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起源篇1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经济学的起源篇2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F06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038-05
产权问题一直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在我国的不断传播，并得到了许多国内经济学者的大力推崇，甚至有着取代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指导地位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思想在国内更是广为传播。这导致一方面以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得到不少国内经济学者的认同，并以此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而另一方面，有关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发展相对缓慢，理论创新较为滞后。
针对目前我国产权理论发展的现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本文主要选择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产权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产权理论的起源为开端，沿着微观基础、产权制度变迁到现实指导意义的思路，对两个学派的产权理论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对当前我国产权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阐释了产权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一、产权起源思想的比较
关于产权起源的说法，最早源自于哲学。早期哲学的产权定义认为，只要单方面认定和宣布一物属于自己，则此物就属于自己。可见，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属于明显的唯心史观。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产权的理解并不是从虚幻的意识出发，而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认为产权不是与生俱来的，产权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财产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着公有产权，并把这种公有产权的形成归因为“自然形成”。而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直至私有制产生以后，就会出现产权的第二种形态，即私有产权。可见，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的起源与发展同生产关系进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更具体的是私有产权）的产生要归于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便来自于私有产权的产生及其准确界定与保护。具体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产权起源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认为产权的产生源于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如，西蒙和迪蒙赛尔（1977）通过实例分析说明，私有产权产生的经济原因就在于避免交易费用过高。而且在西蒙和迪蒙赛尔的研究中，虽然也使用了“公有”这个词，但是他们始终不承认公有产权的存在。第二，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产权的产生。如，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运用产权理论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其中就包括对私有产权起源的研究。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或个人产权是在封建公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产权。而且私有产权产生的并不是相互掠夺的结果，而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存在某一特权阶层，在掠夺社会财富后再由其赏赐给其他人。诺斯和托马斯认为，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竞争，进而促使人们通过建立产权关系，维护经济秩序。因此，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私有产权产生的原动力，并推动产权关系的不断变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三，认为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私有产权的产生。如，德姆塞茨认为，私有产权的建立是为了改善资源稀缺的问题，而资源的日益稀缺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导致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私有产权的产生源于商业活动的不断扩张。此外，德姆塞茨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产权起源观点。德姆塞茨认为，只要是在旧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产权关系，那么无论这种产权关系转变的时点在何处，都可以看成是产权起源的起点。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关于产权起源思想的主要观点的论述，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两点较为显著的差异：第一，在公有产权是否存在的认识上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存在的，而且是产权形式的第一种形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公有产权的起源开始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是不存在的，只有私有产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形式，产权的起始形态便是私有产权。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未对公有产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二，产权起源研究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从分析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问题入手，进而对产权的起源提出理论解释。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社会制度为出发点，其内容的探讨始终离不开对社会制度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起源研究则是从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产生为出发点，通过分析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源头，进而找到私有产权的起源。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起源研究是以稀缺资源配置问题为出发点，其内容的展开始终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为主线。
二、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深深根植于所有制理论。虽然马克思经济学中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所有制与财产关系以及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论述中蕴含着大量的产权理论思想。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研究产权问题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形式，并且明确提出产权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产权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性质、发展规律以及内部分解等问题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实质。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既定条件的。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沿着如何使资源配置更具效率这一主线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从自利主义出发，集中研究了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为原则的个人竞争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交易为基础，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将产权制度安排效率的高低与交易费用的大小相联系。第三，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种由法律规定和实施的由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组成的排他性独占权，它不是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反映人的超历史的自然本性的法律基础，也就是说，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第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与制度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产权占据主导地位而非支配地位，产权的调整往往是诱使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对两种产权理论研究基础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的是整体性、生产性和历史性，是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硬核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关系，同时也就决定了产权形式。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法律不能创造和决定产权，真正决定产权的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认为是法律创造和决定了产权。
三、产权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产权制度必须与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马克思经济学把生产力看做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又是其最直接的体现。产权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产权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法律形式。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来源于改变契约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变化。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与制度变迁相对立的状态是制度稳定。制度稳定是指在给定行为者谈判力量及一系列契约时，任何一个行为者都不会改变原有契约的状态。诺斯认为，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可能为行为者的契约改变带来收益，从而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等的变化，偏好的变化主要源于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时，诺斯认为，产权制度变迁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即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边际产量呈现递减趋势，从而促进产权制度进行相应的改变。
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在产权制度变迁问题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主要存在三点差异：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突出的是整体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产权制度变迁的源泉，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才会诱使产权制度发生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突出个人主义，认为行为人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发生变化时，通过改变原有契约而使自身收益增加，进而诱使产权制度变迁。第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没有把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作为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偏好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偏好的变化又会导致产权制度的变迁，所以意识形态变化也是产权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同步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的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微调。
四、产权理论现实指导性的比较
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现实指导性，可以通过对目前我国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来加以比较。我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获得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成果，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转型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产权问题便是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例如，在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的争论中，主张不同产权理论的学者们对“国进民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些坚持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存在对国有企业职能没有做出清晰界定的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往往给予国有企业过度的政策倾斜，从而压缩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而一些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层面上或者说是从市场经济的层面上探讨“国进民退”这一问题，初期的“国进民退”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也并非存在绝对的“国进民退”，因为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发挥着民营企业并不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时，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性质不变的条件下不断深化改革。
再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城市郊区或农村的土地被征用。而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土地征用进行合理补偿显然涉及产权问题。事实上，目前土地征用中存在补偿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土地产权形式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那么通过实行土地私有化、建立土地市场，便可以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实现土地补偿的合理化。然而，我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推行土地私有化在我国并不可行，所以完全照搬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在解决这类产权问题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土地产权理论以化解土地补偿问题。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具有各自的显著特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一般是从个体主义出发，所以在直接解决个体的实际问题时具有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解决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时，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往往会遇到一定的麻烦，产生偏颇的结论。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从整体主义出发，善于解释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涵盖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等多方面。但是对于个体案件来说，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解决力度一般不及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效果明显。因此，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应该结合利用两种理论的优势，不应该相互批判或将两者相互对立。
五、总结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权问题将更加频繁地出现，产权制度改革也将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各流派的产权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许多学者进行过两种产权范式的比较研究，但是其中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研究范式上存在着本质差别，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和历史性，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硬核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和成本收益方法，缺少科学性，或者说从本质上看是不科学的。这些学者进行的两种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进行批判，从根本上否定西方经济学主张的私有产权清晰的基本界定，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伪科学，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才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坚持的产权理论。
