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律与伦理篇1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法律伦理思考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如何争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动性以及灵活处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就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法律问题又是人与社会管理的纽带，法律伦理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因此，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充分地理解法律伦理问题，才能实现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所谓的法律伦理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立法程序和法律规范的适用方面进行一定的道德评估，其主要目的是使法律伦理在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中得到一定的体现。企业应该首先是一个经济主体，而后企业也应该是一个道德主体，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同样应该是一个道德履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乏对法律基本准则的触动，也就是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该与法律伦理进行必要的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其主要接触的是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发展的伦理审视，需要对在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伦理问题进行充分的阐释。但是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的发展并不成熟，存在一定的弊端，融合了先进的法律伦理后，自然有不协调之处。因此，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充分实现法律伦理的作用的发挥，有必要在法律伦理角度并结合基本法律的规定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彻底的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的法律伦理问题
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我们知道，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律具有明确性、实效性以及强制性和惩罚性等特征，在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中，各种特征能够得到一定的体现，而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所体现出存在的主要法律伦理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缺乏公平。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公平是企业面对员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在现阶段的人事制度中，不公平的现象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体的关系有一定的淡薄趋势，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有歧视问题、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用人制度不公平等。我国历年来一直存在各种歧视问题，性别歧视、健康歧视、学历歧视、外贸歧视等方面都比较严重。我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供求关系中供大于求，对于普通的劳动强度的工作职位，往往是很多人竞争一个岗位，因此，在企业选人方面就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再加上我国劳动相关的法律的不健全、执行力度弱，最终导致企业存在众多的歧视问题，这与法律基本理论是不相符的；而在利益分配方面仍然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企业单位一味地追求利润，很多地方上的工资水平低于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种保障措施也无法到位，而有些企业在企业薪资发放方面存在克扣工资以及恶意欠薪的现象，这与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都是矛盾的，应该加以修正；在企业人员管理方面，用人制度上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导致企业用人不能人尽其才，管理中不遵循公正的程序，如无正当理由，任意调配、解雇员工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企业其他成员的机会和收益的公平，会使企业的其他成员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感，就会导致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降低。
2.缺失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原则是人们从事各类活动的基本准则，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更离不开城市信用，离开了诚实信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能有所成效，诚实信用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但是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诚信缺失现象依然存在。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对员工进行一定的欺骗，故意隐瞒员工所不知道的重要信息，比如，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故意隐瞒有毒有害物质在生产中的应用；又如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与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签订虚假合同，单方面强调企业管理中的权利，而不提在企业管理中的员工的权利，这是诚实信用的最大蔑视；更有很多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承诺给予员工的很多福利措施无法到位，最终还对短期用工克扣一定的工资，这是企业的惯用伎俩，都是对员工权利的剥夺，对法律伦理的践踏。
3.缺失民主意识。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民主意识缺失现象存在程度较高。第一，对员工的参与能力不予肯定，员工的民主决策权遭到蔑视。企业的民主决策是公司做出重大决策时要综合考虑企业各方面的利益，主要包括各利益关联方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进行一定意义上的监督和制约，避免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失误，也不会忽略部分员工的利益，但是员工真正能够参与到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机会是少之又少，发挥作用机会为零。第二，企业管理信息不公开，员工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让员工提前了解企业的基本信息，是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的前提，企业信息不公开，往往导致员工对企业一无所知。第三，员工的监督权无法实现。员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监督权，但是现在所展现的现状则为，企业领导层高高在上，听不进员工的建议和意见，目中无人，发现不了员工在企业中的作用。没有员工的言论权，也就无法实现企业的民主科学的发展。可见，民主意识缺失同样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理浓厚导致法理淡薄
我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在法律伦理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同样需要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大背景相关联。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往往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从产生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伦理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律意识淡薄和法律伦理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支撑点，同时也是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问题并解决的基本路径。企业不重视对管理者以及员工的法制教育和伦理培训，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也不主动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淡薄。一些企业高层管理者一味地追逐利益，道德修养淡薄，并且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有一定的误区，缺少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和伦理的意识性，这是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法律伦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2.企业对“人性”的理解偏失。西方管理学者认为，对人性和人的理解是管理的前提和基础，而在管理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性理论更为严重，企业对人性的理解存在偏差。我们知道，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应该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观也是建立在科学的人性基础之上，但是我国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这就造成对待员工问题上存在伦理问题。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称为人的内在必然性和本性，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和为了这种需求的器官而进行一定的行为时，最终所产生的效果往往并不如人所愿。这就说明人性是法律伦理的理论支架，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人性做出正确的解读。
三、完善法理的基本路径
要在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法律伦理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提升人员的法律素养。良好的道德素质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合乎伦理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和基础，要在企业管理层中具体落实法律意识的提升问题，要促使企业管理者学法、懂法、知法，自觉遵守法律。要有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不断地实施依法治理，强化以理服人，自觉维护企业员工的基本权利，保障员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权益。此外，作为管理者要有仁爱之心，并且有强烈的事业心以及拼搏进取的精神。在员工方面，更要强化员工的基本法律素养，实现员工能够应用法律解决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与此同时，要培养员工的爱岗敬业、团结协作的基本道德伦理，实现与管理者在同一层面上平等交流，使公平、诚信等法律伦理能够得到具体的落实。
2.借鉴西方经验建立以人文本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不仅是一种思想管理，而且也是一种经济管理，其文化建设日标更多地体现在企业有个性的生产、经营、管理、分配的具体方式上。通过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内部人员处在企业文化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无形约束之中，受到企业内部舆论的影响和情感的约束。企业文化能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觉悟，使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达到自我控制以及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从而自觉地贯彻执行企业的规章制度。此外，还要在管理过程中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具体方案，做到取长补短，从实现以人为本的企业治理中获得一定的优势。
总之，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伦理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需要对其进行充分地分析，并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做具体分析，结合问题和原因，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法律伦理在具体管理中的操作水平，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引。
参考文献
[1]赵曙明，黄昊宇.企业伦理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经济管理，2006（16）
[2]迟爱敏，李慧珍.中国企业伦理的研究与发展述评[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2
关键词：法官；司法；伦理；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110-03
一、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重要组成
司法伦理，是职业伦理的一种，是关于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的规定，是一般伦理范畴及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司法工作者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司法活动的职业性，必然要求有相应的职业伦理与之配适，以满足该行业对于特定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一种，是专门针对司法人员中的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规定。一位名人曾说过“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由于法律判决的做出不得不依赖于法官，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1]因此在从事司法活动中，尤其是进行法律判决的时候，要做到法律判决的合理合法，就有必要提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使他们的司法活动能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
法官作为法律的守护神，就司法权的最高屏障地位和法治社会中法律至上的角度而言，法官伦理应是各类型职业道德中层位最高、要求最严、义务性最强的。法官代表着社会公正权力，法官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利益公正。而且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的结果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相关利益关系，加之审判结果的广泛社会性，审判的结果还将影响社会中潜在的其他相关利益关系，进而由具体某一个体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职业道德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法官伦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公正都是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活动的应然价值目标，也是法治社会的实践支撑。司法公正的实现状况，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发展[2]。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其含义有三：适用法律的平等，诉讼程序上的规范，判决结果上的公平。从理论上讲，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律活动中，处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无须通过任何非正当的手段便能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公正对待。[3]保持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了公正，司法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保持公正也就必然成为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伦理素质。公正是法官的基本伦理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缺乏公正意识的法官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官。
自由裁量权以及法治自身难以克服的瑕疵，要求法官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水平。自由裁量的存在，法律条文中的一些模糊的表达，有赖于法官个人的把握。[4]法治活动的运作离不开人的因素，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需要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的法官来操作。法官的行为要确保司法公正，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从实践上看，司法公正的难以实现在于整个执法过程中，法官始终存在着被当事人贿赂的可能性，法外因素始终有可能出现，法官的法律认知能力、法治信念、职业道德和执法勇气常常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法官的伦理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律素质，更需要具备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
由此所见，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其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法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三、我国法官的伦理历史、现状及其原因
（一）中国法官伦理的历史及现状
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的司法人员倍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儒教伦理在他们定纷止争的实践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他直接把孔子的著作《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应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再比如明代的海瑞断案时有一句名言“宁屈其富，不屈其贫”，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审理过程中的道德化思维。而在道德化思维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即他们都把捍卫儒家的经典教义作为司法过程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法律审理中的信念伦理对中华法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司法具有注重实质理性的特征。但是，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信念伦理依靠的是人的纯粹的道德理想，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从清末到现在，中国构造现代法律制度的努力已近百年，尚没有圆满的结果，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其中，对于西方法律及其运作模式的照搬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传统文化及现实基础，是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个。正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所说：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物，它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渊源于传统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亦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与抛弃，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格格不入，以至于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多数时候，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亦乏外在的逻辑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多元化阶段，以往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而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地扎根。目前是很多人价值虚空的时代。当代情况似乎更糟，法官的信念伦理缺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效率作为司法的目标，使成本效益的考量进入司法裁判的实践，对法官的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的确都会带来冲击。
