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1
【关键词】教育知识/实在化/教育哲学
【作者简介】雷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春13002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9）02—0171—05
“教育知识”从兴起至今不过十数年时间。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学界积累了颇丰富的研究文献，聚集起较固定的研究群体，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至此研究热潮，教育学者更应对已有研究及其问题保持冷静的理性思维，对未来的研究取向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鉴于此，本文拟从厘清“教育知识”的兴起入手，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反思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定适切的研究取向。
一、“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
术语的兴起缘由往往隐含着深刻的研究趋向，考察“教育知识”的兴起可为本文奠定反思的基础。检索文献可知，“教育知识”最初是一个并不被学界所关注的俗语，常见于教育知识的“宣传”、“讲座”等新闻稿件的题名中。人们在常识理解上使用“教育知识”，意为“关于教育方面的知识”，简单易晓毋庸再费思量。然而正是“俗语”印象阻碍了人们对“教育知识”深入思考，并使其长期以来未能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国外情形与此相仿，“教育知识”也很少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难以寻获专论“教育知识”的外文文献。比较而言，“教师知识”算是与“教育知识”相近而又流行的术语。不过，“教师知识”的理论构成与“教育知识”相关程度并不很高[1]。
作为研究术语，“教育知识”最早见于《教育知识学科称谓的演变：从“教学论”到“教理学”》一文。此文对“教育知识”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教育知识”泛指教育领域的所有系统知识[2]。虽然该论者并未深入分析，更未意识到选择使用“教育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但由于此文首次规定“教育知识”的内涵和用法，初步赋予其术语身份，因此对于考察“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细读此文，论者通过对“教育知识”形态的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画面，“教育知识”是贯穿始终的“共同要素”。“教育知识”术语的首次使用与学科发展相联系，旨在解决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该论者对“教育知识”所作的学术选择，不久就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响应。随后有论者发表了“创新教育知识体系”的文章，提出要“努力创建以教育结构－功能实体的解析为基础、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教育知识体系”[3]。至此，“教育知识”的术语身份逐渐确立，教育知识研究之兴也隐隐可现。
“教育知识”概念，从限于常识理解的俗语到教育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是教育研究主体集体选择的结果。什么原因使教育研究主体做出如此抉择？从“教育知识”兴起的学术背景看，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哲学界对“知识论”的研究为“教育知识”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代哲学知识论研究方兴未艾，金岳霖《知识论》与罗素《人类的知识》是传统知识论研究的代表作；齐硕姆（R.m.Chisholm）《知识论》、希尔（t.e.Hill）《现代知识论》是现代知识论的代表作。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国内研究也成果斐然。知识论研究为“教育知识”的兴起做好了理论铺垫。其次，教育学科的发展为教育学者集体选择“教育知识”概念提供了现实契机。上世纪初，教育学沿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由于教育研究的深化导致教育学纵向分化，从内部衍生出“成人教育学”、“老年教育学”等学科；二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联姻”，交叉性分化出诸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生物学”等学科[4]。“分化”之后，“整合”的要求随之而生。教育学“学科整合”是一个重大课题，近来有学者探讨了学科范式的整合[5]。然而“整合”的首要问题则应是选择什么术语将各分支学科凝聚起来。由于“教育学”曾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出现，“教育科学”在汉语中并无单、复数之分，使用这两个概念都容易造成逻辑混乱；“教育理论”似偏于“血缘性”教育学科的指称[6]，也不适合统领众分支学科。于是，“教育知识”便浮现在教育研究者眼前，从此登上教育研究的学术舞台。
二、教育知识研究的主要论题
（一）教育知识的类型。“类型划分”是认识“教育知识”的重要方法。“教育知识类型”是多数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研究者大致从两种角度划分教育知识：一类根据教育知识的生产空间、存在形态与知识特性进行划分。根据生产空间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情境性很强的现场知识与脱离了具体情境的理论知识；根据存在形态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停留在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与离开个体头脑的公共知识；根据知识特性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可言传的显性知识与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以及表示“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和“怎么办”的程序性知识[7]88。另一类则主要根据其他学科对知识类型的划分类推教育知识类型。例如，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早期教育知识是前人积累下来的教与学的经验，是个别的、主观的知识，主观知识被同时代或未来时代的人所确信就成为客观知识；普遍知识与特殊知识，特殊知识是属于某个领域、场合和时代的知识，普遍知识是包含“所有”或“有些”这些字眼的知识；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教师与学生直接的教育交往产生的知识属于直接知识，借助其他学科知识研究教育现象，所得知识属于间接知识[8]19-32。
（二）教育知识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借福柯知识进化观研究教育知识发展阶段，教育知识历经思辨型、浪漫型、实用型和科学型四个阶段[8]61-74。知识主体凭借主观思维，通过冥思苦想、繁琐思辨产生的教育知识处于思辨型阶段；否定或轻视现实，将知识标准寄托在“超验”或“超现实”的理想上，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教育知识处于浪漫型阶段；以实际运用为目的，关心教育如何发生和发展、如何进行等问题的教育知识处于实用型阶段；科学型阶段是教育知识的最终、必然的归宿，是前三个阶段的综合。教育知识的发展表现出体系不断成熟、类型不断丰富和反思不断自觉的特征[9]。根据体系的成熟状态，教育知识的发展历经无形的教育思想、有形的个人理论及有形的学科理论三种形态；教育知识的发展过程中新形态的出现并不能宣告旧形态彻底消亡，它们共同丰富了教育知识；自教育知识体系化以来，教育学者通过越来越自觉的反思，不断推动教育知识的前行。
（三）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是当前教育知识研究用力最多的论题，研究大致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何谓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指通过感性活动，将教育知识所包含的教育理想变为教育现实[10]10，其核心内容是将教育知识编译成“应该怎样做”的实际操作[11]53。为何要施行“实在化”？从教育知识自身发展看，人类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把实在的行动知识化”，教育知识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以理论为主体的阶段，理论的教育知识与教育实践的距离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把教育知识变为教育实在与求得教育的真知变得一样重要[11]59。从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实然关系看，人们常有感于这样的现象：尽管是“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践”、“教育研究人员要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号召之声不断，但教育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12]56。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既弱化了理论的解释力，又导致了实践的盲目性[13]。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便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教育知识如何才能实在化？教育知识要实现“实在化”，内容上必须客观真实，范围上要有时间跨度，表述上要清晰、严谨和明确，生产态度上要认真严肃[10]13。教育者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主体，其崇高的职业精神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内在动力；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条件[14]。在教育知识实在化过程中，教育者应具备“心”与“力”两方面素质。“心”的素质包括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信念和信心；“力”的素质包括学习能力、处理和转化教育知识的能力、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及一些特殊能力[15]。教育知识实在化需要环境方面的条件，包括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前者如国家教育政策、民族文化氛围、国际教育环境等；后者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间的关系、教师与学校领导的关系等[16]。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条件进行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17,18]。
教育知识实在化是怎样的过程？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实质是教育知识的一系列运动：“基本运动”，教育者把教育观念转化为教育行为；“类机械运动”，教育知识以传播或认识的方式被教育者理解、掌握；“心理运动”，教育知识在教育者的头脑中转化为观念[7]96。实在化所经阶段主要包括，生产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知识；理论的教育知识与实际体验者具有同构性；实际体验者反复应用理论的教育知识，并表现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10]。实在化过程中，一方面应从教育行政的角度鼓励并加强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应从学校内部管理的角度重视创建学习型学校[19]。因此，实在化要受到学校的资金、校长对知识管理的理念和做法、教育主管机构推行的教改做法等因素的共同影响[12]61。
（四）教育知识的生产性与管理。知识的生产是指一种知识产生另外一种知识的现象。教育知识的生产性相对孱弱，这是因为，教育知识是输入者而非输出者，其来源主要靠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供给；教育知识的精确性或确定性程度不仅不高，而且衡量标准必须依赖于其他知识；教育知识内含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其他知识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支配[8]36。教育知识管理是提高教育知识的共享性、互操作性、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的有效途径[20]。教育知识管理包括学科知识管理、教育知识管理和两类知识相互转化的管理[21]。实施教育知识管理，有助于将教师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从而实现教育知识的交流、共享和创新；教育知识管理应当强调社会、国家、学校领导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与参与，转变教师封闭、固化的心智模式，建立有利于教师使用的知识库[22]。
三、教育知识研究存在的问题