经济学的起源篇3
「关键词法律，金融发展，法律金融理论，法律经济学
一、引言：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运动与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
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家忽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30年代初，由于来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大萧条这两方面的推动力，才使经济学和法学真正结合，从而导致了一个新兴了法学流派的诞生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一方面，以弗兰克和卢埃林等著名法学家为首发起的当时风魔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LegalRealismmovement）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概念式的法学教育方法和内容，将眼光更多的投向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法律理想主义还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法条主义，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挑战，对本世纪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替代，法学家们不得不考虑把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现象加以考虑，改变法是一个封闭式的规范体系这个传统的法律机能观，积极地探讨法律和经济的相互联系，法律经济学开始萌芽。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得以大规模地在法学领域繁殖开来。经济学在法律分析领域6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都被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开垦过，并且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新法律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20余年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称为“法律经济学运动”.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
法律金融理论（LawandFinance）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属于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它应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和法律制度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发表了“法律金融”（LawandFinance）这篇奠基性文献，标志着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自此以来，法律金融理论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经济学者、金融学者、管理学者甚至历史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法学和金融学的融合，推动了法律金融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法律金融理论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成果散落于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以及金融法等领域的一些专题研究文献中。目前，法律金融理论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以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主体行为和金融系统运行的影响，比较金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性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态；二是利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即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的最优化、均衡、效率、风险、收益等概念和工具来解析金融法律制度，描述和评判金融法律制度和法院的行为和效果，将法律原则转化为经济学原则，去解释金融法背后的效率逻辑。法律金融理论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是宏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法律移植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二是微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与企业成长、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问题。
二、宏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在解释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时，法律金融理论的重点是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法律金融理论认为，在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安排并保护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国家，储蓄者更愿意资助企业，金融市场活跃。其次，在过去几百年中形成的、并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在国际上传播的各种欧洲法律传统，有助于说明当今各国在保护投资商、契约环境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然而，相反的理论和证据则对此类法律和金融理论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许多人认为，在法律起源派系之内的差异多于派系之间的差异。还有人怀疑法律传统的主要作用，并认为政见、宗教倾向或地理因素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有些研究人员怀疑法律制度的主要作用，并认为其它因素（如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社会资本和非正式规则）对金融发展也很重要。
（一）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
1、法律起源决定金融发展：LLSV模型
经济学的起源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调整，传统的物力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断下降，而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益突出，这样导致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知识创造者———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说知识经济本质是智力经济，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导致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我国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采取合理措施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创新，能够使社会组织在人才队伍建设中占得优势。
一、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造成剧烈的冲击。
1.知识化以及信息化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超越传统的生产要素范畴，并且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知识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这对企业员工提出了新的要求，员工必须能够根据时展的特点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时获得各种信息知识、快速做出反应并且要做出科学的决策。只有这样员工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增强自身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在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传统的时空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市场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人才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高素质人才则面临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如何稳定现有的人才队伍，并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成了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知识化以及信息化使企业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式，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劳动显得更为重要。这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存在一定冲突，因此需要对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2.学习型管理逐渐引起重视。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则又体现在人才学习能力的竞争方面。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成功的企业也将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在知识经济环境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保证企业人才不断学习，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帮助企业员工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学习将成为企业自身进行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将企业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有助于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创造与传播，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融合，推动企业的发展。当前在全世界排名前100的企业之中，已经有超过40家企业参照学习型组织，对公司发展进行改造。但是，企业组织学习能力的高低是由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决定的。因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以及实践对企业组织学习，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对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
在企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资源管理主要起着职能性以及顾问性的色彩，具有明显的服务行政事务色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以及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企业管理者逐渐认识到人力资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在企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要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从一个服务功能性质的部门转变成为一个业务性质的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逐渐参与到企业各项战略的制定行动中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应该紧跟时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注意开发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创造力。这要求企业要将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与开发，要注意挖掘员工的潜能，尊重员工的创造性，帮助员工正确地树立起职业观念。
二、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策略分析
1.实施动态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管理。首先，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全局管理，既要坚持从纵向上加强企业人员聘用管理、培训考评管理，也要坚持从横向上将企业的全体员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管理。其次，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上导向，不断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在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也需要将顾客纳入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想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除了要具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之外，还需要对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这样才能使顾客形成对企业的忠诚。企业要认识到企业与顾客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只有企业能够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才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使企业员工及时了解市场状况，从而确保企业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市场以及行业发展情况有准确、全面的把握。
2.建立学习型组织。
企业在进行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要为每一个企业员工提供一个愿景。由于每一个企业员工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也导致了每一个员工都有不同的愿景。因此，在企业愿景设置的过程中，愿景应该与每一个员工的具体愿景相联系，但是又要高于每一个员工的愿景。企业共同的愿景构成了企业员工团结努力的基础。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学习型组织。组织是由每一单独的员工个体构成的，组织的目标也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去完成。在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设的过程中要善于不断学习。善于不断学习的主要内涵是：首先，要求企业员工要进行终身学习，能够使企业员工跟随知识发展的趋势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其次，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要求员工进行全程学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使学习能够贯彻到组织运行的任意一个环节中去。建设一个学习型企业，学习、工作不要相互分开，要能够在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工作。最后，不仅仅要重视员工个人智力的开发工作，同时也应该注重加强集体学习与集体智力开发。传统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的组织结构一般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学习型企业，其结构应该是扁平式的，其具体指的是从上层的决策到下层执行之间的间隔是十分少的，能够使企业的决策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贯彻实施。
3.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色。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必须对自己在企业中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不仅要熟悉人力资源管理的所有工作，并且要对企业的其他部门以及部门功能有着十分清晰的了解。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定要认识到与企业的竞争对手相比企业自身具有哪些优势，又存在什么欠缺。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者才能根据企业具体的发展需求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具体指的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该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大局出发，建设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三、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的必要性。但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质的飞跃。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必须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出必要的社会条件。企业也唯有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从社会现实出发，才能真正实现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可以预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中的要务来抓，可以帮助企业开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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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起源篇5
鹤发童颜，却一直精神瞿烁；气宇轩昂，但始终慈祥谦和。这样一位经历了几个时代的颠簸和磨难的传奇式人物，这样一位饱经沧桑、坚持真理的老科学家，却总是以一种宁静致远、云淡风轻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在众多亲友和学生的眼中，大多数时候，徐老是内敛含蓄、温文尔雅的；然而，一旦说起专业，徐老却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滔滔不绝，思维敏捷锐利一如青年。那双清澈如溪的眼睛，总是闪烁着睿智犀利的光芒。正是在这种光芒的照耀下，徐寿波克服了种种不为人所知的艰难险阻，始终一如既往地坚定跋涉在自己的科学征途上。