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下，追逐私利的最大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选择，贿赂成为权力设置、资源配置的重要调节器之一，各种权力的寻租现象十分普遍，而司法腐败也仅仅是各种领域腐败现象中的一种。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司法腐败似乎在滋生蔓延，且法官违法犯罪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法官伦理建设往往因此失去依托而变得十分脆弱，正面的典型教育和政治教育、作风整顿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道德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重人格。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勇于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个体先进和典范人物，但整个司法队伍在道德上的整体完善、伦理建设上的整体推进却显得不十分理想。
（二）法官伦理问题原因分析
1、法律素质欠缺
法律素质是衡量法官道德水平的首要尺度，法律素质的欠缺将严重影响法官的伦理状况。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步较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官队伍中的有些法官根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质，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他们却在法官队伍中从事着专业要求极高的工作。还有些法官对法律的学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对条文的理解止于表面，对案件的分析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难以把握案件的法律适用，最终在定罪量刑上造成错误、偏差。
2、社会生活中逐利思想的影响
在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腐败极易产生的时代，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领域、个人提拔晋升到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招工招干或就医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亲历不同行业的腐败，由此感知贿赂的存在和重要。这种状况对法官伦理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我们可以设想一名受到不公平待遇、靠贿赂才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法官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职业，去开展司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伦理构成，阻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使得法官的伦理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3、伦理教育的缺位
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教育熏陶。但在当今的法学专业教育中，法官伦理教育未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法官在职工作阶段也如此。法官在职期间接受的多是对法律法规的更新学习，对于专门的伦理学习不仅少，而且容易走形式。法官伦理教育的缺位，使得法官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难以抵制不道德因素的影响，进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4、法外不正当因素的干扰
尽管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享有独立审判权，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干扰，无论何种形式的干扰都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些法官在决定刑事案件最终命运时，难以抵抗金钱与人情的诱惑，从而贪赃枉法、拘私舞弊，滋生了“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这些现象的产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
5、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尽管法官的选任是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但法官的职称、待遇、晋升、奖惩及相关法律保障等，却都是按照国家行政公务员的标准进行管理，并没有针对法官职业特点设计的职业化制度。在法官选拔制度上，基层法院从近些年才开始从社会招录，上诉法院的法官却没有完全像域外那样从下级法院或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成长过程短平快，对选拔法官的道德考核也流于形式。此外，较低薪酬制度、粗放的监督制度、宽松的职业道德规则也是影响法官法官伦理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构建理想的中国法官伦理
建立中国法官的职业伦理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信念伦理角度出发对法官修养、法官理念的导向；一个层面是制度角度出发对法官行为的约束。
（一）信念导向
对法官信念伦理理念的导向，应在法官中立、超然、自勉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引导法官。确立一整套良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司法伦理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司法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比如说他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还有他跟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如何解决司法拖延的问题，都是司法伦理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
（二）制度规范
法官伦理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除了要有自身对于更高伦理道德的追求外，还辅以有关制度性规范，以保障其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巩固和提高。
1、法官的选拔机制
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可以从源头把握法官的伦理道德状况，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先天伦理素质不足现象的发生。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方面要强化法官的任职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刑事法官的伦理素质档案。
对此，英美法系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都是从有一定资历的、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中加以选任的。因此，美国建立了严密的任命法官的公开听证制度，把法官的司法伦理纳入其中，力图通过遴选机制及听证、任命等各种制度确保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优秀品德，并且对高位级的法官比对低位级的法官要求更苛刻，所以英美国家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再到法官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种严厉性和漫长性决定了法官具有高尚的品德，也决定了他们地位的辉煌。”[5]美国在法官任命时实行的公开听证制度，并把法官的伦理素质状况纳入其中，就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2、法官的教育机制
法官的教育机制主要应当包括两部分，即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法官的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统一体，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可以使法官增强法律专业技能、提高职业伦理素养，法官伦理教育又可以促进法官更好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从而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目前，我国对于法官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方面，绝大多数法官都能够及时地参加司法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然而，本应共同进步的法官伦理教育则显得相对比较薄弱，无论在形式抑或规模上，都不及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我们应在在校期间及在职工作中大力开展法官伦理教育，使法官伦理素养跟上法学专业知识发展的要求。
3、法官的激励机制
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在司法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了极高的声望，而在我国，法官并无什么特殊地位，其地位在普通百姓看来，同一般的政府官员不无他样，甚至弱于政府官员。与此同时，我国法官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近年，优秀法官大量流失，纷纷走上从政之路或者从事律师职业。故此，我们要建立司法系统自主的财政供应制度，真正实现高薪制，使法官享有与其知识、能力、道德相对应的财富、地位、荣誉和幸福，使法官伦理建设具有完整的精神保障和物质保障。
4、法官的申辩机制
法官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一些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另一方面，法官又动辄得咎，经常受到不正当的威胁甚至惩罚。例如，对于新闻界“曝光”的某些行为，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不由分说，不顾正当的程序，免去一名法官的职务简直易如反掌。法官的地位如此没有保障，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严格的身份、职务以及收入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机制，让涉嫌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开的程序审理被追诉的法官，让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公开申辩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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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军.陈淑萍.浅析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第2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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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法律与伦理篇3
1.政府伦理道德的价值功能
人类自进入国家社会时代以来，“一切不平等，所有非道德和反道德因素与行为，都与制度的非道德或反道德倾向相关，并且最终都根源于制度的非道德和反道德倾向”。因此，人类社会在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确立社会制度和构建政治体系的时候，都需要充分考虑相应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社会，在极早的时期就建立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特征的严密的权力关系体系，这种依靠权力的直接作用力量进行统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只能属于权治型社会治理。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儒家德治思想长期居于独尊的现象，但是(1)此时的德治，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政治方略提出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决定了德治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具有实施的现实基础，其只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强化宣传教育以维护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为统治者自身不受任何德治及律法的约束。
到近代社会，随着封建统治者权力体系的逐渐瓦解与崩溃，出现了权力分化现象。国家统治权力主要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随之也进入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时代。经过权治时代人民对权力的消极影响有了的充分认识，要求通过法制的健全来对权力进行约束,因此，法律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威。一切社会生活都要求以法律为准则，不得违背法律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伦理道德为主的德治就遭到了淡化。这种突出法治，淡化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会引起政府的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共行政的价值失衡，政府及其官员由于自身的自利性而对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造成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由于政府文化重管理轻服务而导致的公务员的行政工作态度不端以及公共服务的商品化、公共组织的官僚化等政府信用缺失现象。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以往的公共行政研究比较重视事实分析和技术性探讨，而忽视对公共行政中伦理问题的探索，忽视了公共行政实践中价值的王国”。而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正好可以弥补法治治理模式的这一缺陷。
服务型政府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继续发展完善法治治理模式的前提下，更加强调政府伦理道德的突出作用，强调德治，强调法治与德治的相统一。其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在政府治理中的价值功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法律的补充完善功能
法律以人性的恶为前提和基础，其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行政人员，漠视个体善的信念和道德良知，其谋求的是一种外在客观的保障。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它对行政人员的约束作用主要属于一种底线的约束，只有在行政人员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时才能进行直接的制裁，对于一些行政人员中大量存在的不道德行为只是起到一种外在的威慑作用，根本不能真正起到事先预防和根本遏制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很多的“钻空子”不道德行为。法律只是硬性规定行政人员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难以对做得程度与态度加以控制，鉴于法律的这种不灵活性，其无法满足行政人员实际工作的现实需求，并且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生活的。法律不可调节的这种自身缺陷，其实就是对无德行为的倡导。“法律惩罚是治标的措施，而伦理建设则是治本”。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伦理道德，就是对法律自身缺陷的一种填补，是对法治的补充和完善。
1.2对权力的制约规范功能
伦理道德对权力的制约规范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形式来体现的。一种是借助法律的外衣，对政府的伦理道德进行相关的立法，利用行政伦理法律对权力进行的一种直接规范与制约。“道德和法律的结合能赋予公务员道德以法律的意义，刚柔并济，至上而下使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有了依据。”[5]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通过伦理立法来对权力的非正常使用进行相关的限制，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一种则是通过伦理道德内化了的自律机制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间接的制约。其主要通过行政人员依其自身具备的道德素养来进行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且其自身具备的这种道德素养是可以改变的，通过学习培训可以不断完善的。
2.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品质的意蕴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明确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理念，这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的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品质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
2.1公共性：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品质的内涵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存在，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公共性，首先从存在的基础看，服务性政府是公共支持的组织。因此，政府伦理又称之为公共伦理，即“以公共管理系统为主体或以公共管理者为主体，针对公共管理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m社会契约论讲得很清楚：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及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充当人民的忠实公仆，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的权力，选举出新的政府。“无论是政治学意义上还是行政管理学意义上，政府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公共性’。”[^因此政府必须对全体公众负责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其次，从信念追求看，服务型政府是追求公共精神实现公共价值的组织。公共行政的过程就是公共权力的产生、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公共权力要提供一种实现社会公正的规则和秩序。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必须维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得非法使用公共权力做出违背公义的事情。再次，从职能定位看，服务性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其提供的服务不但要满足公众的要求，还要能够获得公众的满意。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公共的，说明其是为全体公民的提供的服务，而不是为某个统治者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服务的。最后，从最终表现看，服务型政府是赢得“公共信用”的组织。否则，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而且还会对经济的发展、社会信用体系的确立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
2.2人民性：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建设的宗旨
在现代社会，将人民主权作为立国原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国现行宪法的第2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要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服务至上原则要求政府从公共服务制度的制定，到制度实施的全过程都应该以社会公共需求为中心，以服务对象为导向”。人民主权的立国原则不仅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逻辑起点，更是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建设的宗旨。服务型政府要想确保政府行政的“人民性”，应该保证做到要及时回应人民的需要，重视人民的参与，接受人民的制约，努力实现人民民主；并且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要求行政人员在实践中切实贯彻“权为民所用”办实事，真正实现权力来自人民，用于人民，将权力用到实处；“利为民所谋”抓大事，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情为民所系”解难事，真正实现与民同甘共苦、共患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
2.3责任性：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品质的核心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权力和职能的收缩，政府责任就可以减少。相反，在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下，更要强调责任。政府必须树立责任意识，培养责任精神。所谓责任政府就是指政府必须承担来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并向所有的公民及他们的代表机关负责，表明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违法失职或不当行政时必须承担政治上、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同时也是责任政府，而责任政府才可能成为诚信政府。“一个诚信社会的建立，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诚信政府”。责任是指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为自己失职的行为承担后果，接受谴责和惩罚。责任意识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拥有的职业意识。责任意识的集体内容可以概括为行政人员的博爱，公正、求实和自我节制等意识，是行政人员关于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信仰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体现。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想科 学落实“为民服务”的理念，必须加强行政人员的责任情感，提高其责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为民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确保为民服务的品质。
