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1
限制和保障,是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一体两面。如果法律不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不当行为进行限制,那么,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就可能被扭曲,新闻媒体或可沦落为谣言的集散地、小道消息的传声筒。反之,如果法律不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正当行为进行保障,那么,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就会成为痴人说梦,老鼠仓之类的违法行为,就会毁坏证券市场的基石。
环顾现实,我们会发现在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法律限制多于法律保障的遗憾。须知,在一个法治国家,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不但需要法律的限制,而且需要法律的保障。本文将从法律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限制多于保障这一现实出发,讨论法律如何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加大保障,进而分析我国法律从单重限制走向限制、保障并重,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意义。
限制多于保障:我国法律之于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现实窘境
目前,就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而言,法律对其限制多于保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相关法律规定上看得清清楚楚。
(一)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法律保障
我国法律为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譬如,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就规定:“媒体应当客观、真实地报道涉及上市公司的情况,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权力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权利的明确认可。但相对限制性规定而言,我国法律法规对新闻媒体监督权的保障性规定较为抽象,缺少具体的指导性条文。
(二)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法律限制
本文所说的法律限制,主要是指直接针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法律限制。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类:
1.证券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限制。
(1)禁止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编造、传播证券市场虚假信息。
早在1997年12月12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出版署、邮电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等六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传播证券期货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坚持客观、准确、完整和公正的原则。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和传播证券期货市场虚假信息”。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再次作出了禁止传播虚假信息的规定。该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禁止传播媒介从业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2)禁止媒体非法获取、公开报道证券市场内幕信息。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泄露该信息。”
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是包括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七类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不在其列。如此,一旦新闻记者采访获取内幕信息,就成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如果其公开报道所谓内幕信息,其行为则会被定性为证券法所禁止的“泄露”,从而受到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规定的罚款等行政处罚。
《中小板诚信建设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新闻媒体在发表有关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时不得使用上市公司非公开重大信息,在可能涉及上市公司非公开重大信息时应当事先向上市公司求证。如果上市公司确认属于非公开重大信息且上市公司同意依法公开时,媒体在上市公司依法公开前不再报道;如果上市公司确认属于非公开重大信息但上市公司拒不依法公开时,媒体可以采取向证监会、交易所举报的方式,通过监管机构督促或者责令上市公司依法公开。
(3)禁止媒体对上市公司进行敲诈勒索。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涉嫌利用新闻报道以及其他传播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敲诈勒索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向有关部门发出监管建议函,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刑法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限制。
刑法中没有特别针对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明文规定,但与之相关的罪名有如下几条。
(1)损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
这是“通缉记者”事件中,公安机关通缉记者的案由。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里,“捏造”既包括完全虚构,也包括在真实情况基础上的部分虚构,歪曲事实真相。“情节严重”是指行为人在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特别恶劣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第七十四条也规定: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涉嫌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应予立案追诉。
(2)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这一法条并非特别针对媒体而设,但却能对媒体行为构成限制。
(3)内幕交易罪。
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如果媒体从业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多些保障:法律之于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当务之急
如上所述,法律对于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限制多于保障,这种现实使得上市公司很容易操控信息,如果不加强对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法律保障,媒体就有可能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在公司已经披露的信息,包括它们虚假披露的信息里打转”。①考虑到证券市场的完善,以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实现,笔者建议立法者从以下几个层面,考虑给予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以更多的保障,从而实现限制与保障的并重。
(一)在专门性法律中增添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证券法是一部专门调整证券市场的法律,意在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部专门性法律,在总则中,规定了证监会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督权,规定了国家审计机关对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审计监督权,甚至规定了证券业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监督权,但是,只字未提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建议证券法日后修改时,谨慎地添加新闻媒体对证券市场的舆论监督权。
(二)法律法规尽量减少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雷区”
当前,涉及证券市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常常因为语焉不详等原因,给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设置了“雷区”。比如,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媒体传播上市公司信息不真实、不客观的,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法第二百零六条处罚。”仅看这一条,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就会发现“雷区”的存在。事实上,几乎不会有任何一家媒体敢于保证其传播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是完全真实的、客观的,如果动辄得咎,就没有媒体敢于监督上市公司。
再比如,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也是证券法给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设置的“雷区”。所谓内幕信息,指的是尚未公开的,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毫无疑问,内幕信息是新闻记者感兴趣的信息。但是,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新闻记者不仅不能采访内幕信息,也不能公开内幕信息。
就其立法意图而言,立法者最初的考虑主要针对的也不是新闻记者,但其在实践中的确给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设置了障碍,成了新闻记者的“雷区”。从证券市场监督的角度考虑,未来应妥善修改此类法律法规,给新闻记者合法地采访证券市场的各方当事人,给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留出一条合法的通道。如果新闻记者主观上没有通过“泄露”内幕信息为自己或者他人牟利的目的,就不应该成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不应该遭受行政处罚。
(三)在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应当侧重于处罚新闻单位而非记者个人
新闻记者没有区别于其他公民的特权,如果他们在监督证券市场的过程中违反了法律法规,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接受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但是,如果记者监督证券市场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而非基于私利动机的个人行为,即使他们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宜过重地惩罚个人。
但是,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有很多处罚新闻记者个人的规定。比如,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要求“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禁止传播媒介从业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对于该条规定,新闻记者容易避免的是“编造虚假信息”,而要避免“传播虚假信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新闻记者传播了虚假信息,并扰乱了证券市场,则必须接受证券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的处罚,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能被处以“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而新闻记者所在的新闻媒体并没有任何责任。
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出台之后,中国证监会又出台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媒体传播上市公司信息不真实、不客观的,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法》第二百零六条处罚。”该条规定从字面看针对的是“媒体”,而证券法第二百零六条处罚的是传播媒介从业人员。
又比如,根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如果记者被定性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泄露该信息,则有可能被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笔者建议,此种情况下,应该侧重于惩罚新闻单位,否则,新闻记者在监督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毕竟,新闻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督,是通过记者的采访行为来实现的。
