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的规定篇1
1、按同居双方同居目的不同，非婚同居可分为婚姻目的同居和非婚姻目的同居。
2、按同居时双方的婚姻状况，非婚同居可分为三类。一是未婚型同居。这是狭义上的非婚同居，同居双方单身。二是单婚型同居。同居双方中，一方为单身，另一方已婚。三是双婚型同居。同居双方均有法定配偶。
二、法律对非婚同居的规制
现行《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当事人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非婚同居合法或非法，应据具体情况而定。单婚型同居和双婚型同居属于有配偶者同他人同居，为法律所绝对禁止。而现行法律对未婚型同居并无禁止之规定，所以这类同居不违法，同时也是构成非婚同居关系子女抚养以及财产分割案件的主要类型。
(一)基本问题的提出
当非婚同居关系维持“稳定”时，同居者间一般不会出现法律上的争议，但当非婚同居无法维持或一方死亡时，诸如同居期间财产的处理、子女的抚育等问题便产生。但现行法律是否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有鉴于被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是一种特殊的非婚同居关系，故通过分析法律对其规制的情况，以寻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路径。
(二)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规制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一方当事人在与他人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按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出现了矛盾，因为一方所得财产，不可能既与其同居者共有，又与其合法配偶共有。按婚后所得财产共有制，要保护合法配偶的利益，那么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就不宜按共同共有处理。故合适的立法规定应当是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各自所有，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共同所有的除外。
(三)法律对未婚型同居的规制
1、基于婚姻目的同居。婚姻目的同居关系中有一种形态可以理解为事实婚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1994所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而条例公布之后，男女双方已经符合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2、基于非婚姻目的同居关系。同居双方并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是因别的某种原因，如恋爱、或为了某种个人利益等。法律没有对这种同居关系进行正面规制。
(四)法律对单婚型同居与双婚型同居的规制
现行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十条规定重婚属无效婚姻。但却没有合适的处理相关财产纠纷的法律规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调整非婚同居纠纷的法律规则明显不足。
三、解决非婚同居关系所致财产纠纷的法律思路
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主要是体现在财产上。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同居双方之间的财产所有关系;二是同居双方的财产赠与关系，这里所说的赠与包括遗赠。下面针对三类非婚同居关系中的财产纠纷分别提出解决的思路。
(一)未婚型同居关系财产纠纷问题
1、同居双方之间财产分割纠纷。处理这类纠纷，可按双方分别所有来处理，即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而无法认定归属的则由双方平分。
2、同居双方之间财产赠与导致的纠纷。本类纠纷有两类情形。一是赠与行为发生后，一方又反悔而产生争议。该项争议可直接适用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二是一方赠与行为发生后，由于本人生活或对家人的扶养出现重大困难时，如赠与方丧失劳动能力，本人或家人主张撤销赠与而与受赠方发生纠纷。对于这类纠纷有两种思路，一是按赠与合同之规定;二是按有利于赠与方来处理。
(二)单婚型同居关系与双婚型同居关系财产纠纷问题
1、同居双方之间的财产分割纠纷。此类纠纷一般不涉及赠与财产的问题，其处理思路可参考前述未婚型同居关系财产分割纠纷。
2、同居一方与对方配偶或家人之间的财产纠纷。此类纠纷一般与同居双方财产赠与有关。在单婚型同居关系中，因未婚方赠与已婚方财产而生纠纷可参考上述未婚型同居关系中的赠与处理模式。
已婚方赠与对方财产引发的争议主要出现在受赠方与已婚方配偶之间，当前法律实践倾向于保护已婚方配偶。立法者与司法者在对待这类财产纠纷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已婚同居方配偶在婚姻关系中有无重大过错;
二是已婚同居方与其配偶在婚前对双方财产归属是否有明解约定;
三是与已婚同居方同居的相对方是否是未婚善意同居方;
四是女性同居方的身体是否因同居而受到了损伤;
五是已婚同居方是否得到过对方在财产上的帮助;
六是同居双方是否生育小孩。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2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低工资规定》适用于在我国境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同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此规定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正常劳动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应在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考虑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因素，同时还应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应在最低工资标准后10日内将该标准向本单位全体劳动者公示。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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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的规定篇3
关键词:宪法 强制性义 福利性义务 公民权利 国家权利
有学者认为:“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目前绝大多数教科书也都侧重于阐述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是如何重要，而疏于从规范科学的角度分析其法律上的功用。本文站在尊重实定宪法的立场上，强调法解释学的研究进路，力图挖掘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条款所能具有的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
一、宪法中公民义务的两类典型
近现代宪法规定的种种公民义务，有两类义务较为普遍:古典的强制性义务与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1、古典的强制性义务
所谓强制性义务，是指在近代自由主义之消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具有浓烈的强制色彩的义务。到了现代，这类义务依然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具体而言，强制性义务一般即指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强制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纯粹性付出。诚然，从根本上说，公民纳税或服兵役的目的在于让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但纳税或服兵役义务与享受秩序安宁等权利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在时间上，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享受也是分开的。从实际履行义务的主体来看，强制性义务可由某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无需他人、社会或者国家的协助。
2、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所谓福利性义务，是指在现代社会福利主义之积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些新的义务。具体而言，福利性义务主要包括受教育、劳动(工作)的义务等。20世纪前，没有宪法规定受教育义务或者劳动义务。与强制性义务相比，福利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受益性付出，因为它是公民在接受福利国家提供的、在夜警国家看来是额外好处的同时所承担的责任。而且，受教育、劳动同时又是公民的权利，所以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从义务得以实际履行的主体来看，福利性义务事实上很难靠某一个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是需要他人、社会以及国家提供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
二、强制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1、限制公民权利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作用
宪法在强调私有财产保障的同时又规定纳税义务，这构成一种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规定服兵役义务，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乃至信仰自由的限制。因此有学者提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为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支持”。公民的基本义务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宪政国家，基本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克减的正当性要求。……基本权利的行使需要有一定的界限，而基本义务只不过是给基本权利划了一道不能逾越的边界。然而，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宪法规定强制性义务的唯一目的。
