表达。第2条:如果一个意思表示要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则表意人必须是对其表示内容所指向的对象有处分权。第3条:表意人必须占有该项财产，并理智和慎重地予以交易。第4条:意思表示必须是自由认真确定或可靠的。〔20〕前引（2），艾森哈特书，第232页。〔21〕前引〔12〕，科英书，第63页，第279页。〔22〕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导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23〕[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3卷，第237页，第258页。〔24〕当然，因沉默发生的意思表示是一种例外。〔25〕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23页。〔26〕[德]弗卢梅:《法律交易论》》(wernerflume，Dasrechtsgescgechaft)，Springer-verlag，1992，第46页。〔27〕参见[德]科伦琴格:《民法导论》》(enfuhrungindasBurgerlicherecht)，verlagvahlen，1993，第60页。〔28〕[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谢怀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页。〔29〕参见王泽鉴:《民法总论》，台湾2000年10月版，第364页。〔30〕胡长清认为，“自表意人为意思表示之言之，必先有一定之动机，次有目的意思，次有法效意思，次有表示行为，而意思与表示之间复有一定之联络，然后意思表示始能成立。”此说逻辑上无可质疑，但实践中有时很难在目的意思和法效意思之间截然划分出先后。例如，一个人为了要购买一批货物而发出一个定货单，但由于疏漏而在定单中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货品号码。在此，他既有行为意思也有法律上的相关表示意识，但却没有正确表明交易目的，以至于不能获得交易指向的法律后果。在此，是否有必要再以“经济上的’，或“法律上的’，依据进行划分似乎可以探讨。实际上，胡氏在此阐释的理论可能是受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法学界出现的“经济交易意思”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交易当事人的交易意思实际上指向一定的经济后果，其法律交易就是要为了实现这种经济后果。但是该理论在德国法学和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分别参见前引（25），胡长清书，第223页;前引〔28〕，拉伦茨书，第475页;前引〔12〕，科英书，第278页。〔31〕前引〔27〕，科伦琴格书，第59页。〔32〕胡长清大体持此论，见前引〔25〕，胡长清书。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索尔格尔(soergel)等均持此观点。见前引〔28〕，拉伦茨书，第452页。〔33〕参见前引〔26〕，弗卢梅书，第51页;上引拉伦茨书:“意思表示是一种行为，从事这种行为是为了将内心生活的某个过程告诉大家”，第453页。〔34〕前引〔23〕，萨维尼书，第258页。〔35〕引前引〔23〕，萨维尼书，第258页。〔36〕温德沙伊德:《演说和论文》》(windscheid，Redenundabhandiungen)，第377页。参见前引吐(26)，弗卢梅书，第50页。〔37〕前引〔12〕，科英书，第276页。〔38〕前引〔26〕，弗卢梅书，第56页。〔39〕前引〔26〕，弗卢梅书，第55页。〔40〕〔41〕拉伦茨:《法律交易的解释方法》》(karllarenz，methodderaslegungdesrechtsgeschaefts)，alfredmetznerverlag，1966，第12页，第14页。〔42〕德国民法典颁行之后的一些年里，虽然有关于意思说或表示说的个别争议，但是并没有形成普遍的讨论氛围。有些德国学者认为，表示说于冯•图尔《德国民法典总则论述》发表之后曾占主要地位的看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43〕前引〔26〕，弗卢梅书，第58页;前引〔23〕，萨维尼书，第258页。〔44〕参见[德]穆可当:《德国民法典编纂备忘录》(mugdan，protokollei，710)。〔45〕[德]克勒尔:《德国民法总则》》(Helmutkohler，BGB.allgemeinerteil)，第19版，verlagC.H.beck，munchen1986，第125页。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4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5
一语言为何能够表达思想?弗雷格给出的解答是:“因为思想是由思想构筑材料构成的。这些思想构筑材料相应于构成表达思想的句子的语音组。因此,句子由句子部分构成,相应地,思想由思想的部分构成。人们可以称思想部分为相应的句子部分的涵义,同样,人们也可以将思想理解为句子的涵义。”[2]280在弗雷格看来,思想与句子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句子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相同的思想。思想与句子应该做出严格区别。“也许人们并不对语词或符号表达式和被表达的思想进行严格区别。但是,为了清晰性,最好做出这种区别。”[2]180可以看出,弗雷格对语言为何能够表达思想给出了一种结构性的解答,即思想语言具有相对应的结构。思想的部分与语言的部分又是如何相对应起来的,他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究。维特根斯坦在tLp中提供的线索显示与弗雷格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他看来,语言是思想的可感表达方式(3.1),“在命题中,思想可以被如此表达而使命题指号的诸成分与思想的诸对象相对应。”(3.2)“以如此表达”是指命题指号的诸成分简单指号或名字意谓对象,“简单指号在命题中的配置,与对象在事况中的配置相对应”(3.21)。因为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思想的诸对象对应于事实中的诸对象,所以命题的诸成分与思想的诸对象相对应。简言之,命题与思想通过逻辑图像论相互对应。但是继之而起的问题是,命题—名字如何与世界—对象相互对应,思想—对象又如何与世界—对象相互对应?此外,由于维特根斯坦又讲到“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那么,思想与语言是否可以如弗雷格所认为的那样作出区分。
二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必须搞清楚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在维特根斯坦与罗素的通信中:罗素曾问:思想的构成成分是什么,并且与那些被摹绘的事实的关系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回复到:我不知道思想的构成元素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它必定含有与语言的词语相对应的那种构成元素。另外,思想的构成元素与被摹绘的事实的那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那是心理学应该去寻求的东西。
关于罗素的问题,“思想是由词语组成的吗?”维特根斯坦回复到:不!而是像词语一样与实在具有同样关系的精神元素(psychicalconstituents)。那些构成元素是什么,我不得而知[3]。据此,马尔康姆认为,思想是由精神元素构成。
思想与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介质,但是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成为同样的命题。因为思想与语言与实在具有相同的对应关系。思想可以用物质指号(physicalsigns)进行表达,但是无须非用物质指号表达。命题是对可能事态的摹绘,“我们利用可被感官感知的命题指号(语音的或文字的,等等)作为可能事况的投影。”因而事态是命题所具有的意义,而事态中的对象是命题指号或名字的意谓。在马尔康姆看来,命题与事态之间的联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思想的意义被注入到了句子之中”[4]66,而这是由思维的精神活动(mentalactivi-ty)完成的。综而论之,“思想比之词语命题更为根本。”[4]66思想之所以能将世界—对象赋予命题—名字,是因为思想—元素与世界—对象之间的摹绘与被摹绘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意谓。那么思想又如何能够摹绘世界呢?肯尼认为,思想的元素具有意义是由tLp中的“形而上学自我”(5.641)赋予的。肯尼说:在思想自身之中,也许,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精神构造与那种构造的意义或意向之间作出区分。前者由心理学来研究,后者是由形而上学自我赋予的。思想……可能有恰当的数学复多性来描绘事实;但是它的复多性赋予它的只是描绘的可能性;事实上它描述的依赖于它的元素的意谓,二者是由超心理的意志赋予的,这种超心理的意志赋予这些元素一种用法,一种使用[4]78。
马尔康姆对此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意谓赋予思想元素。它意谓一个特定的对象,是由它的内在本性决定的。思想是对与自身不同的某物的思考,它的意义是在其成为一个思想时已经具备,不可能先有思想后有一种意义,因此,思想—对象与世界—对象的联系是由思想的本性所决定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给予帮助。
马尔康姆的上述诠释,并不能在tLp中找到充分的证据。他依赖上文所引的维特根斯坦回复给罗素的信笺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是对前期思想,特别是tLp的批判这种诠释为其论证的主要文本依据和指路明灯。针对这两点,温奇一一作了批驳。上文所引材料所现,思想由对应于词语的精神元素构成。温奇认为,这封信“仅限于此,无法进一步得出,为了能够把一串可感指号转化为命题,诸如此般精神事态必不可缺。”[5]13其次,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是不是对tLp中的思想的批判,这一点也很值得质疑。他确实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说过:只有把他的新旧思想一起发表,新的思想“以旧的思想方式为背景,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6]。除此之外,还抨击了这种说出一个句子的物理活动伴之以一种赋予它意义的内在活动的观点,“思想并不是一种赋予言说以生命和意思的非实体的过程……”[7]。然而,这不意味着被批判的思想蕴含在tLp中。温奇明确指出,与其说《哲学研究》所批判的关于意义、理解和思维的概念是针对于tLp,还不如说是针对于1914—1916年笔记。因为在他看来,笔记中有许多思想倾向如命题意义的精神性诠释是维特根斯坦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抛弃并且在tLp中竭力批判的对象。
