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1
世界古代史课程是国内高校历史学科培养体系中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通过对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对世界文明最初发展阶段的了解得到加深，并为学习世界中世纪史、近代史、现当代史打下基础。作为一线教师，笔者连续三年承担本学院历史学本科必修课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在高中历史课程中几乎没有涉及任何相关内容等原因，导致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很多大一学生仍旧保持着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方法，以识记为主，欠缺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对于很多相关问题并没有能深入理解。而史料是历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源，同时也是历史学科教学中的重要素材。有鉴于此，在这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大量文献、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历史图片等史料，期望能够让学生在分析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更好的把握，同时逐渐养成良好的专业素养，并打下一定的史学功底。
一、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文献的引入与分析
世界古代史课程共72个课时，使用的教材是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编》(2011年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总课时量，笔者将这门课程的授课分为六章：史前时代、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在这一课程中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古代罗马文明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将其分成了六小节，其中，罗马共和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重要部分。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罗马如何从共和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逐渐衰落的内容是其中的重点部分，同时也是较难理解的部分，所以，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作为例证，试图让学生逐渐了解史料阅读与分析的重要性。
首先，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数位军政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前三头同盟中恺撒、庞培、克拉苏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个部分在教材上较为简略，只是陈述了三人从联盟关系到逐渐恶化成为对手的过程，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关系变化的深层社会背景及其影响。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引入亲历者恺撒的重要著作《内战记》中的相关内容，令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共和国末期罗马内部的政局变化。同时，笔者还引入了著名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名著中有大量关于恺撒、克拉苏等的介绍与评议，可供学生参考。
其次，罗马法不仅在罗马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罗马世界内聚性品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罗马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但是教材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较少，与其在罗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为了补充这一内容，我通过对《塞奥多西法典》中相关条目的引入，试图让学生了解罗马法的基本发展情况及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再次，罗马帝国巧妙运用自己的军团不断在亚平宁半岛及周边地区开疆拓土，可以说，罗马共和国史及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就是罗马人不断进行外侵的历史。而这些战争中，罗马与西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是重点内容。这场战争对于罗马国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文献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同时，结合布匿战争的相关地图，能让学生对这一重要战争有更为深刻的印象。
最后，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容向来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教材中所持的观点认为，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在476年被日耳曼联军废黜，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政权的灭亡。这种观点是传统意义上的看法，而教材中对其灭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笔者仍然认为，对于这样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对这一时期东西部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发掘出日耳曼人为何能够轻易获胜，以及与帝国东部地区相比，为何西部地区会首先遭遇灭顶之灾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我引入了左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等文献资料，就其中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当中，大部分国内已有中译本，这样也为学生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大量文献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尝试分析与应用史料的能力，而且可作为教材的补充，加深学生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了解。
二、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与分析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世界史学科中，很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应体现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古代罗马文明相关论著和论文内容的引入与分析，是对教材的有效补充。
首先，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罗马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众多极具分量的论著，我认为十分有引入教学的必要。其中，迈克尔格兰特的《罗马史》[7]、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第二卷)等都对罗马如何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如何走向繁荣状态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作为教材以及相关文献的补充。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论题不仅是古代罗马文明授课内容的重点，同时也涉及世界古代史与中世纪史的分段问题。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持的衰亡观点在学界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200多年，他的观点亦体现在现今教材之中。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彼得布朗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转型说逐渐开始挑战吉本的衰亡说。笔者将彼得布朗、埃弗利尔卡梅伦等学者著作中的转型观点引入到教学过程中，以期给学生更多的史料参考，同时也期望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能力。
最后，除了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之外，笔者还引入了不少专题性论文，如李隆国的《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等，试图让学生了解国内罗马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令其在就罗马文明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时能够有所参考。
笔者在古代罗马文明章节的课程讲授过程中，就罗马发展的相关问题引入以上专著和论文，希望可以达到增强学生应用史料的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把握学界最近研究动态的目的。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2
【关键词】核心素养；知性与德性；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17）03-0053-02
【作者简介】宗加银，江苏省如皋市第一中学（江苏如皋，226500）教师，高级教师，如皋市骨干教师。
随着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的印发和实施，核心素养已经置于深化课程改革、提升国民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地位。核心素养体系作为国家对于教育的顶层设计，核心素养的培育将指引课程改革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成为引领教育改革深化和课堂教学转型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方向。从教育实践层面看，核心素养培育模式取代知识传授体系，必然要求我们对学科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和考量，以彰显学科本质和独特的育人价值。
