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1
会议采取征文与特别邀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特邀专家将在会上做主旨报告。征文面向全国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包括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会议筹备组将遴选符合本会主题、具有前沿性的论文选题，邀请作者撰文与会。会后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特别优秀论文经作者同意后，将被推荐给《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或《古代文明》发表。
会议筹备组在会议基本主题范围内，提出若干方向性选题建议，供考虑与会学者参考。
一、晚近中国古代史资料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二、电子文献、资讯扩展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
三、域外文献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意义；
四、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新认识；
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诸视野的评价（如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史观、区域性研究、中国中心史观）；
六、对域外中国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评价；
七、对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各种模式性论说的评价；
八、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影响的分析；
九、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启示及相关评价；
十、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对研究者素质的新要求。
拟参会论文者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会务组提交参会回执，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与职称、联系方式、论文题目及提要。会议组委会将在2016年12月31日前发出正式邀请函。正式受邀与会者请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会务组提交论文全文。论文需用mS-word打字，页下注，1.5倍行距。
会议为期2天、与会者旅行费用自理、会议期间食宿费用由会议承办方承担。
会议筹备组联系人：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2
关键词：科技考古；计量分析；发展趋势
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类文化遗存以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存，获得更多的古代人类活动信息，从而尽可能地构建古代人类社会的面貌。
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进入20世纪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快速发展，并在国外考古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逐渐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已有较大进步和喜人成绩。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国内已有学者专文介绍过，它包括年代学研究、环境、植物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物质结构及化学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术、计算机技术考古及文物保护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发表于《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江汉考古》八种考古类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刊物，代表了中国文物考古的学术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学者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对九种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种考古类核心期刊，一种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现《中国历史文物》）、《江汉考古》、《核技术》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论文的统计中发现：我国科技考古论文统计曲线呈现三个平台，它印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倡导期（1950-1977），初步发展期（1978-1989），快速发展期（1990-2002）。这种采用科技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载的科技考古论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很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我们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国科技考古文献，不仅看文献的数量，也分析文献的质量和内容。综合上面各种因素，本文选择了考古学界认可度较高、影响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了解和总结近年来我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情况，进而提出对我国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一些拙见。
考古三大刊十年来（2005-2014）来共发表科技考古论文150篇（见表1）。每年大约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数量变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总数的58%，《文物》的数量也不少，约占33.3%，《考古学报》数量最少。
按大分类统计（见表2），年代学研究19篇，环境考古学（含动植物考古）研究32篇，体质人类学研究7篇，物理化学分析技术70篇，田野考古新技术16篇，计算机考古3篇，文物保护研究8篇。数量统计表明：高新技术在考古中应用的次数频率在增多，其中应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学方法（含核技术），特别是金属分析占据重要位置，环境考古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传统的碳十四测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考古新技术的应用无法从这三大期刊中反应出来，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应的是这些技术对考古研究的促进作用，许多领域还没有广泛的推广开来，受众的群体还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发展，首先就要突破传统考古，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适当的降低门槛。
十年来我国科技考古事业的确有较快发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1）《文物》、《考古》杂志开辟的“科技考古”专栏，几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杂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学史研究杂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献发表。（4）近年来发表的考古报告和出版的考古报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5）有数量可观的“科技考古”论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论文集中发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论文。（7）近年来举办了数届“科技考古学术研讨会”。（8）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科技考古系，培养科技考古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单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种中外联合考古队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进行不同规模的科技考古调查和发掘。（11）中外学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通过分析近年来科技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1、科技考古基础理论的建设很薄弱；2、科技考古学的多学科协作研究还不够深入；3、我国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国际合作还不够活跃。
总起来看，随着考古学对生态环境、文化整体面貌以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综合研究的不断加强，近年来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产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单个遗址、单一材料或某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那么现在的研究更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研究方法的关联性，具体说来，如下3个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古代遗物和遗迹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层面上，而是要继续探究“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嬗变的动力问题。科技考古与考古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因为两者的目标其实并无二致。科技考古越来越多地强调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遗物和遗迹所蕴含的信息，并从各个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释读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及其演变的规律。
二是更加重视不同区域技术与文化发展所显示出的独特性，冶金考古对云南、新疆和陕西汉中等地区金属技术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证，玉器考古对各地玉料矿物学特征的揭示亦复如是。注意技术与文化演进中的区域性特征，不仅有助于认识地理及环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探讨不同区域或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从多种角度揭示文化演进背后的动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遗存，而且体现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鉴、互为补充，从而使得相关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断进步，研究者能够获得的信息也更加丰富，因而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分析或阐释这些信息，并有条件展开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样，许多都能很好的促进科技考古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学科，其他国家，其它领域学习，拓宽视野，利用更好的科学技术来协助考古研究。
参考文献
[1]梅建军：《近两年我国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2010年第1期。
[2]钱俊龙等：《从九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第7期。
[3]向安强：《从考古三大刊文献计量分析看中国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古希腊；研究进展；新视野
对于光辉的古代希腊文明，虽然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但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才又开始了对古代希腊文明的新认识与研究，延续到今天。在此期间，自然名家辈出，相关著述与争论也是层出不穷。
下面重点整理介绍最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大致情况、成果和趋势。但挂一漏万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见谅并批评指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经过诸多前辈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中古希腊史的进步尤其明显，这表现在：（1）古希腊史的史料建设在整个国内的世界史领域处于前列。（2）专门研究古希腊史的老中青人员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相对而言是最多的，因此取得以论文和论著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学科内也是最多的。（3）研究人员选题的范围广泛，涉及古希腊史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同时能参与前沿性课题的讨论，在宏观与微观研究方面均已做出了某些不亚于国外学者的成果，积累了一个分支学科所必需的基本读物储备。
