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1
[关键词]天人合一以道驭术经世致用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著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
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淫巧”不在其中,“奇技淫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2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合理性
技术哲学到十九世纪末才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但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对与自然、人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探索。尽管马克思是没有写过技术哲学专著，但在他的全部学术成果当中，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它不仅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哲学家库斯塔・阿克斯劳斯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一文中指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1］荷兰著名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认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对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2］美国著名学者n.罗森伯格强调：“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系统表述依然值得成为任何的严肃的技术研究及其分支的起点。”［3］不管是从这些影响抑或是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确确实实存在着。“存在即合理”，那么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否合理呢？又是如何体现其合理性的呢？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4］“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它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而且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5］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又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像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6］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7］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基础，没有技术涌现的世纪，技术哲学思想也根本无从谈起。
二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及其内容亦可以看出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1844―1845年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诞生时期。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为他后来技术哲学思想的全部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和源泉。他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以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关注对人的本质、价值和地位的理论探讨，为探索“历史之谜”和追求人类的解放，着手批判私有制。以批判异化劳动为背景，马克思批判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始终是疏远”的状况，力图从哲学的视野观察科技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联系。1845―1863年，从《关于费尔巴哈》开始，马克思对以往哲学进行了全面清算，提出了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的束缚，以实践、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等新范畴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工艺学和技术哲学著作的主要研究方式仅局限于摘引相关论述，或潜在地以之为认识基础支持建立实践唯物主义，还不能对它们进行专门的批判性研究。但由于他重视实践，重视改变世界，而技术活动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他从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天然地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扬弃了早期以思辨为主的人文主义批判向度，自觉向实践唯物主义技术批判转变，重视以实证的视角透视自然改造活动，取得技术哲学研究上的长足进步。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即《技术手稿》）（1863）直至完成《资本论》时，对许多技术事实及工艺学术语就已经非常熟悉并能实际把握。1863年之后马克思沿着自己一贯的社会批判理论轨迹，在成熟的实践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扬弃了贝克曼唯技术论技术的工程学技术分析传统，扬弃了尤尔等人的技术哲学观点，从技术史实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哲学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透彻的批判，达到对技术的成熟反思，成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哲学思想家之一。［9］因此，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从诞生到发展与成熟的时期，每一阶段时期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尽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马克思在自己不断地探索中所形成的自己关于技术哲学的观点，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
诚然，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重要命题，而这些命题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则具有相当有效的说服力。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巧妙地创造出来的劳动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手段，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技艺;而人类之所以会创造这些劳动手段，首先在于人的需要，在于经济的和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技术的产生过程。他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此，马克思揭示了人体、需要和生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体的生命生存就是需要，而需要只能依靠生产来满足。也就是说，正是人们的生活需要，才决定了技术的产生。同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形成“需要―技术―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新的技术―……”的发展序列。［10］
（二）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获得，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而列宁则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不是孤立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纯粹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基本要素，离开社会的技术是不存在的。
（三）技术异化。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形成的三个阶段当中所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实际上，《巴黎手稿》已经潜在地指出技术异化的一些内容：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的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而在其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又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分工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活劳动是增殖死劳动的一种手段，机器使工人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他深刻地批判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在这里技术异化的观点不仅包括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且包括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
这些重要的命题不仅充实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而且为证明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增加了砝码。
三
从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价，以及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当中一样可以看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贝尔纳指出：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更清楚地看清了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埃吕尔说：马克思是第一个使大众确信技术力量的人。海克曼认为马克思是最早提出连贯的技术发展三阶段理论者之一。芒福德承认马克思阐明发明对每一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的观点，是对技术研究的伟大贡献。丹尼尔・贝尔赞扬马克思比他同代人更敏锐地感觉到机器的革命作用。远德玉和陈昌曙认为，马克思是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刘大椿指出，马克思第一个突破了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系统外生变量的流行观点，开创性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12］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技术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地位。其对现代技术哲学的影响在国际学术界都是巨大的。米切姆强调马克思对技术的剖析是技术哲学中最重要的过渡桥梁之一。伊德也对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思想流派别有论述。还有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无不受到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启发。这一学术思想对日本的技术论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展开了技术论研究，如冈邦雄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力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日本技术论争论的背景。