就历史学科而言，史学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立足之本和历史教学的重要标杆。但是，当前一些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只注重史实的识记，忽视史论的升华；只强调机械背诵概念，缺乏史法、史观的引领。下面笔者结合高中历史必修三专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教学实践，谈谈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走出死记硬背历史知识的泥潭，转变知识立意类课堂，升华能力立意型课堂，追求以“素养培育”为导向的课堂教学。
一、以史实为基础，关注故事和细节，激发培养学史兴趣
每一个学科的教学，都需要面对两种规律，一种是学科自身的规律，另一种是人的身心成长与发展的规律。因此，要打造素养培育导向的历史课堂就必须关注学生的经验和现实生活，激发培养学史兴趣。一方面，教师要以生动的讲述还原历史，以对历史细节的生动描述感染学生；另一方面，教师要充分利用课程资源，重塑有生命的历史。
高中历史必修三包含了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反映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枯燥难懂，比较抽象，没有生拥墓适虑榻冢跨学科性特别强。往往学生厌学，教师困惑，教学尺度不好把握。而基于以上教学理念，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笔者运用了数字化教育资源优化历史教学，如：笔者借助多媒体课件结合生动描述，帮助学生理解“汉字演变的简化趋势”。运用多媒体呈现了汉字从甲骨文、篆书到隶书，经历了从图画化、线条化和笔画化的变化。通过展示清晰的图像，讲述图文并茂的实例，多角度、多方位提供信息，既增加历史课堂的趣味性，展现有生命的历史，又填补了教材的空缺、增加了内容的连贯性，还有利于解决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使历史课堂上出历史韵味。
二、以史料为载体，注重分析和评价，提升历史思维能力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增强历史洞察力”“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注意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等要求。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挖掘历史的学科思想，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教学生带着思辨的眼睛和思想的大脑去学习和感悟历史，从而达到“读史明智”的境界。
史料是历史教学的基本载体，运用史料教学在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发展、历史观的形成与历史方法的掌握中起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具有“素养培育”导向的教学设计就是以相关史料为载体，唤起学生积极思维，引发学生主动探究，从而在历史分析和历史评价中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在教学“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专题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和破解“李约瑟难题”：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00年，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约计达50%～71%，公元1000年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发明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又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自16世纪以后，欧洲诞生了近代科学，中国文明却没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今译为《中华科学文明史》）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古代在经验技术的发展水平上远远超过西方，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却首先在西方诞生，而中国反而远远落在西方后面呢？科学史上把这个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笔者在课堂教学设计时，要求学生根据相关史料结合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时代背景，分析说明16世纪以后中国科技逐渐落后的原因。
三、以史观为灵魂，重视价值观教育，催生历史智慧
历史教育要给学生最基本的历史知识，让他们对人类历史有一个总体认识与全局把握，既为他们今后行事处世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源，更在于培养他们的价值观。
因此，历史教师不能仅限于对知识点的落实，更应该注重挖掘历史教学内容的价值，以多元的历史视角，使学生学会在不同的史观语境下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对学生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的历史智慧，教给学生人生的经验。
高中历史必修三“思想文化和科技史”的教学，首先要从“唯物史观”的视野看问题，要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思想文化。我们教学时，不能只简单介绍思想内容，文学作品内容，而应该更要着重教学生弄明白这些思想、文学、科技等现象及相关人物出现的经济、政治等时代背景，并从中探究这些现象产生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如：分析宋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呈现通俗化和平民化的发展趋势时，就必须引导学生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等时代背景探究这一文化特征的成因。笔者教学时就是采用詹子庆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记载的相关史料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探究的。
其次，思想文化和科技史的教学也要重视从文明史观、全球（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等视角来重新认识历史现象，并形成新的价值观教育之取向。如：笔者在教学“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专题时，一方面以重大的古代中国科技成果和发展线索为载体，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非凡的想象力、高超的发明力和卓越创造力，以此领悟古代中国科技成果的独特魅力，认识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把古代中国科技发明放在世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既要看到它的辉煌成就，又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坚持实事求是，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正确的世界观。
总之，以历史素养培育为导向的中学课堂教学不能简单地强调知识与技能目标，而要让学生在形成历史意识基础上获得关键能力，培育适合学生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
【参考文献】
[1]常珊珊，李家清.课程改革深化背景下的核心素养体系构建[J].课程・教材・教法，2015（09）.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3
[关键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漫画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40090
教育理论告诉我们：运用好的教学手段能增强教学效果。历史漫画是形象幽默的历史学习资源，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直观教学资源。它在历史教学特别是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中魅力无穷。
一、巧用历史漫画创设趣味情境
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如果注重指导学生观察相关的历史漫画，就非常容易创设活跃、有趣的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动机。例如，在讲八年级历史的“”时期，笔者就利用一幅漫画《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画中的大萝卜比两头毛驴还要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学生看了轻声议论，产生好奇心，这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调动起学生对这段历史关注与探究的积极性。最后通过学习真正认识到“”时期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总之，巧用历史漫画，不仅会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兴趣盎然，也会使历史教学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巧用历史漫画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
记忆是历史学习的基础能力。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有意义记忆比无意义记忆效果更加持久。[1]例如，在学习甲午中日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后，西方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有教师引用了漫画《时局图》，要求学生猜测漫画的寓意，指出黑熊、老虎、青蛙、巨鹰、太阳、肥肠分别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并记住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学生对《时局图》上的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议论猜测，然后教师对《时局图》进行解读。“《时局图》是时一位爱国志士谢缵泰绘制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一群魔鬼张牙舞爪：来势汹汹的黑熊正在我国东北和蒙古横冲直撞，它就是沙俄；凶狠霸道的大老虎盘踞在长江流域，它代表的是英国；青蛙吸附在西南地区，它代表的是法国；而面带杀气、眼露贪婪之光的巨鹰正扑向中国，掠夺这块肥肉，它代表的是美国；盘踞在山东的是德国……”教师接着把动物―国家―势力范围组合成一道连线题，随机叫了几个学生来连线，他们全部做对。这说明学生很快就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分布图记了下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配上这么一幅漫画，能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领略历史，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感知材料和直观印象，又使学生记忆犹新、过目不忘。的确，历史漫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记忆效果。
