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1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4年山东省企业培训与职工教育重点课题“企业职工法律培训体系的建立与模式研究”(2014-083)成果论文。摘要：企业经营就是经营包括市场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各种风险。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大多来自企业员工行为。加强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增强员工法律意识，提高员工业务能力，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应当着眼于建立以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因岗而异，提高员工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岗位培训计划应当由岗位范围、培训必要性、培训内容、职业法律风险、所涉法律法规等部分组成。涉密岗位、市场营销岗位、生产管理岗位、人力资源岗位等是企业员工法律培训的主要岗位。
关键词：企业经营员工教育法律培训风险防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行为越来越严格地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律已经全面渗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企业经营就是经营包括市场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各种风险。企业经营管理风险来自于企业自身的行为，而企业行为是通过各个层面的员工行为表现出来的。因此，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素质培训，提高企业员工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规范企业经营管理，防范化解企业法律风险非常重要。
一、员工法律培训的意义
第一，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增强员工法律意识，形成企业内部良好的法制文化，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的良好秩序，确保公司自我协调运转，避免企业运转、生命维系于法人代表个人。
第二，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提高员工业务能力。某些业务如营销合同的签订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对法律知识的运用。如果员工不懂相关的法律知识，则难免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和隐患，重大的合同风险甚至可能会给企业生存带来威胁。
第三，员工法律培训是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手段，员工法律培训有助于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企业经营很大程度上是经营风险。风险的防范和抵御需要企业上下员工的同心协力。员工法律培训能够提高员工的风险辨识能力和预防能力，从而提高企业整体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第四，员工法律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需要。通过对员工进行较为系统的针对性法律培训，能够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实现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目标。
二、目前员工法律培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一些企业对员工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员工法律培训更是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员工法律知识培训讳莫如深。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员工培训的意义,对内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培训体系。许多企业员工法律培训存在空白。经常做一般法律培训的企业只有两成多，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不到两成，六成企业从未做专业法律培训。企业主把员工法律意识的提高看做是自己的敌人，担心员工法律意识增强后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困难和不便,对员工法律培训的内容、意义存在误解。
第二，企业员工培训多偏重于业务培训，而忽视法律培训。多数企业往往将提高业务能力作为员工培训的唯一目的，没有认识到员工法律培训对业务培训的促进作用。法治社会下，企业业务关系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引导。在具体的业务领域中，都有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问题。法律意识能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如销售岗位的员工，具备和了解合同法的相关知识是其开展业务的必要基础。如果员工仅了解具体业务内容，而忽视了业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久而久之，迟早会演变成企业的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损失。
第三，目前的员工法律培训表现为随意性强、体系性与业务针对性差。目前一些有意识的企业在对员工开展法律培训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培训随意性强。往往是人力资源部门根据需要临时安排，有时甚至是为了完成某些培训任务。在培训安排上没有考虑前后法律培训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一些企业进行的培训是一种盲目的救火式、应急式培训。二是体系性差。没有从宏观上把握本单位业务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法律体系。三是针对性差。法律培训脱离业务培训，与业务培训缺乏紧密的结合，实效性差。
三、建立以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
企业根据内部分工往往划分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不同，所对应的法律风险也不同，员工所需要掌握和了解的法律知识也不同。但有时不同的工作岗位也可能会面临相同的法律风险，如研发部门和市场销售部门都面临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因此，为了提高员工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必须建立因岗而异，以业务需求的导向的法律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设定不同的培训内容。据此，我们将主要以企业岗位分工为基础，制定不同岗位员工的法律培训计划。每个岗位的培训计划应当包括岗位范围、培训必要性、培训内容和职业法律风险。岗位范围主要确定本企业内部符合该岗位特点的部门和人员，以确定培训对象。培训必要性是要让培训主体和培训对象了解本次培训的必要性和意义。培训内容是确定本岗位培训的主要内容，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职业法律风险是岗位员工在具体业务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业务中的法律风险和自身的法律风险。加强警示教育，提高员工法律意识，自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防范企业和员工自身法律风险。企业员工法律培训可以参照下列形式制定培训计划：
四、分岗位的员工法律培训体系内容
1.涉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的必要性。涉密岗位是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岗位，有时甚至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一方面企业要依法研发技术，避免侵犯他人专利技术，另一方面要做好本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商业秘密保护。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往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掌握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涉密岗位人员必须具备保密意识，掌握本企业涉密事项的管理流程。
（2）岗位范围。涉密岗位的确定是确定培训对象的前提。不同类型的企业涉密岗位是不同的。很多企业对自己的涉密岗位并不清楚。这是对企业商业秘密范围不了解导致的。通常情况下，高新技术型企业的研发部门、销售型企业的市场销售部门、生产型企业的采购部门、各类企业的财务部门等均属于企业涉密岗位。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的骨干人员和关键技术岗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涉及企业客户信息、进货渠道及价格的市场营销人员和采购人员；掌握企业核心财务信息的财务人；能够涉及经营决策、经营信息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岗位人员均属于涉密岗位范围。总之，要按照以岗定人的原则确定涉密人员的范围和涉密法律培训对象。
（3）培训重点。涉密岗位最主要是确保员工不会泄露本企业商业秘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侵害竞争对手商业秘密而带来的诉讼纠纷。因此，涉密岗位最重要的是建立员工的保密意识、完善企业保密措施等。重点培训内容是：商业秘密的含义、特点、范围；商业秘密的保护；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确定本企业的商业秘密范围，集中学习本企业的保密措施和保密规则。企业应当建立自己的《企业涉密人员管理规定》，确定本企业涉密岗位和人员范围、涉密人员职责、涉密人员管理、密级规定、保密措施、脱密程序和脱密期等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特点、种类，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构成和责任。侵犯商业秘密的典型案例。
（4）职业风险。涉密岗位员工的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擅自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在工作中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责任。主要是：一是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可能对本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二是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侵权责任法》可能对其他企业承担侵犯商业秘密的赔偿责任；三是依照《刑法》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5）涉及的法律法规。涉密岗位法律培训涉及的法律法规有：《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合同法》、《刑法》中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相关规定。
2.市场营销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市场营销岗位是企业对外发生业务关系的主要岗位，企业风险也多发生在这个环节中。因此，加强市场营销岗位员工法律培训，对增强员工业务能力，预防企业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2）岗位范围。市场营销岗位主要是对外代表企业从事营销活动，签订营销合同的岗位，主要是销售部、采购部等部门。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涉及合同的签订，如后勤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因此，凡是对外发生合同关系的岗位都可以纳入本类岗位培训。
（3）培训重点。与市场营销岗位相关的法律技能主要是《合同法》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合同主体审查、合同条款拟定、签订程序、合同履行、合同变更、违约责任的设定、诉讼时效、争议管辖权的约定、合同审查、合同履行中的监控、合同诈骗防范等。其他如营销商业秘密保护、营销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担保法、公司法、招投标法等知识。实践中，除了要重视合同文书的签订、保管，还要对履行中双方对合同的变更记录及时登记保留，如口头变更的及时签订《补充/变更协议书》；通过电话变更的可以做好电话录音；采用数据电文的及时保存聊天记录等信息。建议企业建立自己的《合同管理流程》，从签订审批、法律审查、履行监督、变更审查、争议解决等几个环节制定。对市场营销岗位员工及时进行合同管理流程培训。
（4）职业法律风险。市场营销岗位员工的职业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过程中遭遇合同诈骗；如果是国有企业相关人员可能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同时，在采购、销售款项的回收管理中，可能涉及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在市场竞争中，也可能因商业贿赂而引发犯罪。
（5）涉及的法律法规。市场营销岗位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合同法》、《担保法》、《招投标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职务侵占或贪污罪、挪用资金或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
3.生产管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对生产型企业而言，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基。企业的中心活动是有关生产。生产环节中的安全、卫生、环保、产品质量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风险。如果生产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对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如因毒奶粉而导致的三鹿倒闭事件。因此，生产管理岗位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质非常重要。
（2）岗位范围。生产管理岗位并不仅仅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员工，而是指所有与企业产品生产相关的部门管理人员。一般是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生产组织、生产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的人员，如负责组织生产的高层管理人员，原材料的采购部门，生产车间主任，存贮部门管理人员，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等。
（3）培训重点。生产管理岗位员工培训主要是产品质量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的内容。本岗位员工法律培训的重点是产品质量要求以及产品质量不合格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包括可能带来的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企业应该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并把这种产品质量标准的实现进行流程化操作。建议企业制定本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实现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工艺、包装、检验、运输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流程化管理，并把对这一标准的学习作为生产管理岗位培训的重点。