［13］吉田文和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于达尔文自然工艺史的脚注成为二战前日本唯物论研究会进行“技术理论”争论的焦点。［14］简言之，正是因为存在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才会在学术界有其重要的地位，也才会对国际学术界的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也正是因为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高度评价，才会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更具有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是从其形成的阶段及其重要命题，抑或是从其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尽管上述的分析旨在简要阐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可以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实质，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探讨依然不能止步。多元化的信息社会赋予时代以新的特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逐步迈向多元化的世界，这样才能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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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3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macKenzie)与瓦克曼(J.wajcman)的《theSocialShapingof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Hughes)的《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icalSystems》(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through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ethicsin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4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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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5
关键词：李达；教育思想；教育；启示
纵观学术界关于李达思想的研究，不少学者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研究：丁兆梅在文章中将李达社会主义思想整体划分为四个阶段展开论述（丁兆梅，2012）。刘明诗论述了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理论来源的广泛性、阐述的系统性和内容的针对性的三个特征（刘明诗，2014）。部分学者以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切入点研究：陈桂香概括早期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解、理论观点的肯定及理论实际的运用（陈桂香，2009）。金艳芳提出李达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贡献（金艳芬，2014）。此外，教育界是李达致力于从事的行业，教育经验颇为丰富。学术界对李达在教育上的造诣研究主要有，教育思想的特点研究（任向阳，李斯，2013）。陈闻晋等人通过梳理李达从事办学经历，总结归纳其教育思想理念（陈闻晋，徐琼，2004）。任向阳阐述李达教育思想的来源、教育实践过程及其局限性（任向阳，2007）。虽然前人对李达的教育思想进入较为深层次的研究，但是缺乏对当下发展教育方向的指导作用研究。文章立足当今教育受到多元文化冲击的现状，通过总结李达教育观点，为当下发展教育事业指明方向。
一、李达认为教育需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相一致
1909年秋，李达去北京就读大学的沿途中，看到我国被侵略者入侵后的惨状。自此之后便萌芽了教育救国的思想，早年间的他已经深刻的意识到国家的发展强大离不开教育，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直至工作后，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研究。刚成立的新中国，文化教育环节薄弱。据1950年初的统计，全国有各类知识分子大约200万，只占总人口的0.37%。全国大、中、小学学生总数也只有2500多万。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社会文化风气仍受到旧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进行扫盲运动，并且去除落后腐朽思想，对大众灌输与建设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文化，发展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李达通过将教育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强调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二、李达认为教育应与科技革命相统一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自古以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生活方式，以木制、石器和少量铁器材料为主的简单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低下。解放后，中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设问题逐渐成为首要问题，所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大发展，这个生产力大发展是大工业替代手工业，是机械替代简单工具，是电力替代人力，是组织化替代个体户的过程，因此是一个科技革命的过程，而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国家，科技革命是难以实现，因此必须相伴随的进行发展文化教育，造就国家需要型人才。教育与科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李达坚定的把这两者看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发展越迅速，越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生产，因而越能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创造出学术科研和文艺活动的机会，因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完成科技革命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培养高端科技人才。
三、李达认为应用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之一，致力于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了理论教育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信念教育和原著的学习。他为了加强教育宣传而撰写书籍，其中《李达文集》将马列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精简而凝练地逐一展开，同时还涵盖了个人见解，使其具有教科书的特色。作者在书中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著名理论家的观点汇集加以整理，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使受教育群体更容易学习理解。李达还总结了在大学教学的实战经验，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思想为指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教育中重视思想教育。第二，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群众观等观点运用于办学教育中，指导和解决教育中的现实问题。
四、李达的教育思想对当下发展教育的启示
当下处于文化强国时期，教育在一国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李达的教育观对当今发展教育具有借鉴作用。1、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不断侵蚀着青年群体尚未成形的三观，因此，学校必须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进而树立和培养正确理想信念。在当时的李达看来，大众群体的思想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来教育改变的。我们在继承李达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要根据时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首先，在思想理论上，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还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髓。其次，在教育途径上，一方面，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善于结合当下社会背景、党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要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校园文化相融合。第三，加强思想教育，丰富人生实践。思想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回归于实践，在学生社交中，学校要重视大学生社会活动的思想、价值的引导，直面现实问题，具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能树立主流的思想、正确的三观,抵御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一些思想领域里的消极，落后的观念的侵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观念。2、教育方向与国家方针政策相一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型人才，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教育的方向必须始终与国家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教育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国家的发展不断的与时俱进，纳入新的理论体系，给受教育者灌输新的知识理论。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期，李达认为全国应进行扫盲活动，注重青年学子的文化学历培养；而当下处于文化自信的建设时期，不仅应注重知识文化的传输，更应该注重素质教育、文化自信的培养。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前提和基础，青年学子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自信的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弘扬和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将文化自信融入校园环境、教学和管理，在无形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促使青年群体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及肯定。文化与政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先进的教育文化促进国家政策的推进，反之亦成。