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批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拉丁古典丛书系列，如哈佛大学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Loeb）、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oxonii）、巴黎经典文库出版协会的“布代丛书”（Budé）、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的“陶伯讷文库”（teubner）。英国的古希腊研究促进会出版物《希腊研究杂志》最为我国古希腊研究者所推重，成为少数有条件订购外文期刊的高校和研究所图书馆首选的古希腊专业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该学术领域发展情况的最重要的信息平台。
当前我国研究者一方面仍需要在考释文献史料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填补在希腊-拉丁铭文学、希腊-罗马钱币学、以及古典考古学等方面的内容。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铭文学和钱币学的重要性。我国的古希腊史正在迅速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广大学人正克服研究经费拮据，学科资料与图书积累不足，社会关注度低等重重困难，潜心钻研，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把研究推向前进。
关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有多项成果问世。黄洋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一文指出，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前西欧知识界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显示出，理想化的希腊是欧洲现代性自我形塑和自我表述的方式，而以现代性为归宿的希腊想象对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Hellenism成为欧洲在希腊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式，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也由此渗透进了我们对古希腊历史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徐松岩的《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指出，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于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王大庆在《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兼评》一文中，以布克哈特在希腊研究上的代表作《希腊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选译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为主要的参照，对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的思想来源、贡献及特色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总结和评析。王志超评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的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学术特点。
在宏观研究的同时，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者还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腊远古及荷马时代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历来研究比较薄弱，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克服困难，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王敦书著“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一文（1985年），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提到的这一术语出发，结合古代史料、考古发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英雄时代”不同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是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属于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荷马时代则属于迈锡尼文明覆亡后的公元前11―9世纪。在《荷马史诗与特洛伊战争》一文中，他介绍了国外学术界特洛伊考古的情况和争论，认为荷马史诗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真实，但以迈锡尼为首的联军曾与特洛伊作战这一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靠的。
希腊城邦问题依然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共乐对古代希腊城邦特征进行了探析。李慎令、贾文言则指出，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张康之、张乾友在《变形的镜像：学术界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误读》一文中驳斥了学术界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理想形态的惯常看法，指出将城邦生活视作现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确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态。张强对十篇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进行了译注，这些铭文集中反映出作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及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盟邦的肆意践踏，是解读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希腊化研究一直是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把目光集中到这一重大时段上。陈恒在《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分析了人们忽视希腊化时代的原因，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目前研究的相关问题，总结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巨平论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特点、联盟中的民主制残余、希腊化文化的多元统一性，颜海英论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社会地位，裔昭印论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参考文献
[1]廖学盛，刘家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商务印书馆，1990.
[3]威廉・格兰.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m].三联书店，1981.
[4]王敦书，刘家和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古代文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王晓恒（1975-），女，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吉林长春13003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长春师范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生创新课程教育研究”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5-0152-01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又称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的重要课程之一。作为一门文学理论课程，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学科的课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由课程的自身性质决定的。
在高校研究生课程中，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是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生的基础课程。从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学习看，在教学中传授给学生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是教学要达到的重要目标。要繁荣新文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需要总结和继承古文论遗产，因此探索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创新能力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二、现有教学模式分析
从我国高校现有的研究生教学来看，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文论史为讲述重点，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即按照历史发展线索介绍古代文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论思想和代表性文论家及文论作品。基本以教师讲授为主。二是以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篇章分析为主，从篇章分析带出文论发展历史。基本以学生阅读为主，教师辅助分析。
以上两种教学模式都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种教学模式虽然能比较全面地向学生介绍文论的发展历史，使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但对研究生教学来说不太适合。大部分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已经学习过这门课程，对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培养科研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模式达不到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目的与要求。第二种教学模式侧重作品研究，虽然从形式上与本科生的教学有了区别，但从内容上来看还是以文论作品的阅读介绍文论思想，对学生来说是机械学习，不利于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三、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探索
对于在本科阶段已经掌握中国古代文论基础知识的研究生来说，在教学中逐步培养创新思维和理论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学的重要目标。研究生教育要求学生对研究的领域有自己的观点，能够发现并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研究空间，为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因此，研究生教学不能只注重基础知识的灌输，还要注重从多方面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
1.区分教学对象，明确培养目标。对于研究生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授课教师大多数是多年来从事本科课程教学的教师，基础理论知识十分扎实，但也会出现一个误区，即习惯性地把本科课程教学模式运用到研究生教学中来，没有明确区分教学对象，无法正确地贯彻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不能很好地达到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强调的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要求。从上述分析的两种教学模式来看，第一种明显是本科教学模式的延续，第二种虽有所改变，但也侧重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更像是中国古代文论作品选课程的演变。两者都是由于没有认真研究授课主体、区分教学对象造成的。在教学中要首先明确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知识的传授，更是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锻炼理论思维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应该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探索和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在课程的教学中使学生的能力切实得到提高。