（4）职业风险。生产管理岗位的职业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给企业造成对外合同上的违约责任、对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企业安全、卫生方面的事故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员工个人对企业的赔偿责任。因生产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故还可能承担刑法上各种重大事故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有关的采购、生产管理人员被依法追求刑事责任即是此类风险的典型表现。
（5）涉及的法律法规。本岗位法律培训主要涉及的法律法规有：生产安全卫生方面的：《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食品安全法》。环保方面的：《环保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刑法》上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
4.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1）培训必要性。人力资源管理岗位是任何一个企业都要设置的岗位，该岗位负责企业员工的招聘、培训、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是夯实企业发展基础的重要部门。
（2）岗位范围。本岗位的培训对象主要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时，企业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分公司、分店的负责人也是本类培训的对象。
（3）培训重点。人力资源岗位的培训重点是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制定有效的公司规章制度，工会法律制度，工伤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养老、医疗、生育、失业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办事流程，劳动争议的处理，包括掌握劳动仲裁程序、劳动诉讼程序，一审诉讼、二审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4）职业风险。人力资源岗位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招聘中招聘公告拟定涉嫌就业歧视、对求职者审查不严导致的欺诈、劳动合同范本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内容、公司规章制定程序违法导致无效、社保缴纳不及时导致的罚款、为他人开具虚假劳动关系、收入证明等。
（5）涉及的法律法规。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培训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有：有关劳动关系订立、履行方面法律法规如《劳动合同法》等；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如五险一金的相关规定；有关女员工和童工保护的相关规定；有关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
5.其他岗位员工法律培训
除了上述岗位外，企业的财务管理岗位、行政管理岗位等岗位工作人员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培训。其中财务岗位人员主要是涉及财务制度、财经法规的培训。在职业风险方面，财务管理人员应注意预防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等犯罪行为，法律培训应注意加强此方面的警示教育。行政管理岗位人员则需加强公司治理培训，掌握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程序，为公司依法运作提供保障。
总之，员工法律培训对企业而言是一种长效投入，成功的关键是要与员工业务能力、岗位职责相结合。法律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是判断员工法律培训体系良莠的标准。
参考文献
[1]蒋吉成.探讨企业员工培训[J].企业导报,2009(10):163-165
[2]文新贵.浅谈企业员工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企业导报,2012(4):158-159
[3]杨悦.关于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法律适用,2012(4):120-121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2
一、涉外雇佣关系的性质分析
涉外雇佣关系一般指国际雇佣合同关系，明确界定涉外雇佣合同的定义不仅有利于保护雇主的正当期望也有利于保护相对弱势一方的雇员的利益。涉外雇佣关系涉及涉外与雇佣，因此要明确涉外雇佣关系的概念首先必须明确涉外与雇佣的概念。
(一)“涉外”的界定
雇佣关系是否涉外关系到法律适用中准据法的确定，进而关系到纠纷能否顺利地解决，故必须厘清哪些关系是涉外的雇佣关系。我国《民通意见(试行)》的第178条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曾对“涉外”一词作出过明确规定。即涉外民事关系的“涉外”包括了主体涉外、标的物涉外、法律事实涉外和经常居所地涉外，而涉外雇佣关系作为涉外民事关系的一种，其概念中的“涉外”也应包括上述四者。
(二)“雇佣关系”的界定
以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在我国主要有雇佣合同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但国际上似乎并不区分两者而将其统一认为是雇佣关系，而是认为雇佣合同关系一般包括了劳动合同关系。
1.涉外劳动合同关系
涉外劳动关系属于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法律关系，其主要由《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调整。根据《劳动法》，要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合格，即一方必须是有资格的用人单位;二是“劳动者”必须事实上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三是合同的双方必须有书面劳动作为证明。
另外，由于涉及到涉外，劳动合同关系还必须受到相关涉外法律法规的规制。对于涉外的用人单位，2004年《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第4条及2012年《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必须取得相关的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必须具有招募员工的资格以及对于涉外的劳动者，其必须具有用人单位为其申请的就业证等。
2.涉外事实劳动关系
涉外事实劳动关系是指，虽然涉外劳动合同不存在或者由于违反我国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制性规定而使得劳动合同无效，但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实存在着提供劳动与接收劳动的劳动关系，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情况。但是根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不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所调整。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涉外事实劳动关系实际上属于广义上的雇佣关系。由于在该种涉外事实劳动关系中，双方已经具有了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即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就其两者的关系而言，双方已然符合了一般合同的成立要件。《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此时涉外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已签订一般的雇佣合同(非劳动合同)，其应当受到除《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以外的相应法律的保护。
3.一般意义上的涉外雇佣关系
我国法中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概念不一致，劳动关系是指“适格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而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法律关系”而雇佣关系是指“是当事人一方(受雇者)向对方(雇主)提供劳动力以从事某种工作、由对方提供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协议(或契约)”从两者的观念对比来看，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主要有几点不同：一是前者的双方主体可以是单位和劳动者，也可以双方都是单位或者自然人，而后者主体中必须有一方是用人单位;二是前者的关系中主体双方的地位平等，主体双方是而后者隶属关系;三是前者争议时优先适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后者争议时优先适用的法律是《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在我国，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是指除劳动合同关系及事实劳动合同之外的个人之间的劳务提供关系，比如家里雇佣保姆等。故中国的涉外雇佣关系体系并不包括涉外劳动合同关系及涉外事实劳动合同关系。
二、涉外雇佣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发展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涉外劳动关系法律选择中的运用及发展
自16世纪杜摩兰提出意思自治原则③，该原则不断发展并且已成为涉外合同准据法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雇佣合同的准据法确定也应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1.欧盟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罗马条例i》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雇佣合同，依当事人根据第3条规定所选择的法律。”该条规定中所指的第3条即赋予当事人以纠纷发生时的法律选择自由权，当事人有权通过明示的方式选择其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该选择权与一般合同法律适用的选择权无异。
但是对当事人的这种法律选择权也必须限制。《罗马条例i》第八条第2、3、4款是在当事人未对雇佣合同进行法律选择的情况下对雇佣关系适用的法律进行了规定，即当雇佣合同争议发生时应当优先适用雇员惯常工作地的国家法律;如果该优先适用的法律不存在，则适用雇员为履行合同的出发地国的法律;如果该出发地国的法律仍不存在，则适用营业所所在地国法支配。
除了《罗马条例i》之外，在该条例之前的1980年《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罗马公约》第6条就已把当事人意思自治规定为雇佣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罗马条例i》对雇佣合同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该公约的内容。
2.美国
美国在《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第196条对以提供服务为标的的雇佣合同作出了规定。在实践中大量的案件也支持了雇佣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大部分支持法律选择的案例中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主要是雇佣地的法律。当然，美国对意思自治也是有限制的，其《第二冲突法重述》就采取政府利益分析和传统的公共政策进行了限制。
无论是根据欧盟的法律选择模式还是根据美国的法律选择模式，在涉外雇佣关系的法律选择上，其最终指向的都是雇员的惯常工作地的法律，这往往有利于雇员利益的维护。
(二)涉外雇佣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法律对于纯粹的涉外雇佣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与此相对应的却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通过2011年的《法律适用法》43条加以明确了，这是一条属于有条件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该条法律规定直接排除了当事人涉外雇佣合同纠纷法律选择的自由权。虽然将冲突规范与案情相结合之后涉外劳动合同的准据法可能适用外国法(劳动者工作地在外国)，但是实践中法院一般直接依据中国的实体法作出裁判，且作为国内实体法的《劳动法》对于涉外劳动合同的处理并未作出任何规定。
由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我国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规定。确实一国的劳动法律及政策具有公共性，不能以其他形式加以规避，特别是当涉外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是本国人时，为了更切实地保护劳动者，适用本国法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劳动关系的双方均非本国的单位和个人，适用中国法对双方是否公平就很难说，故一律适用中国法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涉外雇佣合同法律适用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贯彻不够
我国对于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加以强制性规范，但是涉外劳动合同仍然属于私法性质的合同。该类合同产生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两者经过磋商及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订立了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的订立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理，故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的自由。尽管劳动合同中关系的主体双方的地位权利等并不平等，国家为弥补两者的不平衡也对劳动者进行了一定的倾向性保护，特别是作为国内实体法的《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为充分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因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该劳动合同的法律选择中应当有所体现。