三、巧用历史漫画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
爱因斯坦也曾说：“想象思维比知识更重要，这是创新的开始。”因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应巧用漫画，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形象知识，发展学生的想象力。例如，笔者在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形势时，曾运用画家华君武所做的漫画《磨好刀再杀》[2]。此漫画反映的是抗战胜利后假和平、真内战的历史，这本来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在华君武的笔下却变得简明而深刻。画家用夸张的手法，突出光头、高颧骨、小胡子的生理特征，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比的真人照片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磨刀准备杀人？他准备杀谁呢？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肯定会采取卑鄙的手段杀人？他到底会用什么手段呢？总之，一幅好漫画，其寓意深刻，如果运用得当，同样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让学生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四、巧用历史漫画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是人主动感觉客观事物的一种活动方式。观察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知觉，就在于观察的过程始终有思维的积极参与。例如，在讲八年级的《》一课中有幅漫画，画的是一辆车子要过社会主义关，但是过不去。笔者当时引导学生仔细观察此画：为什么过不了关呢？学生带着问题再次观察后回答：“因为车上有东西。”笔者接着问：“车上有什么东西？”学生答：“科技成果和代表文化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笔者紧接着问：“为什么科技成果会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科技成果代表什么？”通过教师的引导以及学生的观察思考，学生能理解“科技成果代表文化教育事业，但是当时这些被当作追求名利双收的行为。而追求名利双收的思想行为，怎能通过社会主义关？”这幅漫画说明我国“”期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挫。这样的教学使学生不仅训练了观察能力，而且对这一历史事件加深了印象。
五、巧用历史漫画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利用漫画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是切实可行的。任何有深度的漫画作品，无不是借用了逻辑的力量的。例如，在讲述美国在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多年中拒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国家时，笔者运用了苏联漫画家发表的《美国国务院制造的地球仪》。该画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国家，美国统治集团却假装看不见这个拥有5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那其心目中的地球仪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借用漫画的形式来开展充分说明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荒唐可笑。
六、巧用历史漫画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
中学历史教学承担着思想教育的功能。运用历史漫画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也能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例如，教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课时，有教师在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时引用了历史漫画《团结一致，撕碎法西斯》。学生一看到这幅历史漫画就能脱口而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和世界人民的相互支持。教师乘机提问：这幅历史漫画还给我们什么启示？学生七嘴八舌：“团结就是力量！”“人民是战胜法西斯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当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生死攸关时，什么社会制度、什么人种的力量都能够联合起来。”“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国与国之间要和平共处。”“要加强国际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就能赢……”学生你一言我一语，理解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这样利用历史漫画开展历史教学所取得的思想教育效果是显著。
七、巧用历史漫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我国著名的画家方成指出：“讽刺文学和讽刺艺术作品，都是以美感动人，无论见之文字或形以图像，都要求予人以艺术美的感受”[3]。由此可见，历史漫画给人的美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画家的思想感情。他们描绘的对象是一些令人憎恶的人、事、物，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间接地向人们传递美好的正面的信息和观念。第二，画家高超的技巧。高超的艺术足以把生活中的丑转化为艺术上的美。法国艺术评论家葛塞尔面对罗丹的雕塑《年老的》惊呼：“啊！丑得如此精美。”当面对华君武的《磨好刀再杀》这幅漫画时我们也同样惊呼：“啊！丑得如此生动。”
总之，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适时适度地引进历史漫画教学，不仅可使历史概念形象化、直观化，更能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察能力和探究性学习能力，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实现优化历史课堂教学的目标。
[注释]
[1]单秀玲.历史课堂教学中漫画的选择与应用[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4
关键词：国史补史传文学唐代小说叙录纯笔记小说
《国史补》，三卷，唐人李肇撰。后代刻本或作《唐国史补》。李肇，两《唐书》无传，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后入京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交多当时名流。
一、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在文化传载中曾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清晰地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小说的叙事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后世将小说称为“野史”、“史遗”。史书在“实录”的前提下，要选取典型事例，裁剪得当，要求叙事脉络清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富有文学趣味，被称为史传文学。中国最初的小说形式即是志怪，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这是大家的共识。可见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史传文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头，它不仅在文体上直接孕育了小说，而且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技巧和经验；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史官文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至唐代，文言小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且文采华艳，情思浓郁，古代小说至此获得文体意义上的独立，但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史传母体的血脉联系。
二、回归
到了唐代，唐人有意为小说，传奇的出现与兴起说明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离，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唐代出现的大量补正史的笔记小说，《国史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周勋初先生在《唐记小说叙录》中分析《国史补》说；“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限，确立的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①
这句话有两处令人疑惑，一处是“与志怪的传统划清界限”，一处是何谓“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首先要明确的是笔记小说的概念。通常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立的，但笔记小说的具体概念也是历来颇受争论的问题。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人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人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人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所以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杂史类著作，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等。