“教育知识”涵义歧乱。言之“歧乱”，既指研究者从不同方向理解“教育知识”，又指同一方向对“教育知识”内涵外延的理解和表述众说纷纭。已有研究大致从两个方向理解“教育知识”：一是教师授予学生的知识，近于“课程内容”。课程社会学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大多倾向此义，如艾普（apple,m.）、杨（Young,m.），国内如吴钢、洪成文等的研究都执此解。二是关于教育活动的知识，近于“教育理论”。教育学原理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多属此义，本研究即采用此解。取“第二义”的研究文献对“教育知识”的界定，根据外延由宽到窄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师获得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体验和行为能力[23]。论者将认识以外的“体验”和“能力”一齐划入“教育知识”范畴，是最宽泛的一种理解。第二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人们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研究活动中，运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获得的对教育事物性质及运动原理的认识”[24]。这种研究将教育知识与“认识活动”联系起来，缩小了“教育知识”的外延。第三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育学知识”，指“在陈述系统或‘理论’中被总结的或多或少得到确认的陈述”[25]，“系统性”与“体系性”是其重要特点，是外延最小的“教育知识”概念。
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和启发。理论研究要给人带来启发，至少应获如下条件之一：其一，理论陈述的对象是读者未曾意识到的现象域，这种研究让人豁然开朗；其二，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种研究让人领悟透彻；其三，理论研究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质言之，理论研究只有实现了真正的创新，才能给人带来启发。对照上述条件，教育知识研究从课题选择、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研究的主要课题（“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不过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翻版，而且不及后者的研究深入；“教育知识发展阶段”的研究也与以往“教育学发展阶段”理论相差无几。研究的具体题目，例如，“教育知识实在化对教育知识的要求”、“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机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环境”、“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条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一般过程”、“教育知识从研究者向实践者转化”等，都让人觉得新瓶老酒、似曾相识。其他诸如教育知识的“类型划分”、“教育知识管理”等课题，研究方式大都擅于从其他研究成果类推，理论陈述呈现出较深的仿照痕迹。
陷入“现实”取向的偏误。上述问题的形成与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密切相关。当前教育知识研究持何取向？我们知道，教育知识研究盛于沟通教育知识与实践的隔阂，打破教育知识无用的偏见。因此，教育知识的“实在化”、“转化”等注重现实运用的研究占很大比例，成为研究重点。重点课题的“现实”取向主导了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使学界多从教育实践、知识管理等现实角度分析教育知识，未能深入探讨教育知识的涵义、生产、性质等基础问题①，理解流于粗浅，难以实现理论创新。为纠正教育知识研究的“现实”取向，有论者提出“教育知识论”，并规定了其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即“教育知识指什么”、“教育知识从何来”、“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以及“教育知识的学科化形式——教育学是怎样的”[26]9。遗憾的是，实际研究仅触及“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两个现实问题，其余方面由于受“现实”取向的“屏蔽”而鲜少涉及。可见，研究取向使研究者形成了研究定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非简单的“研究设想”所能克服。
四、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
“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据上文分析，只有克服了“研究定势”才能成功设定适当的研究取向。研究定势的克服应使研究者抽离研究现状，回到“教育知识”兴起之初，感悟学界选择此术语时赋予它的学术使命，通过“学术使命”打破已形成的研究定势。根据“教育知识”兴起之初内涵与用法的规定，再据“兴起缘由”的初步探索可知，“教育知识”并非由“知识”演绎所得，而是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内在生发出来的理论术语。它涵括了教育学科的共有因素，是一个具有很强普遍性的抽象概念。教育知识研究便是为了探索教育学科中的“普遍性”。“普遍性”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性，由此可得出一个新的研究结论，即教育知识研究是教育学科发展至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的研究形式，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在于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我们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为何会错过这一重要结论？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忽略了对“教育知识”术语兴起的考察，片面地将哲学知识论作为兴起缘由，未能认识兴起的学科发展背景及其赋予的学术使命。这一疏忽使研究者认为，“教育知识论”是知识论的“实践”，其基本理论可从知识论类推，具体研究专注于“现实”问题即可[26]11。这种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是本文所不能认同的。它无视“教育知识”兴起的学科背景，直接将“教育知识”与哲学知识论关联，未能发现通过“教育知识”建构教育哲学的契机。本文认为，采取“现实”取向，“教育知识论”必然沦为哲学知识论的附庸，学界将错失以“教育知识”为研究对象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机遇；放弃教育知识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知识论”将寄生于其他理论成果之中，变得无足轻重，终将淡出理论研究领域。可见，从“现实”取向中解放出来，重设新的研究取向势在必行。
教育知识研究的未来取向。根据上述分析，教育知识研究宜采取新的研究取向，新的取向与“现实”相对，且称之为“基础”取向。“基础”取向，顾名思义，强调教育知识研究应当注重基础理论。注重“现实”将使教育知识研究出现概念混乱，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注重“基础”则有利于解除当前教育知识研究面临的问题，使研究者担负起构建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使命。“基础”取向要求将研究聚焦于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根据本文的理解，结合“教育知识论”对“基本任务”的界定，教育知识研究大致有两大基本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和“教育知识从何而来”。如果对基本问题没有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研究就只能建立在“想当然”的假设之中，“教育知识论”就将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陷入深重的理论危机。如此，教育知识研究将成为一种无关紧要，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人云亦云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带来启发。
“教育知识是什么”与“教育知识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从根本上讲，一切关于教育知识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程度上对这一问题的诠释和回答。研究此问题应借鉴其他学科对“知识”的研究成果，对教育知识进行多学科的“长程反思”（保罗·利科语）。以“知识”为核心的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例如，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哲学知识论等对“知识”的理论考察，对我们思考教育知识的基本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教育知识”的理解又绝不仅是其他学科研究结果的逻辑演绎，还必须结合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的反思才能得出合理的研究结论。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思考则主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就是“教育知识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并不宏大而异常深刻的教育哲学问题，它包含着对教育知识的如下基本提问：教育知识如何可能？当前教育知识研究只有从这一似乎众所明了的问题着手，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的生产机制和条件、文本形式与内容等基础问题，才有望建立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理论，为教育学科在新时期实现知识“革命”奠定基础。
注释：
①已有研究仅论及教育知识的“生产性”，而未及教育知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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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2
摘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关键词：实践理性教育学知识教育研究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3
[关键词]教育改革；集约型教育；势科学；工程教育；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19-03
在势科学与现代教育学理论研究之一到之七中，笔者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研究教育教学过程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揭示了教育理论逻辑缺失的误导和风险，给出了素质概念的科学定义，阐述了人才素质的形成机制、创新发生的逻辑过程以及如何按照普适性的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理论营造最大的教育教学信息量和信息势，推动人才的集约型跨越性成长。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理工类学科如何按照势科学理论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改革，从而实现集约型教育目标。
1 传统理工类教育模式面临的挑战
以往许多理工类学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课程设置的改革、课程内容的改革以及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教学)的改革之上，忽略了教学过程最重要的环节——课堂教学的改革，以致使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了“专家改，领导改，而教师不改”，有人甚至形象地叫做“教书的不改，不教书的改”。
现代工程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知识爆炸而学时有限”：一方面为了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不得不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创新要求不得不继续关注理论基础。目前解决这个矛盾的一般方法是删除基本方程或公式的微元建模及理论推导，用公式或方程及定理或定律的盘点式罗列和堆积编撰教材，使书本几乎变成了手册，而照本宣读的传统教学方式更加剧了学生理解的困难——为了搞清公式或方程的意义，书本内容不是越念越少，而是越念越多，由此使教与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解决这种教学困境的有效路径，就是要根据势科学理论，按照集约型教育原则，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寻求理工类知识的内在统一性，提炼出某些包含巨大信息量的统摄性概念，从而促进知识的集约型理解，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教学作为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不但应有传统教学的知识性和逻辑性，而且必须具有现代教育基于意义理解层次上的形象性、抽象性、统摄性、创新性和挑战性。传统的知识性、逻辑性教学适合以应用知识为主的传统工业社会，而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量的指数增长和产品寿命周期的加速缩短使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因而信息化时代的基本生产实践要求“不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中，而是要将知识应用于创新中”。也就是说，面临的工作不是以“应用知识”为主，而是以“应用知识的创新”为主。传统的知识性、专业性、逻辑性教学为传统工业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贤人志士，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生产实践是以操作性工作为主的，因而那样的教育教学也符合历史背景。在传统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尽管理工类学科门类众多、内容各异，但在以“应用知识”为主的操作性实践中，完全可以实现用什么、学什么——美其名曰“学以致用”。因而各专业及各课程各搭各的台子、各唱各的戏，使本来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工类知识被割裂的支离破碎，不能有效地营造教育信息势，因而失去了整体的创新活力。面对一个创新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教育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必须以势科学理论揭示的教育规律为基础，从单纯知识性、逻辑性的教育，转变为能营造教育信息强势的形象性、抽象性、统摄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教育。