媒体监督规范化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并重法律限制与保障的意义
媒体作为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载体,具有代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功能。“公民拥有舆论监督权,但现实中必须借助新闻媒介去实现,否则空有权利无法实现,是‘死’权利;新闻媒介享有舆论监督权,可以不断从公众舆论监督权利中获得力量源泉和支持。”②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督权来源于宪法,是一种宪法性权利。权利的落实必须通过权利的行使来彰显,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规章不予新闻媒体监督证券市场更多的保障,舆论监督权就会像海市蜃楼那样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及。
当然,媒体的监督权利也会带来媒体某种意义上的“权力”,甚至被人为利用而可能涉及商业腐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监督证券市场失去了意义。相反,只有法律的进一步完善,限制和保障并重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规范化,使媒体在履行监督责任时既不会滥用权利,又不会畏首畏尾,这对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规范化的媒体监督有利于改善公众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证券市场结构复杂,信息流量巨大且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一般而言,公众对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和相关知识只有模糊认知,甚至毫无了解。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可信,是否有利于自身的投资,公众无从判断。媒体,特别是专业化财经媒体拥有具备专业知识的记者、编辑群体,他们可以就相关信息进行实际的背景调查,找到数据和具体的交易细节,采访当事人,然后通过公开的报道以及分析帮助公众解读证券市场信息。同时,媒体还可以聚合专家资源,使原来只能通过象牙塔小众传播的知识,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实现专业知识的社会共享。
其次,规范化的媒体监督,可以使媒体以公允的第三方身份验证上市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主席戈特利登先生在1996年就曾提出: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有效的监管。而中国证券市场中,“监管基础薄弱、机制扭曲、政出多门、管理无序、管制过度、风险防范力度不够”③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上市公司中机构坐庄、披露虚假信息等违法行为,的确需要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业协会的自律、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但是,中国和西方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仅仅靠监管机构、审计机关的监督乃至行业协会的自律是不够的,没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证券市场的监管是不完整的。早就有学者对以监管机构为核心的监管模式提出了质疑,“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④相对而言,媒体独立于上市公司、行政监管体系、司法监管体系以及中介机构之外,与证券市场保持着天然的距离,即便是为了取得公信力与可持续发展,媒体也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来进行相关报道、履行监督职能,这也会反过来推动媒体监督证券市场的规范化。
再次,规范化的媒体监督,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繁荣与稳定。国际证监会组织在综合各国证券市场监管情况后,提出了证券监管的三个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市场的公平有效和透明以及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三个目标中,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最终目标。余下二者为中间目标,是为最终目标服务的。2000年以来,刚刚起步的中国财经新闻媒体,通过对银广夏、蓝田等公司利用信息披露造假行为的揭露,拨开了笼罩在市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重重迷雾。新闻媒体通过“揭黑”对证券市场形成的震慑,从另一个角度保护了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据中国证监会2009年8月2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近1.33亿户,基金投资账户超过1.78亿户,大量个人资金在证券市场流动,并为上市公司所管理。因此,证券市场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势,还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新闻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一旦实现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也就同时实现了繁荣证券市场、稳定社会经济的目的,从而实现新闻媒体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功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周俊生:《新闻媒体有权报道上市公司非公开信息》,《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5日
周甲禄:《舆论监督权论》第5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唐震斌:《我国证券监管现状及改进措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 证券市场 交易成本 监管模式
1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模式概述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早期，赋予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证券市场监管的职能。1991年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多头管理和分散管理，出现了黑市交易、操纵交易等严重社会问题，之后建立了股票市场办公室会议制度。1992年10月又成立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室（简称证券办）和中国证监会，并分别赋予了相应的职责。这种监管体制在此后的实际中不断发展和变化，证券办职责侧重于证券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变化，证监会则侧重于微观管理，彼此之间存在职责上的重叠和交叉。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依照《银行法》规定，也不再继续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管，证券办现已撤消。证券监管体制上的变化导致了证监会职责的加强，使证监会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集中监督管理机构。1998年《证券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由简单、分散到相对完备和集中统一，也标志着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正式确立。
（2）监管法规体系。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管理法规共同构成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规体系。
2当前我国证券监管存在的困境
2.1行政监管失灵，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
由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导致其“四面受敌”。多元化监管使政府监管者左右为难，所以，尽管证券立法颁布了大量的制裁性规范，但它们真正能够贯彻执行的却相当有限。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监管失灵，如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难计其数，庄家利用优势和上市公司串通、恶意操纵市场的行为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行政监管授权不足与行政监管的范围过宽。由于对证券行政监管特点和优势认识不足，我国证券法没有授予证券行政监管机构进行主动执法所需的充分权力，使证监会应有的主动监管的功能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证监会的工作又过多地集中在对证券市场的日常管理上，替代了许多应由自律组织独立的地位和监管的权力。尽管这种情况现在已开始改变，但是证监会功能的准确、精细的定位仍然不够明确，原因在于对行政监管的理论认识尚不到位。
2.2自律机制欠缺，自律组织监管有名无实
从美、英监管模式的具体实施方式上，我们可以知道，成熟市场的监管要发挥政府和自律两方面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监管则是由政府一方面进行，自律监管机制缺位和自律机构独立性明显不足。
（1）自律监管机制欠缺。由于实行行政监管为主，自律管理为辅，所以整个监管凸现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权宽泛，法律上设计的自律机构和机制行同虚设。没有真正注意培养市场的自律机构和机制，甚至连证券交易所也演变为政监会的下属机构。
（2）自律机构独立性明显不足。交易所和协会的任免由证监会控制，自律规章如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会员管理规则都是证监会制定。我国《证券法》第95条规定，“证券交易所的上设立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第100条规定：“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任免”。尽管《证券法》第95、97条还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的交易所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设理事会”。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证券交易所的理事会作用非常有限，不能独立发挥作为证交所决策机构和治理机构应有的作用。
2.3法律体制不完善，惩罚的力度较弱
证券监管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给依法治市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证券法》虽然已经出台并生效，但其中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与《证券法》相关的《公司法》也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例如，《证券法》规定禁止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欺诈客户，违反者处以罚款、警告和停止资格，构成犯罪的要依法判刑，而没有对投资者造成损失进行民事赔偿的条款。虽然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有民事方面的成文法即《民法通则》，其中有关于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但缺少对证券纠纷特殊性的对应性规定。而《证券法》将法律责任的重点放在了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上，对民事赔偿只是作了一些简略的、操作性不强的规定。事实上，在国外成熟市场里，无论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或是中介机构违规违法，他们不但会遭到监管机构的处罚，而且投资者还可以控告他们要求赔偿损失。
执法方面，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违规违法后，大多只受到行政处罚，投资者的损失无法挽回，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可以说，现有的法律在保护由于被欺诈而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利益方面还相当薄弱。另外法院对证券行政监管的司法审查就很难，因为法院自己的证券司法目前还需要证券行政判决作铺垫。这在根本上反映了我国法院证券司法独立办案能力的贫弱。
2.4媒体监管地位与作用不够重视，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
我国《证券法》没有涉及新闻媒体对证券市场监督的条款规定，中国证监会的法规对证券市场的媒体监督亦无规定。我国没有颁布《新闻法》，财经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督权力只是源于宪法赋予公民和组织的言论自由权。由于对财经媒体监督市场参与者行为和执法机关的监管活动的权力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作为保障，媒体的报道和批评权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加上理论认识的不足，使得媒体监督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媒体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的作用，特别是对行政监管活动的监督作用还远远不够。
3走出监管困境的对策
