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状篇1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必要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亦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或制度的总称，英文简称aDR。[1]在对其审视之前我们姑且分析一下当前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及其成因
（一）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法院面临“诉讼爆炸”之困扰，诉讼资源供不应求。
2.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则严重被闲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亟待勃兴。
（二）失衡原因
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内部体系失调，国家配置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其二便是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公力救济优先的偏见。再者就是现有非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不足。
二、“诉讼爆炸”的成因分析
诉讼成为主流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内在必然性。
（一）诉讼的含义和本质
诉讼是指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在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及这些诉讼活动所形成的诉讼关系的总和，是以司法方式解决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其本质是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诉讼的特征
1.裁决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法院做裁判机构必须保持中立且不受外界任何机关或个人的影响。
2.冲突主体的平等性和对抗性。原告和被告作为主要的当事人，其诉讼权利具有平等性且具有相对抗性的一面。
3.诉讼活动的严格规范性。民事诉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4.诉讼结果的明显强制性。民事诉讼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执行程序当中，亦体现在审判活动中。
诉讼的这些特点亦是其内在的优点，决定了其与生俱来所携带的公平正义性和权威性，这也是诉讼之所以是最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的原因所在。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当下“诉讼爆炸”这一现象了。然而诉讼救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亦有弊端。
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之必要
（一）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
民事诉讼作为最终的救济保障，其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纠纷的数量，而在于它促进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质量。并非一切纠纷都能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更不能说所有的纠纷都能够通过司法得到公平的解决。再者，即使司法裁判做到了公正，还必须关注司法裁判延伸之下的结果。如执行程序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社会效果等等。另外，法律制裁手段的强制性和附带的暴力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人们的理性错觉和心理负担。
从另一面来讲，诉讼比起其他的救济手段，其成本代价相对较高，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诉讼途径解决的纠纷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要比所收获的经济价值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和解协议或仲裁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比讼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具有天然的灵活性和低成本性。其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经济学上的管理技巧，来对当事人的矛盾进行化解，当中可能会使用商业上谈判的技巧，充分围绕充分围绕双方的利益来进行斡旋，最终达到和解和化解矛盾的目的。其特点详述如下：
1.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快捷、简便，方便当事人的特点。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聚焦矛盾中心，找到解决的办法，相对而言成本较低，当事人只需支付一定的仲裁费用或调节费用或是其他方式的费用，便可以在第三方机构的调解下尽快寻求和解途径并达成争议解决方案。
2.不同于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对抗性辩论中激烈的口舌之战，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比较温和，这也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保持长久合作关系。
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随着商业的发展，各种商业的争端亦不断增多，正如上述知识产权争议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时，往往不便于公开化解决矛盾，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比如说仲裁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aDR以灵活取胜，其最大的目标是追求效率……在自由与秩序这一价值矛盾中……偏爱自由”，[2]这正是对其灵活性与自由性的最好诠释。
4.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的空间比较大，受法定程序的限制较小。作为诉讼程序的对称事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具有纠纷解决的功能，但同诉讼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灵活解决纠纷的方式。[3]
5..当事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和程序选择的余地较大，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在解决私法纠纷的大市场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诸方式的存在就形成了同诉讼方式竞争解决纠纷资源和案件的局面。私法纠纷的市场同其他的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对私法纠纷解决资源和案件的分流数量进行微调。[4]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肯定和完善便是对私权自治的一种保障。
以上只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特点或是优点，当然我们并不是极端的抛弃诉讼的方式，一味的追求非诉讼的方式，只不过在当下面临“诉讼爆炸”的情形下，非诉讼方式有其发展的必要。其可以为案件分流，也有助于对司法资源更好的分配，更何况其内在的价值并不单单是弥补诉讼的空缺和不足，发展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更是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然要求。
四、小结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生俱来的替代性、功能性和选择性决定了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贡献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摒弃诉讼万能论这一偏见，而法院更应该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参考，进行监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亦要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要求。我们相信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可以在互补中共存，互动中发展的。
【参考文献】
[1]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38，187，184-185，341，347.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程序权益；诉的利益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企业掌握的知识产权的数量以及质量可以说是主宰命运的法宝。随着法治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对于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的企业，各种专利、技术秘密、商标等，都是最宝贵的财富。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绝对性的权利，从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上都受到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忽略了对义务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此种情形不利于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更不利于知识经济的长足发展。
一、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在我
国的立法发展2002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①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承认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法律性文件，开启了该种诉讼在我国的发展进程。200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通知》②，明确了该类案件属于侵权类纠纷，应按照侵权纠纷的管辖原则确定地域管辖。2009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③第18条明确提出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的立案条件。2008年4月1日正式颁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此类案件作为三级案由纳入知识产权纠纷，为以后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立案确立了基本规范。
