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简史篇1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2
一、政治史研究
作为秦汉史研究的传统内容，2003年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也依然受到重视。林剑鸣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3月第2版）、黄留珠的《汉武帝》（人民出版社3月版）、徐日辉的《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8月版）和葛承雍的《王莽新政》等，都用大量篇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秦汉政治史的内容。
孙斌来在《秦统一六国原因的再探讨》（《人文杂志》第1期）中提出，秦统一全国的主观原因是秦的自然资源优于六国及其成功地决策，而客观原因则在于抓住了历史机遇。对汉初确立郡国并行的体制，赵沛通过解析“白马之盟”，认为这实际是刘邦与其军功大臣的一种政治契约，既为两汉确立了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也为秦汉以后确立了基本范式（《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河南师大学报》第6期）。邹水杰、岳庆平的《西汉县令长初探》（《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结合尹湾汉简的记载认为，西汉权贵之家和贫家子弟均可以小吏迁升为县令长，县令长与地方王侯的关系亦很微妙。相关文章还有陈伟的《秦苍悟、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第5期）、史云贵的《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广西社会科学》第4期）、董平均的《西汉王国分封制度探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功的《汉代郡县关系探析》（《青海师大学报》第4期）等。对秦汉大帝国所形成的监察制度，曹金祥的《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聊城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这实际是我国先民权力分配的产物，但它却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相始终。关于宦官和中朝制度，袁刚的《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南都学坛》第5期）紧扣秦汉家国不分的史实，指出宫官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秦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樊志民的《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论述了战国秦汉时期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对丞相制度，蒋非非具体研究了《汉初萧曹相位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阎步克发表了《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第5期）和《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面世，更清晰地揭示了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进程；而汉初的“宦皇帝者”主要是一个侍臣系统，他们与“吏”的重要区别乃在于没有禄秩。蔡万进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休制度》（《中国史研究》第2期）提出，汉代官吏“五日得一休沐”仅施行于中央官吏，地方官吏的“休沐”权则可以适当调整，普通官吏也不适用于“病告”请休。宋杰的《汉代的“陷陈都尉”与“陷陈士”》（《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诠释了“陷陈”的含义，认为“陷陈都尉”和“陷陈士”当即敢死队将官与士兵。张鹤泉《东汉持节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东汉持节官有长期与临时之分，实际东汉末年的持节已开了魏晋将军使持节、持节、假节的端绪。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绍东、白音查干的《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人文杂志》第6期）提出，秦始皇通过去掉五德终始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已把它改造成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对秦朝政治曾产生巨大影响。韩玉德的《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学术月刊》第7期）研究了命相论与西汉政治的融合，认为命相论为确立专制主义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王健的《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从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伦理制衡的冲突来总结汉武帝的政治，并认为这种冲突形成了秦汉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张力。而曹金华则对《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安徽史学》第3期）作了新的探讨，指出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变化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原则，但其“严切”和“宽厚”政治的矫枉过正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杨东晨、杨建国的《汉代名将》则集中研究了韩信、周亚夫、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耿弇、马援、班超及窦宪等十大名将的忠君爱国精神。另外，刘占成的《秦帝国灭亡的历史反思》（《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7月版）、张强的《汉代之前的礼乐沿革与帝王统治之术》（《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刘汉东的《解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透析刘邦用人之道》（《广州大学学报》第10期）、林永光的《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王云江、谢艳华的《简论刘秀的人才谋略》（《史学集刊》第2期）等也都值得一读。
关于秦汉法制，阎晓军的《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秦文化论丛》第10辑）运用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并结合文献记载，尝试复原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程序，认为一般要经过报案、侦破、讯问、诘问、验问、读鞫、乞鞫、议罪、论、报、执行等程序。王泽武的《汉文帝“易刑”考辨》（《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提出，汉初肉刑有四，文帝只是变易了其中的墨、劓、刖刑，并没有废除宫刑。韩树峰结合秦汉简牍讨论了的《秦汉律令中的完刑》（《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完”刑的含义因时而异，既非单纯的“耐”刑，亦非单纯的“髡”刑，更不是指身体发肤的完好无损。秦代的“完”即“耐”，汉初的“完”为“耐”或“髡”，文帝时改革肉刑始有完好无损之意。魏道明的《汉代的不道罪与大逆不道罪》（《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主张，不道是重大常事犯的专称，大逆不道则是包括谋反在内的各种重大犯罪，二者已基本包含了北齐以后十恶罪的各种罪种。
关于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刘光华的《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论述了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和亲政策和西北少数民族，指出实行和亲政策，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等等措施，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防御政策。刘瑞着重研究了《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而以往文献所说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葆塞蛮夷”则相当于“内臣”。韦东超的《移民与族际冲突——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蛮变”动因浅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三郡“蛮变”的深层原因可能是中原汉族大量移民所导致的族际冲突。周伟洲的《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4辑）揭示西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往来，重现了东南亚地区古代诸国与中国交往的历史。黎虎的《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人文杂志》第6期）则得出先秦外交使节主要是“辩士”、汉代外交使节主要是“勇士”的结论，并认为这是由于汉代外交已经突破“东亚外交圈”所致。
在人物研究方面，多数文章仍关注于秦汉时期的帝王将相。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孟祥才的《东方朔简论》（《烟台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小锋的《霍山、霍云身世蠡测》（《南都学坛》第3期）。前者概述东方朔生平，认为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和奉承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敢言直谏，虽一直期望作为却终生碌碌，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后者则通过考辨，提出霍山、霍云虽名义上是霍去病之孙，而实际却应是霍光之子。
二、经济史研究
李天虹的《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9月版）将居延汉简中的簿籍文书分为10类，135种，又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辑录研究和分析。作者对当时的簿籍制度和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新见颇多。黄晓芬的《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7月版）、田静的《秦铜车马》和张骅的《秦郑国渠》也都就相关经济问题作出比较精到的论述。还有杨玉坤的《广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月版），也收录了多篇秦汉经济史论文。
关于土地制度，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张家山汉简中《二年律令》的出土，不仅证明授田制是国有土地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证明了“以名占田”的真实存在和土地买卖的合法。杨振红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第3期）主张，战国秦汉时期的爵位名田宅制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以爵位减级继承制来控制田宅的流转，并与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刘旭东《从汉代私有土地来源考察其土地私有制特点》（《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汉代的土地买卖尚未达到“自由”买卖的程度，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