3.1准确定位行政监管的功能，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应做到监管机构监管和市场参与者自律相结合，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政府应设立独立的、功能单一的全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证券市场事务的监督管理机关，充分发挥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加强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建设，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市场监管方面，政府应促进并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性，通过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惩罚违规行为，以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还应加大力度规范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使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中介作用。
3.2增强自律组织的独立性，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
根据目前证券市场的现状，我国建立证券业自律管理体系应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政府主管部门，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和部分个人委员会组成的证券业协会；二是交易所会员自愿组成的证券交易所协会。由以上两个协会担当起证券市场自我管理的重任，规范交易行为。建立独立、完备的证券业自律组织，理清证监会与自律组织的职责。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强化交易所的自律作用，将应属于证券自律组织管理的事项逐步放给交易所和证券商协会，证监会将绝大部分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让渡于证券业自律组织。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培养自律组织，使其有能力推行自律规章，利用其完整的检查监督程序及合理的惩罚措施来确保会员等市场主体依法运作，在将来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以其成熟的能力进行自律监管，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在依赖自律组织的监管时，也要履行对自律组织的监管控制职能，对这些组织的市场运作进行严密的监视，以保证他们能有效地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不伤害公众利益，与政府监管部门相配合，共同实现监管目标。发挥自律组织的仲裁功能，使其能高效、简便、专业地解决证券市场大量的小额纠纷。
3.3健全法律体系，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
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是保证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美国安然事件后，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决定成立独立的公众诈犯罪的处罚力度。中国应增加对监管部门的经费投入，增加监管部门的人员配备，以真正落实对监管对象的全程监管，加大对证券欺诈犯罪处罚力度。此外，还应建立全国连网的股票实施交易系统和监控、预警系统，通过法律形式授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查处权力，并在证券监管、银行、法院之间建立统一的协调监管机制，加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
3.4建立健全的媒体监管体制，保障媒体的监管权力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新闻法》不能制定颁布，那么在未来修改《证券法》时，应该考虑对媒体监督证券市场各种活动的权力，包括监督行政监管执法活动的权力给予明确规定，证监会也应制定主动接受媒体监督的规定，以增强自己执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减少官员假功济私、贪脏枉法等腐败行为的发生，预防腐败造成的监管“失灵”，提高行政监管的执法效率和执法质量。从而充分发挥媒介监督的作用。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改革和进化，应该以监管权力的合理分配为重点，通过证券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加快塑造和培养非政府的证券业自律监管组织；同时在横向上收缩行政监管权力范围，在纵向上强化行政监管案件调查权和即时强制权；加强法院的证券执法（包括案件审理与对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能力，加强立法机关对证券执法的监督，加强媒体的监管权力。最后形成一个监管主体多元化、监管层次多级化，相互协调又制衡的有效监管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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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邢天才.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龙超.证券市场监管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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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林.证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3
财政是政府的分配活动，是政府从收入的取得、钱款的保管、支出的安排、钱款的拨付和使用直至最终报账等一系列过程的总和。所谓财政监督，就是依据既定的法律法规制度，对政府整个收支活动过程的每个环节和项目，甚至每一文钱所进行的监督，其实质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与规范，使政府只能在法律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财政活动。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活动是由政府所有的科层（包括附属于各级政府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下同）以及其官员具体进行的，因而财政监督应当是对于政府所有科层及其官员收支活动的监督，而不仅限于对财政部门活动的监督。
在市场经济下，任何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都需要监督，而财政活动又由于自身特点，更需要监督。
财政监督不同于企业财务监督。企业（包括私人，下同）的活动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个体利益的行为。对企业财务的监督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确保无数独立的企业活动形成有机统一体，需要政府制订相应的法律制度去约束企业的财务活动，由此产生的是企业财务的外部监督，这是社会通过政府对企业的规范；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企业内部活动的规范有序，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必须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去约束和规范企业内部各组成部分与人员的财务活动，由此产生的是企业财务内部监督，这是企业的自我规范。
政府的活动是政权组织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政府财务活动的监督与企业财务监督有其相似之处：一方面，社会公众必须通过人代会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去约束政府的财政活动，由此产生的是财政的外部监督，这是社会对政府的规范；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由各科层组织所组成的政府活动有机统一和规范有序，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还需要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以约束和规范政府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的收支行为，由此产生的是财政的内部监督，这是政府的自我规范。
财政监督根本不同于企业财务监督，它们的主要差别有：
1.约束经济权利与约束政治权力的差别。这是两者外部监督的差别。企业财务外部监督的根本点，在于它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规范。这是政治权力如何约束他人的问题。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只拥有经济权利。政府是凭借政治权力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的，这是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规范。一旦建立了为市场所认可的法律制度，政治权力对于经济权利的约束和监督是相对有力的，也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执行。尽管经济组织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弄虚作假、巧取豪夺等，但毕竟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而基本上只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甚至弄虚作假和强取豪夺等也建立于经济权利的运用之上。此时政府对企业财务的监督，是“革”他人的“命”，其执法也相对容易下手。
相反，政府财政外部监督的根本点，在于它是政治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政府是政权组织，它本身就拥有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依靠法律权威对自己活动的监督，政府及其官员总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进行对抗。一旦政府权力强于法律权威，则政府将一方面不尊重人代会和社会公众，另一方面对企业则予取予与，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尽可能地搜刮社会财力，严重危害市场以至根本否定市场。此时社会要想以法律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其遇到的抵制是强有力的，监督可能是软弱无力的。
2.监督竞争主体与监督垄断主体的差别。市场经济是由无数的企业进行的，企业相互之间存在着平等的竞争关系，每个企业的活动都受到其他企业的制约，都必须服从自动形成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与规范。政府对于企业及其财务的监督，只要从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形成统一的正式法律制度以规范企业行为就行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监督活动，实际上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约束与限制，以非正式制度的方式，通过市场的自动约束机制解决了。所以，监督企业财务活动来说相对容易。
政府则不同。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并不存在几个政府相互竞争和制约。政府内部结构是垂直的宝塔式结构，它的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都拥有一定的政府权力，都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责，都从事一定的具体行政工作，它们相互之间是上下级的行政领导关系，而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社会从外部以法律形式约束政府权力有着巨大的难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3.法律监督有无延伸至内部监督的差别。由于企业是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因而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地确定自身内部的监督制度和机构，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监督方式方法，只要它们不与既定法律法规相抵触就行了。这是企业所有者能够独立自主地拥有和支配企业活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权利自我实现的基本内容之一。
政府则不同。它是整个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必须受到整个权力构架的约束与规范。我国的宪法规定人代会是权力机构，而政府只是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为此，财政的内部监督，是在外部监督的约束下进行的，具有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从外部对财政的监督向政府内部延伸的实质。这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必须形成有机统一体在财政监督上的具体体现。
（二）
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着不同的财政类型，形成不同的财政监督内容与范围。
计划经济下不能说不存在财政的外部监督，如此时的宪法也规定了人代会是国家权力机构，而政府只是其执行机构等，绝对地说此时的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不具备监督财政活动的能力显然是不确切的。但就具体实践来看，此时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毕竟政府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整个政治生活几乎只围绕着政府运转。在这种背景下，财政的外部监督更多只是名义上和形式上，真正存在并实际发挥作用的只有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只是内部监督的陪衬。换言之，此时的政府几乎是只依靠自我监督来完成财政的监督。
财政监督的这种状况，是由计划经济决定的。作为国营企业，企业是国家的所有物，企业活动所取得的收益，都属于所有者即属于国家。此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国营经济，其实质就是国家集中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财务，财政支出则是国家在安排使用自己的财力。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和个人对国家财政活动是无权说三道四的。此时政府无须对缴款人负责，缴款人也无权决定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活动。所以，尽管社会公众拥有法律上的主人身份，但实际上是无法监督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此时有能力监督财政活动的只有国家自己。由于国家权力格局中政府居于主导的和决定的地位，又使得此时的财政监督只是政府的自我约束，是不受社会公众和人代会监督的。