科学之路的前三十年
1931年，中国正值大动乱的年代，徐寿波出生在浙江绍兴城里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是农民出身，到城里做小手工业，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父亲是老二，为人正直，但特别严厉，如果小辈们做错了事情必然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典型的传统大家庭中的“家长”。母亲则是传统的“慈母”，吃素，相信菩萨，心地特别善良，连家门口买菜都从不跟农民讨价还价。
在这种“严父慈母”式的成长教育氛围中，徐寿波一直特别乖巧，喜爱学习，经常是自己闷在书房里看书，或帮助照顾弟弟妹妹，从不给大人添麻烦，因此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徐寿波是最少被父亲责骂的一个。当然，少时的徐寿波也有顽皮的时候，那时他最爱的闲时娱乐活动便是抓蛐蛐和钓虾。
也许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徐家之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徐寿波的大哥、二哥都是小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读大学！”徐寿波说，正是这份理想和坚持让他走到了今天。
1949年夏天，正在省立绍兴中学上高二的的徐寿波响应号召，到绍兴农村工作队工作；四个月后，他考入中央税务学校华东分校，学习不到3个月时间，就被直接分配到了上海市税务局工作。“捧着铁饭碗”留沪，这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可20岁的徐寿波在工作半年后，却毅然辞职，离开上海，回到绍兴一中继续读高三。1951年9月，徐寿波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电机系，1952年9月院系调整到南京工学院电机系。毕业之后，徐寿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机电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
1956年，根据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1967)的要求，工作才一年的徐寿波就被中国科学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综合能源工程学，其任务是为国内开创这门新学科的研究。
在四年留学生涯中，徐寿波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两次青年科学二等奖，深得导师犹太人魏以茨院士和同事们的赞赏。
“当时我们留学生在苏联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相当于300多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收入了，一个大学生毕业工作一个月也只有56元人民币。但是这些卢布只能在苏联使用。”
作为新中国独立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四年制大学生，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送到苏联留学的知识精英都担负着在中国开辟新学科的重任，因此“当时我一有空就去逛书店，特别去旧书店逛，只要看到是我这个专业的书都要买回来，回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把自己所学专业的老祖宗的书都搬回来了，回国的路费自己承担，剩下的钱都交了党费。”说着，徐院士向我们指了指办公室里的书柜，“这里面不少都是从当时的苏联带回来的。”随意抽出一本，扉页上写着漂亮的俄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这是徐院士在买的时候留下的名字和购买日期。虽然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徐院士依然能用熟练的俄语读出书的名字。
这是徐寿波艰难科学之路的前三十年，从绍兴城的一个立志要上大学的普通孩童,成长为满怀报国热情的留苏青年。这条路途，这段时光，与日后的种种经历相比，实在称得上是一帆风顺、和风细雨，其中有攀登科学高峰的无上乐趣，有学成归国后的踌躇满志，有简单的快乐，有甜蜜的忧愁；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此后的征途，充满了艰难险阴，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这一站，就是近半个世纪。他见证着中国大交叉新兴学科的成长，见证着新中国的成长。
技术经济学之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为了自主制定第二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年规划，即《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对1958年开始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进行总结后提出，需要有一个专门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
徐寿波永远记得那一次可以称为中国技术经济史开篇的谈话。经济学家于光远对徐寿波说，“你去调查一下国外有没有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学科”。调查的结果是，苏联没有，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更没有。
为此，徐寿波建议把国家需要的这种研究，定名为“技术经济”，后经专家论证同意，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徐寿波起草《技术经济》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在国内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情况下，要完成这个艰巨任务，这对当时年仅31岁的徐寿波来说，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考验。
“我的家乡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绍兴师爷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这些我都继承了，我有压力,但是不怕。”徐寿波笑着回忆道。
当时,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住就是四个月，徐寿波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工作以来积累的经验，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任务。没有想到，1963年，《技术经济》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技术经济》与《自然条件和资源调查研究》、《工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一起并列为七大科学技术领域之一。这不但在中国是首创，同时亦开启了世界之先河。
能够得到中央的肯定，对年轻的徐寿波来说，是极大的激励。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止步，之后，徐寿波加倍以更充裕的精力和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新领域的研究探索中。
1963年徐寿波承担了《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最重要和最艰巨的一项基础研究――《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研究》。顾名思义，《技术经济》是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相结合的大交叉科学，这对于一个搞技术科学出身的徐寿波来说，要创立这个大交叉科学的理论方法有何等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单位接受该项重要研究任务，徐寿波只好下决心自己一个人承担，日日夜夜进行探索，特别是经济学几乎从头学起，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撰写出总共2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在《人民日报》（1963年9月19日）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1964年第7期）先后公开发表《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两篇开创性的技术经济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为我国乃至世界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组推荐该原创性科研成果全部正式出版。但恰在此时开始，“技术经济”出书计划泡汤――这份凝结着他心血的20多万字的研究论著不但不能按原计划出书，反而成为全面彻底批斗他“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这种凄风苦雨、风雨飘摇的日子没想到一晃就是十年，徐寿波小家庭也为了“技术经济”批斗而妻离子散。然而，这位绍兴汉子并没有倒下，他坚信，“技术经济”的春天一定会重现。
1978年，终于邓小平引领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技术经济”重新焕发生命。1978年他创建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任首届总干事长8年，为推动该学科在我国发展做出很大贡献。1979年被国家科委聘为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专业组成员。1980年在中国社科院倡议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技术经济研究所（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前身）为第一任负责人，并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技术经济系（现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前身）第一任系主任。同时创办了《技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和《技术经济研究》杂志。
1980年，徐寿波在中被批判的20多万字《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研究》报告终于公开出书了，取名《技术经济学概论》，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技术经济学的专著，受到国内外重视，他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对象、体系、理论、方法和应用。1984～1988年《技术经济学》先后出了第二、三、四版。该专著获得光明日报社全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瑞典学者埃里克・达克在《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一文中给与了高度评价，指出技术经济学是中国自己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苏联没有，西方没有(美国《亚洲概观》1981年9月)。国内有关专家评价：“这本书的出版在世界技术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许多人都是通过学习这本书而步人技术经济研究领域的。1989年担任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创办《中国技术经济科学》杂志，受到社会重视。
徐寿波提出的技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徐寿波还亲自应用技术经济学原理方法，在“金海工程”、中日合作开发渤海油田、宝钢二套轧机、亿吨石油合理利用、南海石化等国家重大项目论证、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规划研究、中国全面节约战略和规划研究、技术进步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率革命以及技术经济学分支学科――能源技术经济学和物流技术经济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高水平成果，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科技服务，并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根据党和国家需要，徐寿波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北京交通大学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开创我国“技术经济学”、“能源技术经济学/综合能源工程学”和“物流技术经济学/综合物流工程学”三个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方面，共取得理论和应用成果（包括研究报告、会议论文、报刊杂志文章和专著教材）400多项，其中有50多项成果获奖，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市以及国际学会等各种奖励。
中国的“技术经济学”普及很快，成为我国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和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从1978年开始，徐寿波先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为领导干部、教师、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上述三门新兴学科。他还在中央电视大学为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授课，在职工程技术人员有十几万人通过了考试。他亲自培养博士和硕士数十名。还培养美国、德国和法国研究生。
“任何一门新的重要科技的开拓、奠基和站住脚，被人们广泛承认是很难很难的，它要具备六个条件，也就是要做六件事：首先要有该重要科技的国家发展规划;第二要有该重要科技的部级专门研究机构；第三要有该重要科技的部级社会学术团体；第四要有该重要科技的专门学术刊物和著作;第五要有该重要科技的自己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并能经受住历史的实践检验；第六要有该重要科技的人才培养。”徐寿波在总结我国技术经济科技发展这六个条件时说道。
徐寿波实实在在做了这六件事，付出了巨大代价，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技术经济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得到国内外公认。徐寿波被誉为中国技术经济学之父当之无愧。这是徐寿波院士在时代留下的传奇故事。
中国需要“综合能源”这门新科技
列宁曾经对共产主义做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这说明能源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何等重要。
上个世纪50年代徐寿波到苏联留学，学的是“综合能源”，这个“综合能源”新科技是苏联当时搞俄罗斯全国电气化规划时创建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是苏维埃主席，列宁的革命战友电气工程师克尔日柴诺夫斯基是计划委员会主席，世界闻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规划就是他领导几百位专家完成的。当时,就发现能源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因为发电要靠煤炭，还要靠石油、水电和其他能源，而且挖出来的煤还要用铁路运输，电厂发的电力还得用电网送出。如果光考虑开煤，不考虑铁路不行；光考虑电厂，不考虑电网不行；光考虑电力生产，不考虑电力消费不行；光考虑技术，不考虑经济不行。因此,后来任苏联科学院第一个院长、动力研究所所长的克尔日柴诺夫斯基院士创建了这个“综合能源”新科技。”徐寿波回忆道。
“综合能源”研究，徐寿波在中国科学院亲身遭遇了“四起四落”的折腾，这对于没有坚强意志和追求科学精神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坚持到最后的，但是徐寿波是唯一一个坚持到最后取得成功的人。
1958～1960年，第一个起落折腾。1956年,在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一个十二年（1956年～1967年）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动力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根据规划要求，中国科学院从中科院长春机电研究所派徐寿波等两人,去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学习综合动力专业。1958年中科院成立了动力研究室（所），吴仲华院士是负责人，其中有综合动力研究组（室），本来两人留学回国要到中科院动力室（所）工作，但因为1959～1960年我国经济遇到困难，中科院动力室撤消合并到中科院力学所。所以当时中科院把徐寿波分配到力学所，说怀柔有一个基地研究导弹动力经济，徐寿波考虑这与综合能源专业完全不对口，仍然回到中科院电工所工作。这是徐寿波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的第一个起落折腾。
1962～1970年，第二个起落折腾。上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燃料动力问题严重，经常停电缺煤对生产生活影响很大，为此国家科委专门成立了燃料动力政策办公室，对综合动能问题研究十分重视。于是,1962年徐寿波等两人一起打报告给国家计委和中科院领导，要求成立综合动能研究机构，后来经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研究同意成立“综合动能研究室”，为了节省经费，由中科院综考会代管。1963年在聂荣臻同志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二个十年（1963～1972）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动能研究又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1963年11月李富春、聂荣臻批准原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组关于中科院综考会“综合动能研究室”扩大为中国科学院动能研究所的建议，但中科院没有执行。开始后，1970年中科院综考会撤消，“综合动能研究室”也一起下马。这是徐寿波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的第二个起落折腾。
1972～1973年，第三个起落折腾。1972年,中国科学院把原撤消单位中科院综考会合并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第三次成立了“动能研究组”。当时,由于徐寿波的“技术经济”研究被批判，所以他全力以赴搞节能研究，得到了国家计委的重视。当年11月27日,国家计委领导给中科院领导去函，要求“动能研究组”承担我国二次能源利用、重油合理利用、锅炉改造、电能合理利用、煤矸石利用等五项科研任务，但中科院以地理所不适合搞动能研究为由，1973年11月派人通知地理所要撤消“动能研究组”。这是徐寿波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第三个起落折腾。