因此，教育必须时刻与国家的政策保持统一战线，支持和拥护党的方针路线，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3、深化教育改革，培养高新科技人才在李达的教育思想上强调教育促进科技革命的发展，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在当下体现的淋漓尽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同志曾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处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教育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表现在三方面：第一，通过培养出的高级智力人才,发明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第二，科学理论通过智化人的头脑将其具体化为人们的生活实践；第三，经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将掌握的技术直接运用于制造生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深化教育改革，走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一整套的科学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培养技术型人才，从而推动科技的发展。深化教育改革，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导方针，使教育为科技服务。在课程设置方面，要以科学知识占据主流，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新发现正与一些落后的旧知识相矛盾，必须重新整理知识体系，增添新学科、新门类。在教学方法上，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当中，营造模拟科学实验，形成“科学的精神”进行教育实践，使学生和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化”的宏观教育环境下，才能促进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完美接轨，进而提高学生的科学兴趣。总之，深化教育改革，以科技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改革应着重在培养“科学精神”的教学方法，把开设科学知识课程与建立科学化的教育环境相结合，才能充分挖掘出力量更为强大的教育“潜能”来促进科技的高速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总结
李达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又是教育领域的宗师，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在教育上一直坚持着两个大的方向：一是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办，另一个是教育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这给当下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站在前人教育思想经验的高度上审时度势，随着时展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以促使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培养出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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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闻晋,徐琼.积求是风育拓新才———李达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的新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02(57):237-243.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6
1.学术的内涵
学术是一个较难界定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学是指学问，治学；术是指艺术、方法。简单释义，学术可以理解为治学、做学问的艺术或方法。梁启超在《论学会》中推崇“学无不成，术无不精”的治学精神。[2]《辞海》中的定义为“学术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近年来的研究认为，学术是指具有理论性和科学性的实践经验总结，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即带有理论分析的或理论归纳的实践经验总结。但是随着知识经济和大科学时代的到来，过去的一些定义已经难以确切地表述出学术的内涵和特征。因为学术不仅是一种形态，也是一个过程。笔者认为，学术是人类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以及通过交流衍生出来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广义上讲，学术包括了探索客观事物的过程以及所有研究思考的结果。它概括了学术与探索过程的统一性，强调了学术既可以是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产生的，也可以是通过各种交流衍生出来的。学术的主体是各类探索者，学术的体现形式是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
2.学术的本质特征
学术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的。从本质上讲，学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观察分析、思考归纳、相互交流进而达成共识的结果。如生命的起源、天体的形成、人类文明史的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我们无法实录重现远古的变迁，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提出一些学说观点，为多数人认同，并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得到修正和发展。由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无限性，学术研究将永无止境。
学术也体现为一种学习环境。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学习的过程。探索自然奥秘是学习，研究社会规律是学习，而相互交流也是学习，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是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学习。这种学习需要能和谐交流的环境和条件。在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人们可以集聚智慧、启迪思路、激发灵感、陶冶情操，有益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学术又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而人类创造的所有不同形态的特质复合体都渗透着学术研究的成果，从而形成学术文化。学术文化是学术的一大特征。健康的学术文化一般均体现在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和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些共有的特性之中。
3.学术的基本属性
学术的基本属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1)思想性 人们在探索客观事物过程中，必然要对客观事物及其运动的规律性进行观察、分析，从而产生认识事物的种种思考、观点、假说，即通常所说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人类的任何探索活动都会在认识上产生这类思想和观点。这就是学术的思想性。思想性是学术的固有属性，是学术的核心和灵魂。
(2)理论性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由初始阶段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较为系统的归纳、概括，这就是学术理论。学术研究中形成的各种理论性假说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将进一步发展为科学理论，如电磁波理论；错误的将被抛弃，如以太假说。学术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论形成、扬弃与发展的过程。
(3)互换性 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理论、方法，都是可以相互交换的。学术的可交换性决定了人们可以进行学术上的沟通和交流，当然，学术的交流，也包括质疑和争论。学术交流能够使交流者互相启迪，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多位思想者在一起交流将极大地激发创造灵感，形成种种新的思想、观点，形成新的创意和理念，这正是学术交流重要价值的体现。国内外许多重大发明、发现都是在学术交流中受到启迪，再进而深入研究后成功的。
(4)综合性 在当今知识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各学科的交叉渗透，科学与技术、艺术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形成众多的学术课题，学术研究的范围可无限宽广，内容也无所不包，综合归纳通常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往往通过综合归纳，可寻求、发现前人学术成就的结合点和学科间的共同点，实现学术或学科的创新发展，这就是学术的综合性。学术的综合性有效地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促进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诞生。
(5)预见性 学术涉及的问题往往是比较超前、比较复杂的。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系统思考、综合分析，往往可预测事物发展的规律。如化学家门捷列夫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元素的化学性质随原子量增大的顺序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揭示了元素周期律，并据此准确地预言了一些当前尚未发现的元素及其性质，这些预言为后来的科学实验所证实。这是学术预见性的典型事例。学术的预见性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前瞻性研究提供方向。
(6)否定性（批判性） 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难免会造成人们认知上的错误和假象，学术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假象，达到去伪存真、认识事物本质的目的。学术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科学，同时也可能产生反科学和伪科学，可通过学术活动，对反科学、伪科学予以否定和批判。以上二者均形成了学术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此外，学术还具有公众可广泛参与的社会性。
二、学术的地位与作用
要客观地评价学术的地位与作用，就需要把学术、科学、技术和工程联系起来思考和观察（如图1所示），从大科学的广阔视角加以分析。人类的探索认知在初期只能形成一些感性认识，经过思考分析概括，才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这个过程是以学术为主体的，学术也是科学体系的基础。理性认识系统化，形成了学科，若干学科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就构成了科学体系。到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出现了学科的分化，同时也出现了各学科间的融合，这种分化与融合都离不开学术的作用。跨学科、综合性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渗透，使得学科的分化与融合空前加快，从而实现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学术与科学、技术、工程以及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且容易混淆。所以有必要弄清楚以下几层关系。
学术与科学 科学是人们认识自然现象、探索物质运动和社会活动的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它是在观察、分析、检验等一系列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科学一般是一种已被人们确认的知识形态。学术则是尚未得到人们确认，需要进一步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经过实践检验，确认是正确的，就进入科学的体系；确认是错误的，就是非科学的。还有许多是尚无法确认的，则仍然停留在学术研究阶段。科学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形态，学术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基础。