这样，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经济活动是否能正常运转，与政府是否能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直接相关联。当政府能自我约束和监督时，其财政活动取之有度、用之有法，财政经济活动就相对正常和平稳发展；反之，社会经济就难以正常发展，严重者还出现灾难性后果。和“”时期政府的为所欲为使国民经济崩溃，其中财政的过度集中和无序使用财力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原因之一。其后政府被迫进行的自我调整之所以能够很快扭转局面而走上正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财政活动的自我约束和规范。
市场化改革否定了这种性质的财政监督。改革使得企业和个人摆脱了行政附属物状态，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根本改变了财政活动是政府集中和使用自己财力的状况，而逐渐显示出财政的公共性质，即此时的财政收入来自社会公众，来自纳税人；财政支出是政府在替社会公众、替纳税人用钱，因而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因此，所有的财政活动都必须对社会公众、对纳税人负责，都必须由他们来决定和监督。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此时的财政转变成为社会公众的财政，即公共财政。
这种变化也就是财政监督模式的变化：首先，是社会公众和人代会对财政监督，即外部监督的逐步形成，并且其约束力度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其次，由于改革导致了政府职能、运行方式、制度构架等的不断变革与更新，也引起了财政内部监督的相应变化，形成了外部监督约束下的财政内部监督的新机制。于是，一个崭新的财政监督模式逐步形成。相对于旧的模式，新的财政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财政成为社会公众约束政府活动，监督政府权力的关键性直接手段。它由财政的公共性所决定，反过来也具体体现了财政的公共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化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化改革正逐步将财政活动置于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其中包括财政监督。然而，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法治社会也远未建成，它表现在财政上就是社会公众和人代会以及法律还难以有效约束和监督财政活动，财政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财政监督主要还是政府的自我监督和内部监督。这种状况，是由市场化改革艰巨性所决定的，也是财政制度公共化改革还没到位的具体体现之一。
计划经济是依靠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来维系的，相应地，财政的内部监督也是以中央（上级）政府的集权和行政监督为基本特征的。它依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各级政府对本级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和单位，财政部门对同级兄弟部门和单位以及各级政府对本级财政部门的行政监督等等，来构成统一的财政监督体系。此时行政权力是构成财政监督威慑力的基本依据，监督是依靠行政权威和行政命令来贯彻的。
市场化改革强有力地影响着财政的内部监督：一是改革的分权性质，使得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的自大大增强，仅仅依靠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和上级的行政权威进行财政监督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一是财政的外部监督正在逐步形成，各级政府的自我监督活动日益被置于社会公众和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下，随心所欲的程度正逐步减弱。
这种背景下的财政内部监督，关键是形成各级政府各自的自我约束力。此时中央政府的监督当然还需要，但更多的应当依靠地方各级政府去监督。否则在分权状态下，中央政府仍然要监督数以万计的科层组织的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当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提高财政法治化程度，通过宪法和财政法律，来约束与规范各级政府的自我监督活动。财政监督的根本出路在于法律监督制度的真正形成。
20余年的改革，我国财政的内部监督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法律对财政的监督力度逐步加强，法律对财政内部监督的根本约束正在形成，财政的制度化建设也逐步得到法律的规范和加强，财政内部监督正在从人治状态向法治状态转化。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的财政内部监督，也逐步转到依据法律和制度的监督上来了。随着政府预算的逐步透明化，社会公众、社会舆论和人代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财政监督上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财政活动，财政的内部监督也更为公共化了。另一方面，由于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各级财政活动的约束和监督将更多地由本级的人代会来进行，从而各级财政受到上级财政的监督将会有所弱化。这样，都表明在我国建立法律对财政内部监督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国财政监督模式的改革，其根本点在于：立足于财政的内部监督，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变革财政内部监督，同时将改革重心放在财政的外部监督上，全力推进财政法制建设，使整个财政监督法治化。
（三）
企业活动是市场的活动，其目的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为此，企业必须通过市场交往，依靠经济方式去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对企业财务监督的基本点，就在于寻求市场收益的激励与其约束之间的均衡点，以确保企业通过合法正常的市场交往和自身的努力，去追求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政府活动则是非市场活动，其目的是权力和政绩的最大化。对于官员来说，工资等货币收益尽管是重要的激励因素，但职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声誉的提高，鲜花、掌声和人们的拥戴等，都是政府及其官员所追逐的，更高层次的还追求青史留名，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通过市场活动，而是通过更多权力的攫取来实现的。由于政府的每一项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财力，因而政府的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也追求自身支配的公共财力的最大化。但这不是靠市场运营，而是更多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已有权力不受限制的使用。
这样，企业监督的实质是确保企业必须通过正当的市场活动才能获取利润。相反，财政监督的实质则是约束和控制政府权力，因而公共财政监督的最佳化，就是寻求公共财力支配权的授予与约束之间的均衡点，以确保政府及其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去危害正常和正当的市场活动，但又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确保整个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然而，我国财政监督的这一均衡点至今尚未达成。触目惊心极度紊乱的政府分配秩序就是其典型表现。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计划经济又赋予了政府及其官员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得政府权力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20余年改革使得市场和资本因素有了长足进展，但未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分权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政府权力的约束和控制，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又大幅度地放大了原有的政府权力失控状态，使政府各科层组织及其官员获得前所未有的财政财力；新的市场诱惑与刺激，使他们逐利动机大为膨胀更加自行其是。与此同时，改革否定了传统的制衡与协调体系，却没有相应地形成由社会公众、人代会和社会舆论约束政府行为的能力。进一步看，至今为止整个改革仍然是由政府主导，而不是由市场推进，这又加剧了社会监督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困难度。这些都使得传统政府的无限权力状态继续存在。这就是目前财政监督严重困难、软弱无力的症结所在。
然而，要想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市场和资本对于政府的约束和规范又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政府是市场的直接对立物，因为政府不是按等价交换的市场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府活动的领域不是市场领域。所以，如果市场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政府活动于市场允许的范围与限度内，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财政的公共化改革，恰好提供了最佳的手段和方式。财政是政府的直接经济基础，没有财政提供的资源和要素，政府就难以存在，就寸步难行。任何一项政府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反映到财政上来，都或多或少地耗费一定的财力，财政的一收一支也就直接与政府的一举一动相联系，社会公众就可以通过监督政府的收支，而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财政的这种外部监督，是市场经济下所特有的，它直接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此时的财政之所以是公共财政的直接体现。通过监督财政活动，市场和社会也就直接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行为，从而确保了政府活动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市场活动，反而只能为市场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而支持和促进市场的发展，也将使得改革从政府主导转到市场主导上来，确保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最终建立。
总之，在市场经济下之所以需要财政监督尤其是外部监督，就在于如果没有公共财政监督，就没有正常的政府活动，从而也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四）
2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财政监督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有：则政监督职能逐步从对企业财务检查为主转向对财政收支监督检查为主，从事后监督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财政监督机构从始于1962年的财政驻厂员机构到如今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财政监督体系；财政监督工作方式也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清理检查“小金库”、清理预算外资金等到近年来的日常监督检查。不过，这些变化尽管很大，但仍未使我国则政监督根本摆脱传统模式，与公共财政监督仍有很大距离，亟需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为此，目前我国的财政监督方式应当有—个根本性的改革，这就是应当以强化法律对财政的监督为核心，以形成社会公众和人代会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监督为基本内容，着重抓好以下的工作：
1.抓好政府预算的监督。政府预算是公共财政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基本制度，因而政府预算监督也就是公共财政监督的核心和基本内容。政府预算直接规定着政府的年度收支活动，政府的一收一支都必须在年度预算中确立，都必须获得年度预算的认可。正是通过年复一年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审计和决算，社会公众以法律的权威约束和规范了政府行为。为此，对于政府预算的监督，就是对于财政活动的监督。社会公众、人代会、社会舆论、政府各机构尤其是审计部门等，都必须加强对政府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监督，财政部门更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内部监督来做到这点。因此，财政监督的要点应放在检查政府各科层组织与官员是否严格遵循了政府预算的有关程序，是否依据已确立的政府预算进行活动上面。
2.抓好预算外和基金的监督。预算外是依据有关制度规定形成的，但又没有纳入政府预算的政府财力。在体制转轨时期因其特殊的历史作用而急剧膨胀起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其副作用也开始严重起来，对公共财政的构建形成了直接的否定。为此，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其中主要是部门预算改革正逐步取消预算外范畴。但在目前尚难以一步到位，一时还难以真正的和完全的取消预算外。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政府的预算外和基金收支的监督，就应当侧重于依据已有的法律制度行事，既要检查预算外和基金活动中违反财经法规制度的行为，更要阻止政府各科层组织和官员情不自禁地扩大预算外和基金的范围与规模的行径，配合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尽快从根本上取消预算外范畴，同时更要否定制度外范畴的存在，将政府财力基本上都纳入政府预算。