二、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应该从原告、被告、法院的立场出发综合考量，进行利益平衡。有无诉的利益，是法院判断是否承认国民的具体请求足以具有利用审判制度的价值或者必要性的过程，因而，这种判断当然不能任由法院主观专断。法院应该参照设立诉讼制度的宗旨与目的这一客观尺度，对原告的具体请求作出评价，以判断有无诉的利益。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是从义务人的从程序性利益出发，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是辅非常态的救济方式。
（一）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后，权利人通常会向义务人发出律师函明确指明其侵权行为，并且表明即将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追究义务人的侵权责任。此时，义务人由于收到权利人的警告后，担心自己在将来承受巨额的侵权损害赔偿，将无法合理安排自己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等待权利人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侵害进行确认。但是，如果权利人迟迟不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只是通过警告威胁的威慑力来拖延纠纷的及时解决，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将会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在英美法系国家，为了消除义务人此种法律地位不确定的状态设置了宣告判决、制止威胁的诉讼等相关制度，利用法院确认判决的公权性，直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为迅速恢复市场秩序提供了良好的司法环境。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性，应该包含以下三点内容：（1）义务人法律地位的不安是具体的，不是自己主观臆想的。比如，知识产权纠纷中，权利人向义务人发出律师函明确指明其侵权行为，并且表明即将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权利人只是向义务人发来表明其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公告性质的函件，此时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因为收到该函件而陷入危险状态，此时义务人若主观臆造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将因不具有诉的利益而不被法院受理。（2）义务人的不安是法律地位的不安，例如，对义务人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营业额显著下滑，或者无法合理安排今后的生产经营，影响到义务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正常发展。（3）原告法律地位的现实不安性，能够以确认判决除去。
（二）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是纠纷解决的唯一方式
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在社会媒体上公开声明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而且向义务人发出了意思表示非常明确的警告或者威胁，无正当理由怠于，也不向有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行政确认，义务人也不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确认自己不侵犯权利人指明的知识产权，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悬置状态，产生现实的不安性。法律如果不能够保障义务人权益救济途径的畅通，通过司法直接、有效地裁决纠纷，那么对义务人来说显然非常不公平，并且有可能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消极确认之诉，从原告的立场来看，具有接受确认判决的即时利益，通过该种诉可以消除原告法律上的危险状态。从民事诉讼主体诉权平等的原则出发，也是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体现。因此，在没有其他权利救济方式时，义务人具有提起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该种诉是处于不安状态的义务人唯一能够采用的诉讼手段。
（三）义务人履行了书面催告义务
消极确认之诉，作为权利救济的一种补充方式，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给被告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要求原告在提讼之前已经为纠纷解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必须进行前的交涉。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中规定了义务人必须经过书面催告权利人行使诉讼权利，权利人经过合理期限不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义务人才可以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该书面催告义务可以看作是进行诉前协商的过程，权利人与义务人可以通过书面催告行使诉讼权利进行沟通，明确权利人是否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真正意图，或者企图通过其他方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想法。并且，当义务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时，应向法院举证证明自己履行了该书面通知义务。法官可以结合原告的举证以及纠纷的现实状况，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裁定是否受理案件。
（四）诉讼请求不包括给付内容
原告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法律地位的危险状态或者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不安状态，以法院具有公权性的确认判决的确定效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该种诉可以将义务人从危险的法律地位中解救出来，对纠纷当事人长时间悬而未决的法律关系进行确认，不对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赔礼道歉等具有给付性质的纠纷进行裁决，因此，原告在提起该种诉时，诉讼请求的内容不能包含有要求被告进行损害赔偿或者赔礼道歉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中指出，原告的目的只是针对被告对自己发出的侵权警告向法院请求确认自己的行为不侵权，并不包含请求被告的行为侵犯自己权利并且追究其责任的主张，此《批复》表明了确认不侵权之诉与消极确认之诉在制度的设计目的上的一致性。
三、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1.案件定性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将此类案件定性为侵权纠纷，我国的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也将其作为侵权类纠纷对待。例如，2015年7月21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被上诉人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一案，裁判书（（2015）辽立一民终字第000127号）中明确说明在性质上该案件属于侵权类纠纷，应按照侵权纠纷案件确认管辖。但是，从民事诉讼法学法理上分析，该种诉不符合侵权之诉的特点，却与消极确认之诉的制度完全吻合。首先，该种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审理的对象是侵权关系不存在，而侵权之诉中原告主张的是侵权关系存在，并且当事人证明以及法院审理的对象是侵权关系存在。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相关法律性文件对该种诉的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与侵权之诉中权利人只要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危险就可以向法院提讼的条件有着巨大差异。再次，侵权之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作出的判决中包含侵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并且在诉讼中胜诉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院的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而在该种诉中，原告的主张以及法院的判决都不包含给付内容，判决只是对当事人法律地位的确认。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将确认不侵权之诉定性为侵权类纠纷是错误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2.地域管辖的原则不便于诉讼。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批复》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定性为侵权之诉，应按照侵权类诉讼的管辖确定地域管辖，即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该种诉不属于侵权类纠纷，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种诉讼的地域管辖的《批复》有欠妥之处的。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此《批复》时也许对该种案件中的审理对象，即“侵权行为”的界定有误差。笔者认为，该种诉属于确认之诉中的消极确认之诉。在诉讼中进行确认是否构成侵权的行为是原告的生产经营行为是否构成对被告知识产权的侵害，而不是被告对原告发出警告信或律师函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另外，原告住所地一般是原告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地，也就是涉嫌侵权的行为地。因此，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不利于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促进诉讼进程。3.合理期限时间过长。被警告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书面催告义务实质是将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消极确认之诉对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中关于被警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向权利人发出书面催告的规定，实质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是对该种诉的利益的严格限制。司法实务中也严格将这个条件作为审查原告是否具备诉权的标准，例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390号）在审理厦门固德利锌钢护栏有限公司与厦门市首创君合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刘学军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过程中，将固德利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书面催告刘学军行使诉权，作为不符合提起该案件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原告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014）闽民终字第1084号）也支持了原审法院的裁定，驳回了原告的上诉。此种限制符合消极确认之诉中，对于原告的诉的利益的限制，实质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以及浪费法院宝贵的司法资源的一种要求。但是，笔者认为，合理期限的时间过长，不利于对义务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更不利于市场秩序的恢复。