温奇提出了一条不同的诠释路径。在他看来,命题中名字的意谓不是由思维赋予的,它之所以具有意义取决于它在句子中的“有意义的使用”。tLp中的命题3.326“为了就指号认出符号,我们必须观察其有意义的使用”可以为此提供依据。除此之外,命题与思想的关系也不是截然分离的。维特根斯坦在序言3、4段中指出:因此本书是要为思维(Denken)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derGedanken)的表达式划一条界限。因为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我们就必须能思及这个界限的两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思不可思着)。
因此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
温奇认为,为思想的表达式划界不是指“我们必须使用语言来陈述界限的所在,而是界限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被看做为语言的界限”[5]7,也就是说,思想的问题要通过语言的逻辑澄清来解决。在此,思维与语言是同一的。“说p是思考p可能采用的一种形式。所以:如果我断定命题p,我也会有思想p,这儿的意思不是,除了断定命题p外,我还在做其它某种事情,思考p,而是断定命题p是思考p的(一种形式)。”[5]15然而,温奇认为,思想除用这种可被感官感知的表达方式表达外,还可以以精神的元素来表达。这种由精神元素所构成的思想也是可能事态的投影,它与由物质元素构成的语言命题一样可以表达同样的意义,二者在逻辑上无先后之别。与之相反,马尔康姆的观点是,由精神元素构成的思想在逻辑上要优先于由物质指号构成的命题,命题只是思想表达的一种可感方式。然而,温奇的诠释同样也面临着思想的精神元素是如何与世界的对象相互联系起来的的问题。
三马尔康姆与温奇的诠释代表了对tLp思想、语言与世界三者之间关系思考的两种路径。二者都坚守自己的阵地,互不相让,但又不能说服彼此。以笔者之见,二者的诠释都有偏颇,都没能真正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完全地明示于众。马尔康姆的诠释在tLp中能找到明显的反驳例证。根据马尔康姆的观点,命题的意义来自思想的精神活动,那么,思想怎样将意义赋予精神活动呢,这势必要牵连出一个能操纵精神活动的主体。然而维特根斯坦明确表明“不存在能思维,能表象的主体”(5.631)。另外,思想的构成元素与被摹绘的事实之间的联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属于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以此看之,马尔康姆将思想元素与被摹绘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当作思想的本性使然,是一种心理学研究还是一种哲学的阐发?如果是一种哲学研究,那么必有违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如果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正确阐发,那么它必是一种心理学研究。
如果仔细察看tLp,我们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多次阐释了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命题4.112“……哲学应当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给它们划出明确的界限。”4.1121“我对指号语言的研究与哲学家们认为对逻辑哲学如此重要的那些思想过程的研究不是一致的吗?”5.61“我们不能思我们不能思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能思的东西。”等等从中可以得出,维特根斯坦坚守的一个信条是:我们可以思的东西,就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或者说“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3.5)。我们可以在《哲学评论》中找到印证之处:……我认为,当他思维的时候,他也就创造了图像,而这些图像在一定意义上是任意的,因为其他的图像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另一方面,语言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始作俑者,他第一次用说出来的句子表达了一定的思想。
此外,整个过程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每一个学习语言的孩子,都是通过开始用这种语言去思维来学的,是突然开始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准备阶段,即孩子虽然已经使用语言,已经使用语言去所谓交流,但却没有用语言来思维这样的阶段。[8]
在此,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在语言形成之前,思维已经存在,并且在时间上先于语言,但在他看来,这在逻辑上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在逻辑上不依赖于非语言的思想。后者虽然在时间上优于语言,但它属于心理学关注的范畴。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6
[关键词]巴黎手稿；起点论；科学劳动观；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5
马克思《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联学术界把《手稿》定位于不成熟著作而将之打入冷宫，严重地妨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赫伯特·马尔库塞为解释马克思的《手稿》而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书，其中心思想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定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著作发表后不久，西方就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手稿》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独立研究《手稿》，至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逐步形成了“不成熟论”、“顶点论”、“起点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不成熟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顶点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不成熟论”主要接受了苏联的观点，持“顶点论”者主要倾向于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看到《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而把这种差异无限放大，以致造成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上的对立。“起点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观点，应当起始于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的《手稿》单行本的中文注释。该注释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献。”[1]（p190）这个论断表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当然，并不能从“第一次”就能简单地推论出“起点论”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把握这个文献中的核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才能说明这个“第一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这一手稿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含着‘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化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等哲学内涵，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既是历史起点，又是理论起点。”[2]“起点论”是中国学者摆脱苏联及西方马克思学的双重影响、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在国际马克思学界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起点论”应当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文本的历史定位主要依据于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亮相之作，虽然它体现了马克思的天才，但没有超出黑格尔体系，其基本思想显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从哲学的角度说，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但还没有明确形成自己的哲学观，而且又明显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彻底打破并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初步确立了整个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科学的劳动观，而劳动观恰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精髓。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手稿》中基础性论断及其对诸多根本性哲学问题的回答的分析，来探讨其定位问题，指出它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一、《手稿》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与以往任何哲学都不同，它完全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确立了“现实的人”为哲学前提，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崭新的基础。
1.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1]（p51）西方许多思想大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曾利用“虚构的原始状态”进行哲学推论。这种方法此后又直接被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广泛运用，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路径范畴。而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明确反对“虚构的原始状态”，实质是反对整个抽象人性论路径，意味着马克思开辟哲学新道路的意向和决心，显示出颠覆西方传统学术路径的巨大勇气。