在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中如此概括“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他在书中还总结了笔记小说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其二是“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三是“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既然笔记小说有“杂”的特点，那么接着就会对周勋初先生所指的“纯笔记小说”会有疑惑。
再看《国史补》出现的时期，魏晋六朝时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并且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一类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是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的提高。此时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类外，还出现了杂史类。”这类小说就是专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类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此时期为我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在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更是直接将唐记小说分为五类：“志怪派”、“国史派”、“轶事派”、“事类派”以及“杂俎派”，并将《国史补》归入“国史派”。而在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中，也对笔记小说进行了归纳：“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将“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实际上基本成为了当代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如中华书局推出《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收录范围大体相当于“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而对于唐记则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并将《国史补》归入“历史琐闻类”中，可见相对于志怪小说来说，《国史补》这样的杂史类小说是在其后出现的一个新类型的笔记小说，它并不是从志怪发展而来，那么与志怪划清界限也就无从说起了。
既然《国史补》并没有确立“纯笔记小说的宗旨”，那么周勋初先生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史补》书前有个十分重要的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这个短短的序不仅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续传记”，还说明了他的写作规范：“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周勋初先生对其评价“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即是从这个序中而来。
首先作者明确表明了创作目的--“因见闻而备故实”。《国史补》延续了刘餗《隋唐嘉话》的写作范式。作者刘餗本身即是以史家而为小说的典型。据《新唐书》卷132记载刘餗天宝初兼知史官，著有《史例》。其父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做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论述，认为小说与史书密不可分。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敏锐地看到小说与正史的不同：“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也。虽然认识到小说自成一家，但刘知几并不认为小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史传文学的独立文体，而将它看作是史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支：“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否认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小说的功能在于证史：“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摅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③由于用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要求小说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因而刘知几要求小说创作要遵循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反对小说中出现虚构和浮词，重视雅言，排斥鄙朴，他认为构虚辞、惊愚俗，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缺点，并告诫后学要对小说题材严加筛检，避免受到“虚辞”的干扰。周勋初先生在《唐代小说叙录》中强调《国史补》与《隋唐嘉话》不同的是：作者摈弃了关于“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方面的内容，而在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写作了一定数量的奇人异事。虽然作者强调诸如张率更听声这样的事件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但这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事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卷所说的洛阳南市塚中之铭、卫公（李靖）在华山庙听神言等等。当然《国史补》中仍有言报应的故事，一条是“淮水无支奇”中记淮中水怪，一条是“乌鬼报王稹”记乌鸦之鬼复仇，但与其他笔记小说相比，数量确实很少，大部分内容为唐代有关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的种种记载。可见李肇是受到刘知几的观点影响并且认同追随了这个小说用来证史的观点，所以他才尽量避免“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些多虚构的内容。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较盛，史官地位很高。在这种社会风气带领下，形成了文人强烈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而没有机会参与修国史或者对于官修国史有所不满便退而求其次，自行编书以补国史。造成唐代琐闻轶事类的笔记小说盛行，如《唐摭言》、《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既然要补史，那就必须满足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征“实”。要求小说作者把史家的实录精神贯注到小说创作中去，创作时严格遵循实录原则，如李肇在序言中所称的。因此，以《国史补》为代表的唐代琐闻轶事类小说标志着唐记小说向史传文学的回归。
其次，《国史补》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轶事琐闻类小说与史书创作保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同于唐传奇以虚构的故事表现人物形象，轶事琐闻小说讲求“实录”，力图用较为真实的一人一事，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风貌。虽然轶事琐闻小说没有创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它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弥补了正史过于谨重粗疏的缺陷，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和社会心态。这本书所记都是从开元到长庆间的轶事、琐闻，不仅对朝廷政治、典章制度和官场轶闻等方面有诸多记载，如“叙进士科举”一条，谈到了进士间的称呼以及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等有关科举的掌故，而且对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有生动的记叙，如对“元和体”的阐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被后世很多文学理论家引用。
“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类作品在唐代大多成为了传奇，如《游仙窟》等等，可见《国史补》是与传奇小说划清了界限，坚持“实录”精神，并非确定了纯笔记小说的模式，而是最终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
三、影响
秉承着“实录”精神，以补国史为写作目的的《国史补》在唐宋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唐摭言》等书多次征引《国史补》中的文字。在宋代，《国史补》受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肯定，欧阳修自称《归田录》亦以此为准式。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而《国史补》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文学素材，比如冯梦龙《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就取材于《国史补》中的记李汧公为侠客的故事。
但是，真实是史传的生命，史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而小说是允许并且应当虚构的，虚辞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并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而依照《国史补》的写作宗旨，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了趣味性，它的发展道路必将越来越狭窄，直至这朵文学之花缺乏想象的滋养而枯萎。
注释：
①周勋初.唐代小说叙录[m].凤凰出版社：32.
②苗壮.笔记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6.
③浦启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4523.
