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主体篇1
1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研究急待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991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9580亿元，比上年增长7%；农业虽然部分地区遭到持大自然灾害，仍然夺得较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为8008亿元，比上年仍增长3%；工业增长较快，全年工业总产值为28225亿元，比去年增长14.2%/n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据统计，到1989年止，10年间创世界纪录216次，占建国以来创世界纪录总数的55%；获世界冠军361次，占建国以来冠军总数的92.2%。尤其是1990年我国成功的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又一次展示了我国人民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生机勃勃的形像。据统计，在亚运精神的鼓午下，1991年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共获奖牌182块，86名运动员获得93个世界冠军，是我国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一年；有25人、1队50次创31项世界纪录，349队64次创49项亚洲纪录，123人、30队212次创127项全国纪录。目前我国体育总体实力，已是连续3届亚运会蝉联金牌总数第一，成为亚洲体育强国；在23、24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数，分别居第4、第11名，已进入世界体育前10名的行列。总之，我国经济和体育运动的实践，呼唤着体育科学研究的深化，对杻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更需深化。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经济与体育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等方面，已作了一定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底为止，报刊已发表的有关体育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已有250余篇；有张岩、张尚权主编的两本体育经济学专著出版；一些体育院校已开设了体育经济学必修和选修课，并编写了一些教材和讲议。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填补了学科系列中的一个空白。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育运动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效能。
但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仍落后于我国经济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对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运行载体仍缺乏深入研究。为了促进、完善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这一新的学科，对它的理论基础和运行载体必须进行认真研究。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性学科。它产生于80年代，是现代经济和体育交叉溶合发展的产物。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经济学科和体育学科交叉、渗透、溶合在一起的体育应用性科学。因此，它的理论基础，不能单一的以经济理论，或单一的体育学理论来理解，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学和体育学三个方面，来研究认识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2.1我们从事任何科学研究，总是要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观察、实验、分析、综合，并且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总结、概括、得出结论。要对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进行正确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完备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来充实自己，它是各门科学成果的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
2.2矛盾分析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具有核心意义的方法。它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分析体育经济活动的基本认识方法。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2)可见，只有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才能正确把握体育与经济，体育领域内经济活动与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辩证关系。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发展对体育起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体育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体育领域内经济(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组织使用和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保持整体性、统一性；体育领域内的经济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制约的，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在体育领域内的延伸。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大环境对体育经济关系的制约，就不可能理解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同样，离开了对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具体矛盾的分析，也不可能全面理解把握体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也就不能充分认识体育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3“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分析体育经济现象、经济过程，揭示体育经济本质、特点、规律的基本的认识论。马克思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的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的解释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决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的哲学理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从哲学的高度，从经济学的视角，总结探索我国体育领域中经济现象、经济过程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为发展体育事业服务。因此，必须根据4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反映论的理论，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逐步更新人们体育经济的观念，从而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为基础
社会主义体f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体育领域内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学的分支科学。因此，它的研究必然涉猎反映现代经济体系的各学科的知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以及生产力经济学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是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反映体育部门经济问题的体育经济学，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主要理论是：
3.1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核心理论依据。进人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社会主义体育经济的视角出发，根据“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哲理，对于体育领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主义一般劳动过程的目的性、协作性、交换性、合理配置等多方面的客观要求，使我们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理论分析和研究的重点，应服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是一个可挖掘和丰富的宝库。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劳动是一个共同协作的大系统。能否协调有序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劳动价值的一般性质及其运行规律认识的完整程度；取决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育建设中的自觉程度。因此，我们必须从体育经济这个新视角，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体育经济中的表现形式，从体f劳动的特殊中抽象还原出劳动价值，并加以系统的提炼和展开分析。这种研究既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原著，又要跳出原著本身研究重点的局限性。从而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得到新的发掘，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育建设服务如体育劳动是什么性质的劳动？体育事业为什么成为第三产业？体育劳动能否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劳动产品能否成为商品等问题，都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引深出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3.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关于劳务生产理论的分析，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引深，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马克思认为，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服务）无关，而是同这种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有关。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以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分析的，而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分析的。”（4)从马克思上述分析中可见，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主要是从劳动从属于资本这一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的，是同生产的物质产品的规定性无关，与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也是无关的；只同这种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关，同是否生产出资本，是否生产剩余价值有关。理解这一点，对于划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主义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必须从一般生产过程、商品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三个层次上进行考察，做到物质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者统一。
根据马克思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对于体育事业是非生产性事业，体育工作者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的传统观念，应当重新认识和突破。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既有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也有以生活劳动服务形式存在的使用价值。因此，和社会主义生产本质相联系的生产劳动，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且在还包括非物质产品形式的各种劳务生产。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够创造使用价值，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都应当属于生产或具有生产性的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育事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体育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作用日趋明显。体育部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生产体育劳务的独立部门。体育劳务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能增强人们体质，满足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体育劳务进人交换，也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具有了价值。这样，体育部门就整体来说，也就成了体育劳务的生产部门，体育部门的工作劳动，也就成了生产劳动，体育部门也就取得了体育产业的资格。