可以说，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自己与西方传统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别，于是在摆脱抽象人性论影响的同时，开始向“现实的人”的转向，为正确解决哲学前提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p66-67）马克思哲学的前提——“现实的人”已经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不是经济学、伦理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虚构的人，而是一种合理的、具有永恒的现实性的科学抽象和哲学抽象，与以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抽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2.科学的劳动观
从《手稿》思想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私有财产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经过思维抽象得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是普遍现象这个基本结论，进而深刻分析异化劳动，并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道性质。但是，异化劳动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暂时现象，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永恒现象，异化劳动不能成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基础，也就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哲学基础。进而，马克思继续深化在《手稿》中刚刚确立的异化劳动观，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得出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
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最直接、最核心的表述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7）关于这个命题，学术界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命题。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只是借助费尔巴哈的概念来表述而已。“生命活动的性质”即生存方式。比如鱼儿只能生活在水里，鸟儿只能在天空中飞翔，这是不同物种的生存方式的差异而已。特定的物种与特定的生存方式是同一的，这完全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在今天来看这就是科学常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p57）。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意识地改进生存方式，动物则天然地接受本能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自由的”理解为在某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其实，这里的“自由”具有特定的含义。因为，自由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并不涉及工人与劳动、工资与资本等方面的问题，“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p58）。这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抽象，依然以科学为依据，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规定已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p57）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没有逃出抽象人性论的藩篱。在表面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词语似乎一致，但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老瓶”装自己的“新酒”，实质上已经与费尔巴哈的脱离现实的“类本质”分道扬镳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进一步把《手稿》中的这一重要思想以更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动物与人相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是对事实的哲学抽象，依据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凭借“天才的虚构”。这个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的表述：“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p67）
二、《手稿》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升华到科学的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当时，马克思是否已经明确认识到劳动在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实际的思想进程告诉我们，其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到抽象（确立异化劳动思想），由抽象（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到分析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质）的曲折过程，才逐步发现被历代思想家忽视、甚至蔑视的“劳动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基础”最基本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初步抽象，“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1]（p59）。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不是哲学起点，但经过哲学抽象，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发现劳动才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变化的。这个“劳动”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已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了。“劳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分野，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作为“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依据科学的劳动观，马克思系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新天地。
1.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知、情、意及其活动过程的形成，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实现的，感觉承担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1]（p86）马克思肯定了感觉的作用，批评理性主义者把感觉排除在“人的本质”之外的观点，同时也明确指出感觉自身的局限性，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p87）。人的精神活动、实践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用恩格斯的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
劳动是人依赖于自然界、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唯一的手段，人通过劳动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并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p57）。人能动地适应和创造自然界（人化自然），通过劳动，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2.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其意志的客观关系。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出“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60-61）。社会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其次，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1]（p170-171）人在劳动中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个人的本质就是个人的“社会联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之表述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再次，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p83-84）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二者辩证统一。