2.转变教学观念，完善培养目标。素质教育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对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更新教学理念，准确地理解研究生教育的内涵。
首先，要明确传统的以授受为主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合研究生教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从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观念转变。要意识到传统教育中形成的“教师中心”的教学机制在研究生教学中应该向“学生中心”转化，以发展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为主。过去的“灌输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现代研究生教育培养，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无法使学生参与到问题的研讨和拓展研究中来。在研究生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建构起“以学带教”的新教学模式。例如，针对古代文论文学化的课程特点，把古代文论的重点篇章布置给学生，先做文学层面上的阅读，在课堂授课时让学生结合具体的作品来理解并讲解文论思想，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其次，从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目的来看，要明确“发展创新能力”的教学目的观，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针对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性质和特点，进一步完善培养目的。根据中国古代文论课的理论课的性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对研究生来说，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时时处处要以理论支撑观点，对中文专业的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来说，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思想，很难深入透彻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文艺学方向的研究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重要的方面。因此，在授课的过程中，要把具体理论的分析讲解与普遍规律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在培养学生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运用具体理论分析文本的能力。
3.创新教学方法，拓展研究空间。教学方法在教学模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用何种教学方法直接决定了教学效果。在研究生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中，应该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研究空间的拓展。
首先，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进行研究型教学。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不但掌握知识，更能学会掌握知识的方法，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能力。例如，在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授课中，可以采取以问题带动研讨、以研讨带动科研的方法，边学习边研究，巧妙地把学习与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科学研究的能力。再如，可以在授课前进行重点内容提要讲解，设定一些问题，组织大家讨论，也可以把问题先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查阅资料，并以报告或小论文的方式在课堂上进行论述。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可以让学生在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对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其次，运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针对一些比较难理解的问题，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例如，在古代文论中，关于“灵感”问题的论述，在陆机的《文赋》中首先以“应感之会”进行了形容，可以联系西方文论史中柏拉图对于“灵感”的论述引导学生分析，从中西的比较中，深入理解文论问题。还可以从古今文论的论述上来理解古代文论思想，例如，关于文学的本体论，当今的文学概论教材的论述已经十分详尽，有“劳动说”“游戏说”“巫术说”等说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这一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学“源于道”。可以把古代文论家的论述和当今的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进行对比学习。通过中西、古今文论的多方面的对比学习，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拓展学生的学术研究空间，培养学生多层次的创新研究思维的展开，增强学生在科研领域的创新研究能力。
总之，在研究生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教学中，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模式的更新，多方面、多角度地调动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教学实践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型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5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7
在20世纪的短短百年中，中国学界两次响起了“国学”的呼声：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世纪末的“国学热潮”。同样是这短短百年，中国社会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与传统的转化绝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着由物质而制度而文化的层层转变，是整个社会系统全面深层的演进。20世纪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桥梁，但桥尾的“国学热”却非桥头“国粹”的简单回声，同样的西方压力，同样的回应冲击，同样的精英介入，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关注传统，今天的我们甚至又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呼喊，从某种程度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学热”是百年前“保存国粹”声音的回响。“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
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似的“国学”呼声自然有了质的不同：百年前的“国粹运动”是危机意识下的学存天下，百年后的国学热潮则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探索。近代学者疾呼“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②；当代学者则认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他们自己”③。“保存国粹”是亡国危机下的救亡呐喊，近代学者的眼光是内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华的学术和传统；国学热潮则是转型之后的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装待发，当代学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与近代学者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少了些许忧患意识，增添了几分自信情怀。但是，无论是在百年前的忧患下，还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终与国家、民族绑缚在一起的“国学”，其身上所凝聚的“国”的色彩常常掩盖了其“学”的特征。冷“学”与热“国”间的矛盾虽多被民族激情所掩盖，但仍有一些学者敏锐而深刻的将之揭示：钱穆先生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④柳诒徵亦言：“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⑤钟少华先生更在其《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中对近代研究“国学”的40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⑥。中肯切要的批评自然与以国学为复古的偏激批判不同，批评中所体现的明确的学科意识使今日的我们无法再用当年的民族激情来搪塞，我们必须正视批评，反思“国学”。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趋独立，“国学”的“学”之本色亦渐渐恢复，何谓“国学”?国学是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能否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现代学科建设的必然追问将当年民族热情掩盖下的矛盾重新揭示，而当初在救亡危机下的仓促解释实在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初的“国学”因西学而立，自诞生之日起，即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染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在救亡心态下的“国学”人士论事多趋于极端，更有当时“致用”思潮的推动，实难对之有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尽管章太炎、刘师培等有“求是”、“致用”的思考，但“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六经皆先王之旧典，不读经则无以知古代之典章制度风俗学术，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学，姑治国学莫先于经”⑦，终究是当时的最强音。在如此背景下的“国学”显然是一种救亡意识下的致用之学，概念模糊，分类混乱，研究方法杂糅，自然不是一门能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时隔百年后依然不能回避现代学科建设的追问，新背景下的新国学是否具备了成为现代学科的独立品性?能否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世纪末的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百年前的国学分类因缺乏统一标准而颇显混乱，但当年在尝试中所产生的子类学科多已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在探索中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然而，新国学依然没有被纳入一般的学术规范，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国学概念与国学分类的再次尝试，当代学者没有刻意去用现代学科的规范去塑造新国学，这并不是遗忘，而是一种重新思考后的成熟体现，有意避开了现代学科规范的追问的当代学者实际上已然承认，国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国学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这一转型的见证和纽带，产生于20世纪的国学同样在传统与现代间承担了桥梁的作用。面向现代，立足传统的国学必然要以现代学科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学术，其结果自然是概念的模糊与分类的混乱，但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尝试的作用，正是这算不得成功的尝试，开启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已经完成了其作为纽带的角色功能，在现代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的世纪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的国学再次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即是这一角色功能的延伸，这是传统学术向现代的必然延伸。