3.3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体育生产性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仃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仃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它的经常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可见，生产的和消费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是相互制约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所以，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结合在一起，不但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人才的有效方法。这充分肯定了体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体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生产，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产生密切的联系。因此，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看，体育机制必然最终转换为生产机制。
3.4研究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我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为研究范围。对体育经济的研究，要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体育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必须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体育目的和生产目的保持一致；体育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体育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纳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的轨道。体育经济要具有特殊的功能，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直接表现为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体育事业内部，竞技、训练、人材培养、输送选拔以及体育场、馆、池体育设施单位的经营管理，也必须坚持“三兼顾”利益原则特别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制度上，要充分注意到体育部门劳动的特点，和金牌与奖金挂钩的原则。
总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单单就体育领域中某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就事论是，是难以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的。因而也就难以从理论上指导体育经济的实践，难以从体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上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人们的观念就难以从体育事业是“单纯的消费型”“单纯的福利型”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4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必须以体育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
体育经济学的运行载体是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科学，具有体育学的属性。体育学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的学科。它主要研究体育现象、体育活动过程，揭示休育内部和外部的规律。所谓体育现象和体育过程，主要包括：竞技体育、身体锻炼、身体娱乐、狭义体育（指为增强体质，而进行的知识、技能、技术的传授道徳、意志品质的教育活动）等方面的体育现象和过程都是体育学研究之列。所谓体育内部规律，主要是指通过各种体育实践过程，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思想道德、意志品质教育的规律等。所谓外部规律，是指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行业、部门所起的作用和功能，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
经济学的主体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主体地位；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F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0-07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学科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主张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执政党执政理念以及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因此，它在我国各经济学科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居于学科建设工作的主体地位。但近年来，在高校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出现了厚“西方经济学”、轻“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尤其在重点学科的扶持、科研经费的划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政治经济学”主体地位被弱化的趋势。
一、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政治经济学”被弱化的原因
从1980年代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大量涌入我国，读者们被西方经济学著作的新颖写作方式、跃然纸上的图表曲线所吸引，长期被前苏联理论经济学范式所禁锢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传播西方经济学的风气，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产生了盲目崇信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计划经济而不研究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因此，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论证，他们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依据。一些赶潮流的学者甚至羞于提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似乎研究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知识陈腐与观念落后的标志，导致他们最终抛弃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致使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拿来主义盛行。这一盲目崇信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在全国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皆有体现。例如，在教学中有些高校大量缩减、甚至取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中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一课独占、唯我独尊的局面；又如，在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中，重点学科的扶持、科研经费的划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都朝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倾斜，造成了坚持讲授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师与学者无论在教学工作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遭到了被冷落、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挤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被弱化的状况，是由独特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思想倾向造成的。客观上，1980年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东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产生了疑问，降低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感到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以及对经济现象的量化分析方法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主观上，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解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缺少兼容并蓄的创造性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公式化、教条化，难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受教条主义思维习惯的影响，许多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看成是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而忽视了其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从这一错误的思维习惯出发产生了许多让人误解的结论：“既然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了。一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人也从这个角度轻视乃至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理论更是经济建设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在其伟大著作《资本论》中，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行规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例如，商品价值量决定的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规律；劳动力商品价值与工资的决定原理；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理、经济危机理论；部门内部竞争必然发展为部门之间的竞争原理、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原理等，都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考察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尚未有“市场经济”的概念，马克思也从没使用过“市场经济”一词，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揭示，却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甚至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市场经济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的巧妙继承与变相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探讨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国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初步打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为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成熟的历史社会条件；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果缺少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与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缺乏理论指导而举步维艰；对于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如果缺乏深入地对马克思《资本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鲜活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的认识和研究，那将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惭愧与遗憾。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创新，但这种创新工作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待学者们继续努力，做进一步深入的、系统化的研究。
