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与经济学篇1
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拉弗曲线；计量经济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114-02
1理论基础
根据财政学理论来讲，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应形成相依相存的长期稳定关系。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而瓦格纳在《财政学》中也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他认为财政政策原则即是税收能灵活地保证国家经费开支需要的原则。该项原则包含两层含义，即收入充分原则和收入弹性原则。
对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还提出拉弗曲线理论。严格的说，拉弗曲线是用来指出一个命题的，即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税收决定于经济，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拉弗曲线大体描述了税收与经济之间的这种辨证关系。当税率为零和100%时，都不会有赋税收入，从原点至拐点C处，随着税率提高将增加税收额，C点是税收和经济增长最大处；从C点到B点间，随着税率提高，税收额将逐步减少直至重新为零。
图1拉弗曲线图
拉弗曲线表明，当税负增长率一定时，税负增长初期，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即GDp迅速增长，GDp增长率大于税负增长率，图1中表示为D点至e点；当税负增长超过某一点后，尽管其增长率不变，但GDp的增长率迅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图1中表示为ea线段和aB线段。拉弗曲线的这种形态变化，在曲线上表现为De段平缓，即税负有一定增长，但GDp以更快的速率增长；ea段陡峭，即税负有一定增长，而GDp增长率很小，也就是说GDp增长率小于税负增长。大于a点时，出现过高的税负，长期看会对消费、储蓄和投资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aBC区域被称之为“”。在以拉弗为首的供给学派看来,要维持税收行为的有效，政府只能在oaC区域征税。可见，只有合理的财政收入水平才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四川省财政收入现状的实证分析
2.1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现状
注：LGR：地方财政收入，GDp：国内生产总值
由上表可看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四川省财政收入也随之增长，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1997年重庆直辖为界，1986到1997年，1997到2000年两段均呈下降趋势，而从2001年起该比例较为稳定。
2.2财政平均收入率、财政收入弹性及财政边际收入率现状
从1997年重庆直辖以后，财政边际收入率多数高于财政的平均收入率，表明财政收入有提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收入弹性跌至最低-0.14，重庆刚直辖前后即1996、1997两年的财政收入弹性都小于-1。财政收入弹性在1998年之后大部分年份都大于1，这也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且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3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3.1对变量进行定义并建立模型
3.1.1变量的定义
解释变量的确定：从经济理论和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可以用GDp来表示，文以GDp作为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本文以财政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解释四川省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1.2建立模型
设定财政收入与GDp相关关系模型。
t=α+βG+μ（1）
其中：t为各年的财政收入，G为各年的GDp，α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变量。
为获得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设立模型（2）。
Lnt=η+δLnG+ε（2）
3.2模型的检验与处理
（1）对模型（1）的检验。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述模型，可知方程的拟合度高，R^2=0.966495,纠偏后R^2=0.964633，F=519.2310总体显著性较好，G的t值为22.78664＞1.73，通过检验。在а=0.05下查Dw检验临界值表，得dl=1.20，du=1.41，1.537775∈（du，4-du），因此可认为其不含自相关。
（2）对模型（2）的检验。
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再对变量进行一次回归，可得方程的拟合度高，R^2=0.956296,纠偏R^2=0.953868，LnG的t值为19.84595＞1.73，通过检验。但在а=0.05下查Dw检验临界值表，得dl=1.20，du=1.41，Dw值=1.133874∈（0，dl），因此可认为εt存在一阶正相关。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得Dw值=2.060926，在95%的置信度下∈（du，4-du），因此可认为不再具有自相关。
3.3得出回归方程
方程（1）为：
t=8.246207+0.058918G（1）
方程中β=0.058918表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财政收入可增长589.18万元。
方程（2）为：
Lnt=-1.072110+0.787717LnG(2)
由方程（2）可知，四川省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为0.787717，这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0．7~0．8基本接近③。这表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仅增长不到0．8个百分点，这一比值显得过低，这不符合瓦格纳所提出的财政理论，四川省的财政收入并未保持充分的收入弹性。
3.4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关系
四川省1987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过eviews软件得出两者的散点图,可知直到2005年四川省财政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还没形成明确地相依增长的关系。这不符合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因此四川省应加大对财政收入与当地经济的协调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协调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4.1加强税收征管
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和加强税收监管力度。尽管拉弗曲线存在着不足，但它的确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为我们带来新的思想。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才能够有效地保证财政职能的发挥，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从四川省实际需要出发，使税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四川省应继续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源监控，打击偷、逃、抗、骗税行为，从而减少税收流失，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在加大税收征管，获取必要的税收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尽量避免劳动者因税收而选择休闲或生产者因税收选择从事地下经济或放弃投资，防止进入拉弗曲线的“”。
4.2提高企业效益
四川省应加快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减少对民营经济发展制约，优化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促进外贸出口。同时，改善企业所有制结构，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改善四川省的企业运作效率，使其利润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这样，按照现行税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有一定的税收累进效应。四川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为其财政收入提供了良好基础和保障。
4.3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经济增长对财政收也有促进或抑制作用。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GDp的增长率，也就提高了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各产业在收入水平、适用税种和税率等方面有明显差异，提供税收的能力并不一样。按照我国现行税制以及产业特点，第二、第三产业比第一产业的宏观税负要高。例如四川省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并且其环境美丽，气候宜人，有大量的休闲景区和文物古迹，是旅游的圣地，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其旅游业的发展。四川省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本省的经济，从而促进财政收入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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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与经济学篇2
大家知道2011年中央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是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财政政策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税收政策，一个是政府开支政策。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赤字政策，就是说要扩大开支，因为要刺激经济所以扩大开支政策。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来看，2011年整个政府开支还会保持赤字。要增加开支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借债，一个是收税。从这两个情况来看，我们预测2011年可能政府债务根据2009年跟2010年的水平来看，会维持在1万亿左右，其中国家债是8千亿。
从货币政策来说，2009年是为了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以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可能还要进一步升级，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了不会收得太紧。因为去年这么大的信贷增长，很多项目都开始了，投资增长了30.1%，投资总额是22.5万亿，占了我们GDp的三分之二，有很多项目上去，上了一半，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一下收得太紧了，这个项目都是大工程。但是新增项目不同，就大大减少。2011年总的经济形势，银根大概会是比较紧的，这对我们企业来说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2011年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来看，中央是希望降低一点经济增长率，两会定的是8%。但是，实际上二季度11.9%，三季度10%，2011年会低于10%，因为中央政策调控的时候就希望不追求广泛的经济增长，希望把更多资源用在保民生和防通胀方面，增长速度保8%到9%，应该说就相当不错了。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从学术上来说货币供应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就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或者是物价水平急需上升。我们2009年货币大量供应带来增长过剩，2010年都可以看到。我们定的目标是3%，可是从8月份开始就超过3了，8月份3.3%，9月份3.6%，10月份4.4%，11月份5.1%，所以全年可能要超过3%。通货膨胀有惯性，从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看，货币政策有三大政策，一个是利率，一个是储备金率，一个是公开市场操作。我们公开市场操作国家用的比较少，美国是纽约美联储每天都做，如果市场上货币高了就卖出，如果货币少了他就买入国债放出货币。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少，所以没有像美国那样。
欧洲央行在2010年10月7号宣布维持他的基准利率1%不变，英国央行同一时间宣布维持利率0.5%不变，日本央行在10月5号把他的利率变成0-0.1%，原来是0.1%，现在变成0-0.1%，日本央行四年来首次是实行这种0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是低利率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利率就要防止热钱的冲击，防止热钱进来套利，因为我们人民币一旦可兑换，热钱进来之后会对人民币造成冲击，热钱大量涌进来你缩小人民币的利率就达不到，所以还得出去。从这个情况来看，2011年通货膨胀率，我认为应该努力控制在5%以下，这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很困难的。