（二）完善
1.明确案件性质为消极确认之诉。英美法系国家为了使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纠纷迅速解决，在1883年英国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制止威胁的诉讼（actiontorestrainthreats），1934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宣告判决法案》，设置了宣告判决（declaratoryjudgement），为解决纠纷当事人法律地位不确定性（legaluncertainty）的问题，使经济秩序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稳定。在美国宣告判决被普遍认为是法定的救济，而不是一个公平的补救措施。因此，我国也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以专章的形式设置消极确认之诉，并且明确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属于消极确认之诉。通过该种诉讼具有的保障义务人司法救济途径畅通的制度本质，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领域权利人与义务人合法权益天平的平衡。2.明确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作为消极确认之诉的一种形态，其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义务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畅通，因此，在诉讼程序的设计上应该便于义务人。通过上述论述，我们明确该种诉讼的审理对象是原告的生产经营行为没有落入被告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的界限之内。另外，原告提起该种诉时法律地位本身就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于被告侵权警告已经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处境，并且，由于知识产权权利人不及时行使诉讼权利，才产生了确认不侵权之诉的诉的利益。最后，原告住所地一般是原告进行生产经营的行为地，也就是涉嫌侵权的行为地。因此，地域管辖应适用原告住所地管辖，这样有利于保障诉讼公平，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有利于牵制处于优势地位的被告，确保原告可以与被告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更有利于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促进诉讼进程。综上所述，关于该种诉讼的管辖法院，级别管辖应适用知识产权管辖原则，地域管辖应适用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3.缩短合理期限。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解释》为“需要一定的合理期限”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期限不符合市场竞争瞬息变化的规律，该期限将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有可能错失决定企业命运的良好发展机遇，造成不必要损失。笔者认为应将合理期限缩短到自权利人收到书面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或者自义务人发出书面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这样既考虑到权利人因特殊原因等不能及时主动行使诉权，或者滥用权利损害义务人的合法权益，也能防止义务人动辄滥用诉讼权利，给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浪费国家司法资源。
结语
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判决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所以该种诉讼是通过观念上固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状态，以此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因此，考虑到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当事人参与诉讼的成本等因素，在民事诉讼该种诉的合法地位的同时，必须对该种诉的条件严格限制，其中对确认利益的限制为重中之重。由于笔者理论水平有限，目前仅研究到以上论述的深度，笔者会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对该种诉讼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注释：
①[2001]民三他字第4号②[2004]民三他字第4号③法释[2009]21号
参考文献：
[1][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次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2][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6月第1版，第66页
[3]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4]曾华松等.确认诉讼实务问题之研究[J].复旦法学知识库.80页-81页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3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3、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类7件，占11．29%。如农嫁女、招赘婿、户口未迁出子女等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上不平等，要求平分收益；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村集体资源或企业发包给他人经营，以及收益分配不公开等引发村民状告村基层组织的群体性诉讼。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5、城市房屋拆迁类9件，占14．52%。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拆迁主体或拆迁手续不合法引发群体一方诉请停止拆迁；政府安置补偿方案不合理或补偿资金不兑现引发群体一方要求得到充分安置补偿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1、规模较大。62件案件中，群体一方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案件有27件，占43．5%。其中兰溪市城南办事处中吴村诉该村经济合作社承包合同纠纷案的群体一方人数多达848人，由此引发的纠纷规模大、影响广。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4
[关键词]社会纠纷；调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7－0033－03
纠纷(dispute)或称争议、争端、冲突，是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者多边对抗行为。当前，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我国正处于社会纠纷的多发期、凸显期，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多元化，涉及到土地征收、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方面面。与之相应的，社会纠纷的解决方式在不断适应纠纷新情况的过程中也逐步发展演进，如出现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扩张趋势等。任何一种纠纷都具有独特的个性，而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是利弊共存的，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纠纷的解决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遵循纠纷解决的固有规律，针对纠纷的不同特性，对症下药，合理利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一、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般而言，纠纷的发生要经历单项的不满、具体的对抗行为等阶段，纠纷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当事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保护、情绪得不到释放，还容易引发冲突的升级甚至上升为严重的社会。
纠纷的单项不满阶段即主体把某种情况的出现视为不正义，这是纠纷发生的前奏，在这一阶段当事人一方面可能通过成本分析等理性判断选择忍受或者回避等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使纠纷保持在潜在状态或归于化解；另一方面也可能向对方表明问题或予以谴责使纠纷公开化。一般而言，促使纠纷当事人进行自我疏导、自我处理的社会和个体的综合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社会的宽容、他人的帮助和劝解以及个体的修养和理性都有助于不满的化解或个体对纠纷作出正确的应对；而对社会正义的不信任、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纠纷双方实力的悬殊等也可能从消极方面打消当事人采取具体纠纷行为的念头。
当当事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疏导时，就可能出现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交涉和对抗情况。在对抗起始阶段，纠纷当事人一般不会立刻采用严重的冲突手段，社会纠纷尚处于轻微阶段。在这一阶段，纠纷的解决难度相对较小，很多情况下，纠纷当事人能够依靠双方自身的力量将其解决，即所谓的自力救济，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最低；在双方当事人无法自行解决的情况下，中立第三方在此阶段介入解决纠纷一般能较为容易的定纷止争，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一阶段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当，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平复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采用更为激烈的对抗手段，从而使纠纷升级，出现集体上访、群体性诉讼、抗争性聚集和等严重的社会纠纷，所谓“小矛盾不及早解决势必会引发大纠纷，小隐患不尽快排除难免会引发大事件”就是这一道理。