纵观各国宪法不难发现，宪法对于强制性义务的规定，大多带有限定语。最普遍的情形是在义务前面加上“依法律”这一定语—公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依法律”服兵役的义务。据笔者统计，当今世界有52部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37部，占71%;有71部宪法规定了服兵役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52部，占73%。于纳税义务而言，少数宪法还加有其他定语，例如墨西哥宪法(1917)第31条第4项、西班牙宪法(1978)第31条第1款规定了“公平纳税”的义务。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对强制性义务的规定，绝不仅仅在于宣告公民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它还表达了一些别的意思。下文以纳税义务为例细述。
“依法律纳税”即“不依法律，不纳税”、“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征税”，从理论上讲，就是税收法律主义。该原则滥筋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12条，可谓税收法律主义奠定宪政基础。青柳幸一指出:“在历史上，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成立，构成一体的两面。“依法律纳税”中的“法律”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
位原则意义之‘法律”，0税收法律主义要求纳税义务的设定，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具体而言，有关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免税范围等事项均得由代议机关制定税法予以明确，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税法制定普遍性的实施细则，否则即是违宪，公民可以拒绝服从。申言之，公民依据宪法有“不依法律，不必纳税”的权利。有些宪法对于纳税义务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即要求法律在设定纳税义务时，要贯彻公平原则: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纳税义务，不应有特权的存在，这是形式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各人承担的具体税额不应一刀切，而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这是实质公平的要求。同理，服兵役义务也同时带有法律保留原则，不依法律，不得征兵。
总之，纳税义务不仅限制公民私有财权，还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私有财产;服兵役义务不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也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人身自由。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具有双重法律作用:一方面固然限制了公民权利，确立了公民责任，另一方面也同时控制了国家权力(法律保留规定主要控制的是行政权)。
2、控制国家权力应是主要作用
但仅有以上的“两点论”认识还不够，两点之中还有个重点的问题。
施米特指出，只有当宪法中的基本义务受到限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实在法意义上的义务，原则上不受限制的义务是与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每项基本义务都只能“依照法律”予以确定，法律限定了义务的前提和内容。问墨西哥宪法(1917)第5条第2款规定，服兵役等公共服务属于义务性质，但须依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为之。巴西宪法(1969)第153条第2款更是作出一项概括性的规定:非依法律，不得赋予任何人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从人权保障的立场来看，强制性义务宣告公民义务、限制公民权力的作用不是主要的，主要作用在于规定义务的法律保留原则—这是对国家课以义务(对于纳税义务而言，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这也是对国家课以义务)。黄俊杰教授说，宪法规定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此“纳税之性质，是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故非依合宪法律不得为之，用以表明维护基本权利是制定宪法之最重要目的。’，切李念祖教授甚至认为，“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这一条“规定的是人民的权利而非人民的义务”，人民可援用该条作为保障权利的依据，“对于违反税收法律主义的租税行政命令或租税行政处分，主张其为违法或违宪以谋救济。’，阁这种“义务否定论”过于偏激了。我们不否定宪法规定了公民义务，但应从立宪主义立场来解读。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强制性的公民义务，是出于维持国家这一公民生活共同体的安全和运转之必要。这些义务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保证公民权利得以更好地实现。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同时又防范政府借实施这些义务之机侵犯人权，这进一步体现出人权保障乃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所以，宪法中强制性义务规定更重要的法律作用应当定位于控制国家权力—这就是强制性义务法律作用问题上的“重点论”。
以上认识还使我们看到，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仅在于授权性规范，也不仅在于基本权利规范;宪法作为控权的根本法、人权保障的根本法，即使是在规定公民义务之时，也履行着控权的使命。宪法作为“高级法”，其基本含义就是控制普通法律的法律—“法律的法律”;那么，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也应该具备“高级法”的作用，是一种“高级义务”、“义务的义务”—控制普通法律义务的义务，强制性义务实际上赋予了公民“不依法律，则无义务”的权利。
三、福利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1、控权功能相对弱化
与强制性义务相比，宪法对福利性义务的规定，很少加有“依法律”的定语，当今世界有41部宪法规定了“依法律”受教育(以及父母教育子女)的义务。，其中带有法律保留规定的只有12部，占29%，如墨西哥宪法(1917)第31条第1项、日本宪法(1946)第26条第2款、韩国宪法(1987)第31条第2,6款，以及索马里宪法(1960)第31条第2款、尼加拉瓜宪法(1986)第73条第2款，等。对劳动义务附加法律保留规定的宪法就更少:在35部规定有劳动义务的宪法中，只有5部宪法带有“依法律”的定语，占14%，典型如韩国宪法(1987)第32条第2款:“全体国民均有劳动的义务。国家按民主原则，用法律规定劳动义务的内容和条件。”
笔者认为，福利性
义务带有法律保留规定的情况大大少于强制性义务这一现象的规范意义在于，福利性义务没有强制性义务那样强烈的控权作用。因为福利性义务同时也是权利，是一种受益性付出，这种性质决定其不需要像纯粹性付出(强制性义务)那样予以严格限制。但就受教育义务与劳动义务相比而言，前者带有的控权功能又大于后者，因为一般来说，受教育义务的强制性大于劳动义务。对受教育义务而言，学龄儿童接受教育是必须要执行的义务内容，这是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但对劳动义务而言，参加劳动绝非必须执行的内容，相反，现代社会反对强制劳动，作为福利性义务的劳动义务的意义在于如果国家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却拒绝以劳动谋生，国家就没有保障其生存权的责任。可见，劳动义务的强制性不是直接的，因而是很弱的。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4
关键词:宪法 强制性义 福利性义务 公民权利 国家权利
有学者认为:“似乎除了造成误解之外，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发挥不了任何法律作用。目前绝大多数教科书也都侧重于阐述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是如何重要，而疏于从规范科学的角度分析其法律上的功用。本文站在尊重实定宪法的立场上，强调法解释学的研究进路，力图挖掘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条款所能具有的一些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法律作用。
一、宪法中公民义务的两类典型
近现代宪法规定的种种公民义务，有两类义务较为普遍:古典的强制性义务与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1、古典的强制性义务
所谓强制性义务，是指在近代自由主义之消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具有浓烈的强制色彩的义务。到了现代，这类义务依然存在于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具体而言，强制性义务一般即指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强制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纯粹性付出。诚然，从根本上说，公民纳税或服兵役的目的在于让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但纳税或服兵役义务与享受秩序安宁等权利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在时间上，义务的履行与权利的享受也是分开的。从实际履行义务的主体来看，强制性义务可由某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无需他人、社会或者国家的协助。
2、现代的福利性义务
所谓福利性义务，是指在现代社会福利主义之积极国家观的理念下，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些新的义务。具体而言，福利性义务主要包括受教育、劳动(工作)的义务等。20世纪前，没有宪法规定受教育义务或者劳动义务。与强制性义务相比，福利性义务的特征在于它是公民对国家的受益性付出，因为它是公民在接受福利国家提供的、在夜警国家看来是额外好处的同时所承担的责任。而且，受教育、劳动同时又是公民的权利，所以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从义务得以实际履行的主体来看，福利性义务事实上很难靠某一个公民单独履行完成，而是需要他人、社会以及国家提供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
二、强制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1、限制公民权利与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作用
宪法在强调私有财产保障的同时又规定纳税义务，这构成一种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规定服兵役义务，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乃至信仰自由的限制。因此有学者提出，宪法规定公民义务，“为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宪法支持”。公民的基本义务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宪政国家，基本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克减的正当性要求。……基本权利的行使需要有一定的界限，而基本义务只不过是给基本权利划了一道不能逾越的边界。然而，限制公民权利，并非宪法规定强制性义务的唯一目的。
