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现状发展
刑事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的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我国的公安部门以及世界各国都在广泛的使用当中。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收遗留的刑事技术进行旧摊位的改造，使其向公安部一直到地方各级逐步建立了刑事技术组织和机构，和大量的刑事技术人员培训等，我国刑事技术工作有了非常跨越式的并且有效的发展。尽管爆发后，我国的刑事技术工作受到了“砸烂公检法”的影响，使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但是经过了那十年的动乱，尤其是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形式科技工作组织和相关机构都获得了非常顺利和快速的恢复与建设，自此，刑事技术工作获得了飞跃式的迅速发展。
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状况及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技术开始在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技术才开始从现代意义上开始逐渐发展。纵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刑事技术的发展过程，虽然在刑事技术的现代意识和发展等方面都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对现代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得到稳定和客观有力的证据，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关键，没有哪个采取依法治国方针的国家不去重视物证的重要性，而这就应该高度重视刑事技术，于是，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刑事科学技术，也使得我国的刑事科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我国刑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于一个案件，办案人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大量证据，但这种认定也需要做出大量的样本。在当今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人群中，无论是人还是物其流动性都是非常大的。如果数据库采用人工纸质的方法，不管是从保存或查找样品的方式都是非常不方便的。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办案人员及时解决的情况下，取消争议尽快对案件的质量要求不降低的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相应的软件操作系统，在不影响案件本身的质量基础上，能够有效的提高实际的工作效率。
二、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状况及发展的新思考
（一）大力发展自身特色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力发展工作自身所具有的特色。刑事科技要继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把自己的特点放在首位，不能只利用其他学科，谋求发展。首先，刑事科学技术是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社会主体要保证技术的不断更新，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把握时展的脉搏，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应用于实践，更好的服务人类。此外，刑事技术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服务的，因此应该在同一时间，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应该对相关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一系列具有较强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刑事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合理的法律和法规开展工作，其实际的工作效果才能够获得认可，让刑事技术发展的更完整，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看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力发展工作自身所具有的特色是促进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有效方法。
（二）加强深化理论研究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加强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非常广泛的刑事技术的参与范围是比较广的，涉及到很多的领域的运用，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只是有技术而并没有相关的理论指导，就比较容易让主体逐渐转变为任凭感觉和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活动，让主体科学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因此应该从实践中把握理论的真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对相关的材料进行大量的积累，并且很多的理论研究都要依赖这些材料，同时，还应该对其进行反复的确认之后才能够获得最后的理论。与此同时，得出的这些理论也应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加以测试，并且将其作为指导应用于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够将模糊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生活抽象概念当中，以此来有效保障刑事科学技术相关时间以及理论的分离是不能够脱离现实。由此看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加强和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三）实现标准化的发展
应该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效实现标准化的发展。刑事技术对专业技术的要求非常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当事人的命运。因此，应该建立严格的规范化体系来规范刑事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够构建科学、合理的标准？因此，应该按照实践当中所取得的有质量的、并且大量的材料加以认定，然后从客观的角度对价值的特征或者是标准价格等加以行之有效的研究和分析，然后对其进行总结，然后构建合理化的体系，再将科学的、合理化的标准应用于刑事技术的广泛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够实现刑事技术的统一监管发展，从而使其能够更规范更严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效实现标准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实践中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还在学习过程中的邢科专业的学生，如果已经选择了邢科专业就应该在实际的工作以及学习当中学会自勉、自强、自立、自爱，在学习中不断总结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升华自己，努力学习和工作，总结探索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创新，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更早的、更快的成为我国公安的刑事技术相关工作当中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的刑事技术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新枫.大力加强刑事科学技术建设切实提高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能力和执法水平[J].中国刑事警察，2015，（05）.
[2]孙运梁.“权力―学科”规训下刑事法学科的产生、嬗变及其整合――以“权力―学科―知识”理论考察刑法知识形态的尝试[J].刑事法评论，2014，（01）.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2
【关键词】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作用
绪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意味着刑事侦查的进步，刑事侦查在刑事办案中显得尤为重要，是一个国家刑事办案的重要保证。本文对刑事科学技术的作用与意义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意义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依托科技进步，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导向，其建设与发展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侦查需求为动力，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科学。有一种说法，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刑事侦查工作视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为破案力。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人们的证据意识越来越强，为了推进侦查工作，提高破案能力，加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建设迫在眉睫。
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它是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最本质、最基本的价值，又是一种直接的又是潜在的破案力。破案力，简言之是一种侦查破案、证实和揭露犯罪的能力。为什么说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是破案力呢？下面我们从刑事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
（一）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
这一科学论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十分巨大的实践意义。众所周知，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生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总和。简而言之，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生产力三个基本要素的主导要素依然是劳动者。除此以外，构成生产力的有机整体还有科学技术、教育管理与其它要素。虽然科学技术只是一种精神财富和知识形态的产品，不对生产力起独立的直接作用，但是一旦它应用于生产过程，通过某种方式渗透在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里，并且引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变化时，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生产力里包含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据资料不完全统计，美国八十年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而我国九十年代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9%。由此可见，要想提高和发展当代社会生产力，就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总而言之，科学技术是国家进步和国民经济提高的动力。