“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纠纷的解决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在这一阶段解决纠纷其难度小、成本低，可以及时有效的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要把握时机，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就应当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这是及时解决纠纷的先决条件。为此，2010年中央综治办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预警在前、调解优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党政主导、部门协作配合，整合资源和力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努力使纠纷早解决、矛盾不上交”，并且要求认真抓好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工作，建立健全纠纷的发现机制，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二、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之原则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在第三者的主持之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行业惯例、民间规范等为依据，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调解制度，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调解主持人的不同，就人民调解制度而言，其是在民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进行的；而司法调解的调解主持人为国家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其发生在诉讼当中；行政调解的主持人为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国家行政机关。
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是说同一纠纷，在依性质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亦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就纠纷当事人而言，应优先考虑调解而不是首先考虑付诸诉讼，而国家亦对此予以政策引导以促使纠纷当事人观念转变。我们主张要注重调解，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原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调解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基础。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植于我国“和为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调解的主持者官名为“调人”，“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调解成为西周民间乃至官府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之后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调解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调解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不断发展完善，成为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防止和化解社会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之花”。其次，调解在纠纷解决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是在第三人的主持之下，采用说服教育、疏导化解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权衡利弊、互谅互让进而达成一致，这就有利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恢复因纠纷而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纠纷，尤其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纠纷，如婚姻纠纷、劳动争议、损害赔偿、“三养”即抚养、扶养、赡养纠纷等，调解可以把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整体社会关系纳入考虑的视野，从而更有可能谋求一种合理的更能为纠纷当事人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以恢复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次，更多采用调解的方式是国家政策的导向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宣传调解工作的作用和效果，引导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积极推动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至2010年《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体现出国家对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日渐重视和相应的政策导向。
同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重诉讼、轻调解，导致对诉讼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的“一口吐沫找两级法院”、“一堆垃圾打两年官司”等大量的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导致诉讼爆炸，以致法院超负荷运转。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调解的运用，更正一旦有纠纷就首先考虑付诸司法的观念，对于大量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应当贯彻“调解先于诉讼”的理念。
三、规范，贯彻司法优位之原则
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权在实质上是一种宪法性权利，其规范的称谓应当是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来信来访只是对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行使形式。就作为纠纷解决方式来的来看，我们应当对其予以规范，在解决纠纷时贯彻司法优位的基本原则。
我们应当对制度的运行进行规范，新的《条例》已经于2005年颁布实施，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事项涉及下级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直接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并抄送下一级人民政府工作机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其实并不是负责解决纠纷的具体机关，而是将有关事项移交相应机关处理的中转站。但是，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突破了这一定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不受事实、证据、期限、步骤、方式等确定性要求的限制，在个别时间和个别案件中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甚至“突破法律底线”解决问题，有关部门的领导处于维稳的需要进行个别批示，特事特办、法外解决有关问题，这就更加误导了人，加剧了潮。越级上访、闹访、缠访等现象严重，有的地方为了维护一时稳定而采取、甚至限制上访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几乎成为上访人的信条，领导批示、个案个别处理的方案，损害了社会的整体正义，对国家法治的权威和稳定亦产生了不良影响。㈨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应当回归的法律定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限制的范围，把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诉讼先于，对于未经法院依法审理的案件，不应予以受理，这一点也符合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另外一方面，诉讼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司法终局裁决原则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原则，在法治社会，应当将民众的诉求以及各类争议的解决引导到法治轨道上，使纠纷解决的权威向法治转移，进而使法院成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场域。在纠纷的解决中，要规范制度的运行，贯彻诉讼优位的原则，引导纠纷主体树立诉讼的权威，而不是有纠纷首先想到，使归位于群众陈情联系政府的制度本源，排除权力的干预，形成纠纷解决的法治根基。
四、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应当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应对，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化解纠纷。人类历史上，纠纷解决方式历来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的与非诉讼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国家公力救济与民间社会救济、合法私力救济等协调互动、共同构筑的系统。
首先，对症下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纠纷的发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更加突出，纠纷的类型也日趋复杂化，即除了传统的社会纠纷类型之外，还有由利益分配不合理或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新型纠纷。纠纷主体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对于纠纷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应当尽力予以满足，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和利益本身都是多元的，不能采取单一的思路，而应当使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达到相对的公平与协调；纠纷主体价值观的多元也是我们应当避免采取同一纠纷解决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应当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所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不同类型的纠纷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妥善解决社会纠纷的现实需要。