1975年～1979年，第四个起落折腾。为了继续开展国家急需的动能研究，徐寿波等两人又一起打报告给国家计委领导袁宝华、李人俊、谷牧和余秋里同志，后来，宝华和人俊批示“动能研究、十分重要、急待加强”，（1974年1月20日），秋里批示“这个意见很好，可同意，请考虑”（1974年1月25日），谷牧批示“我认为是个好的意见”，并提了三点意见：第一、科学院应加强动能研究；第二、对动能研究应有一个统一规划；第三、保留现有科学院动能研究力量。1975年中科院综考会恢复，同年4月中科院下文保留“动能研究组”仍放在中科院综考会，这时“动能研究组”改名为“综合能源研究室”。但直到1976年被打倒以前，中科院没有执行中央领导的批示，一个20多人的“综合能源研究室”最后只剩下徐寿波一个人，但由于这项研究国家很需要，国家计委十分重视，所以也有人从别的专业转到“综合能源研究室”。特别是1978年科学大会前，徐寿波在中科院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加强能源科学研究”的建议，受到国家科委能源局领导的高度重视，责成徐寿波负责起草全国“能源科学技术”规划。徐寿波把煤炭、石油和电力三个能源生产部门的规划和徐寿波负责制定的得到国家计委节约办批准的能源合理利用规划综合一起，完成了“能源科学技术”规划。这个规划被国家批准列为重要科学技术领域之一。1979年徐寿波认为很有必要成立能源研究所，于是正式向中科院领导建议，但由于个别领导有不同意见最后没有成功。此时，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同意在社科院成立研究所，指定徐寿波负责筹备。这样，中科院综考会“综合能源研究室”就下马了。这是徐寿波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第四个起落折腾。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能源问题越来越重要，综合能源研究获得第五次崛起。为了改变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分散管理的局面，1979年徐寿波建议国家成立统一领导能源生产和利用节约的综合部门――国家能源委员会，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1980年有一天中南海、余秋里要找徐寿波汇报，没有找着，结果另一个人去汇报，中央当即决定把“综合能源研究室”改为中科院能源研究所，从此，“综合能源研究室”一分为二，除徐寿波一人以外，都没有去社会科学院。后来这个能源所也离开了中科院，由国家经委领导，不久又改为国家计委领导，现是国家发改委领导。徐寿波负责的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继续开展综合能源研究和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徐寿波后来到国务院能源规划办咨询研究局和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也一直从事综合能源和能源技术经济研究。
由此可见，综合能源研究或能源技术经济研究是一个大交叉科学研究，属于两栖科学动物，在人们还没有认识以前很难有立足之地，它既不被自然科学技术研究部门所欢迎，也不被社会经济科学研究部门所欢迎。因为它不是纯能源技术科学，所以徐寿波在中科院遭遇四起四落的折腾，最终还是离开了中科院。徐寿波说，这种研究只有国家综合部门才真正关心。国内外历史事实证明，能源问题始终是摆在人类面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展这门大交叉科学的研究，即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很重视。正因为能源问题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必须进行综合研究，能源技术要先进、可行，经济要合理、高效，煤油水核新能源要协调发展，能源生产和能源节约要协调发展，能源开发、运输和市场要协调发展，能源、经济、环境要协调发展，能源要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要有这门科学的研究。
徐寿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综合能源研究，在他的积极倡议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能源研究室。经过四个起落折腾的考验，徐寿波始终坚持我国综合能源工程学和能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终于成为我国综合能源和能源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徐寿波还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他就关心中国的能源紧张问题，他对北京东郊热电厂进行调研时发现,热电厂最大供热负荷是根据我国当时采用苏联普遍使用的蔡普林经验公式计算的,这个公式是将历史上最冷天的温度平均获得，徐寿波发现计算的科学依据存在很大漏洞。为此,他收集了大量北京地区的气象资料,经过反复科学计算和论证,终于创立了新的计算方法并得出北京地区采暖用的设计最低气温为一9℃的结论,与应用蔡普林公式计算的一13℃相比整整相差了4℃。这个研究成果经历了数十年的实践检验,一直延用至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物质资源。
回国后,徐寿波接受的第一个国家研究任务是重油的合理利用。当时,国内将大庆石油提炼后剩下的重油全部丢弃,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为此,国家号召各行各业都使用重油,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大用重油”热潮。徐寿波认为,所有行业都大量使用重油是不可取的,中国不具有如此庞大的重油资源。那么究竟哪些行业更适合用重油,并且用多少合理呢。为解决这个问题,1963～1964年间徐寿波先后到东北和西南地区各行各业进行调查。他通过掌握的大量数据,建立了一个可行公式。利用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就可以判定重油的哪些用途好,哪些用途不合适,使大家对如何合理利用重油资源一目了然。这个资源合理分配方法不仅适用于重油,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徐寿波根据研究提出，20多种重油用途中作为石油化工原料使用是最合理的，电厂烧重油是最不合理的。这个结论为当时确定我国发展石油化工的科技路线提供了很有力的科学依据。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第一届科技成果“优秀奖”，这是当时同类项目中部级的高奖项。
同样是，历史被切断了十年。粉碎“”之后，徐寿波迎来了他的学术事业的春天。1977年，他首次建议并负责起草了我国第一个《能源科学技术》规划纲要，1978年被全国科学大会采用，和农业、材料、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一起列为1978～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要科学技术领域。
此后，徐寿波书写了很多我国能源科技领域的“吉尼斯大全”。
他组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
他组织创办了我国第一本能源杂志――《能源》；
他公开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能源技术经济学》、《综合能源工程学》和《论广义节能》专著；
他第一个从“狭义节能论”到“广义节能论”的创新突破，提出了中国原创“广义节能”新理论；
他第一个从“开源战略论”到“综合能源效率战略论”的创新突破，提出中国原创的“综合能源效率战略”；
他第一个提出并科学论证能源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一番保两番”重要建议，被中央采纳，取得重大成功；
他首次提出余热利用综合能源工程原理和方法，被国家计委采纳，并用于京津沪辽余热利用综合能源工程项目，节能效果显著；
他首创了全面节能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被国家采用；
……
尤其是“广义节能论”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论”的广泛应用于实践，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邓小平为首第二代中央领导提出的中国经济“翻两番”发展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对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具有重大意义。
一番保两番
据了解，“狭义节能论”是基于提高能源利用设备热效率（技术效率）的能源节约理论，其节能对象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本身，是通过改造用能设备，提高热效率，回收利用余热余能来进行能源节约。长期以来，该理论在世界各国流行，中国也不例外。
“开源战略论”是指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完全依靠能源开发供应的理论。在1973年之前，许多国家都奉行该项战略，但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严重的世界“能源危机”。从中国情况看，由于当时也实行该战略，致使能源浪费严重，由能源引起的环境污染、能源运输紧张、森林植被生态破坏、石油资源过采、能源投资负担过重等一系列病态现象都由此而生，最终造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越来越高，综合能源效率越来越低。“一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年均上升5.1%；此后“二五”，“三五”，“四五”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分别上升14.9%，0.8%，3.5%。综合能源效率从1952年的1635元/吨标煤下降到1978年的682元/吨标煤，年均下降3.3%。在“开源战略”时期，中国累计浪费能源35.5亿吨标煤，损失国内生产总值5.85万亿元（1980年价），严重污染了环境。
历史定格在了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徐寿波经科学论证后提出能源翻一番保经济翻两番的“一番保两番”重要建议，被中央采纳。
那一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要在20年内(1981～2000)实现经济翻两番。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作为经济增长强大后盾的能源能不能迎头赶上支持和保证经济的发展？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负责人的徐寿波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研究任务，为我国第二代中央领导这个历史性的宏伟大略提供决策依据。
按照当时的发展状况，1980年，我国能源年消耗量是6亿吨标准煤，如果按照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1.58计算，到2000年则需消耗能源近40亿吨/年；即使按照1:1的系数，也需要24亿吨/年。由此推算，如果在21世纪中期实现人均收入4千美元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年能耗将需要100亿吨标准煤，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比当年全世界需要的能耗量还高！当时国家计委联合几个部门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煤、石油、电力等总能源供给量只能翻一番，也就是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只有0.5。因此摆在徐寿波面前的研究任务非常严峻。“一番保两番”到底有没有可能？按照国内外的过去实践和已有能源理论，都不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番保两番”到底有没有可能？业界在关注，中央在关注，改革决策者的目光聚焦在这儿。
单纯以扩大能源产能已经被证明了是条死路，要完成“一番保两番”的目标，就必须另辟蹊径，徐寿波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研究论证中。逐渐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出现在他脑海中，GDp能耗指标。这在中国当时还普遍使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是个有超前性的全新概念，在工农业总产值能耗指标中工农业生产成本一直都处于忽视的状态，服务业也一样被忽视。而在GDp能耗指标中，能源消耗与GDp数值之间的比值恰恰能克服这些缺点，能全面反映能源使用的技术经济效率，即综合能源效率，而这个效率正是完成“一番保两番”的关键所在。
打开大门的理论钥匙找到了，科学论证迫在眉睫。他带着一批专家奔赴山西等能源基地，实地考察，座谈，测算，研究。他仔细研究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资料，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结果发现中国的GDp能耗是全世界最高的，是日本的7倍，法国的5.8倍，印度的2.9倍……
“这里大有潜力可挖，一番保两番完全有希望实现。”徐寿波信心满满地建言中央。
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徐寿波给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们一个坚定的观点：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不一定要大于1，中国到200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使只有0.5（相当于GDp能耗要降低一半），但只要全面实行“广义节能”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一番能源仍可保证经济增长翻两番的目标。这个事关重大的建议为经济翻两番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被中央采纳。
与此同时，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国家《能源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建设山西能源基地，提出开发与节约并重，以节约为主的方针，各部门、行业和企业建立能源管理机构，全国开展节能月活动，制定节能法等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综合能源效率战略的实践取得了预期效果。“六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降低5.2%；“七五”和“八五”期间，分别降低2.5%和5.8%。综合能源效率从1980年的750元/吨标煤提高到1995年的1476元/标煤，年均提高4.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年均降低4.4%。从1981年到1995年的15年间，累计节约能源71.8亿吨标煤，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5.4万亿元。实践结果，1995年比1980年能源只翻了一番，而GDp翻了两番。“一番保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于1995年实现了。
“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两个词是当年徐寿波最深切的体会。他说，苦和累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只是这个任务实在关系国计民生，责任太重，压力太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马虎。最后，他的研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决策的科学、正确和英明，同时说明国家管理能源与经济发展的能力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效，这个经验万分重要，它不仅对我国新世纪经济翻两番有用，而且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用。
对比“开源战略”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徐寿波认为后者有五个突出的优点:一是可以长期缓解能源瓶颈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二是可以为实现经济翻两番提供保证；三是可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保障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避免石油能源危机在中国发生；四是可以促进能源、资源、环境、经济和人口互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五是可以不断提高综合能源效率，缩小与国外的差距，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力、资产力、物力、自然力、运力和时力六大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的状况。因此，该战略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新世纪“一番保两番”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内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但是能源消费也明显加快。数据显示，“十五”时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1.3%，这是改革开放后经历的5个5年计划中，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5.3%和16.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两个年份。如此之高的能源消费，造成了能源生产和运输供应异常紧张，石油能源进口大量增加，石油安全甚至整个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环境保护受到严重挑战。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但不能提前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相反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影响“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徐寿波认为，今后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形势十分严峻。中国石油需求越来越旺，净进口石油数量越来越多，石油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整个能源的安全；但是，面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呼吁“中国经济低速增长战略”，他认为绝对不可取，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更加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不可能选择同他们一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战略’。因此，‘经济适度增长战略’是中国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徐寿波表示，中国经济不能低速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地区需要加速发展。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很艰巨，能源瓶颈制约亟需解决。
在徐寿波看来，解决的路径就是要对中国今后的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经济适度增长战略’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是相互匹配的两个战略，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保证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也可以称之为‘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徐寿波认为，根据这个战略，一半依靠广泛开源，一半依靠广义节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新世纪实现经济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当前，党中央加强了能源领导，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
金海工程
如果说，徐寿波在进入国家计委以前偏重于搞能源等硬技术经济研究任务的话，那么进入国家计委以后，承担更多的是软技术经济研究任务。例如：中国全面节约战略和规划研究、技术进步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率革命等等。
历史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出现下滑，这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的实现，产生严重威胁。1992年，为理顺思想拨乱反正，邓小平进行南巡讲话，之后国家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势头；但是1993年开始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一切都需要有科学的依据，以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对这个重大问题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为此，当时中央决定将已经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新恢复，由同志任组长，曾培炎同志为办公室主任。马上，曾培炎主持召开由中央四个有关部门专业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徐寿波代表国家计委应邀参加了。
座谈会上,四个部门专业人士的发言，有两个被曾培炎同志否定了，只有徐寿波和国家统计局的发言被肯定并被要求提交书面报告,没有想到徐寿波的书面报告最后被同志采用。
徐寿波的书面报告是什么内容呢?