（二）直接又潜在的破案力――现代刑事科学技术
刑事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要想转化或物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需要通过查看现场，然后发现、采集痕物，最后经过科学分析、检验鉴定等一系列的知识积累、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尤其要与生产力诸要素相结合并发挥作用。当科学技术渗透到劳动者―侦查员时，就能使劳动者从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变；渗透到劳动资料―办案中获得的各种物证以及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时，就能大大提高它们的性能和效率（痕物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渗透到劳动对象和各类案件和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时，就能使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质量越来越高。
综上所述，破案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也是一种破案力，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刑事科学技术是破案力这一观点，是长期研究刑事侦查工作得出的结果。认识这一新观念，标志着人们对刑事技术的功能和作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确立了现代刑事科学技术的工作地位和作用，强化了运用科技成果意识，加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和运用，推动了刑事科学技术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分类
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了迅猛地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就建立起了由文检、法医、化验、痕迹、物证鉴定等专业技术齐备的刑事技术工作体系，形成了从中央、省、市、县（区）分级检验逐级复核的网络型组织结构体系，从此刑事科学技术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特别是近年来，刑事科学技术成为科技含量密集的现代技术系统，它融入了迅猛发展地Dna技术、生化技术、纳米技术等技术，并且有机结合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从而发展形成了全新的应用学科平台，丰富和发展了刑事科学技术。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强警”，成为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案件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一）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案件性质提供科学依据
属于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立即立案侦查，属于自然现象或意外事故等需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谎报的虚假案件应及时揭露真相。上述三种状况是通常发生的。因此，刑事技术中的各种勘察检验的首要任务是要查明被勘查现场的事件性质，确定发生的事件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其他性质的事件，然后做出应对。
（二）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案情分析提供线索
何谓刑事犯罪案件的案情？通常，法律工作者将其定义为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有关的情况。而所谓的犯罪活动情况，主要是指犯罪的时间、空间、作案的手段、方法、犯罪的动机、目的，犯罪实施的全过程，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和后果，以及案件的性质等情况。案情分析即侦破案件中不可忽视的环节，以及现场痕迹的收集、物证检验等。
（三）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重要证据
要想正确地应用法律来惩罚犯罪分子，就需要把案件的事实查清。但想要查明和认定案件的事实，必须依靠证据。《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犯罪分子在现场遗留下的痕迹是可以作为案件事实的物证的。犯罪痕迹是犯罪分子的行为直接作用于现场客体所形成的物证，其作为物据的客观真实性较强，不像人证那样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合理运用刑事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刑事案件侦破效率和准确率。通过检验鉴定，使案件侦破由繁化简，由难变易，并且为以后的侦查破案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实例。犯罪分子只要作案，即使当下的犯罪形式十分罕见而诡异，也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因此，只要充分地发挥和运用刑事科学技术，就能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最终被绳之以法。
四、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信息传递速度的不断加快，现代科技知识传播迅速，人们用法维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民警在办案时的程序也愈加地严格。而大量侦探类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我国对外交往次数的增多，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犯罪条件。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刑侦工作人员必须研究更新的方法，制定更严格的措施，采取更严谨的办案办法，来对付更加狡猾的犯罪分子。
参考文献：
[1]孙肇，徐晓玲.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3
[2]蒋占卿，韩伟.刑事科学技术基本原理探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4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3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生物安全刑法治理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0.004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物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生物技术的忧虑，已经从最初对“克隆羊”等技术可能被滥用而产生的伦理担忧等，转化为对生物技术是否会被武器化、生物技术会否引起大规模动植物疫病流行等全局性与现实性的焦虑。生物安全何以实现？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是何种关系？在生物安全的法律治理中刑法应发挥何种机能，是否可以配置刑事责任？如何配置刑事责任？本文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生物安全领域的刑法治理模式为讨论主题，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回答。
生物安全的范畴及与总体国家安全的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全球安全形势及我国安全态势等的战略研判，对当前与今后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形势、基本任务、治理体系建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与重大问题提出的系统性论断。总体国家全观坚持系统论思维，对当前与今后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如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安全维度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机制与主要着力方向，是指导当前与今后包括生物安全在内的我国国家安全建设的指向标。
作为新型安全类型的生物安全的基本范畴。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与安全相对应的是危险。当不存在危险、各个领域按照自有规律进行正常运行或运转时，人们在心理上感觉外界是安全的。当安全（即便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安全）受到威胁，既有秩序或人的生命、财产等受到侵害或遭遇侵害危险时，人们就产生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既来源于对外部世界运行的整体判断，也来源于现实中发生的危险事件对自身不安全感的心理强化。
人们对于安全的观念形成了安全观。在各种类型与层次的安全观之中，对国家安全的观念尤为重要。一般认为：“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礎，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引领着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实践活动的发展”。[1]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正在进行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的多重转变”。[2]当前，我国已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3]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生物安全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视野，直接原因是生物领域所带来的风险。生物风险起初呈现为观念形态，继而又演化为现实形态。生物领域的风险既存在自然风险，也存在技术风险。但本文所言的生物安全意义上的生物风险，其主要来源是基于人类行为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基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的研发，该领域的风险才凸显出来。所以，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曾存在且目前依然存在因生物体而产生的风险，如自然发生的各类与生物有关的疫病，但尤其使得风险现实化并且对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基于人类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过程中的各类生物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转基因技术、基因武器的研发等。
基于上述关于安全及生物安全的基本认知，我们可尝试给出生物安全的基本定义及范畴。生物安全，是基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而形成的，由于生物技术所具有的两面性而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形成的侵害或侵害危险的各类行为所引发的一种安全形态。与生物安全相对应的是生物危险。生物危险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类行为。生物危险行为现实化后，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等的安全产生严重侵害或侵害危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生物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形态，既属于国家安全范畴，也具有一般公共安全的基本性质。