二、“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是以马克思的一系列代表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剩余价值理论》、《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经济思想为依托，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的完整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特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庸俗化而演化而来的经济学理论，早期也叫政治经济学，后来才改名为经济学，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是以19世纪后半叶的资产阶级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等理论为出发点，以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经济学作品作为奠基著作，后经凯恩斯、萨缪尔森、曼昆等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并在自身的理论中区分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最终发展成为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假设前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以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意义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范式体系。从产生的时间上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范式都形成于19世纪末期，都是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研究内容，因此，都同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但两者在决定理论范式的几点要素上却存在截然不同的特点。
1.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假设不同
一切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有逻辑起点。“资源稀缺”与“经济人”假设，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这两个基本假设前提的认识，却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在“资源稀缺”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认为，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经济资源永远处于稀缺状态。因此，“资源稀缺”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永恒的自然过程，经济学所能做到的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把稀缺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而政治经济学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资源稀缺，，根本不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更不是一个自然永恒的过程，而是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制度。这是因为，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已经能够满足自身正常的生理需要了，意味着人类已经解决了资源的“自然性稀缺”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达到了极大丰富的水平，如果把这些物质财富公平地分配给社会上的每个人，除了满足舒适的生活之外还绰绰有余。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及与这种私人占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却直接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富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大多数穷人占有少量的社会财富是这种社会的存在法则。在这样的社会法则下，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受到资产阶级道德的鼓励以及资产阶级法律的保护，这说明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的“自然性稀缺”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制度性稀缺”问题。这种“制度性稀缺”意味着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理性需要，而是满足社会地位、身份的需要。这种“制度性稀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是永远不会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被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推向更高的稀缺层次，并重新引起人类的“自然性稀缺”。因此，政治经济学对“资源稀缺”的分析比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更具深刻性。
其次，在“经济人”这一假设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更是具有不同的看法。西方经济学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赋予人以“理性经济人”的称号。认为“利己”和“理性”是人的最本质的属性，人为了个人利益参加经济活动，并在活动中坚持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经济研究的重点就是分析作为个体的人在经济活动中是如何做出选择的。这种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经济人”是没有任何社会制度背景和阶级之分的“行为经济人”，尤其是个体行为经济人。因此，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人的行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性选择问题，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或者说，西方经济学也涉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它却把这种关系看成是超时代、超历史、超社会的抽象利己的“经济人”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是把个体“经济人”放到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来分析，对此，马克思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说明：第一，任何个人都从属于生产关系定的阶级和集团，无论是社会生产活动，还是经济利益的划分都是以特定的阶级和集团为主要标志的；第二，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人的行为是不同的，经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制约人行为的特定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上。因此，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人”理解为“生产关系人”或“制度经济人”，比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经济人”更具客观性。
2.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与前提假设的理解相适应，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经济个体出发，解决一个社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且，这种资源配置是经济个体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所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选择的结果；而政治经济学则以制约人行为的特定生产关系整体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个体经济人的行为是受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约束的，如果仅仅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会使理论丧失其应有的客观性。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资源配置，不存在超脱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源配置。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已经包括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比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具客观性，而且更具广博的理论包容性。
3.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辩证法进行了多样化、层次化的运用，如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次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与抽象、一般与个别、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分析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货币的产生、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等问题；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层次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是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根本原因，并由这一原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经济关系，如劳资关系、工资的决定等问题时，运用了劳动者是历史主体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利润的本质、价格的决定等经济现象时，运用了从抽象至具体的动态平均分析方法，等等。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的可行性。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仅仅涉及经济运行表面现象的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涉及经济制度的本质分析，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也多偏重于定量分析的数理模型，并把工程技术领域的“边际分析方法”移植到经济学中来，取代了长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平均分析方法”。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平均分析方法”的现实可行性相比，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思维游戏，如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定价规则都是运用成本加利润的平均方法，边际量决定价格的边际方法仅仅存在于理论分析中，在现实经济中难以实施。另外，西方经济学常用的“均衡分析方法”也多属于静态分析方法，把多样化的人类经济社会公理化、简洁化，而马克思的基于唯物辨论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研究方法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研究。
4.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不同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不同，不仅仅是由于两者在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别，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研究内容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不同。作为完整的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价值理论、价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竞争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在此仅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例，探讨两种理论范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评价。