3.抓好依法课税的监督。就历史上看，公共财政直接起源于依法课税，即议会通过法律对政府的课税行为的约束。依法课税并不是简单的税收如何征纳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税收的课征是由政府决定，还是由社会公众决定的根本问题。只有当税收必须由议会或人代会批准才能征收时，政府必须依据社会公众的根本意愿安排使用财政支出之时，才能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根本危害。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税收的决定权都在政府手中，人代会或者只能同意政府的税法提案，或者政府干脆避开人代会以税收暂行条例的方式执行。至今为止，各级税务部门的课税活动，除了税收立法和税收暂行条例以外，还依据上级政府的税收计划任务来进行。一旦税收计划与税法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依据的是税收计划，而不是依据税法课税，或收过头税，或该收不收。于是，企业和私人不依法纳税与政府不依法课税的现象并存，都极为严重。为此，我国目前财政监督的—个重要内容，就应当是依法课税，是对于政府乱收税的督察和禁止。
4.抓好政府收费的监督。政府收费是公共财政收入的补充形式，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税收所无法替代的财政收入形式。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乱收费现象越演越烈，苛捐杂费多如牛毛。更为严重的是，尽管政府已下大决心和花大力气进行税费改革，但困难重重历数年而无根本进展。应当说，乱收费是乱收税的派生物，只有能够乱收税，才能够乱收费，它们都是社会公众无力根本制约和控制政府行为的产物，是财政尚未真正“公共化”的具体体现。为此，我国目前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就应当抓好政府收费的监督。
5.抓好财政其他活动的监督。就我国目前的财政监督来看，上述数项应当是其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但财政活动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个方面，对于其他方面的财政监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诸如对于政府债务的举措、管理、使用和偿还等的监督，对于财政资金向国库的缴纳、划分、留解、退付、保管、调度和拨付等的监督，对于国有资产（本）的运营、处理、收益、股权等的监督，政府各科层组织和官员执行财务制度、财税制度、法律制度等的监督，等等，都是财政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当注意抓好的。
【参考文献】
①傅明章、黄先林：《呼唤〈财政监督条例〉促进财政监督工作》，载《财政监察》2002年第1期。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4
新修订的《证券法》在完善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上有所改进，但我国仍未形成有效的、协调的监管体系。
1．有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问题。根据我国的《证券法》，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即证监会作为政府监管机构成为证券监管的主导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监管机构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我国有关法律过多地赋予了其行政监管职能。如《证券法》第179条赋予了证监会监管规则制定权、依法审批核准权、监督管理权、违法查处权等八种职能；第180条还规定其有现场检查权、调查取证权、询问权、查阅复制权、查询冻结权、限制交易权等。其中除有部分准司法权外，大部分是行政性权利。实质上，与其他市场领域的监管机构相比，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已经成为拥有最多行政管理权的市场监管部门。我国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管实质上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以来的行政性监管模式。由于赋予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太多的监管权，使证券市场的监管超出了应有的范围，政府这支“看不见的手”伸得太长太远，触及到本不该由政府监管的私法范畴。例如：为了实现监者管的目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发行人和上市公司实行了全面监管，监管范围不仅包括他们的证券业务活动，也包括其组织运行以及经营活动。
其次，政府监管机构过度干预其他证券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等成为其附属物。如《证券法》107条的规定实质上是证监会控制了证交所的经营管理权。又如该法第131条规定证监会拥有核准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权利，进一步控制了证券市场的主要人力资源。这使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实质上变成了监管机构的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再次，缺乏对政府监管机构有效的监管。监管者也应被监管，尤其是在其被赋予极大的行政性职能和准司法职能的情形下，对监管者的监管极为重要。但是我国《证券法》对监督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十分简单，仅有寥寥几条，且不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约束性。对违反前述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仅第227条和228两条，且惩罚力度不够。另外，对政府监管机构行使监督职能时的程序规定也过于简单，仅第181条和第184条两条。这与《证券法》赋予政府监管机构的庞大职能和多种措施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与其逐步扩大的监管权不相对称，难以发挥对政府监管机构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滥用监管权力，对证券市场正常发展的损害可能比其他市场主体违法行为的危害还要大，故约束政府权力的非法膨胀和滥用、确保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履行职务，是《证券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基本任务。
2．有关自律监管机构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否定自律监管的存在价值。由于自律监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较高的自愿性和较低的监管成本，其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功效。因而在2005年修订《证券法》时，注重构建自律监管的体系，理顺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的关系。一方面，新《证券法》为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功能而作了如下修改，如：《证券法》第102条从立法上明确了证交所自律组织的地位；第62条、72条以及第102条等扩大了证交所的监督职权。另一方面，《证券法》赋予了证券业协会独立的自律性社会团体法人地位，改变了原《证券法》造成的证券业协会成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从属机构的地位，并且明确并扩大了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职能。但是即使是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也未能真正建立起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协调的监管体系。此次修订不仅未能改变我国证券监管理念和监管体制，反而大大强化了现有的行政化监管理念。在证券市场发展中，政府监管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很少甚至没有发挥自律监管职能的空间。
二、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1．完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职能。首先，赋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独立的地位。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是政府的行政机关，独立性较为有限，这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决定的，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但可以在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机制设计，如授予其行政审裁权，或是将其管理层任期加以延长以提高其独立性。保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树立其权威性，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真正建立起公平的市场机制。其次，划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权的明确界限。应改变政府监管机构对被监管者的“过分关心”和监管方式的“过度介入”，还市公司、证券交易所等独立的证券市场主体地位。同时坚持适度监管的原则，划清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职能界限，理顺二者的关系，协调发挥各自的功能。最后，加强对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有效的监管。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采取多种间接的手段约束监管机构，如利用多个主体如人大专门委员会对监管机构进行检查，及时发现监管中的不合法行为，以及建立严格的定期报告制度，组成专家小组对报告进行审查。并且，强化监管机构的决策透明度，建立政策公开和执法报告机制，使社会公众能充分了解其行动目的和监督其合理性。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强化监管机构的责任性，使其阳光下运行在。同时有关立法应进一步完善证监会行使监管职能的程序要件，提高可操作性和约束力；完善证监会违规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规制不法监管行为。
2．充分发挥自律监管职能。真正实现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首先，完善自律组织的治理结构，充分配置自律监管组织的职权。如赋予其制定监管规范、进行市场监管、执行市场规则等监管权能；在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建立专门的市场监察部，加强内部监管，使其在对从业人员的资格认定、市场交易活动的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合理界定证监会与自律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明确各机构的具体职责，并加强相互间的协调，避免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其次，加强自律组织的自身建设，改变目前证券业协会大多隶属于行政机构和机构负责人的现状。赋予其独立的监管地位，明确各地方证券业协会的隶属关系，建立统一的自律组织体系，统一自律监管机构的管理体制，以更好的发挥各自的监管职能。再次，保障证券交易所的独立地位。证监会应适度减弱对证券业协会的控制和领导，加强对证券业协会的监督，使其一方面接受证监会的依法监管，另一方面，又对证监会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管，促进证券市场规范的发展，避免证券自律组织成为政府机构的行政附属物。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监管证券法
国内外证券市场一般是由证券经营机构和上市企业及各类市场参与者和市场投资者组成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关系证券市场能否正常运行，为了更好地发展证券市场，更好地维持证券市场的秩序，应具有与之相应的法规和法律。为此，必须要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及证券市场的有关制度。必须建立建全证券市场惩戒机制、证券市场援助机制、证券市场纠纷解决机制、证券市场威慑机制，最关键还要建立建全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本文将从制定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等方面加以论述，说明健全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1证券监管法规制度必须保护投资者利益
要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在制定证券监管法制时要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要，司法体系要具有处理复杂证券案件的足够经验；同样必须保持正直诚实的工作作风，并且允许集中证券市场众多投资者诉求的集团诉讼方式或其他类似方式，法律和制度应让民众有机会发现问题。
1.1建立财务披露规则。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应被独立审计，法律应规定范围广泛的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会计和审计规则制定机构应胜任其职，并具有制定良好规则的意愿并保持规则的独立性先进性。会计和审计制度应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及时披露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满足证券市场投资者对证券投资信息的需求。