生物安全与传统安全相较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与传统安全存在差异的是，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类型，生物安全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性。
第一，生物安全具有鲜明的科技性。生物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就目前来看，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的主要领域有医学健康、农业育种、动植物新品种开发等。由于生物技术具有极强的“两用性”，即既可用于提高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特别是用于疾病治疗等，但又特别容易被应用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危害的非传统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恐怖袭击或其它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产生伦理道德风险的领域，如前两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等。凡此现象，均表明生物安全领域具有极强的科技性，是由于现代科技特别是生物科技所带来的非传统风险而形成的新型安全领域。
第二，生物安全具有显著的传递性。生物安全领域所引致的风险既有现实风险，也有潜在风险。现实风险方面，如非法改变人类的胚胎基因而导致的后代人与前代人基因变异的风险、生物实验室病毒管理不够严格而导致的外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恐慌等。潜在风险方面，如某些国家制造或储备基因武器而对他国造成潜在风险，基因武器或基因病毒被恐怖分子掌握或被轻易获得从而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威胁等。由于生物技术一旦被商业利益、恐怖分子或国际上某些利益集团所掌握，将可能对一国甚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等形成严重威胁甚至转化为现实危害，因此生物安全具有显著的传递性，其风险一旦发生将迅速转化为其他类型的风险，从而威胁到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的整体安全。
第三，生物安全具有高度的风险性。生物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与传统风险不同，往往表现为几何级数般的快速传播性。另外，生物科技可能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而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旦被改变，将对人类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基因库形成“污染”，这种污染将随着代际传承而一代一代地进一步改变人类的基因，其所具有的风险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
生物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以上论述可知，生物安全作为一种新型安全类型，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的显著特征，表现出鲜明的科学技术性、风险传递性、高度风险性。生物安全的这些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传统风险的危害性，对整体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造成了越来越现实的侵害或侵害危险。
生物安全无小事。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必须坚持正确的安全观。“国家安全观涉及国家对于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方面。”[4]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之，生物安全既关乎外部安全、又关乎内部安全，既关乎国土安全、又关乎国民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国家发展，既关乎自身安全、又关乎共同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生物安全既关乎外部安全、又关乎内部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认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可以清晰地看到，疫病长时期、大范围的流行不仅造成国家外部压力增大，而且影响国家内部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等具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提高生物安全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打造集内外部安全为一体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
第二，生物安全既关乎国土安全、又关乎国民安全。同志指出，我们应“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国民的生命健康是国家的安全之基、安全之本。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坚决果断地采取了有力、有效的系统性防控措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的稳定与国民的健康，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强大生命力。
第三，生物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安全是系统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华，即整体主义观念和系统性思维方式，强调国家安全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联动性。”[5]同志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指出，我们应“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既关乎传统安全，又关乎非传统安全，既可能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构成现实的侵害与威胁，又可能引发或导致对国家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的现实威胁，是当前我国安全治理体系中应高度重视的新型安全类型。提升生物安全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事关国家整体安全，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应予以高度重视。
第四，生物安全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国家发展。同志指出，我们“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由于生物技术可以开发为武器，甚至可以开发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可以做到精准打击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的某类人群，生物武器或生化恐怖袭击已经成为当前与今后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既要建立生物技术转化为生物风险的防范机制，也要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发展生物技术，以生物技术之盾抵御生物技术之矛，综合提升生物安全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第五，生物安全既关乎自身安全、又关乎共同安全。同志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我们应“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生物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通用技术，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分民族、种族，也不受地理空间限制。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可以看出，在全球密切交往的时代，若无有效的防控，病毒便会迅速实现全球覆盖。在生物安全治理领域，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要重视本国自身安全、也要重视全球共同安全，充分发挥大国的技术优势、政治优势，积极服务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在做好自身安全的同时，积极为人类共同安全作出贡献。
生物安全治理刑法机制的构建
由上文可知，生物安全的实现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进行系统治理。生物安全的系统治理包括全球治理、多元治理、多维治理等。[6]在生物安全的多元治理中，法律治理是其中的核心要素，而刑法治理在其中尤为值得关注。以下将对此进行简要概述。
生物安全的法律治理需要刑法机制。刑法是法律治理的重要機制。依据一般法律原理，刑法往往被视为法律机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他法律机制（如民法机制、行政法机制等）不能有效调整或控制某一领域时，刑法机制是有可能产生治理效果的关键机制。刑法的这种通过惩罚产生威慑与预防功能的机制既是刑法作为部门法律的核心特征，也是采用刑法手段治理某一领域的基本原理。
生物安全领域需要刑法机制介入与刑法的现代价值紧密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社会运行中的突发性、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我们看到“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增加及其复杂性格局，带来刑法发展中犯罪化扩张的态势，刑法立法预防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意图明显”。[7]传统刑法较为重视各类秩序的维护，重视对国家、社会与公民的现实利益的保护与保障，那些严重侵害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秩序、公民人身与财产安全的行为往往被入罪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刑法既重视秩序维护、也高度重视安全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当今之刑法，定性为“安全刑法”，即刑法以“安全”为重要价值乃至第一价值。
“安全刑法”之“安全”，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括作为新兴安全类型的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等。生物安全风险的存在，对刑法所保护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无论是对作为生物武器使用的生物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是因生物技术管理不善而导致的病毒外泄或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生物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已经高度现实化。若对该领域不设置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极有可能出现商业利益介入并滥用生物技术、相关主体漠视生物技术的管理而放任自流、仇视社会的组织或个人利用生物技术破坏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等诸种现实风险。引入刑事责任，为相关机构、组织或个人从事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行为划定刑事禁区，有助于在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过程中，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红线，促进各类主体合法从事相关活动。