学术与技术 技术是人们运用科学理论，在生产、生活领域中为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开辟新用途和新生产领域钻研开发出的方法、技巧和手段。概括地讲，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可用技能。而学术是运用已有的经验和理论进行综合归纳、推理的过程。学术上的新创意可能引发技术的变革，而技术上的新发明所需要的科学原理、基础，却需得从学术研究开始。
学术与工程 工程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经验所形成的流程、装备、质量控制等，它表现为一种与技术紧密相连的生产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常是技术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则往往又需要通过学术研讨来寻求最优方案。另一方面，学术上的新学说的确立，最终也需要工程上的验证或支持。
学术与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见解和主张，从理论的角度考察，理论可分为科学理论、非科学（包括伪科学、反科学）理论和学术理论。学术理论仅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是尚未得到验证或确认的，如各种假说、猜想等。而从学术的角度考察，学术既包含了学术成果的形态，又包含了学术交流的过程。学术成果的体现形态包括学术思想、理论、假说及相应的观点、方法等。所以，学术和理论是既有联系又不同的两个概念。
附图
图1 学术与科学、技术、工程关系框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学术贯穿于、相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始终。在大科学体系中，学术是先导，是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是基础，技术是延伸和发展。科学和技术形成了大科学的主体；工程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成果和验证过程，是大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具体体现。从形态上看，学术是探求真理，它回答的是“为什么”；科学是发现规律，它回答的是“是什么”；技术是发明方法，它回答的是“怎么做”；工程是创造事物，它回答的是“做什么”。
在大科学时代，学术的地位将日益凸现，学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萧伯纳有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后，每人还是有一个苹果；而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后，每人都有了两种思想。这句话道出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当代知识和信息爆炸，呈现出了指数增长的趋势，学术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而更多的是要依靠群体的力量，依靠知识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流。剑桥人称他们在喝下午茶的学术沙龙中产生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硅谷人新创意、新点子也多是在交流中产生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带之所以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发动机，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其宽松、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一旦离开了蓬勃活跃的学术发展的支撑，就必然失去基础，失去创新的思想源泉，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当前我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
学风不正 主要表现为：急功近利、急于成名，潜心做学问的少了，专注走捷径的多了；有的人文章著作一大堆，有影响的却寥寥无几，有的根本就提不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过多地强调和追求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速度，忽视了质量和水平，导致学术成果缺乏开拓性、原创性研究，低水平重复性的论文著作处处泛滥，形成“学术垃圾”。在一些单位，论文数量上去了，研究质量却下来了。
学术浮躁 突出表现在学术氛围淡，学术会议召开难。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必然侵袭到学术界，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在浮躁风气中更加严重。有的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不愿与他人交流合作；有的人学历职称上去了，能力水平却上不去，工作上夸夸其谈，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
学术造假 学术上造假表现为，制造假实验、假数字；论文上搞抄袭、剽窃、挂名、剪贴加工，甚至拉关系、托熟人，使学术评价随人情、裙带关系而庸俗化。凡此种种不仅自欺欺人，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且误导他人的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本在于求真务实，而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假象将形成伪证和误导，贻害无穷。
近亲繁殖 如同自然界的进化一样，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广泛的交流，交流的学科越多、地域越广、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现在的普遍做法是高校、科研机构在本单位的圈子里招收研究生，留自己培养的博士任教。这种近亲繁殖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学术的本性，危及学术的发展。
2.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的出现既有学者自身原因，又有外在客观因素。在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继承、外来文化的侵袭、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冲突和变化。少数学人不珍惜自身的人品、德行，不知自重自爱，随波逐流，有的甚至混水摸鱼推波助澜，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后果。客观上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精神文化创伤和世界观、价值观的扭曲，当前社会转型期中的种种问题，都会反映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界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的初期，科技政策从倡导“短、平、快”促进成果转化，到后来的“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何解决好稳住一头，加强基础研究，却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尚待解决。在长期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情况下，固然急需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同时也不能忽视基础研究的问题。不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原始创新就失去基础和支撑，这种不利影响是深远的具战略性的，其后果长时期才能表现出来。一个典型的历史性教训就是大学的学术环境在十年浩劫中遭受的摧残，以及相应的新生人才断层，导致了一些优秀的学术传统难以继承，以致人们在今天只得花费非常大的代价去修补。
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官本位”思想严重，体现到组织人事工作中，就是学历、年龄、论文著作、职务职称搞“一刀切”，影响了人才评价的客观公正性，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于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多委以“官位”来作为奖励。提拔他们担任行政职务，往往造成学术研究荒废、领导工作又做不好的现象。有学者指出，“一刀切”做法是造成当前学术界浮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分强调职称学历与待遇挂钩，忽视能力、贡献与待遇的关系，已造成很大的误导。由于缺乏科学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多年来形成了职称与待遇挂钩，进而导致职称只升不降以及职称评定中长期推行与论文著作数量挂钩的僵化方法。在论文质量难以考评的情况下，却一再引导人们走进想方设法拼凑文章著作数量的死胡同，以致出现了替人考试、代人写作、代人发表的“”、“公司”。学术泡沫急剧膨胀，在论文著作大量面世的后面却是我国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几年空缺，国际科技竞争力排名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继1999年下降12位后，2000年又降3位，列第28位）。
目前，社会上对学术本身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一是认为学术就是坐而论道，认为学术只是空谈清议，看不到学术的潜在价值。二是认为学术只存在于大学校园或科研机构，不知学术具有社会属性。三是认为学术是少数做学问人的事，与一般人没啥关系。对学术的这些偏见挤压了学术文化的空间，导致许多潜心做学问的人难以得到应有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甚至危及了学术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的支撑，科学技术事业就会失去集大成智慧于一体的思想源泉，许多基础科研工作只能停留在单兵做战的圈子内，形不成有效的科研团队。在这种格局下，人们期待我国早日获取诺贝尔奖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四、繁荣学术的思考
当代学术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据有关资料，学科分支已从20世纪前期的600多门发展到当今的6000多门。而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浓厚的学术氛围。繁荣学术，既要正确认识学术的内涵、属性，又要客观分析学术界出现的问题，从认识、体制、机制、环境等方面进行反思，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1.明确学术定位，重视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学术是探索自然、社会等客观实在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现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分化，促进学科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动力，是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思想源头。实际上，学术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必须看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学术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催化剂，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助推器。学术与经济建设不是割裂的，学术为经济建设服务虽是隐性、间接、潜在的，但它对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却是具有战略性的。不认识这一点，忽视学术，急于求成，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基础。德国马普学会的著名科学家施瓦茨说：“发现科研新大陆，需要不同学科间的思想碰撞。”此语道出了学术的价值所在。科学研究需要宽广的知识面和视野，需要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否则容易钻牛角尖。所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重视学术的基础地位和学术价值。