但是我国新的《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直接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此项规定立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利用自己的谈判优势地位选择只有利于自己的准据法从而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但这损害了劳动者的意思自治的选择权。故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应当赋予劳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以相应的法律选择权，当然这不得剥夺在没有法律选择情况下应当适用的法律的强制性规范。
(二)司法实践所忽视的“涉外”
涉及雇佣关系的合同，除了最为严格的涉外劳动合同关系外，还有涉外雇佣合同关系(狭义)及涉外事实劳动关系等。我国的法律除了《法律适用法》对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加以规定外，对于另外两类却没有明规定。也许这默许了其他几类合同可以适用一般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但据调查显示，新《法律适用法》实施后至今大约有88%的涉外劳动合同关系的案件是由于合同无效所导致的涉外事实劳动关系，这些案件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直接适用中国的一般民事法律规则处理而非按照冲突规则来处理的。
按一般思维，涉外事实劳动关系满足事实劳动合同成立的条件，即使该涉外劳动合同由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被法院宣告无效，但是作为一般的以提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却因符合法律规定而有效。故涉外事实劳动关系和涉外雇佣合同(狭义)作为国际私法中涉外合同关系的组成部分，其法律的适用必须符合国际私法中的冲突法规则。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一般的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选择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先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则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适用法律，而非直接适用我国的实体法规范。
(三)“劳动者工作地”的确定问题
《法律适用法》规定的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选择第一顺位的是劳动者工作地法，如果劳动者工作地难以确定则选择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多个工作地，法院一般会将其认定为劳动者的工作地难以确定的情况，从而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而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主营业地的法律往往不如劳动者工作地的法律给劳动者的保护更多。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罗马条例i》及《罗马公约》都采用了“雇员惯常工作地”，这样就解决上述法律适用不能的情况。故为了促进法律适用统一化进程以及促使法院能够更精确地适用法律，立法机关宜将《法律适用法》中规定的“劳动者工作地”改为“劳动者惯常工作地”。
四、总结
涉外雇佣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涉外合同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它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难题应当对其概念加以明确。而当前中国对有关以劳务为交易内容的涉外合同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涉外雇佣关系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错漏百出，十分不利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及社会的发展。故应对这种涉外雇佣合同进一步研究，并希望这能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提供一定问题解决的思路，以更好地促进当前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涉法性成本；合同管理；法律
在实行总价合同的情况下，工程项目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盈利空间的大小，企业通常会尽可能地通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进行有效控制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然而，以无条件的线性思维片面强调缩减成本，可能会导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沉重的法律代价，出现低效益甚至是负效益。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利润来源的工程项目同时也是企业法律风险的多发地带，属于企业重点管控的关键阵地。所以，如何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充分考虑法律因素的影响，从正面积极对待涉法性成本的投入，以防止消极涉法性成本的追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项目管理与项目成本管理
项目管理是在项目活动中运用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来实现项目要求，它主要涉及到进度、成本、质量、范围及风险等变量。项目成本管理则是指在满足质量、工期等合同要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等活动实现预定的成本目标，并尽可能降低成本费用的一种必要的项目管理过程。
(二)法律和合同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通常。项目管理中的进度、质量和范围都会以合同的方式固定下来，具体形式包括合同协议书、中标函、投标书、技术图纸、工程量表、进度计划等。
(三)涉法性成本
涉法性成本是指在工程管理活动中发生的与法律问题相关的项目成本。按照发生的主动与否，划分为积极的涉法性成本与消极的涉法性成本。前者指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企业在加强工程项目法律管理活动中主动投入的成本；而后者是指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因违反法律或合同所发生的额外支出。
二、项目成本、合同与法律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合同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是项目成本管理的依据和保证。然而。片面崇尚合同至上的原则，忽略法律对合同的保障与约束，也是不正确的。一方面要看到合同对项目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法律对合同的保护、补充及约束，使三者处于一种良性关联循环之中。
(一)合同至上原则：成本管理与合同管理
合同自由是现代世界各国合同法的精髓和灵魂。这是因为，相对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法律并非无所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保证竞争的自由与公平。权力不得参与微观的经济活动，不能干涉具体经济活动中的经济权利、经济义务关系，法律的功能与作用范围由此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对现实问题，再完备的法律也无法对现实社会各种情况规范得详尽无遗。因此。法律并不是对任何社会关系都能发挥其调整作用的。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识自治。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与他人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及方式。这样，在一定范围内，合同的种种自由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要求，通过合同规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主要方式。它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当事人之间，目的是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相对性的特征。
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外部市场不确定因素极多。想要约束承包商和业主的行为，准确进行成本控制与核算，保证工程项目建设的高效顺利进行，必须依靠合同手段来保证有关成本性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就需要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办事，奉行合同至上原则。
(二)法律对合同的补充、保护及限制：合同管理与法律
虽然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奉行合同至上的原则，但也要注意到合同的局限性。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可能预料到所有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很难把合同签订得完美无缺、面面俱到。这样，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合同规定不足或是不清楚的问题，就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来解决，法律对合同起到补充的作用。
另外。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法律来保证实现，即法律对合同有保护的功能，从而确保当事人双方奉行合同至上的原则，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办事。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合同办事，另一方当事人就可以申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判决对方必须履行合同，对方如果再不履行合同就会被法院强制执行。受到法律惩罚。赔偿损失甚至付出更大代价。正是基于法律的存在，使合同双方在潜意识中奉行合同至上的原则，确保合同自觉的履行。
基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考虑。合同自由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当事人的合意符合国家的意志，将被赋予法律约束力；否则，不仅不能在当事人间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且还要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然而，实际上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是对自由原则的否定，对其一切限制的前提条件均是以不违背自由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目的的，这些限制从根本上说能够弥补合同自由原则的不足。
三、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积极涉法性成本的投入
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与合同、法律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通过对各类法律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实现控制项目成本的目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积极涉法性成本的投入。相反，如果在成本管理中忽略了积极性法律成本的投入，忽略了法律对成本管理的规范，则可能导致潜在的低效益甚至负效益。
(一)配备高素质法律人才，投入必要的法务人员成本
要把法律管理与项目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法律管理贯穿于项目成本管理的始终。工程合同既是项目管理的法律文件。也是项目风险管理的主要依据。作为项目管理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务人员应该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能够从法律风险分析与管理的角度认真研究合同的每一个条款。以准确识别合同或合同中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从而对项目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要在工程项目管理中通过投入必要的法务人员成本，让其介入工程管理的各个环节，为重大决议提供必要的法律意见，并且通过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从而减少在工程项目中为争夺项目承揽以获得丰厚利润，以“阴阳合同”的形式盲目垫资，或为了减少劳力成本，借助合同极度压低工资，以及订立过高的违约金条款等导致的法律风险。
(二)投入培训费用，提高全员的法律意识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不仅是全过程的成本管理，更是全员的成本管理。所以。不仅要配备高素质的专业法律人才，而且还要通过投入一部分必要的费用，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法律培训或者宣传等多种形式，来增强全体员工的法律风险意识，从而将守法观念、守法精神贯穿于工程项目管理的各项活动中。要从
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评判员工从事某项管理工作会给企业带来还是减少法律风险，把对员工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及绩效评价同员工的法律意识全面结合起来。
(三)优化业务处理流程，强化法律风险控制和合同管理
可以说，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一系列业务活动都和合同、法律事务相关。为了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控制法律风险和切实履行合同规定，有必要通过对工程项目业务处理流程进行优化，明确法务及合约等部门的工作职责、权限及工程项目管理业务流程中的法律风险和合同管理关键控制点。消除不增值的处理环节。为保证工程项目执行过程中能够切实按照优化后的业务处理流程执行，还需要制定流程执行规范和工作考核标准、制度，并且用管理软件进行固化。
积极涉法性成本的投入，表面上会增加项目成本的支出。但是，实际上却可以加强对工程项目科学的法律管理，使得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能够在法律的规范下运作，这对于合理地控制工程项目成本是非常必要的。
四、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消极涉法性戚本的防范
工程项目管理中，合同至上原则受到各种限制。所以，在项目成本管理问题上，需要对此予以充分考虑，从源头上防范消极涉法性成本的支出。
(一)加强资信审查，减少新的成本追加
在订立工程合同前，对合同相关方的资信审查是必需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迫于竞争等因素，往往会出现资信审查缺位的情况。发包方资信的瑕疵可能导致不能及时得到应得的工程款，劳务方的资信瑕疵可能导致不能有效管理劳务队伍，工程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引发新的追加成本。
(二)严格合同管理，防止消极法律性成本的扩散
目前，大多数项目管理人员的合同管理观念淡薄，对购料、雇用人员、提供服务、分包工程、承包工程等合同知识知之甚少，不理解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基本要素，导致合同管理混乱。此外。大多数承包单位在与发包单位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标准合同文本，或在当地普遍适用的合同示范文本上填空并签字。这种做法经常容易造成签订的合同漏洞多、争议多，引发各种解纠成本的支出，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必须加强对合同管理工作的重视，以减少消极涉法性成本的扩散。