1.2中介机构的信任度。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能让会计师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中介机构的信任度在证券交易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会计师应该拥有技能和经验，这样会计师就会顶住客户要求不严格审计或者不作不利披露的压力。这样就会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度起到不利的影响。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有意误导的财务报告。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因为投资银行业的声誉取决于向投资者销售的证券价格是否过高，投资银行业应具有调查证券发行人的丰富经验，如果投资银行销售了披露虚假，误导性信息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证券律师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声誉，确保公司发行文件与信息披露规则一致的丰富经验，对所有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完全平等。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让投资银行承担足够的投资者责任风险，迫使投资银行顶住客户要求进行有利披露的压力，以提高中介机构的信任度。
1.3追究披露虚假信息公司的责任。在证券交易中，对蓄意披露虚假信息以误导投资者的公司及有关人员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明确规定内幕人士蓄意误导证券投资者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明确规定对披露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公司和内幕人士追究责任并对其进行其他民事制裁。股票交易所应制定有效上市标准，并能通过对违反披露规则的公司处以罚款或予以摘牌来实施这些标准。
1.4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要公开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间、数量、价格，确保证券交易规则中证券市场“透明”，禁止操纵交易价格的交易规则应真正执行。
2明确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
证券监管机构对发展证券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法律上讲，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应有地位尚未确立。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使投资者获取及时准确的信息，提高市场信息有效性，是证券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以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的基础条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监管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重要地位，确保在执法过程中合理性和合法性及畅通性。通过以上制度建设给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信息环境，使股东能够通过股价变动迅速了解公司信息，及时对管理层责任履行情况作出评价并采取相应行动，从而加大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力度，激发管理层努力提高治理水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监管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但《证券法》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未作明确指定，上述情况表明，监管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首先必须从法律上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立法部门应把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名称用专门的条款加以明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证券监管机构在执行监管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来说尤为重要。
3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
应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主体、程序和备案等进行全面规定,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国务院主动或应申请审查的范围。增加国务院应有关机关和公众的审查建议而对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时限规定。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强化证券市场监管，加强和改善对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监督，当前我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其成为证券市场投资主力的同时，按照市场规律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规范和约束机构投资者行为，他们能够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市场操作，抑制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等不当行为，提高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效监督主体。
参考文献：
[1]柯湘.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立法权问题研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1.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6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责任主体与相关机构进行质量责任行为的履行及监督检查工程实体质量，并维护公众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
2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方式
2．1建立健全告知制度
建筑工程从开工到竣工结算，要求建筑施工各方应享有知情权，对监督工作方式、方法内容等进行充分了解，为调动工程建设、监理与施工等单位的主动性，降低施工质量问题，达到自我约束目的提供可靠的保障。
2．2建立集体监督机制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是工程质量监督力度提升、强化监督执法的重要保障。通过集体监督机制的建立，做好日常工程质量监督。
2．3质量监督模式
工程质量事前控制、过程控制与事后控制是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做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主要环节。通过严肃查处过程监督、工程违规行为，必须加强工程质量事前监督，以此达到监督工作预见性、服务性的有效提升，达到服务、执法相结合的目的。
3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问题
3．1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建筑工程施工中，还存在大量违法违章行为，特别是此类行为处罚时所参考的法律法规好具体情况具有极大的区别，整体实施难度极大，没有适度、有力的处罚保障。
3．2工程质量监督不到位
地基基础、主体、装饰等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的主要内容，质量监督人员应做好核验工作，特别是检查隐蔽工程、分项工程等。为确保建筑工程质量，部门质量监督单位要求必须定期、定次核查工地质量，要求质量监督人员必须对施工各个工序、环节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方式过于具体，导致工程建设规模与有限的监督力量之间存在极大的冲突，进而对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产生极大的影响。
3．3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
因我国建筑市场起步晚，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导致其监督管理约束机制的缺乏，进而产生大量建筑市场不规范行为，并对建筑市场正常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对策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建筑行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城市经济体系带来了变革。通过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可有效提升工程建设质量。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建筑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市场规范化、合理化，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规模化。
4．1提高监管人员质量意识
作为一项复杂、艰巨工作，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是经济、法律、技术与行政的结合体。因质量监督管理队伍素质较低与执法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我国建筑工程项目存在大量质量问题。为此，必须对我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进行全面提升，降低工程质量事故的出现。与此同时，必须对监管人员质量意识有效提高，进行岗位质量培训工作的大力开展，并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管工作加以重视，只有在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完善的基础上，才能将监管人员职能进行全面发挥。通过工程质量监督人员质量意识的培养，可确保工程建设每个阶段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质量，如产生质量问题，必须选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
4．2加大政府监督执法力度
作为建筑工程法律化的重要因素，依法监督工程质量是建筑工程监督的法律依据。通过完善工程质量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可对工程质量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市场行为、主体质量行为加以规范，必须对工程质量进行有效提升。
4．3完善工程质量监督体系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体系的完善，是整体监督机制构建的重要条件，是保证执法监督准确性、公正性的重要途径。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工程项目质量监管力度全面提升的保障。
4．4提高工程质量保障能力
建设工程质量社会保障能力的增强是实现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途径。通过西方发达国民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经验的借鉴，可为我国工程质量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也是建设单位、质量监督单位行为进一步规范的目的，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实施的基础。通过工程质量强制性担保与保险制度的建立，可进行工程建设担保、保险市场的培育，是市场主体要素监督管理水平提升的依据。
5结语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7
一、当前市场价格监督检查的现状
多年以来，价格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一直是以“消费、减负、治乱”为中心，通过几年来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但随着新时期下的物价形势：“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价格监督检查部门应找准职能定位，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造成市场价格秩序混乱的原因。
第一，法制观念不牢固。从政府和价格主管部门来看，当改革把价格决策主体由政府推向市场后，思维习惯，管理方式、工作作风都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转轨后市场调节的价格，经济尤其是法律调节力度十分薄弱，在放与管之间，位与为之间，责与权之间有点无所适从。从经营者来看，部分企业在价格决策自充分的情况下，陷入了“企业定价自由论”的误区，认为“价格放开了，愿定多高就定多高，谁也管不了，”造成不正当的价格行为乘隙而生，屡禁不止，市场价格秩序受到了扭曲。
第二，价格法规不完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价格部门要当好经济游戏的裁判，必须有相应的规则作保证，虽然有《价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保证价格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但面对低价倾销、牟取暴利、价格欺诈、囤积居奇、合谋涨价等复杂的不正当的价格行为，缺乏明晰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如对合谋涨价、囤积居奇等不正当价格行为，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可以进行处罚，但如何界定，缺乏尺度，导致在查处这些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时依据不足，底气不足。
第三，执法力度不到位。价格行政执法在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许多市场价格监管的政策界限、定价标准、定价依据没有明确规定，一些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服务收费存在人情管理。另外，价格法律法规履予的处罚措施有限，检查难、处罚难的局面十分普遍，也就造成经营者和收费单位前查后犯、屡查屡犯的恶性循环。
第四，对放开价格的监管还未形成共识。虽然，我国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主体自主制定形成，按照《价格法》的要求，政府价格部门对价格的管理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只有管理形式、方法、力度不同，没有“要不要管，应不应管”的问题，可有些人把价格放开搞活与管好管住割裂开来，甚至对立。