2.改革学术体制，重建学术规范
学术性团体对规范学术、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加快学会的改革，推动学术与行政分离，拓展群众性学术团体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要破除官本位思想，避免用行政级别的方式对待学者专家，还学者、科学家应有的学术地位，坚持“学而优更学”，不要“学而优则仕”。在学术、科研成果的宣传方面应突出主要贡献者即研究者个人而不是突出科研单位，更不是突出单位领导。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一样，需要建立职业道德规范。中国科学院于2001年底公布了《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受到普遍肯定和好评。要引导年轻一代讲究职业道德，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正确处理创新与继承、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既要提倡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站在巨人肩膀上；更要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同时坚持科学求实，不沽名钓誉。应在法制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学术运行机制和学术打假机制，对于学术造假者予以曝光、声讨，实行一票否决，彻底杜绝学术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行为。
3.兴办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文化
“今欲振中国，在广育人才。欲广育人才，在兴学会。”[2]学术团体是繁荣学术、培养和发现人才的主要社会组织。欲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首先要兴办一批学术性社团组织。学术看似坐而论道，其实它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潜力。这种潜力的发挥离不开学术团体的作用。中国科协在系统强化学术交流主渠道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科协由学会组成，学会因学术而存在。离开了学术，也就没有了科协和学会。学术交流是科协及学会的生命线。要通过学术交流，弘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引导会员和科技工作者善于学习、善于理性思考、主动扩大交流、勇于创新开拓。繁荣学术需要一大批为之奋斗的学人，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营造宽松民主、平等自由的文化环境。林群院士提出，希望给科研人员一个“喝咖啡”的幽雅环境，意在形成一个轻松讨论与交流的文化氛围。营造学术文化既要注重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文化建设，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要大力倡导团体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鼓励交流、合作与竞争，鼓励探索兴趣，激发创造灵感。坚持不惟上、不惟书、不人云亦云、不做御用文人，只求实，彻底铲除学术腐败的土壤。
4.创新学术环境，科学评价人才
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既要加强学术场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更要注重软环境的创新和改善。当前，特别要加快职称评定和人才评价方法的改革。职称是学术水平的反映，要还职称以本来面目，将职称评定完全交给社会团体，使学术水平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和认同。人才犹如一棵学术苗子，需要沃土、阳光和适宜的学术环境。科学客观地评价人才是发现人才、用好人才的基础。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以德、能、勤、绩综合评价人才，促进人才流动起来、思想活跃起来、讨论开展起来，促进学术思想、观点、方法的交流与传播。学术论文是学术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但是，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论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论文的质量上。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不能仅仅以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更应注重评价他的思想观点有无独到之处，能否反映客观规律，对实践有无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客观地评价学术成就，引导人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懈地求索创新。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7
科学技术不包含价值标准,其作用效果取决于由谁掌握科学技术并服务于谁。“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由于科学技术的工具性质,不可避免地使它产生双重效应: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既可用于为善的目的,也可成为作恶的手段。这种性质相反的双重性所起到的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以及他们如何和为什么要应用它。的确,从科技发展史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新的知识和新的实践手段,提高人们物质水平的同时,新的危机和不幸随之而来或加重,如环境恶化、暴力恐怖、掠夺战争等。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灾难空前的世纪。世纪初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大量科技的化身———武器、弹药被毫不犹豫地用于灭绝种族的战争实践,其负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充分暴露出非人性科技的反人类性。科学技术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安全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为二战画上了令人震惊的句号,至今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的末日随时降临的恐怖。人类挑战自然与未来的科技陷入沉重的危机之中,人们有更多的理由怀疑其对人类的意义。一位德国科学家曾说过:“科学本身并不值得我们害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这一点很重要。科技危机的根源在于科技丧失了人的意义,本身成了一切的目的,导致人的价值被遗忘直至被否定,造成科技非人格化和反人性的滥用。通过高校人文科学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有助于确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生命观和存在观,它与科技教育相结合,为科技摆脱非人格化提供思想基础,使之人格化、人性化,能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始终指向美好与至善,从根本上避免科技的异化。另一方面,高校人文科学教育能够为科技的发展、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发展只具有工具合理性,而不一定具有价值合理性。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更需人文的论证与指引。人类文明的极限———“克隆”技术一开始便引起各国政要的关注,提出诸多需论证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科技创新没有人文的规范终将葬送科技本身,科技对人文的超越必将毁灭人类文明。
二、科技认识活动需要人文科学的支持
高校人文科学教育为科技成果的整理和交流提供语言基础。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不利于科学成果整理与交流的,这势必影响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因为文字表述不清而使自己的科学成果不被人承认,或者有成就而没有给后人留下文字东西的科学家是不乏实例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确定了电磁感应定律。但是由于他文字表述不清,当时便没有被承认和应用,直到1873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电学和磁学论》一书中,将有磁理论表述清楚之后,这个理论才被承认和应用。麦克斯韦正是凭其特有的形象思维能力,明确简洁的文字表述,表达了电磁场理论,而在此领域超越了法拉第。特别是在今天,科技的多样性和广延性要求人们赋予它们文学魅力。否则,科学原理将是令人厌恶的。用清晰简洁的文笔、令人愉悦的形象和独具匠心的技巧把真理介绍给人们,会使之更容易被理解接受和传播。高校人文科学教育培养的形象思维、艺术思维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想象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导航作用和催化作用。列宁说:“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地质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想象,他能看到远古的恐龙、剑齿象,凭借形象思维他遍游千古、万仞,窥探地壳演变的奥秘。想象引入的外来新形象,启迪了达尔文对生物的本质规律的理解,他以树的形象去把握生物演化的谱系,进而用科学思维创立了生物进化论。
不仅如此,借助形象提升而成的抽象思维也仍然时时需要形象思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领悟到引力,昭示了形象思维对科学思维的激活作用。当然,抽象理论思维的内容更需借助形象思维表达。爱因斯坦在解释狭义相对论的“钟慢”效应时,用坐在火炉上和坐在恋人旁的形象比喻,来说明时间流逝的不均匀性。科技活动决不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甚至要得助于灵感或顿悟思维。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科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1995年11月,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思维过程,作了具体而精彩的分析,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的,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者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特别是文学艺术教育)与科技教育相结合,发挥它们各自的思维优势,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极其有利于创造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高校人文科学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为科技认识活动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定哲学观点的支配之下并实践相应的方法论。正确的哲学观给科技工作者开拓探索真理的道路,推动科学前进,而错误的哲学观则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碍科学的发展或将科学引入歧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本的科学方法。高校人文科学教育应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充分实现其科技价值。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8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9