关于农业和工商业研究，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战国秦代农业经济生活》（《秦文化论丛》第10辑）考察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认为根据秦简《日书》可以得出我国传统农业在秦代已经相当成熟的结论。高敏的《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依据文献和走马楼吴简，对东汉江南经济的空前发展作出了比较可信的论证。刘磐修的《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武帝，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曾出现两次高潮，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而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则成为开发的主要形式。杨兆荣的《“0.6折合法”在先秦、秦汉农业生产中计量的应用》（《云南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汉简记载考证了“0.6折合法”在农业生产中谷物权衡、容量的大、小石折算和耕地面积的大、小亩折算中的应用。罗二虎的《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第4期）从模型明器中所见的大区划水田、小区划水田和梯田三种类型着手，就汉代水田与稻作农耕的关系、不同类型水田出现的原因及水田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展开了讨论。刘磐修的《汉唐时期的养猪业》（《农业考古》第3期）和萧爱民的《“苏武牧羊”所反映的匈奴族养羊技术》（《农业考古》第3期），则着重研究了汉代养殖业问题。黄今言、王福昌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之评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考察了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认为无论专业农户，还是各类田庄主和小农，都有商品性的生产，并估算出汉代农业商品率约为30%。王刚的《从债务问题看西汉商品经济状况》（《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西汉时以货币为中心的债务关系已渗入每一阶层的生活中，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了政府对债务问题的管理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变态。杜劲松的《关于西汉多黄金原因的研究》（《中国史研究》第4期）主张，在西汉皇室巨大黄金赐予的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一个独特的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黄金流人、流出的机制。而这种黄金的循环、集中、积累的周转机制，就直接造成了文献记载西汉多黄金的现象。张弘、李文青的《秦汉时期对地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东岳论丛》第2期）提出，秦汉时期各级地方官吏都有不同的经济管理职责，诸如指导、组织和管理生产，征收赋税，统计户口、垦田数字，兴修水利交通等，构成了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主要内容。袁延胜发表了《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和《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虽使得人口迅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人口过剩、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而史载东汉户口则基本可信。朱宏斌的《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汉代西域屯田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畅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安全保障，而且更是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关于赋役制度，这是2003年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一个方面。丁光勋的《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主张，秦朝十五岁始傅、始役，不满十五但身高已六尺五寸者亦在始役范围之内；有爵男子五十六岁免，无爵男子六十免。汉初承袭秦制，景帝二年改为二十始傅，昭帝又改为二十三始傅，一般五十六岁老免，特殊情况除外。晋文的《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课——兼论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秦文化论丛》第10辑）认为，秦自商鞅变法即对田租的征课进行改革，实行定额租，并有着低限与高限之分。商鞅令“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实际也应是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滥觞。臧知非的《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第3期）提出，根据张家山汉简，西汉继续实行定额田税制度，并明确规定按顷计算、按户征收，改实物税制为实物、货币并举而以货币为主。对西汉矿业税问题，臧知非还发表了《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第3期）。高敏的《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张家山汉简证明过去曾存在争议的户赋确有其事，而且“质钱”及各种矿产税也都可以得到证实。李冀的《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南都学坛》第6期）认为，两汉政府在对少数民族赋役政策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以贡纳羁縻之、以兵役统率之、以赋税汉化之的特点。
三、文化史研究
2003年秦汉文化史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一批可喜成果。关于秦汉学术，张文立的《秦学术史探赜》（陕西人民出版社12月版）在系统论述秦代学术史的基础上指出，秦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汉代经学，甚至对汉以后中国古代学术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熊铁基的《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强调，先秦典籍在汉代流传，经过汉人不同程度的整理，甚至改造，传世的“群经诸子”都主要是汉人的文本。汉代以经学为特征所“整合”形成的新学术，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江林昌的《考古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则论述了考古发现对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于区域文化研究，滕铭予的《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1月版）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运用文化谱系分析、文化层次分析等考古学方法，对秦文化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孙继民、郝良真的《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10月版）着重研究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赵文化，其内容包括赵文化纵论、战国秦汉时期赵俗例证、赵都考略、赵器管窥、赵迹述论等。周新芳、叶海芹的《秦文化与齐文化之比较》（《齐鲁学刊》第5期）认为，齐、秦两国文化属于两种类型不同的异质文化，齐偏功利，秦重战功，齐人治，秦法治，在经济、文化、风俗等理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刘跃进的《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齐鲁学刊》第1期）指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相对平静，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雷依群的《东汉关中学派述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关中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关中学派”对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贡献。对秦汉知识分子的研究，林甘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亦并非“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鲁同群的《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南京师大学报》第2期）考察了秦末投身反秦和参与楚汉战争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多的原因，并认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作用有限，但在以政治手段巩固政权时则较有建树。而李禹阶、汪荣的《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汉初儒士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儒士群体认同的价值取向。牟发松、李磊的《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东汉后期，在同宦官势力的斗争中，士风由前期“保身怀方”的“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最终激起党锢事变。这迫使士人正视现实，士风亦由“婞直”而“退处穷处”、“念营苟全”，或“大直若曲”，讲究权谋。
在礼制、宗教研究方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12月版）汇集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老城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的十五座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韩养民、韩小晶的《风水与西汉陵》对西汉时代的风水以及帝王群体的登基、选妃、立储、功绩、墓地的兴建、陪葬者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品评。杨英的《汉初祀畤考》（《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则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了祀畤兴盛的原因及其日后退出主流社会信仰之必然。相关研究还有后晓荣、陈晓飞的《秦汉五畤地望新探》（《秦文化论丛》第10辑）、何平立的《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上海大学学报》第4期）、王柏中的《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第6期）等。
另外，韩晋芳、罗见今钩稽整理了《〈西京杂记〉中的汉代科技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李馥明论述了《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史学月刊》第7期）。王琳、李成文的《论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特点》（《河南中医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医学从分散的经验积累开始进入理论总结的新阶段。关于汉代审美研究，周跃西的《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中原文物》第5期）认为，五色审美观是中国传统审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已形成五行色彩学体系的雏形，色彩观念转换成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并广泛深入民间，形成色彩使用中的形式美规范。在秦汉体育运动研究方面，则有顾颖的《试论西汉角抵运动》（《南都学坛》第5期）、吕利平、吴卫东的《从体育考古角度看我国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旅体育》（《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宋会群的《围棋起源于西汉说》（《体育文化导刊》第1期）等文章。
四、社会史研究
对秦汉社会的研究在生态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展开，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版）和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10月版）均可谓秦汉社会史综合研究的力作，不仅内容丰富，在论述上亦颇多新意。
在生态研究方面，王子今的《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就秦汉生态史研究而言，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在21世纪新的史学格局中，生态史学将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将有益于史学的总体性进步和生态意识、生态对策的科学化。陈业新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第2辑）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西汉元帝建昭四年“雨雪”之事进行了条缕、辨析，分析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两汉时期天体异常灾害论探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阅，梳理出两汉时期天体运行灾害思想之大端，提出对两汉灾害思想的评说应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态度。闫明恕的《论西汉时期对黄河的治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西汉时期的河患及黄河决溢原因、黄河的治理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尚义、任世芳的《两汉黄河水患与河口龙门间土地利用之关系》（《中国农史》第3期）、王尚义的《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关系》（《地理学报》第1期）、段伟的《试论东汉以后黄河下游长期安流之原因》（《灾害学》第3期）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两汉时期的地理环境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李如森的《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6月版）结合历史文献对各地的汉墓遗存进行研究，从葬俗、丧礼、随葬品、陵园、墓葬形制等角度全方位论述汉代葬俗。张敏、张文立的《秦始皇陵》、王学理的《汉景帝与阳陵》和王志杰的《汉武帝与茂陵》则具体研究了秦始皇陵、阳陵、茂陵的诸多问题。吕宗力的《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第2期）从汉代流言、讹言出现的原因背景着手，深层剖析当时社会心理氛围及社会现象，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完整解读。马新的《两汉乡村婚姻略论》（《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汉乡村婚姻的基本功能、基本形式中礼俗关系的变化，彭卫则总结了《秦汉时期饮食生活的基本模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0辑）。孙家洲的《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文史哲》第3期）通过齐鲁地区巫文化和尚巫风俗的表现，说明齐地巫文化既是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新的特征并产生深远影响。肖健一的《西汉时期的性观念》（《文博》第4期）则从出土帛书、考古发现之性器及史料记载等方面综合讨论了西汉时期性观念的一些特征。段清波、张颖岚的《秦始皇帝陵的外藏系统》（《考古》第11期）从古代陵墓的外藏系统谈起，利用发掘资料论及秦始皇陵的外藏系统，并从文化背景、陪葬坑的象征意义论述秦始皇陵外藏系统的认识及其特点，说明正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正藏”和“外藏”两大系统。