2 揭示理工知识的内在统一，营造理工科教育的信息强势
按照在势科学基础上提出的集约型教育的基本理论，有效教育的根本路径就是生产最大的教育信息量、营造最大的教育信息势。也就是说，用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将差别巨大的理工类学科各种知识联系起来，是理工类学科教育的根本路径。幸运的是，理工类知识恰恰具有这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性从知识的逻辑寻源，就是“牛顿定律”(欧姆定律、欧拉方程以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等都是牛顿定律的不同形式，大工业就是建立在牛顿定律基础上的)；从方法的整体统摄，不外乎“线性、叠加、对称、变换及作用量原理”等。
综观高校理工科专业的众多门课程，其内容如此丰富，涉及面如此广泛，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相距如此遥远，隔行如隔山。然而，当仔细分析、比较时就会发现，“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以及“最小作用原理”等等是如此普遍地出现在各门课程中，它们几乎以一种“知识元素”的功能统领着各门课程。
实际上，学生和教师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难题会使人绞尽脑汁不得其解，但利用“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以及最小作用原理”等等往往使人茅塞顿开。例如，当面对的是一个“线性”系统，从而采取了“叠加”的方法；或者观察到了系统的某种“对称性”，就会使解题程序大大简化；或者可以用某种“变换”，进一步改变系统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或者利用“动静法”和“静动法”，还可以分别将运动系统变为静止的处理，以及将静止的系统置于运动中处理；或者从能量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以及利用“最小作用原理”，则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直截了当；而系统之间存在的类比性和相似性，往往是物质作用的“分形”机制产生的“标度对称”，所以比拟也可以有大大的帮助。“线性”、“叠加”、“对称”、“变换”及“最小作用原理”等概念的普适性，使它们能够将差别巨大的各学科内容统一起来，包含了极大的信息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既成为建构各门课程的“知识元素”，又成为统帅各门课程教学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教学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方法论原则，则可以将差别巨大的理工科众多知识统一起来，产生巨大的教育信息量，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如果把理工知识比作结构复杂的“桁架”的话，那么线性、叠加、对称、变换、最小作用原理及动静法、静动法等，就是构成这些桁架的诸“二力杆”，而数学则是组建这些桁架的“联接件”，它们的每一种不同的组合就构成一种具体的知识。虽然力学(科学)的发展会使旧的“结构”(旧的知识)淘汰，但这些“二力杆”(知识单元或方法)却照样在新的“桁架”(新的知识)之中具有生命力。科学的发展证明，愈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通用性的知识就愈具有生命力；愈具有生命力的知识就愈具有创造性，因为它们具有的信息量更大、信息势更强。摩擦取火的知识早就淘汰了，而起源于同一时期的整数四则运算却一直延用着。数学知识从发明以来就不曾淘汰过，而且在各种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潜在的创造性，就在于数学知识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和通用性以及数学知识的方法论功能使其具有最大的信息量和最大的信息势。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在这个知识迅速老化和淘汰的年代，抓住“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作用量原理”等这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和通用性的“知识单元”和“方法基因”，贯彻于理工科的教学中，既是一个简化教学过程、解决“知识爆炸和学时有限”矛盾的有效手段，又是一个既教给学生以知识，又教给学生以方法和创新的实际措施，而本质上就是一个有效地生产教育教学信息量，营造教育教学信息势的根本路径，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具体实践。
就讲课而言，按照势科学理论的集约型教育原理，应该尽可能避免重复书本上的逻辑。逻辑地推导结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无疑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结论的逻辑可靠性以及逻辑分析方法的掌握，应该让学生自己从读书中获得，而教师应该利用讲课的机会建立一套以形象思维和直觉性领悟、直觉性把握为基础的类似于科学发现和研究程序的直观性教学模式来生产更高层次上的信息量、营造更高层次上的信息势。这里的“直观”只有“形象思维”和“直觉”的意思，而没有“直接观察”的意思。形象思维是相对逻辑思维而言，而直觉则是指依靠已有知识经验的凝聚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敏锐洞察而得到直接理解的思维形式，直觉的特点在于非逻辑性、整体性、直接性和快速性。有效的整体性直觉，实际上是一种跳过逻辑的高度抽象，因而具有最大的信息量和最大的信息势。直觉可分为几何性直觉、物理性直觉和一般性直觉。代数学家经过冗长的计算所达到的一切，几何学家往往即刻可以了解；数学的模型往往十分复杂，而物理的直观意义却深刻而明确；有时对于难以理解的结论(如微分的，集合的等)可以通过某种高度直觉抽象的理想化，使学生能抓住它的本质所在而把握住它。这当然要求教师具有丰富而宽广的知识面，不但要有对本专业知识的深思熟虑，而且要有对各有关学科的总体认识，能综合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从某种战略意义上讲，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认知结构或储存不同层次的知识单元，像计算机模块、子程序一样随时可以调用。
基于势科学基本理论和集约型教育原则，笔者在讲解各门课程的有关内容时，多年来坚持不重复书本的逻辑过程，而采用具有丰富信息量，从而能够营造强大教育信息势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形象化思维的直觉性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搅拌与分离机械”课程中，讲解自由涡流和强制涡流运动的表面方程时，采用对于双曲面和抛物面的形象化几何直观写出其基本方程，再用具体条件决定有关常数，而不去重复书本的微元化微分法的逻辑过程，使学生更能从几何意义上将问题联系起来营造信息势，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方程；在讲解搅拌机的功率计算时，采用“功=强度因素×容积因素”这样最基本的“单元化”物理直观形式，将差别巨大的“搅拌器剪切量”与“排液量”在功概念的本质意义上联系起来，直接写出功与搅拌器剪切量及排液量的关系，从而得到功率的基本表达式，而不去重复书本复杂的因次分析过程，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使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公式的物理意义，同时也建立和巩固了相应的功能性知识单元，强化了认知结构；在讲解混合时间的表达式时，采用混合时间与混合液体积及其作用力的时间效应——动量及雷诺数的比例关系，直接写出混合时间方程式，既明了又直观；在讲解流体的连续性方程时，应用“无源系统”质量流率在各方向上的变化总和为零的基本数理知识单元，直接写出连续性方程在柱坐标系下的表达式，而避免了用微元法的复杂逻辑过程，使得概念之间的路径更短、联系更紧，营造的强大教育教学信息势使方程的意义更加明晰；在建立欧拉平衡方程时，应用“力在某方向上的变化率等于该方向上被作用对象的加速度和密度的乘积”，直接得到平衡方程，而不用书本中取微元的办法，在物理意义上将差别巨大的概念联系起来，营造了强大的教学信息势，避免复杂数学推导掩盖最终所得方程的可理解意义。
在“化机力学基础”课程中讲解回转薄壳无力矩理论的基本方程时，考虑径向力和周向力包括各自的曲率半径的影响在代数方程中出现时的对称性，利用“代数对称性”这种更高层次上的抽象知识单元，直接写出回转薄壳无力矩理论的基本方程，更高层次上营造的教学信息势使表达更直观，寓意更深刻。
在“压力容器设计”课程中推导外压圆环的挠度曲线微分方程时，利用与直梁的类比及圆环曲率与受弯矩时弯曲程度的基本直观以及借助某些量纲分析，直接写出圆环的挠度曲线微分方程，不但能得到与使用微元法完全一致的结果，而且显得非常简捷直观，其基本机制就是利用了“直”与“曲”内在具有的差别最大却联系最紧的本质特征，营造了强大的教育教学信息势，使微分方程所表示的意义一目了然：在“材料力学”课程中讲解卡氏定理时，不重复书上的证明过程，从“线性”与“叠加”的基本概念入手，利用系统的线性特征，通过几次叠加直接得到卡氏定理，营造的强大信息势既消除了应用卡氏定理时附加力带来的逻辑矛盾，又使学生对卡氏定理的理解更加透彻。
3 结束语
势科学理论在研究教育过程信息作用的内在机制基础上，填补了现有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缺失，为理工类学科的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可操作路径。基于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集约型课堂教学改革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理工类各学科借鉴。每一个教师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和再创造，而且，在明确统一的“生产更多的教育信息量、营造更大的教育信息势”的逻辑概念基础上，为有效地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法和路径，将调动每一个教师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势科学理论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爆炸而学时有限”的教育面临的时代困惑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教育改革只是专家改、领导改，而教师不改的扭曲局面。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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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4
关键词：体育理论教学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3.96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4.136
体育教学的目的是增进学生身体健康，通过学习获得体育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1-2]，体育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一直以来，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以指导学生身体锻炼为主，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的传授几乎为空白，教学执行者没有充分认识体育实践具有实效性、长期性的特点[1]，学生生理、心理状态的调整和发展需要相应体育科学理论知识的指导。只有掌握一定的体育理论基础知识，才能对体育运动本身、相关技术和技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运动技术，最终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让学生受益终身[3]。
1中学体育理论教学现状
中学体育以锻炼学生体魄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实践教学为主，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技能的锻炼中；理论教学为辅，当学生获取足够的体育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实践，促进技能的提高，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当前中学体育理论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1体育理论教学时数不足
大多数情况下，中学在安排体育教学的内容时，除了有少量的生理保健教学课外，其他课程内容基本为室外的实践教学，导致体育理论课时严重不足。这一教学安排使得学生无法在课堂内学到基本的体育理论知识，体育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理论教学质量低下。
1.2缺乏实用理论知识的教授