(三)慎重对待低价策略，防范违约责任的发生
在实际施工中，因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施工企业往往感到工程利润空间较小，进而要求与发包方调整合同价格，多支付工程款。这便很容易被发包商以施工企业意图变更合同行为的违法性，到法院并得到法庭的采纳。这样，不但施工企业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而且还有可能会被追究违约责任，导致消极涉法性成本的增加。
(四)重视合同效力问题，减少无效合同损失
在工程项目管理中，还要充分重视对无效合同的防范。工程项目的合同标的数额巨大，一旦出现无效合同，无论是作为项目承包商还是项目分包商，都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损失。由于无效合同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并且范围也较为广泛。所以，在签订合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各个因素，以有效预防工程项目消极性涉法性成本的支出。
总之，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和合同、法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必要的积极性涉法成本的投入会增加项目成本，但成本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对其评价也必须放置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内在复杂关联性之中。通过对涉法性成本进行管理，在对积极性涉法成本的投入与消极性涉法成本的规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实现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新突破。
[参考文献]
[1]毛剑平.项目法律顾问制度“解码”――访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法律部总经理秦玉秀[J].建筑，2009(5).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4
司法局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主要做法汇报
区司法局深入贯彻落实关于依法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决策法治化、服务精准化、宣传多样化”，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企业复产复工，为疫情期间莲都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聚焦涉企行政行为，强化依法审核，确保决策法治化。一是建立涉企法律服务专班。根据疫情防控随时作出决策和应急措施需要，莲都区司法局第一时间抽调骨干力量，入驻区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联合政府法律顾问组成法制审核服务组，形成专班,全面负责指挥部涉法事务处理，实现即交即办、即送即审，确保法制审核服务24小时不间断全天候。截至目前，共审查《莲都区工业企业有序开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试行）》《莲都区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等涉企文件、政府通告、承诺（告知）书等决策措施28件，提出法律意见和建议153条，为涉企政策把好法制“审查关”。二是梳理依法防控责任清单。全面梳理疫情防控法律依据（其中，法律15部，法规规章23部，规范性文件81件），列出乡镇（街道）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村（居）和医疗机构法定职责清单（136条），形成汇编并在网站和工作群中公布，为区指挥部及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单位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依法依规复工复产提供法律指引。三是出台十项便民惠企举措。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为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影响，及时出台便民惠企法律服务10条举措，并细化39条具体工作措施，从“全时空”公共法律服务、通服务企业法律援助和行政复议绿色通道、全力化解涉企矛盾纠纷、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宣传活动等方面，全方位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法治保障。要求各相关科室主动靠前服务，明确责任人和落实时限，阶段性汇报推进成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到位。
二、聚焦复工法律风险，强化提前预警，确保服务精准化。一是开展“组团驻点”服务帮扶。统筹律师、人民调解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等30余名法律服务力量，组建“涉企法律服务团”，驻点各乡镇（街道），主动介入企业复产复工，协助企业根据要求，依法走好复工流程，提供“驻点式”的法律服务。截至目前，已实地走访规上企业15家，详细了解企业在资金、劳动用工、合同履行、诉讼仲裁、融资借贷及疫情防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用工法律风险防范提供专业解答，做好跟踪法律服务，精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二是开通涉企服务“绿色通道”。开通疫情期间复工复产企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实行“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实现7×24小时不间断“全时空全业务”法律服务。依托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以及区属律师事务所开通网络在线语音、视频法律服务、网上法治讲堂等多种方式，全力保障服务企业便捷、高效。同时，畅通疫情期间法律援助绿色通道，运用“互联网+”形式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件；对涉疫处罚的行政复议案件，依法从快审理，维护疫情防控期间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三是开展涉企风险“分析评估”。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用工法律风险防范提示，主动为受困企业进行“法治体检”，对企业运行法律问题迅速回应、及时介入，开展疫情防控期间法律风险评估。针对涉外企业因疫情引发的违约、延迟履行等问题，帮助做好不可抗力事件证明办理等法律服务，帮助指导或代为企业起草《企业复工疫情防控方案》，为企业有序开工复工提供法律保障。此外，依托区属律师事务所《给企业家的法律意见书》《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相关政策解读》，结合省、市、区企业复工复产政策，由专业律师免费解答涉疫情防控企业急需的法律问题。
三、聚焦科学依法治企，强化氛围营造，确保宣传多样化。一是审时度势送“法治秘籍”。针对企业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定制相对应的法治防范秘籍。第一时间做好政策宣传和法律法规解读，进一步为企业提供涉企法律咨询、复工法律风险提示和法律服务指引。及时编制《企业防控疫情与延迟复工法律知识问答》《传染病防治法等疫情防控常用法律知识问答》等宣传资料，引导企业及广大职工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编印《莲都区司法局“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企业复工复产法律知识》折页3000份，通过各乡镇（街道）、丽水工业园区管委会向前来办理复工程序的企业发放，详细解答在复工复产、劳动用工、合同履行诉讼仲裁中的诸多法律问题。二是关键领域推“以案释法”。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宣传活动，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依法保证符合防控条件的人员返岗返工、依法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加大对依法打击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行为案件宣传，总结典型案例，做好以案释法宣传工作。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对不当涉企行政行为及时予以纠正，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三是线上线下聚“法治共识”。充分利用“莲都”“莲都司法”等新媒体平台，实时疫情防控工作、企业复工复产相关讯息，多角度、多方位开展疫情有关法律法规及《莲都区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等政策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基层法治力量，推出形式多样的涉企普法宣传，最大限度凝聚基层法治力量。结合本地方言，通过大喇叭、敲锣鼓、打油诗、打快板等形式多样“土法”宣传，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同时，全力化解涉疫矛盾纠纷，帮助企业及其职工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确保特殊时期社会安全稳定。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涉税犯罪
税收秩序
执法主体
最近，媒体披露了发生在福建龙岩市的这样一起假发票案：犯罪嫌疑人林开育为使其售假活动更加“真实可信”，先向税务局申请缴纳小额税款，获得完税证后将上面的字迹除去，随后，林开育将空白的完税证格式存在电脑里，“客户”需要发票时，便根据对方的要求在完税证上打印相应的内容。至案件被查获时，该犯罪团伙利用这种手段，先后涉嫌出售专用假发票2000余份，开票金额达5993万余元。
从这起典型的假发票案和国家税务总局近期陆续通报的一些涉税案件可以看出，当前，涉税犯罪正呈现花样不断翻新之势，高科技化的作案手段，使得违法行为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打击涉税犯罪，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和严峻的挑战。
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加大税收稽查力度，努力实现“应收尽收”，不仅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更是保证企业公平竞争的要求。道理很明显，凡是有偷逃税行为的交易活动，其成本必然比依法纳税的低。正是这种利益驱动，使得不少人挖空心思，铤而走险。
任何一种涉税犯罪都是无视国家税收强制性的结果，严重侵犯了国家根本利益和社会各成员利益，打击各种偷、逃、骗、抗税等涉税犯罪工作，已成为税收管理、依法治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税收秩序整顿和规范，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阶段由于受税收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一、打击涉税犯罪的现状
（一）税收立法机制不完善。打击涉税犯罪必然要有法可依，这种法是税收执法的基本依据，更是打击涉税犯罪，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及相关机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打击涉税犯罪的力度。具体表现在：
1、税法级次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依据，对规章只能参照①。而我国税收领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它的均还停留在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的行政法规层次上，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及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规定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法院有权判决变更，所以法院部门认为对行政处罚自己才有最终的裁判权，而税务机关的处罚就岌岌可危了。
2、缺乏专门机构。当前的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自上而下缺乏一套专门管理打击涉税犯罪，专司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移送、等活动的专职机构。目前作为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专职机构的“打涉办”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执法主体资格、经费来源、文书使用等问题，上级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清。如各级“打涉办”的设立，省级局归属征管科代管，市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有的地区就没设立，县级局只是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有些县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唱“独角戏”，使“打涉办”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虽然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的查处。但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因素制约，稽查取证、案件审查、等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依靠稽查局来打击各种涉税犯罪工作举步维艰。另外，偷税罪的法定起刑绝对数额标准（1万元）和相对数额标准（10%、30%）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各种税偷税总额、各种税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包括国地各税。国地税分设两个稽查机构，但对纳税人进行检查时国地税一般不同步进行，互不沟通联系，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就很难完全统计，从而可能使犯罪人员有可乘之机，也有可能夸大纳税人的犯罪事实。
（二）税务机关执法方面存在问题。对一个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来说，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犯罪案件能否顺利被移送、、审判，能否依法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②。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工作与法律法规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书使用不规范，缺乏证据意识。现行的税收法律对每一个执法环节都规定有相应的执法文书。这些文书不仅是检验税务人员是否正确执法的凭证，更是税务机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执法证据。而案件检查前期阶段所使用的文书不甚规范为今后解决涉税问题埋下隐患。具体表现：（1）下发税务文书不齐全。依据《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税收执法时，应向纳税人下发有关文书。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缺少文书现象。如：调查询问纳税人前无“询问通知书”、处罚前无“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下发文书无“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等。（2）税务文书格式不统一，新旧文书混合使用。（3）文书下发时间错乱。如同时下达两种文书，或时间上无间隔或间隔短，造成纳税人根本无时间享有权利，或者给纳税人履行义务造成困难。（4）取证资料不规范。一是取得的证据不甚规范。如复印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出处及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或者虽然盖了章，但是单位内部的财务印章；二是存在对被查人或证人引供、诱供现象。这种证据的合法有效性不强，不符合法定的取证要求，经不起法庭的调查。