其次，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固有的适用范围。在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诉讼、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具有适用性，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诉讼而言，诉讼是一种遵循“证据裁判”、“形式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公力救济代替私力救济的结果，它是人类对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革命性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讼适用于全部的纠纷，其也不是在解决所有纠纷上都能得到最佳的结果，就当事人未注意留存证据的纠纷，适用这一方式无法获得司法保护；当事人关系越近，往往越不适合用对抗性的诉讼方式，同时诉讼还存在成本高等问题。就而言，它是一种在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之外设立的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制度，其对于纠纷的解决往往不具备规范性和专业性。而行政复议是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程序，其受案范围、处理程序等方面均有诸多限制。
再次，对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过度的依赖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使纠纷得到恰当解决，而且会导致负责解决纠纷的机构压力增大、不堪重负，同时还会导致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并进一步制约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在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前后几年里，司法机关始终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向基层社会渗透，甚至出现了“乡乡建法庭”的口号和高潮，有纠纷找法院成为民众共识，使大量的本应通过民间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纠纷涌向法院，导致法院最终陷于诉讼的大海。相伴而生的是纠纷解决成本的增加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大量并不适合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向法院，还导致了涉诉等问题。
纠纷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固有适用范围，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能够相互配合互动、各司其责。在纠纷出现时，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寻求最有效、最经济的解决方式，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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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怀德，“不信法”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U]，学习时报，2010－1－25.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5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6
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7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制度，彻底改变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8
国际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项产品或者服务往往会侵害到众多消费者的利益，进而产生群体诉讼。具体表现为:群体诉讼制度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应运而生并得以完善与发展。诸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加入制集团诉讼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引进;欧洲国家也开始重视群体诉讼制度，以德国为代表的团体诉讼制度也在逐步地被完善。群体诉讼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叫法也各异，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因为群体纠纷可以通过调解等其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加以解决，而不必非要通过法院解决。对此，世界各国也都在努力寻找更加经济、简便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办法。
在我国，对于群体纠纷的解决，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发展与完善代表人制度;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也得以初步建立:我国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与完善多元化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毕竟，诉讼的代价往往比较高，群体诉讼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另外，仅仅依靠诉讼并不能解决好纷繁复杂的各种群体纠纷。
二、我国群体纠纷的类型、现状与研究
(一)群体纠纷的类型
要更好地应对群体纠纷，那么，必须注意群体纠纷的类型。在我国，群体纠纷往往表现为以下类型:第一，急需救济型与权利保障型。这是根据当事人对救济需要的迫切程度来划分的。顾名思义，急需救济型是当事人急需得到合法的经济补偿，如果救济不及时将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使得当事人没法生存下去。比如，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严重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受到环境污染而造成病痛的人们，他们往往处于绝境，对他们的救济刻不容缓。而在权利保障型中，尽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但是，还不至于危害到当事人的生存问题。在权利保障性群体纠纷中，当事人需要的救济紧迫度不如急需救济型。第二，离散型的小额侵权纠纷与大型的侵权纠纷。这是根据当事人的损害程度而进行的分类。在离散型的小额纠纷中，当事人损害较小，实践中当事人往往考虑到诉讼费用与需要付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而宁愿放弃合法的权利诉求。这样往往会造成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从而有失公平。同时，这样也会助长违法者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的气焰，进而会严重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而大型的侵权纠纷涉及的人数众多，个案的损失金额较大。第三，缓和型与强烈对抗型。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区分，要看当事人双方发生冲突的激烈程度。缓和型的纠纷双方冲突往往不是很激烈。当然，对此种纠纷处理不当也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仰。而强烈对抗型的纠纷则需要尽快处理。毕竟在强烈对抗型纠纷中，当事人的情绪往往难以控制，如果不及时解决，有可能演变为群体冲突，甚至酿成刑事事件。第四，一次冲突型纠纷与关系持久型纠纷。这是按照当事人发生纠纷的次数来划分的。在前者中，当事人往往不存在较长的合作，纠纷也是偶尔发生而已。而在关系持久性纠纷中，当事人之间存在较长期的社会或法律关系，他们为了不伤和气而更愿意和解。
对于不同纠纷模式的解决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于关系持久型的纠纷就要加大调解力度，要力求使当事人和解，从而起到有利于当事人友好相处的作用，进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急需救济型与强烈对抗型则要力求尽快高效地解决，以阻止纠纷的进一步恶化。总而言之，我们要努力建立不同的群体纠纷解决模式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纠纷类型，从而更好地解决冲突。
(二)我国的群体纠纷现状
1.群体纠纷事实状况。20世纪发生在南京的集团诉讼案件给广大消费者以启迪。自那以后，集团诉讼对广大消费者变得不再陌生。在现实生活中，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更为可喜的是，农民集体维权的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对犯罪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同时，消费者协会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在保护消费者方面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集团诉讼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受到国外生产商侵害时，我国消费者的群体利益很难得到极大地保护。
2.群体诉讼呼唤相关机制的完善。生活中的群体纠纷出现了，如果它不能通过司法程序加以解决。那么，一些弱势群体往往就会选择一些非理性的渠道来力图解决纠纷。屡见不鲜的上访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群体事件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实践中，对于群体事件，一些政府会采取压制的手段，这阻碍了人们正常的诉求，有时会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群体纠纷需要我们理性地解决。对此，我们要积极学习与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比如，德国的团体诉讼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在德国，团体诉讼的主要功能在于监督与矫正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从而进一步地制止违法行为并预防损害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团体诉讼，一些危害行为可以得以及时地制止，可以缓解民众内心的不满，同时，对违法行为也是一种震慑。
3.群体纠纷法律制度。我国解决群体纠纷的典型方法就是通过代表人诉讼，我国在学习国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此项制度。简而言之，代表人诉讼就是人数众多的一方不用全部参加，但判决效力对所有当事人有效。具体来讲，第一，它要求双方或者一方的当事人人数众多。第二，众多当事人涉及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或者相同。其中的同一种类指的是众多当事人与对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相同，他们享有的权益与承担的义务是同一种类型。第三，诉讼代表人符合要求。诸如，诉讼代表人必须与其他成员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必须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并经过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推举产生;与对方当事人没有一致的利益关系，能够很好地维护广大当事人的利益等。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分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对于实践中的群体受害事件，如对于消费者权益纠纷，由于其分布范围较广，受害人数较多，所以，人数是很难确定的。这就要求在审判时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是，法院在审判时往往为了降低审理这类案件的难度而把其作为人数确定的诉讼案件来审理。这种做法使得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制度形同虚设，也使得很多受害的当事人并不能获得应有的赔偿。