3.当前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实现从传统的官僚制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化这一基本目标，政府伦理道德建设势在必行。服务型政府伦理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任务极其艰巨。在当前条件下，主要有以下基本途径。
3.1健全伦理道德法制化建设，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良好的法治基础
在现代国家越来越多的伦理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政府伦理的法律化有利于增强政府伦理的约束力。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服务型政府在法律和制度上作为行政伦理的体制保障，德制和法制相统一的社会要求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⑴政府伦理道德作为软件，只有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作用，否则，其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健全伦理道德的法制化建设，不仅要在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典中完善有关政府伦理道德方面的规定，更要制定专门的政府伦理法典。如美国1978年制定的《联邦政府伦理法》、韩国1981年制定的《公职人员伦理法》、日本1999年制定的《公务员伦理法》。这些国家的政府腐败等伦理道德失陷的现象极少发生，与其完善的政府伦理法制不无关系。而相对而言，我国虽然已有《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相关伦理法规，但是在专门的政府伦理道德方面的法律还是空白，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政府伦理道德的法制化建设，不但要出台一部完整全面专门的政府伦理法，更要健全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以此来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制基础，将服务型政府对行政人员的相关伦理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3.2提高制度与组织的伦理程度，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良好的构建框架
现阶段我国出现的很多伦理道德失范问题与政府组织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有很多关系，而政府行为失范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制度伦理没有建立起来。所谓政府制度伦理，“是关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就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是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12]由于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致使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监督与奖惩方面的漏洞，因此行政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也就疏于、懒于严格要求自身的伦理道德素养。因此，必须提高政府组织与相关制度设计的伦理完善程度。要设立政府伦理的咨询评议机构，加大对行政人员伦理品格的监督与考核，将行政伦理道德纳入行政人员的绩效评估体系中，并做到赏罚严明，把行政伦理评议、咨询机构的伦理鉴定等直接与行政主体的任职、职位升降、奖励等挂钩，为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提供一定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此外，还可以建立以法律为后盾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信用制度及信用档案，并将现代先进手段引入到信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如“电子政府”等形式，是行政主体更好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提高其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增强其行为的自律性与自觉性，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与组织准备。
3.3完善行政伦理道德建设运行机制，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创造良好的行为环境
人不断追求自我进步、自我发展的欲望，为伦理道德的完善提供了主要动力。但是，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仅仅依靠制度约束和主体自发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套相互配合的有效的运行机制，包括教育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等。其中，教育机制是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后天有目的的培训、教育与自修而得到提高。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与培训机制，而且这一教育与培训应该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进行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优良高质的伦理氛围。当然针对行政人员，我们更要依据其身份特点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与教育，通过说服、启示、诱导等手段向其传输行政伦理规范，并可以通过设定科学合理、灵活多变的专门伦理培训课程，来增强行政人员的政府伦理道德认知，强化其道德自律意识，使行政人员认识到公共伦理是为政之本，从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是非观、善恶观、荣誉观、从而养成良好的伦理习惯，将其与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及本职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履行岗位责任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公正的规定得到纠正。”
行政伦理的激励机制是社会“依据价值体系标准，对行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引导、激发和调控的活动和过程。”政府的行政伦理教育与激励机制建设既要体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要保证伦理培训教育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又要保证伦理培训教育的实用性与创新性。只有与现实相结合的伦理教育与激励才能体现出其强大的范导能量，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优良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用法律约束和各种外部监借作为“刚性”约束规范行政伦理道德的“柔性”，还必须加强和完替行政人员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对于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予以严肃惩处。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4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功能；法学专业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晓楼先生在《法律教育》一书中认为，法律人应当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道德，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然而，迄今为止，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还没有给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以足够的重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没有在法学院普遍开设。对于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群体来说，其职业道德的水平会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法治的状况。因此，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即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彰显了其在法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塑造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有关现代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理论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精英说。将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认为精英教育是作为高度经验理性的法治的需要；同时，法律职业者作为“产品”要有众多的知识，更需要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第二，职业教育说。认为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法学教育的使命在于进行职业教育或者说在于进行职业训练。第三，通识说。认为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平等、公正、正义的民主思想应当是法律人才职业道德品质的应有内容。①虽然对于法学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还存在争论，但是，无论把法学专业学生培养目标定在哪一个层次，法律职业伦理素养都是法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才比社会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且还要达到其特有的职业伦理标准。
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在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是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职业，法律职业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肩负着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解决纷争、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有法谚云“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是沉默的法官。”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对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法学教育中，通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对法律的崇尚与信仰，逐渐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二）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
法律职业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的职业。英国亨利六世时的大法官福蒂斯丘曾经阐述过法律职业神秘性的思想，即法律乃法官与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他说道：“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②詹姆士一世时期，法官柯克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就国王可否亲自坐堂问案发生分歧，柯克有一段精彩的阐述：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来决断的，而是技术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法律是解决臣民诉讼的金质魔杖和尺度，它保障陛下永享安康太平。③法律职业的技术性表现为法律推理技能、法律解释技能、法律程序技能等方面，而这些技能的形成都是在法律理念的统领之下的。法律理念塑造了法律职业者特有的思维方式，在法律思维方式下，形成了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技能。所以，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要从法律理念教育做起，法律理念是法律职业伦理基本规范的组成部分。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训练法学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基础，只有塑造了良好的法律职业伦理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法学职业学生的职业技能。
（三）提升法学专业学生的发展能力
“法律是一门每天面临着新问题的学科。”④法律是以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法律制度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即使在法律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法律职业者也是每天要面对不断新出现的法律适用的情境。所以，法学专业的教育不但要实现对现有知识的传授，还要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美国联邦资深法官万斯庭认为：“任何一种制度下，法官教育――无论是通过正规的、系统的课程学习还是自学，或同时采取两种方式――都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⑤面对日益发展变化的世界，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是十分必要的。从辨证的角度看，动与静是相对的，相对于变化的法律制度来说，法学理念是稳定的，正如张文显教授所说：“具体的法律制度会改变，但闪光的法学理念将会永存。”法律理念的教育是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融为一体的，通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使法律理念与精神与个人的价值观整合，从而使我们培养的法学人才能够在变化的世界中独立地做出法律职业者的价值判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较高的专业兴趣和职业热情也会推动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完善与提高，以适应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变化。
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培育法律职业群体
法律职业群体是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特殊性职业人群⑥。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热衷于严格的形式的、因而――在功能上――尽量像一部机器一样可计量的法，并且特别关心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僚理性主义热衷于法典化的系统性和由受过理性训练的、致力于地区平等进取机会的官僚来运用的法的同样性。两种力量中只要缺一，就出现不了近代法律体系。⑦法律职业群体的共同特征可概括为：一是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二是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着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三是法律职业或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四是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⑧法律职业群体应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语言、知识、思维、技能以及伦理都与普通人不同。这其中法律职业人共同的法制观念与价值追求是其得以划分为独立的职业群体的伦理基础。“法律职业的最高品格是公平、公正，对法律职业者而言，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尤其是司法官员所从事的司法活动常常是被视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抑浊扬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必须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能够成为社会公众依赖的楷模。”⑨法律职业群体高尚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声望的重要保障。法律职业群体的道德内化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实践过程而实现，所以，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是提高法律人才职业道德标准，培育法律职业群体的基础性工作。
（二）净化社会法治环境
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史尚宽先生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相对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是更重要的方面。正如丹宁所言：如果法律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11)在我国建设法制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法律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法律教育担负的不再仅仅是生产法律知识和传授法律智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要担负起建构法律共同体、塑造法律的品格并进而塑造法制社会之秩序的重任。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一批有良知的法律执业者，客观公正地执行法律，推动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发展”。(12)法治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必须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培育法制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他们所要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是对法制社会之建立给以深远的思考和计划，因而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集团整体性，有着进取的意义并展现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世界――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13)
（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制度文明的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法治文明是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就在于保障和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制精神强调法律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正是为了更充分有效地保护社会主体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积极进步。”(14)法治的进步是与人的主观因素分不开的，“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表现为何种样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15)”“法律家的任务，在拥护天下的正义，惩斥不义，建国家于健全的道德的基础上。”(16)所以。法律职业者的素质，就直接影响到法治的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法律职业者的道德素质，更是社会道德的先导，“这就要求社会精英阶层应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航标。法律职业者尤其是法官历来被社会尊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因此他们更应成为社会圣人伦理的践履者。”(17)“法律家是宣告正义的神之使者。唯有这神圣的正义，才配普施洗礼于国民。”(18)提高法律职业者的道德素质，就要从法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在教育与实践中逐渐习得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塑造社会文明的楷模，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三、结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贯串于法学教育的始终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积极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提示我们：在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当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将法律职业伦理的传承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进行系统地教育；另一方面是在各法学专业课程中渗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两种形式各有千秋，专门的课程比较系统，但容易陷入空洞的说教；在专业课中渗透比较易行且易于接受，但缺乏系统性。最好的途径是二者的结合。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再辅之以结合各专业课的教育指导，从而使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贯串于法学教育的始终，并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在专业知识的增长和职业技能提高的同时，加强学生法律职业伦理的水平，培养学生的伦理自修能力，不断提高法律专业人才的道德素质。
注释：
①郭明瑞，王福华.“现代法学教育论坛”观点实录[n].法制日报,2001.