据调查发现，在中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急需掌握的理论知识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体育运动的基础理论和常用卫生保健知识。因为中学生年轻，体育运动过程中易冲动行事，导致一些伤害事故的发生。这就需要必要的知识指导其行为，降低事故发生率，以及知晓如何进行正确的事故处理、恢复。二是体育运动项目规则和基本生理知识的掌握。运动规则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可以有效指导学生体育运动，提高锻炼效果。基本生理知识的掌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身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觉和生理反应，并通过理论知识的指导，分析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而合理地安排锻炼形式和运动负荷[3]。但在现行体育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少、教师自身素质等种种原因，致使理论教学很难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2成因分析
2.1传统教学习惯忽视体育理论教学
由于中学面临升学考核压力，学校主要考核指标为升学率和升学质量，导致中学体育教学课时量被严重压缩。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能将实践课常态化、正规化已属不易，忽视理论课教学成为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新进教师接受老一辈的教学习惯，选择性忽略理论教学，使得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教学方式很难改变，体育教学模式得不到有效改进。
2.2考核评价体系的片面性
我国各级中学体育的竞赛基本是按照实践成绩进行评价，理论知识很少涉及，导致学校竞技体育的教学全部围绕实践教学展开。而常规体育教学评价基本也为实践考核，例如各级教育部门开展的中学教学活动中，体育课开展的都是实践课，对体育课的评价也基本从实践层面展开，而对于体育理论学基本未设定相关的活动，这些导向性的行为和活动必然会影响中学体育理论课的开展。
2.3教师个人因素
中学体育课理论教学的缺失，作为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体育老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4]，主观认为“体育课等同于体育实践课，体育课不是理论教学，而是实践教学”。此外，体育教师自身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授课过程中涉及理论知识时一带而过，这也是导致体育理论课程无法有效开展的原因之一。
3加强体育理论教学的措施
3.1合理安排体育教学内容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体育理论课的教学时数。特别是要合理利用雨雪天的体育教学时间，进行适度的理论教学，这些理论知识可以为学生日常体育锻炼提供必要的技术、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指导与帮助。
3.2课外举办体育理论知识讲座，并鼓励自学相关知识
适量举办体育理论知识讲座，鼓励有兴趣的同学参加，可以作为理论知识的补充，同时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学相关理论知识。当部分学生掌握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后，有利于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之间体育理论知识的互相传授，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是有效补充的方式。
3.3教育管理部门组织体育理论课教研活动
对于中学的各类体育教研、体育类的考核等相关活动，加入一定比例的理论课内容，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以外力促进体育理论课教学的展开。
3.4提高体育教师的理论素养
体育理论教学的展开，关键还是在于教师。只有中学体育课教师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教学知识，让教师的知识结构全面化，而不仅仅具有丰富的实践课教学经验和能力，才能让体育理论教学的有效开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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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著著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6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生活认识论；文本理解
近年来，人们对教学中的弊端纷纷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性的认识成果之一，是认识到了现实教学弊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教学认识论根源。科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或局限？当代教学认识论又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科学教学认识论的影响
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哲学沦为科学的附庸，哲学认识论只是围绕自然科学认识而展开。近代哲学认识论被自然科学化，成为科学认识论了。科学认识论的特点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把认识的目的当成是获取关于客观对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其次，它把认识当成成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再次，它不是把主客体关系视为生活关系，而是视为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外在认识关系。科学认识论是一个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1]。
在教学思想史上，开近现代科学认识论先河的是德国赫尔巴特的“四段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其后继者又把它发展成“五段论”，即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提示（提示新课题，讲解新教材）、联系（比较）、总结和应用。赫尔巴特派的这一理论将心理学运用于教学，是教学论科学化的肇始。不过，它同时也预示了科学主义教学观的到来。赫尔巴特从错综复杂的教学现象世界抽象出最简单、最原始的要素—“观念”（原子还原论），他认为，“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观念”从被统觉到应用，这是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守的铁定法则（机械决定论）。
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论”影响欧美各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四段论”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开始出现在我国，自清代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在社会政治与教育中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强化，科学教学认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等不同有关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凯洛夫教育学认为，“在教学中，讲授起主导作用”。凯洛夫教育学关于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三中心论”；教学过程由“准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家庭作业”组成的“五环节说”；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基本哲学立场以及教学中要贯彻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直观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性和连贯性、巩固性、可接受性等“六大原则”，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方法”等等，均在中国通过教师以“老”带“新”、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等方式得到了普及。叶澜教授对此曾有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影响概括为“几乎做到每个教师皆知”。凯洛夫教育学被认为是赫尔巴特理论的简单化和操作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和20世纪中叶苏联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充满了浓重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色彩[2]。凯洛夫教育模式曾长期主宰我国学校的教学并影响至今。虽然，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作教学的认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被科学化了，以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为例，该书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典范之作，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把教学过程作为“特殊认识”过程，即把教学过程作为“引起求知欲、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过程[3]。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
二、教学文本理解的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实际上把教学过程等同于文本的认知理解过程。这种文本理解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的价值追求
这是就文章理解的目的而言的。主客二分是近现代思维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知识是静止的客体，理解就是对知识的主体性占有。基础性一直是教学文本生产制作的根本旨趣。所谓基础性，原指的是文化传承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即所谓的“双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础”观有所拓展。掌握“双基”曾被认为是专业发展的基础，这种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牢记所谓“现成”的书本知识形成规定的技能。课程实施过程就是“千方百计地输送给每一个学生一定量的‘文化财产’，并在学习结束期间给每个学生发证明，证明他至少占有最低限度的知识”。“掌握学习”几乎是近代以来学习（教学）模式的通称，以至于“有没有知识与技能”，“有多少知识与技能”成为社会及教育对人才的评价标准[4]。这种“掌握”取向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意义的“复制”取向。
改革开放后，因为主体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教育思潮的相继冲击，人们对教学模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一直没有改变教学中的主客二分的教学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知识的价值追求。
2．授受形式的认同与文本意义的单向传输
这是就文本理解的形式而言的。授受模式是我国教学最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一形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在某大学，有人借鉴CharelesSilnerman在其《开放课堂教学》中对课堂教学模式依据师生对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的决定权，将课堂分为四种类型：放任自由型、开放型、照本宣科型、传统型四个象限。通过来自5个学院6个专业的学生课堂观察而得到的108个有效样本，应用统计工具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高频行为和低频行为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教师讲授的发生频率为72.2%～88.9%，而在对该校15位教师深度访谈当中，发现有12位教师明确回答，在课堂教学中他们以讲解（讲授）法为主[5]。实际上，对这种授受形式认同的教师在当今大学课堂教学中决不是少数。有人认为，传统教学认识论的逻辑支点是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赋予学校课程肯定性品质，认为人类文化与知识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基础。而这种共同的、普遍的本质被视为是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质主义赋予传统的课程普适的、统一性的、中心性的、霸权性的逻辑与品质，这样，“确定性”就成为近代以来的课程逻辑，“基础性”就成为课程的旨趣，“认同性”就成为课程模式[6]。
“认同性”课程模式就是一种接受式文本理解模式。这种文本理解过程的流向可直观地表现为(见下图)：
如图所示，这种文本理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灌输接受式的认同性理解。这是文本权威独白下的一种文本意义接受，其中，教师的作用类似传声筒，学生就是容器。它注重的是文本解读的单一向度。3．程序化的努力与人文性的抽空