内容提要：观念变革是创造力的体现。教育观念面临着范式转换。未来的教育将重视创造、自由、和谐，将引导人走向全面的精神生活。教育范式与科学、哲学和思想观念相关。前现代教育范式强调普适性的规律，是古典科学理念与近代哲学观念的结合，是认识论的教育观。现代教育是制度化的教育，有种种局限。新的教育范式更重视情境、交流和独特性、偶然性及主体间性，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思想相关联。关键词：创造力/教育范式/科学/技术/制度－－－－创造力是创造的能力。教育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创造力。我们处于一个网络技术的时代，现代技术为创造力的培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教育观念去面对技术社会的新变化，现代技术成就虽能为我所用，但它也将会扼杀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现代教育如果仅仅被技术的发展所带领，就会迷失自身的方向。创造与技术创造是将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带上前来，是使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呈现出来，是无中生有。创造的德语词是Hervorbringen。Bringen作为一个动词，是带来、导致、提供，在德语中，Vor是“在……之前”，而her是到这里来的意思。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如何被导致出现？是谁将它带到这里？出现在谁之前？是创造力使它出现，这创造力是人之创造力，是人的创造力将一个原来所没有的东西带到自身的面前。创造有两种：一是理的创造，一是物的创造。理的创造即理论的创造，它体现在思想上和观念上，亦即创造思想和观念，它开辟一条思想的道路并敞开人与存在、人与道的关系。物的创造即是生产，生产以产品为目的。任何一件产品都与设计和制作相关，设计包括了产品的功用和形式，包括了设计者的思想和观念；制作包括了将设计者无形的观念与思想转化到有形的质料中，使此质料变为满足目的的产品。物的生产是一种创造，这与常识关于创造的理解不太相符。常识理解的创造是独一无二，是绝无仅有，是首次。在此意义上，物的批量生产决不是创造。只有第一次作成时才是创造。在我们这里理解的创造来说，首次作成可称之为原创，模仿之作也是创造。创造就是使某物从无中出现，也就是制造。这是在一种更本原的意义上来理解创造，它并不强调首次和绝无仅有。退一步说来，模仿也不是没有意义，能模仿精美的产品和作品，也能使人欣赏，也是一种创造力的表现。只不过不是原创，不需要原创品被设计的智慧，却需要模仿的智慧。模仿的智慧仍然是智慧。我/，！/们不要把创造看成是惊天动地的事。也不能看成是第一个人第一次的创举。那个第一是创造，那个模仿第一的，也是创造，但两者的差异何在？差异在于模仿者不需要思想，不需要观念的变革。对于理论的的创造，多数人是学习，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有创造可言。一个不重视基础知识学习，不经过基础知识严格训练的人的创造力是十分有限的。制作是技术。技术是人的作为，是创造之一种方式。技术是工具，但不是目的。目的的实现需要技术这个工具，可以利用，但不能被它遮蔽和遗忘了创造的目的。特别是在教育活动中尤其要注意这点。比如，网络技术，是现代社会高新技术的高度体现。如何利用网络，是教育观念的体现。把网络看成是技术，可以为我所用，老师可以用此教学，这是对网络和技术的一种看法。网络技术为现代教学和学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节约了资料收集和信息获得的时间，但网络并不一定会增强我们的创造力。创造力首先来自于思想的能力，而思想的能力来自于学习。学习知识被认为是学习的基本内容甚至是唯一任务。但我们很少去学习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不是知识，而是知的能力。知识是静态的已成型的，而知是动态的正在进行的。知虽然受知识的影响，但知却使知识得以生成。在此意义上，教育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更要教学生知的能力，要促使学生去知。一位美国小学校长这样阐释了他的教育哲学观念：“在教育中，我们更应重视科学观而不是技术。技术是一种教育工具，关键是我们怎样用这个工具。我们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用计算机、互联网来创造、研究和设计。我们知道有很多计算机语言，也很有用，但是否教计算机语言并不重要。我们希望孩子们会用自己的头脑，这是最重要的。经过教育，他们应对世界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他们应该会提出问题，而不只是接受。”在这段话中，强调了技术是工具，工具的作用是为我所用，是我的手上之物。对于孩子们来说，重在学会用此技术；其次，强调了要用自己的头脑。“用头脑”之“用”，是运用，是防止和不被技术（工具）所宰制。我们使用工具，控制技术，但技术反过来也控制我们。比如，当我们的生活完全依赖网络，当网络出现故障而不能克服，导致网络技术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时，当技术本身成为人生的唯一需要，其它对于人生切身的问题都被遮蔽时，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技术所控制和宰制。要摆脱技术对人的控制，要使技术成为人的手上之物（工具），其途径便是人的智慧的唤醒。智慧使人成为人，是智慧使人使用工具。就教育而言，可教人制造工具，也可教人使用工具，还应该教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意义何在，目的是什么，要使受教育者有反思自己行动的意义的能力。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其实仍然是个技术问题，意义关涉到人文，但两者都可关涉到创造。这是其共性与差异。意义本来只相对于个体而言，意义如何能是创造性的？意义是思想，意义要保证工具之制造与使用的正确，也就是说要揭示真理，要去蔽，就中国文化来说，是要合乎道。一个揭示了真理的意义就一定是创造性的。就技术而言，技术之所以是技术，也正因为它是去蔽了。一个不能去蔽的技术就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去蔽是真理的本性。一个把握和显示了真理的本性的技术也将是创造性的。因此说，两者都关涉到创造，都可以展示创造力。但技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必须接受智慧的指引，必须有意义——思想的规定，而不能任凭欲望的需要。当爱因斯坦看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时，他十分愧疚地自言自语：“是我，是我钦了那个按扭！”这说明爱因斯坦有反思意义的能力，但这个反思并未在他研究出e=mC2时进行，他当时没有想到科学衍生出技术，技术又由于它的创造性而同时具有毁灭性。他没有怀疑和预见到自己的理论成果对于人类幸福的破坏性，没有想到它对于人类苦难的直接影
响。有人会说，技术是中性的，原子能也可和平利用，问题是看是谁利用？如何利用？为何利用？但技术和技术的知识并不会教人怀疑和反思的精神，不会给予人智慧的判断力，不会给予人行动的目的与意义。技术不思考自身目的之外的其它可能性，因而它看不到自身的局限。教育观念的范式转换技术源于科学。自然科学起源于哥白尼和加俐略，经过牛顿的古典科学，到爱因斯坦、玻尔与海森伯达到高峰，现代科学也达到了顶点。古希腊的科学是对永恒事物的探求，不是对现象世界的探究，科学精神就是对一个永恒的，不在眼前的事物的真实性的探求，它当然是在柏拉图的两重世界之区分与理念论的基础上，首先假定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并且这个真实世界不是我们眼见的事物，它是属于理念界。近代自然科学把古希腊的科学变成了狭隘的对自然现象的规律的探求，它是对中世纪自然被神化的破除，是以对自然的去魔咒为前提的，是解除魔咒之后才有可能的，现代科学自量子理论问世之后，一个脱离人的纯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的神话也宣告破产了。在不同时代科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中，科学观念的变化始终是在先的，正是由于科学观念的变化，具体的科学理论才得以产生，而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科学观念之下产生的科学理论与原来科学观念之下所产生的科学理论是断裂的。如牛顿的经典力学与量子物理学的差异所表明的那样。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的提出，可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的转换得到说明。库恩的范式面对的是自然科学为整体的科学，而非整个西方科学。但范式一说表明自然科学理论自身的更新也具有明显的特征。总之，无论是新范式的提出，还是科学新观念的提出，都是思想之创造力的突出表现。科学的范式转换意味着科学理论的创造与进步。在人文学科领域，也同样有范式的转换。在同一学科中，过去的概念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涵义，而且，这种涵义可以与原来的涵义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思想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思想时代的开始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普适性的规律的存在，是传统科学的信念，普适性是源于对规律本身的规定，即存在规律，而且规律反映事物的本质，同时它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的。这一规定又源于近代认识论，即假定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认识的可能性，在本体论上设定了实体的存在，是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是传统的古典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把教育理论当成一门科学，把教育当成科学的研究对象，传统的教育理论必然是传统科学和传统哲学的衍生。我们可以把传统教育观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的教育观。教育理论要认识教育的规律，教学有教学的规律，学习有学习的规律，教学和学习的内容就是规律的，知识就是规律的系统描述，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规律和原则。这种规律观当然有它的成功的辉煌，它是前现代的科学观、哲学观与教育观。随着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出现，思想的断裂与超越就提供了新的视野。偶然性、多元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无中心得到突出与强调，成为共识。但这共识不再理解为思想的同一性与普适性，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它被理解为主体间性。所谓情境化教育就是重视主体间性的教育，它不仅是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主体间性的重视，而且，还重视课堂内与课堂外、自我与社会、知识与情感的关联。它强调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与严密性。它不再在教育中贯彻统一的意志，而是和谐与宁静，这种教育观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它不强调教师的权威，它提倡师生间的共在与共知，它强调对于生活世界与生活意义的关注。与普适性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标准化。现代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教育制度使所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接受制度的审查与检验。如学生入学制度、考试制度、学位制度、教师资格与奖惩制度、教学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是科学和理性的产物。它设定了一个合格与正确的标准。它不怀疑这个标准的合法性，它把所有人都纳入这个标准的度量之中。就考试来看，试卷要求是标准化的，只有唯一的正确答案，这对自然科学科目试题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把标准化普适化。比如英语toeFL、国家四六级英语的客观题，特别是自学考试与国家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哲学与政治考题，都设计了40—60分的选择题，一个问题只能选它提供的四个答案之一。这种标准化的出题，不仅违背了学科自身的规则，也使教育丧失了它的诸多意义。它虽然便于操作，但毕竟不可能检查出每个人的创造力来。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同一试卷、同样多的答题时间，同样的评分标准，公平就是靠“同样”来保证，犹于一杆称称不同质的东西，现示出准确的数量。但这种题目就是不让人讲自己为什么这么选择的道理，并且你必须认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就是试卷的出题者提供的，其余都是错的。它将对错的二元对立观渗透到每一个考生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和答案并不是自然科学的那种确定性和唯一性，它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角度就是创造性的。因为，正是提问唤醒了人的思考，不同的方式与角度提问，正是唤醒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关注和思考问题，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途径，就孕育在提问之中。