众所周知，《资本论》整个理论大厦的建立，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第一块基石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发现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商品价值质和量的规定性，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同时，劳动价值论也证明了，劳动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它的作用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无法比拟的，它具有一种物质要素所不具备的改造自然、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他又说：“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从《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当中找到了“以（劳动者）人为本”思想的源泉，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
西方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把劳动者的劳动同其他生产要素相等同，撇开了对劳动者独具的创造性劳动的研究，提出了生产要素价值论。认为资本、土地都会创造价值，进而提出了荒谬的“四位一体”的分配公式，即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息、土地创造地租、企业家才能创造利润，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在收入分配领域各得其所，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自然、最和谐、最合理的制度。其实，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经济学已经完全转变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理论了，他们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丢掉或加以改造，通过把劳动拟物化来贬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为己任。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三、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及国情
1.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执政党的治国理念
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思想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虽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某些具体理论，但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西方经济学范式运用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企图证明资本主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竞争制度是合理的，是体现人人平等、自由和谐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切不和谐因素，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脱节，引发了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及与这种占有制相适应的不合理的分配关系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分化严重的罪魁祸首。这说明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和谐，就必须废除这种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生产资料及资产阶级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制度，建立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平公正分配劳动果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丝毫也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一贯主张。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了中国当时低下落后的生产力与超前的生产关系之间不协调的这一国情，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准确地概括与界定，即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两句话是针对我国当时的落后生产力水平而言的，后三句话特指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近期目标和努力方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目前，时代和历史又赋予我们处理“发展”与“稳定”之间关系的新任务。十报告着重强调了“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我们永恒的主题；要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平衡发展，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中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的这一表述强调了收入分配关系是目前解决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其他一切问题如文明、发展、和谐、稳定等都是围绕着收入分配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我党三十年的改革所走的道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劳动人民）为本”的理论范式，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以资为本”的理论范式。今后，我们还要沿着这一理论范式继续前进，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2.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符合我国国情
与体现西方制度和文化特点的“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更符合东方民族文化和中国国情。“与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出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相比较，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与我们重视国家、民族和家庭这种强调整体而忽视个体的儒家文化比较一致，与中国传统中的强调局部要服从整体、局部与整体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更加一致；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的分析为主的内容，显然要比行为和技术选择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学建设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对批评态度，对要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弊端，建立和谐社会的我国来说，显然比盲目崇信市场机制作用的西方经济学更加符合社会政治需要，所以说，重视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等更符合我国的需要。”
3.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需要
经济理论无论貌似多么公正无私，工具方法的使用多么中性，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为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制度服务。世界上只要还有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的划分，就永远有国家、民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之争，经济学就不可能中立。我国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重任，在理论经济学的教育中就不能抹杀“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别。伦敦大学的奇克教授曾说过，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与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国一位对价值判断与经济学的关系相当有研究的经济学家说：“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做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做出的判断。”凯恩斯也曾指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当今时代主要表现为：在国家范围内的阶级、集团领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领域，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近些年来，在学习与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学者被其“理论假设前提的中立性、某些理论模型的貌似完美性、数学化论证手段的先进性”所迷惑，产生了对西方经济学这种貌似“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淡化了对经济理论背后的阶级性、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关注，致使我们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善恶是非不明、精华糟粕不辨”的全盘吸收，而忽视了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西方国家对前苏联的“和平演变”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西方国家把“自由、民主、人权”等华丽辞藻包装下的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贯输给前苏联的青年一代，占领了前苏联的主流思想文化阵地，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进而引发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前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激进式改革，造成了国有企业倒闭、大量公民失业、物价飞速上涨、腐败贪污横行、黑帮团体泛滥，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没有付出一枪一炮就打垮了冷战时期的最强劲对手，使俄罗斯经济短时期内退回到十几年前的水平。虽然，经过普京政府的二十多年的努力恢复，至今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仍然难以同美国相抗衡。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一国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思想前线，对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极端重要。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验总结，但对于它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资产阶级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把这种深刻的认识通过教学与科研的手段贯彻到青年一代的头脑中去，培养能够肩负起国家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四、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必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地位。
从狭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为主的理论经济学；但从广义政治经济学来看，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逐步渗透到其他经济学科当中，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在内的庞大的基础学科体系。“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必须担负起为经济学的所有其他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的责任，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对一种经济制度下的所有经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从最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性，为其他各门具体学科提供综合的基本理论指导。”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促使“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与显化。