②③[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上海:三联书店,1996.33.35
④(17)齐延平.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J].法律科学,2002,(5).
⑤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84.
⑥法律职业主题主要包伙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但不同的国家，对法律职业的范围界定各异。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职业主题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官方律师和私人开业律师、法律顾问、公证员以及法学家等。而英国的法律职业则主要包指律师，即出庭律师和诉讼律师；在美国则一般包括法官、私人开业律师、公司法律顾问、政府部门法律官员和法学教师五类。在我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广义说，即把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如法官、检察官、律师视为法律职业外，还把警察、公证员、法律顾问、立法工作者、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等法律工作者也纳入法律职业范围之中。二是狭义说，即法律职业仅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参见范进学：《法律职业：概念、主题及其伦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本文从当前法学教育的现实出发，认为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广义的法律职业群体输送人才，但应当指出的是在法律职业伦理方面，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伦理要求应当是较高层次。
⑦[德]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
⑧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J].法学研究[J].2001，（4）.
⑨(12)陈宜.试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J].中国司法，2005，（4）78-81.
⑩史尚宽.宪法论从[m].台北：荣泰印书馆，1973.336.
(11)杨一平.司法正义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48.
(13)张文显，卢学英.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6）13-23.
(14)公丕祥.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58.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5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发展；德法兼修
2018年初，教育部实施法学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将“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10门专业必修课之一，要求所有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必须面向法学专业学生开设。
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源流
法律职业伦理源自西方，是近代兴起的一门学科，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哲学意味浓厚到法律/规则再到更高层面融合的取向。法律伦理是在19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大卫霍夫曼被称为美国法律伦理之父，其1836年出版的《法律课程》第二卷内有《关于律师专业行为五十项决议》，这是第一项美国法律伦理制度。1908年，美国律师协会召开会议，正式起草了律师道德律三十二条，这部规范的基础是乔治法官1854年所撰写的旨在“提升年轻律师精神道德修养”的《法律伦理》一书。之后又有了“惩戒规则”，但是其性质与道德律和伦理考量大为不同。美国法曹协会的惩戒规则属于正式规定，明确规定了律师该有与不该有的行为。惩戒规则属性与刑事法相似，以惩戒的用语说明哪些是“不法”行为。这套惩戒规则在1969年成为美国法曹协会专业责任规定，后来被美国大部分州律师公会采用。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发生之后，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法学院的课程受到重视，因为水门事件当中涉及有关律师，充分暴露了律师的各种不道德言行。美国律师协会认为阻止此类不道德行为发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法学院增设一门法律道德方面的课程，社会各界极力呼吁要关注法律教育中律师职业的道德教育。随后的三十年，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变革。美国每一所法学院的学生都要求修一门专门教授律师职业伦理的课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职业伦理有一股回归“道德与哲学性”主张的倾向，这股趋势并非表现于有强制入会的州律师公会之有法律约束力的伦理规定，而是出现在志愿入会的民间律师协会自定的伦理规范。在我国古代有传统的法律人，如幕友、讼师、刑官等以及相应的培育机制。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之下，重视德育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也体现在对于传统法律人的培训之中。如对于幕友的培训，幕学书籍中除了有关法令以外，许多都是教人如何成为良幕的内容。讼师与幕友大都是落第文人，科考的书籍当中也多注重德育的养成。刑官大都为科考正途出身，与其他类型的官员共享相同的知识背景，具有较为主流的道德价值观。总之，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人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但的确存在功能意义上类似的群体以及对该群体的道德教育，而且不同类型的法律人的职业伦理教育亦略有不同。在刑名幕友那里，对于法律伦理的认识既有读书人普遍所尊奉的儒家道德理想，也确有因围绕法律工作产生独特性的伦理需求，而对于在刑官这种体制内的人来说，他们的法律职业道德更多是一种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二、法律职业伦理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伦理，其发源与发展地主要在美国。比较成熟的法律以及相应研究是二十世纪初以后的事。该门课程在近代中国，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位置。
（一）法律人的道德危机
近代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开设的背后，有其“过渡时代”道德危机的背景，直接体现就是中国本土新型法律职业群体在道德方面被诟病。法律学生作为准法律人，他们的道德情况在当时人看来令人担忧。在民初取缔法政的浪潮中，有人评论当时捣乱分子多系法政学生。法律学生众多，而律师行业则是他们毕业后的主要出路之一。当时人们对于律师的看法，常以“道德败坏”进行评价。这既有中国传统讼师为官方所塑造之负面形象的影响，也有众多律师行为有违职业伦理所致。当时司法界之混乱，也被人认为“基于法官之无资历者半，基于法官之缺少道德者亦半”[1]。法律从业者的品德在当时看来不可谓不是问题，而这往往被认为是司法不良的重要原因。那么，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来解决该问题呢？一方面，时人不断呼吁该问题的严重性，并期望能加强对法律人的道德训诫；当局对此的回应，并不是在法学院这个法律人的生产源头开设相关课程来矫正道德危机，而更多的是通过直接一些训令来进行规制。这样的训令虽然直截了当，但其效果是否理想？对此有人便质疑“理想的职业伦理者只能间接感化学生”[2]，而在大学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被认为是一种重要对策。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理论引介与法校实践
较早在中国对法律职业伦理状况进行表述的是一位外国人，时任东吴法学院教务长的刘伯穆。1923年，刘伯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律师协会上发表关于中国法律教育状况的演讲。他认为对于律师职业而言，需要有三个方面的特质，除了良好的法律教育、通识教育之外，还需要有高尚的道德，而此种道德，即法律伦理。而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甚至在西方国家的法学院也悬而未决。在英国和美国，律师界的神圣传统使未来的律师受到一种有益的影响，而且国家的伦理基础也易于使其把握方向。在中国，健全完善的法律传统非常欠缺，另外，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又很微弱，尽管执业律师在准入之后要属于某一律师公会，其所要维护的义务是法律职业道德，而且还要限定收费和成本的范围。在近代中国，努力解决法律教育问题的法学院，只有上海的中国比较法学院，即东吴法学院。著名法学教育专家孙晓楼在其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法律教育》中，将法律道德视为法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之一[3]。他在书中倡导开设伦理学课程，并一再通过强调法律和道德之间渊源的紧密性来表明法律道德的重要性：“法律和道德既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不可不看重道德来研究伦理学这一课，况且高尚的道德，是法律人才的一个要件；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4]”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其看来就是当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课程的缺失，“查阅全国法律学校的课程中，讲到法律伦理学的，除中央大学法学院与东吴法律学院外，其他简直没有。[4]”不过在此书出版之前，即1934年之前，上海已经有多家法学教育机构开设法律职业伦理类的课程，但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夸张。东吴大学法学院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比较重视，1915年创建伊始便在第三年级上学期开设了“法律伦理学”[5]。这是中国近代开设此门课程最早的法学教育机构。此后整个民国时期，东吴法学院的法律伦理课程一直作为选修课程存在于教学活动当中[5]。上海其他高校开设的也有此类课程。上海法政大学1926年的选修课中列有法律伦理一课时。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开设了法律伦理课程，不过其课程内容以训练律师道德为主。私立大夏大学法学院和持志学院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前者所开与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为律师道德，“律师保障人权，执行职务贵重道德，故专设学程以资提倡。”后者则开设有律师实践选修课程，如律师道德与律师惩戒处分等，亦附带论及。总体而言，在上海众多的法学院中，开设有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学校并不多。杨兆龙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没有关于法律伦理的课程”视为是当时中国法律教育的弱点之一，他将此单独列出，认为“我们环顾中国的法律学校，觉得设有这门功课的，简直很少；恐怕十个里面难得有一个吧！”这可与孙晓楼所强调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学校不多的观点相印证。即便那些已经开设此门课程的，也都是自身的选择，皆列于选修课程中，并没有官方的主动倡导。上海法学院准备将法律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但遭到教育部反对：“法理学及法律伦理学二门或阐明法学之原理或主义法律实务家之道德，虽不能谓□重要，惟源于法学之原理原则，法律各门及法学通论均有讲述，而法律伦理学又无若何高深之学理，凡具有法学根底者，对此二门可以自修，不必经讲授而后明也。原审订表列入必修科似无必要，宜改列选修科”[6]。1938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进行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法律课程整理工作，其整理结果是1939年公布了一份法律学系课程设置必修科目表。在该表实行了几年后，于1942年进行修正，教育部公布了修订后的法律学系必修科目表和选修科目表。在上述的课程表中，并无法律职业伦理的踪影[7]，这引起来部分法律学者的不满，孙晓楼在建议案当中将法律职业伦理列为必修科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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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晓楼.厘定法律学系标准课程之检讨[J].法学杂志,1939(6).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6
[关键词]金融伦理；决策惯性；市场效率
一、引言
根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中的观点，一旦对金钱名利的追求超越对道德情操的追求，结果便是社会公正性原则被践踏。金融市场参与者主观违背伦理、或正常逐利行为的结果都可能违背金融市场效率要求，缺乏约束和引导的市场消极行为的持续和扩散，使得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现不稳定或高风险运行状态。金融领域中的伦理是个重要问题，尽管多数新金融理论来源于似乎与价值判断无关的金融经济学，但它们仍然要接受伦理的检验。金融交易效率不仅依赖于金融契约的法律执行能力，还依赖于缔约双方的道德规范。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当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产生冲突时，其市场行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社会责任。交易主体遵循伦理的程度与其搜寻、加工相关信息进而形成的价值信念密切相关。但是，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缺少伦理维度，这种去价值化倾向将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活动的关注更多引向技术，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又进一步弱化了道德认知和自主开发能力，模糊了金融的伦理诉求，加剧了金融领域的伦理冲突，抑制了金融社会功能的发挥。对现代金融发展中伦理问题的探讨，既是对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现代金融道德困境的积极回应。
“卷入”意指个体对某活动与自己的关系或重要性的主观体验，该活动明示了卷入方向，活动与自己关系的密切性导致了卷入强度的差别。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于1964年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首次提出“卷入”（involvement）说法，Krugman（1965）在研究媒体传播问题中明确了“卷入”概念。“卷入”概念一度被广泛应用于媒体传播、广告策略以及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wright，1974；Lastovicka，1979；mehta，1994）。承接Lastovicka（1979）等成果，“卷入”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涉及决策者处理信息的动机和方式（Burnkrant&Sawyer，1983；mittal，1988）、行为态度与意图（maclnnis&park，1991；Swinyard，1993）、行动与体验（mano&olive，1993）等方面。因此，“卷入”的实质是行为主体的态度聚合和价值观的再现，特定的激励可以推动决策者调整与意图有关的各种信息的搜寻、加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引起行为的改变。卷入强度的差别导致对相关信息搜寻与加工程度的不同，不同的卷入程度与决策者的行为高度相关。金融伦理卷入涉及两个层次：一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伦理问题重要性的主观态度，二是基于主观态度所采取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一旦金融市场参与者认为金融伦理问题与自己相关且很重要并采取行动，就会导致决策过程中金融伦理的高度卷入，增强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导致积极信念强化和（或）消极信念弱化。尽管金融法律制度可以通过规章、监督与处罚对市场主体形成规范和激励，但法律的有效实施往往需要超越法律规则界限的金融伦理行为支持。金融伦理规制在调整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与两难过程中，客观上提供了金融效率改善的途径。本文在分析金融伦理卷入影响信息加工处理的基础上，借鉴Brock，Hommes，wagener（2005）的LtL（LargetypeLimit）方法，将金融伦理卷入参数化，来研究了金融伦理卷入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二、金融伦理卷入与市场信念