参考文献：
[1]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2]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5
关键词：数字；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一般离不开数字，巧妙地使用数字教学，能升华教学内容，使历史课更加妙趣横生。那么如何巧妙地运用数字教学，充分发挥数字的作用呢？数字本身是僵硬的、无生命的，历史教师只有设法把它编排成形象、鲜活的知识，在历史课堂上才能讲之生奇，用之出巧。
生动地运用数字教学，就是把枯燥的数字“活化”，从而打动人心，引发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活动。比如：笔者在讲述沙俄侵占我国领土时，采用了数字的换算对比的方法：“沙俄利用强加给我国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60多万平方公里。它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意大利，七个英国，十七个葡萄牙，四十个荷兰。”学生听了之后，个个睁大了眼睛，十分惊讶，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不仅唤醒了学生强烈的爱国意识，更激起了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
一、通俗运用数字
巧用数字能让学生更快地掌握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述唐代文化时，笔者就曾这样讲：“唐代文化脍炙人口，今天的小朋友，几乎人人都能背诵几首，有的甚至能背上百首。那么目前留存下来的唐代诗文到底有多少呢？《全唐诗》《全唐文》《全唐拾遗》《全唐诗逸》中的作者和作品，逐一统计，共收诗49475首，共有诗人2955人；共收文22896篇，有作者3516人。随着我国科学研究的提高和各种典籍、文物的不断发现，统计数字必然会有所增加。”
在讲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就时，笔者引用了一则新闻数字：“我国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生产销售量，近年来大幅度增长，其中，电视机1980年产量和销售量比1976年中增长近12倍，收音机1980年产量和销售量比1976年增长2倍左右。”这则报道中的数字已经把我国电视机、收音机的发展状况讲述得一清二楚了，但在讲给学生听时，总觉得太模糊，没有震撼感。于是，讲课时，笔者进行了这样的改编：“1976年我国平均每5000人才有一台电视机，100人才有一台收音机；1980年平均每400人就有一台电视机，每30人就有一台收音机，现在呢？”学生抢答：“家家都买电视机了。”笔者说：“对，家家都有电视机了，收音机早过时了。”通过“多少人平均一台”这一细节的明显变化，从而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了我国电视机、收音机的增长情况，加之课文中的具体数字，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很快就达到了授课目的。
二、用数字讲事实，发挥教育作用
科学地使用数字，还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进一步陶冶学生的情操。笔者在讲述台儿庄战役时，用了这样几个数字：“台儿庄保卫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31师4个团长伤亡3个，12营长只剩2个，为夺回一个阵地57人的敢死队有44人为国捐躯。”言简意赅，既具体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又使学生无不为战斗的惨烈而动容。
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数字的教育作用，笔者在归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就和失误”时说：“历史和事实已经作出结论：正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百余年任人宰割的历史局面；正是社会主义才使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旧中国只积累了一百亿元的固定资产，1988年已累计达21538忆元，是原值的86倍；钢产量由建国初期的1.5万吨上升到1988年的6000万吨，增加了300多倍；今天一天的原油产量，就等于1949年全年产量的6倍；粮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军事力量与美苏并驾齐驱，综合国力已达世界第六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惊叹道：“中国可耕地只占世界的6%，却能养活占世界25%的人口。”巧妙运用数字对比，不但让学生清晰了解了那段历史，也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巧用数字教学，提高记忆效果
在历史复习中通过进行数字归纳，可以帮助学生记忆，效果极好。
例如：孙中山清政府所做的斗争，可以概括为一次上书（1894年上述李鸿章），二个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三个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四次起义（广州、广东沿海、袭取镇南关、黄花岗起义），最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6
关键词：笔记小说国史补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李肇.唐国史补[m].台北：新兴书局，1960.
[2]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3（02）.
[3]罗宁.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3）.
[4]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J].洛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7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宪章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穆罕穆德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8
关键词：教学改革;世界古代史;人文素质;历史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212-02
世界古代史是高校历史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相对于其他历史专业课程，这门课程所述内容距离当今的时代遥远，且是国外地区的历史，学生更加不熟悉，因而教学难度大。此外，随着当今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高校教师必须对传统的教学理念、目标、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才能达成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改革目标。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世界古代史课程的任课教师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么，如何才能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以适应教学改革的要求，笔者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心得。
一、教材的选用
当前出版的世界古代史教材种类众多，其中公认的最权威的当属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中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下卷，这也是当前高校教师在世界古代史课程上选用最多的教材，这部教材在整体史观理念的指导下编撰而成，将世界各地区、各文明连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时段阐述，其优点是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但这也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即对某一特定地区或文明的历史的阐释上，显得较为分散，让学习者对其历史发展脉络较难理解与把握。而世界古代史课程一般都开设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吴、齐版的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方法对刚进入校园，历史阅读和理解能力十分欠缺的大一新生而言很难适应。
有鉴于此，笔者选用了朱寰教授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作为教材，这部教材分为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两部分，其中在世界上古史部分对世界古代的除中国之外的几个主要文明的兴起、发展、衰亡的历程分别进行了阐释，线索十分清晰，尤其是，它在每章内容前都有一个学习提示，其中把要讲述的某一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明扼要地梳理，并罗列了本章学习的重点，这都十分有利于学生的课前预习以及对学习重点的把握。
此外，这部教材还有一个吴、齐版教材不具备的优点――对所讲解的许多内容附有地图。比如，在讲上古埃及的地理环境时附有埃及的地理环境图，在讲希波战争时附有希波战争主要战役的地形图，这样可以使学生对抽象的叙述有更为直观地理解。但是，由于这部教材出版年代为1997年，许多观点显得较为陈旧。为弥补这种不足，笔者在教学中并没有把教学内容仅仅局限于这部教材，而是将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例如，在讲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时，笔者向学生指出，教材中的观点显得过于“苛求古人”，并不十分合理，然后将学术界某些学者的最新观点介绍给学生，使学生能对学术领域的前沿动态有一定了解。
二、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如今，随着教学改革浪潮的推动，以往那种仅仅满足于对学生技能和知识的传授的教育理念已被摒弃，素质教育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教师也必须把握时代潮流，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同时，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缺失也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有关大学生缺乏理想，贪图享受;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心理脆弱，自杀轻生的各种负面事例频繁见诸媒体报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促使其通过自身的内化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取向，最终使其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品位的人格修养以及创造性思想能力和多维知识视野”[1]，显得尤为迫切。