这就是我对经济形势大体分析，下面我简单讲一下绿色经济。我认为绿色经济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讲的是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循环经济讲的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态讲的是保护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当前重点应该是三低，即“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发展，我们不能承诺绝对的排放量减少，但是我们应该承诺排放强度的减少。我们国家已经宣布到2020年二氧化碳能耗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40-45%。
但是，细想一下，因为我们的经济还要增长，我们GDp的增长要更大，所以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还是不可能降太多。2007年我们60%左右，到2020年可能能达到90%，所以这个还是要增长的。我们现在讲低能耗，要降低单位GDp能耗。另外中国的特色是化石能源占主导地位，我们化石能源现在占了90%，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到2020年只能降低到85%，已经是经过很大努力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最后，我想讲一点个人学习的体会，我认为企业家学习的动力，应该是上进心、责任感和求知欲。不是你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是要每天超越自己。只要有这种理念，你才会上进，这就是上进心。这是第一。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3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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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与经济学篇4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5
[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财政学；课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19-03
一、引言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政府理财或公共理财的学问。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经济改革与财税改革不断推进，财政制度与政策的不断创新，财政学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财政学属于应用经济学，应用性和实践性比较强，其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财政和税务方面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目前，我国许多高等院校在《财政学》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Seminar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讲授式教学，将讨论法与研究法相结合，注重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共同探讨和研究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比如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研讨式教学法将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重视学生主动参与，强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Seminar教学方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并进行了课堂设计和实践，对于学生进一步深化掌握财政学专业知识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二、《财政学》应用研讨式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财政学》课程的性质、目标与特点
财政学也叫公共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政府的角度研究经济学，如何借助于政府经济制度和政府功能，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两大经济目标。财政学不是简单地介绍财政本身的收支问题，而是讲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财政如何通过自身的特殊机制来实现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运行规律，其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
《财政学》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先修课程主要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财政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等内容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认识到财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主要地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作用，能够理论结合实践，运用所学财政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评析当前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政策。
《财政学》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财政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理论、税制结构理论、政府预算和政府采购、国债理论、转移支付等等，理论体系比较健全，同时财政学也是紧密结合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方方面面如财政收入、税收、财政支出、宏观调控等；二是财政学与经济学、税法、政治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三是教学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了财政概念和理论、财政收入、税收制度、公债理论、财政支出、政府预算、政府采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关系等。
（二）《财政学》课程的现状分析
目前，从上课情况来看，《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在教学目标方面，存在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财政学》属于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和难懂。目前，《财政学》在教学目标方面主要侧重于财政概念、理论的讲解，从而使得学生难以理解，影响学生的学习。
二是在教学方法方面，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形式比较陈旧、老套，仍然是为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参与度不够。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结合最新的财经新闻来进行案例讨论，从而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在授课过程中，缺乏教学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在考核方式方面，考核方式单一，主要以闭卷考核为主，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占40%，学生主要采用期末“冲刺”应付考试，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四是在考核内容方面，目前《财政学》的考核内容主要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主，忽略了运用财政学相关理论来探讨实际热点问题的考核；而考试的题型主要以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等记忆性的内容为主，学生往往考完就忘记了所学内容，没有真正理解《财政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财政学》应用Seminar教学法的必要性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6
关键词: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运行机制;比较研究;书评
财政学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中心任务是阐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具体地讲,就是弄清楚政府参与了哪些经济活动,尽可能预测这些活动的后果或经济影响,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评估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得失,进而为改进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在中西方各国的发展历程中,财政学产生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财政学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完整的框架体系和较为成熟的理论对中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莫过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这种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针,同样也适用于对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因此,中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便成为决定中西方财政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由张平博士所着的《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关于中西方财政运行机制异同的一部力作,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这部着作将中西方财政比较的对象设置为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前中国公共财政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内容涉及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和现实运行状态及现实背后的深刻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并最终通过对中西方财政的多方比较探求其存在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该书已于2010年6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8万字,分为7章19节。
一、着作确定研究方向的三个原因
张平博士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的关注从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了,她对此问题感兴趣并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前中西方财政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运行状态和运行机制的巨大差异性,同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中西方财政有着越来越趋同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彼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有着迥异的差别。
二是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或者说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中西方财政比较的研究多是基于具体的某项财政制度或财政分配关系的中西方比较与借鉴角度展开的。尽管在这些领域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没有实现将中西方财政整个的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系统的、完整的进行研究比较的目的,而且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并没有把中西方财政比较问题融入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