这是就理解主体而言的。近代的教学认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模式。这种心理学模式将教学划分为几个机械的阶段，忽视了教育文本理解中的丰富的人文性，造成不良影响。在中小学，连语文这种人文性极强的学科也不例外。这可以在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前后三十年间各种主要版本的语文教学方法著作中得到证实。如江都、曹刍主编的包括语文教学法在内的《修辞教学法》将课堂教学结构分为四阶段，即思考过程，欣赏过程，练习过程，建造过程；蒋伯潜的《中国国文教学法》将课堂教学分为四个步骤：预备与检查，试讲，范讲，讨论；钟鲁斋的《中学各科教学法》将之分为五段式：预备、授课、比较、总结和应用；李锦熙的《国文教学法》将之分为“三段式”，即理解（预习与准备）、练习（比较与应用）、发展（创造与活用）。这种教学程序化或结构化的努力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例如尽管在苏联赞科夫的教育与发展学说、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学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智力发展学说、美国教育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瑞典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习心理学说等教育理论的影响下，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模式、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模式、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模式应运而生。但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教学模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认识模式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大学里，人文性极强的专业课教学的程序化、机械化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种程序化的努力，以客观的、公式化的、可以重复的步骤和方法获得外在于学习个体的基本的“专业知识”，它必然抽空了教育的人文性，使知识教学疏离了人的丰富性。教学通过牺牲自身的人文性，凸显外在的科学性，使教学愈来愈出现严重的知识化、模式化、机械化。其根源就是，长期以来大学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遵循的一直是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倾向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表现出如下系列特征或关键词(见表1)[7]：
从表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大学教学因受客观主义的机械性、公式化的知识教学观的影响，本应具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大学教学的人文性丧失殆尽。
三、教学文本理解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在教学文本理解实践中造成很深的负面影响，对此，有人曾总结出它的三大弊端：其一，把知识视为客观存在的真理，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准确传授系统的知识、发展认识能力，其它如情感、意志、创造性等成为附带的目标。其二，教学被当作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此，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成性便被遗忘了。其三，教学中人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掌握教材的知识，认识外部世界。教学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教材（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被看成活生生的生活关系，而仅仅被当作一种认识关系。其四，与此相应，教学呈现封闭化倾向，排斥教学中的“断裂”、“转变”、“分叉”和“理解”，没有对智慧的刺激，对道德审美的体验，对生活的感悟，课堂成为缺乏活力与意义呈现的“祛魅”的世界[8]。
表1客观主义教学哲学观的系列特点／关键词
知识观知识是可传递的、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的、稳定的、现成的和非情景化的(抽象存在)。课程观静态的、按学科等级次序设定的、预定的内容和结果。学习观知识传递、反映教师所知、良构的、抽象-符号化的、接受-保持-回忆的、重视结果的。教学观简化知识、抽象原则、重视基础、从上至下的、推演式的、重视符号表征系统(规则、原理)的应用、讲授的、监护的、教师支配／控制的、个别化的、竞争性的。动机观主要是外在激发、控制与维持的。评价观关注事实、概念和技能的认识，强调内容和结果的评价。学习经验以结果为中心：强调学业成绩测试。教师角色权威、知识源、讲坛上的圣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学生角色被动的接受者、等待被“灌装”的容器、坐中学(learningbyaitting)。师生关系主宰-顺从关系；缺乏平等、互动和对话交流。
如此，教学认识论的更新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那么，当代教学认识论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呢？综合目前学术界的看法，笔者认为，“生活化”是我国教学认识论的重要转向之一。
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科学认识论代表了近代认识论的形象的话，那么，生活认识论则是现、当代认识论的形象。科学认识论与生活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生活认识论对认识作了“生活”的理解。近代科学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为了”生活但却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工具；而现、当代哲学则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换言之，认识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9]。
实现教学认识论的“生活化”转向，对教育教学的其它变革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它必然促进相应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课程观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在教学文本理解观上，特别是随着本体论解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读者反应论的兴起，它摈弃了作者—文本的理解模式而转向文本—读者的理解模式，把读者的理解视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理解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这样，文本理解就不是单方面的对象性阐释，而是文本与读者的反应交流过程；文本理解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对文本的建构，使文本具有开放性，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文本理解通过读者的体验、理解，建构显现文本意义，在文本意义和情感的领悟中与世界融为一体，它既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也是理解主体存在的方式[10]。简单地说，生活教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文本理解比较重视理解主体的主观体验性、差异性、创造性、对话性和开放性。它关注教学中的人的完整性，关注教学主体的生命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充实。这样，教学中的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视域融合、意义生成的关系，也是一种交往与对话关系。
就大学而言，大学教学要想实现这种教学认识论的转向，笔者以为，重塑大学精神，充分发挥大学在培养完整的个体生命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旨趣，遵循对话逻辑以还原、丰富大学教学的生命特质是完全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8.
[2]叶澜.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J].教育研究，200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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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7.
[5]彭咏虹.关于大学教学模式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6，（4）：59.
[6]郝德永.课程认识论的冲突与澄清[J].教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5，（4）:106-108.
[7]钟志贤.教学设计视域：大学教学模式的局限与走向[J].开放教育研究，2007，（2）：34.
[8]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9.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7
论文摘要：专业教员是任职教育院校教员队伍结构中重要的组织部分，随着军队院校任职教育转型的不断发展，对教员的基本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军任职教育专业教员的基本素质，对于提高任职教育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专业教员是指在教育中教授某一具体军事专业学科的教员。教员的素质和水平，决定着教学质量。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员队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推进军队院校教育转型，首先应是促进专业教员素质的转型，而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专业教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又是转型的基础和前提。
一、教育观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教育观念是专业教员对某种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确认和坚信，它常作为一种无意或先验的假设，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专业教员的行为，对于专业教员提高施教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提高专业教员施教能力，必须先转变专业教员的教育观念。要使专业教员进一步从军队人才建设的全局上认清军队院校实施任职教育的背景、意义和要求，理解任职教育的内涵、本质和属性，更加充分地认识和把握任职教育专业口径相对较窄，课程内容相对集中，教育培训指向性、针对性和适应性相对较强，培训时间更短、起点更高、难度更大等特点，逐步形成贴近作战任务、贴近武器装备发展、贴近任职岗位、贴近培训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和指导，改革教学模式，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促进施教能力提高。因此，任职教育院校要求专业教员在坚持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开放教育等观念的同时，应确立适应任职教育需要的新观念：
(一)树立能力本位教育观
围绕提高打赢能力，既重视向学员传授新知识、新技术、新装备和新战法，又重视培养其实践能力和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重视培养其高科技素质、信息素质、创新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树立问题中心课程观
善于创造性地围绕军队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打破学科界限，重组内容体系，突出问题性、研究性、案例式课程教学，努力创新战法训法。
(三)树立启发引导教学观
以学员素质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学员的学历、经历、经验等教育资源优势，引导激发学员参与教学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坚持启发内容的结构性，启发主题的问题性，启发情境的互动性，启发形式的多样性，让学员理解学习过程，通过学会达到会学、会用、会创造。
(四)树立实战标准质量观
衡量任职教育质量的最终标准，不是结业考试成绩，而是能否经得起实战考验。因此，必须着眼实战需求，服务作战部队，贴近岗位实际，提高培训质量。
二、军事专业素质
军事专业素质是军队人员所应具备的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军队任职教育院校专业教员的军事专业素质应括本专业的文化知识和实践能为。主要体现在军事基础理论要扎实、军事专业理论要精通和军事实践能力要增强三个方面。
1、军事基础理论要扎实
能够对现实军事问题进行正确论证、说明和总结，对未来军事趋势进行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等。教员要了解军事历史知识，掌握通用战争理论；要通晓备军兵种作战理论，包括敌我双方备军兵种体制编制、作战运用原则、主要作战方法等方面的知识；要熟悉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指挥决策、协调控制的相关知识；要了解武器装备和指挥系统知识，包括敌我双方主战获器装备性能，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现状和发展趋势。