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程，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有着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条件，因为它纵贯数千年，并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因而为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么，如何把人文素质教育有机融入世界古代史的课堂教学中，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有一些自己的心得。
第一，介绍西方古代文明取得的成就时，顺带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以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今，随着大量西方影视作品、书籍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对本民族文化感到失望，因此树立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十分必要。比如，笔者在讲解埃及金字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等古代建筑奇迹时，便自然提及了我国的万里长城;讲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天才人物所提出的哲学理论时，也同时谈到了我国老子、庄子等先贤在哲学方面的创见;在讲解《罗马法》时，同时向学生补充介绍了我国的《唐律》，让学生也认识到我国古代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曾取得非凡成就。
第二，通过介绍古代文明因破坏自然而导致衰败的案例，增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随着当今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保护教育也已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也尝试把这一教育融入具体的案例讲解中。例如，关于哈拉巴文化的突然灭亡，很可能是由于当地居民破坏环境导致自然灾害所致;在讲解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笔者向学生介绍了学术界的一种观点：由于农民不注意保护环境，导致各个行省的耕地逐渐沙漠化，荒地无限扩大，社会生存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恶化，使西罗马帝国难逃灭亡的厄运。
第三，通过介绍世界古代历史中一些处于劣势或逆境但努力后仍获成功的例子，向学生进行挫折观和成功观教育。如今，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不少大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而要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其加强挫折教育无疑是很好的途径。笔者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也十分注重这一点。比如，在介绍希腊史学家休昔底德时，不仅向学生讲解了其史学成就，更向学生讲述了他因战败而遭国家放逐，但仍在逆境中刻苦钻研，写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不朽史著的经历。在介绍希波战争中希腊一方的力量处于劣势，但内部各邦团结一致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时，告诉学生不论自己天资如何，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如何，只要个人能够朝着既定方向坚持不懈地努力，终能看到成功的希望。
三、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
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距离当今的时代遥远，而且线索众多、内容庞杂，人名、地名也颇难记忆，学生学习起来有着相当的难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将知识化繁为简，使学生易于接受。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觉，在众多教学方法中，比较教学法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历史比较主要作为一种宏观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历史现象（事物、概念、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求常求变，从中寻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扩大和加深对于历史的认识。”[2]历史比较又可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同一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3]。这两种比较方法都可应用到教学中。
以横向比较而言，笔者在讲到希腊的地理环境时，便将其与古代东方文明发源地的地理环境进行对比。向学生说明，希腊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这与古代东方文明位于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地理环境有着显著不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发展轨迹也与东方文明明显不同。在讲到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时，也分别从它们的形成方式、奴隶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使学生能明晰这两大城邦的不同特征。
纵向比较方面，笔者在讲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便和此前发生在希腊的另一场重大战争――希波战争进行比较，让学生思考这两场战争不同的起因、性质以及结果，使学生加深对这两场对古代希腊历史影响深远的战争的认识。在讲到中世纪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发展时，便联系此前讲到的上古时期的印度种姓制度，与之进行对照，让学生了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印度的种姓制度发生了何种深刻的变化。总之，通过将比较研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更能通过历史现象看清历史本质，从而发现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四、合理运用教学辅助手段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师有更多的教学辅助手段可以运用，笔者认为，教授世界古代史课程时，如果能合理使用这些教学手段，常常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是运用影视资料。世界古代史相关的优秀影视作品十分丰富，虽然它们往往都有艺术渲染和夸张的色彩，但只要去除掉其中合理想象的部分，大体都能反映时代风貌、历史文化等。合理运用这些影视资源，可以将抽象的历史知识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比如，在讲授《荷马史诗》时，可以放映《特洛伊战争》这部影片，使学生对史诗中所描述的这场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结果有更直观的感受。讲授斯巴达克斯起义时，放映经典影片《斯巴达克斯》的片段，使学生对罗马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虐待以及斯巴达克斯为了自由英勇反抗的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讲授古代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历史时，借助《埃及艳后》这部影片，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这一时期罗马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局势。
其次是有效使用历史地图。“历史地图准确地标明了历史活动所处的地理位置，客观地反映历史活动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其空间联系，还显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空间变迁的情形，做到综合、直观，因此在历史学习中，我们不能忽视对历史地图的学习。”[4]具体到世界古代史这门课程，由于地理环境对古代各地区的历史发展趋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学习古代各文明地区的历史时，首先要了解它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这样一来，历史地图就成为世界古代史教学中重要的辅助工具。如讲到伊斯兰教的产生时，通过展示阿拉伯半岛的地图，使学生了解到整个半岛多是沙漠和平原，少有绿洲，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各部落只有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民族，一致对外，才能走出这不毛之地，而这是促使伊斯兰教产生和传播的重要因素。
总之，高校教学改革要求教师摆脱那种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在世界古代史教学过程中如果能灵活运用影视资料、历史地图等教学辅助手段，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永明.刍议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若干问题及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2014（7）.