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面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新任务。“作为研究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有必要研究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找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又要借鉴和吸取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某些科学成分，诸如管理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宏观调控等正确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思想与理论，找出并借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方法。要坚持继承与借鉴相结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创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服务。
总之，“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必须改正长期以来厚“西经”、薄“政经，，的倾向，恢复和还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理论经济学学科的整体建设，完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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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主体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科斯是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著述不多，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写成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尽管科斯本人著作较少，但影响甚大。他的论文不仅具有经济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和创造性的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想象力，激发了经济学界威廉姆森、波斯纳等人的灵感。这些人对科斯的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运用和发挥其提出的理论方法，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建树。经过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的努力，科斯所开创的理论方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和完整的经济学、法学理论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快速、显著的发展。原因何在？皆于个体主义方法论为逻辑起点。与此相应而大肆渲染的私有化主张，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对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假设、偏好均衡分析和排除长期信息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方法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前提是：个体是给定的，偏好是固定的，并且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所有要素的基础是有关经济人的假设，这些假设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古典自由主义的关键主张是：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个体及假定行为的特点，被当作是社会体系或经济体系理论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严格地讲，这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是否承认个体的需要和偏好被环境改变的问题。事实上，包括从斯密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都承认个体会被环境改变。关键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也承认这一点，但为了经济研究的目的，他们继续假设个体和个体偏好是给定的。因此，区分标准并不是个体本身的可变性，而是否愿意把该问题看作经济研究的重要或合法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反复声明直接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将个体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品味和偏好并不是经济学家来解释的问题。同样，在罗宾斯以后，也是把个体和个体偏好看作是固定的。总体上讲，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同样的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是根据组成社会或经济整体的个体来解释整个社会和经济体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认为只有根据相关个体才能从原则上解释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即具有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这就是著名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个体及其行为特点当作社会或经济体系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个体被抽象地描述为给定的，并且具有稳定的偏好和目的。很明显，这一假设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宣称的“普遍性”站不住脚
从宏观看，个体主义方法论暗示了经济学研究中僵化的、教条化的分类。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可以引伸出的问题是：在解释社会或经济现象时停留在个体上是否合适。如果个体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解释作用于个体的目标或利益呢？为什么一旦涉及个体，经济科学研究就停止了呢？如果存在对个体及其目标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就值得对其进行解释。反过来，根据其他目的的个体来解释尤其必要。个体的目的至少可以部分地从制度和文化背景来解释，也可以部分地根据其他个体来解释。这样，就会将解释陷入无限回归之中，永远不是个尽头。
把个体看作给定的并检验其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后果，在有限的分析类型中也许具有合理性。这种特殊的分析方法与其他方法相互并列，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并不能证明个体主义方法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停止在解释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并说“所有的都可以简化为个体”，就好像说它是“社会的和制度的”一样，太^于简单和武断了。关键在于，在这个无限回归中，无论个体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不能成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所有的解释都必须依据个体的观点并没有十足的根据。
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困境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完全市场”假设的缺陷
为了解释具体制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假设市场作为不受制度限制的“天然状态”预先就存在。譬如，威廉姆森写道：“最初就存在市场”，而没有关注市场制度的起源问题。同样，奥尔森在干预经济增长的论述中，首先假定存在一种市场和不受限制的“天然状态”，并将其与快速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增长随后却受到利益集团和制度僵化的阻碍。这就错误地表明，市场本身可以完全不受制度的限制，并摆脱经济主体联盟的约束。相反，其他一些“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博兰尼）则认为，市场不是天然的事实或范围，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受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限制了一些行为，并使其行为合理化。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困境
从表面看，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著作视乎脱离了新古典理论，但如果仔细审查，威廉姆森对新古典理论的突破仅仅是部分的、不完整的，并且保留了许多新古典的核心内容。同时，威廉姆森与科斯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企业的存在以及它们从内部对市场机制的取代都要归因于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认为，科斯的观点与西蒙的观点相互联系：“交易成本的节约本质上可归纳成对有限理性的节约”。从本质上看，问题在于威廉姆森仅仅部分地接受了西蒙的部分观点，并且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西蒙认为，完全的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经济主体不再考虑最大化，而是努力获得可以接受的最小量；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这种“知足”行为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还因为即使相关信息可得，要执行这种计算也非常困难。某种意义上说，最大化行为被西蒙部分地否定了。
威廉姆森使用“有限理性”的次数更多，威廉姆森基本上采用了西蒙新古典最小化成本的解释。在威廉姆森看来，“节约交易成本”是总体成本最小化行为的一部分。虽然威廉姆森认识到了信息问题，但最小化成本的计算法仍然在其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该事实意味着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假设。与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设一样，威廉姆森假设个体偏好没有被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改变，他也保留了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设。总之，各种新制度主义尽管在分析方法上和政策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似乎都有同样的假设，即个体偏好和目的都是外生变量；但在很多情况下，支配和改变个体行为的过程被忽视了。
四、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本土化问题分析
在以上分析中，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具有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的假设，仅仅部分地客观描述了个体的部分特定状况。事实上，除了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之外，还有诸如个体的不理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扩展到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人假设，我们不得不说，一切假设都只是理论的、理想化的，其假设与现实会相差甚远。由于现实的不断变动性，主观假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假设，首先就具有不完全可靠性。“完全理性”、“完全市场竞争”、“理性的最优行为”在现实中、事实上几乎不存在。另外，如果从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市场发展水平、文化等方面来分析，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假设也仅仅能部分地在某些方面吸收借鉴，万不可盲目崇拜，照抄照搬。当然，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没有克服西方经济学假设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呢？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试验”的实用主x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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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主体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主体性原则