对伦理溯源，黑格尔的伦理观内含了个体选择与外在规范，以及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冲突。在经济领域，伦理则涉及个体选择与市场规制、经济效率与经济正义的关系问题。金融伦理研究源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义金融伦理研究涵盖所有利益相关的市场交易主体在金融交易中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宋文昌（2009）指出，金融伦理可以区分为内在伦理和外在伦理。金融内在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中的自律性规范，它要求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排除绝对自利的诱惑，实现对金融伦理标准的内省与超越。金融外在伦理是他律的伦理标准，涉及对交易主体行为及其金融关系性质的判断。金融外在伦理区分为金融底线伦理和金融市场激励伦理两个层级。底线伦理是金融市场交易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市场激励伦理是以市场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高于底线伦理的道德规范。“自利”交易主体的行为选择中，底线伦理构成了道德容忍的下界和法律容忍的上界。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将促使交易主体的决策主动接受自律规范且远离底线伦理。
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伦理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发展的滞后直接增加了社会监管成本和秩序重建成本。Chami（2002）等学者强调，金融伦理风险全方位渗透不完全市场，应将其管理放到重要地位。赵向琴（2003）指出，在考察金融效率时，必须注意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伦理和社会责任。金融伦理建设是构建和谐有序的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金融伦理规制通过调整金融市场参与者个体行为进而影响市场群体行为，达到改善金融效率的目的。因而，金融伦理卷入下的个体决策及个体间的信息互动成为探讨金融伦理规制的基石。对此，一般的研究中，考虑到数量巨大的交易者群体，通常认为个体间的随机互动导致其行为影响相互抵消，总体金融变量不会出现本质偏离。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Kirman（1993）利用随机招募模型，实证了异质主体行为对金融总体变量的影响。panchenko（2007）指出，异质主体的不同信息交流方式产生不同的信息交换效率，导致金融市场变量的不同动态特征。Brock和Durlauf（2001）使用logistic模型刻画了决策个体同时考虑自己及其他人行为的决策过程。结果表明，在缺乏协调机制的社会系统中，异质主体互动超过特定阀值，可能导致市场多均衡状态出现，个体变量的细微改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大的波动。Brock，Hommes&wagener（2005）使用LtL方法对多交易者类型市场进行了低维近似，认为异质主体适应性强度改变或导致金融变量的过度复杂波动。受过往获利经历驱使，交易主体无论是主观违背金融伦理或是正常逐利行为，都强化了历史策略在未来决策中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使其放大和扩散，在更高的层面上从而往复。这个过程中，决策主体缺乏足够的自我纠偏动机，其结果内含触发市场价格失稳的可能。
对此，法律规制暴露了其局限性。Boatright（2002）研究认为，法律规范是针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应，即使不考虑法律在对市场主体行为合法性界定上的不明确性，对市场主体日常交易行为漠然、直至其达到法律禁止的行为边界才采取行动的市场规制思路是不恰当的。金融伦理作为一种反对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互方式，外部约束松弛将为牺牲社会利益谋取私利的金融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机会。过度依靠法律规范调整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可能导致市场主体只是在形式上而非精神上遵守法律；一旦过度的法律规范成为市场主体负担，逃避法律可能就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金融伦理规制应成为法律规制的重要补充，来调整人们面对个体利益和社会责任时往往存在的冲突和两难。根据“经济人”原理，缺乏来自外部的有效引导和调适，交易主体行为游走于底线伦理边缘就会是其最优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有效的市场自律准则和司法制度的存在，不仅在于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倡导交易主体通过自我激励实现对金融伦理的内省与超越。在金融领域倡导社会责任导向，强调个体专业认知提升中的道德选择，比盲目因循法律规章更为重要。
三、金融伦理卷入下的惯性决策现象
根据Samuelson（1988）的观点，惯性决策可定义为对过去决策行为的强状态依赖。在金融伦理卷入下，不同的伦理态度和卷入强度会对市场行为选择产生影响。过去坚守或有违伦理的策略、尤其是“成功”的策略选择，往往在后续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复制”、模仿，呈现决策中的惯性特征。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了惯性决策的存在。Vissing-Jorgensen（2002）研究证实，金融市场参与者过去的交易经历对当前行为选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宋佰谦和姚华（1997）研究指出，我国投资领域存在较高的行为惯性。李涛（2007）针对2006年中国9城市投资者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市场个体当前和未来期望的选择都表现出惯性现象。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有不同的解释。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市场主体的惯性决策是在维持或改变当前行为的成本与期望收益之间权衡后的理性选择；行为经济学认为，由于个体决策所需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受到成本和时间的约束，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做到“理J生”选择，而只会选择“满意”的方案，甚至在决策时应用“拇指法则”。因此惯性决策是市场主体做出决策时的认知心理导致的决策偏好现象。金融市场上，由于个体沉浸于复杂、易变和信息超载的市场状态中，决策者经常需要在“维持”和“改变”之间做出快速选择，认知特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行为选择。Kruglanski（1989，1994）用“认知闭合”的概念描述了个体加工信息的倾向特征。认知闭合是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的动机与愿望。个体做出决策时，为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即使缺乏足够证据，也会迅速做出决策，并且有意无意摒弃新的信息，即使新信息带来对当前决策的明显负面意见。认知闭合使决策者更容易陷入首因效应的影响中，且更容易坚持已有的观点。taris（2000）指出，认知闭合使个体具有自我强化动机，这为决策者为何不愿意接受新信息或采纳他人观点提供了理由。通常，在长时间里持续成功者的认知闭合强度更高，而连续失败者的认知闭合强度要弱。较弱的认知闭合强度提高了决策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承压能力，从而具有进一步搜寻和加工信息并且易于受其他观点影响决策的可能。
行为金融学中的禀赋效应、隔离效应和证实偏差等行为偏差给出了金融伦理卷入下决策惯性更具体的可能解释。决策主体面对维持现状或接受新方案的选择时，他往往将维持现状的损失视为参考水平，在与新方案产生的可能损失权衡时，赋予新方案的可能损失以更高的权重，导致决策者偏爱维持现状，即“禀赋效应”导致了交易行为中的惰性。tversky&Shafir（1992）证明了隔离效应的存在，这是决策主体愿意延续原来的行为直到更具体的信息披露再做出决策变更的倾向，即使这些新的信息对决策变更并不重要。证实偏差是个体一旦做出决策，就会为该决策寻找支持证据，这是个体决策中存在的证实而非证伪的倾向。信念坚持和锚定是导致证实偏差的心理基础，信念坚持使得决策者会维持其选择；锚定使得决策者解释后续迹象时倾向于继续原先的信念，从而表现出对自己以往决策行为的很强的维持性。在特定的金融伦理观下，决策主体对“复制”过往成功经历的过度自信是金融伦理卷入惯性的强化因素，而决策惯性则是其行为表征。
四、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对价格稳定性的影响
现实金融市场上，数量众多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都属于有限理性的异质主体、金融伦理卷入存在惯性且相互竞争。Brock，Hommes&wagener（2005）证明了LtL的演化规则是数量众多的、相互竞争异质交易主体市场动态演化的很好近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结构的一些关键特质可以被参数化，其结果说明了金融资产价格对理性预期均衡状态的偏离及过渡波动的内在机制。以下借鉴BrockandHommes（1998）提出的LtL方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可以将金融伦理卷入惯性参数化，来呈现其带来的市场影响，为金融伦理规制和有效监管提供思路和方向。
基本假设：（1）市场主体假设：异质主体数量众多，有限理性，金融伦理卷入程度不同，相互竞争且风险规避；（2）市场参与假设：异质主体在收益固定且无风险资产和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资产之间做选择；（3）主体信念假设：市场主体对市场的信念条件方差为常数，未来红利收益预期相同且等于条件期望；（4）金融工具状态假设：任一时点上，金融工具的价格由理性均衡价格加异质价格信念影响部分构成；（5）市场状态假设：金融市场是连续变化的动态市场。
令pt是风险资产在t时的价格，yt是风险资产红利收益的随机过程且满足期望为y的常均值独立同分布特征；wt是t时刻市场主体的总财富；r是无风险资产收益水平；St代表t时刻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风险资产总量为常数，s为单位风险溢价；异质主体类型计为h，异质性源自金融伦理卷入程度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对过往决策态度所导致的策略选择中；a是风险厌恶系数。
市场主体的总财富可以表达为：
五、结论与后续研究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7
我国的新闻事业因为有了网络的发展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由此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为网络新闻媒体自身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它能给社会道德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前网络新闻媒体的伦理失范现象亟需解决，要想矫正我国网络新闻媒体的伦理失范现象既需要不断提升媒体本身的道德意识，同时也需要我国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我国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具体表现
(一)新闻内容失真
对于新闻来说，追求真实性是其第一要务，这也是进行新闻传播的最基本要求。网络新闻就是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内容真实、直观、准确的呈现给消费者。所以，确保网络新闻的真实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充分体现了网络新闻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对于网络新闻媒体来说它并没有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它所做的只是将事件以新闻的形式展现出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闻媒体数量日趋增多，同时这些媒体获得新闻的渠道形式也日趋多元化，网络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多的新闻媒体为了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逐步“参与”到事件中，对事件本身用自己的态度进行片面的报道，将新闻当成了获取噱头的工具，用自己的想象和臆想替代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使得很多新闻脱离了原先的真相成了假新闻。所谓的虚假新闻指的是没有经过实际的调查，仅凭一些小道消息就对新闻进行报道;对新闻中的很多要素，比如时间、地点、人物等都没有搞清楚，就凭空捏造出没有任何根据的假新闻;对新闻事实夸大其词地报道，使得原本的事件被无限放大而出现了新闻炒作现象;对新闻事件有所隐瞒，没有报道其中的实情，或是对新闻事件进行蓄意的编造等。网络新闻如果内容缺乏真实性，会给网络媒体自身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挑战了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因为网络新闻媒体不负责任、无视职业道德而制造的假新闻，引发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危机。
(二)有偿新闻
所谓的有偿新闻指的是新闻媒体者向采访报道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收取物质回报的活动，也包括一些对新闻进行扣押和隐匿的活动，它是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对国家所赋予的进行新闻报道的权利的玷污。有偿新闻有着多样化的形式，包括红包、劳务费和礼金及一些有偿性的赞助等，甚至还包括房屋、房屋装修及亲友的工作及调动等各种方式。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向个人或是单位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然后对新闻真相夸大或是隐瞒报道，这样的行为会产生很大的伦理危害。有偿新闻对社会正义有着很大的损害，同时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正义力量应坚持为人民服务，这种权钱交易不利于惩恶扬善，具有很大的社会不公正性。有偿新闻严重违反了新闻伦理道德，使得舆论的导向失去了正确性，同时也有失新闻的公正、公平和真实的原则，严重干扰了社会舆论。有偿新闻严重腐蚀了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使得新闻媒体自身的监督作用得不到实施，纵容了社会的假丑恶现象，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三)新闻内容的非道德化
新闻内容的非道德化受到了当前点击率至上的观点影响，同时它也是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重要表现。很多新闻媒体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增加点击率，不顾职业道德以一些引发色情联想或是能刺激网民的词汇来博取点击率，使得大量的非道德信息存在。这些非道德信息包括宣传暴力、色情和迷信等内容的信息。这些不良信息的存在受到网络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网络新闻自身的特点影响。网络不良信息不仅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还存在很多的不安全信息，给整个网络道德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网络新闻在公众心中的形象降低，新闻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阻碍。
(四)媒体价值导向偏差