[2]蒋大椿.新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历程[J].社会科学研究，1995（6）.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9
关键词多媒体；历史教学；新课程
作为教学第一线的老历史教师，笔者亲身体验到新课程的变化，新时代新课标，新教材新要求，新思维新技术，多媒体教学已被广泛应用于历史教育教学中，这是历史的进步，这是有益的探索，这对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农村中学的历史课堂，变化可以说是惊人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儿童是用形象、声音、色彩和感觉来思维的。而历史多媒体课件正是由这些因素所组成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地运用多媒体课件，把教材中所描绘的客观事物或历史现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必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加深感受。
1可以启迪学生思维
中学历史教的是过去，但过去的事情是无法重演的，这也要求教师必须借助其他辅助手段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多媒体辅助历史教学，能创设逼真的教学环境、展现动静结合的教学图像。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运用图、文、音、像、影并茂的特点，能把教学中抽象、深奥，靠教师讲解、挂图、板书讲不清、道不明的难点、重点知识，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悦耳动听的声音，将知识一目了然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可以增强历史课的活跃性和师生的互动性；可以补充资料加大容量，突破教学重难点，增强历史课的渗透性和开放性；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师生角色转换，增强历史课堂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如在学习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时，多媒体的优势会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要教师勤于动手搜集信息，什么样的资料都有，用录像的动感会把学生真正引入激烈的悲壮的战争之中，这是任何学说家无法比拟的效果。任何难点都将会化为思想的认识。
2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事实，提高学生认识能力
历史学科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学生不能对历史现象进行直接观察，这就给历史教学带来困难。而运用多媒体手段就能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历史的感性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
比如在讲“红军长征”一课时，由于学生对那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知之不多，要让学生通过文本的阅读、教师的讲解就理解长征的艰难和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是很难的。笔者先制作一个课件，在上课前用多媒体让学生欣赏电视剧《长征》里的歌曲《十送红军》，渲染气氛。在引入新课时笔者播放从网上剪辑湘江战役惨烈的战斗场面，学生一下就进入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然后结合课本边学习边讨论，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很轻松地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突破了教学重点。
3利用多媒体教学中应注意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密
切结合，配合使用
多媒体技术辅助初中历史教学是以计算机为主要教学工具的教学。但计算机毕竟是机器，在教学过程中它不能代替人类进行所有的工作，替代不了通过师生交流与沟通而进行的知识传递与情感交流。因此，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必须与传统的、常规的历史教学密切结合，配合使用，切不可一味地追求课件的数量或质量，而忽视多媒体在教学中所处的位置。更不能使两者脱节，或互相排斥，如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采用讲述法、谈话法、阅读法、集体或个别提问学生、引导启发学生的思维、划课本等传统方法。此外，教师要注意发挥身体语言的应有作用。如使用抑扬顿挫的声调、丰富多彩的面部表情，配合课文内容的手势，更可以摆脱麦克风的限制，直接走到学生中间边走边讲，用眼光与学生接触，就好像与学生在平时聊天一样，给学生以亲切感，以提高和培养教师与学生的感情。总之，任何教学手段的使用都要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
4在复习课时的使用策略
历史教学中复习课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复习课基本上是根据章节分成知识单元，然后按单元来进行复习。在制作这样的单元复习多媒体课件时，不少教师常会把课件制作成单元所含知识点的大集合。
例如在复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章内容时，笔者设计课件的第一模块：指点迷津，即围绕需突破的知识点设计问题，在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排疑解惑。针对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知识考查的基本方向，笔者确定了二战的爆发、二战的扩大和转折、二战的结束这3个知识点进行重点突破。尽量少用图片、音频、视频资料，而是通过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随着问题的展开，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掌握知识，这样就真正地增强了历史复习课的课堂效果。
对单元知识点进一步明确之后，笔者设计复习课件的第二模块：对应练习，针对相关知识点精心选取典型性、代表性的对应练习题，让学生在练习的过程中，不但能进一步领会和掌握必要的知识点，而且培养学生用历史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操作时，以选择题和问答题为主，一般不选取材料分析题在屏幕上展示，因为过多的文字阅读不但容易使人疲劳，而且会干扰学生的感知。
在学生练习之后，课件设计进入第三个环节：反馈点拨，对练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点拨，明确思路，归纳方法。另外准备一个备用练习库，随时调出一些同类型的新题，让学生应用所讲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再练习，从而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目的。
当然，复习课以文字内容为主，但也要注重色彩的合理搭配、字幕的工整美观、布局构图的和谐。
5利用多媒体教学应注意节奏，合理安排，避免
哗众取宠、走马观花
讲课时应注意电脑课件演示的速度和时间控制的问题，要合理安排。因为电脑课件演示的速度太快了，会导致走马观花，有些课本没有的需要记下来的课外知识或学习方法，学生做笔记时来不及写。所以在课件设计时应注意留足给学生记笔记和思考问题的时间。但又要注意课件演示的时间控制问题，不要影响教学的进度。多媒体所用的时间过长、频率过快，不利于实现师生互动。教师的精讲、点拨以及学生的讨论都在多媒体的连续演示中被挤掉了。教师没有时间搜集学生反馈来的信息，学生要不停地调动自己的各种感官去适应，来不及对知识内容做深入细致的思考，事实上他们真正参与课堂的机会被多媒体剥夺了。
高中历史世界史笔记篇10
关键词：大学历史；影视教学；学习方式