徐寿波在书面报告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采用“通货膨胀单指标”评价标准不可取，应该用中国自己原创的“七大指标”综合评价中国经济形势；二是要建立专门的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系统。徐寿波根据技术经济学理论方法，以科学的态度详细评析“通货膨胀单指标”评价不可取的理由，提出了要突破国际通用的“魔方四角”评价指标体系。徐寿波建议尽快建立中国经济形势综合评价信息系统，及时了解国内外相关的重大经济信息，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并经信息系统综合分析、比较，得出科学的结论。同志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这就是“金海工程”――金色中南海工程。
要给世界一个回答。“关系重大，中央着急，江总书记着急。”其实徐寿波更着急。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数据，多少次分析对比……成果出来后，经中央办公厅、电子工业部、中财办“三堂会审”，最后以充分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依据，给了世界一个响亮的回答：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总体经济形势是好的!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这是一个洪量而坚定的声音，对于一位老科学家来说，这是他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徐寿波以一个纵横驰骋在技术经济、能源等多个领域专家的才识和胆量，以实力和信心做出这样的论断。一个论断，一言九鼎，维系千钧。
首提大物流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物流对经济贸易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上，物流作为新兴的服务产业被认为继降低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之一，因此一直有“谁掌握了物流，谁就掌握了市场”之说。但,几乎所有的企业及理论学者，都被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所困忧：什么是物流？
中国最早引进物流名词是在1979年。当年6月，中国物资经济学会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物流会议，代表团回国后在《国外物流考察报告》中第一次把日本“物流”两个汉字名词介绍到中国。
实际上，最早提出物流名词的，不是日本，而是美国。日本的物流名词概念是1956年从美国考察回国后开始使用的，当时美国人讲的是实物配送，翻译成日文为“物流”。
徐寿波院士经过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后认为，美国对“物流”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物流管理”的定义，这个定义对研究发展物流科学技术是很不利的。物流科学不能等同于物流管理科学，至少还应该包括物流经济科学和物流技术科学。他提出了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物流的“大物流”理论，从而扭转了国外传统的“物流管理就是物流”的观念，成为中国物流科学技术的积极倡导者和综合物流工程学/物流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开拓者。
徐寿波院士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物流就是商品流通，就是做买卖，没有多少科学技术，所以物流科技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教科书、杂志和新闻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是西方物流Logistics定义，因此人们错误认为“物流管理就是物流”，物流科学技术就只有物流管理这门科学，与过去人们只关心物资管理一样，现在人们只关心物流管理。这种认识严重影响我国物流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与此相比，“大物流”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物流，尤其是在自然物流方面，徐院士将物流与生物、化学、物理、天文学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新兴学科。在经济物流方面，他说：“物流离不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也离不开物流，信息管理在物流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观的努力是成功之父，客观的机遇是成功之母，努力+机遇=成功。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善于抓住机遇，而自己的努力与知识的积累才是实现创新的必要基础。”
徐院士认为，物流科学技术与能源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综合科学技术完全一样，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领域，涉及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改革开放以来，能源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很多新兴的综合科学技术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但是，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十分落后，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物流科学技术体系。所以，大力加强“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创建自己独立的物流科学技术学科体系，实在是当务之急。国外学者曾经提出，物流是经济上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徐寿波认为物流在科学技术上更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大有可为，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徐院士紧密联系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正致力于211工程―《综合物流工程学》新学科的创建研究工作与物流专业高级人才的培养，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发表了《关于物流科学理论的几个问题》、《关于物流科学理论的几个问题（续）》、《关于物流的科学分类问题》、《关于物流的科学分类问题（续）》、《大物流论》、《商品物流理论》等全国有影响的物流科学论文，在2004年国际物流会议上发表《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前沿》，提出了原创性的中国自己的mF物流理论和物流科学技术的学科体系，得到了国家有关单位领导和外国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2004年，他作为物流规划战略研究专家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向教育部提出了“加强物流领域基础研究”的建议；向科技部、教育部领导提出了“大力加强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的建议，受到领导的重视。同年，中国物流学会领导在第三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上指出徐寿波的“大物流论”是中国物流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创新成果。
在《中国流通经济》上先后刊登了徐寿波的特稿――《大物流论》和《大物流再论》，总结提出“大物流论”的七个主要理论。文章指出，物流是宏观物品的流动和微观物质的流动的总称，它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所有有目的和无目的的行为，广泛使用于经济界、社会界、自然界各个领域；物流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不仅有经济物流，也有社会物流和自然物流，经济物流是大物流的核心，社会物流和自然物流是大物流的基础；物流是由物质、流动、主体、地域、时间和信息六要素组成;物流性质有固有性质和非固有性质两大类，固有性质与物流六要素相对应，有mFoRtF六个属性，非固有性质有pSmteF六个属性；物流工程是由物流六要素或物流六力组成的综合体;物流科学技术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技术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物流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一个支柱产业，更是一个支柱产业群。
他指出：“目前物流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外流行的各种物流定义，缺乏科学的研究分析；二是对物流涉及的各个环节的研究相互脱节，不能形成一个系统，各环节之间不能很好的衔接甚至相互矛盾；三是我国的物流理论大都从国外引进，自主创新少。因此很有必要加强我国物流科学技术的研究，建议制定我国“物流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于我国今后物流产业的发展，一要尽快制定有关物流发展的产业政策；二要尽快建立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管理体制;三要加强物流专业人才的培养；四要加速先进技术在物流领域的运用。”
当下中国，关于物流的理论研究，对物流概念的界定、物流产业的界定、单个物流作业环节提供的服务与一体化物流作业服务的界定等问题，各家说法不一。
“我提出‘物的流动’新概念是1985年，比西方传统pD物流和Logistics物流概念出现晚七十和八十年。无论从物流概念的应用范围、具体内涵、行为性质和使用领域,都不完全相同。因此，英文名词不能采用pD和Logistics，应该采用materialFlow。mF物流是由物m和流F两大要素构成的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物流科学就是要研究经济界、社会界和自然界存在的物和流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物流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经济学的起源篇6
[关键词]煤炭资源；经济学分析；路径构建；外部性
作为国家战略物资资源的“煤炭资源”如何得到合理利用，成为了我国经济转型期需要直面的问题。我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着压缩产能水平、优化产能结构等诸多任务，且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上也构建起了许多举措。这就意味着，针对产能水平及结构的压缩和优化，需要规避对煤炭资源粗放式利用的状况；另外，对于支撑实体经济而言还需要拓展煤炭资源的使用价值，从而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石。正因如此，在经济学视角下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路径展开经济学分析，便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传统视域下来认识煤炭资源的利用路径，似乎应归属于工程技术领域内所需讨论的问题。实则不然，工程技术领域固然与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直接产生联系，但若在忽视了“成本―收益”比较的话，这种合理利用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可见，这就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一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经济学分析
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来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进行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建立在三个层面上的分析，将从国家、区域、企业等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一）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借用经济学对“宏观”的界定，这里主要指向国家范畴。作为化石能源的煤炭，因其的生成期远远超过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把煤炭资源看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但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来说，煤炭资源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变形支撑着下游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煤炭产品――电能――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电能所延伸出的民用需求则关系到广大民生问题的解决。不难看出，在宏观层面上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更加关注煤炭资源所释放的外部性作用，而采取集约化的开采利用则将从整体上增大这种外部性。
（二）中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中观层面在空间范围上主要指向区域，这种区域性在本文则主要是指一个省级行政区单元。从我国主要产煤区的分布来看，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区域深受资源型经济的束缚，主要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等不足。因此，山西省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转型的起点仍需要依赖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这就意味着，这些资源大省需要在合理利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关于这一点，对于那些其它资源丰富的区域同样如此。
（三）微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微观层面则是以煤矿企业为考察对象，而展开的经济学分析。众所周知，受到下游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影响，上游煤矿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持续低迷。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煤炭产品销路不畅、滞销煤炭产品大量库存。在这种资金循环受阻的状况下，煤矿企业将难以完成减能增效的目标。因此，合理利用煤炭资源便表现为，优化煤炭产品深加工和废物利用等方面。
二分析基础上的现状反思
反思的目的在于为下面的路径构建提供切入点，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现状反思。
（一）针对宏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上文已经指出，国家范畴针对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更加关注它的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这种作用的发挥与当前压缩煤炭产能水平并不矛盾，在引致需求导向下应建立起可持续开发的战略构想，而这种战略构想将实现煤炭资源有序、有利的循环应用。然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利用态势，仍局限在微观主体的利益驱动范畴下，因此唯有引入国家的公权力方能改观当前的窘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建立，宏观利用也将更应重视规避负外部性因素的存在。
（二）针对中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在财政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区域政府在面对煤炭资源利用时存在着多元目标函数，即融合的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特别对于那些资源大省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通过出售当地煤炭资源似乎成为了最为直接的地税来源。然而，随着塌陷区的日益增多和地区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基于这一现状的反思应更加关注煤炭资源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共生效应，从而建立起“既脱离单一煤炭经济但又利用煤炭经济”的辩证发展观。
（三）针对微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煤矿企业成为了利用煤炭资源的执行者，也是承担煤炭资源利用红利和损失的接受者。针对我国煤炭行业整体发展态势，应在企业内部构建起压缩产能和优化生产利用的双管齐下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不仅需要借助企业管理层的战略意识，也需要通过区域、国家层面的制度倒逼来强化。这样一来，实则就将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次串联起来了。
三反思引导下的路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反思引导下，针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一）加强利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主管和指导部门，应加强对资源利用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成本不仅涉及会计成本项目，还应将隐性成本项目也纳入分析之中。特别对于“交易成本”需要得到重视，这是宏观面制定相关规制的出发点。这里的收益可以转换为“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其中，在代际传承目标下所进行的煤炭资源利用，一定要重视生态效益。关于这一点，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给予保障。
经济学的起源篇7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经济发展
资源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资源的分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资源分布区域的产业构成以及区域内城市在一定阶段内的产业发展方向。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资源型城市就是依托于当地的资源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一些老工业基地和老工业城市，它们以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长久以来对资源型产业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
但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压力也在逐渐增大。资源型城市是高度依赖资源性产业兴起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经历漫长的经济积累阶段而发展起来，长期依赖资源造成了城市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单一，城市生态环境脆弱，下岗失业压力大等一系列经济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避免“矿竭城废”结果的出现，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世界性难题。