生物安全领域“入罪入刑”的主要行为。生物技术领域是一个庞大的领域，具有较多的专业细分。并非所有的生物技术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并非所有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利用行为都需要设置刑事责任。就目前而言，生物技术开发与利用中的下述领域有必要论证引入刑事责任。
第一，关于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技術研发与利用的行为。人类胚胎基因是人类基因资源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技术研发与利用关乎人类情感、道德与伦理。不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生物手术”，已经成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无论是基于何种目的，改变人类胚胎基因的婴儿不应出生，该观点已经在全球达成共识。2018年，发生在我国深圳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让人震惊。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应加强对该领域的管控，认为从事该行为的相关人员应受到法律甚至刑法的惩治，足见人们对该类行为的强烈反对。而若该领域没有严格的法律责任，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难免会有人再步其后尘，因此，应对针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非法生物操作的各类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8]，坚决遏制该领域商业资本与黑色技术的合谋，保障作为人类物种遗传载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的纯净。
第二，关于对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非法收集与利用的行为。基因是物种保持生物特性的科学根据。对包括人类基因在内的物种基因进行收集、存储、研发与利用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按照科学技术或医疗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技术标准与流程进行。非经上述法定机构确定的法定程序、法定标准等进行的对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收集、存储或研发利用行为是非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承担刑事责任。由于“具有物种意义的基因”的范围较广，在刑事立法时，可进行分类立法，如对于具有人类民族或种族特征等特定意义的人类基因的收集与利用应建立禁止制度，从事该类行为可直接入刑入罪；而对于具有物种意义的普通的动植物的基因的利用，则可采取数量标准或相应的情节标准而配置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多元法律责任。[9]
第三，关于将生物技术进行武器化的研究、开发或利用的行为。生物技术若应用于武器研发，无论其是否投入实战，都是对国家安全甚至人类安全具有严重威胁的行为。[10]在文明时代，战争亦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发生，武器研发亦需遵守国际法律。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禁止生物武器，已有相关的国际公约。近几十年以来，由于基因技术的发展，生化武器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物质外壳多样化。“流血的战场”已然不复存在，病毒等微小生物完全可以实现“杀人于无形之中”的效果。因此，为防止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团体或个人将生物技术进行武器化，需对该领域非经国家特许批准的研究、开发或利用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建立类似于“私制枪支弹药”式的犯罪化处理模式，确保该领域刑法的高压态势。
第四，关于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生态灾难或造成生态损害的行为。生物威胁，特别是外来物种威胁是近年来生物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一些非法入境的外来物种被养殖户丢弃到自然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生态损害。非法入境的外来物种，无论是基于商业利益还是其他任何目的，都应受到严格的法律管控。无论是基于故意还是过失，向自然环境排放可能造成生态灾难或生态损害的非当地物种都应受到法律管控。[11]对从事上述行为造成重大生态灾难或生态损害的，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尚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造成特别重大生态灾难或无法挽回的巨大公私财产损失的，应加重处罚。对虽没有造成生态灾难，但情节严重或性质恶劣的相关行为，也应配置相应的刑事责任。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的模式选择
在生物安全领域配置刑事责任，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呼声，但采取何种刑事立法模式，则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表现为是采取统一刑法典模式还是附属刑法模式、如何设置罪名与配置刑罚等。下文概要论之。
关于统一刑法典与附属刑法两种模式的讨论。大多数刑法学者坚持应在统一刑法典模式内解决新罪名的设置问题。持上述观点者的主要理由与依据如下。第一，刑法典、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分别立法的模式在我国1997年刑法典颁布后已被终结，虽然后续有个别刑事立法采取了单行刑法的立法方式，[12]但统一刑法典的模式在过去20多年内基本没有改变；统一刑法典的权威已经在社会公众中得到了强化，并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第二，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以修正案的方式补充新罪名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基本路径，并具有了一定的立法经验，社会公众以及法律界、法学界对这种刑事立法方式已经较为熟悉。
统一刑法典的刑事立法模式是诸多刑法学者的情怀。刑法学者普遍认为，统一刑法典模式是中国刑事立法进步的重要标尺，这种立法方式表明刑事立法的严肃性，是对国家刑事立法权的规范，是对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我国法治特别是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13]
但上述维持统一刑法典并通过修正案方式增加新罪名的方式也受到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法律学者、甚至刑法学者的批评。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我国刑法修正太过频繁了，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颁布一次刑法修正案，且有的刑法修正案（如《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等）体量庞大，对刑法修正的范围颇大，有时一次增设与修改的罪名达到几十个，不仅令社会公众觉得目不暇接，就连专家学者、刑事辩护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都觉得难以适应，并普遍认为“中国刑法已经在过度刑法化的推动之下，从注重事后惩罚走向了注重事前干预”。[14]近年来，有专家学者认为，应对我国以修正案为刑事立法唯一方式的刑法立法方法进行总结与反思，并对优化我国刑事立法模式提出建议与方案。
在对我国刑事立法模式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附属刑法的模式被一些专家学者所提倡。所謂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即在其它非刑事专项立法中含有刑事责任条款的立法模式。[16]如在规定环境保护、资源管理、交通管理、网络管理等的专业法律中规定该领域的相关罪名及刑罚配置的方式。附属刑法模式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的刑事立法方式，如日本的刑事立法中广泛应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特点与优势是，将犯罪与刑罚规定在单项法律中，有利于人们整体上理解某个领域的法律条文，特别是关于法律的责任配置，对该领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有较为系统与清晰的把握。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中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提倡。可否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中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刑法专业人士认为，附属刑法的模式不仅可以在我国刑事立法中采用，而且可以大量采用，刑法中涉及到行政犯的范畴，都可以尝试在新设或修改罪名时采取附属刑法的方式，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网络安全领域等；[17]还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我国未来刑事立法的模式选择中应大胆选用附属刑法模式，并认为“附属刑法本身具有实现维系刑法典稳定、衔接刑法与各部门法、为刑法提供持续性保证的功能。其具有实在内容、又以刑法典为基础和本源，故附属刑法是可以修正刑法典并达到刑法对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形式”。[18]
如上文所言，生物安全领域需要新设的罪名较多，姑且不说现有刑法典已基本找不到可以插入新罪名的空间，即便存在增加条款的可能空间，若新设罪名零散地分布在刑法典的不同位置，也将会导致其条文之间不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进而使得刑法典的体系性大打折扣。这不仅不利于公众理解刑法条文，而且对法官、检察官特别是基层办案人员的能力与素质也提出空前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刑法学者认为：“无论是生物安全的专门性立法，还是生物安全的基本法，都应当废除附属刑法现在采用的‘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宣示性立法模式，作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合理选择。”[19]
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有助于生物安全的全链条多元治理。犯罪是高烈度的违法行为。在细分领域从事犯罪行为的人员，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信息显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之前，曾对一些国家或地区对该类行为的法律法规进行过检索。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有利于将涉及到生物安全的行政管理、技术管理、行业管理、责任配置等的法律规定归纳集成在一部法律之中，有利于在行业内普及该专项法律，可以最大限度地使该领域的相关从业人员了解法律，特别是了解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提前知悉法律红线，以便更好地遵守法律。
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模式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般认为，附属刑法模式对于应对较为专业与复杂的领域具有一定优势。但是，附属刑法模式也天然地具有一些弊端与劣势。[20]为了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能，在生物安全领域采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设罪名与刑法典相关罪名的协调与配合。我国刑法典自1997年颁行以来，经过数次修正，在外部形式上已经相当体系化、成熟化。虽然生物安全是一种新的安全类型，拟新设的与生物安全相关的一些罪名与既有刑法典中的罪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刑事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罪名设置、罪状表述、犯罪行为的具体化、类型化等方面需注意厘清与既有刑法典中相关罪名的相互关系。例如，我国刑法典中已规定有“非法行医罪”的罪名，涉及到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非法操作的违法行为进行刑事立法时，需对相关罪名的行为特征进行区分并有差异地进行罪名设置。又如，涉及到生物恐怖袭击的罪名设置，也需与现有刑法典中相应罪名进行协调。