第五，突发事件引起的市场价格秩序混乱。每当国内外发生某些突发事件或局部商品供求发生变化时，有些经营者便制造各种谎言来哄抬价格、牟取暴利。
第六、思想观念陈旧，开拓精神不强。长期以来的工作重心是行政事业性价费的监管，使对待市场价格监管工作上存在不愿、不肯、不想管的思想观念，开拓精神不强，再加上市场价格监督检查的主要对象是个体经营者，检查难度大、阻力大、取证难、处理难，怕引起矛盾和冲突等原因，没有采取过多的方式来监督市场价格行为，导致一些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二、加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的途径
（一）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是物价部门的一项主要职能，要认真贯彻《价格法》、《价格行为行政处罚规定》、《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规定》等法律法规，强化依法治价的意识和手段，进一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从宣传、服务、检查、规范上对市场价格进行监管。
（二）转变思想，加强基层物价队伍建设。①让全体价格监督检查人员充分认识到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工作责任和紧迫感，实现从“要我管”到“我要管”的思想转变。②建立和完善价格监督网络，充分发挥农村价格监督网络、社区价格监督网络、职工价格监督网络站三大价格监督网络，拓宽工作领域，激活工作思路，强化业务培训，造就一支素质较高、作风过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价检队伍。
（三）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做好监督检查工作。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一方面要在价检系统内部加强沟通与交流，上下一心，积极探索监督检查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措施，推动整体工作迈上新台阶；1、要积极取得县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多向领导汇报，多请领导参与，为开展市场价格监管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注重协调，充分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主动与商业、教育、工商、公安、技监等相关部门联系，寻求部门支持；3、要充分发挥价格监督检查的积极作用，强化市场监管力度，搞好联合执法、市场巡查、专项检查、提醒、告诫等方法，有力的曝光、查处、打击不正当价格行为，树立起价格监督检查的权威性、严肃性、震慑性和有效性；4、创新价格监督检查模式。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可以会同价格义务监督员、行业组织、公众、媒体共同参与，增强价格自治能力，拓宽价格监督渠道，带动全社会共同关注、监督不正当价格违法行为。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8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等原因，导致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在证券市场上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是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通过法律法规，我们可以从正面角度利用监管者经济人的一面，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还可以通过法律开辟非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监管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来作为监管机构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机构治理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同上市公司一样，在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情时也有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经济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应当以优化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根本目标，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违法者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法人责任，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的经济乃至刑事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对中介机构的信用的管理规定，使中介机构建立起严格的信用担保制度。
3．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3．证券监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
证券监管除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外，还有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对于经济手段前面也有所提及，证券监管中的每个主体都是经济人，我们利用其正面的作用，可以发挥经济手段不可替代的潜能，如对于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建立违法违规的惩罚机制和监管效率的考核奖励机制等，促进监管者依法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在法律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授权，除了原则性规定外，更应注重一些实施细则，从而便于舆论监督的操作和法律保护，使舆论监督制度化、规法化、程序化，保障其充分发挥作用。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证券监管 证券法 证券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但是，这一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方面。《证券法》在总则中规定：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体制，并要求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集中统一监管的模式要求监管机构的惟一性和权威性，而《证券法》还规定，债券的发行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另外，作为一部法律，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既应当照顾现实，又应当考虑证券市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英、日首先放弃这一制度，美国也于1999年11月正式废弃了这一制度，而以德国为首的一些西欧金融强国一开始就没有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规定。我国现在正积极地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即将进入我国的“全能型”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将大大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
(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但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却投有明确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证券监督管理的核心，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法确定，因为它负有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职责，如果它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其监督管理就缺乏权威性，也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从目前的法律实践中看，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理解为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按照国务院的“三定”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被定位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根据《证券法》167条的规定，该机构可以制定市场监管的规章制度。根据宪法的精神，只有行政机关才享有这项权力，作为事业单位显然不应当享有，这一点与我国的法律体系不调。另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是行政授权还是立法规定?从三定方案上看属行政授权，而《证券法》上则显然是立法规定。如果是前者，在行政法上将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市场主体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不服时或请求行政赔偿时，则国务院将成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和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人。如果是法律授权，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立法机关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行政机关，而不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一个事业单位，同时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一个事业单位无论如何也不能担负起如此的重任。另一方面，如果是立法授权，就应当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但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只是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其人事任免权在国务院，立法机关无法通过法律监督机制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人事管理、执法情况以及执法规则的制定等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在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中还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这一规定明显忽视了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能。这一规定可能受《人民银行法》的影响，该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突出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最好能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这是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的性质决定的。至于证券市场的监管，不仅没有必要排除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证券业的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对它行为的管理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市公司在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目前体制下，上市公司的行为特别是对证券市场有重大影响的重组并购行为，多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限制投资的部门负责人及法定市场禁人者的甄别和确定、国有企业投资股市、地方金融机构进人股市都需要地方政府的监督。对地方证券经营机构的行为监管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因其在营业执照管理、税务登记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与地方政府也有关系。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的规模会逐渐扩大，由于上市条件的限制和交易所容量的局限，会有越来越多的场外交易，开放场外交易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场外交易市场的设立，交易行为、经营管理都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果离开地方政府的监管是不可想象的。
(四)在自律管理方面，《证券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自律管理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证券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业协会。但是，交易所在体制的设计上就存在着忽视其自律功能的一面，从《证券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证券交易所只不过是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庸，从其机构本身的设立、人事管理到章程的制定等方面都没有给交易所充分的自主权，第99条规定，交易所设理事会，按照一般法人的规定，既然有理事会，它自然应当是法人的权力机关，其法定代表人自然是理事长，经理由理事会聘任。但是《证券法》规定，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这时就可能出现理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力冲突，这样，交易所的自律管理中只能流于形式。