因此，从提问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知识水准与创造力高低。我们的考试从来没有或者很少通过学生的提问来给予学生成绩的。考试都是考老师教过，也即给过你答案的问题，考试就是看你还记得老师讲过的东西不？这看起来是检验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实际是检验老师自己已明白的知识有多少被学生接受了，是让学生求与老师同。一般说来，老师比学生先学，掌握的知识比学生多，但也不能保证如此，有的老师的学术视野局限、知识不足。特别是人文学科，我们的确有大学教师由于缺乏学科训练，对自身所从事的学科的学术性了解不够。另外，人文学术研究也被一些非学术的声音所吸引，学科的独立性也受影响。象哲学考试中的选择题现象就是这些问题的反映。这些考试方式之出台，实际是是受制于一个制度链条，受制于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现代性原则与理念，受制于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差异区分，也即受制于人的价值观念。总之，现代考试制度的出题思路还没有从激发和引导学生的创造力出发，它是以检查出合格者和不合格者为目的，是一种不黑必白的逻辑，是求同不求异。同是统一的别名。现代教育思想是以统一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是制度化的教育，制度是统一的制度，理论上和逻辑上不因人而异。但创造力是个体性的，不是群体性的。因此，制度化的现代教育与创造力的培养在理念上并不一致。尼采在19世纪末就鼓励我们要做超人、不做末人。超人是有创造力的人，而末人是毫无创造力，毫无个性的人，是一种群体，一个抽象的只有共性的人。尼采哲学就是一种创造力的哲学。现代教育源于科学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观念，但它的实质是权力科层制，即权力金字塔构成一个权力系统。由于权力的强制性和意识形态化，教育中创造性的发挥与孕育都不可能超越教育科层制的制约，不可能成为教育活动中的主导性原则。也就是说处在教育第一线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必受到一个外在于教育本身的力量所制约和制衡，有一个主管他的人和制度，他必须听从于他。可以说现代教育正是尼采权力意志的片面体现。现代教育重视了物质的创造但忽视了精神文化的创造与心灵的孕育成长，强调了统一性忽视多样性与差异性，强调了必然性忽视了偶然性与复杂性。这对于未来教育的发展来说，已经给予了新的方向与启示，它预示着一个教育范式的转换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未来教育的方向由于西方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与成功，逐渐增长了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与迷恋。现代教育正是这一崇拜与迷恋的再一次扩展与渗透，教育既满足社会的需求又对社会的价值观念推波助澜，教育的成果进一步激化社会的梦想，加重了人们对科学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推崇。也由于技术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开放与对外交流和交往，中国教育也逐渐丧失自身古老的传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科学与民主是西方观念的“进口”，这两个观念正是西方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主导观念。教育要培养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现代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理念。由于科学的观念源于西方，科学精神的教育与领会还需进一步深化和学习。特别是要区分科学与自然科学、科学与技术。我们说是说认同科学，实际是被技术的魅力所吸引。这表明科学精神并没有被真正理解和接受，需要进一步学习与传播。同时，教育范式的转换与教育理念的更新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过去的教育理念，而是要对现代教育理念进行发思，看到它的局限，新的理念也不是否定旧的理念，而是不同思想时代的标志，它们在各自时代都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因此，我们要在教育理念的多样性中寻求创造性的发展。科学精神首先是一种探求永恒事物真相的精神，如古希腊人那样，这是柏拉图的贡献；其次是怀疑精神，也即理性的精神。但怀疑是方法，不是目的，这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成就。再次，科学精神也是求知的意志力，是创造的精神。科学精神虽然也是一种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即是洞擦力，发现问题、抓住问题的能力，它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但科学的怀疑面对的是知识现象和知识原则，它并不怀疑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科学精神起源于科学态度，科学的态度总是对于现象之所以是现象有一种困惑，要探求引起现象的原因，这是传统认识论观念下的科学，它以自然科学为典型形态和最后完成形态。科学态度同时也面对概念，概念是对思想的观念的概括，是对观念的固定和精炼的表达。传统科学认为概念有一个所指，其所指属于一个真实的世界。科学态度寻求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确定性真理。教育要培养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理性的精神、创造的精神。科学即是理性的事业。创造是思想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的结合。古希腊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诗意理性，诗意理性是创造性的。理论理性是冷静的看，通过概念构造，将看之所得作系统表达，实践理性是行动的意志，是伦理的、政治的、关于公共事物的理论，诗意的理性是关于创造的理论，是文学的、诗歌的理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创造精神的培养，既可以继承古希腊和其它时代的思想传统，需要从一个爱智慧的源头来寻找思想的资源，又需要与当今时代的新特点相结合，即要面对制度化与技术化的社会，特别是要在制度化与技术化社会中保持教育的独立性与自由。如果听任制度的摆布，在制度面前完全没有看出制度之局限的智慧，也没有克服制度局限之技巧、胆量与自由，那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话语出现，不可能有创造性的行动。当然，一个不在制度化与技术化统治中的教育是不可能的。这使得人文教育与个性教育具有相当的艰巨性。因此，未来教育必须加强和发展人文教育，而个性教育与人性教育是人性教育的重点。人文教育是对狭隘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崇拜的克服，它能引导人走向完满的生活，发现生活的意义。个性教育、人性教育都是人文教育，从科学精神的培养到人文精神的培养，从科学教育到人文教育，这是一个社会精神境界提升了的标志，是教育观念从片面走向全面的标志。但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教育不要被技术教育所替代和迷惑。技术知识、专业知识并非都是科学的。尽管技术是科学的技术，但技术是被它自身之外的目的性所规定，而科学则是无外在目的的，如果说科学有目的的话，则是以纯粹求知求真为目的的，它不是要解决一个现实困境，不是为满足他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文化生活的丰富。技术是能力，具体可以表达为生产的能力，即生产力。它仅仅限于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利用，它没有涉及到物质世界之外的其它世界，比如精神的世界，符号的世界。作为人，物质生活是基本的生存需要，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一个动态的需要，它与一个人的自我觉悟程度直接相关。一个觉悟高的人，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越高。所谓自我觉悟，即是一个人对周围生活世界与生命意义的理解程度。科学、哲学、艺术、宗教都是文化生活的形式，而且是人在不同领域之自我觉悟的理论性的或创造性的表达形式。如果不是为了谋生而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尽管在这些领域作研究与谋生并不能明确分开，但只要自己的研究与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结合起来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在其中得到了满足，那么，这些研究就是人之精神文化生活的高级样式，是高雅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样式。人文教育如果抛开这些高级的精神生活样式，仅仅开展一些活动身体、放松大脑、追赶时髦的集体游戏，或是开设一些人文学科的课程，但又并没有发现更没有进入这些学科的辉煌殿堂，而只是跟随流俗的人文教育热，那么，自我的觉悟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是教育活动中的主导者，受教育者受教育主导者觉悟程度的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是教育主导者自我觉悟的结果。教育观念的变革发生在教育者特别是教育管理者的自我觉悟上，才会对教育制度的变革发生影响。因此，我们要强调觉悟的重要性。由于教育领域的科层制，必须使科层制的职员们首先觉悟起来。科层制职员是教育管理者，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教育理念要靠制度实现。那些最先觉悟的人要利用可能的机会去影响和提升教育整体的觉悟。教育要培养人健康的怀疑精神。健康的怀疑精神是什么？健康的怀疑精神就是自我否定的能力。它是自己否定自己，不由它者来否定；它虽否定它者，但是因为它有自否定的能力而能使自己处于清醒与智慧中。它能否定自身，也能规定自身，并规定它者，因而，它也就是自由。自由的人是有创造力的人。未来教育观念是能意识到技术的益处，也能意识到技术的危机与危害；它不仅教人学习和利用技术，也教人获得智慧。
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篇10
关键词：院士群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意义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精英，院士群体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当代大学生心目中越来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成功经历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因此，在新时期，有必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的精神，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规范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等四个方面。院士群体作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在顺利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院士群体作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这必将促使当代大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知识成就理想；以理想来促进他们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绝大部分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都是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离不开广大院士在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不断创新、弥补空白和打破垄断。这必将在大学生中产生共鸣，努力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的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精神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高尚人格的化身，特别是他们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艰苦拼搏、团结协作、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等思想道德素质，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践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学习和工作中促进道德素质的提升，在践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中促进学习和工作更上一层楼。