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课题和历史使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义或者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学，是以继承传统为主的学习过程；思，是以开创新知为主的思维活动，学、思结合的治学思路在融汇旧学、新知的学术研究中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割裂传统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学术意义的茫然困惑，而拒绝现代的固守传统必然将旧学引入陈腐僵化的学术绝境。作为纽带的“国学”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20世纪的学者们也一直为之努力着，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虽以国粹相标榜，但仍有“国粹不阻欧化”的呼声，“五四”推翻旧学的背后依旧有“整理国故”的声音，在世纪末所兴起的“国学研究”所延续的依然是这一治学思路。国学与生俱来的传统特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在这个开放的动态体系中，自然也无法整理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规范来，但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学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精神，完全能够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中学术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⑧，“人才者，治功之本。学术者，人才之本”⑨，“学术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风俗之本也”。⑩显然，在人治思想下，传统学术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认可。学术作为君子守道的工具，达性、穷圣是其目的和境界，气节、言议则为其表现与载体，以全面塑造君子人格为旨归的传统学术可以算作是一种为人生的学术，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色彩和
人文关怀。在“学而优则仕”强大惯势中的传统学术获得了超越政统的独立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11，在20世纪初，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存学”甚至成为压倒“救国”的时代最强音，国学亦应运而生。在国家危亡之际，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学术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学“既传承了长期的学统，又提供了通过重新诠释而再造属于‘国家民族'的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空间，且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远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学术分类”12。尽管初生的国学有着浓厚的“致用”色彩，但这包容而开放的“国学”精神消解了传统学术中的门户之争，在传统学术转型之始就奠定了一个视域宽广的研究平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洗去了“致用”的浓彩，恢复了“求是”的本真，重新走入现代学术语境，以其宽广视域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
国学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学术，秉持着一种对传统珍视和同情的态度，贯穿着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综合体悟的民族思维，同时融入了西学的研治思路与科学理性，这些特性共同构建了国学宽广深远的学术视域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气度。广义的古代文学研究或可追溯到《诗》、《书》时代的言志美刺，但文学本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不曾有堪与经、史抗衡的地位，“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3，“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14，文学已是被边缘化的“杂学”，文学研究更是远离中心的边际之学了，尽管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使得渗入注经诠史之学统的文学研究为自己在传统学术中赢得了一席之地，然而终究是经、史之附庸，研究方式亦不过“注”、“诠”两途，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言，传统的文学研究是谈不上独立品性的。尽管它在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思考方式并构建了一些不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都不能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传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却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而使其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直接诱因则是引入西学规范的国学研究。
独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接受了现代学科的洗礼，从名词概念、理论构架、话语体系各个层面开始了其知识形态的专业化和学科结构的制度化。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几经曲折，今天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已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模和研究范式，“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5，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也已有了百年的历史，恰值“论升降”的反思时刻，“每一种学术文化思想主潮，通常都规划和体现一个时代社会历史运行的历程与走向。”16科技的发展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把世界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的联合体的运输和通讯革命，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的解体，意味着整个世界上艺术、音乐和文学传统汇成一种新的世界性兼容并蓄的内容。”17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走向；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二者的天然亲近更预示了学术全球化的必然，对有共同研究平台的自然学科来说，学术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共享、便捷迅速等为其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极佳的契机；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基于不同民族特色的研究必然要求在世界性中保持民族的传统特色，就此而言，学术全球化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重提国学，正是中国当代学者积极应对的思路体现，国学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双向特性和珍视民族，贯穿历史的宽广视域构建了一个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而无边限的动态系，成为了对全球化的最好应接。以传统文学为对象的古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由于现代学科几乎完全是构建在舶来的框架与体系上的，而这舶来的框架与体系并没有很好融汇中国文化精神，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则游离于核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指导与规范的功能，单单依赖这样的体系与框架是无法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品性的，新国学兴起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语症”、“文化热”等即是在挑战下渴求生存的焦灼呼声。古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的品格，它必须进入国学这个不封闭的核心动态系，必须在研究中引入国学视域。
首先是对传统的珍视与同情。这当然不是关于传统价值的老生常谈，以传统为对象的研究者，大多有“敝帚自珍”的偏爱，但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却要求在研究中剔除一切感情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评价，在西方的理性传统中，批判精神被视为最基本的因素，于是“批判的继承”成为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的代名词，然而，其背后已隐藏了预先否定的因子，拿来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潜意识，缺乏信仰与尊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传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进而导致了对传统的漠视与“绝情”。古代文学自不能免，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机械形态，将文学中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消失在研究者的分析、归纳、条理、认知之中。”18文学是鲜活的生命存在，文学遗产并不是故纸堆中的古老文字，甲金隶篆中蕴含的性情、思想、精神才是最具价值的核心部分。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9陈寅恪先生此论虽是就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言，然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了解之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下的生命对话，科学的切入并不能比思想的悟入更为有效、深刻，而此种同情正是批评之前的必须态度，冷静的科学终不能与生命的文学毫无隔阂，要消除此种隔阂，“了解之同情”则为一必由途径，而科学冷静应当是“真了解”之后的方法。
其次是历史意识的引入，从某种程度看，历史意识正是同情态度的有效制衡。陈寅恪先生在倡言“了解之同情”即已指出其“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即研究者在有限的材料中联贯综合，常以自身所处之时代、环境、学说解释古人意志。然而，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瓦解了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权威，同时也颠覆了旧式研究原本就不成系统的范式。研究者一面享受着解禁后的思维自由，一面却不得不担当起重建一个新范式的使命，从最具科学色彩的西方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吸收，借鉴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研究者在尝试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思路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流失，研究者们似乎忘却了陈寅恪先生的告诫，用一己的视野在传统上构建了一大批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系统理论——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为中国古代文学构建自己体系而努力尝试，而在此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对传统的珍视态度——渴望中国的传统文学能够拥有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缺乏历史意识的同情与珍视最易造成对传统的误读，在借鉴的
系统下，被误读的传统要想与现代和世界平等对话实非易事。
历史意识是一种语境还原，要求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回到文本的原初时代与作者的心理世界，才能获得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共同语境，研究者的思想可以在对话中自由的展示，但不能超越历史而直接进入文本与作者，否则的话，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当代人的独自演讲，而非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创作心理与经验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建构与审美形态特点的关系等等在某些新方法的观照下与今人、洋人竟无二致，在他们与古人潜入同一个心灵世界同呼吸共感觉的幻象中时时会发现某种‘主义'特异功能的灵妙效应。古典文学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历史分析和客观性要求在一派主观审美经验的五色光晕中悄然失踪了。”20当历史意识缺席时，“了解的同情”变成了武断的了解，强行将古人拉入自己的系统，造成对话的中断，古人的声音被屏于门外。