纵观各国宪法不难发现，宪法对于强制性义务的规定，大多带有限定语。最普遍的情形是在义务前面加上“依法律”这一定语—公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依法律”服兵役的义务。据笔者统计，当今世界有52部宪法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37部，占71%;有71部宪法规定了服兵役义务，其中带有“依法律”这一定语的有52部，占73%。于纳税义务而言，少数宪法还加有其他定语，例如墨西哥宪法(1917)第31条第4项、西班牙宪法(1978)第31条第1款规定了“公平纳税”的义务。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对强制性义务的规定，绝不仅仅在于宣告公民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它还表达了一些别的意思。下文以纳税义务为例细述。
“依法律纳税”即“不依法律，不纳税”、“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征税”，从理论上讲，就是税收法律主义。该原则滥筋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12条，可谓税收法律主义奠定宪政基础。青柳幸一指出:“在历史上，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成立，构成一体的两面。“依法律纳税”中的“法律”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
[1] [2] [3]
位原则意义之‘法律”，税收法律主义要求纳税义务的设定，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具体而言，有关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免税范围等事项均得由代议机关制定税法予以明确，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税法制定普遍性的实施细则，否则即是违宪，公民可以拒绝服从。申言之，公民依据宪法有“不依法律，不必纳税”的权利。有些宪法对于纳税义务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即要求法律在设定纳税义务时，要贯彻公平原则:一方面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纳税义务，不应有特权的存在，这是形式公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每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各人承担的具体税额不应一刀切，而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这是实质公平的要求。同理，服兵役义务也同时带有法律保留原则，不依法律，不得征兵。
总之，纳税义务不仅限制公民私有财权，还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私有财产;服兵役义务不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也要防止国家权力任意侵犯人身自由。因此笔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具有双重法律作用:一方面固然限制了公民权利，确立了公民责任，另一方面也同时控制了国家权力(法律保留规定主要控制的是行政权)。
、控制国家权力应是主要作用
但仅有以上的“两点论”认识还不够，两点之中还有个重点的问题。
施米特指出，只有当宪法中的基本义务受到限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实在法意义上的义务，原则上不受限制的义务是与法治国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每项基本义务都只能“依照法律”予以确定，法律限定了义务的前提和内容。问墨西哥宪法()第条第款规定，服兵役等公共服务属于义务性质，但须依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为之。巴西宪法()第条第款更是作出一项概括性的规定:非依法律，不得赋予任何人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从人权保障的立场来看，强制性义务宣告公民义务、限制公民权力的作用不是主要的，主要作用在于规定义务的法律保留原则—这是对国家课以义务(对于纳税义务而言，还规定了税收公平原则—这也是对国家课以义务)。黄俊杰教授说，宪法规定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此“纳税之性质，是对人民基本权利之限制，故非依合宪法律不得为之，用以表明维护基本权利是制定宪法之最重要目的。’，切李念祖教授甚至认为，“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这一条“规定的是人民的权利而非人民的义务”，人民可援用该条作为保障权利的依据，“对于违反税收法律主义的租税行政命令或租税行政处分，主张其为违法或违宪以谋救济。’，阁这种“义务否定论”过于偏激了。我们不否定宪法规定了公民义务，但应从立宪主义立场来解读。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强制性的公民义务，是出于维持国家这一公民生活共同体的安全和运转之必要。这些义务本身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保证公民权利得以更好地实现。在规定公民义务的同时又防范政府借实施这些义务之机侵犯人权，这进一步体现出人权保障乃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所以，宪法中强制性义务规定更重要的法律作用应当定位于控制国家权力—这就是强制性义务法律作用问题上的“重点论”。
以上认识还使我们看到，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仅在于授权性规范，也不仅在于基本权利规范;宪法作为控权的根本法、人权保障的根本法，即使是在规定公民义务之时，也履行着控权的使命。宪法作为“高级法”，其基本含义就是控制普通法律的法律—“法律的法律”;那么，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也应该具备“高级法”的作用，是一种“高级义务”、“义务的义务”—控制普通法律义务的义务，强制性义务实际上赋予了公民“不依法律，则无义务”的权利。
三、福利性义务的法律作用
、控权功能相对弱化
与强制性义务相比，宪法对福利性义务的规定，很少加有“依法律”的定语，当今世界有部宪法规定了“依法律”受教育(以及父母教育子女)的义务。，其中带有法律保留规定的只有部，占%，如墨西哥宪法()第条第项、日本宪法()第条第款、韩国宪法()第条第,款，以及索马里宪法()第条第款、尼加拉瓜宪法()第条第款，等。对劳动义务附加法律保留规定的宪法就更少:在部规定有劳动义务的宪法中，只有部宪法带有“依法律”的定语，占%，典型如韩国宪法()第条第款:“全体国民均有劳动的义务。国家按民主原则，用法律规定劳动义务的内容和条件。”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5
关键词：矿业权出让转让
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矿业权可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也可以通过转让等方式取得。矿业权的出让，是指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将探矿权和采矿权有偿出让给探矿者和采矿者。矿业权的转让是指已经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主体在符合一定条件后，将上述两种权利转让给其他的矿业权人。
一、我国矿业权流转方式
矿业权的流转主要包括出让、转让、抵押、出租、继承等方式，笔者逐个展开论述。
1.矿业权的出让矿业权的出让是通过矿业权流转的一级市场实现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矿业权的出让逐渐成为各地政府部门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并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矿业权的一级市场中，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扮演着双重种角色，一种是参与市场活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该主体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将矿业权转让给受让人；另一种是规范市场行为的市场管理者，该主体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矿业权的登记，解决区块范围内的争议，主管矿业权的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等。通过对政府部门两种身份的合理利用，实现矿业权一级市场的良性运作，以确保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正常实现。
2.矿业权的转让矿业权转让是矿业权人作为民事主体方将矿业权转让给民事主体的另一方的行为。矿业权转让后，原矿业权人与国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转移给新的矿业权受让人。矿业权人可以通过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勘查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矿业权。
矿业权的转让是通过矿业权二级市场实现的。我国《矿产资源法》第6条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3条、第5条、第6条规定了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转让必须符合的条件。
3.矿业权的出租矿业权出租是指矿业权人作为出租人将矿业权租赁给承租人，并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行为。最早对矿产资源出租作出规定的法律文件是国土资源部于2000年11月1日颁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该文件在其第三章以一节的内容规定了矿业权出租问题。
我们知道，探矿权和采矿权统称矿业权，该节中多次使用了矿业权的概念。那是不是可以认为探矿权和采矿权都可以进行出租呢？笔者认为探矿权是不能出租的。主要是因为探矿权在性质不适合出租。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权利出租，目的都在于用益，使其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而探矿权取得后，其通过对地质情况的研究而获得的地质信息成果，在未转化成采矿权前，是不具备现实的用益性的。探矿权不具备现实用益的权利属性，以及出租这种市场法律形式的本质经济要求，都决定了探矿权不适合出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对该问题通过一定的文件进行解释，以避免产生误解。
4.矿业权的抵押矿业权的抵押也存在类似矿业权出租的问题。采矿权可以抵押是没有争议的，探矿权能否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进行抵押，存在一定争议。
我们知道，具备明确的或可供评估确定的价值，同时具备可执行性，就是适格的抵押物；对于采矿权和已进行到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的阶段的探矿权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但比如对于在勘查空白区刚取得、还未进行任何勘探投入，或虽有投入、但尚未进行到能确定该勘查区是否具备可供经济利用的矿产资源阶段的探矿权而言，进行抵押是不合适的。因这时的探矿权的价值尚无法确定，因此，实践中稳妥的做法是对于已进行到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阶段的探矿权，应当允许其设立抵押。