社会关系方面，白芳发表了《论秦汉时期“君臣”称谓的社会内涵》（《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秦汉时期“臣”称谓的社会内涵》（《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锦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的系列论文，从社会语言学范畴对这些称谓所反映的人际关系展开论述。刘淑丽的《汉代儒家正统妇女观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讨论了汉代妇女观由相对平等慢慢走向苛严，最终形成乃至强化为男尊女卑的过程，说明汉代妇女观所具有的深远影响。薛瑞泽的《汉代邻里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汉代邻里关系既有邻里间的相互帮助和理解，还有在危难之时的扶危济困，亦有相互侮辱、彼此争斗甚而兵刃相见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与邻居往来。张金光的《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10期）认为，当时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乡里实际具有半自治的性质。相关文章还有王关成《先秦两汉妇女婚恋生活状况发覆》（《秦文化论丛》第10辑）、魏道明《从简牍资料看秦的家庭结构》（《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宋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文史哲》第6期）、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韩琳琳《汉代妇女观念及其演变趋势之管见》（《皖西学院学报》第3期）等，都从不同方面对秦汉社会关系进行了探讨。
考古学研究
秦汉考古研究主要围绕在简牍与封泥、秦汉都城及城址、汉画像石和出土文物等方面。
李均明的《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3月版）对战国、秦汉至三国间的简牍概况及其内容与分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继续深入，陈伟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从张家山汉简津关令的文本进行讨论，在对涉马诸令进行研究后，整理出当时的买马程序以及对马匹的严格管理程序，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论述。王子今、范培松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考古与文物》第5期）、刘钊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注释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朱绍侯的《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温乐平、程昌宇的《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周振鹤的《〈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第1期）、王子今的《张家山汉简〈贼律〉“偏捕”试解》（《中原文物》第1期）等，都对张家山汉简涉及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里耶秦简作为秦代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对它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张春龙、龙京沙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里耶出土秦简中的部分简牍材料进行公布，并做了初步考证、注释。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第1期）从里耶秦简的历朔、行书与文书格式、洞庭与迁陵、与汉初文书对比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举出几个具体事例进行详细解说，探讨了龙山里耶秦简的学术价值。相关研究还有周宏伟的《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饶宗顾的《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沈颂金的《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中国史动态研究》第8期）等。秦代封泥的研究主要有周晓陆的《秦封泥所见安徽史料考》（《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和《秦封泥所见江苏史料考》（《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对秦封泥中涉及安徽和江苏的史料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辉的《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秦文化论丛》第10辑）和刘尊志、梁勇的《徐州出土“祕府”封泥的封缄方法浅析》（《华夏考古》第3期）也论述了秦汉封泥的一些问题。另外，对其他出土简牍的研究还有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考古》第12期）、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第4期）、刘乐贤《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及相关问题》（《文物》第7期）、刘乐贤《尹湾汉简〈神乌赋〉“靳靳”试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廖伯源《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刘金华《秦汉简牍“九九残表”述论》（《文博》第3期）等。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3
【论文摘要】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Brown的观点，认为约7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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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简史篇4
何著共九章，59万字，第一章绪论，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与学术史，第二章讨论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第三、四章分别论述城市与交通、人口与社会结构，第五章概括国家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第六至八章分别关注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第九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史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已出版了不少，从1936年陈啸江的《三国经济史》、1937年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经济史》，到1959年李剑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以及80年代以来的多种著作，其中最晚出的是高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经过数代的学者的辛勤耕耘，经济史这块园地似乎已山穷水尽，难有大的作为，而何德章的新作却充满了新鲜感。较之以往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著作，该书的新意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全书结构安排独具特色，包含了许多以往经济史中所忽略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经济史研究重视的是生产关系的诸要素，反映到经济史著作中就是涉及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徭役制度的内容占据突出的地位，相对而言，有关生产力的部分比较薄弱。以高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为例，全书一共二十章，不到1100页，研究生产关系的就有十章（第四至第十三章）之多，篇幅达640页，占一半以上。而具体讨论农业、手工业、商业与货币制度的只有六章（第十四至第十九章），316页，不到1/3。两者的轻重一目了然。
这种格局应该说与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分不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且另一热点即关于历史上的社会形态的讨论也与此联系密切，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是势所必然的。尽管如此，经济史关心的更根本的问题是历史上人们如果利用和改造自然，即生产力的问题。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理应成为经济史研究、论述的重点。何著内容的安排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何著第六至第九章分别论述这一时期的农业与多种经营、手工业与商业，直接讨论生产情况。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与第四章“人口及社会结构”分别涉及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第三章“城市与交通”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2/3的篇幅讨论与生产力有关的问题，是该书的重点。而只有第五章“国家的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分析各时期国家的土地制度与财政政策，属于生产关系范围。总体而言，何著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将生产关系作为影响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加以论述，更好地体现了经济史注重生产力发展变化的特点。
具体到章节的安排也颇有特色。第二章“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中用了近30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气候形式与自然生态状况。这在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是难得见到的，体现了作者对经济史的独到理解。经济活动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自然界的状况当然应是研究关注的关键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他们所说的“自然基础”指的是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1]上个世纪初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同样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用了500页的篇幅讨论环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2]而过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长期忽视了这一点，新近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多数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3]，何著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说是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作者的第三章“城市与交通”分别分析了这一时期南北方重要城市的发展变化，特点以及南北方道路交通的基本情况，指出南方水陆交通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古往今来的人类经济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为过去的经济史著述所忽略。作者钩辑史料，分类排比，将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前提与基础。