最后是综合思维的引入，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给文学以独立的契机，以专业化与制度化为标志的学科机制解构了文史混一的传统，文史哲从此分家。文学被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等子学科，古代文学又被切割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方向，在各个方向中又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切割。细密的分科明确了研究的范围，研究者专力一科，多有创获，亦可成一家之言。然而，钱穆先生却对这样的专家培养颇有微词，“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1通虽宽却易流于浅，专虽深却易困于窄，通、专之辩一直是中国治学之道的思辨主题，而兼顾通专，博精结合亦在思辨中成为共认的治学途径。但当现代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品性与分工合作的科学法消解了传统学术沟通天人、通究古今的学术使命感后，现代化的专家取代了传统的通儒，更重要的是，现代学科中的明确指向、严格限定、独立系统、实践方法等特性使得研治者可以迅速地进行模仿操作，古代文学研究亦不能免，时代背景、人物分析、艺术特色、社会意义等模式的叠加便能迅速地完成一道研究快餐，狭隘的学科观念造成了历史意识的流失与学术气度的缺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成为当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通病，综合思维的通人意识成为我们当下研究必须引入的良药，章学诚言“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否则缺乏“道通”的“业专”会越专越窄，最终走向绝境。
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国学可以弥补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间的裂痕，使得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学科在进入现代学术的语境时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引入国学视域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国学中获得了经得起不断追问的学术意义，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关怀由于得到了民族和历史的认同而更为深刻。
注释：
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63，p131。
②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民报》20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三）。
③袁行霈《〈国学研究〉年刊发刊辞》，北京大学出版社。④钱穆《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
⑤柳诒徵《“汉学与宋学”?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一集，商务印书馆，1923.p84。
⑥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9.8。
⑦邓实《经学篇第一?六经皆史》，《国粹学报》，1999.8。
⑧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⑨魏了翁《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彭侯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⑩魏裔介《理刑末议序?兼济堂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1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7）。
121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p58。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1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p1。
1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p211。
18刘毓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制约》，《文学评论》，2002。
1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p281，p285。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8
【关键词】徐中舒/学术渊源/思想体系/学术实践/古史研究/成就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历经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便是这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中的一员。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则更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及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徐中舒学术思想的渊源、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及其对当代学术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作一番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一
徐中舒科学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他的学术传承和交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安庆第一师范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曾对日后他从事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长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对其科学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兹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学派对他的影响。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该地区自清代以来，人文荟萃，学术发达，曾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义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学者。徐先生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师从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在学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复古为革新”（注：“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参见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其对徐中舒日后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徐对韩愈《进学解》“惟陈言之务去”感受颇深，他由此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蹈袭前人，必须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树。他后来在史学和古文字学领域内，不墨守前人成规，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当是根植于这一时期。
（二）王国维的影响。有人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王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熟谙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之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补证文献史料。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尤其对王国维的课兴趣更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对当代学术界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
（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开始对历史现象作深一层的追究，力求探求历史演变的原因和线索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对所谓“新史学”即“人类进化公理”的主张，虽然都没有能够说出本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史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
（四）陈寅恪、李济的影响。徐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虽未直接授业于陈寅恪，但在日后学术交往过程中，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也对徐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学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都具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过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以至吸收陈的治学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兰歌再考》（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14号）、《〈木兰歌再考〉补编》（刊《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号）、《古诗十九首考》（刊《立达季刊》1927年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载）、《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8号）、《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刊《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等皆为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的名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从陶渊明的寓言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乌堡，无独有偶，徐中舒则结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渔人进入的桃花源应该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时期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4]虽所作结论不同，但研究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济曾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讲师，给徐讲授人类学、考古学。徐日后研究古史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互证”[5]，这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济的启发。
（五）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是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和徐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两人很早就有过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顾对于古史研究的最杰出的成就即在疑古辨伪思想的基础上，否定了战国以来由经书所载的古史系统，并以考证的方式辨析了旧的古史系统的形成过程，从而提出了被时人称为“精当绝伦”（注：钱玄同语，参见钱玄同复顾颉刚的函，刊《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6月10日。）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一学说的提出，在中国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徐在学术研究中受顾疑古思想影响颇深。他在为唐嘉弘《先秦史新探》一书撰写序言时指出，“先秦史的研究，从西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当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继承秦代大一统政局下，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暴秦和楚汉战争之后的现实条件，建立一整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来为汉帝国服务。当然也对先秦典章制度进行了一些清理和总结。正如我的老友顾颉刚教授在他写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论述的，秦汉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个先秦历史系统和序列……可惜，先秦历史却被他们以讹传讹，造成极大混乱，谬种流传，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肃清”。由此可见，徐中舒的古史观在诸多方面同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颇为吻合，与此同时，顾的疑古思想及研究历史之批判的科学方法也多为徐所借鉴。