3.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个关系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1]（p82-83）。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劳动主体等共同决定了社会的性质。社会性质取决于“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具体的“社会的性质”在“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同时，自然界中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中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自然界与人的联系是以社会之方式为中介的，自然界中包含着社会的本质，这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p83）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以劳动的方式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实现人的存在，实现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4.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p82）从思想连续性上说，这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深化，沿着这个命题的思路，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p72，p73）可见，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最初表达。
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p88）。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通过实践解决理论的对立，评判是非，同时还批判旧哲学的功能仅仅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
5.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
通过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p92）。“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p107）当历史被认识到是历史的时候，人已经摆脱原有的（非人）状态而成为了人。所以，“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1]（p92），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即当人在劳动中通过感觉而形成感性意识，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与自然相分离，同时又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的时候，“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起点的探析不是从人的理性、人的感望或生物学的立场，而是从劳动的角度来说明的——当劳动成为人的生存的唯一手段的时候，标志着人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始。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然史与人类史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持了这一观点：以往一切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3]（p93）。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观点，确立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辩证统一的关系，避免了自然与人的对立——而这正是唯心史观的思想本质。
三、结论
体现在《手稿》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崭新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避免“虚构的原始状态”，代之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二是初步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彻底批判抽象人性论，确立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并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后来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基本保持一致，并且接近马克思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架；三是科学地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伟大思想。这些基本观点在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深化和完善。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上说，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劳动观的合乎逻辑的飞跃，飞跃的起点恰恰在《手稿》中。
不可否认，《手稿》中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但这里更主要、更丰富的思想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较高程度的同质性。从《手稿》中马克思解决的哲学问题的性质、质量、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思想系统性等方面来看，《手稿》的主要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是次要的。若主次不分，主次颠倒，必然导致错误定位。《手稿》中科学的劳动观就与后来马克思的实践观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与后来解决哲学问题的路径和结论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手稿》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质性的内容之后得到重大发展和充分展现，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异质性的东西则逐步消亡。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个比较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成果，面对庞大、复杂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运用自己的哲学来把握和批判是必要的，否则，这样的研究就无法进行。在《手稿》中初步形成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虽然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尚不成体系，需要使用费尔巴哈的概念体系，甚至在研究中常常发生跳跃现象，但这都无法改变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框架的事实，因为它包含着成熟时期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因此，《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这一观点既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也是对《手稿》更加准确、更加合理、更加恰当的历史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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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09.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7
一、古希腊法律理念的产生背景
古代希腊是指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希腊半岛、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五部分。古希腊从建立爱琴文明到希腊各城邦被罗马征服，分别经历了爱琴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荷马时代、古朴文明时代、古典时代和古希腊化时代，历史延续达两千年。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古希腊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古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以海洋、地中海为中心，与水具有内在的联系。第二，古希腊的农业、种植业不发达，商业贸易特别发达。所以经商、贸易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繁荣的工商业和海上贸易，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的交流非常频繁。第三，古希腊科学理性比较发达，形成了非常完整的科学体系。第四，古希腊城邦始终处于“小国寡民”的局面，各城邦互为牵制，相互独立，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都是小国而走向统一的大国相比，这是希腊城邦制度不同于其它古代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
二、自然主义
古希腊时期，自然法思想之形成，大体短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自然主义法律意识阶段
自然主义，指的是古希腊时期一种古朴的哲学思想。而自然主义法律意识系指：古希腊早期思想家用看待自然界的观念和方式来理解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则在原始社会就已短存在。这是人类本性的必然要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的执行主要靠的是本能（常常表现为一种习惯性心理作用和下意识行为），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形式惩罚的恐俱（包括迷信的、舆论的、暴力的），以及这几个面的综合压力，把这些同当时的社会条件及人们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分析，就得出这样一个清晰的认定：原始人在遵守原始“法.时，很少反映出们自觉的主观能动。
第二，人本主义法律意识阶段