第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生物安全领域的贯彻。刑事立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刑事立法不仅涉及到罪名，还涉及到刑罚的配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是一项刑法法理原则，也是刑事立法活动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典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不同的个罪与类罪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刑罚体系，努力做到了刑罚与犯罪的均衡。在生物安全刑事立法过程中，即便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也应高度重视与刑法典中既有刑罚体系与刑罚幅度的协调与均衡。例如，我国刑法典中针对犯罪行为的不同烈度普遍存在“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刑罚幅度，在生物安全刑事立法确立刑罚幅度时应认真考虑需规制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刑罚，努力做到罪责刑相一致。
第三，国内立法与域外或国际立法的协调与配合。生物安全领域已有一些国际公约。生物安全立法应“统筹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两大领域，保证生物安全国内立法标准与国际立法标准相协调和相一致”。[21]资料检索显示，域外一些国家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的立法先例，也有国家或地区已经在该领域配置了刑事责任。[22]我国在对该领域进行刑事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的协调与配合，在罪名设置、罪状描述、行为归类，刑罚配置等方面吸收国外的相关经验与教训。生物安全需要国际治理，我国在该领域进行的刑事立法，除了吸收借鉴国际条约、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既有立法之外，也需对我国在该领域的刑事立法及时有效地进行宣传，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该领域法律的认知，促进全球范围内守法机制的尽快建立。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4
【内容提要】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9]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
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5
关键词：刑事侦查；刑事技术；科学技术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给刑事案件的侦查提增加了难度，使刑事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法犯罪，刑事犯罪呈现出智能化与高科技化的特点，刑事案件的侦查难度提高，为了对刑事案件进行及时侦破，需要在刑事侦查阶段充分利用现有的刑事技术，将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进行有效的衔接与配合，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技术保障。
1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术也称物证技术，是公安、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收集、分析、检验和鉴定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证材料，为侦查、、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专门性技术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案件侦查中的证据获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将刑事技术真正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各个环节，推动刑事侦查人员由技术型向科技型的转化，持续增加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促进刑侦改革[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有利于适应新时代犯罪形势的新特点。现阶段我国的刑侦工作中，侦查员和技术员因为工作地位的不同，所以导致各自负责的工作对象不同，工作对象的不同又影响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导致衔接配合出现分离脱节现象。
2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
2.1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
现场勘查是刑事侦查的首要环节，在原有的侦查工作跟踪，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各司其职”，某些侦查人员认为现场勘查是技术员的事和自己无关，积极性不高；某些技术员证据意识不足，过于崇尚理论，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导致技术分析无法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现场勘查沦为形式，导致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脱节。
为了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应转变观念，双方共同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打破原来的双方只是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不能进行有效交流的尴尬局面，实现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双赢[2]。
2.2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
审查询问时“侦”与“审”的统一，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在当前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中，侦查人员负责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主要负责现场勘查很少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导致侦查人员只能就案论案，工作粗糙，缺乏确凿的证据，容易使审查询问工作陷入僵局；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询问阶段的衔接配合，应在审查询问前，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共同制定询问计划，使技术人员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询问，技术人员从技术角度进行询问有利于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也有利于最大程度挖掘罪行，确保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能够完整展现出来，方便依法量刑。
2.3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人、财、物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继续采用原有的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跨区域犯罪、多种多样的犯罪方式为案件的侦破增加了难度。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和配合，充分利用犯罪痕迹物证以及各种信息，及时将技术资料送达技术部门，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发现嫌疑人，建立指纹识别系统，充分利用Dna、声纹、笔迹等鉴定方式，使犯罪分子无处遁形。
3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人是各项活动中最活跃和最重要的要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有利于各项活动效率的提高。在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需要人来完成，应充分发挥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主观能动，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应定期开展专门的技术培训和交流，使侦查员与技术员的业务知识融会贯通，拓宽业务面。努力使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门化，侦查员应熟练掌握常规的现场勘查技术，及时发现物证，能对物证进行有效地提取、包装、运送、保全，了解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实际应用情况，以便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并对案件的侦查范方向和侦查范围作出确定，侦查人员应保证高度的证据意识，以便提醒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物证的提取，侦查人员的技术化有利于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有效应用；技术人员也应具备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应用于刑事案件物证的勘查，将现场勘查的完整情况及时反馈给侦查人员，及时对侦查人员发现的案件可疑情况进行技术分析，使技术分析更加准确，全面，有利于刑事案件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为刑事案件的侦破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3]。
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案件的侦查办案中，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基层侦查部门的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划分相对模糊，侦查员与技术员被统称为侦查员，基层侦查技术部门在案件侦查中应立足实际，不能严格按照专业化的角度进行技术分析，避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技术人员不应只是参与案情分析会，应允许技术人员参与后续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去，有利于技术人员拓宽思路，及时对案件作出科学合理的技术分析，为案件的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确定提供技术指导意见；技术人员参与案件侦查工作，实现理论知识与实际侦查的有效结合，提高技术人员的实战能力，有利于技术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更新速度加快，应及时引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设备，保持刑事技术的先进性，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以其有效打击智能化、高科技犯罪；应定期对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使其专业知识水平适应技术更新的变化；为了实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配合，各地区的侦查部门应积极交流经验，使各区域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水平的总体提高[4]。