(三)我国对群体纠纷的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群体纠纷层出不穷。由于群体纠纷牵涉人数较多，涉及的面也较广，对于群体纠纷处理的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司法的认可度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对群体纠纷解决的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对此，我国学者对群体纠纷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他们讨论了群体纠纷中代表人制度运用起来的优劣，比较了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国纠纷解决模式，典型的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退出制集团诉讼、以英国为代表的加入制集团诉讼、以日本为代表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以及以德国为代表的团体诉讼制度，另外，还有欧洲一些国家的示范诉讼等。随着世界各国在解决群体纠纷上多元化方式的出现，我国也在积极探寻多元化的群体纠纷解决模式，并努力完善我国的群体纠纷解决制度。例如，在我国新近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就初步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
三、世界上典型的群体纠纷解决办法
(一)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19世纪，英国的衡平法中就出现了集团诉讼。后来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也逐渐效仿，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退出制集团诉讼广为人知。集团诉讼受到众多国家的重视是有深刻原因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侵害众多人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购买一件商品的消费者众多，而一旦这件商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么，将侵害很多消费者。这时就迫切需要集团诉讼。
1.集团诉讼在英国的由来与进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衡平法院为避免重复诉讼而要求所有利害关系人就一项争议的标的共同进行诉讼。其中，法院不得做出损害赔偿判决，而只能做出宣告判决和禁令。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衡平法院又设立了代表诉讼制度，即由代表一人或者数人提起诉讼，法院做出的判决对所有人有效。但是，代表诉讼在英国没有太大的进展。后来英国对民事诉讼制度作了彻底的改革，制定了新的民事诉讼规则，其详细地规定了集团诉讼的有关运作程序，从而正式建立了新的集团诉讼制度。
2.集团诉讼在美国的由来。集团诉讼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与当时迅速发展的英国相比，美国有些落后。但是，美国相比英国来讲更加开放，它在对群体诉讼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吸收了英国集团诉讼的相关制度。集团诉讼由原有的共同诉讼发展而来，广义的集团诉讼指各类群体性诉讼，与群体诉讼和集团诉讼含义相同。而狭义上的集团诉讼则特指美国的集团诉讼或者与美国集团诉讼相类似的制度。
3.集团诉讼的特征。集团诉讼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第一，集团诉讼涉及人数众多。一般来讲，集团诉讼中的众多当事人是为了诉讼而临时组织起来形成的一个团体。第二，权利实现具有间接性。集团诉讼涉及人数众多，不可能所有的集团成员都亲自参加诉讼，没有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通过代表人而间接地行使权利。第三，相同的利害关系。在集团诉讼中，诉讼标的往往相同或者具有极大的关联性。第四，判决效力具有扩张性。集团诉讼发生的判决效力不仅对出庭的当事人有效，同时它也对未出庭的当事人，甚至对潜在的当事人都有效力。也就是说，其他的当事人可以援引判决获得合法的补偿，被告受到威慑与制裁。
(二)团体诉讼
团体诉讼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896年，德国在《克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团体诉讼的有关规则。通俗来讲，团体诉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广大成员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一种制度。德国团体诉讼制度与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以及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有一些共同点，它也是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非常有效的一项制度。
1.团体诉讼制度的新发展:损害赔偿之诉被引进。由法律规定的团体行使诉权可以有效地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作用很大。它克服了众多当事人不愿意提起诉讼而使得侵害者逍遥法外的情况。团体诉讼之诉主要以不作为之诉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需要，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认识到不应该把德国的团体诉讼仅仅局限于不作为之诉。在特定条件下，要赋予团体提起损害赔偿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实现对被害者的保护与对损害者的威慑。德国第一部规范典型诉讼程序的单行法是投资者典型诉讼法，它在投资者典型诉讼和消费者团体诉讼中加入了赔偿请求权，是针对资本市场中的虚假信息与欺诈行为而运行的，其旨在加强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在德国民事诉讼制度上属于一大创新。此外，在德国的群体诉讼中，判例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2.消费者团体诉讼。在法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授权消费者团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接着，消费者团体就则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从而能使得消费者的损失得以赔偿，同时剥夺违法经营者的非法所得。消费者团体诉讼相比较消费者个人诉讼而言有很大的优势:它缓解了消费者所处的弱势地位，对非法经营者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巨大的威慑，增加了消费者获得应有补偿的可能性，有利于消费者更好地接近司法;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调查与质证，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在适用上，消费者团体也有自身的特征:首先，它主要适用于小额多数侵权案件中。在小额消费诉讼中，单个的消费者受到的损害不大，考虑到诉讼成本与时间的花费，消费者往往会放弃诉讼。这时消费者团体就需要介入，以求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对于大额的消费侵权案件，消费者往往自己会提起诉讼。其次，在消费者团体诉讼中，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不仅仅包含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同时它还包含着潜在的违法行为。对于可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潜在违法行为，消费者团体也可以提起诉讼。再次，消费者团体可以通过损害赔偿之诉的提起，以补偿消费者的损失，令违法者叶出违法所得。
3.团体诉讼与集团相比其优势所在。此外，与集团诉讼相比，团体诉讼独具优势。首先，集团诉讼只能提供事后救济。这样，相对于集团诉讼而言，团体诉讼能够通过提起不作为的禁令诉讼，从而为大众提供事前预防。其次，集团诉讼中的集团具有拟制性，往往是临时的。而在消费者团体诉讼中，只有具有法定的团体才可以提起诉讼，这里的团体更具有稳定性，能有效避免团体诉讼被滥用。另外，集团诉讼涉及通知、集团构成的审查，以及成员的退出、撤诉等问题，程序相当复杂。而团体诉讼相比较而言，与传统的诉讼模式差别不大，形式简便了许多。
(三)示范诉讼
示范诉讼又叫做实验性诉讼、典型性诉讼等。顾名思义，它主要指在诉讼中，某一争议事实与其他事件争议事实大致相同。那么，该争议经过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后，其判决结果可以作为其他事件进行诉讼的依据。示范诉讼与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补充，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的示范诉讼包含法院以职权择定的示范性诉讼与当事人合意确定的示范诉讼。其中，当事人合意确定的示范诉讼由于使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而得以被尊重，效果也较好。只是在实践中，有时由于当事人众多，要使得当事人合意确定示范诉讼难度极大，此时，可以适用法院以职权择定的示范性诉讼。
(四)日本和台湾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选定代表人制度是一项独特的诉讼制度，它借鉴英国与德国的相关制度，是针对涉及多数人共同利益的诉讼而确立的。日本利用这种方法处理了涉及许多当事人的损害事件。我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深受日本的影响，其在主要采用共同诉讼的同时，也很重视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的适用。
(五)国外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
1.团体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制度。尽管团体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制度都有解决众多当事人纠纷的功能，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诉讼主体不同。在团体诉讼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是法定的团体;而在选定当事人制度中，提起诉讼的主体是受到侵害的众多当事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而不是团体。其次，对提起诉讼者的要求不同。在团体诉讼中，提起诉讼的主体是法定的团体;而在选定当事人制度中，被选定的当事人必须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人以明示的方式选定，而且，要以书面形式提出。再次，权利救济的目的有差异。团体诉讼旨在保护公共利益，其主要是通过提起不作为之诉而起到预防与保护的作用。而选定当事人制度则主要是通过对被害人加以赔偿的方式，进而起到保护私人利益的目的。