其次，何著的具体论述亦新意颇多。大体说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陈出新，对不少传统问题提出新见解。关于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状况，一般认为三吴浙东地区最为发达，湘江、赣江流域等江南腹地还处于待开发的状况。而关于两汉时期江南地方社会经济的格局，学者往往根据后代的情况逆推，想当然地认为三吴浙东发展最快。作者根据自己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见解。作者比较了西汉与东汉扬州、赣江流域与湘江流域的人口数据、密度与增长比例，指出西汉时扬州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而东汉后期则大大低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4页）。从行政建置变动上看，孙吴时期三地均大规模地分置郡县，不能证明扬州的经济高于湘江与赣江流域（第75页）。而孙吴后来定都建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74页）。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里可举出一旁证。《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东汉晚期湘江与赣江流域的发展程度不亚于三吴。
关于六朝时期海道的作用，多年来不少学人给予了过高的估计，作者则根据史料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认识。他认为六朝海路使用较两汉有所发展，但六朝从建康至交、广，所取道路主要还是溯江经赣江、湘江以达，或循东道越岭，即由今江西鄱阳经余干、上饶及浙江江山、衢州、金华到达三吴，或经江西婺源入皖南抵建康，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第163页）。作者举出了从孙吴到南朝陈的诸多事例予以说明，包括许多被用作证明海路作用的例子经过作者的认真辨析，显示了其有限的用途。东晋末年孙恩起兵，浮海抄掠，其余部曾从永嘉（今浙江温州）“泛海到番禺，寇广州”，而后来起兵广州进攻三吴并未循海道，而是沿赣江而下攻取建康。该部败还广州后东晋军队“泛海袭番禺……贼不以海道为防”，晋军原亦不拟从海道“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作者根据诸事的具体背景指出取道海路均是出于无奈或为了出其不意，并非正常途径（第164-165页）。
对于南方农业发展中的旱作农业的出现一向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4]但是关于麦、粟与菽等旱田作物在江南地区推广的具体细节，探究不足。作者在论述中没有停留在泛泛引用朝廷推广旱田作物的诏书，或简单指出南方饮食结构的变化，而是将旱田作物的推广与北方南下的农户土地利用上的处境以及南方的自然地理特点结合起来，认为旱作农业在这一时代对于南方开发的真正意义，表现为南方山地开发的兴起，而不是体现为稻麦轮作制的普遍采用（第443页），这一观点又将此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谷物、纺织品与盐等曾在特定时期与地区充当过交换媒介，即成为实物货币问题，学界主流的看法认为是商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抬头的重要表现，作者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在原来商业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实物代替铸币作为交换媒介，虽是经济衰退的表征，但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原始的物物交换，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货币体系的调整，弥补了金属铸币的不足，维持了商业活动的存续。而且在一些先前商业不发达、货币使用极为有限的地区，实物货币兴盛，更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第692页）。作者将商品交换与交换媒介分别考察，且区分了货币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衡量实物货币出现的意义，显然要比过去笼统的概括更加准确。
以上不过是聊举数例而已，书中类似的新见尚多。这些新见的提出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均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的。如在讨论联系闽浙赣与岭南的“东道”作用时，作者搜集了从孙吴到陈朝的六七个事例加以说明（第158-161页）。在重估“海道”的作用时几乎是逐一考察了见于文献的所有走海路的例子，分析其具体背景及循海路的原委，得出的结论自然坚实有力。
其二，作者为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视野。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十多年，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这次转而钻研经济史，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的视角。他十分注意政治与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常常能发现一些前人未及的问题，带给读者别开生面的感受。
关于六朝南方城市兴起的原因，作者指出“孙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立国江南，是这一时期城市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第127页），在作者看来，为了加强对江南及岭南的控制，六朝政权增置了大量行政机构，这成为南方城市发展的催生剂。六朝立国江南，长江作为对北防御的重要地理屏障，促进了沿江城市的迅速兴起。作者以郢城（今湖北武汉市）的发展为例具体说明了政治背景在六朝南方城市兴起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刘宋时为削弱荆州而设置郢州，有人建议设治所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认为这里可以扼据湘江进入长江的通道，最终因夏口位置更为重要，朝廷设治所于夏口，从此夏口在郢城的名义下迅速发展起来，到南齐末已有居民10万，商业活动也趋于繁荣。不过，南朝时期郢城的发展并非当时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需要，特别是防范上游州镇威胁都城的产物，尽管城市出现后必将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第130-132页）。作者的这段分析颇为精到，将城市出现与经济发展置于整个时代的背景下去认识，挖掘出政治军事活动与经济发展间的密切关系，跳出了就经济论经济的传统，展现了历史发展中不同现象间的联系，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学术背景所具有的优势。
作者对西晋“品官占田荫客”令中关于“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规定的意义与影响的分析同样值得重视。它指出这一规定使汉代以来不断发展却又不合法的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使国家官僚演变为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特权阶层，同时，该规定又有限制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未加限制的奴婢成为贵族官僚放手扩充私有土地上劳动人手的有效途径。在作者看来，官僚荫客合法化后，奴隶更普遍地被用于生产劳动。这种变化反映了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并非体现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第327-328页）。作者对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间关系有深刻的把握，基于此得出的上述论断也是颇有见地的。
关于东晋南朝财政紧张与吏治腐败问题的论述也别具一格。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在魏晋南北朝各政权中，东晋南朝政权的财政状况最差，尽管当时江南经济得到相当的发展。作者对这一状况的成因与后果做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财政紧张使得京官收入难有保障，而地方官因有禄田、杂供给、送故等多种收入，较有保证，使得不少官员追求出任地方官以求致富，这造成地方官频繁更换，而且皇帝也要通过“任土恒贡”与奉献“还资”的方式瓜分地方官攫取的财富，从而加剧了东晋南朝的吏治腐败与贫民的破产和朝廷财政的进一步窘迫（第401-415页）。作者的分析揭示了经济与财政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也解释了东晋南朝经济发展与国力不振的矛盾，亦为认识北方最终统一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些外缘性的因素也是应当纳入分析的视野，以往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关心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与生产的关系，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影响经济的制度性因素显然不限于这两种，为全面认识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必要拓展视野，何著将财政制度引入分析的范围，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其三，作者善于捕捉史料中的信息，可谓读书得间。众所周知，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传世文献中保存的经济方面的史料相当有限，材料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难题。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广泛搜集各种文献、包括各类史书、类书、小说诗歌、文集、出土文书、考古报告等等，可谓竭泽而渔。尽管如此，很多问题依然是文献不足征。作者经过长期政治史研究的训练，形成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善于从貌似无关的史料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来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憾。作者将这种做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使不少难题迎刃而解。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青齐地区经济状况，文献中并无直接的记载。作者从十六国后期慕容德在这里建立南燕政权，并在一次整顿户口的行动中“得荫户五万八千”，后曾组建40多万人的军队，并萌生夺取全国的政治野心，以及北魏末年10多万河北流民逃荒到青齐地区这样一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材料中敏锐地注意到以上情形的出现均与当地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从而证明了这一地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第57-58页）。
关于纸张产量，文献中自然不会有明确的记载，作者再次通过细致分析史料，对不同朝代的纸张供应情况做出初步概括。西晋时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学者通常以此证明左思的文采，而作者据此判断当时洛阳纸张供应仍不充分。东晋时王隐为著作郎想撰晋史，依靠征西将军庾亮提供纸笔，方得完成。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有人向他索要“笺纸”，官府库中只有九万枚，全部给予了索要者。作者根据以上两条材料指出东晋时市场纸张供应有限，故由官府垄断储藏（第600页）。这样一个看来无从下手的问题，经过作者的巧思，至少获得了初步的解答。
书中类似的妙处尚多，不能一一道来。总体上来，何著是一部成功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当然，书中也不无问题。
一些部分的论述加工略显不够，有堆砌资料的感觉。在讨论南方水陆交通的拓展时，作者将《宋书·州郡志》各州郡至都城建康的水陆里程绘制成表编入书中，用了将近6页的篇幅（第145-153页）。此表对说明作者的观点不无裨益，其实读者翻检《宋书》便可了解，似不必详细罗列，不如省下篇幅对水陆交通的具体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第457-458页引《晋书·食货志》杜预的上书、第460—461页引《魏书·刁雍传》、第476-477页引《梁书·康?传》。这些地方作者常常是以引证代替了具体的讨论，实际作者可以做出更多的具体分析。