人本主义法律意识这一概念的主要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法律是人创造的，因而也是可以改变的：其二，法律既然是人创制的，它也有好坏之分。衡量和判定法律良秀的标准和主体就是人本身，人本主义法律意识，是对自然主义法律意识的一次否定。公元前五世纪兴起的智者派，是人本主义法律意识的思想先驱。前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领域，由于各种争执不休的论战，造成了人们对自身认识能力的怀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智者派应速而生。于是，宇宙的自然哲学被移到了人间。
第三，自然法思想形成
以人为核心去看待法律，至少抓住了一切认识得以产生的主体。它较之自然主义法律意识，显然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是，法律毕竟是以城邦意志所创制出来的强制性规范，凭个人的主观任性来对待它，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此，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他总结了前人的思想认识，总结性地兼取各种思想倾向之所长，提出了独特的自然法思想。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而其自然正义观，正是奠基于自然主义法律意识之上进行了质的升华的一种正义观。
三、理性主义
以理性为核心的法律文化观之发展，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历史发展演变的一条主线。当我们追本寻源，发现这条主线的始端，正是古希腊的理性法思想。理性，是从数学的逻辑论证中脱胎出来而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古希腊，这个上升的转化过程是很直接的，因为当时的一切科学都囊括在自然哲学之中。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两大类：一、普遍正义，即为守法。二、特殊正义，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在古希腊人看来，如果人类违背正义“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正义，成为人类区别于野蛮动物的界线和标志。因此，能动而理性地去认识城邦的法律制度，就是看这种法律制度是否符合正义。这样一来，在认识和评价城邦法律制度上，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在看待理性同法制的关系上，古希腊人还是理性的。这种以理性为核心，理性至上主义，也正是理性法思想的本质特征。
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理性还体现在法治方面，他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即，让一个人来统治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因素。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了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的基本内核在于“良法”和“普遍服从”。法治优于人治的原因在于：“恶性普在”这是人性论的基础，每个人的人性都有恶的一面，人性是不可信的；众人智慧优越于一人智慧，这是认识论的基础。理性法思想的提出，使古希腊的法律思想变得充实而珍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伦理法思想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近代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冲淡了学者们把法律与伦理相提并论的兴趣。但在古希腊，法律思想同伦理思想却是彼此不分、做为一体的，法律伦理化、伦理法律化。我们姑且称之为伦理法思想对这段思想史加以分析总统可以把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思想，依其倾向性而划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在把这两个问题视为一体，倾向于认为伦理的价值高于法律的力量，强谈伦理重于强调法律。第二类则不仅视它们为一体，而且两者同等重要，并在逻辑上互为论证、哲举上互为因果。
五、当今我国法制建设应该解决的法律信仰问题
伯尔曼说过，不能唤醒民众的坚定不移的忠诚的信念，是不能够使民众普遍愿意服从的。同样，如果不能使公众对法律产生神圣的情怀，也是不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也就不能够确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更产生不了法律对普遍的社会号召力。然而，以上几个方面正是法律自身正当性合理性的根源所在，正是法律活力生命力的源泉所在。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8
关键词自主原则；信赖保护；效力
意思表示由内在意思与外在表示构成，外在表示完全表明内在意思是意思表示的理想效果，因为意思表示本质上是对民事实践中各种具体表意行为的法律抽象，它们必然带有典型性，概念性和理想性的观念特征。然而，在现实中，具体的意思表示往往还受到各种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它们必然与语言习惯，当事人的表示力及表示环境等因素相联系。因而，从整体上看，行为人表示行为与内心意思不完全一致或有瑕疵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这正是法律行为成立规则和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据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尽管民法中的此类规则多采取强行性规范形式，但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命令行为人负有从事“标准表意行为”的义务，也丝毫不意味着行为人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的情况即构成：违法行为；而仅仅意味着行为人不典型的表意行为是否可成立法律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意义，是否发生预期的法律效力，等等。因此，法律一般概括在这里必然要服从社会生活事实，尤其不能以某种先定的“标准意思”笼统地限制一切表意活动。
意思表示具有瑕疵时，应如何加以规范，学说上有三种见解：
第一，意思主义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源于德国十八世纪的理性法学派，十九世纪时在德国的法律行为学说中居支配地位。按照这一理论，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内心意思，法律行为本身不过是实现行为人意识自治的手段。在法律行为构成要素上，行为人意思“被视为产生，变更和消灭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因素……意思是法律行为的核心。如果达成某项交易的意志不存在，这种交易是无效的”。与此相反，“表示自然只起到一种从属性作用……（意思）表示仅仅为了使内部的意志让第三者知道”。萨维尼最初显然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在法律行为中，“必须将内心意思看作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仅仅因为他是内在的，看不到的，所以才需有对其之表示，使外人识别”。在法律行为解释问题上，意思主义理论主张：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仅在于发现行为人的真意，而在探求时，应丛当事人订约时的主观去认定。假定从订约前或定约后的各种情况去推定，只能证明一般人在该当事人的地位或有可能有某种意思，而不能发现他们的真正意思。在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况下，法律行为应依对行为人真意的解释而成立，而不应依其表示内容的字面含义成立。显然，行为人的“表示只是使其人的意思表达于外，故仅在正确表达意思的范围内，才有价值”。如果违反这一原则，不问表示者是否真有意愿，“遂以强有力加其身而拘束之，那就违反了自由主义。惟有尊重意思，使其意思实现，才是保障其自由的适当途径”。
第二，表示主义表示主义理论是十九世纪末德国民法学说争论的产物，在二十世纪得到极端的发展。按照这一理论，法律行为的本质不是行为人的内在意思，而是行为人表示的意思。在法律行为构成要素上，这种理论主张：“行为人的内心意思不必为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而以有外部表示之意思即足以认其成立，其是否有效则为有效要件问题”。因此，可以说，法律行为成立的全部问题，仅仅在于意志是如何表示的，或意志怎样才能被理解。在法律行为解释问题上，表示主义理论的以下两个观点尤其值得注意：（1）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原则上采取客观性立场，在表示与意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外部表示为准。（2）对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以相对人足以客观了解的表示内容为准，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第三，折中说折中二者之间，或以意思说为原则而以表示说为例外，或以表示说为原则而以意思说为例外。
应当说，意思主义表示主义均含有合理性因素，这造成理论与实践中观点取舍上的困难。多数大陆法国家采折中主义立场，以期实现利益的平衡。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当意思与表示发生不一致的情况时，解决这一问题须站在意思与表示统一性的角度来思考。意思表示所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效力基础，非仅在于意思或表示，而是在于意思与表示的协力，既法律行为上的意思经由表示而实现，仅能在表示之中，而不能在表示之外获得法律的承认。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既构成功能的一体性，具有双重作用，一为使表意人得以之为手段，实现其内心上的法律效果：意思；一为经由其表示而使他人得为认知。意思表示系一种人与人间的社会沟通行为，乃相对人信赖与了解的客体。意思表示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使表意人得自主决定其私法上的行为；他方面是表意人应对其意思表示瑕疵负责的归责原因。相对人信赖的保护乃私法自治上自主决定的当然结果及其必要的调剂。因此，基于意思表示的双重作用，当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发生对立时，要综合考虑表意人的意思与相对人信赖利益，实现二者协调。基于通说，意思表示瑕疵时，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此种真意，依意思表示的种类：有无相对人而不同。在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中，不产生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害问题，不必将相对人的信赖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或原则可以追求。而在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中，应顾及相对人了解的可能性，以探求表示行为的客观意义。因此，此所谓当事人的真意乃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认定的“客观表示价值”。故在解释上应特别斟酌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的事实，并就磋商过程，交易目的及利益状态，依交易惯例及诚实信用原则判断。其典型乃对合同的解释。以下就讨论在合同中，各类意思表示瑕疵的不同法律效果，体现了法律基于不同的价值考量对不同意思表示瑕疵进行的不同规范。