2.集团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制度。集团诉讼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讲:首先，对代表人的要求不同。在选定当事人制度中，选定的当事人起诉或者进行诉讼，需要其他利害关系人以书面形式加以明确的委托。在集团诉讼中，则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而且，集团成员如果没有向法院声明退出集团，则判决对其就具有约束力。其次，适用范围不同。选定当事人制度被严格地限定在民事案件的诉讼领域中，而集团诉讼适用范围则广得多，它不仅仅适用于民事案件，同时也适用于行政案件。再次，两者对被告的震慑力不同。众所周知，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往往规模很大，而且判决时又有惩罚性赔偿金，所以，对被告的威慑力极大。相比之下，选定当事人制度对被告的威慑就小了许多。最后，两者的审查与批准程序的严格程度不同。由于美国的集团诉讼往往对被告的杀伤力极大，而且容易造成滥诉问题，所以，法院对集团诉讼审查很严格。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则不容易导致滥诉，故也不会像审查美国集团诉讼那样严格。
四、我国构建与完善群体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纠纷日益增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一项产品或者服务侵害众多消费者的事件越来越多。比如，众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事件，还有其他一些因为环境污染而损害大众的案件比比皆是。这些群体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将纵容不法分子继续进行侵害众多当事人的不法行为，进而使得公众对法律变得失望，甚至对国家变得失望。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惩治危害众多人利益的不法行为，进而树立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提高国家的满意度，我们必须发展与完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需要完善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在学习与借鉴外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但是，对于群体纠纷的解决，它并没有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1.产生代表人难度较大。我国规定代表人诉讼的判决效力有扩张性。这种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性，使得很多人都愿意等代表人诉讼进行完后自己直接接受判决的结果而取得补偿。而同时代表人进行诉讼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没有任何好处。毫无疑问，这极大地挫伤了代表人的积极性，使得很多人都不愿意进行诉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不法行为人，造成新的侵权事件不断发生。我国的代表人诉讼要更好地运作，它需要一种激励机制来促使其启动。
2.代表人的权限矛盾。为了防止代表人与对方当事人进行恶意串通，进而损害被代表人的利益。法律规定代表人在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时或者在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时，都要经过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但是，具体在运行中会出现问题:首先，有时很难落实。在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众多，居住的相对分散，要求代表人在做出每一个实体处分时都要经过被代表人同意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其次，不利于代表人履行职责。在有些情形下，代表人有时需要及时进行和解、变更诉讼请求。但是，法律却要求代表人必须要逐一征得被代表人的同意，而代表人众多，意见很难形成统一，不利于代表人审时度势地采取措施。再次，容易造成诉讼迟延，引起司法资源的浪费。代表人在行使实体权利时需要征得每一个被代表人的同意，显然这样会导致诉讼周期延长，引起司法资源的浪费。最后，不利于调解结案。诉讼代表人缺乏实体处分权，在对实体权利做出让步时必须要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就造成了以调解结案的障碍。此外，在诉讼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代表人不再适合担任代表的情形，而这时候如何更换代表人，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3.法官不太愿意适用代表人诉讼。我国人口众多，在处理纠纷时往往会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尽可能避免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而且，在衡量法官业务水平时往往会把结案率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有些地方，甚至会把奖金与法官办理案件的多少进行挂钩。而尽管群体纠纷处理起来耗费精力比一个单独的诉讼案件要多，但是，在考核时却被按照一件来处理。这样，法官宁愿把诸如代表人诉讼之类的群体案件拆分成一个个单独的诉讼案件来审理。毕竟，我国有关法律并未规定何种情况必须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何种情况不能分开审理。此外，如果把代表人诉讼案件拆分开来，那么，诉讼费用无疑会比审理代表人诉讼要高。在一些地方，法院收取较高的诉讼费用会给其带来好处。出于这个因素，一些法院也乐意把本该适用群体纠纷解决的案件分开来审理。
4.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其他局限性。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群体纠纷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还存在很多局限的地方:首先，救济的方式存在局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对被侵害的主体提供的是一种事后救济，它以被侵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能在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前进行制止，把纠纷扼杀在萌芽阶段，那么，无疑对当事人，乃至对整个社会来讲都是巨大的进步。其次，有时会出现代表人诉讼失灵的现象。比如，当涉及小额多数的损害时，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在权衡自己的收益与诉讼成本后往往会放弃诉讼。再次，在代表人诉讼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他们难以与处于强势地位的侵害者进行公平地较量，从而使得维权变得极为艰难。另外，在代表人制度中，对提起诉讼的条件要求严格。例如，在群体事件中往往会出现因为同一事实而造成很多当事人受害的情况，不同的当事人有的会依据合同关系起诉，有的会依据侵权而起诉，这样就会造成尽管众多当事人的损害事实相同，但是诉讼标的却并不一样的情况。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不符合提起代表人诉讼的条件。最后，一项制度要很好地展现其公益性。那么，必须要对违法者产生震慑的作用，从而使其不再犯，进而减少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而代表人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起到对有限个人的赔偿，还起不到公益诉讼的作用。此外，代表人制度的相关规定需要细化。例如，由于代表人诉讼涉及的人员比较分散，会出现多个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情况，进而容易产生管辖权冲突。
(三)行政万能论失败
行政手段的运用在解决群体纠纷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群体纠纷涉及各个角落，有限的行政执法部门加上物力的限制，要解决好所有的群体纠纷事件很显然是困难的。另外，再加上我国的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诸如行政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而且，行政机关在解决问题时有时很难保持中立，很难真正地解决纠纷。首先，尽管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可以起到保护大众利益的作用。但是，他更关注行政效率与目标。在群体纠纷出现时，相关行政机构往往希望快速地处理纠纷。这样，有时尽管表面上纠纷得以解决了，但是，矛盾并不能真正地得以解决。其次，有时一些侵害大众的非法经营者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政府在处理纠纷时就很难保持中立的地位。基于此，我们需要发展与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五、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初步建立
1.美国的集团诉讼不适合我国。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根基于英美法系，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我国没有与之相配套的相关制度。尤其是对于小额纠纷的解决，我国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撑。在美国，很多成功的小额损害集团诉讼都是以被告设立赔偿基金来结案的，例如，因为美国纽约出租车公司收费过高，法院则要求出租车在未来的一定期间收费低于平常价格，以冲抵其违法所得。这样，后来的收益者也许并不是原先受到经济损失的消费者。这不符合我国要保护受到损害当事人的初衷。此外，集团诉讼需要民众具有很高的维权意识与维权热情。而我国民众大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事情，尤其是当面对的损失较小时。同时，律师胜诉酬金制很容易刺激律师自我利益的膨胀，在我国也是行不通的。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9
[关键词]解纷机制；整合；合理衔接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4-0084-03
一、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纠纷解决资源利用不合理
首先，诉讼资源供不应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增多，诉讼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满足诉讼需求。而“诉讼爆炸”又在客观上导致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问题，进而影响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
其次，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严重闲置。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资源严重闲置，造成巨大浪费。例如，人民调解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调解委员会的纠纷调解数量却逐年递减。据统计，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约1.7：1。一段时间内，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日趋弱化。仲裁机构所发挥的功能与立法预期也相距甚远。