1.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阻力因素分析
经济成份单一。我国资源型城市中的国有制经济占有很大份额，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所有制经济结构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所有制结构很容易造成国税占税收比例过高，但地税占税收比例偏低，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多是省属或部属企业，利润基本上缴，而留给地方的却是环境恶化、植被破坏与地质灾害等负面影响。
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型城市强烈依赖于当地的资源而发展，导致城市的职能单一，综合发展指标也相对较低，对外联系主要限于资源的交易，发展速度快、周期短。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主要依赖于采矿业及相关矿产品的加工业，经济结构大多呈现畸形发展。其他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迟缓，产业次序较低，结构转换的难度大。
无效的金融支持模式及政府财政政策的时滞。当资源型城市意识到自身的资源逐渐枯竭时，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城市转型。强大的金融支持系统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如果对自身所处的现状分析不清楚，对新的产业选择没有做深入的调查，定会使得金融支持的效果减半，甚至无效。此外，政府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在实施起来具有一定时滞作用，也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因素之一。
2.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路径
2.1延缓资源衰退期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最佳时期是资源型城市所属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实施经济转型，就会具备资金安排、就业结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因此，资源型城市要达到最佳期转型的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资源型产业，延缓资源的衰退期，赢得最佳转型时机。
2.2大力发展接续产业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其实就是主导产业被替代的过程。应立足于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等资源禀赋，适度连续的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发展替代产业，是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根本路径。
2.3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动力支持。资源型产业的技术创新，不但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可以延缓资源的衰退期，还能促进替代性产业的生成，替代性接续产业生成和发展过程追根问底其实就是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
2.4加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力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源型城市更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把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作为转型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要努力获取更多的信息，拓展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围绕国内外市场环境，充分利用两个信息资源，大力招商引资、引智，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扩大新兴产业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2.5加强金融创新支持接续产业发展
制定专项贷款政策，支持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的发展。接续产业属于新兴产业，与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相比，呈现资金需求大、风险识别难、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等特点，从而决定了商业性贷款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国家应出台专项贷款政策间接干预信贷市场，推动银行机构扩大对接续产业的贷款营销。商业银行也应开展信贷产品创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加强同业合作，增加业务品种。
2.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由于历史因素限制，资源型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普遍较差。金融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以征信体系建设。因此，资源型城市应努力解决金融生态建设，不但要建立有利于银行机构债权保护的司法体系和执法体系，更要建立有利于银行机构识别和规避信用风险的社会信用体系。从根本上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增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3.资源型城市完成经济转型的意义
资源型城市转型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在转型进程中，资本形成不足、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经济转型也就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难题。纵观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都是先从经济转型入手的，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对整个城市的转型起到了支撑作用，探索出一条合适的经济转型道路对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型会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及路径进行分析，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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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起源篇8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如何科学、合理地对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一门学科，是企业管理者必须熟悉和了解的基本理论知识，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人力资源管理起源到至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在不断改进与完善，并且在实践应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被大部分企业所认可，并且逐渐取代以往人事管理理念。现阶段，相关研究者将人力资源管理划分六个方面，人力资源的具体内容是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通过招聘、筛选、培训、薪资、福利等方式，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全过程。实质上，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具有组织性和协调性的活动，以不断激发员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企业生产的预期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应当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进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为企业自身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因此，在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当达到企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二、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
劳动经济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学科，劳动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起关键作用，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管理理论，因此，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劳动经济学领域，通常情况下，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被称为劳资关系，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被成为雇佣关系，劳资关系与雇佣关系本质相似，但是，研究的对象却有所差别。在劳动经济学中，研究的对象是指劳动力市场，然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研究的对象是指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劳资关系是以市场进行调节的，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种竞争关系，市场的竞争力越大，其资源分配效率越来越高，进而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对于雇佣关系，协调的对象是企业相关管理层，并且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内部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程度发挥重要作用，合作的程度越高，企业就会获得较好的业绩，进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劳资关系与雇佣关系研究的内容与目的是不可分离的，两者都是为了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调整和优化人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都在不断发展，生产条件也在不断完善，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重要作用。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源基本理论，标志人力资源体系正式形成，并且在不断改进与完善，使企业能够更好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到了20世纪末期，以往人事管理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是管理理念的模式、方法、内容，都逐渐倾向于人力资源管理。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以传统人事管理为基础，不断完善自身的职能，并且建立健全管理体系，使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现阶段，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中，“人”是企业运行的核心，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通过“人”企业为自身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且充分利用“人”具有的价值，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力资源。例如，员工职业教育培训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都是优化配置人力资源的主要体现，以不断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发展获得更多的收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起步比较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管理水平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旧存在很大的差距。伴随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并且企业也在不断进行摸索与发展，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能够逐渐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等。然而，现阶段，部分企业尚未充分理解人力资源的基本内涵，因此，不能科学、合理地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进而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导致了浪费人力资源的现象，使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收益较低。在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中，管理方式的不当主要体现在招聘与选拔人员方面，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收益，却不重视人员的招聘与选拔，进而造成工作量与工作人员不一致，不利于企业的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边际费用是指：在投入劳动力过程中所使用的工资，在一段时期内，企业投入的资本是不变的，然而，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企业会通过减少劳动力的方式，为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上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却没有充分利用好这种劳动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企业建立的初期，只是依据管理者自身的经验招聘和选拔员工，而这则使得企业招聘的员工的数量不能与企业发展实际相适应。而且，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仍旧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密切联系，不能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优化配置。
四、结语
经济学的起源篇9
（一）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概念不同
在资源维护的角度上看，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为了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而实行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循环经济指的是将自然资源循环的利用、最大限度的使用来实现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使自然高效使用起来，让自然资源能够最大限度的运用起来，减少浪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指的是少使用自然资源，让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在自然承载力之中，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一经济发展方式能够让国家的经济结构趋向于服务业发展，发扬新兴产业。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提出的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提出缘由等等方面存在差异。在20世纪六十年代时期，各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是自然资源浪费现象相当严重，为了能够让自然资源高效利用起来，保护本国资源安全，在国际工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经济学家便提出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让国家兼顾经济效益与资源效益，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保护，并且不放松工业经济的发展。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大气排放的增加、工业的不合理经营等等行为出现了严重的“温室效应”，给世界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根据这一世界严峻现象，英国提出了“低碳经济”的经济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减少对大气的排放，由此可见，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两者提出的时代背景也有所不同。
（三）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的概念决定着循环经济是以再使用、再利用为侧重点，将同一资源进行不同的使用，让各个环节循环连接起来，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是以循环使用自然资源来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目的的发展方式；低碳经济的概念则决定着低碳经济是以少使用、少排放为侧重点，工业的大量浪费让自然资源面临匮乏，工业的不合理经营造成大气的污染，让低碳经济的成为了当今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相同之处
（一）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相同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都是在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提出的，为了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工业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与否和经济利益维护与否的问题，企业家在这两方面进行取舍，但是，其实还有可以不让经济发展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和污染自然环境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方式，那就是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让资源可持续利用，让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两者的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思想起源相同