媒体价值导向偏差也是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网络新闻媒体在当前娱乐至上的理念下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只是一味地和大众进行道德娱乐。娱乐已经成为了当前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也随大流和大众一起娱乐，新闻报道的轰动效应成为了新闻媒体的终极追求目标。而一些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却往往被忽视，这也是社会道德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很多媒体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放弃引导，将道德意识淡化，道德逐渐变得缺乏根基。同时，媒体的价值导向偏差也会影响到其他行业的道德规范，传统的社会道德在网络新闻媒体的影响下纷纷解构，由此引发了各种不正当的竞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道德秩序的建立造成了很大影响。同时，这种价值导向偏差也会对新闻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产生很大影响，给新闻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存在偏差，很多人员的素质不高
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就是从业者的伦理观念存在偏差，同时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的素质偏低。人只有具备良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才能确保有正确的伦理行为。对于新闻伦理来说，它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准确、敏锐和迅速的专业精神来报道新闻，由于很多新闻工作者的自身水平不高，对于新闻专业精神的实质不理解，新闻专业精神首先是一种伦理精神，它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密切联系。伦理精神是新闻专业精神的实质和精髓，也是其最终的体现方式。很多新闻工作者将新闻的利润作为了其追求的目标，一味地迎合大众口味，而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追求利润是其生存的目的之一，并不是全部。
(二)网络新闻伦理审查不严，社会道德和政府没有很强的监管力度
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网络新闻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同时政府和社会道德没有对其进行大力度的监管。一般来说，网络新闻在前需要进行伦理审查，因为我国当前缺乏健全的伦理审查程序，同时很多网络媒体为了确保新闻的时效性，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监督，使得其即使出现了问题也很难及时得到解决，这就使得大量虚假信息流出，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同时，网络新闻媒体的伦理失范也和政府及社会道德的监管力度不够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政府部门和社会道德舆论对于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现象一直持沉默态度，网络新闻媒体得不到及时的监管就会持续的发生伦理失范现象。
(三)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网络新闻来说它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开性，对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国当前缺乏健全的新闻立法程序，我国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网络新闻法律法规，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仅仅依靠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职业道德来维持。这种维持力度太小，一旦缺乏严格的监控力，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就会发生。同时新闻伦理失范现象发生后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这就使得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现象愈演愈烈。
三、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法律对策
(一)德法并举
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的两大基本规范，两者间是相辅相成、密切相连的，首先人类社会需要有道德来进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形成基础和支撑。道德属于社会规范的自律形态，它没有很强的约束力，所以只有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才能确保其强制执行。法律虽然具有强制性，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要通过道德的方式来确保其长效性。在我国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治理中，法律和道德两者都不可缺，只有将其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确保我国网络新闻伦理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并健全各项法律法规
建立并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将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的界限规定好，同时制定合理的遵循规则，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定，使得我国网络媒体伦理失范工作在治理的过程中能做到有法可依。我国的网络新闻立法工作近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一系列与网络新闻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陆续颁布，但是一些专门的法律，比如与新闻活动密切相关的新闻法等还是没有颁布，亟需对其进行健全。随着近年来我国网络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的出版、传播和采集等活动中都会有各种的伦理情况出现，这些新出现的新闻伦理问题难以界定其权责，同时很多情况的界限也不明确，原先制定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些新出现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此就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状况，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
(三)将法律责任落实到个人
将法律责任落实到个人，加强监督，谁出现了伦理失范谁负责，一旦出现违法现象要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对于法律来说，它必须要落实到位才能不仅仅被流于形式。只有将法律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治理我国的网络新闻媒体失范现象。同时在执法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公正，执法一定要做到合乎情理，对于道德伦理失范的人员要给予道德和法律的严惩，同时还要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这样才能做到合情合理、德法并举。同时，我国网络新闻法制化建设的进程要加快，对于各项法律和法规要尽快完善，对网络新闻伦理秩序也要大力规范，这也是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和社会治理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现象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我国网络新闻媒体伦理失范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通过单方面的努力就可以治理的，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监督和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确保网络新闻伦理环境的和谐、美好，才能确保我国的网络新闻媒体事业得到可持续发展。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8
论文摘要：教育现代化内在地包含教育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善律教”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规范之一，重视教育伦理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教育现代化与教育道德进步是否背反?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人，教育现代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观念深人人心，教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教育设备更新，现代化教育手段日益得到广泛应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展迅速;教育改革和实验研究形成大潮，促进着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等等，但是。当人们为教育现代化的显性成果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教育的道德隐忧也在逐步凸现出来。现实生活中经常感受到的教育不公、教育暴利、教育专制等问题，客观地展示着教育道德滑坡的严重性。一边是教育现代化的进步，一边是伦理问题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于是，一个尖锐的间题提出来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伦理进步是否存在背反?在近代思想史中，有些学者如卢梭就提出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存在背反关系的论点。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是否会导致道德滑波的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教育现代化与教育道德进步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问题，应该纳人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课题之中。
教育现代化与教育道德进步的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对此，我们的观点是: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教育道德进步而不应是教育道德滑坡的过程:教育现代化内在地包含教育道德境界提升的涵义;教育道德既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又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国此，从一般理论上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但是，在实践活动中，二者的统一不是自然达成的，只有通过自觉努力建设，才能取得二者相辅相成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对教育现代化的伦理内涵重视不够，没有加强教育现代化的伦理问题研究和伦理规范体系建设，从而出现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道德衰退相伴随的负面现象。以及随之带来的恶果。因此，只有重视教育的伦理内涵，加强教育伦理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才能克服实际存在的教育道德滑坡现象，提升教育道德境界。
二、“以善律教”: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规范
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教育系统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遵循各种规范，其中，教育科学、教育法制和教育伦理，为教育现代化提供着最基本的规范。
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是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教育的基本观念，它已逐渐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内在信念。这种思想和信念，可以称之为“以真律教”。毫无疑问，没有对教育规律的不断探索，没有对教育规律的自觉遵循和运用，是难以把教育办好的，教育的全部历史与现实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这说明，教育科学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规范，它提供给人们的是用于处理事实性问题的规律性知识。教育的事实性问题涉及的主要是教育的客观存在和内在联系、机制，例如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教育如何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品德是怎样形成的?教学是如何进行的?知识掌握需要哪些条件?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等等。通过对教育的事实性问题的探讨，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达到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从而有助于人们提高教育工作的效益和质量。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治国的基本方略。教育的健康发展，同样需要法律的支撑和规范。法律对教育发展的作用表现在:确定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明确教育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教育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明确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对教育系统的结构、内容、方法等给予原则性指导;调整教育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等等。教育法制体现着国家、政府、统治阶级的意志，具有强制力。好的教育法律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好的教育法律则阻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这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办教育要服从法律的规范，这就是“依法治教”。可见，法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规范。