二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清人钱大昕即曾讲过：“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6]戴震更明确指出，“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7]。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7]。具体而论，对于古史研究来说，更应讲求证据，做到无征不信。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史料颇为缺乏。早在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即曾慨叹夏、商时期文献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8]正因为此，极度贫乏且又颇需进一步辨析的史料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就显得颇为重要。梁启超对此曾有过论述：“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40)“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p41)。徐中舒对此领会更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他还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10]。徐检讨殷、周之际历史，即善于“据新旧史料而为抉择，贯串，证明之”[10]。先生将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互证明，故所作结论多信而有征且富有新意。
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11]他在《夜郎史迹初探》一文，考订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关于滇王的记载存在着析一为二的严重错位。他认为，庄豪与滇王庄蹻本是一人，而范氏不察，强为分别，于是庄豪滇王之外，又有一庄蹻之后的滇王。尤有甚者，更于滇王下系以“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之说，一错再错。徐指出，豪原为蛮夷酋长强大有政而未受王朝封号者的统称。[12]从音韵学考察，豪、蹻古同在幽部，蹻即豪之音转。“先生之见，前无古人有知，连乾嘉学派巨著《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及《二十二史札记》均无论及”[13]。正因为此，徐中舒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考察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二）古史多重证法。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15]。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11]徐在研究古史时往往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加以印证，并进一步联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落后民族相同阶段的情况进行比较，尤其注意从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中撷取大量材料，同时对有关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重视一些边缘学科的讨论。他和唐嘉弘合撰的《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即将殷代四服制同辽代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这一颇为令学术界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徐的《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对一般人弄不清楚的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洞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由于理论事实兼备，说服力强，解决了学术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史工作者认为，这是创造性的收获和发现”[13]。徐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它“无疑会有助于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更坚实，说服力更强，并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2]。
（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博涉之学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16]。因为考据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名物、典制、乐律、金石、职官以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运用，非博学多识，则很难达到目的。先秦古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精湛的修养，而且还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分注意到诸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故徐中舒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所著《耒耜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重刊）、《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3年）、《古代灌溉工程源起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等文，往往既有史料之论证，又有科学原理之阐发，均充分反映了徐先生博学多识，不囿一隅，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15]。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
三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因此，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及创立科学的先秦史研究方法与先秦史料学，无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殷墟发掘工作的陆续展开，田野考古学真正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地下资料的发掘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董作宾贞人说及甲骨文断代10项标准的提出，胡厚宣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均具有开拓之功，不仅为以后的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7]，而且标志着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史料以及对新史料进行缜密的、科学的分析的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对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古史研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除去“文革”十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古史研究无法正常进行外，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古史分期问题，后来相继出版了不少通史性著作。与此同时，顾颉刚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点校，尤其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尚书》整理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899年以后甲骨文发现、研究的成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甲骨文综合性论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学集大成之作《甲骨文合集》，“对八十年来甲骨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推动了对龟册骨书、语言文字、商代社会历史和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18](p15)。此外，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杨宽《战国史》、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及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等一大批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史研究队伍和机构逐步扩大，中青年学者继往开来，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一批学术新人脱颖而出，一些专题性研究的古史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古史研究也存在若干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研究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反对“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应“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9](p443)。恩格斯也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0](p118)。这告诉我们，古史研究必需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注意对材料进行科学的批判。总之，古史研究应当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国古代作史，一向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古人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1]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即深感材料不足，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2]。在此种情况下，他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择其言尤雅者”[22]并辅之以亲身的实地调查，勉强编写出《五帝本纪》。司马迁的本意是试图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显然是可取的。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自觉运用科学批判的方法，给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史学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确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古史研究中却存在一种流弊。有的以“古史专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自诩的所谓“名学者”，抱着将中国古代文明史极力向前拉的一腔“爱国热忱”，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远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一概视为可靠的历史人物，对其族属、地望、世系、年代重新定位，并用大量晚出的甚至毫不相涉的材料去附会古史，轻易武断地提出黄帝、尧、舜、禹为女人，古秦、楚同源，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等奇谈怪论。梁启超在论述史家的“四长”时曾将史家最常犯的毛病归纳为夸大、附会、武断三种。[9](p157～159)以上三种毛病不仅以上那些同史学隔行如隔山的“名学者”容易犯，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在许多专业史学工作者身上也有体现。有的学者读到《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便断言：“大费在今山东费县。”读到《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断言“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更有学者无视已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禹都阳城即濮阳”，或武断地讲，“周公奔楚即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凡此均表明，目前的古史研究中的确尚存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