此外，个别部分的论述有些薄弱，值得做进一步的补充。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论述中对于自然灾害问题有较充分的阐述，而关于自然生态状况则过于单薄，各地的植被、动物的分布、地貌与水文情况均值得加以介绍，历史自然地理对这些问题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第251-253页关于人口迁徙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也有必要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有必要赘语几句，对经济史研究的前景做些展望。目前经济史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其实这一领域是整个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史备受重视，主要是因为理论上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故。今天理论日趋多元化，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依然是人类历史中居于基础地位的活动。以往的经济史尽管经历了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到以生产力为主的变化，这只是侧重点的转移，而非立场的调整。其出发点与研究的立场依然是围绕朝廷展开的，采取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的还是“人口”、“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而不是具体的“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家庭与村落，不是他们的具体的生产与消费。经济史研究有必要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在朝廷以外，在百姓的生活中建立新的分析基点。当前地下出土的简牍文书日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96年湖南长沙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至少会对三国初年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何著提出的湘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三吴地区说也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这应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样涉及研究视角的转换。经济史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近承马克思，远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其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这一假设几十年来随着对非西方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不断受到置疑，学者日益意识到历史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行为，而是与人们的文化传统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不能以现代人的理性“经济”观念去衡量古人。[5]如果阅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会发现，书中许多地方讲到五谷种植均提出要根据干支选择恰当的日子，否则会影响作物的收成。这种做法早在秦代就已出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有类似的内容。另外，关于出行、赴市的时间，日书中也有具体的规定。而“市”内人们的活动与朝廷官府对“市”的制度安排也与今人的理解相去甚远。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古人安排与经济有关的活动考虑的不止是今人所理解的“经济因素”，其宇宙观亦时时发挥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拓宽分析的视野，需要关注经济与文化，乃至政治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地就“经济”论经济。何著在这方面给我们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努力。[1]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2]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
[3]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中只有先秦、秦汉与元代三卷设专门章节介绍该时期的自然环境。余下六卷则缺乏相关的内容。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5
关键词：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从后思索法；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66-0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在其《资本论》的叙述中运用的重要方法。对此方法，学者们在其论著中虽多有提及，但深究其确切所指、细致剖析其内容者甚少，且大家的理解确有很大差异，因而尚有辨析的必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此方法谈得最详细，所以，我们的辨析就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本解剖开始。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中心议题是说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及其理由。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末，马克思这样来阐述“分篇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分篇构想”之前的所有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于自己为什么这样来分篇的说明。马克思着重说明了如下两点：第一，不能从具体开始，只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经济范畴的排列，不能依据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应依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第一”是说明把“（1）”放在最前面来阐述的缘由；“第二”可以用于论证：为何把“土地所有制”放在“资本”之后。
先说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从人口等“具体”开始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这一错误的逻辑却是思想史曾经存在的事实：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不过，错误逻辑的结果，却可以成为正确逻辑的起点：“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接下来，马克思说明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的光”的差别：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工业、城市、资本从属于耕作、乡村、土地所有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所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必须把资本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在谈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对此，马克思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此谈及的思想被学者们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它的准确内涵是：在历史上，比较简单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存在于比较具体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之前：正确的叙述逻辑是，从比较简单的范畴上升到比较复杂（具体）的范畴；因而，理论叙述的先后顺序与经济学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先后以货币和劳动为例进行说明。
货币在资本之前存在，但它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了“充分发展”，即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而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此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劳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劳动一般”是“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第二，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终生、甚至祖祖辈辈从事某种（至多是极其有限的某几种）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劳动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因而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此意义上，“劳动一般”，只有在“最现代的”社会形式下，“才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第三，在“前现代社会”，劳动往往只是在其特殊形式（比如农业劳动）上被考察。创造财富的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才对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劳动一般”“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
马克思在这里谈及的思想同样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经济思想的成熟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程度；只有劳动在“社会现实”中成为“无差别的”，经济学才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一般”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这其中承载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逻辑。
三、猴体与人体——“从后思索法”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和因素”是还未克服的遗物，得以继续存留（比如地产、地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存留）。原来还只是“征兆”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残片和因素”，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比如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有了“充分意义”）；只有认识了“征兆”在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才能理解上述“征兆”（比如，在“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从而也才能理解“古代经济”。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国学者口中经常谈论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只不过是在提醒人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方法，马克思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却较少被人提及的补充说明：首先，不能把“人体”与“猴体”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其次，“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在此意义上，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眼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说的“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的论断，往往被我国的研究者们解释成马克思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明。其实，这里的“地租”、“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们不是与“资本”这一“人体”相比较而言的“猴体”），乃是特指“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用资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的要求。另外，还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等同地看待。比如，资本（具体）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商品（抽象），但资本主义生产（高级）并不能完全地包含封建的生产（低级）。