三是张平博士对本选题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她的导师——财政学知名学者武彦民教授自她读硕士阶段就已开始的启发和指导。在张平攻读硕士期间,武彦民教授向她提问,作为财政学专业的教师,为何在给学生授课时要同时讲授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两门课,难道这两门课不能够合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现象?导师的这个问题促使了张平的硕士、博士论文均以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为方向,终于在《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这一专着中很好地回答了导师提出的问题。
二、中西方财政运行状态及运行机制比较研究的现状及欠缺
多年来,中国财政学界已经感觉到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它们都以市场经济作为财政运行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是中西方共同认同的财政模式。它们都将财政政策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所使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也大致相同。它们都将税收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手段,公债、收费、基金、罚没等收入形式也并存于财政收入行列,有关收入原则、收入效应、收入决定等理论体系也高度雷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财政补贴、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等是中西方财政共同的支出项目,支出方式理论、支出效益理论、支出总量理论等均体现在中西方财政学者的教材或着作中。绩效预算、赤字预算、周期预算、中长期预算、复试预算、行动预算等都是中西方财政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家预算术语。在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体制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着述中,也经常出现菜单理论、分权理论、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公共物品层次理论等西方色彩浓厚的理论模型。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也频频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财政学着作或教材中。规范性分析与实证性分析、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顺向分析和逆向分析等研究方法,已经被中西方财政学者共同认可并被熟练地运用到分析过程。但是,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毕竟有根本不同的制度环境,毕竟有相差悬殊的发展水平,毕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毕竟有严重冲撞的价值观念,因此,反映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西方财政在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上也有着迥异的差别。本书作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关注了中西方财政运行的趋同性,更关注双方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区别或差异。我认为这是本书将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 财政学界对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研究动机和研究成果相对滞后于现实状态。人们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财政运行的局部或个别环节,并未对整个财政运行机制进行系统、完整地比较研究;人们往往习惯性地站在就财政论财政的狭义研究视角,并未把中西方财政融入到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人们经常从具体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手段等较浅层面去研究中西方财政的异同,但缺乏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价值观念等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往往机械地甚至僵化地将中西方财政类型理解为计划型财政和市场型财政,殊不知西方国家财政也有强烈的计划性,中国财政的运行环境也越来越转变为市场经济。1992年中国确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的总目标,1998年中国又提出要构建公共财政的新模式,这两大变化必然会对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内外系统地进行中西方财政比较的论着也比较缺乏,只有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马斯格雷夫(美国)的《比较财政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邓子基的《比较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年7月和1992年6月出版的姜维壮的《国际财政制度比较》和《比较财政管理学》,上海三联书店于1992年1月出版的平新乔的《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的张馨的《比较财政学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的杨志勇的《比较财政学》,南开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的李炳鉴等人的《比较财政学教程》。在这些论着中只有杨志勇和李炳鉴等人拓展了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比较了20世纪以来中西财政学的不同发展轨迹,剖析中西财政理论及制度的基本异同点。其他论着则还是基于传统比较财政学的研究框架,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型财政与中国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型财政的异同点。由此可见,国内外关于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系统性、完整性和与时俱进性不够,对待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国内学者从事中西方财政的比较研究工作,公认最早的当属邓子基教授,其1987年主编的《比较财政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比较财政学教材。该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侧重点放在具体财政制度的比较上。之后,姜维壮主编的《比较财政管理学》和《国际财政制度比较》研究重点主要是对各国财政实践活动的梳理和总结。
在国外,情况也大致如此。国外的中西方财政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由于比较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差异,其着重点也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上。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制度》就是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的。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各种不同背景下经济制度的运行与经济事务的处理。马斯格雷夫在《自序》中说:“我也不提供许多国家间具体制度和政策的系统的比较,这涉及大量的细节问题。相反,我试图考察财政制度在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许多西方财政学家也发现,即使是同样研究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三、内容简介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7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8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从公共财政论在我国兴起的实践背景看，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逐步向市场型的财政转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支出呈现出逐步退出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趋势，财政投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大下降，而余下投资支出的重点和方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基础性、高风险性领域的投资成为重点；第二，财政收入由原先的税收、利润共同居于主体地位的格局转变为以税收为单一主体的格局，同时种种不规范或者比较不规范的所谓制度外收入、预算外收入正在逐步通过税费改革得到遏制和治理。第三，财政政策由原先强调保持财政年度平衡，转向有意识利用财政政策的功能，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特别是1998年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已由原来的被动扩张型转变为主动扩张型。第四，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体制初步得以确立，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得到初步的确认。第五，伴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形成，非公有经济逐步取得了与公有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我国财政收支政策中的对某些经济成分给予支持或加以限制的不同等对待现象正逐渐减弱。这些迹象表明，我国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正日益显现出来。所以，公共财政论的兴起是有着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的。
当然，尽管公共财政理论的发源地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由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原因，西方学者在构建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般没有明确指明公共财政的研究思路与基本特征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与梳理则是以叶振鹏、张馨同志为代表的我国一批学者所作的贡献。而这样的努力无疑加速了公共财政学说在我国的传播与流行，对我国的财经改革进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进作用。
基于上述理解，对于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我是持赞成态度的。不过，在“为公共财政叫好”的同时，我认为还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要忘了
国有资本财政，二是应当意识到中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求同存异，注重中为体，洋为用。而对于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我大体上也是赞同的，但在发展与完善公共财政论的过程中，应当认识到：公共财政论作为财政模式论、现象论，与作为财政本质论的国家分配论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诸多的相互补充。相互充实之处，因此，应当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两种理论加以整合与发展，并实现公共财政论的本土化。
四、实行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还适用吗？
国家分配论是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学说。长期以来，它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居于主流地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政策目标的提出，表明国家分配论的客观依据和实践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使得不少人对国家分配论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适用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随着公共财政论的大量引进与迅速兴起，许多人更是把公共财政论视为国家分配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替代物。
应当说，出现这样的认识是比较自然的一件事。因为，在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中，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而这些新的经济现象有时难以用固有的经济理论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时，或者需要对原有的经济理论加以补充、修正，或者需要引进、创新的理论。但是，对有些经济学说来说，它们虽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却有可能反映较长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一般规律，因而有着较为持久的理论解释力。国家分配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学说。