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构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以集合投资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形式,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托管人托管、监督,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作资金的证券投资,具有投资额小、费用不高,专家理财、风险较低,买卖方便、变现性强,专人保管、安全性高等特点,对活跃证券市场、满足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受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青睐。近年来,在我国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驱动下,基金业快速发展,基金业在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如何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建立完善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加强对投资基金的引导和管理,已成为我国基金业规范、稳健运行的迫切需要。
1监管的原则
1.1保护投资者利益原则
在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不可避免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综观世界基金业的发展历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都被各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基金立法和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来抑制欺诈客户、操纵市场等证券违规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对投资者的保险系和赔偿基金,不仅是对投资人信心的保证,也会为经营不善的基金公司尽早退出市场扫清障碍。
1.2依法监管原则
这是世界各国都严格执行的原则。规范、有序的基金市场离不开严格的法律法规,无法可依、滥用监管权必将导致基金市场的混乱和危机。因此，有关投资基金的法律体系必须健全,可操作性强；监管主体的地位及其权利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防止滥用监管权；监管者要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独立性，保证规则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专业性和监督的有效性，加快政策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的再监督，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3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相结合原则
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这两大规范基金发展的杠杆。政府通过制定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对基金业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这是基金监管的主旋律。由于基金业的复杂性、技术性、庞大性,政府监管必须辅之以行业自律组织自我管理。没有行业自律,政府监管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业者的自我管理是基金市场规范运作的基石。
1.4稳健运行与风险预防的原则
基金监管要以保证金融部门的稳健运行为原则。为此，监管活动中的组织体系、工作、程序、技术手段、指标体系设计和控制能力等都要从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出发。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如有金融机构无力继续运行时，监管机构要促成其被监管或合并。
2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基金的监管属于资本市场监管的一部分,基金监管体系的构成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之上的。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实行的是集中型模式,即由政府制定专门的基金法规,并设立全国性的监督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的一种体制模式。具体来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应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2.1政府行政监管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政府有两大特征：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因此,基金市场的监管主体首先应该是政府机构。《证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中国证监会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包括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申请的核准以及信息披露等日常监管。当前我们应着力提高证监会的监管效率,使其能够真正履行监督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的职责,即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计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基金市场和立派之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
2.2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自律监管能够弥补政府因监管成本过高和失灵所造成的监管效率不足,它在基金监管体制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建立行业自律性组织，有利于减少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国外基金成长史证明，基金的发展需要行业自律。为提高基金管理水平，我国在2002年12月4日成立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委员会，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辅导、合作和自我管理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其职责包括：监督基金日常运作；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对其进行资格认证；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普及基金知识；仲裁基金纠纷，并与政府主管机构及国际同行沟通。
2.3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基金市场的监管是一项相当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涉及面广,没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的配合,国家监管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各国都比较注重证券业交易所的管理,以发挥证券交易作为第一道监管闸门的作用。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提供与证券发行和交易相关的各项服务,它的角色和职能决定了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它的一线监督地位,也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代替的。证券交易所除对基金上市管理外，对基金投资的监管包括两各方面：一方面是对投资者买卖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是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进行监控和管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于每月终了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交易行为月度监控报告。证券交易所作为上市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容易及时发现问题,能够对整个交易活动进行全面的实时监控。因此,加强证券交易所对市场的实时监控,就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防止风险和危害的扩大。
2.4社会公众监督机制
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能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促使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行为趋向理性化、规范化。加强社会监督体系,第一,要利用审计、会计等中介机构制定完善的审核程序,标准及内容,选择经营规范、信誉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基金管理公司、托管银行进行审计；第二,建立基金信用评级体系。基金信用评级应由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来进行,根据基金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对基金整体运作做出综合的评判；第三,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加强基金监管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应该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推动基金业的发展。
2.5投资者监督机制
整个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制度主要是围绕对基金管理人的外部制约建立起来的,如对治理结构、内控制度等的强制性要求等。但是,基金持有人才是基金利益的享有者和损失的承担者,是基金管理人非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是最充分的,不存在问题。但由于基金持有人的分散性,只有制度设计上减少基金持有人监督基金管理人的交易成本,才能使基金持有人监督机制具有可操作性。社会公众监督机制包括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两类,事前监督主要是持有人大会制度,事后监督主要是持有人诉讼制度,即基金持有人对侵犯其作为基金持有人权益的行为而提起的诉讼制度。对持有人大会制度,《证券投资基金法》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持有人诉讼制度仅作出了原则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2.6基金内部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有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无论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基金,基金内部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基金制衡机制弱化。要建立规范的内部监管及制衡机制,就必须在投资基金内部形成权力、经营和监督“三权分立”而又“三权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注意发挥独立董事在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3构建多渠道监管体系的保障措施
3.1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监督
在基金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基金也进行监管，我国目前适用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一些部门制定的规范指引，总的说来，还需要进一步对公司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激励、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操作细则等方面进一步立法和规范，这样才能使法律覆盖显示，为基金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打开空间。
3.2完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衡机制
基金立法应当继续完善基金持有人的事前监督机制。监管机构应出台相关法规进一步扩大持有人的权力以事前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如减少持有人召集会议的所持基金份额，赋予基金持有人大会更大的权利。同时完善基金持有人的事后监督机制，建议建立我国的“基金持有人代表诉讼制度”，以使持有人的利益在受到基金管理人的损害后，能够通过行使诉讼权得到有效的赔偿，有益于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3.3完善竞争性的基金托管人市场
设立基金托管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基金资产的独立性和监督基金资产运作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都对基金持有人大会或基金董事会(公司型基金)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机构其实不一定是由银行来担任。但为了防止托管机构出现道德风险，挪用基金资金，将基金委托银行保管是最合适的。基金托管人除了保管基金资产外，更重要的一个职能应是会计监督。基金托管人的选择要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同时，基金的会计应由托管人负责，会计信息披露的责任人应为基金托管人，这样可增强基金托管人监管的主动性，同时加大托管人的监督责任，加大对托管人的约束性。
3.4完善基金治理结构
基金管理公司要加强自身内部建设，从源头上防范虚假信息等违规行为的产生。发展基金管理人的外部竞争市场，建立独立董事的竟聘机制，以独立董事来决定cpa的聘任和报酬，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完善基金管理人报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