就像国人的奥运金牌情结一样，中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情结实在是太强烈了。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有的学者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切期盼，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撰文呼应，一时间似乎中国很快就要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了。那么，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究竟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呢?如果可能的话又是凭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折桂呢?2009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作品都是三十年前研究发表的成果。自1969年瑞典银行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迄今共有64位获奖者，其研究成果从发表到获奖的平均时间超过了三十年。如果未来三十年内我国将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的获得者的话，其研究成果现在就应该已经出现了。
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认识世界获取新知识，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则是为改造世界。由于事物的无限复杂和发展变化，人的有限理性和认识的可错性，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航程，科学和理论的发展也就永远不会停止。知识就是力量，它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改变社会及其发展演化的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理论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的高度。正因如此，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创造是人的一种本性。科学理论研究的探索性质决定了它从不重复。它在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总是在挑战前人和自我，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是一种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研究者的最大报偿。研究过程的复杂艰巨和取得成果时的喜悦，就是激励学者不断探索的强大动力，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己强烈的好奇心，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凡是真正的思想产品，社会总会以某种方式承认。至于奖励之类，只是社会承认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只是科学理论研究结果的一个副产品。副产品当然也有其价值，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决不应本末倒置，喧宾夺主，淡忘了科学和学术研究自身的目的。更何况，奖励作为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催生出更多研究成果的同时，实际也在控制、引导和限制着科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诱导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排斥和扼杀着真正的学术兴趣和学者个人的选择自由。过多和过度使用奖励机制对科学与理论的发展弊大于利。
中国当然应该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曾说过：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过去的文学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其实，这话同样适用于科学和理论的研究。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杨振宁认为，即使最纯粹的理论科学，也是从实际现象和社会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进而形成理论的。如果没有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思想理论的渊源，学术的发展就难以达到深邃浩瀚的境界，难以形成蔚为大观的气势。如果不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出问题，科学的生命就将枯竭。什么人能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那些研究了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福祉的最重要经济现象的人。当今的中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但把握住机遇不仅需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和理论勇气，而且还要有心智力量，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这就是：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明确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分理论流派，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各种经济学说，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进行理论研究，并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近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要现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然而，科学理论虽然有着新和旧的区别，但却并不存在所谓的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解释力的强弱和对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及其程度大小的问题。因此，所谓经济学现代化的说法是很荒谬的。所谓国际化，实际就是理论研究要以北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本位，是为了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能够适合中国的需要，所以要将其本土化。这种主张颠倒了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因此是不
可取的。
理论是思维的强大工具，认识任何复杂的事物都不可能离开理论思维，但理论作为人的思维的主观创造物，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这就是它的倾向性和可错性。任何理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依赖着它所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可能摆脱历史和制度的制约。理性思维需要借助理论概念作为思维的语言符号系统来进行，但作为语言概念系统，理论始终和它所要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距。任何理论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一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一种立场和观念，完全客观和中性无偏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存在的。理论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具有了支配力量，就有了话语权，就会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思维，因此，在提高人们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在遮蔽和扭曲着人们的视线，使人们难以认清面对着的事物的真相。所以，只有透过一切既有理论语言的迷雾，才能真正看到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事实及其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概念，发展理论。为此，我们主张以不群不党、不帮不派的态度对待发展到今天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吸收和融会贯通，用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建立以中国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进而为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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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主体篇5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又做了科学界定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而且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社会主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著作中对此未做出过严格、明确、科学的界定，在实践中这也是一个长期没有弄清楚的论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认识，大多只是描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也有人把社会主义本质纯粹解释为“伦理社会主义”，这样导致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更多的观点是长期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归属范畴。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往往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民们一方面受到自己传统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概念的外部作用，使“社会主义本质是计划经济”这个传统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并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直至达到共同富裕。”[1]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坚决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目标，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让成果惠及发展中的全体人民。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共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完善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并存多种分配方式的分配制度。三是江泽民同志以前指出“高效率、严要求、社会公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2]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社会和谐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等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先进的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二、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马恩原著在对未来社会所做的设想中就指出：“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前提下，单位劳动时间有计划地分配着，体现在不同的劳动部门。只要社会占有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管理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代替。”[3]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建立了集中度极高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压市场，不重视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不光在实践上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正统”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僵化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具体经济实践上建立了类似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不过，列宁、斯大林的晚年以及毛泽东同志都提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他们都在经典作家的基础上理论上有所前进，但却始终未能有突破，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更不能是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计划经济不等同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邓小平这一观点，打破了理论的禁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三、突破了马恩的单一所有制设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要求，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广大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权，逐步夺取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全部资料，把生产工具都集中在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无产阶级手里。”[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将最终取得国家政权，并且会首先将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