仰海峰教授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时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对此，我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有云：“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二，“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说明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充分发展”的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一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的“生产逻辑”已不是生产逻辑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第三，所谓“生产逻辑的局限”也只应理解为“抽象”（生产一般）之于说明“具体”（资本）的不充分性——正因为不充分，才需要“上升”，亦即需要说明“抽象”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社会形式规定性”。第四，“在……基础（高度）上理解”不能混同于“用……来理解（解释）”—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比如，只有在货币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逻辑的叙述上，先剖析资本，才能理解货币。逻辑叙述上，思维进程上，必须用货币、使货币发生“增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资本”。）第五，生产逻辑（抽象）与资本逻辑（具体）并非“猴体”（低级）与“人体”（高级）的关系，资本逻辑对于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是在理解为“内在地包含”（而不是“外在地支配”）时才是正确的。
四、马克思的实际叙述并不只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是否仅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分析“人口”这个“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可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以“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来描述。而后。思维的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人口。此时，“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对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人口”这一“完整的表象”进行分析是错误的？不是的。《资本论》就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叙述逻辑。我们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马克思是以“商品”为起点开始《资本论》的叙述的。但作为《资本论》的叙述起点的并不是“商品”概念。马克思首先是把“商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其“现象形态”进行分析。就“商品”呈现给人们的“现象形态”而言，它就已经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这也是“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把构成“统一体”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取”出来分别进行考察。并指出二者的差别（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尤其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暂时“撇开”，着重分析它作为“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从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被“分析”出来了。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的社会性质”，结果发现：商品不仅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同时又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从而，商品就作为“融合”了平凡的自然物和神秘的社会形式的“二重物”得到了初步的把握。此时，思维、叙述的进程才走到了初步的商品概念。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在达至商品概念的进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综合”方法，而且是首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也是如此。马克思首先是在其“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这一现象形态上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追问的是：这里的“增殖”是如何发生的？在相继排除了三种可能之后，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于是，“资本”作为“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就被置于一定的“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了。此时，通过货币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资本（一般）”概念。
由此可知，《资本论》综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叙述逻辑，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五、对“从抽象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身的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正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把这里的“上升”过程理解为经济学范畴的自我展开或先验演绎过程。
第二，两种不同的“上升”。从“商品”到“货币”的“上升”，不同于从“货币”到“资本”的“上升”。前者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的产物——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从“商品”中的“分离”。后者的必然性应该到“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去寻找，而不应从“货币”中去寻找。由“货币”的所谓“内在矛盾”是推不出“资本”的，“资本”是一系列历史变革、一系列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灭亡的产物。
第三，该方法有非常广泛的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还只是一个总的、一般的说法。实际上这一方法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到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
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
“货币”之“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一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同时“劳动”也才是“雇佣劳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其本质上，就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使“劳动者”从原有的“关系”“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同时又使其不得不被“雇佣”（使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运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之所以必须如此，乃是因为：要说明“资本”须先说明“货币”，要说明“货币”须先说明“商品”，而说明“商品”须拿它与“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参照。所以，“资本批判”的“叙述逻辑”就成了从“抽象”（劳动产品）到“具体”（商品-货币-资本）的“上升”过程。“抽象”在思维中（从而在理论的叙述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理论地再现”了“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商品”是“劳动产品”获得了一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银获得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社会形式”的产物，“资本”则是在“货币”的基础上“叠加”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物。“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因为“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而是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1、41—42、42、48、48—49、43—44、44、44、44—45、46-47、47、29、4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⒃所以，当我们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时，我们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绝不是在给“商品”下定义。
⒄之所以是“初步的”，乃是因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此时还尚未被“揭示”。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6
【关键词】两税法公平原则税制改革
杨炎是唐中期著名的税收思想家，其创立的“两税法”简化了税制、相对公平了税负，是我国古代税制改革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税制改革成为破除经济发展阻力、助力改革开放的关键，如何稳妥有力的推进税制需要我们借鉴前人的成果。
一、杨炎的生平简介
杨炎生于唐玄宗十五年（公元727年），其祖父为唐高祖时武将且世代孝行优异而被朝廷表彰，在良好的家境条件下成长的杨炎不但孝悌之名远播而且文采出众，长成之后便顺利进入仕途。杨炎的仕途起点是河西节度使幕府掌书记，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受到一定提拔，但是沽名钓誉的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并没有参加平乱使得唐肃宗怀疑，因此安史之乱平定后一直未给予重用，直至35岁时唐肃宗去世，唐代宗继位他投靠了同乡宰相元载，一路扶摇直上官至四品吏部侍郎，后因元载被查处受到牵连被贬到道州任司马，不久唐代宗病逝德宗继位，提拔杨炎为宰相，杨炎为相期间推行了两税法进行税制改革匡救时弊，而与此同时杨炎纵子敛财谋取私利，后被查出贬谪。
杨炎的人生起起伏伏相当传奇，虽然对其个人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在其官拜宰相期间大胆突破、匡救时弊提出的两税法的改革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二、杨炎的税制改革
（一）税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封建社会税制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即土地的分配和流转制度，到杨炎税制改革前唐代一直沿袭由北魏形成的土地均田制和税收的租庸调制。均田制就是在土地归国家所有或者说土地中有相当数量归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不得对田地随意转卖。租庸调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凡是均田户不论田产多少都要人丁纳税。
唐代在经历了唐太宗和唐玄宗的鼎盛时期后土地禁令慢慢宽松可以买卖永业田甚至分口田。商品经的发展加之土地制度的宽松，使得富人阶级不断买卖和兼并土地，一方面造成了人地分离，均田制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租庸调按人丁纳税的制度不再公平。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后百姓流离失所，原有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失效，均田制彻底名存实亡进而导致租庸调制废弛。
唐朝中后期均田制废弛，而土地的兼并使得农民与地主的私有土地制度结合的庄园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赋税制度，杨炎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显著变化，从而意识到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使得赋税制度必须由“税人”转变为“税地”，并进一步提出了“两税法”。
（二）两税法的内容
杨炎任职宰相后便向德宗倡议推行税制改革，于公元780年征税推行两税法，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也因此得名。具体内容如下：“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为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出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纯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步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q？