5.矿业权的继承矿业权的继承是指矿业权人死亡时，将其矿业权让渡给其继承人的法律制度。我国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对于矿业权能否继承并没有作出规定。但依据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也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来继承。该条中“其他合法财产”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广义上理解。因此笔者认为，矿业权作为公民生前所享有的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利，也应当属于遗产的范畴，可以由其继承人来继承。
二、矿业权流转相关问题的建议
1.矿业权纠纷的法律适用矿业权纠纷中除应当适用矿业法律、法规外，尤其应当注重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解和应用。目前，国家的产业政策有的已经大大超越了矿业立法的进程，国家为宏观调控各类矿业产业，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有的来自国务院，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有的来自国土资源及矿业产业主管部门，其与规章有同等效力。由于此类文件与现实情况紧密相连，因此在法律实务中应特别关注。
2.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实行竞争机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应当实行竞争机制，对矿业权实行招标的方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这样可以摆脱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避免矿产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3.政府应通过法律、经济等手段来管理矿业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的相关规定对矿业权进行审批，对矿业权的行使进行严格的监督，发现有违法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6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
1.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2.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3.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4.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保护设施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致使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劳动者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18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违章冒险作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保护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对女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15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2.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职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7
王兆华（兰州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我国《公司法》在转投资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转投资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转投资的形式方面缺乏对债权投资的规定；在转投资的数额计算方面规定的有待明确；对转投资形成的母子公司的也缺乏法律规制。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健全转投资方面的法律缺陷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以及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转投资对象；债权；公司净资产；母子公司
“公司转投资是指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公司法人财产作为对另一企业的出资，从而使本公司成为另一企业成员的行为。” [1] 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规定在第12条，与其它国家、地区而言，《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问题，采取了严格、单向限制的态度。“公司转投资行为对于鼓励企业经营多元化与自由化、增加投资渠道、有效运用资本有着积极意义，它已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 [2]，但是转投资也会引发诸如虚增资本、实质性减资、董监事滥权、母公司不规范行为等法律问题，为确保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各国公司法一般都对转投资行为予以一定的限制，我国《公司法》亦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很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本文拟结合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对在转投资对象、转投资形式、投资额计算问题、母子公司问题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加以探讨，提出笔者立法建议。
（一）转投资对象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我国《公司法》第12条第l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从立法者本意来看，这一规定旨在禁止公司成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因为其他经济组织中承担无限责任的成员或股东在该经济组织的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须负连带责任，这会给股东和债权入的权益带来不利影响。然而，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否公司转投资对象只能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回答是否定的。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以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形式行在，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非公司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也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公司法》将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合理的，而应当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实际上，公司的转投资应当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内，不仅可以投资到公司，还可以投资到非公司的企业、事业单位等。从而扩大公司的投资渠道，鼓励公司的多元经营，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繁荣。” [3]
(二)转投资形式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见《公司法》第12条第1款，该款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恰与《公司法》第3条关于投资和股东责任的规定是一致的，因此，《公司法》此处规定的转投资，仅指股权投资而不包括债权投资，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行为所设置的限制仅针对股权形式的转投资而不针对债权形式的转投资，即债权形式的转投资不受限制。这一种情形显然是不合理的，果真如此，其危害是很大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公司转投资是以债权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对其不加以任何限制，则债权投资的不断膨胀同样可以导致公司资产的虚化，从而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公司债权投资不加限制，违背了《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在修改《公司法》时或在有关的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公司转投资包括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两种形式，并对债权投资的限额做出合理的规定。
(三)转投资限额计算问题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根据《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而言，其转投资以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越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为限。“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 [4]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而且公司净资产是一变量，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可见，以资产净值作为限制投资额度的基数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一般公司都可采取某种合法手段规避此种限制。况且，以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为限的根据是什么?” [5]因此，这样限制的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 。 “《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条款严重制约以投资主体形成为标志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极不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6] “建议删掉《公司法》第12余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7]这个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在正在修改的《公司法》或在以后的有关立法、司法解释中应予以回答。