第一，有效（1）单独虚伪表示。原则上说，单独虚伪表示应当有效。从保护表意人乃贯彻私法自治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而言，将真意保留于心中，虚伪而为表示，应不生法律上效力（意思主义），但从保护相对人信赖及交易安全而言，此种情形应发生效力（表示主义）。但若相对人明知表意人为虚伪表示，则对相对人无进行信赖利益保护的必要，因而，这种情形下的单独虚伪表示应无效。（2）动机错误。动机存于内心，非他人所得窥知，自不许表意人主张撤销，而害及交易安全。此项意思形成上错误的风险应由表意人自己承担，自我负责。当相对人明知表意人的动机错误时，仍不影响此意思表示的效力。因为，相对人知悉表意人所以为此意思表示的原由及其错误，尚不足作为转嫁表意人料事错误或投机失败的危险。惟相对人如果以违反诚实信用的方法，利用表意人的动机错误而缔约时，其主张表意人应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应认为乃权利滥用，不受保护。
第二，无效通谋虚伪表示。指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的意思表示。其表示于当事人间应无效，因为，此时不存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所以，这种行为应该是法律强制禁止的行为，而不可能按照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但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此乃保护交易安全。
第三，得撤销（1）错误的意思表示。此所谓错误主要指意思表示内容及表示行为的错误。内容错误指表意人表示其所欲为的表示，但误认其表示的客观意思（表示意义错误）。典型的情形有三种：第一，关于当事人本人的错误。第二，关于标的物本身的错误。第三，法律行为的性质的错误。表示行为错误指表意人误为表示其所意欲表示的意思，即使用了其所不欲使用的表示。如误言，误书等。意思表示错误关系重大，因而，法律为了同时保护表意人与相对人的利益，规定表意人有撤销权，以实现其真意。但当表意人撤销其意思表示之前，该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这样就同时保护了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同时法律还规定，表意人撤销其意思表示时应赔偿善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以实现利益协调。但有两种错误应排除表意人的撤销权：有利于表意人或相对人愿意接受表意人内心所欲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中，表意人及相对人的意思与利益均得到了实现，因而，无撤销的必要，若撤销反而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2）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诈欺与胁迫中，表意人的意思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因此，为了使表意人受到周全的保护，法律规定这种情形下，意思表示得撤销。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在欺诈与胁迫情形下所为意思表示无效，这诚然是为了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但受害方不一定希望其所为意思表示统统无效，因为，还可能存在对受害方有利的客观结果。所以，后来我国《合同法》就规定了欺诈与胁迫属于得撤销的情形。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表意人撤销其意思表示时，对于信其意思表示为有效而受损害的善意相对人或第三人应负赔偿责任，关于欺诈与胁迫无类似规定，相对人本人为欺诈与胁迫时，表意人不负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应属当然。但如果，欺诈与胁迫是由第三人所为时，善意相对人亦不能请求其信赖利益的赔偿，而只能依侵权行为的规定请求该第三人赔偿。
综合观之，意思表示瑕疵时进行解释，系以表示主义为原则，意思主义为例外，合理规范表意人的保护与交易安全，调和表意人“自主原则”及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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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七月版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9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综述
近年来，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现，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发展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层面上探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良策。与此相应，哲学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和讨论也愈益活跃。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综述。
1．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过程
大部分论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崭新的自然观的。但学者们在理解的角度上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从形成到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孕育萌生期（以《博士论文》为顶点）、建构形成期（从《44年手稿》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善批判期（《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的转向而实现的：一是从本体自然观到社会自然观的实践论转向；二是从机械自然观到人化自然观的关系论转向；三是从构成自然观向过程自然观的生成论转向。
2.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
学者们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大体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2.1物质本体论的自然观
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物质本体论的世界观[3]。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①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②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③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④运动是有规律的。
2.2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学术界主流观点基本上否定了“物质本体论”的观点。既然自然观从属于世界观，那么，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理解也应当发生一个相应的改变。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既然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引入自然观的研究中，我们才能科学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因而才能科学地理解和解释自然观的本质。总之，马克思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自然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自然的属人性、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在这些相对应的范畴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得以凸现出来。马克思的哲学自然观实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3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我国的学者最早在90年代初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6]。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学者们认为，说“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也并不错，但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为实践唯物主义提供最终的、社会历史的解释，才能真正使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区别于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中介环节，不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终成果。“只有把实践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4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存论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既然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解释原则又是生存论，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界，而是进入人的生存领域的自然界。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是“历史生存论”，那么，从属于哲学总体性质的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因为实践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人是依靠它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存的。这说明了实践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最终也不过是人的生存的“手段”。“生存”与“实践”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手段”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的。实践的价值和必要性只有从人的生存价值才能获得终极的解释。我们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才能理解历史上自然观的演变及其我们在当代应当采取的行为策略。