由上可以看出“两税法”统一税赋，把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及其他杂税合而为一并分两季征收；“税人”改为“税地”，按占有耕地多少纳税；以钱计税，一改以往缴纳粮绢的课税标准，将税金一律折为合钱币缴纳；量出为入，按照朝廷支出用度来向百姓课征。
三、杨炎税制改革对我国个税改革的启示
杨炎两税法化繁为简简化了税制，并且开创了我国税收历史上以货币计量的新纪元，以占有耕地的多少纳税并将贵族划入纳税人行列既扩大了税源又公平了税负。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现阶段居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但是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为调节收入分配为的重要手段，并没有紧跟经济发展步伐，现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已经提上日程，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对我国目前税制改革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根据马克思哲学理论，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需要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化，如果法律制度停滞不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均田制的破坏使得租庸调制失去了依托，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反而不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杨炎根据当时土地制度的变更提出了“税地”的课税原则，契合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使得税收可行有效。我国税收制度形成于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为了鼓励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我国现在处于经济的转型期，经济的发展轨道已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护环境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费改税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应当开始环境保护税，提高破坏环境的成本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简化税制
两税法将当时多种税目合而为一征收，并且以货币为计税单位，不但整合了当时混乱的税制而且便于计税征税，大大提高了征纳双方的税收效率，而且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税收简便原则暗合。我国营业税与增值税一直存在一定的重复征税问题，为了简化税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从2011年开始试点营业税该征增值税，直至2016年5月1日全面改正完成，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实现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大大的促进的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现行税制更加趋于科学。
（三）公平课税
税收的公平原则即量能纳税，就是多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杨炎两税法改“税人”为“税地”，按照占有土地的多少纳税，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结合，也就是说收入相同的人税负相同，收入多的人多纳税。个人所得税制度正是调节收入分配达到税负公平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综合个人所得税将纳税人的全部收入统一加总，并且按照科学的扣除标准进行扣除，按照累进税率多收入者多纳税，实现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也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最终改革的方向。
注释
①（后晋）刘d等.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卷118：3421-3422。
参考文献
[1]王英成.两税法的创始人杨炎[J].税收与社会，1997.07：6.
[2]石俊志.敛臣.杨炎（上）[J].当代金融家，2015.10：145.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7
【关键词】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宏观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2-01
黄仁宇先生因大历史观声名鹊起，“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也因黄先生的几本著作而渐入人心。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究其学术根源，不可不谓之广矣。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文章非是高屋建瓴，而为管中窥豹，从小处着眼，尝试一探所谓大历史观的前世今生。
所谓大历史观，黄先生一贯坚持的事，由小见大，从事件看发展由社会经济结构看历史发展脉络，从文化、理念的更替，见时事的发展。简而言之，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物的出现而改变，而是人物顺势而为、因时而动，从偶尔到必然的转换。这种观念其实在各个领域，各个时间段，甚至在本身历史研究方面其实并不新颖。
一、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宏观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五、个人经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学上的需要。面对美国学生这样并不希求对中国历史有详细的把握的受众，在四个课时内要讲述整个的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五十分钟内涵盖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寻求一种简约、干练、明快、提纲挈领、居高临下的法门。大历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把握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学术和现实渊源，足以让我们丰满对其人其学的认识，既便于保持“价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J].时报，1989.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J].联经，1993.
[3]汤比因.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8
关键词：初中历史；材料解析题；方法
针对农村学生的特点（家长思想意识不高、学生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不够、信息闭塞等），教师必须认真研究当今历史学科对学生的考核方案。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究，总结了一套解答历史材料分析题的方法，将其归纳为“三步法”，供大家参考。
一、阅读材料和问题
读材料，大体把握材料内容，要细读，要注意对材料做具体分析。要了解材料涉及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注意各段材料间的联系，找到材料叙述的核心内容。读问题，知晓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初步确定有哪些是有把握作答的问题，哪些是还拿不准的问题，便于制订下一步的解题计划。
如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从经济角度看，它使人类社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时代跨进了电气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有所改善。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进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人们在原子能的利用、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这一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材料三：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各国在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同时，也致力于实现长期、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力争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1.材料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哪国？写出“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的发明者各一位。
2.材料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什么？联系三次科技革命，写出一个科技“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的事例。
3.材料三：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趋势？
4.依据上述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这道题目，有三段材料，要认真阅读，有四个问题，注意问题的多少。材料解析题中一个小题问了多个问题，有的同学以为问题简单，题未读完就开始作答，结果出现漏答或文不对题，造成不必要的失分。
二、提取关键和信息
从历史材料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分析问题，提炼观点，或从中选取某些有效信息支持特定观点。我们做材料解析题，一般是以教材为依托，一是教材的内容，一是教材的观点。我们反对照搬教材，要求忠实于材料；也反对脱离教材，一味地自由地发挥。
无论我们的材料来自课本还是课外，它检验的知识始终和我们所学的课文有关。基于这一点，在阅读完材料后就要提取和我们所学课文相关的关键词和有用的信息。
三、找到课文切入点，由简到繁答问题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9
一、历史图示教学法的形式
1.数字图示法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在教学中，教师采用图、表等手段于数字教学，使枯燥的数字变得直观形象、新颖，学生就易接受、易理解。如学1927~1937年中共对的态度变化时，我用了以下图示：
通过简单的词组和数字符号，向学生展示3个内容：①1927~1937年十年间的历史阶段特征；②1927~1937年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的变化；③中共斗争水平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如果是普通的文字叙述，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2.图表图示法
利用各种图形来表达、传授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包括柱状图、线形图等等。如：学民国年间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可用民国初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产品销量示意图：
根据图示，学生能说出迅速上升趋势。教师顺势让大家讨论：“此时为何能迅速发展呢？”学生根据书本知识能答出：内因是辛亥革命的推动，外因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至此可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预测一战后经营状况如何？这种直观、生动的图示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空洞的讲述效果要好得多。
3.口诀图示法
利用简短的口诀、顺口溜来让学生巧记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中国近代史上条约繁多且杂乱，不易记忆，老师在讲述时可利用此法。如：《南京条约》可巧记为：
五指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亿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中国需同英国商定。
港割香港岛给英国。
元赔款2100万银元。
此外还有漫画、地图、图片等图示法，只要平时教学中教师多加训练，这类测试题学生应该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二、历史图示教学法的实践
历史图示教学法形式多种多样，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综合运用各种图示，培养学生的作图、识图、审图、答图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1.先感文字、后感图示，培养作图能力