国家分配论透过纷繁芜杂的财政活动，抽象出国家与财政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论断，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这一财政理论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现象反映本质，本质蕴含于现象之中：现象是多变的，而本质却是唯一的。对于财政来说，财政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依此加以区分的财政模式（类型）也会随社会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变革而发生变动；但财政的本质却是唯一的，即财政与国家之间的不可分割、共生共死的历史联系。
公共财政论以市场经济为起点，沿着“市场有效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财政介入”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因此，公共财政论是一种反映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特殊的理论。由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差异，它没有对“财政本质”这个财政一般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也没有能够对财政活动下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定义。但是，不谈财政本质，不等于财政没有本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本身就要求这一模式不仅要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这就更需要我们对财政本质范畴加以重视，也即对财政活动背后所体现的各种分配关系或经济关系，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关系等加以重视。
因此，就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而言，前者是本质论，后者是现象论或模式论；前者关注财政一般，后者关注财政特殊；前者侧重于财政的共性，后者侧重于财政的个性。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涵盖与充实的关系。有的学者说，公共财政论一出现，国家分配论者就“恐惧”，这种论调是不适宜的，是片面理解两种理论的结果。我们承认，由于国家分配论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其对财政运行过程及其特征的描述主要以计划经济为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失去其现实依据；但国家分配论针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特殊的“过时”把握，并不足以构成对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的否定。恰恰相反，由于国家分配论正确地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因此也在理论上取得了一般性的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我把原先内在于国家财政的“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这两部分加以区分，把国家分配论形象概括为“一体五重”、“一体两翼”，进一步明确把社会主义国家区分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这双重身份；叶振鹏、张馨等同志，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模式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判断和把握，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分配论的内涵。
总体说来，国家分配论作为国家财政的本质观，这一点不会过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依然适用。但是，作为一套计划经济土壤之上生长起来的财政理论体系，其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模式的总结、概括虽不失其历史意义，但已经不适应经济改革的现实。然而，应当看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20多年来，国家分配论者并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本着“八方借鉴，择适用之”的原则，不断对其财政特殊观进行修正和完善。这就是说，我们既坚持国家分配论所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及其一般规律，又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公共财政论的运行模式、机制，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并加以整合、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国家财政的学说，使这棵理论之树能够得以常青。
五、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了大量的反思。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向何处去”这一颇具号召力的问题，主张应当重建中国财政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些学者在肯定国家分配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当前中国财政学界正面临着以国家分配论为代表的传统财政学和以公共财政论的西方财政学的交锋，而这场交锋目前尚胜负未卜，但无疑是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起点的财政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即公共财政论的胜算会大一些，云云。
应该肯定，在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面临剧烈变革的时代，对原有的财政理论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以国家分配论为代表的我国传统财政学在现实面前真的面临一场生死抉择吗？我国财政学所需要的到底是整合、发展，还是应当将从零开始，进行重建呢？
正如上文多次提到的，公共财政论是从现实的财政运行过程出发，从现象的层面概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基本特征；而国家分配论则是从各种财政现象和具体的财政模式（类型）出发，抽象出财政活动的一般本质。两种理论所处的不同分析层面及其所用的不同研究视角，使二者之间从根本上看并不存在着“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恰恰是为两种理论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而我国特有的改革起点和路径，以及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则为两种理论的整合、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心应当是：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
在整合、发展而不是重建我国财政学的过程中，我曾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一文（《财政研究》2000年第1期），撰写并出版了《国家财政理论思考》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8月版）。这里，再着重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9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江泽民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从公共财政论在我国兴起的实践背景看，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与之相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逐步向市场型的财政转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支出呈现出逐步退出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趋势，财政投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大下降，而余下投资支出的重点和方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基础性、高风险性领域的投资成为重点；第二，财政收入由原先的税收、利润共同居于主体地位的格局转变为以税收为单一主体的格局，同时种种不规范或者比较不规范的所谓制度外收入、预算外收入正在逐步通过税费改革得到遏制和治理。第三，财政政策由原先强调保持财政年度平衡，转向有意识利用财政政策的功能，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特别是1998年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已由原来的被动扩张型转变为主动扩张型。第四，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体制初步得以确立，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得到初步的确认。第五，伴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形成，非公有经济逐步取得了与公有经济平起平坐的地位，我国财政收支政策中的对某些经济成分给予支持或加以限制的不同等对待现象正逐渐减弱。这些迹象表明，我国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正日益显现出来。所以，公共财政论的兴起是有着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的。
当然，尽管公共财政理论的发源地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由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原因，西方学者在构建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般没有明确指明公共财政的研究思路与基本特征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与梳理则是以叶振鹏、张馨同志为代表的我国一批学者所作的贡献。而这样的努力无疑加速了公共财政学说在我国的传播与流行，对我国的财经改革进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进作用。
基于上述理解，对于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我是持赞成态度的。不过，在“为公共财政叫好”的同时，我认为还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要忘了
国有资本财政，二是应当意识到中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求同存异，注重中为体，洋为用。而对于公共财政论的基本观点，我大体上也是赞同的，但在发展与完善公共财政论的过程中，应当认识到：公共财政论作为财政模式论、现象论，与作为财政本质论的国家分配论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诸多的相互补充。相互充实之处，因此，应当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两种理论加以整合与发展，并实现公共财政论的本土化。
四、实行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还适用吗？
国家分配论是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学说。长期以来，它在我国财政理论界居于主流地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政策目标的提出，表明国家分配论的客观依据和实践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使得不少人对国家分配论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适用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随着公共财政论的大量引进与迅速兴起，许多人更是把公共财政论视为国家分配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替代物。
应当说，出现这样的认识是比较自然的一件事。因为，在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中，新的经济现象不断出现，而这些新的经济现象有时难以用固有的经济理论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时，或者需要对原有的经济理论加以补充、修正，或者需要引进、创新的理论。但是，对有些经济学说来说，它们虽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却有可能反映较长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一般规律，因而有着较为持久的理论解释力。国家分配论就是这样的一种学说。
国家分配论透过纷繁芜杂的财政活动，抽象出国家与财政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论断，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这一财政理论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现象反映本质，本质蕴含于现象之中：现象是多变的，而本质却是唯一的。对于财政来说，财政现象是复杂多样的，而依此加以区分的财政模式（类型）也会随社会经济制度或体制的变革而发生变动；但财政的本质却是唯一的，即财政与国家之间的不可分割、共生共死的历史联系。