(四)母子公司规定方面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由于公司的转投资形成母子公司，子公司常被母公司用作违法或规避法律行为的工具，因此，许多同家都在立法上对母子公司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借以限制母公司的不规范行为，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8]但是考察我国《公司法》，就整部法律而言，其规范均围绕一个独立公司而设置，没有涉及到母子公司这一特殊形态；而就整个中国现行法律体系而言，亦无一部规范母子公司的相关法律。“我国《公司法》只对公司对外投资这一行为采取了限制，而未对因公司对外投资而形成的公司与被投资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出详细规定，使得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经济纠纷，给司法审判工作造成了困难。”[9]因此，修改的《公司法》应当对这个重要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必要时，也可以单独立法，制定一部《母子公司法》亦未尝不可，在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规定。
结语
公司转投资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营行为，是存在于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中普遍现象，对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从我国《公司法》10年的实践来看，公司转投资也滋生了不少问题，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既是公司的一项法定权利，又必须符合公司及有关各方对自身利益的安全需求”。[10]鉴于这些情况，健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公司转投资规制是我国《公司法》修改面临的重大课题，完善这方面的规定也能为公司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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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静冰.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J].中国法学,1995,(3)
[5]何向亮.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转投资限制[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20(2).63
[6][7]刘纪鹏.对《公司法》修改的十点建议[a].郭锋.王坚.公司法修改纵横谈[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90
[8]论美日上市公司管治制度[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9,(12)36-39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8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确立的“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可以提起再审、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抗诉，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裁判不当的案件。也就是说，在二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一个纠错和制约生效裁判的再审机制，用以纠正那些因一时的证据、时限不足及当事人、审判人员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错误裁判，以维护司法的公正。从审判工作的实践及结果来看，它为纠正某些错案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弊端与缺陷-即许多作法都与生效裁判的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相矛盾。一方面是造成当事人无休地纠讼-或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是向检察院，人大反映意见，请求他们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另一方面是导致外部监督不断介入法院，造成司法的独立受干扰及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动摇司法应有的权威与效力。同时，由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规定及设计上的不性，不完善性，如审理再审案件中有的规定适用一审程序，造成再审程序未具有独立的及终局性的程序价值；又如提起再审案件是否确有错误及确有错误又如何认定等问题，在程序操作及具体规定中均未明确。这样，在审判监督过程中就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出现监督的“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或条件无限”等问题与困惑。下面详细论述为：
（一）提起再审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审判监督的主体不限，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受到严重的威胁与削弱。
我们知道，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体制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属于宪法赋予的权利。因此，在存在检察院，当事人可对生效的裁判提出再审之诉这两种外部监督主体的同时，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更多的还面临着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的法定监督之冲击；而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又是由诸多的代表或委员组成的，于是，仅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对生效裁判的个案提出监督这方面，在审判实践中就数不胜数。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对权力及其利益的追求素来都是政治团体及法定机关的本性，除非法律有专门的制约与限制，因此，在同各级人民法院一起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政协、政法机关及其他有权的社会组织或媒体，包括其领导者个人在内，在权力及利益支配的驱动下，也凭借着现存体制或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优势，直接或间接主要是通过人大常委会与检察机关向法院行使着所谓的监督权。这样，法院所面临的外部监督主体，较之于世界各国法院来说，其数量过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多元化的，多方位的泛外部监督，其负面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导致了司法监督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危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大大地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及其权威。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因无严格的时间界限，造成举证无期限。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同证据的存在与出现有密切联系的，故，我们在此专门提出其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那么，何谓新的证据﹖《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提出的期限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该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该法未对“新的证据”作出具体的界定，也未对当事人举出证据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是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性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由于举证无期限，于是，就容易给从事审判监督工作者这样的感觉与认识，只要是在一审、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出而现在举出的证据，就是新证据，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不去审查当事人因何耽误举证或该证据能否推翻原裁判，或该证据在此时举出其司法价值究竟有多大，等等。
（三）在再审次数方面因法无明文规定而屡被提起，导致生效的裁判悬置于不稳定的状态。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确规定。虽然，该法第182条作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的规定，但其条款并不明确在这两年期限内当事人只享有一次申请再审的权利。这样，败诉一方的当事人就可以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内可以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同时，由于《民事诉讼法》提倡与推崇的是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法律上未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权限，也未制约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时间与次数，故，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重复提起再审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地产生与出现。许多当事人往往在一个判决生效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与途径找到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或者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既浪费了各级法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又有损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同时，更严重的是使法律所调整的社会、财产关系处于悬置及不稳定的状态。