《中的经济》教材是这样表述的：“1966年5月爆发国民经济混乱，1971年主持工作，国家经济工作出现起色。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但由于的阻挠，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再次遭到破坏。”这一系列表述，并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可让学生根据文字表述，作出经济发展变化图。学生兴趣大增，积极尝试各种作图形式，有柱状图、线形图，表格图示等等。如此反复训练，能很好的培养学生感悟文字作出图示的兴趣和能力。
2.先感图示、后感文字，培养识图、审图能力
学生根据图示第一印象是后者比前者少了“丞相”这一步骤。教师追问：为何呢？学生回顾书本知识能够答出：为了加强皇权。教师再进一步设疑：你认为皇帝能够应付众多的事务吗？学生毫不犹豫的否定，教师更深层次的质疑：这会引起什么结果呢？学生积极地开展讨论得出：导致积压、拖拉、效率低下。此时可进一步提出探究性问题：谈谈明代政府改革的利弊？学生兴趣盎然，各抒己见，至此教学达到最佳状态。
3.反复训练，培养答图能力
学生看到图示后，一般都能说出大体情况，但对一些答案的表述欠准确。如中国民族工业兴衰史，学生都能答出是“发展的趋势”，但具体细节容易出错，可利用下图进行训练：
让学生牢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五阶段”，明确“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短暂发展”，虽都是发展，但时间与程度都是不同的，一定要注意答题时用词的准确与科学。
由于历史学科的过去性、不可再现性特点，决定了图示法是历史教学中的主要方法之一。在近几年的高考中也是测试的主要题型之一。因此，为了适应新课改下高考的需要，在历史教学中要多运用图示教学法，要加强对学生作图、识图、审图、答图能力的培养，力争让每一位学生在高考中都能取得满意的历史成绩！
参考文献：
经济学发展简史篇10
关键词：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列宁；斯图鲁威；斯大林；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指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相继演进的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学说曾一度风靡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学说对我们的深深影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么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过程，是与很多地区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本文试图追根溯源，以明晰这种学说的形成脉络。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形成
大部分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这种认知并不完全准确。
众所周知，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正是欧美处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极大的提高，各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给世人以憧憬，于是社会科学界大多都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甚至坚信资本主义永恒论。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未来命运的理论。
研究社会形态的人一般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源头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和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里的一些论述。马克思在《草稿》中“证明西欧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是原始公有制――即其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第一层含义，用以泛指他当时所知的最原始的公有制――然后经过古典古代的（《草稿》中有时直称‘古希腊罗马的’）所有制形式和罗马晚期的所有制、特别是隶农制与日耳曼所有制的混合产生出西欧的封建农奴制，然后从农奴制产生出西欧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西欧式的封建制和农奴制，就不可能有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在《序言》中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从《草稿》和《序言》里的论述，即可看出，马克思所说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不是缺少了定语“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东方历史的了解是有限的，对中国的了解也不多。并且，马克思也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其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论述的，“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是仅限于西欧来说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人提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轮，而证明西欧资本主义必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提出的。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使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俄国，虽然经过1861年农奴制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但是，在当时的俄国还广泛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很快凸现，并呈逐渐激化之势，国内局势并不稳定。针对俄国该走何种发展道路，发生了一场争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的问题。
俄国怎样才能建成更加美好的社会?农村公社是否必然解体？资本主义道路是否不可避免？对于这些问题，一些人只是根据对马克思在《序言》和《草稿》里的只言片语及对其论述的片面理解，就断言俄国的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俄国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1877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就认为马克思断定一切民族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由此断言俄国那些主张保存农村公社而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得人们，包括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上述马克思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俄国国内这一争论做出的回应，认为俄国不一定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种种灾难，通过另一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从这种不同观点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被有意或无意地扩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对这一学说更加激烈的争论。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看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美好的希望。由此，马克思主义很快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坚持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
1919年列宁在其著名的演说《论国家》中曾经这样论述人类社会相继演进的几个阶段的理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州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列宁在对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比较明确的论述中，无论是在马克思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所适用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这种理论的外延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即V.V.斯图鲁威院士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明确了“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联共（布）中央决议认定的标准的党史教科书《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发表的，按当时的苏联体制，它对联共全党甚至苏联全国都具有法典式的权威，无论谁背离了它都要受到追究。而且，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活动规范，它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也都具有法典式的约束力。从此以后，苏联出版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辞典，全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定下的基调，稍微有所偏离，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受到追究”。
三、“五种社会形态说”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同样是处在剧烈变动的时期，这时，有志之士提出的各种救国方略相继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困境。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现实，让许多处在彷徨或绝望中的中国的革命志士们看到了新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期得到来自苏联的各种理论指导，随之关于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理论也逐渐传入国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相继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建国后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长期论战以及8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都受到了来自苏联各时期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些论战基本上是以其为理论依据，这就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并且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可想而知，“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取得什么样的位置。那时候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各阶段的学生。很快，“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斯大林的权威下降，加之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一些来自苏俄的理念和词语渐遭质疑，但苏俄版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却沿用下来。
四、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当时的论述仅限于西欧历史的发展演变，并且指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到了俄国，其适用范围被扩大到整个欧洲，乃至一些亚非国家。其外延也进一步向整个社会形态演化。在中国，“五种社会形态说”经过历史学家们的论证，最终确定下来。现在仍可以从最新发表的诸多历史著述中发现，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和一些老一辈历史学家即使不赞成甚或反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还在使用一些诸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类原属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专业术语。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没有从深层次、根本上驳倒这一僵化的著名的历史假说。
参考文献：
1、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m].文物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