2、军事专业理论要精通
教员要精通自己所教专业的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对本专业的知识掌握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熟知本专业学科发展的历史演变、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以及本专业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把握本专业的发展趋势和学科前沿动态。
3、军事实践能力要增强
真知来自于实践，教员应把掌握的专业知识应用到战备、训练、管理和科研王作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充实、完善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将部队的作战、训练、管理贯穿于其中，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实战，更加贴近部队需要，这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三、知识结构具有极强的复合性
任职教育是建立在高等(中等)学历教育基础上的，学员具备了一定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专业教员要在任职教育中成功地开展教学，必须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专业教员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专业基础知识，还包括专业核心知识、专业相关知识以及专业前沿知识。任职教育不是“知识传授型”教育，而是“能力培养型”教育，教育的过程就是使各种基础的、专业的、技能的知识转化为学员个体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职业性，要求任职教育专业教员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上融合
高等学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从事高等学科、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为专业工作打基础，而任职教育是各级各类军官根据岗位任职需要，在高等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相应军事任职岗位上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其教育目的直指岗位。专业教员除了要有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知识，熟悉部队训练、作战等情况，以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融合。
(二)课程设置的综合性，要求专业教员在多学科与多专业知识上交汇
任职教育课程设置体现出高度综合性，打破学科壁垒，淡学科界限，使课程目标由知识本位向学员发展本位转变。以增强学员的任职能力为核心，以提高教育的综合水平为途径，实现军事教育的综合集成，进一步实现由单一专业型教育为主向指挥、管理型综合教育模式转变。同时，专业教员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具有单一学科，单一专业的教员已经不能满足任职教育的需要，教员不仅是某一学科的骨干，某一专业的尖子，而且更要通晓其它学科和专业，在学科和专业上形成知识交汇。
参考文献
【1】屠恒章．军事任职教育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8
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具有良好的素养。
[关键词]
语文知识普通文化教育学科
教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具有良好的素养。其中，具备专业知识素养是每一位语文教师所必须的。
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主要包括语文知识素养、普通文化知识素养和教育学科知识素养。
1.语文知识素养
教师的劳动是一个复杂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要成功的完成教学任务，首先要精通所教学科的知识，对自己所教学科的全部内容有深入的了解。“资之深，则左右逢源”。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从传统的知识观来说，有字、词、句、篇、语法、修辞、逻辑、文学常识等；从现代知识观来说，则包括言语知识和言语行为知识。统而言之，语文教师的语文知识素养主要体现在语言学、文字学、文章学、文艺学等方面。
（1）语言学
语言学概论，了解语言的本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了解语言与社会以及其它学科的关系，了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最新成果，了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学习现代汉语，掌握现代汉语的系统知识。懂得普通语音学，熟悉汉语的声、韵、调，掌握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语音系统；了解语义学和词汇学的基本原理，通悉语义和语境的关系，掌握词的构成和组合规则，明确词的基本意义与引申意义、比喻意义之间的关系，熟知辨析词义的方法，把握词语的感彩，熟悉词汇的发展变化。
学习古代汉语，具有较为系统的古汉语基础知识。掌握常用的文言实词和虚词，熟悉古今词义的变化了解古汉语的句型结构，熟悉古代重要辞书的查检方法。
（2）文字学
学习文字学，把握文字的性质和作用，熟知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了解一般文字的基本原理。尤其要学好汉字学。了解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掌握汉字的音、形、义的构成，熟悉汉字的笔画，笔顺与各种结构，掌握规范汉字，掌握查检汉字的各种方法，掌握识字法，正字法和写字法。另外，要明确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3）文章学
学习文章学，首先要了解文章学的基本理论，掌握文章本身的构成规律，熟悉文章的主旨、结构、表达方式等要素，了解它的内部联系。学习阅读学，研究文章的阅读、分析和鉴赏。掌握各种实用文章的阅读方法，熟悉各种阅读方式、明确各种阅读方式的目的要求，研究阅读的反应过程和训练方式，懂得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学习写作学，掌握写作的基本理论及常用文体知识，对内容与形式、素材与题材、思想与思路、语言与文风等有深刻的理解，能对中学生的写作起到切实而有效的指导。
（4）文艺学
学习文艺学，了解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掌握文学作品的结构规律，学习中外文学史，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基本内容，熟悉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家与作品，涉猎世界文学宝库，对驰名中外的作家作品特色有所了解，熟悉常见的作品。
学习美学，懂得一些美学知识，懂得结合语文教材的特点进行审美的教育。懂得一点文艺和文艺批评的的基本理论，提高对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分析与鉴赏能力。还应对电影、电视、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知识也有所涉猎。
2.普通文化知识素养
语文教师只有知识面宽，视野开阔，才能厚积而薄发，左右逢源。语文教师只有在“精”于文化科学知识的前提下，“博”于文化科学知识，以丰厚的文化知识为背景，才能在教学工作中游刃有余、使学生学有所得，受益终生。
（1）思维科学
首先，要通晓它的基础理论——思维学，其次，要懂得它的技术理论——科学方法论，再次要熟悉它的应用理论——思维培育学。思维培育学，包括抽象思维的培育、表象思维的培育、直观动作的培育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培育等等。
（2）社会科学
语文课程有着广泛的社会内容，语文教师要具有很强的理解语言的能力外，还必须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才能准确地把握思想内容。要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经济学、法学、文化学、学习民族习俗、风土人情；学习人际交往等。此外，还要关注哲学、伦理学、地理学、环境学、军事学等的发展。总之，要博览群书，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3）自然科学
语文教师虽不直接向学生教授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无论如何不能是“科盲”。小而言之，要教好语文教材中的有关介绍自然科学的说明文，就必须弄懂文中所介绍的有关科学知识，如宇宙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大而言之，我们要培养21世纪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建设者，使他们从小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意识。如果语文教师对课文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等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甚至一窍不通，就势必会在教学中出现科学性、常识性的错误。
3.教育学科知识素养
教学工作是一种培养人的专业工作，“仅通晓一门学科并非必然的使他成为该学科的好教师”，“学者未必是良师”。一个教师了要成功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所教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具有教育学科方面的知识，既知道教什么，又知道怎么教。教育学科知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教育学
语文教师首先应当学习教育的基本理论，比较系统的了解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方针、教育的目的、过程、内容和方式方法；学习比较教育学，了解中外名家教育思想，从中获得借鉴；学习课程与教学论，了解课程的基本理论；学习理论，开阔视野，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应关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2）心理学
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前提，语文教师要搞好语文教学就必须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了解学生心理品质的形成及发展的规律，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的途径，努力用心理科学的规律指导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优良的心理品质。
（3）学科教育学
学习语文教育学，懂得语文学科的性质，掌握语文教学的目的、要求、过程、原则、方法；熟悉语文教育的对象，研究他们的共性与个性，掌握在教学全过程中根据语文训练特点实施德育和美育的规律。学习语文教育史，了解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熟悉现代语文教育的演变与发展，把握语文教育论争的脉络与实质。
至于专业技能素养与专业情意素养，在此我就不再罗嗦了。但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教师个体的整体素质。
参考书目：
1.《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教版
2.《写作》陈家生高教版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9
关键词：士官教育；课程开发；问题及对策
当前，国内各士官教育院校正在深入推进士官教育改革，课程作为实现院校教育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统领着整个教育过程。对课程的改革能直接影响到具有实质意义的课堂教学过程，因此，各士官教育院校也通常把课程看作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抓手。在课程开发实践中，多数士官学校的课程采用“三段式”课程框架，即把士官教育课程划分为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和实践课，但这种课程框架指导下的课程开发仍未跳出学问化的藩篱。
－、士官教育课程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的关系研究停留于表象。自我国开始引入能力本位教育课程模式，士官院校在借鉴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成功经验基础上，相应地增加了实践课程的比例，实践不足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结果，在士官教育课程实践中，关于理论和实践哪个更重要的争论往往表现为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之争。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前士官学校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课时比例大多为3∶1或2∶1，实践课的课时明显偏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一些士官学校对理论课与实践课的课时比例做了调整，有的调整为2∶3，甚至是2∶1。从根本上讲，这些改革并没有挖掘出士官教育课程学问化的思想之源及形成机制。