公共财政论以市场经济为起点，沿着“市场有效市场失灵政府干预财政介入”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因此，公共财政论是一种反映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特殊的理论。由于学术研究传统的差异，它没有对“财政本质”这个财政一般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也没有能够对财政活动下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定义。但是，不谈财政本质，不等于财政没有本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本身就要求这一模式不仅要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这就更需要我们对财政本质范畴加以重视，也即对财政活动背后所体现的各种分配关系或经济关系，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关系等加以重视。
因此，就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而言，前者是本质论，后者是现象论或模式论；前者关注财政一般，后者关注财政特殊；前者侧重于财政的共性，后者侧重于财政的个性。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涵盖与充实的关系。有的学者说，公共财政论一出现，国家分配论者就“恐惧”，这种论调是不适宜的，是片面理解两种理论的结果。我们承认，由于国家分配论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其对财政运行过程及其特征的描述主要以计划经济为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失去其现实依据；但国家分配论针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特殊的“过时”把握，并不足以构成对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的否定。恰恰相反，由于国家分配论正确地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因此也在理论上取得了一般性的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我把原先内在于国家财政的“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这两部分加以区分，把国家分配论形象概括为“一体五重”、“一体两翼”，进一步明确把社会主义国家区分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这双重身份；叶振鹏、张馨等同志，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模式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判断和把握，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国家分配论的内涵。
总体说来，国家分配论作为国家财政的本质观，这一点不会过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依然适用。但是，作为一套计划经济土壤之上生长起来的财政理论体系，其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模式的总结、概括虽不失其历史意义，但已经不适应经济改革的现实。然而，应当看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20多年来，国家分配论者并没有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本着“八方借鉴，择适用之”的原则，不断对其财政特殊观进行修正和完善。这就是说，我们既坚持国家分配论所反映的财政分配关系及其一般规律，又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公共财政论的运行模式、机制，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并加以整合、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国家财政的学说，使这棵理论之树能够得以常青。
五、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了大量的反思。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向何处去”这一颇具号召力的问题，主张应当重建中国财政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些学者在肯定国家分配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当前中国财政学界正面临着以国家分配论为代表的传统财政学和以公共财政论的西方财政学的交锋，而这场交锋目前尚胜负未卜，但无疑是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起点的财政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即公共财政论的胜算会大一些，云云。
应该肯定，在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面临剧烈变革的时代，对原有的财政理论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以国家分配论为代表的我国传统财政学在现实面前真的面临一场生死抉择吗？我国财政学所需要的到底是整合、发展，还是应当将从零开始，进行重建呢？
正如上文多次提到的，公共财政论是从现实的财政运行过程出发，从现象的层面概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基本特征；而国家分配论则是从各种财政现象和具体的财政模式（类型）出发，抽象出财政活动的一般本质。两种理论所处的不同分析层面及其所用的不同研究视角，使二者之间从根本上看并不存在着“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恰恰是为两种理论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而我国特有的改革起点和路径，以及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模式，则为两种理论的整合、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心应当是：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
在整合、发展而不是重建我国财政学的过程中，我曾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撰写并发表了《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一文（《财政研究》2000年第1期），撰写并出版了《国家财政理论思考》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8月版）。这里，再着重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财政学与经济学篇10
一、古代中国:家计财政中“调控”功能之寻觅
在古代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分配形式主要为实物和力役。租，即向土地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粮食;赋，即向人、丁、户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财政;调，即向户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物产;役，即向人身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劳动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制格局下，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但谁能洞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民犹以为大，背后所蕴含的原理，谁就能知晓“财政调控”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一)新生政权之基础
古代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了税收征与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封建王朝的兴盛往往由于税收征管上的“休养生息”，税收使用上的“内兴功利”;而封建王朝的衰落则往往由于税收征管上的“横征暴敛”，税收使用上的“挥霍无度”。封建王朝集权于君主一人之身，君主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导致王朝的兴盛抑或衰落。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史料可以佐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王朝更替、兴亡绝续无不有税收的身影。如果封建统治者认为征税天经地义，无疑会让国家之舟覆灭在纳税人的暴动之中。或许是汲取了前朝的教训，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有统治者不再将皇粮国税的观念深人演绎，而是通过税收减免来改善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为新生政权的稳固赢得纳税人的支持。
如同现代西方国家政党选举时作出减税承诺一样，忽必烈在汗位争夺时，就曾通过税收镯免树立自己豁达亲民的执政者形象，即以减少税赋和摇役来争取蒙民的支持。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即通过采取与当时政权不同的税收政策，以减轻税负甚至是免除税负的承诺来获取纳税人的支持，从而为新生政权奠定人口基础。然而，草莽政权并不知晓“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没有税收的支持，政权难以为继;违背基本规律的任意的税收减免只会导致政权自取灭亡。
(二)安邦抚民之功能
泛读历史沉浮录便可发现，历代开明君主都注意到了税收调控与国家兴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税收安邦抚民的作用也早在一些政治比较开明的君主执政中有所体现。从汉高宗的“与民休息”、汉惠帝的“清静无为”到汉文帝的“无劳百姓”和汉景帝的“轻摇薄赋”，以低税率的方式励精图治，终于铸就了汉朝“文景之治”的盛世。唐朝的“薄赋尚俭”、“安人宁国”和明初的“减赋简税，’.“裁并税务机构”等都是税收调控智慧的体现，用以调节收人分配的过度不公。
用今日的眼光审视古代的“调控”，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税收规律的漠视乃至无视，只会导致恶税殃民、苛政误国的结局，而通过轻摇薄赋的税收政策恢复生产力，最终则会迎来国泰民安。低税率的设置不仅在于改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在于涵养和恢复国家的税基;将税收收益多留一些在民间，可培育数量和质量更为可观的税收潜力。总之，通过税收握持国家脉络，为庶政提供养分，是治理国家之道，也是国家治理之道。
(三)经济革新之工具
为了解决统治危机，封建统治者会通过经济、政治的制度变革，以图继续经营其王朝。史海钩沉，封建王朝历次重要的变革都离不开对税收的调整，其中有汉朝的王莽改制、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些变法都把税收作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的工具。
西汉末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现象导致了“富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税源流失，国家财政收人受到了严重影响。于是，王莽针对土地兼并现象开始了一场“王田”制的改革，将土地收归国有，恢复井田制，垄断工商业的运营。王莽的财政改革实际上是与地主阶级和大商人争夺税源，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因遭到地主阶级和大商人的反抗而失败。唐朝杨炎实行“两税法”，是因为庄园经济兴盛，土地兼并严重，封建统治者既失去了可以征税的土地，也失去了可以征税的劳力。安史之乱后，潘镇割据，“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裁制”，地方和中央抢夺税源，争夺税收，中央政权日益危险。于是，唐朝开始实施旨在与地方博弈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将游离在中央税收系统之外的税源纳人两税的征收范围，中央对地方的税额进行划分并在留存一定份额的基础上收取地方税收。“两税法”还实现了税收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产为宗”的转变，Cs〕以货币计税，提高了税收效率，并将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从总体上讲，“两税法”通过税收制度的变革来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博弈，是一次成功的“税收调控”。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中，由于限制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并迫使他们分担了一部分税负，暂时缓解了社会危机，并通过税收手段拉拢中小地主阶级，但是，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加强了对平民的税收征管，这种增设新税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加上其他诸种阻碍因素，最终“税收调控”失败。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中国税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改革，是在严重的土地兼并、人不敷出的财政以及获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商品经济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条鞭法”针对占有大量土地的地方势力，通过对纳税人、课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一整套制度的改革，简化税制，提高征税成本。