（四）规定再审的理由与条件过于宽泛，法条笼统，造成提起再审的随意性较大。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发现“确有错误”，那么，“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是什么﹖谁来评判“确有错误﹖”另外，上级法院指的是上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还是指业务庭包括立案庭、审判监督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所有这些问题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均缺乏应有的依据，并容易在审判实践中造成混乱。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和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均包括了对原裁判存在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定程序等问题及审判人员不当行为等几种情形，但由于所规定的这些条件与理由过于笼统、宽泛，标准模糊，且不易于操作等缺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再审程序的提起其随意性很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五）再审组织及审级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得不科学、不合理，以致现审判组织及审级不定的现象，有悖于法院的终审权威。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按照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实际上检察机关也可以抗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样规定与设计的目的，实际上是对生效的裁判重新按照普通的审判程序来审理，基本上体现不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及独立的审判价值。这种规定与设计就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该案原来只是经过一审，但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后却可能要经过二审；相反，该案原来是经过一、二审的；但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后有可能只是一次审理。这样，就出现了再审中审级不定的现象，同时，再审的审判组织也是非常不明确的，如一审生效的判决被提起再审作出新的判决后，因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而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应由二审法院对应的业务庭审理还是由审判监督庭审理，法律不明确；又如二审生效的裁判被提起再审后，因原判违反法定程序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发回重审的案件，是应由原审法院对应的业务庭审理还是审判监督庭审理，法律同样不明确。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是由原业务庭审理，有的法院是由原审的审判监督庭审理，这就容易混淆业务庭与审判监督庭的职责。由于审判监督程序不确定审级，加上审判组织的不确定性，因此，审级及审判组织不定就成为民事审判监督中一种奇怪现象，终审不终成为了一种事实。
（六）审判监督程序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过于笼统、无限，导致了检察权对裁判权的抗衡和冲击。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及第185条规定对四类生效的民事裁判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规定不仅笼统，而且带有很强的国家干预的色彩，因此，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对属于当事人法定的自由处分权进行了干预，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愿及意思自治原则；二是抗诉的期限及次数未限制，损害了人民法院的终审权；三是未明确检察机关及人员在再审庭中的权利与义务，使法院不能正确面对与处理，等等。
（七）申请再审时未交费及再审败诉后未承担诉讼费用，造成“再审官司”的泛滥。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提审、再审的件免交案件受理费”之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上也出现了某些当事人放弃上诉权，热衷于打“再审官司”的现象。同时，因再审无需交费，也造成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法院对当事人不够重视，致使当事人到检察、人大申诉等现象；另外，因申请再审被驳回后无须承担案件受理费和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很多当事人就利用再审来故意拖延执行时间，等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9
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优化税收筹划，这引起了各国家对自身税收管辖权进步规制。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对转移定价的规制情况，参照中国当前转移定价规制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转移定价；关联企业；市场价格；法律规制
一、转移定价概述
转让定价，即转移定价是关联企业在内部交易中不按照一般市场价格的定价，而以整个关联企业的纳税额达到最低为目的的行为。它不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对产品、劳务或财产进行定价的，而是充分参考各国不同税率，国内各行业不同税率，各地区不同税收政策，进而在关联企业间将利润转移到可减免企业，或将盈利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实现整个关联企业的最优税收筹划。其中，关联企业指存在控制或管理关系的企业。
转移定价的通常做法是：把货物、劳务、无形资产通过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销售时定低价；反之，相关产品、劳务等由低税率国家转到高税率国家销售时定高价；总之，就是关联企业控制产品成本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税率差的“高进低出”，传统做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如下：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此方法主要指关联企业间价格交易与独立企业间价格交易相比较，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2、再销售价格法。此法在前种方法无法作出判断时适用，比较关联企业间交易价格与货物再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3、成本加价法。该方法将产品的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为正常价格，但若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偏离正常价格较多，则多存在转移定价。
二、美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世界上，对转移定价做出规定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转移定价法规最为完善。
1917年，美国就允许国内收入署对关联企业的所得税和扣除额进行调整；到1996年，美国形成了《国内收入法典》第482条及其实施细则，系统规定了转移定价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美国转移定价立法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正常交易原则、最优法原则、可比性原则，即遵循市场正常价格、优先适用可比非受控法、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照的数据要有可比性。
美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方法多元化，总体可分为两大类，即交易法与利润法，既包括上述的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价法等传统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还包括利润法，利润法分为利润分割法和可比利润法。
1、利润分割法。该法指根据各关联企业每年的利润统计数据，再结合总利润对各个关联企业进行配额，若配额偏离所考核利润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2、可比利润法。该法指以独立企业的利润为参考，对关联企业内部利润进行比较，若偏离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①
三、国际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国际上，规制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国际税收协定。
目前，关于转移定价的规制主要在经济合作组织范本即《oeCD范本》和《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其中，《oeCD范本》规定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如果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如果与正常价格不同，应当进行调整使之与实际相一致。”，主要涉及关联企业的认定、转让定价的调整、追诉期；《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规定了正常交易的原则应用、避免和处理转让定价争议的管理方法和程序、转让定价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新方法、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费用分配等方面。
四、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现状
我国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经历了区域性试点立法（源于1988年初制定并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全国性正式立法阶段，形成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2007年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税收法律法规对转移定价予以调整，主要规定内容为界定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等。