工业发展在牺牲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不仅仅是是对当今自然资源的破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在浪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财产。人们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而产生愧疚感，他们对这种行为进行反思，并想通过实际行动来进行弥补，所以，便提出了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希望了能够挽回对自然资源破坏的损失，并且造福于子孙后代。
（三）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所需的社会条件相同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不是凭空实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它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撑，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作为绿色经济发展方式，一种环保的发展模式，当然，实行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在工业方面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减少因设备上的落后而造成的环境破坏。
三、结语
经济学的起源篇10
一、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具体因素以及经济法与宪法关系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宪法基础分析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只能在经济法起源原因、经济法与宪法关系以及经济宪政的论述中依稀见到其身影。
（一）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综述
在梳理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分析之前，必须先对经济法是何时产生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归纳。目前关于经济法起源于何时大致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经济法古已有之的古代经济法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经济法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经济法概念的提出以及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确认，“因此，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种观点认为，古代经济法是单纯从法律条文、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考察的，这与以部门法划分角度来定义的现代经济法是不同的概念，“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去，但是……作为部门法划分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背景下，经济法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法律的舞台”[3]。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才产生的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出现了诸如托拉斯、消费者权利等一系列传统法律特别是民法无法解决的由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对市场缺陷的规制呼唤新的部门法的产生，“现代经济法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垄断现象的规制为历史契机，发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现象”[4]，“经济法产生之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进行调整和控制，其产生意义在于对传统法律调整功能的不足给予必要补充”[4]8。
基于对经济法起源时间的不同认识必然也就会形成对经济法起源原因的不同观点，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经济基础、法制前提和思想条件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经济法产生的原因，认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度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国家为了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陆续制定或认可了一系列经济法律规范，这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法制前提……奴隶制国家的立法者对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需要制定或认可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思想条件”[5]。第二种观点从客观基础、社会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四个方面来解释现代经济法起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一般表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以国家干预为己任的经济法的兴起……国家出面干预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导致了经济法兴起的客观必然性……人们渴望以法治化国家为其生存空间的心理促进了经济法的兴起”[3]34-43。第三种观点从市场失灵的克服和国家经济职能的演变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垄断时期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克服市场缺陷所产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需要”[4]，“经济法正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功能日趋突出时所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4]7。
（二）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论述大多仍然停留在部门法与宪法关系的普遍性论证思路和模式上，得出“经济法是宪法有关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和管理活动的具体化”[6]的结论。关于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另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便是经济宪法学的提出，经济宪法学从构建一门学科的高度对经济与宪法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认为“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立法、经济政策、经济行政乃至‘涉经济性’的司法都与宪法休戚相关”[7]，并且作者在其著作中论述经济宪法学的历史源流时专门论述了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与经济宪法的关系。基于“政治需要宪政制约，经济同样需要宪政关怀”[8]的认识，有学者提出了和经济宪法学的概念表达相类似但是含义不同的经济宪政，由于市场本身所具有力量的不足导致经济自由秩序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获得，经济宪政的目的就在于重建经济自由秩序。提出经济宪政观点的学者在提到“经济法国家观念的嬗变”的时候分“经济形态的类别化”、“国家中立与有限政府”、“国家干预与有效政府”这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后两个方面就间接地论述到了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作者区分了自由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国家角色和宪法理念的不同，以及在这不同角色定位和理念下国家对于经济正义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二、经济法起源原因中宪法基础分析的缺失
从上面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有关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分析中并没有对其中的宪法基础给予应有的关注。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的观点，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但由于其对于经济法的起源时间定位于奴隶制社会，其自然不可能在经济法起源原因中给宪法留下任何的位置。认为经济法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产生的观点，对于经济法起源的解释是从部门法起源的一般解释模式出发来论证的，这种观点高度且全面地概括了经济法起源的原因，但是其虽然提到了法治思想却并没有涉及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原因分析。而认为经济法是垄断资本主义才形成的观点，其在解释经济法起源原因的时候主要是从市场失灵导致垄断从而破坏了市场的秩序，而传统的法律部门无法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从而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同时政府职能演变也为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分析模式更多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法起源的原因，只有在政府职能演变中隐约论及了其中的宪法基础但是却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
在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分析中，传统的论述得出的是一般部门法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于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进行格外的关注。经济宪法学就如其作者在其副标题上所写的“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其重点在于构建独立的宪政经济学学科从而解决我国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宪法问题，并没有把文笔过多地着落在分析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经济宪政的提出者虽然在其具体论述中依稀含有对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并进行具体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其重点在于建构经济法的哲学基础，因而自然也就不会专门论述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
以上的学术研究不可谓不精深，其对于全面把握经济法起源的原因、理解经济改革中的合宪性问题以及完善经济法的哲学基础都具有重大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但是由于其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故而对这方面的关注就出现了缺失。任何学科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的研究是该学科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作为法学学科，不仅要研究其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其起源的宪法基础，因为从近代民主制度确立以来宪法便成为了万法之母——几乎所有法律的第一条都明确地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以分析一个部门法（特别是近代意义上的部门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既是该部门法的学科史应该解决的问题，更是该部门法能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法要想成为一门当之无愧的法律学科而不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附属或者民法与行政法的大杂烩，分析其起源中的宪法基础也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分析——以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为视角
经济法的起源时间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间段里，宪法理念和立宪实践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宪法学界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宪法的颁布将宪法的发展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两个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而是因为现代宪法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特别是经济法基本理念的产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1），由于德国是经济法的母国并且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法具有极大的影响——其典型特点是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经济扶植法，而美国是有经济法之实而无经济法之名的海洋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典型特点是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所以后文以这两个国家为主要论述对象。
（一）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理念一词并非汉语所固有的词汇，而是一个舶来品，一般认为其是“日本人在引进西方学术、文化、制度时由德语中的idee翻译（意译）而来”[9]。而随着理念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其含义并没有如想象的趋于统一而是众说纷纭，江山教授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含义：“内在精神，直至最高本体”、“被理解的东西或定在”、“知识论”、“历史的成长”以及“哲学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并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在”[10]。基于对理念和法理念的认识，我们认同“经济法的理念是人们对经济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是经济法内在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和反映，是指导经济法活动的最高原理，对经济法的价值、原则及指导思想等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经济法诸范畴中最上位的概念，是经济法的灵魂”[11]。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理念对于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法理念不仅仅是关系到经济法学科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未来方向性的事物，同时也是考察经济法起源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就如法理学对于法的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一样，关于经济法的理念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仔细梳理学界目前关于经济法理念的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理念是被提及得最多的：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当然，由于各个学者用语习惯的不一致往往也使用相似的词汇表示相同的意思，比如社会本位就被有些学者表述为社会整体利益观、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本位等，而实质正义也有人将其表述为实质公平正义。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这两个概念在经济法理念中出现频率最高并不是出于学者们用语的偶然，而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基本上能够概括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具体内容。
从上文中对于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法内在灵魂和内在精神的体现，是经济法之所以被称为经济法的关键因素，而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恰恰能够体现经济法的这种内在灵魂和内在精神。社会本位是相对于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一个概念，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人类其实经历了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最终走向现在的社会本位这样的一个历程。在文艺复兴之前，个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压制，个人生活在强大的国家（在西方还包括教会）的阴影之下，这个时候的主流价值是国家本位，而个人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艺复兴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独立、重视人的价值，在此之后，个人权利被提到一个空前的位置，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权利急速膨胀甚至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段时间呈现出典型的个人本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分化，个人权利异化越来越严重，加上个人权利并不能单纯依靠个人而获得，这个时候社会的整体功能优势开始显现，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社会利益的凸显，于是社会本位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部门法无法应对社会本位对于法律的诉求，经济法的产生便是为了顺应这一变化，同时在以后的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体现着社会本位。