（二）治史方法过于单一。自从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自觉采用古史多重证法，将已有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然而就目前古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看，这种古文多重证法并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有的考古工作者或根本不相信文献记载，认为只有考古材料才是真实可信的，或对晚出的文献材料不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随便拿出乱用，凭想象地拿《禹贡》解释夏史，用《商颂》论证商史，用《周礼》解释西周时期的制度，用《管子》去套春秋时期的社会。与此相反，有的古史工作者则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甚或认为考古资料为哑材料，无法深入研究，或不顾考古发现的客观实际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借鉴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理论，执着于古史旧说，未敢向前迈出一步。如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表明，周初对齐、鲁、燕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学者由于对《史记·周本纪》及诸世家的记载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说去加以附会，更有甚者则从根本上否定青铜器铭文的真实可靠性。如此由于人为地割裂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往往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三）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一些理论性问题，与此同时，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几个狭窄的领域内，古史研究过程中重宏观研究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一直影响至今。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情况看，虽然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问题以及作为古史分支学科的先秦礼俗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古史学界的重视，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存在众多薄弱之处。同时还有更多研究领域如先秦科技史、灾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则几为空白，有待古史专家去积极地开拓。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这是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略陈管见，分别述之如下：
（一）微观研究更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古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古史学界对先秦史领域中诸多微观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料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够把每一个局部的历史问题加以研究解决，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古史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一再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二者并重，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23]尤其随着考古学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断丰富着颇为贫乏的古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古史专家倒真应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历史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必要的辨伪、考证工作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从而为建构起全新的古史体系作出贡献。
（二）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古史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王国维、徐中舒等所摒弃。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诸多传统学科母体中不断诞生出一些新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型分支学科群的出现，使得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中国古史学科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在传统古史学科基础上诞生的甲骨学则将研究范围集中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这一领域。然从另一方面看，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促使古史专家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其它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专利”。不同学科的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的古史研究，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预示着传统的古史学科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随着古史研究过程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家陈高华指出：“史学既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史学只有关注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陈先生还说：“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史学工作者应关心现代化建设，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4]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陈先生具体指出应不断加强对海洋开发史、灾害史、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4]这表明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面临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同样给古史专家带来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与古史研究相关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灾荒史、西北军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随之提上日程，前景颇为广阔。这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颇为难逢的有利机遇，同时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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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9
关键词：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回顾与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时期，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局面，自汉代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优雅者”作《史记·五帝本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到考古这样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司马迁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体系后，后世多认为信史，把黄帝时代看作中国上古史的开端，并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历代添加甚或虚构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困惑和怀疑。于是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认为东周以前无信史，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先生指出的，“这段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国的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出现开辟了认识上古史的新途径，才为解开中国史前史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起，经过几代考古学家们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资料，中国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学家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人们认识到，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乃至其他学科的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炎黄文化的正确道路。
然而，“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不但贯穿于二十世纪的始终而且将波及下个世纪。”因此，对中国上古史和炎黄文化的研究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上，笔者并没有能力对数十年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只能从考古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简略的回顾与思考，企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有所促进。
二、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
20世纪前期，考古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响，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的发现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尝试将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研究古史。特别是王国维利用甲骨材料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商世系基本可靠，进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殷墟甲骨发现而引发的殷墟考古发掘和一系列新发现，则进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实物证据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则把中国境内有人类的历史追溯得更为古远。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同年在河南渑池发掘了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使学术界认识到，中国有^、类及其文化的历史已很古远了。
新的发现改变了上古史茫昧无稽的疑古观点，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对立分布似乎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夷夏东西说”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徐旭生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陕西渭水流域调查时，曾发现了西安米家崖、宝鸡姜城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发现对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及石器的发现，虽然证明中国在距今数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居住，但这些文化与传说时代或炎黄时期相距太远。新石器时代大约相当于传说时期，“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大都挣慎重的态度。
(二)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的视野，学者们相信：“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素质，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些考古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来研究上古史。随着考古发现确立了夏、商文化，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时期。因此考古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相关联。