(二)纠纷解决机制内部体系失调
首先，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程序重叠。例如。就劳动仲裁和诉讼而言，从程序设置到举证规则都无很大差异，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后再行无疑造成了原本就已紧张的诉讼资源的浪费。“如果两种救济规范的安排上无实质差别时，允许相关主体在选择了一种救济方式时保留对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选择权必将导致资源利用无效。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允许二次选择是不合理的”。“程序的重叠、程序的虚置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增大了当事人的负担……进入诉讼程序就意味着仲裁程序劳累的白费。仲裁机构的工作化为乌有。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精神的紧张、经济的付出，以及为此牵涉的人际关系都因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徒劳”。
其次，非诉讼解纷机制与诉讼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不合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对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功能、程序和优点了解不够，难以利用或利用不足：而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处理结果缺少法律强制力保障，当事人出现反悔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严重动摇了人们对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信心。同时，法院也未给予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处理结果以充分尊重。当事人为了避免徒劳无益的程序和难以执行的结果，宁愿直接㈣。以民事调解为例，人民调解和法院的诉讼调解同时存在，在一般人(甚至包括法官)看来，只有诉讼调解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法律只确认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为民事合同，在一方当事人反悔又至法院后，法院又组织司法调解。这就浪费了大量的解纷资源。从而造成我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率低下。
二、多元化解纷方式实现的价值目标
(一)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
诉讼解纷方式因其程序上对立面的设置，当事人的关系难以修复，这种关系的僵化对于今后的合作与发展是不利的。非诉讼解纷机制能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协调，也能对纠纷引起的紧张关系进行有效的修复。纠纷类型的增多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促使多元化解纷方式之间的合作、互动与衔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多元化解纷机制能从孤立走向协调，那么纠纷解决的效率将大大提高，社会关系获得修复的几率将加大。纠纷“反复”甚至“升级”的几率会有效降低，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
(二)有利于实现纠纷解决效益性
“从20世纪60年代法律经济学发展以来，效益成为评判某一法律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互动和合理衔接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具有较高的收益。非诉讼解纷机制从其产生之初就以减少诉累、方便群众、程序简便为初衷和特征，与诉讼程序相比具有效益优势。但非诉讼解纷机制不能完全保证其合法性，而对不合法结果的纠正无疑增加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当下中国，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尤显重要。不同的纠纷应该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各种解纷方式应该有合理的分工。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联动，能对社会纠纷解决资源不断进行科学整合。
(三)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着手推动以“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为主题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高司法效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顺势兴起，它们一方面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缓解大量的诉讼案件带给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为社会主体提供多种更为便捷和适宜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避开诉讼的弊端。然而，由于诉讼解纷机制注重公正，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顾及效率。而非诉讼解纷机制因法律效力欠缺，也很难保证效率。所以，只有将多元化的解纷机制进行整合，使其有效衔接，法律的核心价值――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三、多元化解纷机制合理衔接、有机协调的思路
(一)诉调对接联动
诉调对接就是使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各自的优势，使司法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纠纷以更加经济的途径得到解决。社会调解是在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司法行政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以调解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形成“三调对接联动”(诉讼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社会大调解制度。
诉调对接的核心制度是诉前先行调解、诉中协助或委托调解。诉前先行调解制度，是在法院立案前，对于那些未经社会调解的纠纷，法院进行诉讼风险告知，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当事人释明社会调解的特点和优势，建议当事人先行人民调解。诉中协助或委托调解制度，是在诉讼进行中，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特邀社会调解组织成员，利用其职业优势，协助法院进行调解或委托其调解，促进矛盾顺利化解。
诉调对接联动，在调处力量、方式和效果上，均具有相当优势，有利于纠纷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诉调对接联动中，应加强法院对人民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机构的指导：法院应设专人管理相关工作，负责联络、协调，建立调解人、协调人资格制度；与所在地的主要社会团体、自治组织、企业建立联系，鼓励其参与并建立调解人、协调人队伍；与专业(行业)协会建立联系，鼓励其在内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并与法院的诉讼活动相结合；对社会调解人、协调人进行必要的培训，防止破坏司法程序、司法公信力行为的发生。
(二)诉裁有机协调
第一，一般民商事仲裁与诉讼的协调与整合。目前我国仲裁机构发挥的实际效用与立法目的尚有一定距离。主要原因是仲裁与诉讼机制协调欠缺，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财产保全。仲裁过程中的财产保全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法院实施，与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时常出现不一致。造成诸多不便：二是裁决效力不稳。民事诉讼法规定有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仲裁法规定有撤销裁决程序，两个程序可以先后启动，亦即一项仲裁裁决可能受到两次挑战，裁决效力难以保障。
为使我国仲裁制度更好地发挥解纠功能，必须进一步协调仲裁与诉讼的关系。这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重新审视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规定。按照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是区别对待的，实行“双轨制”原则。对国内仲裁裁决既从程序上审查，也审查其实体，有违国际通行做法。二是为了防止仲裁裁决被不当撤销，应赋予当事人应有的救济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以及作出的不予执行裁决的裁定等，包括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也不得提出再审申请。为了防止仲裁裁决被不当撤销。有效维护正当的仲裁裁决。有必要对法院作出的上述裁定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救济手段。
第二，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协调与整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启动，只要有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即可，对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参加仲裁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因此，从性质上讲属于强制仲裁，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与民间仲裁存在较大区别。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机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存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重叠和程序浪费之弊端。
针对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机制存在的上述弊端，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不宜将劳动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以切实维护当事人诉权。并且，应通过对现行仲裁机构的改革，尽量减少其行政性色彩，组成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成员，应通过选举或指定的工会代表，雇主(用人单位)代表以及行政机构的代表构成，为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创造条件。
经济纠纷诉讼状篇10
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 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 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 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