2、重主观臆断，轻执法程序。近几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据统计有35%是税务机关败诉，分析其原因，许多案件就是败在执法程序上。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许多基层单位和税务人员不重视税收执程序，凭感觉和经验办事，随意简化税收执法手续，程序缺省、程序前后倒置、程序同步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对于所作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和理由，在“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应当写明的却没写明，应当告知相对人的却不告知；按程序要求应当填写“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却以“税务检查报告”或以罚款缴款书来代替；对于一些税务违章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告之纳税人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力的不告之，严重侵犯和剥夺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执法失误。③
3、违法乱纪现象存在。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办案人员，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办“人情案”、“关系案”，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人说了算，致使该移交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内部消化、该免的不免，该罚的不罚；有的擅自变通税法，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处罚标准；有的权限范围掌握不准确，越权处罚等等。应当说，某些案件得不到彻底的查处，处理不到位，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是与少数办案人员不严格执法、徇私情、办关系案、办人情案、不敢碰硬、不敢动真格、不坚持依法办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相关部门配合不力。一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相关单位、个人协助配合难。税务机关调查取证时经常会遇到某些单位或个人无故推诿、拖延，不予协助或不依法协助。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在《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中，除银行、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相关单位（包括其他行政执法、行政事业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应负的法律责任。所以出现办案人员到其他单位取证，要求出具证明时，相关单位怕有损于自己的业务关系而借故领导不在或财务人员有事等理由为难税务人员，造成调查取证困难。二是司法部门保障不力。税务机关所移交给公检法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公检法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使案件搁浅不行。据不完全统计，移交给公安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结果有40%以上存在久拖不决、重案轻判甚至不判现象。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或在检察机关被取保，或法院压滞不审，以保代判，以罚代刑，削弱了打击涉税犯罪力度。
（四）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大。目前存在少数地方政府干预税务、公安、检察、法院对案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审判，打乱正常的依法办案秩序，具体表现在：一是自立章法。有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超越权限，擅自变通，自订政策干涉税务机关执法。二是政出多门。管工业的领导要让，管财政的领导要收，致使税、公、检、法机关无所适从。三是说情庇护。对在地方有一定影响的企业，领导打招呼要法外施恩，手下留情，致使该查的案不能依法查处。
二、对当前现状的根源分析
当前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机构因素。国地税机构分设后，人员相对不足，尤其是地税，税种多，税源小而分散，本来正常的税收管理就缺少人员，就更抽不出专职打击涉税犯罪人员。再加上有些案件的查处明知费时费力，投入大，收效小，办案成本高，税务机关根本就不予理之；二是人员素质因素。办案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案件是否能够查处的关键因素。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是一项法律政策性强、严肃执法执纪的工作，它要求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但某些办案人员法律素质偏低、误解、曲解、肢解税收法律法规，只懂税法，对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刑法以及微机知识不能很好的掌握利用，不能实现从“单一型”向“复含型”转变。再加上，纳税人偷骗税手段日趋高明，隐蔽性强，甚至运用高科技技术。打击这样的犯罪行为，税务系统还缺乏相应的高级专业人才和技术机构，如高级计算机专业人才、发票技术鉴定中心等；三是法规政策因素。目前税法体系不健全，立法级次低，税法与税法之间、税法与相关法律之间衔接不紧，统一、协调性较差，使案件的查处没有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如税法阶位低，法律少，条例多，暂行规定多，办法多，使案件所引用依据说服力不强，在阶段“站不稳脚”；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放在税收政策调整和税种的出台上，而对如何从总体上完善税收立法不够重视，随着税收政策的频繁调整变动，立法出现了单一化、短期化现象，加大了税法的不稳定性和执法的难度；另外某些税法规定比较笼统，该详的不详，该细的不细，实际操作性能差。四是司法因素。税收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没有司法保障，没有政法部门的大力支持，打击涉税犯罪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实际工作中，涉税犯罪案件移交公检法部门后有30‰以上未处理到位或变相处理。究其原因不外乎司法部门或个别司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存在人情、金钱等利害关系，或与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存在着利益冲突，或对税收政策不熟悉，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及程序存在分歧；五是行政因素。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是当前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一个重要瓶颈。尽管国家也三令五申，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变更国家税法，不得乱开减免税口子。但少数地区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擅自变通国家税收法规，制定“土政策”，甚至领导干部越权干涉税务机关对犯罪案件的查处，“打招呼”、乱表态、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使某些重大案件在前期调查阶段就夭折，使依法打击涉税犯罪大打折扣。
三、相关建议
（一）完善税收法律机制
依法治税是税务部门做好税务工作永恒的主题，健全立法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机制，为打击涉税犯罪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一是尽快明确当前“打涉办”的职责权限，执法主体资格，案件来源以及办案经费等实际问题。二是针对税收司法体系中不完善的法律条文进行补充。如对案件调查相对单位不予配合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等。三是对一些地位重要并已基本稳定的暂行条例，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上升为法律，以提高其权威性、严肃性④。如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法》等。四是尽快出台与税收征管法相配套的办法和规定，提高执法的操作性，为税务机关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五是通过立法加大对税收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并缩小对纳税人补税罚款的自由裁量度，以定量代替。如对偷税的处罚可细化为所偷税款1、3、5倍罚款三个档次，使触犯偷逃骗税罪的成本加大，使纳税人望而生畏。
（二）完善制度，严格管理
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加强管理，从便于查案的角度来建立制度来规范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一是建立案件处理事前审查制度。建立事前审查制度，由业务精通，熟悉复议应诉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人员负责事前把关，针对处理程序，依据事实法律进行审查，再作决定，预防争议发生；二是深入贯彻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办案人员依法行政责任感，使做出错误处理决定的人员受到追究，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生；三是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法律法规规章未作明确规定的，做好上报工作，得到答复后再行处理，切忌盲目蛮干；四是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规范税务文书使用制度。通过完善程序、规范文书使用，将办案人员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步完整记录下来，透过文书，就能清晰地反映出整个案件的起因、过程和处理结果，进而生成全面完整的有效证据，起到较好的举证作用。
（三）提高办案人员综合素质
一个涉税犯罪案件能否得到彻底查处，关键在办案人员素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才能使打击涉税犯罪工作立于不败之地。一是切实加强对税务人员的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强化涉税案件查办的证据意识。教育和引导广大税务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特别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做到心中有法、虑必及法、言必合法、行必循法；通过旁听法院审案、讲解案例分析等途径，提高办案人员收集、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从而提高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二是深入细致开展思想教育和切实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要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办案人员树立强烈“居官之本有三：薄奉养，廉之本也；远声色，勤之本也；去谗私，明之本也”。筑牢办案人员的思想防线、道德防线、法纪防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职业责任感，使办案人员抱着对国家和社会高度负责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依法从严查处案件。三是加强“四铁”观念，提高查处钉子案、大案要案的能力。“四铁”精神是依法治税的最好阐释，它的精髓是无私，无私才能无畏，才能放大胆子查大案子，大查案子。四是人才的配置。培养、引进和储备法律、微机人才，加强对办案人员的计算机等高科技知识的培养提高，掌握网络等高科技信息技术，加大科技查案投入力度，培养适应新时代的检查骨干力量，提高整体队伍战斗力。
（四）优化税收外部执法环境
打击涉税犯罪工作首先要争取地方政府全方位支持。各级税务机关要经常主动向各级政府汇报税收工作，争取当地政府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既要尊重地方政府，更要维护税法尊严。对与地方政府意见分歧和一时难以查办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妥善协调解决；其次要加强部门协作。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涉及诸多部门和方面，单靠税务机关单枪匹马、孤军奋战难以取得成效。各级税务机关要和当地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多沟通、多联系，理顺关系，取得政法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便在执法中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更加有效在打击涉税犯罪。特别是国地两税之间要尽快建立联合办案制度，形成互通协作机制，以便完全查处统计纳税人的违法事实，为定性打下基础。
（五）建立税务警察和法院（庭），构筑税收法治保护屏障
从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便于打击涉税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同国际接轨出发，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经验，设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议如下：
1、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强化税收执法刚性。建立税务警察机构是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维护税务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整顿税收秩序，创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建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较为普遍的做法，积累了成功的治税经验，值得借鉴。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制止和打击税收犯罪活动，维护税收秩序，保证税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保护税务机关的财产和税务人员的生命安全，2、成立税务审判机构，提高税收司法水平。税收司法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宪法和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法律处理税务纠纷和审判涉税犯罪案件的活动，是依法治税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我国应成立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打击涉税犯罪活动，维护税法尊严，保证税务行政机关不受干预地行使税权和维护纳税人正当权益⑤。