20世纪50年代，石兴邦先生主持发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使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内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庙底沟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时期的史前文化连续发展的体系。这些发现使学者们似乎看到了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发展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发生地和演进的中心。这样，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中心——中原地区就构成了“中原中心论”的主体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而当时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与“黄帝文化”相关联。如范文澜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所在地，当是黄帝族的文化遗址。”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来到豫西寻找“夏墟”，并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找到了一种晚于龙山时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后的多次调查、发掘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由大
型宫殿式建筑和围墙、高等级的墓葬、青铜器和玉器构成的复杂社会的遗存，它广泛分布于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范围——豫西和晋西南。大多数考古学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属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得从仰韶时期，经龙山时代到夏商，形成了一个文化连续发展的链条，初步显现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现的轨迹，从而揭开了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特别是史前考古资料的增多，考古学家们已不满足于证史或补史，而是寻求解决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李济先生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之后，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距今4000年以前的龙山时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岗城址即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一发现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客观上把夏文化与史前文化联系起来。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阳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发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随葬有石馨、鼍鼓、彩绘龙盘、玉钺、玉琮等分礼乐器，还出土了1件铃形铜器。晋西南向有“夏墟”之称，先秦文献有“封唐叔于夏墟”(《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因此，有学者认为活跃于“夏墟”，以龙为族徽、名号的陶寺类型文化，应是探索夏文化源头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有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当为陶唐氏尧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考古的新进展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陶器的发现，使得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推进到距今10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演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环境考古则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条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在这些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促使相关学术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6个区系。而这一文化时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多个区域演化中心，于是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的历史。”当然，在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先生认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处在各文化中心区的中间，易于接受周围中文化区的先进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进下最先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成为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的核心。”这样，“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其次，文明与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提出或借鉴了多种社会发展理论与模式。1983年，张光直先生首次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serrice)的人类社会演进由游团一部落一酋邦一国家的4个阶段构成的模式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龙山时代属由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酋邦阶段。之后，所谓的“酋邦理论”受到国内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1986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则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严文明先生认为：依据相关文献记述，“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恰恰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合”。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外的乡村叫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说法，龙山时代似乎相当于酋邦阶段，但“我主张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国古代习用的名称叫国。因为这时期的国刚刚从部落社会中脱胎出来，还保留浓厚的部落社会印记。为了跟后来比较成熟形态的国家相区别，可以称为原始国家或古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时期。”进而提出古国(龙山时代)一王国(夏商周三代)一帝国(秦至清)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三阶段模式。
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铜器和陶文等发现，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多元一体”的理论提供了许多新证据。就炎黄文化研究而言，“考古发现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出土了许多铜器，有铜锥、铜刀、铜钻头、铜凿、铜环、空首斧、铜镜等，这些铜器有锻造，也有单范铸造的。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铜器的出现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有许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遗址新发现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特别是在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朱书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也发现—块刻有11个字y的陶片。这些发现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在长江下游，发现有瑶山、反山等高规格的祭坛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城址，面积达290万平方米。在长江中游，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塑动物。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个时代确实是处处闪耀着文明的火花，对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时代自然会长期为人们所怀念，宜乎后人把黄帝推崇为人文始祖。”因此“把龙山时代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比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这一时期称为“五帝时代”，认为“惟有称为五帝时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和这一阶段的时代本质”。
三、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包括炎黄文化研究在内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课题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炎黄文化应属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张岂之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依据“多元一体”的理论，炎黄文化仅是史前诸多文化中的一支，尽管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黄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应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果，故探索炎黄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与炎黄文化的关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黄文化应将其纳入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首先努力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分析来探讨传说时代或“炎黄文化”的历史面貌，探索炎黄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黄文化的发展直至文明的出现等。但目前，史学界仍有部分学者忽视“五帝”时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古代传说和记载又不加检视地应用，热衷用文献附会考古发现或者用考古发现附会文献，甚至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对号入座。这类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中国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的参与协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济先生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中指出：“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围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纪载。苏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又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种性质决定它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但目前，多学科协作仍不甚理想，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从20世纪考古学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史前考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史前文化时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文明起源和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