2.5马克思的自然观的本质是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重合之处，认为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其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被社会历史所中介过的，而不是处于社会历史之外，并合理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这种自然观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关于生态问题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自然观，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
3.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不以为然的意思篇10
关键词：《巴黎手稿》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整体 生态美学 美学意义
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美学的当展出现了某种转型，即有从传统的认识论美学向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趋势；生态美学的兴起就是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什么是生态美学呢?有学者理解，“对于生态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则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由此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美学的一个中心课题，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中心课题。生态美学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整体，而放弃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生态美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从人类中心的传统的主客二分模式过渡到消解主客二分的生态现象学方法。故而，很多学者把生态美学的基础认为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现象学和存在论哲学流派。当然以上这两者对生态美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
在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形态中，后实践美学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践美学的攻击主要的方面是认为人“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使人与自然、人类的生态失衡。这确实也是实践美学的弱点。后实践美学如生命美学、生态美学提出的人类的生态整体关系论被视为是对实践美学理论偏颇的一种反驳。但这并非如中国后实践美学各派对中国实践美学的指责那样：中国实践美学的“主体性”思维的张扬忽略了自然、使人凌驾于自然，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论给中国美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实践论并非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他在强调入的主动性同时，还强调入对自然的受动性。其实，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下同)中已经存在着非常丰富的消解主客二分传统思维模式的思想，这对生态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深刻地阐述了对象化理论、人与自然统一于人类社会等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不可独立、不可分割的整体，表现出了相当丰富的生态审美思想。
一、将自然置于基础性地位——以实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和人类生存发展相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立必须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如果人的存在和发展得不到保证，那么谈再多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没有意义的和不现实的。因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实质上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两者本质上并不矛盾和冲突。那么如何确保人的存在和发展又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非常强调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基础性地位既要满足人类的当下发展需要，又要考虑长远的发展需要。我们认为，“自然是基础”的观念是我们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键，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观念。马克思是在谈到异化劳动时说到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的，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说明，自然界是人生活的基础，是人的劳动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人创造新世界的基础。而马克思的下面这一段话更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基础性的地位，他说：“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惊叹马克思对自然对人的基础性地位的论述的深刻性，他看到了自然界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还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可以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精神的无机界”。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不仅是物质生存上的基础性，也还在精神生活上具有基础性，自然界是人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这样的思想是相当精辟的。因为自然界是人生命活动的对象，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的生命活动，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在《巴黎手稿》中，自然界对人的存在的基础性地位还表现在人的受动性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受到对象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马克思说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又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强调人的受动性，说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是无限制的、没有约束的，必须以自然界及其客观条件为基础。
生命美学等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非难，实际上是因为实践美学强调的人的“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受动性，被认为是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带来的必然后果，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强调的自然界的基础性地位并非必然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那样。相反，这种基础性是在让自然界成为人实践活动的基础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基础的同时，让人认识到自然界的不可或缺，进而认识到自然界的重要性，以在探索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让人对其倍加珍视。尽管，在海德格尔德的哲学运思中，自然也处于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显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因而无法真正给自然一个明确的地位。这对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的发展显然是无法做到具有真正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马克思把自然置于基础性地位的思想，不但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拓展性实践，而且顾及了人类长远持存的生态整体意义。自然的基础性地位要求我们要珍惜这些资源，要求人与自然之间要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态美学意义。
二、对象化——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性形式和辩证法