自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历史课就一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旧唐书?魏徵传》中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十分重视的传统之一，由此，中华民族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史的惯例。目前国内的大学也非常重视历史的教学，一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历史的教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历史是史书上那些干巴巴的名字，距离他们很遥远，听上一节课还可以，一直听下去便会觉得索然无味；其次，虽然高校的历史专业教材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也只是版本不同、时间早晚而已，在其内容设置、体系编排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教师也不容易提起激情。最后，历史教学的方法基本上维持在满堂灌的形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老师在上面写，学生在下面记，等到下课老师走了，学生也合上笔记不再翻看。这样必然导致大学历史课堂学习效率的低下，学生历史综合能力的降低，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多媒体进入教学，大大丰富了大学课堂的形式。对于历史学科的教学来说，多媒体引入教学，可以改变以往死气沉沉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突破，最终促进历史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历史与文学相联系，活跃课堂，掌握多种知识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们一直就有一个共识“文史不分家”。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往往是语文老师将文学的教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历史背景来讲授文学，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文学，而历史老师则很少在讲历史时提到文学，就是提到也是在讲该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笔者认为，在历史的教授过程中，适当加进一些文学作品的熏陶，可以增强历史课程的效果。例如在讲授世界历史时，提到欧洲，教师就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文学与历史是相映发展的。在介绍中世纪时，由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特点就表现为，政教合一、神学取得万流归宗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禁欲主义，与之相应，此时的文学就表现出四种类型，即教会文学、骑士文学、城市文学、民间英雄史诗，中世纪的文学除了但丁的《神曲》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圈可点的了，由此可见中世纪的黑暗。再如讲到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教师就可以将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介绍，将雨果、司汤达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进行相关介绍，使同学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可以在视觉上对此有一个更为宏观的把握。这样相互借鉴，既可以使历史的把握更准确，也可以使同学们欣赏一些世界名著，拓宽视野，同时，也可一改过去历史课堂死气沉沉的场面，使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二、讲历史变为说历史，历史人物走下来
历史人物在大多数同学的心目中一直是躺在历史书中的名字，毫无生气，让历史人物从冷冰冰的书本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这样就可以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历史也就成为了活着的事物。采取这种办法教学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时轻松很多，现在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百家讲坛》最初就是由厦门大学历史教授易中天的《品三国》而被观众迅速熟知的。《品三国》的出现，使得一些普通人也对于三国时期的故事日渐熟知。再如被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通过他之口，两宋风云被缓缓讲述了出来，学生们不用埋在故纸堆里读《宋史》，就可以得知宋代的风云风貌。由此可见《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强大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历史人物从死气沉沉的书本上走了下来，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这也使历史走向了大众，不再呆在厚重的书本里。又如，借助博客讲明史的当年明月，洋洋洒洒七本书，将明朝的历史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讲了出来，在他的笔下，历史人物一个个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一直不被普通人了解的大明王朝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在这种方式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随之而来，他们在闲时娱乐的时候就可以掌握自己本该掌握的知识，既放松了心情，又学到了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三、启发性学习，以专题进行演练，进行研发性教学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历史课的习惯认识是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并且要背过这些大量的、无聊的东西。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外的大学，背诵几乎就从来不是历史系学生们的一个基本功课。学生们更多的时间是围绕一些历史专题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探索和进行实践的过程。历史系的学生们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围绕一个个专题，去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然后再写成一个个可以给读者看的东西。这就是说历史的事实虽然很重要，但是毫无疑问历史的方法更重要。笔者十分赞同国外同行的观点。在将以上两部分内容落实好后，学生们会对于历史学有一个宏观而全面的把握，这时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们的总体状况来设立一些专题进行训练。比如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再让小组决定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时间就可以交给同学们自己来支配了，由于大学生们的空闲时间相对更多，他们就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制作课题。等到教师约定的时间，学生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讲台，将自己小组的研究状况向同学们进行展示与讲解，运用这种教学方法既可以锻炼学生们自己的讲演能力、组织能力，也可以促进老师和同学们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还可能会让老师学到不少，所谓教学相长应该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