教育现代化过程内在地包含了教育伦理问题。因此，教育伦理也是一种规范。例如，在教育思想变革中，教育伦理观念、善恶标准的确立和完善是重要的内容。教育方式的变革，也涉及到伦理问题。比如，教育内容的调整，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公平;新的教学方法、教育手段和媒体的采用，是否体现了对人的尊重，等等。教育制度的改革，要经得起伦理的考验，要有充分的伦理依据。因此，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教育伦理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教育伦理问题主要是个价值观念问题。它是一些与主观意志、行动目的相关联的问题，例如，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教育机会应如何分配;是否应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教师和学生应在教育中如何充当自己的角色;以什么为根据来判断教育的优劣、教师的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等等。这些间题往往是要在各种可能选择的价值态度上确定教育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每一种教育活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遵循或运用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或伦理原则。教育价值观念不同，教育工作的质量就会有很大区别。教育发展的全部历史表明，要处理好教育的价值性问题，就得以先进的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为指导。教育伦理是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中的最核心的问题。教育的道德理想、教育的善恶标准、教育的伦理规范(原则)、常是教育价值规范中的主要内容。在教育价值规范中，教育伦理规范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部分。因此，坚持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念，就内在地包含着重视教育伦理问题并遵从先进的教育伦理规范指导这样的基本内容。以正确的教育伦理观念规范教育可以称之为“以善律教’“。当前，人们对教育伦理规范总的来说是重视不够的，需要加强这一规范，从而促进教育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教育伦理建设: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教育科学、教育法制和教育伦理这3个领域中，教育伦理是当前比较不受人重视和研究较少的领域。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加强教育伦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教育现代化需要一个现代的、完善的教育伦理体系二现代化的教育应该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正当性、这意味着，现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动方式，都要合乎先进的道德规范，都应内在地体现着先进的道德理想(思想)和伦理精神。或者说，评价一种教育体系是否是现代化的教育，其中就内在地包含着教育伦理的评判。比如，这种教育是否是公正的、是合乎人性的:不符合现代伦理基本精神的教育，不是现代教育。因此，树立一种先进的教育伦理思想和规范，建立起有利于这种伦理思想落实和实践的制度和运作系统，这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加强教育伦理建设对促进教育的科学化、法制化有积极意义。科学、法律、伦理是教育系统的3种基本规范力量。它们是互相关联的，伦理系统的健全有利于教育科学和教育法制的建设。人们从事教育科学研究，除认识教育现象的规律外，主要的目的还是改造教育、优化教育、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研究的实践目的是提高教育自身的价值，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另外，教育科研活动，从教育研究课题的确立、教育研究的过程到教育研究成果的应用.都应符合教育伦理精神。教育伦理是保障教育科学良好社会形象和内部声誉的重要力量。不受严格的教育伦理规范的科研活动，常因其目的、手段的不正当性而遭到社会的非难。教育伦理是保证教育科研尊严的有力武器.是发挥教育科研功能的重要条件。教育伦理建设对教育法制的积极意义，一是教育法制需要有明确的伦理根据。教育法制主要是一种教育制度、教育关系的安排和协调，这种安排是否合理，关键在于它是以什么伦理为根据。这就涉及到了制度的伦理性问题。不建设教育伦理系统，在教育法制建设中就难以有严肃的和科学的伦理基础。二是教育法制的运行过程，需要教育伦理力量的支持。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教育法律、法规不少，但难以实施和落实。这当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就有教育伦理系统建设不力的影响。法制是外在的，执行得靠人。人的道德水准、道德良心、道德舆论，是执法的重要监督力量和推动力。不发挥人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舆论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这说明，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需要教育伦理的支持加强教育伦理建设，必将促进依法治教的进程。
第三.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伦理道德建设，是我国的历史传统。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整个教育系统高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教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建设，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伦理体系，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如何理智地、自觉地推进教育系统的伦理转型，是一个大间题。这里涉及到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关系问题，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需要研究。三是应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看待教育伦理建设的作用和地位。四是现实的教育实践如何改变存在着的道德失范状况，重塑教育的美好形象.净化教育事业，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从这些方面看，提出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教育伦理建设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当前怎样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是需要大家来共同讨论的问题。在此，笔者简单提出一些设想，和大家一起研讨。
第一，要真正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教育伦理建设。教育伦理建设能否有成效，与思想上是否重视有密切的关联。当前，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如认为抓道德建设很难看出成果来;道德建设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是要限制大家的自由，因而吃力不讨好，等等。因而，应该在思想上正确理解教育伦理的本意，真正把教育伦理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
第二，加强对教育伦理基础的研究，确立教育伦理建设的科学和价值基础。教育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教育伦理本身要有自觉的理论把握。比如，教育伦理的本质.教育伦理与教育系统的各方面的关系，教育伦理系统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一般机制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邓小平理论为基本的科学和价值依据。这是方法论和出发点间题。
第三，树立教育崇善观念，形成和完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教育伦理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形成科学的、先进的教育善恶观念和伦理规范。应把规范体系的建设作为教育伦理建设的中心工作来抓，这是制高点。只有标准、规范明确了，才能评判教育现象的善恶是非，才能提出具体的行为要求。那么，我们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呢?这需要进一步来讨论。我们体会，这种规范体系的灵魂是教育崇善观念。也就是说。教育要自觉地重视自身的伦理规范。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努力成为一种善的事业。教育崇善是教育的自我规范。它强调教育的道德自觉性、纯洁性。教育崇善强调的是:教育应体现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追求和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追求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以此为纲，进一步建设教育伦理规范体系。这包括教育伦理的一般原则与具体领域的伦理原则建设两个主要层次。在一般层次上，可以也有必要提出公正原则、发展原则、人性{道)原则等基本范畴。此外，应把一般教育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领域的具体规范，充实教育伦理原则体系。
第四.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同时，重视教育整体道德状况的改善，努力创建教育制度伦理。在教育伦理建设上，传统的做法是:重视教师的美德，对教师提出详尽的行业规范，借以促进教育的净化。这种做法也有一定成效，但局限性很大。首先，教育的善恶是非，原因不全在教师。比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更大。其次，这种把全部责任推给教师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再次，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企图通过教师职业道德来解决所有教育伦理问题，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传统伦理重视个人美德，往往是与等级性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种过多强调个人道德义务而比较忽视个人道德权利的伦理传统。为此，需要在思路上有所突破，要重视制度伦理的建设。所谓制度伦理，指两方面:一是教育制度的安排应是有充分的伦理合理性的，即制度建设应伦理化;二是要使伦理安排制度化，使教育伦理成为制度化的结构，依靠制度的力量来实施和运作，即伦理制度化。从当前实际看，这两方面都应重视起来。一方面，应关注制度安排的伦理特征，努力提高教育制度的伦理境界，使教育制度真正是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是尊重每个人的发展权利和需要的，是公正合理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应当努力创建教育伦理制度。比如，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就要形成民主化的制度，包括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教师和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决策的民主辩论机制，等等。再比如，为了落实受教育机会均等，就要靠建立一种由教育财政制度、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育评价等各方面有机结合的制度来保障。不把教育伦理思想体现到教育的制度化安排中，而靠个人的自觉和良心，将难以取得全面的效果。
工程法律与伦理篇9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伦理职业道德
当前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普遍不高，还存在着许多伦理问题，为企业的良性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问题加以分析和研究，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
1.缺乏关爱。一些企业侵犯员工人身权利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最为严重，如打骂、搜身、歧视等。只有真诚地尊重和保护员工的人身权利，真正地把员工当人来看待和使用，才能促进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企业发展。
2.诚信缺失。我国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诚信缺失的问题。如有些企业隐瞒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有害物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中只强调劳动者对企业的义务，有的合同存在霸王条款。一些企业的生产中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对员工身体存在潜在的危害，明明知道，却隐瞒不报。
3.忽视员工主体地位。企业管理信息不公开，员工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厂务不公开，甚至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一些信息员工也不能及时获知一些必要的信息，民主参与的前提被剥夺。员工监督建议权、申诉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没有发言权。
二、解决伦理问题的对策
1.提高法律和道德素质。企业对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伦理培训，使企业伦理得以传播，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伦理认知与伦理觉悟，使管理者和员工由被动地遵守企业管理制度转变为出自于自身向善而主动遵守。企业的管理者要具备平等、公正、仁爱的伦理素质。管理者要有职业良心，善待、关爱员工，重用人才、公道正直、赏罚分明、不询私情、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平等待人、克服特权思想，消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平等观念，真诚地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利，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员工，不随意处罚或报复被管理者。
2.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从全球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看，野蛮的强制管理方式正逐渐过渡到现代文明管理方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已深入人心，被广为接受。合乎伦理的管理制度，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促使管理关注人，使管理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趋势。在现实工作中需要企业密切结合实际，时刻关注员工的正当需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找到适合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形式。借鉴吸收优点，把管理建立在科学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注重满足人多方面的需要，将科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将管理和伦理相整合，并用合理的伦理价值观指导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效地预防和化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3.建设以人本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要关注员工的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以员工的成长促进企业的发展。这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能够了解员工的发展需要，着眼于企业和员工的长期发展，为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加强对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通过营造人人受重视、个个被尊重的文化氛围，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自觉地努力工作。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既要重视个人的学习成长，又要重视集体合力的发挥，一方面企业倡导管理者与员工不断学习，提升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管理者要不断学习，提高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要倡导团队精神，提倡真诚合作，使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企业内部能相互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优化管理的社会环境。国家要建立公平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企业的非法行为。政府严厉监督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有关国家机关要公平执法，严格执法，使人们敬畏法律，相信法律，从而自觉地遵守法律，法律支持和保障伦理的实现，促使企业由法律的强制进而达到道德的自觉，从而减少不道德问题的产生。加强舆论监督，弘扬尊重劳动者、关心劳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宣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使其树立高尚的道德信念，具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形成鲜明的正义感、耻辱感、良心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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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法律与伦理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司法伦理；社会正义；司法公正