其中的一条重要规定是，占有土地的人越多，所纳之税就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税负公平。在“一条鞭法”实施期间，“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综上分析可见，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自然经济条件下“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获取财政收人，满足以君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基本的分配需要。当然，也并不排除在改朝换代之初，或经济革新时期，统治者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财政政策引导生产消费，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也不否认在一些政治比较开明的朝代薄赋轻摇、休养生息，调节收人分配的过度不公。但是，在整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国家的代表是君主，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财产权利，君主都可视其为“私权”。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财政纯粹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很难诞生出民主、法治等现代观念。而所谓的“调控”也只是特殊现象，是统治者为实现政治职能之需所采用的手段，尽管有其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仍不足以推翻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收人分配”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认为的，国家活动满足的不是公共需要，而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且后者才是国家职能的中心内容，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才是其根本目的。
二、近代西方:财税理论中‘.调窟，内容之探悉
从17世纪开始，财政税收成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形成了诸多流派。〔’”〕尽管这些理论产生于不同时代，但都蕴含了“调控”的内容。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学理论的“调控”
“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首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主张积极的国家干预，对经济实行管理和限制，并通过行政力量支持工商贸易的发展。在重商主义滥筋之时，关于财税调控的理论亦开始萌芽。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主张降低关税，提升英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政治家托马斯。霍布斯则主张对消费品课税，通过税收为国民创造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则将财税调控的观念运用到了极致，柯尔培尔主张以奖励措施促进商品的出口，类似于现代的出口退税制度，他还主张改革税收制度，将直接税改为间接税，设立法庭以加强征税权。同时，削弱地方势力的征税权力，增强王室的财政收人。
面对“重商主义”对工商业的片面重视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敝，作为一个农业占比巨大的国家，法国开始出现重农主义税收理论。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废除包税制度，对农业资本家进行补助，减轻农业的税收负担。尽管如此，重农主义的财税政策实际上担负着调控经济的职能，通过财税革新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经济。
(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经济学理论的“调控”
在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各国开始逐渐步人工业化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派在此时兴盛起来。作为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的威廉·配第在其经典著作《赋税论》中反对国家课征过多的税收，认为有规律地定期征收可以鼓励人们生活节俭。〔”〕亚当·斯密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税收四原则:平等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和确定原则，主张税收“中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之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卫·李嘉图贯彻和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开征对经济发展有利的税收，减少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税收。这一时期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极力声张湮没了国家干预论，财税调控理论处于暗淡时期。
(三)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经济学理论的“调控”
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期，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对市场从不干预到干预，从尽可能少于预向大规模干预，此时自由放任理论成为了政府和财政发挥作用的障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反对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有“必要之职能”和“选择之职能”，政府可以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干预经济。他提出在采用比例税率时应在所得中扣除最低生活费用，采取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对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不课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低收人阶层与高收人阶层的矛盾，迎合了当时产业资本家的需求。德国的社会政策学派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应积极发挥其职能，运用税收手段干预经济。洛伦茨.冯·施泰因提出三项税收原则:经济原则、财政原则和再生产原则。经济原则是指课税不应伤及资本，保障资本的运营;财政原则主张税收的课征不宜超过财税的需求;再生产原则是指税收应助力于国家经济的有机循环。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税收四项基本原则:财政收入原则、国民经济原则、社会正义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财政收入原则主张税收收人应与国家支出相匹配，税收政策随着国家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国民经济原则主张税收的课征要顺应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正义原则是将税收作为社会正义的矫正器，调节贫富差距;税务行政原则与税收的征收管理有关。在瓦格纳的税收理论中，税收被赋予相当充裕的权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
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或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过程中依靠自身力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自由放任基础上的市场竞争，并非在任何领域、任何状态下都能充分展开。在某些领域和场合，即使人们不干预市场的自发运行，充分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它也天然无法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或者天然无法正确发挥作用，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状态。若任其发展，任何市场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正常存在下去，因此需要依靠市场外的力量、依靠公共活动、依靠政府力量的介人，才能纠正市场失灵状态。因此，证明政府和财政活动与市场活动的一致性，从而证明政府和财政大规模干预市场活动的合理性就势在必然了。19世纪80年代建立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彻底从经济学上论证了国家财政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公共部门经济理论证明:
(1)公共部门如同私人部门一样，是具有“价值”的“产品生产部门”。
(2)公共部门活动所需资源是通过“等价交换”从私人部门获得的。
(3)适用于私人部门的市场效率准则也适用于公共部门。
(4)政府活动如同私人活动一样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展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被引人公共经济学中，实际上是西方理论界从经济学原理上为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下的存在及其职能扩展“正名”的过程，它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在市场失灵范围内的干预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四)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经济学理论的“调控”
20世纪2030年代，在经历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学派谋求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反危机”之时应运而生。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为资本主义国家开出了“国家干预”的药方，他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手段及必要性等，将财税视为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工具，即政府可在不同时期调节税率来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凯恩斯构筑的经济学理论中，财政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而税收政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新古典综合学派保罗·萨缪尔森亦把税收视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税收不仅是国民收人分配的制度，也是直接调节经济的制度。与之对立的新剑桥学派则承认税收除了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外，还可通过税收调节各收人阶层的需求，实现社会公平。福利经济学派的庇古强调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资源配置，达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供给学派以拉弗曲线说明了合适的税率设置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
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到近代经济学源流擅变中不难看出，通过财税手段对国家经济的“调控”已初露端倪，即使是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派，也承认税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端之时，财税调控理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自由竞争时期，财政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夜警国家”所要求的狭小区域，财政的职能也仅限于收人分配，且不负责通过再分配的形式调节社会收人的不公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市场具有蓬勃的活力，自由竞争使得经济高效率运转，而政府和财政被视为异己力量，只能在市场失灵的狭窄范围内维持其存在的必要性。所以，财政职能主要限于筹集收人以满足国家日常经费开支之需。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因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集中爆发，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影响迫使各国不得不大张旗鼓地扬起“国家之手”干预经济，而经济学也克服了过去将政府和财政视为市场异己力量的状态，充分地论证了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是一种服务于私人经济的公共经济，二者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历史背景下，财政勇往直前地扩展自己的职能便顺理成章了。