4结语
高科技犯罪猖獗，传统的侦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案件侦查的需要，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是时代条件变化下刑事侦查工作转型的必然；切实开展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有利于降低案件侦查成本，缩短案件侦查时间，提高案件侦查效率；现阶段我国的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立足实际，坚持技术和管理的双重创新，不断提高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工作的工作水平，及时侦查案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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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6
内容提要: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为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生命科学技术获得了突破式发展，基因治疗、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广泛地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给人类社会增添了巨大福祉。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及法律问题，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防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生命科技发展所伴生的一类犯罪现象，近年来正以越来越高的发生率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应对这类犯罪的挑战，便成为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立法实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在国际刑事立法逐渐趋同化的背景下，比较研究方法无疑将是我们研究生命科技犯罪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基本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也是推动我国刑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种很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而从哲学上来说，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彼此具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以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在分析、归纳和综合的基础上得出正确结论，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比较，才能发展。”[1]在法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比较研究也已成为我们了解和完善研究对象的一种内在需要，现行刑法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比较和借鉴国外刑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以此为立足点，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进行比较研究，便成为本文的主旨。
一、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模式
生命科技犯罪是由生命科学技术进步所引生的一种犯罪，它是指与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相承，主要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产生或者可能产生严重危害生命科技法律关系等重大后果的一系列行为及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用有关的各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总称。[2]生命科技犯罪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一个显影，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最集中反映。从世界范围的相关立法实践来看，不少国家或地区都在其立法中设置了不同形式的一些生命科技犯罪，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其基本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刑法典模式，如西班牙、俄罗斯、芬兰、蒙古等，这些国家大都直接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明文规定在本国刑法典之中。如《西班牙刑法典》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之规定，《俄罗斯刑法典》关于“故意摘取活体器官犯罪”的规定，以及《芬兰刑法典》关于“基因技术罪”的规定，等等。二是专项单行法模式，如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摩洛哥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针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制定了专门的单行法，在单行法中规定了其刑事责任，如英国1985年的《代孕协议法案》关于商业代孕犯罪的规定、1990年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法案》关于非法开展胚胎移植犯罪的规定、摩洛哥1995年的《有关捐献、采取及使用人血的第03-94号法律》关于非法采血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的《统一组织捐献法》关于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组织及其刑罚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的1995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2000年的《人类生殖科技条例》中有关人体器官商业犯罪与辅助生殖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此外，这些国家的判例中还确立了一些具体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三是刑法典与专项单行法相结合模式，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等，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中，仅规定了个别生命科技犯罪，而更多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被规定在了专项单行法中。以日本、意大利为例，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没有就器官移植及克隆人方面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而仅规定了作为传统生命科技犯罪的医疗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然而，在其1997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以及2001年6月开始实施的《禁止克隆人法》中却分别专门对人体器官移植犯罪以及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犯罪作出了规定，且规定了多个罪名。在意大利，《意大利刑法典》分则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在生命科技领域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大量的这类行为是由特别立法加以列举的，比如在环境保护、食品卫生、海关监控等领域，而将这些特殊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放在专门法中调整，“主要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因为对这些特殊领域里的犯罪的认定，往往同‘非刑事规范’有密切联系。”[3]
总体而言，受制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与安全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国伦理观念、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生命科技活动的刑法介入还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的立法模式，而在对于将哪些危害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行为界定为犯罪的问题上，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也都还处在争论与探讨之中。
二、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理念分析
“如果说科学创新是充满激情的足球运动员，而法律则是这场激情游戏的黑衣裁判。他既要保持运动员的创造力，又要阻止运动员犯规。”[4]在生命科技发展方面，法律一方面要采取各种制度措施以严防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严防生命科学技术滥用的同时，为生命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与健康发展提供保护。这使得法律在应对生命科技发展时经常会陷入矛盾的状态，面对生命科技所可能会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它不得不认真加以权衡，以便通过设置最为科学的制度，并利用最为适宜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其规范和保障生命科技发展的目标，保证将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刑事责任制度作为法律的一项重要构成内容，显然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而为了实现这一使命，刑事立法者必须在严守一定理念的基础上，恰当地设置各项具体刑事责任制度，以保证刑事责任的设置既足以严厉，从而得以有效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又能够严守罪责相应原则，不至于因滥用刑罚而束缚了生命科技工作者的手脚，以致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各国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设置来看，笔者以为，权益保障与风险预防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生命科技刑法及生命科技一般法的基本理念。
（一）权益保障理念
“时至今日，无论是政治、法律问题，还是经济、军事问题，无不与人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必须予以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人权，也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刑法具有保障法的特性，其对人权的保护早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5]在各国刑法及生命科技法中，权益保障的理念突出体现在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的各项刑事责任制度中。
1．针对人生命健康权的刑事责任制度