全面发展教育是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当代社会的全面发展越来越表明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来推进。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全面发展的成功典范。如果我们的院士群体不能全面发展，在大科学时代就不可能做出系统的科学技术成就。因此，需要当代大学生不断实现全面发展，向我们的科技精英院士努力看齐。
综上可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但是这种作用又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列宁所说：“要记住，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如此等等。”即院士群体能够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精神、道德规范和全面发展与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试想如果能够将当代大学生各自的专业学习和大学生活等具体状况予以紧密结合起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话，相信就一定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二、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特点与方式
院士群体是我国宝贵的科技人才资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因而他们不能成为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全主体；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中的独特性。
1院士群体不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主体。院士群体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对他们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专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能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消极主体；需要广大专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在不影响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有效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2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由于院士群体不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主体，因此，这个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应该是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向院士群体靠拢，以院士群体为榜样，积极促进当代大学生成长进步。
3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隐形性。由于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主要是示范性、引导性和榜样性的，因此，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隐形性的特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的，主要是“学校通过教育环境（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有意或无意地传授给学生的非公开教育经验”。现在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显性教育来实现的，往往忽视了隐性教育。在新时期，采用隐性教育更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4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全面性。当今的时代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就忽视了新时代的这一个重要特点，导致科学与人文的严重偏离。而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人文领域的佼佼者。如果能够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能够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科学与人文中实现有机统一，以适应当今时展的要求。
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需要采用恰当的方式。比如，邀请院士为当代大学生做报告、授课座谈等，即实现院士与当代大学生能够面对面地进行交流。让当代大学生与院士们一起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为国争光的自豪；让当代大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激发他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让当代大学生学习领会院士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方式；让当代大学生在与院士们的交流中消除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焦虑等；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极引导他们阅读与院士相关的书籍，比如，传记、科技成果介绍、奋斗历程等。面对各类突发事件，如疾病、食品安全等，院士群体可以利用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性，准确的信息，达到稳定校园、稳定社会的效果。总之，必须在不影响院士群体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三、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主要困难和解决的初步策略
1由于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特殊性以及我国院士群体的具体状况，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1）时间的制约性。由于院士群体有自己的研究事业，不能拥有充分的时间来专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院士群体基本上就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唯一事业就是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突破性成果。因此，要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在不影响他们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基础之上。
（2）分布的不均性。根据“两院”官方网站提供的统计信息，我国院士群体在各省级行政区的分布状况是严重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并且在各高校的分布也是如此，主要集中在“985工程”高校，其次是非“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最后就是非“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几乎没有院士。院士数量偏少的省级行政区、高校和绝大部分没有院士的高校要发挥院士群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就显得比较困难了。
（3）作用的有限性。由于院士群体的时间之宝贵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不均性，导致了要在全国高校中全面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导致了这个作用的有限性。相对于以人文社科类为专业的当代大学生而言，要他们去充分关注院士群体，关注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还任重而道远。
2针对这些困难，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策略，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根据杰出科学家一生的工作特点来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科学家一生主要承担科学研究、行政管理、教育教学和服务社会等四个角色；随着科学家年龄的增长，教育教学和服务社会的所占时间将会越来越长。这为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提供时间的可能。也就是说，当一位杰出科学家慢慢地远离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时，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让一位正处于科学技术创新高峰期的杰出科学家积极投身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2）根据我国院士群体分布不均的状况，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须实现就近原则和共享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虽然分布不均，但是根据“两院”的相关统计，至少现在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均拥有院士。这就为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可以采用就近原则和共享原则来实现这个作用。
（3）需要在当今大学生中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院士群体不仅是科学精神的化身，也是人文精神的杰出代表，即在他们身上基本上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当今的高校由于专业化的存在，导致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学科学的不了解人文，学人文的不懂科学，从当今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可见一斑。因此，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必须在当今大学生中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4）加强对院士群体的宣传。虽然院士群体是我国的最重要的科技人才资源，他们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现在的新闻媒体报纸杂志等对他们的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高校本身需要在当代大学生中积极宣传院士群体，特别是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大对我国院士群体的宣传。
四、院士群体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意义
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将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活动，仅仅停留在认知领域，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活动。需要将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在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积极开展有关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尊重科学、学习科学、认识科学和运用科学，自觉抵制各种非科学的落后思想。只有这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达到实践的实效性。院士群体就是开展这方面工作的重要载体，比如，参观我国著名科学家的故居、纪念馆，阅读院士群体传记等相关书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