三、现代中国:财税法的经济法属性之误解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统治者运用财税手段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在近代西方，经济学提出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财税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只不过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及之后，国家的这种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凸显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成为劳动协作的社会层面的结果”。诚如西方经济学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是由于市场机制扭曲造成的，恰恰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和经济波动的结果，如此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尤其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经济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作为应对危机之策，各国相继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这时相应的法律制度就是经济法。从此，与垄断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并成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不再满足于反托拉斯，而是开始从整体上全面协调经济与社会的运行，宏观调控也由原来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解救美国经济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罗斯福新政成为西方经济史上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由自由经营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宏观调控概念源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但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却为我国法学界的独创。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文革’浩劫之后全国上下对法制的理性呼唤、民法传统长期缺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法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经济法学科体系，提出了“纵横说”。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颁行后，经济法学界的论争在逐步转为“纵向经济法论”的同时，又开始与行政法发生冲突，因为行政法也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法学者主动将经济法限缩解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具体有不同的表述:“新经济行政法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国家协调和调整关系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经济调控关系论”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间接宏观经济调控性关系；“平衡协调结合论”认为，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是社会责任本位的法，是以公法为主、公私兼顾的法；“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论”认为，经济法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它的调整对象是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国家经济管理关系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以保证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促进其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需要干预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此等等，实际上已奠定了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尤其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以来，“宏观调控”的经济法问题便成为经济法学界理论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
如今在我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一经济政策一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由于学者对“宏观调控”的内涵界定不一，导致“宏观调控”的外延又有“微”、“小”、“中”、“大”之说，进而影响到我国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构架。但无论对宏观调控法包括哪些子部门法有多少不同观点，财政调控法、税收调控法都是其核心内容。一般认为，计划调控法虽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居“龙头”地位，但“相对于财政的运行，这是一种相对柔性、自发、松散、时间跨度较长的过程，而且需要财政的配合才能奏效”。国家产业政策的成功实现也必须依靠财政，财政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税收等都会对产业政策产生影响。由于“财政的主导是全方位的，其统筹协调作用可及于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到民生、从第一到第三产业等各个方面。相比之下，货币政策不能解决不同地方、不同产业的平衡协调发展问题”。有鉴于此，财税调控法已不仅仅拘泥于宏观调控法中的核心地位，“财政法对经济的调控和主导具有直接、全面及整体性，也最具刚性和力度，而且它是经济法与宪政的衔接，本身即具有宪政暨‘经济宪法’的性质。因此，无论中外，财政法都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财税法被经济法冠以如此高的地位，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活动与财税活动密切相关。财税法政策性强、覆盖面广，并拥有税率、税收优惠措施以及财政补贴等宏观调控手段，具有得天独厚的宏观调控功能。也仅仅基于此，经济法学界便将财税法整体归入宏观调控法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都将财税法列为专章;有的财税法教材也主动将自己归人经济法体系之下。可见，把财政法作为经济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国家职能扩展，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起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的职能。国家职能的扩展，在法的体系上同时产生以下两个相关联的后果:一是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的发达，调整这类关系的法逐渐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法，此即经济法；二是财政和财政法的功能随之扩展，其性质发生了变化，财政法逐渐由原来从属于行政法变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财政法的功能扩展后，其属性就变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值得商榷。
自国家产生以来，财政就以其组织、分配收入的原始功能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调控”是财政与生附带、客观具有的潜在功能;财政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只是到了现代国家财政的“调控”功能才在宏观调控法中彰显，这是经济法学者所认可的:“税收在取得财政收人的同时，客观上具有调节国民经济各环节、各行业部门、各地区乃至全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功能，这就是税收的经济调控功能。“税法的另一功能是为税收调控社会经济提供法律保障，学者一般直称为税法的经济调控功能，或宏观调控功能。”既然如此，为何又将税法的另一功能即“宏观调控功能”反客为主呢不言而喻，属于经济法范畴的只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手段调节经济的一些财政法律和政策方面的规定，而且“其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失衡状态的制约、调节功能。的确，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借助于财税法的保障来实现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不仅具有调控范围的广泛性，而且具有鲜明的导向性，特别是在保障经济平衡、协调经济运行方面，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或手段”，以宏观调控功能遮蔽其本质功能，进而对其属性作偏狭的误解。这里并无责难之义，只可归因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对理论研究水平的局限。
四、转型中国:财税法的公共财产法定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财政形态逐步由计划财政转向公共财政;财税法日益凸显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助推着财税法学研究必须尊重自身发展的规律，顺应国际发展的潮流，明确时代赋予的使命，从“功能”的视角，重新审视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地位，以满足现代国家社会发展和法治中国治理的诉求。
(一)公共财政的法学解读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于财政本质含义的探讨，形成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结论，简称“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人的分配所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的活动。这就是说，财政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财政以努力履行实现经济、社会目标为自己的职能。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财政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同为国家或政府财政，却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着各自特定的基本性质，从而形成不同的财政类型。随着财政类型的演变，财政职能也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故财政一般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类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弥补市场失灵。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失灵”领域，需要国家按照市场的需要以非市场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就是为了满足各个市场主体的公共需要而存在和运行的。这里，可以满足公共需求的物品—公共产品(publicgoods)不一定是真正有形的货物，更主要地是一种行为或服务，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效果。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履行职能而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宏观调控所实现的都是全局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如为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而采取的经济措施，这些作为“公共物品”的经济措施能够维持经济健康运行的良好外部环境。第二，“一视同仁”的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资源和要素，是以税收的形式从市场获取公共收人，再安排公共支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在公共财政下，由于公共服务是以满足市场公共需要为前提的，而等价交换、平等互利、自由竞争又决定了公共财政必须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服务，否则就有违公共财政的本性。第三，非市场赢利性。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追求社会目标只能处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为市场的正常活动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不是也不能处于市场有效的领域内，不能直接从事市场活动和追逐市场赢利。第四，法治化的财政。公共财政作为一个满足公共需要，为市场经济提供服务的财政类型，必然要求民主基础和法治保障。只有通过民主代议制形式，才能保证公共需要得以真正地显现和满足;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将财政立法权保留在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议会中，才能保证政府财政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市场失灵”和“市场需要”的限度，也才能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体现财政的‘公共性”。