对人的生命健康权进行保护是各国刑事立法的一个基本目标，为此，各国立法尤其是刑法毫无例外地都将剥夺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并规定极为严厉的刑事责任。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以生命科学技术为手段的、针对人们生命健康权而施以侵害的犯罪逐渐产生，如利用基因技术杀人、利用生物制药技术伤人、利用脑死亡判定技术或无痛苦致死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谋取他人器官而杀人等，这类犯罪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阻碍。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便成为应对这类犯罪的“防护门”，而各国刑法中有关杀人罪．、伤害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无疑充任了这种“防护门”的角色，在防范和打击针对他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生命科技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针对人身体完整性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方面，各国立法除了重视对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之外，也尤为重视对人身体完整性的保护。为此，很多国家的刑法或相关生命科技法中都明确规定了有关直接针对人体完整性侵害的犯罪。《澳门刑法典》第三章就专章规定了“侵害身体完整性罪”，对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行为（包括侵害他人身体完整的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规制。不仅如此，《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6]而《法国新刑法典》也在其第五卷第一编第一章的第二节中专节规定了针对人身完整性侵害方面的犯罪。
3．针对人自主权保护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为数众多的生命科技犯罪中，有一种犯罪直接关涉受害人的自主权。通常而言，如果行为人的致害行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是应权利人自主、自愿的请求而为之，则这些行为将或不构成犯罪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虽构成犯罪但将只承担相对比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澳门刑法典》第162条之规定就是一例，[7]根据该条之规定，对妇女实施人工生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将取决于行为人所为的人工生育行为是否事先征得了作为权利人的妇女之同意，如果行为人事先征得了权利人的同意或应权利人主动请求而实施，则其行为将不构成犯罪，依法也不承担刑事责任。该法典第136条第1款规定的“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显然也属于这种情况。《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所规定的“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从事职业、担任公职及担当任务1至4年的权利”，无疑也充分体现了对受害人个人意愿的尊重，不仅如此，在对“未征得妇女同意实施生殖活动罪”的处罚方面，《西班牙刑法典》同样体现了对作为受害人的妇女个人自主权的尊重，因为依据《西班牙刑法典》第162条第2款的规定，本罪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告诉的才处理。这就意味着，在是否将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被害人具有自主选择权。《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170)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第268.18(1）条规定的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等也都以“违背受害人意旨而施以强迫”作为构成犯罪的法定要件及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8]此外，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或刑法典中，医生应权利人请求而对其利用无痛苦致死术而剥夺他人生命的，加害人通常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在已通过安乐死法案的荷兰、比利时）或仅被追究较轻的刑事责任。例如在瑞士，故意杀人的，要判处5年以上的重惩役，[9]但出于同情且经被害人同意而杀人的，则仅处以监禁；[10]而在德国、丹麦，其刑法典也都作了类似规定。[11]这些显然也都是各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注重保护权利人自主权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学技术是一种直接关涉人们生命健康与尊严的高风险科技，它所显现出来的社会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一旦其运用不当，将不仅会给个别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且可能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应当起到防范生命科学技术滥用从而避免其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的基本作用。为此，刑法还必须将风险预防作为自己的理念，并依据风险预防的需要去具体设计各项相关的刑事责任制度，以此防范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为了贯彻风险预防的理念，各国立法针对各种高风险的生命科技活动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刑事责任制度。
1．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刑事责任制度
风险预防在各国生命科技刑法中的最突出体现是各国立法对生殖性克隆人的严厉禁止。事实上，对于生殖性克隆人是利还是弊，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但考虑到生殖性克隆人对人类传统生殖繁衍方式及生命伦理所带来的难以预测的毁灭性冲击，各国立法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并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为此，无论是日本国会2000年通过的《克隆技术规制法》，俄罗斯政府2001年批准的《暂时禁止克隆人法案》，美国众议院2001年通过的旨在禁止克隆人的法案，还是澳大利亚2002年制定的《禁止克隆人法案》，抑或是法国议会2004年8月通过的《生物伦理法案》，等等，都明确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并将其规定为犯罪而予以惩治。在美国，从事生殖性克隆人及其相关研究的，最高可被处以1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而在澳大利亚，这类行为最高可被科以15年有期徒刑。不难看出，在各国立法中，这类犯罪的刑事责任之重，丝毫不亚于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刑事犯罪。这不难反映出各国刑法在对待生殖性克隆人问题上的谨慎态度。
2．严惩商业化行为的刑事责任制度
尽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了各国在对各类生命科技犯罪的犯罪性及刑法介入规范这类犯罪之广度与深度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在有一点上，各国却几乎无一例外的相同，即严格控制人体构件（bodyparts）的商业化运作。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出于防范人体构件商业化操作所可能给生命伦理带来的负面效应之需要。为此，在各国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几乎都针对大量商业化的生命科技犯罪而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法国新刑法典》规定的“付款从人身上摘取组织、细胞或人体所生之物的，无论形式如何，处5年监禁并处750000欧元罚金”、我国台湾《人工生殖法》规定的“意图藉由从事生殖细胞、胚胎买卖营利或居间介绍者，可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没收犯罪所得”与澳门2/96/m号法律所规定的“凡在本地区购买或出售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或取得或交付他人身体器官或组织而以任何方式支付或收取任何金额者，处至三年徒刑……未遂犯亦受处罚”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关于禁止克隆人法案》所规定的“因他人提供人类卵子、人类精子或人类胚胎，而故意给予此人或向其提供对价（等价回报），即犯此罪。最高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12]便都是很明显的体现。而这些规定无疑充分表明了各国对利用刑罚打击商业化生命科技犯罪的重视。
3．针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现代生命科技发展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便是其可能对公共卫生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自从美国发生炭疽热恐怖事件后，各国便越发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极有可能会偏离有利于人类社会公益的健康发展方向，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和安全。为此，各国都在其刑法或公共卫生法中专设了大量危害公共卫生方面的犯罪，以惩治那些意图利用生命科学技术传播病菌、制作或贩卖有害食品、药品、麻醉品或生物制品等以致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各国立法对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生命科技刑法对风险预防这一生命科技犯罪防治理念的遵循与贯彻。
4．针对侵犯生命科技秘密之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
在各国立法中，还有一类专门针对侵犯保密制度而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德国刑法典》第95条对“公开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9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353条b所规定的“侵害职务秘密和违反特别的保密义务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蒙古国刑法典》第87条对“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第88条对“遗失属于国家机密的资料、文件和实物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芬兰刑法典》第38章对“信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都属此类。在当前各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命科技秘密（包括一国某群体的基因信息资料、某个人的病理资料等）已经影响各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并直接影响每个人生命安全与人格利益的情况下，作为贯彻风险预防理念之具体制度之一，这类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显然会起到“保护屏”的巨大作用。
三、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
从法理上来说，研究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原因无非在于总结并把握这些立法的特点，以求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就此而言，对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特点加以归纳，应成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总体来看，域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主要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大体特征：