马克思将自然置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之中，但自然不会主动地跟人发生联系，要经过人的实践活动，自然与人才会建立起一种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关系。那么人与自然是怎样建立起具体的现实的联系呢?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给我们的解答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这种对象性关系并非只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并非认为人可以忽略自然界及其条件单独地、任意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更不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统一于人类社会及其实践中，两者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并非是二分而又对立的。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对象化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必然的存在关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马克思在这里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任何事物都应该有它的对象物，对象性的存在物才是真正的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才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物，才是“有意义”的存在物。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是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关系”思想的启发。黑格尔在其中认为，主人是因为有了奴隶才成其为主人，奴隶也是因为有了主人才成其为奴隶，奴隶是主人存在的前提，主人也是奴隶存在的前提。而这一思路在马克思那里变成了主体与对象是对象性关系，两者互为对象，两者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即对象是主体的对象，同时主体也成为对象的对象，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关系。黑格尔一马克思的这一哲学思想已经具有浓重的存在论色彩，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存在论。黑格尔一马克思在这里的运思思路已经突破了笛卡尔以来过分张扬人的理性主体性而导致主客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对人“主体性”的哲学论证都是隐含着主客二分的思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思想的局限性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了。马克思的对象化思想可视为是一种强调主客体互为对象、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关系的思想，是对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巴黎手稿》中的思路是：人与自然也是一种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互为对象、互为关系，自然是人的对象才是现实的存在，人也是自然的对象。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强调，突出表现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个问题上。《巴黎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问题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对自然进行人工的改造、通过人类的活动使自然留下人类文明的痕迹，而是指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那种成为人的对象的自然界即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感性自然界，那种自为的、不在人类的视野范围内的自然界是抽象的、非现实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不是“真正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这样说到：“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所以，自然界只有成为人的对象即成为“人化的自然”才能成为有意义的、“真正存在的”自然界。因此，现实、感性的自然是无法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
而人也更是无法脱离自然界，除了以上我们论述的自然界对人的基础性地位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界“产生”了人。正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自然界才创造了人并再生产人。马克思是在谈到人的感觉、人的美感的产生时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说：“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人的感觉包括美感不是先天客观存在的，而是在人后天的实践活动中、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交流中、在人从自然界获得自然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界对人的生成”，是一种“人的自然化”。由此可见，自然界对人的生成、对人的感觉的生成、对人性的生成的作用可见一斑，不可或缺。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都表现了人与自然通过对象性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都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实现的。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和整体性是统一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是统一于社会中的。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实现与自然的真正统一。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自然的人化”更多地表现了人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自然界成为了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人“生产”现实的、感性的自然界的过程；而“人的自然化”则表现了在人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的基础上，人也成了自然界的对象，人成了自然界生成的对象，“人的自然化”的过程是自然界“生产和再生产”人的过程。正是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样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对象化形式中，人与自然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整体关系，这种整体性关系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的，并统一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统一于人类社会。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和谐整体关系是一种具有拓展性、能实现人的发展的和谐关系，是一种具有拓展性的持存，既关照当下发展又利于长远发展。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启示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当今时代，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日益加剧。环境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由于被过度开发利用而出现短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由于争夺自然资源人类不断进行残酷的战争，……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实现人类在自然的大地上诗意地生存呢?这是生态美学要探求的主题，也是人类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主题，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生态哲学、美学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整体关系的追求可以以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作为人类存在状态的理想灯塔，那么这种现象学——存在论的理念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引导。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整体关系的真正建立不能仅仅在一个空泛的理念基础上，其具体的实现路径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海德格尔自己也说：“我并不知道这种思想如何‘实现’。也可能是，一种思想的途径今天引向：无言，以求防止这种思想在一年之内被贬价卖掉。也可能是，这种思想需要300年，以求‘实现’。”“我全不知道任何直接改变世界状况的道路，即使说这种改变根本就是人可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也同样具有生态整体性意义，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马克思在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走向实践，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人类的诗意生存。如他在《手稿》中认为的那样，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甚至剧烈对立是由于异化的人类社会造成的，归根到底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造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