1、关于关联企业的定义，我国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修订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4条修改为：“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51条所称‘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②
2、针对转移定价规制的基本原则，我国的规定即2001年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业务往来的价款和费用来支付。可见，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是独立交易原则，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考，让关联企业采取独立交易的方式减少税收损失。
3、关于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相关规定为：
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1条规定指出，我国的转移定价的规制方法主要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此外还有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由此可知，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调整方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和比较利润法、预约定价法，多样的调整方法有助于我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减少税收流失，促进企业间的正常交易，推动市场向良好的轨道发展。
五、完善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以及国际上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的分析，考虑我国目前转移定价问题，还有待完善，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建议：
1、完善转移定价的立法。我国法律调整转移定价制度缺少一些明确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规制转移定价实施细则”，将系统的转移定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地予以调整，把以前一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辅以相关的可实施的程序，让转移定价制度不再成为空谈。
比如，我国200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2款规定了纳税人的义务，即便具体的实施办法已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但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关予以相应的监督，“有义务”三字将变为空谈。
2、规范执法机关的权限。我国法律对主管税务机关的权限并未做明确界定，比如，在我国《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28条第6款对于税务机关如何调整应纳水所得额，参照何种标准，采用何种程序保证执法公平无私，这些都有待在具体的转移定价实施细则进步完善。
3、改进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我国目前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没有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比较利润法接轨，亦未对利润法作出相应规定，其具体实施细则，要有可操作性，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补充现有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此外，根据实际的案件情况，不必按照传统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的适用顺序，参照具体的法律事由，选择最优衡量“正常交易价格”的调整方法。
4、明确预约定价制度的操作细节。该方法突破了传统解决转移定价的思维方式，将事后调整改为事先调整，减轻了税务机关事后审核相关繁琐文件的任务，有助于企业事前做好规划，充分考虑转移定价问题，不会轻易逃税。
但是，对于预约定价收费、申请文件、预约定价协议范本、资料的保密、预约定价协议的修订和延期等的具体规定要进步完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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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法律法规的规定篇10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 劳务派遣 法律责任
《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以后，法律法规对劳务派遣用工作出了相应规定。但仍有一些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及专家学者感到法律法规对劳务派遣用工行为规定不够清晰，对从事劳务派遣活动总是感到不知如何依法行事。同时，有一些用工单位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利用劳务派遣用工能够规避法律责任。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如何理解法定的劳务派遣单位、如何签好劳务派遣协议、用工单位可否规避法律责任、如何保障被用工单位退工后的劳动者合法权益、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如何加强对劳务派遣的监管等问题作进一步研讨。
一、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合同法中所称的用人单位
《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劳务派遣行为作出了规范，但并未对什么是劳务派遣作出定义。根据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即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后，再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将被派遣劳动者派往用工单位，由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直接指挥、监督管理的一种用工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劳务派遣与职业介绍(或劳务中介)、劳务(或人事)、劳务服务(或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承包、劳务外包(或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等等是有区别的。我们以一个劳务服务公司为例，如果该公司从事职业介绍或劳务中介，必须依法经行政许可后，才能为求职的劳动者提供中介服务，该公司并不与求职者建立劳动关系；如果该公司从事人事，只是受用人单位的委托，代办有关人事方面的事务；如果该公司从事劳务承包，一般是以发包者的名义，组织员工为发包者的生产经营提供劳务活动(发包者不直接参与劳动管理过程)；如果该公司从事劳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一般是以该公司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劳务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发包单位也不直接参与劳动管理过程：该公司如果是从事劳务派遣，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不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或备案，只要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即可从事劳务派遣活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因此，要把劳务派遣单位视为《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所指的“用人单位”，就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而且，这类劳动合同的期限或形式被明确规定为“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规定，在劳务派遣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中，“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由此可见，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从源头上讲，首先要依法规范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将劳务派遣单位作为一个法定的用人单位来管理。只有将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和开展劳务派遣的行为真正纳入依法管理，才能促进劳务派遣活动健康发展。
二、维护“三方”权益的关键在于签订好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用工，涉及到劳务派遣单位、被派遣劳动者、用工单位三方权益。为了处理好三方的利益关系，《劳动合同法》专门作出特别规定，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动者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以下称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包括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违反协议的责任及其他约定等。