2.知识的组织方式没有改变。当前的士官教育课程依然根据知识组织系统性的需要而不是工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课程知识，忽视了知识与具体工作任务的联系。部分研究者认为这种知识组织方式充分吸收了传统教育学科课程的长处，课程体系严密有序，便于教学，并为增强学生今后较广泛的适应性打下了基础。但事实上，该种方式要求知识的选取也必须根据知识本身的逻辑完整性，而不能根据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既然要按照知识本身的逻辑来组织课程知识，那就必然要按照知识本身逻辑完整性的需要来选择课程知识；既然是按照知识本身的逻辑完整性需要来选择课程知识，就必然会按照知识本身的逻辑来组织课程知识。如此必然使士官教育课程按照自己的标准运作，导致课程标准与职业能力标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丧失了课程知识作为学生与工作之间桥梁的基本功能。
二、对士官教育课程开发问题本质的剖析
1.课程体系结构的缺陷。“三段式”课程以理论课程为学习的起点，实践课程仅仅是理论课程的延伸和应用，是理论课程的附属品。学生学习这些课程遵循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实践课的顺序。每一门课程中内容的微观排序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这种课程模式的着眼点显然更多地是在理论知识，而不是在实践过程。学生头脑中所建构的课程知识实际上是以理论知识为核心而不是以实践需要为核心。在这种课程框架中，学生通过学习所建构的理论知识是完全脱离实践意义的。不论是对整个课程的结构而言，还是对某一具体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言，都是如此。
2.课程内容模式的不足。“三段式”课程主要以知识本身的逻辑为中心，而不是以实践任务为中心来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甚至许多专业课所采取的都是学科模式。“三段式”课程中存在大量的学科课程，这些课程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并按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起来。这种课程模式的支持者往往认为，这些知识虽然今天没有用，但以后总会有用的，从而过分地强调了知识的系统性。其结果是学校的课程内容与部队对士官素质的要求日益脱节。
3.课程实施方法的错误。“三段式”课程是以课堂学习为主要的学习形式，而实践过程作为一种学习形式，也仅仅用于验证理论，加深和巩固理论，是附属于并服务于理论知识的。这种方法剥离了学习的实践意义，因此，课堂学习必然成为“三段式”课程的主要学习形式。有的士官学校虽然安排学生在工间的课时比较多，但也只允许学生观察，而不让学生自己动手“做”，或者说“做”的时间比较少。实践是完成任务的过程，是“做事”的过程；在学习的意义上，观察并不是实践，它与实践有本质区别［1］。因而可以说，在这种课程中，实践事实上并没有得到重视。
三、问题的解决途径
1.突出实践知识的主体地位。在课程内容上，要强调应将多数学习时间放在实践知识的学习上，而不是理论知识的掌握上。因为学生将来的工作实践所需要的知识首先是实践知识，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来理解实践过程，但理论知识在这一模式中并不具有核心意义，并且理论知识对实践过程的作用必须通过实践知识这一中介。在这一模式中，理论知识是服务于、依附于实践过程的。理论知识要围绕实践过程的需要来选择、组织和学习，没有必要系统学习某门学科的理论知识。
2.确立行动导向的教学原则。把学员作为学习的行动（实践）主体，把教员当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人，在教学中学员要与教员互动，让学员通过“独立地获取信息、独立地制定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估计划”，在自己“动手”的实践中，习得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2］。可以说，行动导向，就是以实践为导向。在行动导向的教学中，学员才能实现动作行动与心智行动的有效整合，因为他们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不是教员灌输的，而是在自身个体内通过手脑的并用有机生成的，这样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才更加牢靠，同时，其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也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3.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要通过对典型工作任务的描述，分析工作对象、要求、内容、组织方法，明确每一个学习领域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考核与评价内容。按照工作过程来序化知识，即以工作过程为参照系，将陈述性知识与过程性知识整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整合，意味着适度、够用的陈述性知识的总量没有变化，而是这类知识在课程中的排序方式发生了变化。课程不再是静态的学科体系的显性理论知识的复制与再现，而是着眼于动态的行动体系的隐性知识的生成与构建［3］。
总之，探索士官教育自身的课程理论与实践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士官教育研究中非常迫切的任务。其实，士官教育课程的问题主要不是多学理论还是多学技能，而是如何以“实践”为逻辑线索来重构士官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因此，课程开发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实践性、职业性、过程性渗透到士官教育课程的各个环节中，彻底突破学问化士官教育课程的知识性、静态性和表面性。
参考文献：
［1］徐国庆.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技术学范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篇10
关键词：知识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信仰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6-0053-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原理”课在教学实践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究其根源，这不仅是多元文化给大学生信仰带来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教学囿于传统的知识教育模式。“原理”课原本是要对学生进行信仰教育，而仅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就背离了其课程性质，必然导致教学陷入困境。因而，要使“原理”课教学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信仰教育的作用，就必须使“原理”课的教学回归信仰教育。
一、知识教育的合法性及其问题
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1]信仰是教育的核心，它决定了教育的目的和形式。知识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它的信仰就是传授给人以知识，因而知识就成了教育的中心。既然如此，作为知识教育主要形式的课堂教学也就成了围绕知识而展开的活动。在课堂上，教师的职责是将课本知识准确无误地传授给学生，而学生的天职是在课堂的有限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考试是衡量和评定双方“教”与“学”效果的唯一尺度，所以知识教育的实质是应试教育。
当然，知识教育的存在是有其合法性的。作为人类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知识教育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整个人类教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拥有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不是先天拥有的，而是通过后天习得的。人类正是凭借这些知识和技能走出了动物界，启蒙思想家们就曾说过：人无知才会迷信和盲从，要想摆脱无知和盲从获得独立就要掌握知识，而教育则是帮助人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所以说，启蒙运动实际上已经赋予了现代知识教育存在的合法性。
近代社会，随着启蒙事业的推进，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教育也因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而逐步发达起来。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启蒙运动不仅使人们重视知识而且它还深深地影响和决定着近代知识观的形成，而正是近代知识观为现代知识教育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石。由于知识是知识教育的中心，因而对于“知识”的不同理解即不同的知识观就决定了教育的不同形式。
知识是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理解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观。在古代，人们将知识与道德、人生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德性，它引导人们过一种正当的生活。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是一种蕴含了真的信念。在中国古代，知识与伦理、人生也是相关的。儒家虽然“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余英时语），但儒家所重视的知识也是与德性不分的，孔子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但孔子心中的知识分子参政却不是无原则地去作官食禄。他的出处标准是能否行‘道’”[2]。这也就是说，能从政的知识分子必须拥有道德知识。可见，古代的知识是关乎人生的，人们掌握知识是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人生境界的提升，因此，知识观与价值观是相连的。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进，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越发提升，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业革命使人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和它的巨大威力。然而，现代知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而被狭隘化为科学，而“新科学的一个革命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3]。正是知识被狭隘化为科学以及科学的实用性特征，导致现代功利主义知识观的产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功利主义知识观的代表。功利主义知识观一方面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在培根看来，知识是人们深入到自然界里面，在事物本身上来研究事物的性质而获得的东西，[4]并且只有那部分取得对客观存在正确认识的才算得上是知识，而人们获取这种知识的目的则在于利用它，“正如亚・沃尔夫所指出的，培根珍视科学知识并不是为了它本身，而因为它是利用可能从它产生的发明来为人类谋利的强有力的工具”[5]。培根的知识观决定和影响了现代人对知识的理解，像现代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就深受其影响。正如默顿所言：“那种功利主义的乐观主义，在两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信念中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实证主义信念就是几乎对每一件事物都可以作科学研究，因此知识和征服自然必须无限止地继续下去。”[6]在功利主义知识观看来，知识为何有用就在于它是真理，是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是人们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所以说，功利主义知识观又是工具主义知识观。工具主义知识观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关于知识的主导性阐释而且直接决定了现代教育观，成为现代知识教育的理论根据。
前文已经指出，知识教育的核心是知识，而现代知识教育又是奠基于功利主义知识观。由于功利主义知识观只重视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实用性和工具性，这样就忽视了古代知识中的道德和价值意蕴，因而知识教育又成了一种工具性教育。这种工具性教育由于以“知识”为核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它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知识与价值、信仰的分离，导致“人”自身演化为工具。功利主义知识观将知识狭隘化为科学，视知识为纯粹客观的真理，这必然会舍弃知识中所蕴含的价值和信仰等内容。而知识与价值、信仰一旦分离，知识本身也就演变成了一种与人无关的工具。当用工具性知识对人进行教育的时候，人也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从而成为知识教育中的工具。其二，教学变成机械活动，导致教书与育人、读书与做人的分离。既然知识被等同于真理，那么在课堂教学中，课本知识就不容置疑，老师只是知识的传授工具而学生是知识的接收器，二者都是起着工具的作用，教学完全成了一种机械的知识输出与输入的过程。这种工具性的教育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从老师的角度看是教书与育人的分离，而从学生的角度看则是读书与做人的分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人，而当教育演变成机械活动时，那也就意味着教育已背离了自己的本性。令人担忧的是：在当前的教育中，知识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模式，大中小学的各门课程也基本上是统摄在知识教育模式之下。