“就如同一个人不可能从他房间和生活中排除至关重要的空气一样，伦理因素也不可能从司法(正义)活动中被排除出去，而正义是一切民事法律的目标和目的。”[1](p39)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是司法行为的最终追求，也是司法伦理的最后目标。然而，据社会调查，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表示“非常信任”的占5．98％，表示基本信任的占31．6％，表示不信任的占16．6％，表示不很信任的占20．95％，还有表示因人而论的占30．76％[2](p274)。人们对国家司法人员的这种低信任度表明，我国的司法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公正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这需要我们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加强司法伦理建设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以其公平、公正和正义为其最重要的特征。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伦理道德能否遵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法制及其威信。司法人员的德行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就直接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司法人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司法人员的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司法人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条件之一。“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解决的问题，既不是需要运用证据来解决的问题，如事实问题，亦不是需要运用权威或辩论来解决的问题，如法律问题，而是需要运用道德评判来加以确定的问题。”[3](p329)然而，我国司法伦理道德现状还存在种种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1．司法过程中存在各种社会力量对司法行为产生的干扰。法律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人员既是职业化人员，同时又是深受道德影响的人。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人情交往强烈地涉入公共法律生活，许多人往往千方百计通过私人人情关系希望购买法律上的豁免，希望人为地干预司法判决，逃避违法行为的司法制裁，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人员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而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司法人员就容易受其左右。另外由于司法机关在行政上对政府的依附，造成各级行政机关的权力干预。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人员如何正确地把握人情、权力、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尤为重要。
2．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索要或收受财物，进行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严重地影响了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江泽民说过：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因此，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同样需要建立一套很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
一般而言，社会大众对法律的感知总是受一些具体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从而决定他们对法律是信任抑或不信任，是要遵从法律还是违背法律。因此，司法的廉洁与否不单单是司法本身的事。一旦司法不公，对社会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打击的将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4](p143)司法工作是保证国家法律得以实施的手段，国家保护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在法律上都有明确规定，司法工作者遵守司法道德，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使法律起到应有的体现国家意志的作用。然而司法活动中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怎样对某些较模糊的法律条文给出公正合理的解释，这些都涉及司法行为中的伦理因素。因此，建立以法制为基础、公平公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加强司法伦理建设的指导原则
司法伦理是由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具体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司法伦理既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5](p236)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提出“兼相受爱、交相利”为核心的道德理想，并以此作为最高立法原则和司法伦理道德的准则，主张“以天为法”、“莫若法天”。而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则以“礼”作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儒家“礼”的许多伦理道德规范既是法律的依据，又是司法的伦理。这些封建社会的司法伦理思想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因此对现代司法伦理建设提出了科学合理、富于人文精神的要求。和谐社会的司法伦理建设必须坚持：
1．公正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的社会；是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这就要求司法伦理必须遵循公正原则。司法伦理的公正原则就是要使司法活动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也是司法活动的本质要求。司法人员应该从追求正义的目标出发，按照法的精神及其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事务，在一定范围内修补立法的漏洞，矫正立法的缺陷，实现法的正义。美国法学家勒斯克指出：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解决争议。如果司法机关失去公正，“一旦人民对法律的信任丧失殆尽，法律和法院的威信扫地之时，人民遇有纷争将不再寻求社会正义于人民法院，必将转而寻求帮助于草莽之间”[6]。一般说来，司法公正应该适于三个具体标准：第一，实体法得到严格适用；第二，程序法得到正常运行，防止司法活动中的偏见、私心、错误乃至腐败现象；第三，司法结果公正，依照法律作出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裁判[7](p38)。
2．人性原则。司法的人性原则是指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而进行非歧视性、人道性、理性化的执法行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为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司法人员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树立和贯彻尊重和保障当事人人权的理念和精神，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服刑人员给予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维护其尊严，以公民和当事人为其主体，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要让当事人始终感到有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存在。法律自产生以来，其根本使命就是禁止以非人性方式对待他人，是从制度上给予人类以幸福和自由的保障，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人性良知的善行，司法伦理的人性原则也正体现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最基本的伦理信条。
3．理性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是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社会，是人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这要求司法伦理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的理性，司法伦理的理性原则要求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能够依靠其所有的智慧和道德力量准确度量各个案之间的差异，并依据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作出理性的适当的判决。司法的公正导源于司法程序的公正，所以司法活动要按照司法理性来运作司法过程；同时司法的公正表现为司法实体的公正，所以司法活动必须运用司法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做到理性司法必须坚持事实认定的客观性，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刑罚适用的节制性，保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公正、合理地司法。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加强司法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司法伦理道德建设既要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给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以外部约束；建立有效的责任与奖励机制，培养司法人员遵守司法伦理规范的自律性；还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伦理观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培养司法人员的价值观。
1．加强司法制度伦理建设，形成健全的他律机制。司法伦理是建立在对于司法人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涉及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还有与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如何解决司法脱延等各种问题。司法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从制度上、法规上规范司法程序、司法行为，将司法伦理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和外部强制力的具体活动规则，从而规范和约束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司法活动，保证司法行为的公正性。制定司法人员职业道德要求和规范，以法规的形式规范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使司法伦理道德从一些原则、原理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法律细则，使司法人员的伦理道德有法可依，外在的规范可以使司法人员在现实活动中遵守它，从而逐渐转化为内在的伦理规范，用社会他律促进司法人员的自律。如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规定的法官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第30条列举的法官须受到惩戒的各种行为，都与法官的职业伦理有直接的关联。
2．确立责任与荣誉相结合的机制，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发生伦理学的研究表明，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一般有两个阶段：道德的他律阶段和自律阶段。他律阶段是“应该做的”阶段，当这种“应该做”变成道德主体的一种内心要求时，道德主体就获得道德自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选择和决定行为。责任与荣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表现于一个人的自尊心与自爱心。作为维护司法公正的职业承担者，司法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自身的判断活动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荣誉把社会对司法人员的客观评价转化为司法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从而使司法人员能够更好地履行司法伦理道德的要求。荣誉是社会对一个人履行义务、德行和贡献的赞赏和评价。当责任与荣誉都无法推诿的时候，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而一个拥有责任心和荣誉感的人才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的要求、法律的要求、伦理的要求履行义务。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司法伦理建设提供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司法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伦理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8](p7)因此司法伦理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了，司法伦理建设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的核心，也是司法工作者的根本宗旨和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者必须“严格执法，热心服务”，尽心尽力维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甘当人民的公仆。胡锦涛同志曾明确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并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新荣辱观。这一荣辱观同时也是当代司法人员的行为标准。例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求司法人员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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