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的基础地位得以确立，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6]。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始终坚持平等保护物权，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序竞争、互相平等新格局。”[7]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长足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依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情而提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把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空想元素和教条式的理解予以摈弃，打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必须是单一公有制模式的框框，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构成面向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的最根本属性，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健发展奠定可靠的经济理论基础。
四、突破了马恩的单一分配方式，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劳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果实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劳动者消费品的分配须以实行按劳分配为原则。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与实行的单一的公有制相适应，在分配形式上也采取了单一的分配方式。但长期以来，实践中按劳分配原则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被歪曲了，它往往同“平均主义”、“大锅饭”联系在一起，以名义上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人们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分配方式与所有制结构形成必须相适应，于是就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进而突破了单一的分配形式。
经济学的主体篇6
论文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内容丰富、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高度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回答了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部分。所谓基础性，就是说这一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搭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这些重大理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开创性部分。所谓开创性，就是说这一思想面向新世纪，着眼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顺应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经济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为指导，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的世界大势和我国的经济发展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思想，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既积极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时展潮流，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作出了新的科学揭示；既继承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经济观点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经济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制社会主义蓝图，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唯一可学习、借鉴的就是苏联“老大哥”。当时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本国的国情，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以学习苏联为主。无论是改变生产关系，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明显打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烙印，具有一定照搬的倾向。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露的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纷纷开始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进行反思。他提出不能照搬苏联经济建设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开始一边反思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一边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然而，时隔不久就出现了严重失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搞什么“一大二公”，严重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经济学的主体篇7
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对经济管理人才需求的急剧増加。教育部的调查表明，2001年以来，有50.7%的社会用人单位招聘经济学、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比例超过10%。对毕业生的能力和素质，用人单位最重视的依次是综合素质、实际能力、专业知识。笔者所在课题组对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用人单位的不全面调查结果也与上述结论相同。
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包括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两个专业，该类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毕业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创新能力较差，不适应用人单位需要。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有长期形成的我国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方面的问题，有办学单位实验室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更直接的是教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较为重视课堂教学和与之相联系的课堂教学的研究，相比之下，对实践教学则重视和研究不够，对如何在培养目标实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更是缺乏深入研究和思考。从作为教学过程的主导一教师来看，有调查表明，全国范围内经济管理类教师中，31.2%教师没有专业实践经历，78.6%的专业教师没有国际交流经历。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势必影响到培养人才的质量。
因此，切实抓好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的实践教学质量，将会对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而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通过积极探索实践教学规律，构建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类实践教学体系。
2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探索
高校人才培养应积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做到人才培养有的放矢。通过分析人才市场对农业经济管理类的人才需求现状，研究该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特点，特提出旨在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教学质量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思路，即实施“531”实践教学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2.1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的五个阶段
农业经济管理类的实践教学分为5个阶段，即课程实验阶段、专业综合实训阶段、科研实践阶段、情景模拟实验阶段、专业与社会实践阶段。
课程实验阶段是实验教学的一个基础环节，通过课程实验对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与理解使学生领会如何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通过课程实验对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课程实验属专业基本技能培养阶段，随理论教学同步进行。
专业综合实训阶段是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进行综合利用的一个实验教学过程，通过专业综合实训对本专业的多门课程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专业综合实训属专业技能的综合培养阶段，一般在大二下学期或大四上学期进行，专业综合实训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体系，对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和求职都会有帮助。
科研实训阶段是在熟练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通过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或直接申报实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计划，提高学生科研水平和技能，解决农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科研实训是对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提升和创新过程，是在教师指导下的科研和学术活动，要求具备较高专业素质的同学能够参与并具备一定质量地完成这个阶段的实践活动。
情景模拟实验阶段是对课程实验、专业综合实训和研发式实验的补充和完善，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对相关专业模拟完成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农产品贸易等实战场景，锻炼学生的实务能力和商务谈判技巧，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应变能力和控制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专业与社会实践阶段是指学生实地从事一项调查研究或管理实践活动，也可以是一项模拟实践活动，其目的是増强学生对涉农经营管理实践活动的了解锻炼学生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也是培养学生认识和观察社会、训练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的重要教学环节，它不仅要求学生对本专业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运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而且使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2.2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实践教学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