要堵住税收监管的漏洞，除了税务机关继续加大稽查力度之外，还需要根据涉税犯罪的新特点，实行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税收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和作案手段的高科技化，要求税务部门必须改进稽查工作方式；同时，税收违法行为的团伙化、跨地区流动作案趋势，更需要加强地区和部门合作，建立打击和防范税收违法活动的“天罗地网”。
在税收管理这个链条上，涉及到银行、税务和工商等诸多部门，只有建立各部门的有效协调和配合机制，健全税收司法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堵住偷逃税款的“黑洞”，营造依法纳税、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
注释：
①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1月8日张治帆的《关于审理涉税犯罪案件法律适用依据》；
②参见河南省地方税务局主编的《地方涉税案件处理办法的若干意见》第13条，1999年5月发行，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内部资料。
③参见中国税务报主编的《中国税收法律法规汇编》下册第210页，2000年11月份出版；
④引用关兴凯主编的《关于税收秩序与规范》第36页，中国法学院研究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⑤引自河南省地方税务局文件《河南省关于打击涉税犯罪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九项，第28条；2001年1月22日签发。
参考文献：
1、陈刚《关于涉税犯罪的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2、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释义》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3、何勤华《20世纪司法制度的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22日出版；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6
一是不断放大代言工商功能作用。中国贸促会具有代言工商、参与立法协商的重要职能，通过发展中国国际商会会员、管理企业境外参展、开展国际经贸仲裁与调解及涉外专利商标、签发原产地证书和ata单证册、提供涉外法律咨询等工作，广泛联系“走出去”企业，是企业利益的代言者和维护者。我们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了解和掌握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境外法律环境、执行国家对外经贸法律政策的效果、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和对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的呼声和意愿，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和进行经贸谈判提供有力支持。在国家完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出台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等涉外商事法律制度时，广泛凝聚企业共识，向立法机关和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立法建议，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体系建言献策。
二是全面参与国际商事规则的修改完善。中国贸促会代表我国加入了国际商会（iCC）、国际展览局等重要国际组织，成为国际商会原产地证理事会、世界ata单证册理事会、国际商事仲裁联合会、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和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等国际组织成员，还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工商组织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机制，通过组建智库、向有关国际组织派遣专家、为企业搭建对外交流平台、代表企业建言发声等，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修改完善，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及塑造力，为我国工商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是大力加强涉外法律风险防范工作。着眼于提高企业防范涉外商事法律风险和应对国际经贸纠纷的能力，加强法律培训和服务工作，面向企业开展外经贸法律制度、自贸区协定、相关国际公约、国际商事规则、外国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培训，强化企业开展国际经贸活动的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开展面向“走出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指导和帮助企业依法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通过担任法律顾问、参与对外谈判、拟定涉外合同等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助推企业安全“走出去”。
四是不断加大涉外知识产权服务。中国贸促会的涉外知识产权服务不仅在专利和商标、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境外参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且与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着力推进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构建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涉外专利商标工作，帮助企业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五是积极推进贸易摩擦应对工作。发挥中国贸促会广泛的对内对外联系渠道、合作广泛的优势，密切跟踪我国重点出口产品在主要目标市场的变化情况，帮助企业做好预警工作。有针对性地与对华贸易摩擦高发国家的政府部门、商协会组织加强对话，增强互信，降低贸易摩擦风险。配合政府做好法律抗辩和境外游说工作，表达中国工商界合理诉求，配合政府部门争取公平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建议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涉外劳动关系概述
涉外合同是产生国际司法上债的重要根据，在国际民事流转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外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之一具有涉外因素时的劳动关系。
（一）涉外劳动合同的主体。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奉行国籍国为属人法的连接点，所以合同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具有外国国籍，即为主体涉外。而英美法系国家多以住所来判断当事人是否涉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当事人可能是自然人，但更多的当事人是公司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当事人的国籍或住所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跨国公司国籍的认定。
（二）涉外劳动合同的客体。合同的标的是位于外国的物或是在外国进行的行为，即构成客体涉外。如工程承包合同，所提供的建筑服务位于国外。
（三）涉外劳动合同的内容。合同据以发生的法律事实涉外。合同的签订、变更与终止等行为发生在国外，亦有可能视为涉外合同。
二、我国现行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纠纷的观点及实践
（一）我国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我国境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时，包括涉外劳动合同纠纷只能适用我国的《劳动法》。其依据如下：我国《劳动法》第2条明确规定“在我国境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我国的《劳动法》。”从法理学角度讲，《劳动法》通常具有公法性质，在一国境内具有强制力，不能为当事人选择排除适用。因此，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劳动关系应当受制于我国劳动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时，首先应当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就处理合同争议应当适用的法律达成协议以及我国法律规定该协议是否有效；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应当在综合分析整个案件的基础上，适用与劳动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通常情况下是劳务实施地国家的法律。如果当事人选择或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当适用我国法律时，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但是，不管是依当事人的选择，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劳动合同纠纷的法律为外国法时，该外国法适用的结果不得违反我国公共秩序。
（二）我国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的实践。综上所述两种观点，分歧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争议时能否适用外国法。同一般的劳动合同相同，涉外劳动合同是雇主与雇员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志的体现。但是，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受制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缔结合同时的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从属关系。为此，许多国家结合本国实际，通过制定完善的劳动法，规范劳动合同的基本内容，使其体现劳动法突出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原则。但是，涉外劳动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或双方通常为外国人，或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在外国，当事人选择的诉讼地或仲裁地往往带有一种偶然性，如果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一味地坚持适用法院地法，不仅会降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影响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因此，在不违反本国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用外国法成为许多国家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遵循的基本原则。
三、国际上有关涉外劳动合同的立法特点
（一）双方有合意时选择的法律。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处理涉外合同纠纷不仅符合合同的本意，而且能使当事人预见其法律行为的后果，有利于明确和稳定合同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有利于涉外合同争议的迅速解决，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在国际私法上，我们称其为“意思自治原则”。目前，除国内立法外，许多国际条约都视其为解决涉外合同纠纷的首要原则。但是，由于受法律体制、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国立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存在着差异。例如，除少数国家规定当事人必须采用明示的方式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外，多数国家及国际条约允许当事人采取明示及默示的方式选择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在选择时间上，有些国家允许当事人在缔结合同前、缔结合同后的任何时候甚至在审判阶段选择适用合同的法律。除此之外，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是否应当加以限制，各国立法和实践也是不相同的。一些国家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反有关国家的公共秩序，一些国家规定除去公共秩序的限制外，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必须是与合同有某种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从发展上看，国际社会在处理涉外合同纠纷时，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限制有淡化的趋势，这也正是在逐步适应经济一体化的表现。
（二）强制性规定在解决纠纷中所占的地位。如前所述，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有其特殊性，劳动者在劳动期间的职业安全、健康保障、工作时间、公共休假、最低报酬等问题均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的公共秩序，因此许多国家在劳动法中对上述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其强制力，规定在其境内履行的劳动合同必须遵守该国的相关规定，以确保该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以实现。但是，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赋予其《劳动法》中的所有规定以强制性，规定在其境内的劳动者，包括外国籍人士，应当适用其劳动法。然而，当今国际社会中，多数国家是将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有限的范围内，对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劳动关系中涉及国家公共政策、劳动安全等问题做出强制性规定，规范在其境内形成的劳动关系。因为遵守这些规定对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任意扩大法律强制性规范的范围，其结果将剥夺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当然，社会制度的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劳动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并不均衡，表现在劳动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的内容和范围也不一样。
四、完善我国涉外劳动合同的几点建议