实质正义是与形式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的法律特别是民法注重个人的抽象人格平等以及机会均等，这主要是由于反对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于身份而天生不平等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以及要求摆脱封建教会束缚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同时由于当时经济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行为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大多数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诸如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经济组织日益庞大导致垄断出现、消费者以及弱势群体权利的提出、经济和社会权利日趋重要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如果继续坚持形式正义的话将会由于法律主体的个人能力、经济地位等存在的广泛差异最终产生不正义的结果。上述问题的出现以及传统法律无法有效地解决是经济法起源的重要原因，所以经济法产生于社会追求实质正义的需要并且始终将实质正义作为其追求的目标。综上，我们认为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才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二）社会本位的现代宪法基础
如果从权利发展的历史来分析，宪法经历了个人权利立宪、政治权利立宪和社会与经济权利立宪这三个阶段[12]，而现代宪法就是社会与经济权利立宪的产物。个人权利立宪时期的宪法主要针对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保护的主要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立宪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个阶段保护的主要是以选举权、被选举权为核心的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权利；而社会与经济立宪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个人权利立宪主要针对的是公民个人生活领域，政治权利立宪主要针对的是公民的政治生活领域，而经济和社会权利立宪则主要针对的是公民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传统法律（宪法）基于经济独立造就人格独立的观点对私权特别是私有财产进行了严格的保护，奉行着私权神圣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原子式的个人本位。在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传统的私权神圣观点受到质疑，私有财产开始受到限制，使得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现代宪法对于私权神圣的否定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而不是不重视私权的保护，对私权的限制也不是为了回到专制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这种质疑和限制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而公共福利正是国家为了应对社会化的法律诉求而采取的宪法措施。现代宪法甚至认可基于社会公共福利而对私权的限制可以及于作为宪法基石的基本人权，即现代宪法“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承认为了公共福利而给以的限制”[13]。宪法对于私权的限制粉碎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本位思想，对于社会公共福利规定则是粉碎个人本位之后法律（宪法）对于新的理念的直接反应，这种新的理念便是社会本位。为了充分保障社会福利权的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本位这一新的理念，现代宪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政府要求“管得越少越好”的观点，转而要求政府“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14]。现代宪法这种以限制私权、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的社会本位思想是作为经济法基本理念的社会本位的直接宪法基础，并且这种宪法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宪法制定上，还表现宪法的基本理念之中。
经济法的起源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起源模式[15]，而作为经济法基本理念的社会本位的宪法基础当然也随着经济法起源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以德（日）为代表的经济起源模式中，经济法最开始是作为经济扶植法而起源和存在的，这种起源模式下的社会本位主要表现在政府面对经济落后的现实为了早日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一战后为了早日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扶植措施，比如保护垄断组织卡特尔、推行工业振兴计划等（2）。德国《魏玛宪法》中关于联邦立法权的一些规定就是这些具体制度的宪法基础：“劳工法，工人及雇工之保险与职业介绍”（第7条第8项）、“天然宝藏，经济企业之社会化，及公共经济之生产、供给、分配、定价，与其按照集体主义之组织”（第7条第13项）。同时《魏玛宪法》以专章的方式来规范“经济生活”，并且这些规范的指导思想并非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德国人所谓的“混合型经济宪法说”——“人们试图用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完全经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折衷道路”[16]，这“充分反映了该宪法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经济行政思想”[16]。也正是因为如此，《魏玛宪法》被认为是现在德国《基本法》中社会国家（3）原则的来源之一。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具体制度上还是宪法理念上，无论是在战后经济恢复的特殊时期还是和平的宪政时期，《魏玛宪法》都为德国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最高的法律制度上和法律理念上的支撑。
由于美国是成文宪法国家并且具有刚性宪法的特点，对于宪法的修改极为慎重，所以美国经济法与现代宪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作为宪法守护者的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态度。美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表现在为了社会的经济秩序或者说社会的经济利益而对垄断组织进行限制，传统上以《谢尔曼法》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法诞生的标志，但这是一种机械的符号化的定位，因为如果我们翻看美国历史就会发现《谢尔曼法》曾经长期被束之高阁，原因除了通常认为的“本身的规定的模糊，可操作性差”[17]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没有得到宪法守护者——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垄断符合宪法中关于财产权的规定。所以美国经济法诞生的真正标志不应该拘泥于符号化的法律颁布，而应该是从社会、法律实践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故而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法真正诞生于美国最高院经过一系列判例最终承认对企业垄断进行必要限制的合宪性之后。从这个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经济法起源特别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起源的现代宪法基础。
（三）实质正义的现代宪法基础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学者们对于正义的定义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博登海默才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8]。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关于正义的划分中被使用的最广的一种分类，“在法律范围内，实质正义可以说是法律创制中的正义，形式正义则是法律执行和适用中的正义”[19]。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是为了克服以保护抽象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形成的，“它是经济法对形式正义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法的最终价值指向和追求”[11]106。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表现在对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之上。
在法制史上发生了一场被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深刻变革，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那时候的法律主要采取的是以身份作为区分标准从而实现对不同人实行不同规定的方法；那时候人们享受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主要是根据出身以及属于哪一特定群体而决定的。而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于人性的解放和对于人的尊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开始以个人为单位，从抽象人格独立和人人平等以及天赋人权的角度赋予个人在形式上平等的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权利异化、个人权利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以及权利诉求的社会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广泛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再次出现了变革，这次变革被称为从契约向身份的回归。这次向身份的回归和之前的身份社会不同的是：以前的身份社会重在保护强者的利益，而契约向身份的回归主要是引入结果平等来保护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实质正义。
法学理论既是法律实践的总结，更是其指引，所以从西方法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法律对于实质正义的追求。西方法学在古希腊时期就曾经有过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讨论并且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区分，17世纪、18世纪反对封建和神学世界观的古典自然法中也存在了大量的关于正义的思考，但是这时候法学基本上还是从属于哲学或者说是政治哲学，并且古典自然法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原因导致其主要贡献在于“破”而非“立”。19世纪后期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独立法学学科的诞生，此后法学的重点转向以实在法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从而使得对于正义的理解日趋形式化，这种倾向到纯粹法学发展到顶端，这主要是由于古典自然法“破”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大量国家立法开始出现并日益完善，这就必然导致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重点会转向对于实在法的研究，人们通常将这段时间的法学方法概括为法律形式主义。然而人类进入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凸显，虽然这时候出现了作为“国家管制的辅助工具或替代”[20]的特别民法，但是追求形式主义的传统法律（民法）仍然无法解决这些社会化的而非私人之间的矛盾，法学理论开始反思法律形式主义并注重对法律实质化的思考和研究。
宪法是万法之母，是法律中正义的最高体现，其关于正义的追求也基本上和上述过程符合。在个人权利立宪和政治权利立宪的时代，宪法对于正义的理解主要是保护个人不受国家不当干涉的自由权以及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比如“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国《人权宣言》第6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以工人运动、贫富差距以及经济危机为代表的种种政治和经济危机迫使他们必须转变法律理念，这一转变反映在宪法上就是以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为代表的现代宪法的产生。个人权利时期和政治权利立宪时期都是一种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因为无论是个人权利立宪时期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的保障，还是政治权利立宪时期对于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利的保障，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关注人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在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时代，宪法开始注重实质正义，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在德国，这一转变通过《魏玛宪法》得以实现，因为《魏玛宪法》“试图对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基本权利提供实质性的保障”[21]，具体表现在：“救贫制度及游民之救济”（德国《魏玛宪法》第7条第5项）、“人口政策、孕妇、婴儿、幼童及青年之保护”（德国《魏玛宪法》第7条第7项）。和前面论述社会本位时一样，由于美国对于修宪的谨慎态度，所以美国宪法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最高法院在实践中解释宪法而实现的，当然在接受实质正义的理念方面美国宪法也不例外。美国最高法院是一方面通过认可对垄断组织的限制，另一方面赋予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和“罗斯福新政”中的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的合宪性来实现实质正义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裁决“罗斯福”新政中的许多措施违宪。正是由于现代宪法具有以上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德国关于经济扶植方面和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法律得以顺利施行，另一方面美国规范垄断组织的法律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同时一些基于实质正义的经济措施才能颁行。所以很明显地，现代宪法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基于社会经济正义而对垄断组织的限制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
四、结语
经济法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大杂烩，它有其自身的起源原因。仔细分析经济法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其与以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其内在的联系。现代宪法所持有的对私权神圣观点受到质疑和限制以及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的观点，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宪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于社会福利权的规定，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所以经济法诞生于现代宪法的影响之下并且始终受到现代宪法的关怀。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法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而且是一门充满现代气息、体现现代宪法精神的部门法。
注释：
（1）虽然宪法和经济法在理论上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但是从立法和法律具体实施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宪法的地位，只有宪法赋予某一理念和规定的合宪性才能使得该理念和规定在其他法律中得到确立和实施，所以从立法和法律具体实施的角度而言“现代宪法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特别是经济法基本理念的产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2）虽然德国在《魏玛宪法》颁布施行之前也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扶植，但由于那只是德国经济法在萌芽时期而不是正式起源或者诞生时期，加之《魏玛宪法》是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而本文又重在讨论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因素而非讨论经济法起源的过程，故而是以《魏玛宪法》作为视角来讨论的。
（3）社会国家是与放任主义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放任主义国家规定现行的物品分配，只限于进行防范（‘守夜人的国家’）并对社会平衡采取否定态度。而社会国家不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从社会考虑进行的再分配（第二次分配）则是服从于市场上的再分配（一级再分配）。”——[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义务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为意旨。”——袁立：“从社会国原则谈劳动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其内涵应该包括：合乎人性尊严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社会正义；社会安全。——王广辉：“论社会国家原则在中国宪法中的体现”，提交“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的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2年8月25至26日，第299-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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