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分为3个层次，即全面培养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合格人才，积极培养综合素质较强的优秀人才，努力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实验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而每个学生的个人资质、掌握专业知识程度及实践技能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实验教学活动存在因材施教问题。3个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实际具备的技能水平的划分。3个人才培养目标层次中，第一层次是培养合格人才，是“531”实验教学体系的基本目标，使学生具备利用本专业知识胜任一般工作素质和能力；第二个层次是培养综合素质较强的优秀人才，使学生具备利用专业知识较为复杂岗位的素质和工作能力；第三个层次是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部分同学具备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在相关领域从事研发工作和创新工作能力。3个人才培养目标层次的人才比例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实践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实践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素质有紧密的关系。
2.3实验教学活动必须遵循一个宗旨
实验教学活动必须遵循一个宗旨，即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促进实践能力与理论水平共同提高。实验教学不是简单的技能培训或学生就业岗前培训，而是一个贯穿4年本科教学的、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核心思想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改变传统教学中的高分低能现象，为社会输送适应人才市场需求、有继续发展潜质的人才。
提出“531”实践教学体系目的是使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1个宗旨”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根基，“5个阶段”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手段，“3个层次”是实践教学体系的目标。
3实施农业经济管理类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主要措施
3.1信息化管理是现代化实践教学体系不可缺少的手段
实践教学体系的主要内涵是根据专业特点和市场需求构建相关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管理理念的不断完善，决定了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区别于其它专业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人才市场对知识结构需求变化较大。因此，农业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动态体系，只有不断地更新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才能适应市场需求。建立一个功能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与考核系统”有助于对实践教学体系实施动态管理。
3.2师资队伍建设是实验教学体系科学性和先进性根本保障
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是“531”实践教学体系能否高质量实施并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保障。实验指导教师应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注重跟踪相关行业的前沿发展动态，保证人才培养目标适应人才市场需求。因此，提高实验指导教师素质是保证实践教学体系顺利实施的根本保证。实验指导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根据专业发展和实践教学发展的需求，及时更新实验项目増加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实验，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与作风的训练，以培养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能力或参加工作后专业实践能力。二是建立合理的实践教学管理机制，完善实验教学的考核方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三是积极组织学生利用专业知识开展社会服务、技术开发和学术交流活动，充分挖掘现有设备潜力，提高实验设备使用率。
3.3通过专业实验室建设完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一是实验课、专业综合实训的设置要具有先进性和前沿性。要组织专业实践能力强的教师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实验项目、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及实验学时等的设置应有科学的依据，并组织权威的专家对相关专业实验课程和实验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进行论证，保证学生掌握的实践技能确实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提高学生就业机会，缩短就业适应周期。
二是研发式实验要达到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教学单位科研活动双赢目的。研发式实验是教学科研活动的积极补充。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科研活动，一方面直接把学生实践学习过程转化为生产力，同时可以使学生在专业综合素质、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得到培养和提高。
经济学的主体篇8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经济学的主体篇9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加以解释。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虽然在取向上是市场化的，而且改革后的体制也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具有鲜明的特点。市场虽然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不过，基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政府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到政府强有力的调控。
而且，这种控制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而且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更是具有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同于任何国家的，但这种不太符合标准的经济运行，却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对此，西方标准经济学认为这与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而会限制市场经济正常发挥它的功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太标准的市场经济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绩。这也需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予以解释。第三，经济发展的地区战略调整，引起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而且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后，虽然经济增长也持续了三十年，但并没有看出这种地区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这在标准经济学中也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的。因此，必需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富有成效的探索，也都面临着渴求理论解释的期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一系列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它迫切需要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对这种模式加以概括。而在这种模式中确实也包含了大量可以引发经济学创新的材料。简单说来，特殊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5］；而特殊的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又可以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还可以构建中国政府经济学。现在，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是，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问题，而且也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创新，决不是一种局限于中国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种经济学。
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表面上，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的问题重重，似乎说明中国改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就只能是一个国别性的经济学。而这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相互借鉴的趋势下，经济学理论仅仅局限于一国的实践，肯定是没有前途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理论。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国的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都在世界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特别是其仍具潜力的增长，可能在未来起到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对此，一些世界性研究机构作了预测，如高盛公司预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果，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成为与美国竞争的世界强国。对于有着如此前途的大国经济，它的成功与一个小国甚至是中等国家的成功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它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也代表了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完全值得经济学加以理论总结，并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部分。其次，作为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努力在实现经济学两大体系的融合。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自古典经济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体系，一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二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这两个经济学体系相互对立，各自为自己倾向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加以辩护。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对立，从而使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难有互相借鉴的迹象。然而，进入当代以后，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些内容开始融合，不同经济学理论开始渗透。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实践基础，这种融合和渗透相对缓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局面上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私有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配置资源独有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机制也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分配制度，现已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改革的方式，而且也为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建立在这一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是一个国别性质的经济学，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刘国光.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 经济研究，,2005，（10）.
［2］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j］. 经济研究，2005，（2）.
［3］杨承训.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n］. 人民日报，2003-08-22.
经济学的主体篇10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