（一）界定涉外劳动关系的范围及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对于冲突规范的选择，应根据我国实践吸纳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以适应当前涉外劳动关系日益发展和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趋势。应当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的重要地位，允许当事人在解决纠纷前的任何时候，选择适用劳动合同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无效，应当适用劳动者劳动所在地国家或雇主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明确的限制，以保证雇员享有有关国家法律中对劳动者的强制保护措施。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法律可以选择，而当事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劳动者权益优先”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原则。
（二）通过司法解释准确理解我国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我国1999年《合同法》对涉外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从实践来看，《合同法》中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如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应当依据什么原则或标准确定最密切联系国家？法律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限制是什么？《合同法》中规定的除外限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否仅仅包括《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中列举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等等。
我国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应承袭我国传统原则，应当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解决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的重要地位，允许当事人在解决纠纷前的任何时候，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无效，应当适用合同中规定的雇员实施劳务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如果有几个劳务实施地，应当适用惯常劳务实施地国家的法律；如果无法确定劳务实施地或惯常劳务实施地时，应当适用雇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如果雇主无营业所或无法确定其营业所时，适用雇主住所地或其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与此同时，我国应当对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做出明确的限制，以保证雇员享有有关国家法律中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措施。
在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即使适用当事人选定的外国法，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解决争议的法律为外国法时，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仍不能排除我国《劳动法》中有关规定的适用，但是，这些规定应当只限于劳动安全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等涉及劳动者基本劳动保护及国家公共利益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劳动法》的所有规定。
（三）尽快制定我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处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单靠司法解释是无法彻底解决和避免的，例如：以何国法律为标准确定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能否解决与劳动合同有关的所有问题等等，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国际私法中的识别制度，有些涉及公共秩序保留问题，这些问题是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时必须解决的共性问题，只有通过制定完善的国际私法对法律适用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做出规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纷纷制定国际私法，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或制定国际私法法典，或制定完善的单行法规，或在民法典中设立专章、专编对国际私法的基本制度、法律适用原则做出具体规定。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研究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晓燕.涉外合同法比较法案例分析.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8.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企业；作用；对策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管理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企业法律顾问的概念
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后专职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1、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二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三是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2、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3、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4、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三、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作用
1、企业许多事务是涉及法律方面的，包括商业秘密、各种资质证照的年检审核、各种合同、协议的起草审核等等。虽然企业中别的部门如企管部、综合部也能涉及此事务，但并不专业，非专职人员所干。企业中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务需要特别专业的人员，需要对法律及其相关知识有很深的研究，有相当多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对基本的法律法规熟悉。企业法律顾问就是为企业设置的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方面工作的专门人员，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规定：企业法律顾问的一项职责是管理、审核企业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工作。所以企业法律顾问是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方面工作的专门人员。
2、企业的主要事务是生产经营，然后取得收益。为了保障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为了保障企业各项收益的提高及合法性，企业需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等来规范企业正常运行，制定各种考核、奖罚制度、细则等，来进一步约束企业员工及企业各种行为，以保证企业及员工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其中少不了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因为现在是法制社会，凡事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我们要依法办事、依法治企，依法制定企业一些管理办法、规章制度。所以企业的规章制度及各种管理办法、奖罚细则都应在法律顾问的审核下进行。
3、企业的经营决策，对企业的整个运行至关重要。决策失误，第一领导者要承担法律责任。决策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企业法律顾问应参加企业的经营例会，党政综合办公会等重大会议，并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进入领导层，发挥自己法律顾问的作用，为企业领导人提供及时准确的法律信息，为领导人决策提供法律保障，为企业保驾护航。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规定，法律顾问的一项职责是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所以，在企业经营决策中，企业法律顾问凭借其专业的法律知识，敏锐的法律头脑，会给企业及经营者带来法律方面的独到见解，协助企业顺利合法经营。
4、企业法律顾问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以及法律素质的高低。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是企业整体形象的基础，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而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需要企业文化活动的推动，应紧跟法制宣传教育。企业文化以及法制文化活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它综合了企业方方面面的事项，并被包含在各部门各科室中间，为大家所共学共知的东西。而企业法律顾问他不仅懂法律专业知识，而且对相关专业领域都较通晓。因为企业法律顾问这个职业不仅要求掌握法律知识，而且掌握许多经济领域知识、逻辑思维学、英语、计算机等学科的知识。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中规定，企业法律顾问的一项职责是：负责或者配合企业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所以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文化活动的推动及法制宣传教育上具有很大优势，能更出色地完成员工整体素质包括法制观念、法律水平的提高，为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中。市场主体为公司，在公司运作中，严格按照公司法程序规则设置，涉及公司法、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与法律事务；现在企业对外投资越来越扩大，不仅涉及到投资方面的法律，还涉及到国内其它法律与国外法律。都需要企业法律顾问来参与与介入。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
四、做好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对策
1、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规范设置企业法律顾问事务机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核心，是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企业法律顾问事务机构是加强企业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组织保障。企业特别是大型重点骨干企业要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企业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负责。同时，结合实际规范设置企业法律顾问事务机构，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企业法律顾问和法律工作人员，形成以总法律顾问为核心，以法律顾问队伍为基础，以有关法律工作人员为补充的专门人才队伍，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行奠定基础。
2、创建企业法律顾问的有效工作机制，确保企业法律顾问顺利开展工作。企业要为法律事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组织、制度和物质保障。一要建立企业法律顾问的责任机制，明确企业法律顾问事务机构和法律顾问的职责、义务，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规定法律顾问处理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确保企业各项法律事务得到及时妥善处理。二要建立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的机制，使法律顾问能够参加有关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审查，参加起草审查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和文件，列席企业研究重大事项的会议，使他们了解、熟悉有关情况，及时提出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积极做好已经发生的法律纠纷的调处和诉讼应对工作。三要建立法律顾问的学习、工作条件等保障机制，使法律顾问有参加培训进修、研讨交流的机会，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氛围，使他们享有相应的职级待遇，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3、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企业要把法律人才纳入企业整体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支持职工学习和掌握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知识，鼓励具备条件的人员参加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以充实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对受聘于企业的法律顾问以及后备人才，要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业务培训，加快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执业水平。要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使企业法律顾问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咨询、服务角色，还要承担起企业管理的重要职责。通过参与经营决策，参与企业管理，承办具体法律事务，提供咨询服务，提出法律意见，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进行，减少风险，消除纠纷隐患；使企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追求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纠纷最少化，起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作用。这样，就可以为企业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水平，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廖初民.企业法律顾问的角色定位[J].现代企业,2010,(07).
[2]包宸.加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有效防范法律风险[J].现代经济信息,2010,(12).