对被派遣的劳动者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如何协商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劳动者并不知情。所以，《劳动合同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第六十三条还专门针对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作出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同时，第六十五条还重申了被派遣劳动者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即可以依照第三十六条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通过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可以依照第三十八条规定，当用人单位有：(1)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2)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3)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4)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5)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时；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此外，对于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对劳务派遣单位而言，应当根据劳务派遣协议派遣劳动者到用工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支付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与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支付赔偿金；应当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由缴费单位(即劳务派遣单位)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社会保险，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保险费。值得提示的是，为了规范用工单位的退工行为做到合法合理，应当在劳务派遣协议中明确约定；对于因用工单位的退工，造成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时，所需要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由谁承担，也应当在劳务派遣协议中具体约定。
对用工单位而言，应当根据劳务派遣协议，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切实履行以下义务：(1)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2)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3)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4)对在岗被
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5)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同时，按照第六十条规定，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按照第六十一条，通过跨地区接受派遣劳动者的，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要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按照第六十二条，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按照第六十五条规定，用工单位还可以依法退工，即“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此外，当用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一第、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时，能否退工，应当在劳务派遣协议中进行具体约定。
可见，签订好劳务派遣协议是维护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三方权益的关键所在。如果三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清，日后发生争议将难以有效处理。
三、实行劳务派遣用工并不能规避经济补偿
一些用工单位天真地认为，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在依法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时，可以规避法律责任，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尽管《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对于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然后由劳务派遣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劳务派遣单位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非这么简单。只要劳务派遣单位依法行事，并能正确理解法律规定，就会认真与用工单位协商，通过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在以下几种情形，要求由用工单位提供经济补偿金交劳务派遣单位来支付。
(一)用工单位在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下退工
按照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于用工单位在此种情形下退工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劳务派遣单位在此种情形下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却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然而，此笔经济补偿费用从何而来?在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劳务派遣单位只能要求用工单位比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来支付。因为，此笔补偿费用并非是劳务派遣单位所得，而是用来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是法律规定对劳动者失去工作后的一种补偿。如果用工单位不支付此笔费用，叫劳务派遣单位来承担，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劳务派遣单位在派遣劳动者之前不能与用工单位就此支付费用约定好，那么，劳务派遣单位就可以不派工。而用工单位得不到派遣工，只得自己直接招用员工。其结果，当用工单位辞退直接招用的劳动者时，也必须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用工单位在第四十条第三项和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下退工
按照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出现“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情况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按照第四十一条规定，出现有下列情形之一：“(1)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2)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用人单位可以裁减人员。
在劳务派遣用工过程中，当用工单位面对第四十条第三项和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出现时，用工单位可否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到劳务派遣单位?法律没有规定用工单位在此情形下可以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此时，如果用工单位只能与非派遣劳动者(即本单位直接招用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而不能辞退被派遣劳动者，这显然有点不尽合理。如果用工单位能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一旦不能重新安排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时，不论劳务派遣单位是支付最低工资，还是与被派遣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其支付的最低工资费用或经济补偿金，也只能由用工单位来承担。否则，劳务派遣单位难以接受用工单位的退工。
(三)用工单位在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情形下退工
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2)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3)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5)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按照第四十五条规定，当劳动合同期满时，劳动者有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那么，在劳务派遣用工过程中，当用工单位面对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出现时，用工单位可否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在劳务派遣用工协议期满时，当用工单位面对被派遣劳动者有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出现时，用工单位可否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对此，法律没有规定用工单位在此情形下可以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此时，如果用工单位不能退回被派遣劳动者，显然不符合其使用劳务派遣用工的目的。如果用工单位能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却不能违法解除或终止与此类劳动者的劳动合同，那么留在劳务派遣单位期间，应当支付被派遣劳动者的有关工资、伤残津贴等待遇，只能由用工单位承担。否则，劳务派遣单位难以难以接受用工单位的退工。
(四)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协议期满后退工
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或者被派遣劳动者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然而，此笔经济补偿费用从何而来?此种情形下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与前面所述依法解除劳动者一样，在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只能要求用工单位参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来支付。否则，劳务派遣单位不派工，用工单位只得自己直接招用员工，其直接招用员工的劳动合同到期，结果也是由用工单位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
通过上述分析，《劳动合同法》虽然没有对用工单位退回被派遣劳动者时应当支付经济补偿作出规定，但法律却设计了一个谈判机制，要求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就退
工的经济补偿事宜达成协议，要求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相关的经济补偿责任，即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并不能规避经济补偿的支付。否则，依法经营的劳务派遣单位难以开展劳务派遣业务。
四、劳动行政部门要依法加强劳务派遣用工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