二、知识教育：“原理”课教学的困境
“原理”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门信仰教育课程，然而目前的教育基本上是将“原理”课视为一门知识教育课程，按照知识教育模式进行教学。问题的关键是：“原理”课是如何由信仰教育蜕变成知识教育的？而这种知识教育又使“原理”课教学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走出教学困境。
高校“原理”课的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是进行知识教育，它与其他专业课程一样，被安排在课堂教学的课表中。老师在实际教学中，也是对学生进行基本原理和知识点的教学和传授，考试则是考查学生对基本原理和知识点的记忆程度，至于理解不理解则是次要的。这种知识传授的方式不仅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也完全背离“原理”课的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给“原理”课的教学带来很大危害。探究“原理”课被演变成知识教育的根源，主要有二：其一，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在很多老师看来，“原理”课是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入学的必考课程，为了能使学生将来顺利升学，就必须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传授和灌输，因而知识教育是主要目的。其二，对“原理”课的课程性质认识不够。高校“原理”课是一门思想政治课，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大的特点是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而不是一般地局限于或者主要是知识的传授”[7]，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育人”，即教育和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传授给学生一些知识。然而，由于许多高校长期以来对“原理”课课程性质认识不够，从而导致在实际的教学中依然采用知识教育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
当然，在“原理”课的教学中，知识教育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首先让大学生懂得、理解并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使他们从心理上接受，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说，知识教育是信仰教育的前提，如果没有对于理论的理解而去信仰那也只能是一种盲从。因此，在“原理”课的教学中，对原理知识的讲授是必要的，而且准确地讲解则是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然而问题是：我们的“原理”课却由知识教育演变成纯粹的应试教育，而不是由知识教育升华为信仰教育。
正是这种知识教育最终狭隘化为应试教育，即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考试这根指挥棒，从而导致“原理”课教学陷入困境之中。从目前高校“原理”课教学来看，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有：其一，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学生的信仰。信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应该是一个精神过程，“作为精神过程总是对一定对象的信仰，不存在没有信仰内容的信仰”[8]。信仰总是对一定对象的信仰，一个人之所以会信仰某物，其关键是相信某物肯定为真，而知识往往被人们视为是真的，代表的是真理，正因为如此，信仰与知识又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使很多老师在实际教学中用知识教育来代替信仰教育，认为只要将理论灌输给学生就自然能够转化为学生的内在信仰，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学生对“原理”产生的不是信仰而是反感。所以说，“原理”课教育一直存在着原理知识掌握与信仰之间的脱节现象，从而使教学很难取得实效。其二，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没有关切到学生的思想实际。由于“原理”课的教学变成了纯粹的知识教育，而知识教育中的知识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知识。所以，很多老师在“原理”课的实际教学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同于客观科学知识，这样就难免造成课堂教学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其实信仰绝不等同于知识，因为信仰是个精神过程，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人们之所以会信仰某物，很关键的一点是自己内心的接受，“相信某物肯定为真，不过，其依据即使在客观上不够充分，但在主观上被认为是充分的。这种主观上的充分依据是对一个人的主张的可信度的信任”[9]。因而，在信仰中会包含很多信仰者个人的主观情感、意愿、理想和信念。一个事物即使再真，如果得不到主体内心的接受，也是无法使其信服的。由于“原理”课教学长期脱离学生的思想实际，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难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其三，难以使马克思主义化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原理”课的教育目标和方向是育人，它决定了教学内容和任务是“帮助大学生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10]。让学生能够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将其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即“化理论为德行”。在“原理”课的学习中，如何能够“化理论为德行”的关键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信”，因为理论只有成为内心的一种“信仰”和“信念”，人们在行动时才会自觉地运用它。然而，从目前的“原理”课教学来看，学生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知”甚至还“不甚知之”的层次上，没有完全转化为内心的一种信念，因而行动中也没有能够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这是目前“原理”课教学中遇到的一大困境。
综上所述，在知识教育背景下开展的“原理”课教学不可避免地会滑入知识教育模式的圈套之中，从而导致“原理”课的教学面临诸多“困境”。因而，要想使“原理”课教学真正摆脱困境，在实际教学中取得实效，必须走出知识教育回归信仰教育。
三、信仰教育：“原理”课教学的出路
既然在课程性质上，“原理”课是一门信仰教育课，那么就必须要遵循信仰教育的规律。尽管“在个体知、情、意、行构成的道德中，知识的获得是其他要素发展的基础”[11]。但知识教育绝不能取代信仰教育，因为人们有了“知”还不等同于“信”，而要由“知”转为“信”，需要正确的引导，引导学生对于理论的信仰是信仰教育的任务和职责。高校“原理”课的教育目标是要帮助大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而知识教育只能帮助大学生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却不能等同于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说，要想大学生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要进行正确的信仰引导，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就应该让“原理”课教学真正回归到信仰教育。
何谓信仰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有关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应有目标和内容”[12]。既然信仰教育关注到的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又都属于“成人”的内容，因而信仰教育的关注点就不再是知识的传授和获得，而是“育人”。因为是“育人”，信仰教育拥有自身的特征：其一，教育内容不再局限于客观知识，而是融进了教育者的价值观。因而信仰教育中的知识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哲理和价值取向。其二，教师不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传授者，而是点燃学生信仰的火炬手，其职责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其三，受教育者的学生不仅要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且要从老师的身上获得做人的道理。因而，信仰教育不仅要学生努力掌握知识，还要将知识内化为一种实际的行动。
遵循信仰教育的规律，目前“原理”课的教学必须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其一，教师自身的转变。首先，教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信仰的“引导者”。强硬灌输的知识无法内化为学生的一种信仰，就如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真”、“善”、“美”是什么，而是因为内心对于“真”、“善”、“美”的信仰，有了信仰才会去追求。因而，在“原理”课的教学中，教师的任务是要在告诉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引导大学生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教师要身体力行，做一名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理论宣传者的教师，如果自身都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那就无法使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所以，作为“原理”课教学的教师不仅要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再次，教师还必须要在“原理”课教学中遵循信仰教育的规律。信仰是一种情感，要想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就必须要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因而在教学中，教育者要“通过自身的积极情感在具体教育环境中的情绪表现来感染学生”[13]，使“原理”课的教学做到声情并茂，也使大学生在原理的学习中对其产生浓厚的感情，从而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亲”、“可信”。其二，受教育者的转变。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自身也要有几个方面的转变。首先，大学生要改变传统关于“原理”课的错误认识，不能将“原理”课视为一门完成学业的必修课程，而要认识到它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意义。其次，大学生要将自己由知识的容器转变为知识的主人。在知识教育模式中，由于学生的被动地位以及客观知识的不容置疑性，从而使得学生完全变成了机器，而在信仰教育中，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工具和奴隶，而是知识的主人。因而，在“原理”课的教学中，学生应以知识主体的身份来占有、领会和内化知识。再次，大学生已经具备了各种行为能力，在思想上也逐步独立，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就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层面，还要在行动中自觉运用它，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感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三，教育形式的转变。任何教育形式都是服务于特定的教育内容和目的，信仰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信仰教育的形式。信仰教育要培养的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而人是社会的人，因而信仰教育就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要走向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也要走向社会，在社会大课堂中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此外，信仰教育的关键是要让学生能够对理论产生情感，而在情感教育中身教是胜于言教的，所以具体鲜活的事例更能够打动学生，因而在具体的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观照现实，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由对马克思主义的“知道”升华为“体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本着信仰教育的目标才能使“原理”课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性质，从而真正走出因知识教育所导致的教学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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