[3]张辉.浅谈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经营管理[J].内蒙古水利,2010,(03).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9
不公诉讼VS失当应对
有评论形容该案为“美国对华反垄断第一案”，并不为过。
就本案而言，也许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打包诉讼”，维尔康及华北制药集团行为是否真的触犯了美国的反垄断法规则？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到美国的VC占美国市场份额的80%，而维尔康的出口量只占其中16%。按美国反垄断法涉及的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来衡量，单就维尔康本身所占份额，应该不至于构成垄断。但结果何以至此呢？原来，美国原告了包括维尔康在内的5家中国企业构成美国VC市场垄断，这些企业“捆绑”或“打包”一起应该构成了市场垄断，分开来则不一定！不幸的是，其他几家中国企业都与原告选择了诉讼和解，赔偿了事。剩下维尔康一个人去“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又比如，商务部有关该案的态度和立场也值得商榷。作为政府，当我国企业在海外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应该挺身而出。面对美国反垄断这么复杂的国际经济法纠纷问题，政府应该从法律技术本身入手给企业提供帮助：可以组织所有涉讼企业联合应诉并提供法律援助，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施压，而不是向美国法院交涉。否则，会事倍功半！
涉外法律环境或已逆转
不难发现，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各类企业涉外经营越来越多，同时遇到的国际法律风险或麻烦也越来越多。
首先是贸易壁垒法律风险。这种法律风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双反”调查。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双反”调查的受害国。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有蔓延之势，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仍不乐观，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各国或地区一定会采取更多的“双反”措施，来排挤外来竞争者。一如对中国光伏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双反”。
其次是海外投资并购风险。我国一些大型企业进军海外，会更倾向于通过并购的方式，这就带来复杂的法律风险。海外并购涉及众多法律和较多且复杂的法律关系。一般说来，企业海外并购直接受到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的公司法、证券法及反垄断法这三类部门法规范。而涉及的相关法律风险主要有并购协议、并购程序的合法性、并购对象资产负债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法律体系不对称等。
再次是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科技发展的日益复杂化，企业时刻面临着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是被竞争对手侵权的风险，这就容易陷入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去。再者，挑起知识产权诉讼打击竞争对手，已成为国际商业惯用的游戏规则（如近年来热闹的苹果公司三星），这是尤其要警醒的。
此外，劳工与环保法律风险、资金转移风险等也是比较常见的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此前常在海外遇到麻烦，但大多数属于浅层次的“双反”（反倾销与反贴补）法律风险，因为它们只涉及我国企业尤其民企能否走出国门、能走多远的问题。而现在，美国等国家的反垄断制裁则涉及外国企业能否做大做强。华北制药一案也许表明，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进行投资经营活动的涉外法律环境已经发生了逆转。如果这类问题不解决，一旦散发蝴蝶效应，微观上势必影响我国企业的海外贸易及投资活动，进而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树立规则意识预先防范
由于国情、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与相关的国际法、国际惯例，和我国的法律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采取有效规避涉外法律风险的办法。逻辑上，应遵循预防+控制+救济的思路，具体路径应以事先防范和事中控制为主，以事后救济为辅。
事先防范如何做？最重要的是树立规则意识。规则意识尤其强调事先预防，这要求增强法律风险意识。企业应该对基本的国际公约惯例、国际商务习惯及投资国的法律有所理解与掌握。比如，要对投资东道国的法律进行全面系统地调研和评估，要遵守东道国有关外资审批、审查、申报、备案、信息披露等规则；同时要按我国的相关规定进行所需的审批、备案、申报等步骤，以确保境外投资的国内合法性。
维尔康VC垄断案发之前，我国对VC等36种产品的出口采取了所谓“预核签章”制度。该制度是指特定商品出口之前将购销合同报送专业商会，由其对产品价格审核并在出口合同上盖章，并以此作为办理报关手续的前提。该制度宗旨是在商会“统一协调”下形成的价格协议，以维持商品出口价格稳定，避免出口企业竞相恶意降价招致反倾销调查。比如，由于国际VC价格暴跌，为避免招致反倾销调查，我国医保商会组织相关企业于2001年达成出口价格协议，但该协议成为了美国法院认定维尔康行为构成VC垄断特征的铁证。
法理上，该制度完全符合横向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业务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就商品的价格或数量达成一致，并起到限制或排除竞争的作用。于是乎，我国企业虽然躲开美国“双反”的“刀山”，却跳进了美国反垄断的“火海”。所以，树立规则意识，还不能顾此失彼！
构建防控机制巧用救济
从VC案可以看出，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在处理涉外法律事务时比较业余。规避法律风险要树立规则意识，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法律防控机制体系。
一方面，企业应完善企业内部法务部门构建，聘请具有国际法律知识的人才，并充分参与涉外贸易或投资业务决策，而不仅仅是扮演合同起草、诉讼应对等辅助型工作。与此同时，还应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风险控制机制，这就要求涉外企业应建立基本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和严格的法律风险防范管理程序。此外，还应建立涉外法律工作定期报告制度，对企业境外业务面临的法律风险定期分析，并形成可操作性强的意见。
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建立并完善涉外企业的法律咨询与服务机构，对涉外企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
工会涉及的法律法规篇10
法律保障工作要坚持教育先行，努力夯实官兵依法行动的思想根基，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事件要深入宣传护航行动常态化的合法性。联合国授权各国打击海盗期限虽经过多次调整，但目前也已临近授权期限。官兵可能会对我们继续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合法性产生疑问。要广泛宣传海盗行为的国际违法性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各国在公海上制止海盗罪行的国际义务，阐明我护航编队只是对加入护航编队的船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未经许可不进入他国领海，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表明护航行动是我履行国际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要不断增强官兵的国际法意识。随着护航行动的常态化，官兵长期在国际海域活动，对官兵的国际法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广泛开展国际法知识教育，特别是要加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相关内容的学习。要把有关国际法作为护航编队日常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化为具体的演练科目，使官兵更直观地了解、认识国际法，认清国际法在护航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自觉遵守国际法的良好意识和习惯。要努力强化官兵履职尽责的纪律观念。随着护航行动的常态化，官兵的精神压力和现实困难都会有所增加。要通过经常性的法规纪律教育，引导官兵时刻牢记护航行动基本方针和原则要求，认清自己的职责，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明确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护航职责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促使官兵以坚强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全力投入护航行动中。要大力培养官兵遵守国际礼仪习惯。随着护航行动的常态化，我护航编队已经实现定期停靠外国港口进行补给休整，护航舰艇结束护航后出访一些国家也已经成为惯例。要深入开展有关国家风俗习惯和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国际礼节礼仪教育，帮助广大官兵更好地与外国军民进行交流，避免引起外事纠纷，始终保持我军的良好形象。
二、护航行动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需定期驻泊外国港口
法律保障工作要着眼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积极为防范和处置涉外情况提供法律依据，维护官兵在国外期间的合法权益要做好护航行动法律体系建设的筹备工作。要认真梳理、总结和研究护航行动中遇到的国际国内涉法问题以及成功处置的经验做法，为建立完善护航行动法律体系提供实践经验。要着重研究世界各国有关护航行动法律的基本特点、主要问题和本质规律，把握当代国际立法趋势，尽快形成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配套的理论体系，为护航行动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要对散见于国内法中规范对外军事交往的法律条文进行清理编纂，为护航行动的立法和处理相关法律事务提供参考。要建立完善护航行动的国内法律体系。要抓紧修改完善有关海外护航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护航编队及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的指挥关系、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协调的配合关系、与执行同一任务的其他国家军队和人员的协作关系，等等。要制定相关条令，确定具体的指挥程序、方法、手段，建立和完善人员的选拔、培训、教育训练、考核、行动规范，护航行动的宣传与报道，护航行动物资、经费的计划、划拨，专门力量的装备请领、补充、更新、维修、报废处理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涉外缔约工作。护航行动牵涉国家多，法律关系复杂，涉及许多与国家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由于军人不能享有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外交人员的特殊权利，因此，有必要根据国家对外军事交往的需要，与有关国家签订单边或多边条约，对我护航官兵在境外的权利义务做出规定，明确护航官兵在驻泊外国港口期间的地位、人员装备的休整和补给、相关物资出入国边境的点验等，切实为维护我国家利益和官兵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三、护航行动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需要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法律保障工作要及时跟进，切实贯穿护航行动的全过程，努力实现护航行动与法律适用的有机结合要设立专门机构来承办护航中的法律事务。要在各级护航任务指挥机构中，设置专门负责法律事务的机构，为首长直接配置护航行动法律顾问，以便为首长决策提供实时法律咨询意见。在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业务部门配置法律顾问，为各级指挥员和业务机关提供法律意见，答复相关法律咨询。要围绕护航行动制定详细周密的法律保障预案。要按照具体化、系统化、实战化的要求，制定高质量、操作性强的法律运用预案，并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护航需要，及时丰富和完善。预案主要包括护航背景、总的任务和要求、政治工作主要任务、法律运用的具体任务、法律机构设置及职责区分、各阶段可能出现的情况及相应的处置对策等。要根据护航任务和形势，针对护航样式、护航行动法律适用的特点，依据有关规定，认真分析预测护航任务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确定依法处置的要点。要严格依法处置好各种突况。护航行动中，多国、多种舰船在同一海区频繁活动，各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法律顾问要通过一体化指挥平台实时了解突况，及时做出分析、预测和判断，对影响全局的法律问题出具统一的法律意见书，供首长决策和各个部门协同使用。法律意见应做到及时、准确、全面，有分析、有判断、有处置措施。对于重大情况处置，可组织法律顾问集体讨论。
四、护航行动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需要官兵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