公共财政的上述特征，可以作如下法学解读:公共财政的“财”，是指财产、财产权利，包括私人财产权和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之上的公共财产权;公共财政的“政”，是指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共财政实质上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以及由这一对基本关系生发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组织财政收人并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财政分权，实现财权、事权、支出责任的匹配与适应;如何通过财政、税收手段促进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更加公正;如何推进透明预算来打造廉洁政府、高效政府，等等。”[36讼共财政的核心就是法治，即以法治来统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的全过程，“做到财政收人合理、合法、合宪，财政支出公开、公平、公正，财政管理有规、有序、有责。”
(二)财税法学的定位考察
财税法学的地位，即财税法学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基此引出了对财政法学能否独立发展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看，伴随着国家和财政的产生，也就产生了以法律调整财政关系的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外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当时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赋予财政法独立的地位。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新型的资本主义财政关系得以确立。然而，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财政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夜警国家”所要求的狭小区域，财政对行政的附属作用难以突破，但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却是基于政府的财政权力来源于人民，其功能主要表现为防范政府滥用财政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财政平等主义等，都是人民通过法律对政府财政活动提出的要求。而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从部门法的定位来看，这一时期的财政法主要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进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财政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财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财政逐渐摆脱对行政的依附，开始具备自己独立的品格，财政的权力性由此凸显。在西方许多国家，财税法(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存在与经济法交合的问题。美、英、法、澳等国从不曾有“经济法”的概念，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被中国经济法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法体系的单行法;素有经济法“母国”之称的德国和经济法肇兴之地的日本，在学理和立法上也将其与财税法并立共处。日本著名的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撰写的《经济法》一书，就未将财税法囊括其中。相反，在德国的税收立法实践中，则认可了具有附带目的的税收经济法。1977年德国修正其《租税通则》第3条，在有关税捐的要件中“以收人为目的”下附加“亦得仅为附带目的”等语，〔侧从而成为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税收作为达成国家政策的工具意义的范例。受德、日法学的影响，我国早在1929年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制定的《训政时期立法工作按年分配简表》中，“经济立法规划”就与“财政立法规划”相并列。
从理论创新看，苏联经过1938-1940年关于法的体系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建立在社会关系界限相对明晰基础之上的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各部门法分别以单一的法律规范调整某种相对单纯的社会关系。但在法律实践中，这种划分只有理论认识上的意义，某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由多种法律规范同时调整。财政法诸多法律规范融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整体，缺乏其中的任何部分都难以达到预期的功效”，这意味着传统的法的部门划分理论，从一开始产生起就遇到了当时苏联出现的集体农庄法、劳动法、财政法、土地法、家庭法等的挑战，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正式确立。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虽然确立了财政法的部门法地位，但“计划财政”的职能只有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当时的财政法建立在比较纯粹的全民所有制基础之上，经济集中程度非常之高。从政治上而言，虽然将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一位，但在经济实现途径上，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是至高无上的，而个人或企业的利益被置于尽可能低的位置。在此情况下，建立在私人需要基础上的公共需要缺乏产生的土壤。而转型后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财税法(特别是税法)一直在遵循自己的发展轨迹，成为一个较发达的法学二级学科。
从法律规范看，不论是将财政法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前苏联，还是将财税法纳人经济法体系的现代中国，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财税领域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俄国学者认为，国家的财政活动可以区分为行政范畴的财政活动和经济范畴的财政活动。前者主要是关于国家财政管理机关的设置与职权、财政管理活动的原则、程序和制度，以及财政管理机关与社会组织或公民在一般性收支活动中的权利义务等，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后者主要是有关国家调节经济的一些财政政策方面的规定，属于经济法的范畴。中外学者殊途同归的见解正说明了财税法属于综合性的“领域法学”，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财税法学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的法律规范的综合体。”财税法学植根于传统法学，如从宪法、行政法视角关注如何限制政府的财税权，防止政府非法侵犯私人财产、滥用公共财产，从财政学、税收学、会计学中汲取营养，研究财税的特有元素，关注财税效率以及各种财税工具之间的搭配与协调，如所得概念的界定、收人确认的标准、费用扣除的规则、重复课税的抵免、实质课税的边界，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法学从不涉足的领域。
(三)财税法学的法律属性
财税法作为一个新型的、交叉性的“领域法学”，它以财政收人、监管、支出过程中的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公共财产法”。“公共财产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分别对应于国家或公共团体持有之公共财产，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国家或公共团体持有之公共财产，国家或公共团体之私产。共财产法涉及的是中义上的公共财产，即经由私人财产转化为国家持有的公共财产。公共财产法是对公共财政的法学解读，是公共财产取得、用益和处分的保障之法。作为公共财产法，首先要处理其与私人财产法的关系，划定私人财产征收的界限和程度，防止公共权力非法侵犯私人财产。与此同时，又要保障公共财产的安全，防止公共资金被挪用、侵吞和浪费。更重要的是，公共财产法负有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财政资金的任务，为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句话，财税法覆盖公共财产的取得、管理和支出的全过程，既表现为静态的公共财产性，又表现为动态的公共财产性。从静态的角度看，税收、政府性基金、国企利润等公共财产，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从动态的角度看，预算、财政收支划分属于公共财产的基本体制;征税、收费、分享国有资产收益，属于公共财产的取得;财政监督、国库管理、政府会计与审计，属于公共财产的监管;财政投资、拨款、贷款和采购，属于公共财产的处分。财税法更为注重财产的转化、监管及其使用的动态过程。
正是由于财税法具有“上接天缘、下接地气”的特质，才能保障财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中发挥“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从学理上看，财税是财税法规范和调整的对象，财税法的功能应当区别于财税的职能。但从实践上看，由于现代社会中的财税关系总是以财税法律关系的形式而存在，因此，财税职能的实现过程与财政税法的实施过程在很多方面会出现重合。财税法的静态公共财产性主要体现为组织财政收人的功能;而财税法的动态公共财产性，既体现组织财政收人的功能，又体现分配公共财产的功能。本文出于说理的考虑，仅论及后者。财税法分配公共财产的功能有:首先，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对权利、义务和责任在不同主体间的合理配置，保障财政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有效地配置资源，然后保证财政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平衡与协调。例如，通过确定财政收人的方式、范围、数量等，确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支配资源的规模和范围，以此匹配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预算直接提供国防、外交、法律和秩序、太空探索、环境保护等纯公共产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安排公共投资等。其次，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收人再分配机制，对市场决定的收人和财富进行调整，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例如，个人所得税累进征收，开征遗产税，实施社会保障;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等。这里，表现为动态公共财产性的财税法，其分配公共财产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不经意地提供“宏观调控”的公共产品。这些“宏观调控”的公共产品在非常态的情况下凸显为对经济景气的调整。为解决市场自发运行中所产生的经济周期问题，“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就会被运用，如在经济过热时提高财政收人水平，压缩财政支出，而在经济萧条时则通过减税等方式培育消费和投资能力，同时加大财政支出以增加社会需求，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于是，在财税法所具有的组织财政收人、分配公共财产的主体功能外，又派生出了宏观调控的功能。正如学者所言，“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各国普遍采行多种经济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尤为重要。大量的预算支出、税收减免、国债增发、政府采购等财政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使财政政策在危机应对方面居功至伟。”
不难看出，财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是附带的、非常态的，往往表现为举债、大量支出、加重征收、税收优惠等财税特别措施，构成一般性规则之外的特例。而作为公共财产法的财税法具有的分配公共财产的功能，则是基本的、常态的，故而使得政府提供“宏观调控”公共产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法学界将事物之间的交叉关系错认为从属关系，作出“财税法属于宏观调控法”的判断。但“如果认为财税法是国家用来调控市场的法律，显然误解了政府处于市场的补充地位，盖在没有市场失灵的前提，税收只能作为提供具外部性的公共服务、产品之用，若政府越姐代厄以税收干扰市场的正常运作，将对市场经济造成破坏性之影响，进而违反宪法授予政府保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制度之义务，并且误将在其它国家争相保护其主体地位的纳税人，贬为国家宏观调控之客体。因此，作为公共财产法的财税法学对于分配“宏观调控”公共产品的研究，也是秉持公法学的立场，更多地从规范宏观调控权的角度展开，例如，财政部行使减免税权是否合法?课征重税是否侵犯生存权和营业自由?政府采购政策是否违反平等原则？可见，把财税法整体归人“宏观调控法”，无论如何不能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