（一）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重点差异较大
具体而言，在《西班牙刑法典》中，刑事责任制度规范的重点集中在堕胎罪以及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上，对器官移植犯罪、绝育及变性方面的犯罪仅作了简要提及，[13]对Dna鉴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人体实验等方面的犯罪则没有任何规定。而在对与基因操作相关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上，《西班牙刑法典》也只规定了“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制造基因武器罪”、“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罪”、“用克隆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人种选择罪”以及“强制实施生殖活动罪”六项罪名。《芬兰刑法典》中的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主要是针对“堕胎”、“引起危险”及“侵害保护健康和安全”等而设的，该法典尽管也规定了“基因技术罪”这样一个单独的罪名，但该罪的刑事责任更侧重于规范基因技术中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蒙古刑法典》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则规定地更少，重点集中在人体器官、人血、人体组织的采集及其相关制品的配制、输送或检测等方面。法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相对最为全面的国家，其刑事责任制度所规范的领域涉及Dna鉴定及相关秘密与隐私的保护、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体实验以及传统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
（二）刑事责任制度所涉领域极为广泛
从域外立法对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来看，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各个领域，如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器官捐献与移植、人体医药试药、生育控制、死亡判定与操作、血液捐献与采集、变性、尸体保存与处理、生物制药、生化武器制造以及医疗器械的设计与生产等等。《芬兰刑法典》中规定的基因技术罪、《西班牙刑法典》中规定的改变人类基因罪、过失改变基因罪与制造基因武器罪、《法国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从事Dna鉴定罪以及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有关禁止克隆人的法案或法令中所规定的非法从事生殖性人类克隆罪等等，无疑是刑事责任制度介人规范基因或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的重要体现；英国1985年《代孕协议法案》及我国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规定的无资质而从事人类生殖科技程序罪与商业化代孕及代孕中介罪等犯罪、《西班牙刑法典》及我国《澳门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供精罪等犯罪以及澳大利亚2002年《人类胚胎研究法案》规定的使用超期人类胚胎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规范和调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重要成果；英国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案》、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蒙古国刑法典》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器官移植法等立法中规定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强制采摘人体器官罪等犯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介入人体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重要缩影；《法国新刑法典》、《澳大利亚刑法典》及《意大利最新刑法典》中规定的“非法人体医学实验罪”等犯罪是刑事责任制度涵概人体医药实验领域的体现；而《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以及《韩国刑法典》等刑法中规定的堕胎罪，则是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生育控制的体现……。总之，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要是生命科技研发及应用所及的领域，几乎都有相关刑事责任的介入与规范。
（三）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不一
由于对现代生命科技活动负面效应认知的不同，加之各个国家或地区生命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宽严程度上也存在千差万别。有些国家或地区立法中设置的刑事责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而也有些国家或地区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则相对严苛。如在买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方面，在我国香港地区，构成这类犯罪的，最高可判处第6级罚款及监禁1年（限于累犯）；在新加坡，犯此类罪者，将单处或并处最高10000新元的罚款或不超过1年之监禁；在日本，犯此类罪的，可以分处或者并处五年以下徒刑或五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而在法国，犯此类罪的，则处7年监禁并处100000欧元罚金。而在非法人体实验罪的刑事责任方面，在法国仅处以3年监禁并处45000欧元罚金；而在澳大利亚，同样的犯罪则承担25年监禁，且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还适用严格责任。[14]而在芬兰，为了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负面效应，刑法还明确规定处罚危险犯，甚至专设“设置危险罪”，对“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地，置他人于丧失生命或健康的严重危险之中”的行为，“处以罚金或者2年以下的监禁”。
（四）刑事责任实现的方式灵活多样
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亦称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具体方法。从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规定来看，各国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并无定制，而是根据各国国情及法定刑种设置的不同以及刑罚适用规则的差异，而分别采取了比较灵活的表现形式。例如，在西班牙，犯生命科技犯罪的，一般要判处徒刑这类刑罚，并处剥夺其在一定年限内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的权利。[15]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等单行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一般将被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及比较短暂的监禁。在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要处以徒刑、拘役或罚金，并没收犯罪所得。在日本，则通常判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期限的罚金与徒刑。而在法国，除对犯罪行为人处以徒刑、监禁且并处罚金之外；也可禁止从事某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还要没收犯罪工具以及犯罪所得；此外，对于某些特殊的生命科技犯罪行为人（如司法鉴定专家），还可以在监禁与并处罚金之外同时适用除名之处罚。在芬兰，法律还规定了刑罚处罚类型的选择使用，例如《芬兰刑法典》第2条第1款规定：“如果单独的附条件的监禁被认为是对于犯罪不充分的处罚，可以对其施加辅助罚金，如果该附条件的制裁超过1年，可以命令执行20小时至90小时的辅助社区服务。”在施以罚金刑时，也可以代之施以替代措施。另外，法典还规定了对已剥夺的自由期限的折抵办法。[16]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家还在刑罚处罚之外，规定了一些非刑罚的处罚措施，如适用于公务人员的警告、撤职等。这种灵活的刑罚方式，既保障了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法定化，又保证了刑罚在具体适用中的公正和有效，有利于更好的实现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
（五）就动态来看，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遵循由严渐宽的规律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以及生命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不确定性，生命科技犯罪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还大都停留在理论推理以及主观设想的层面上。各国立法尤其是生命科技法在立法时大都遵循了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面对现代生命科学技术所可能引发的、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负面效应，各国基本上都将本国生命科技法建立在了现代生命科技活动具有风险性且能够引发各种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现象的理论之上。以此为基点，各国立法普遍肯定了某些生命科技犯罪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并明确规定了这些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对这类犯罪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防控。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对某些过去为刑法所明文确定的生命科技犯罪容忍度以及承受能力的提高与增强，一些国家逐渐废除了对某些生命科技犯罪的规定，或者取消了对这类生命科技犯罪刑罚的规定而代之以行政处罚。
以堕胎罪在各国立法中的演进为例，1821年，美国康涅格州制定了美国国内第一个《堕胎罪法》，规定对给别人堕胎的人可处以终身监禁。1945年，美国纽约州制定了《堕胎罪法》，规定给人堕胎致使妇女死亡的，以故意谋杀罪论处；而接受堕胎的妇女则构成轻罪，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者处1000美元以下的罚金，也可以并处监禁或罚金。而其他国家，如德国、韩国、西班牙、芬兰等也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堕胎的犯罪性，并配设了相应的刑事责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国的法律都一直将堕胎行为视为犯罪而给予重罚。但随着堕胎术的逐渐成熟以及公众对堕胎的日益宽容，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很多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等）先后通过了允许堕胎的法律，而在其他国家，对堕胎的惩罚也都相对变得灵活，一般要区分堕胎的具体情形而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例如在西班牙，根据其刑法典的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堕胎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或者欺骗获得孕妇同意而堕胎的，要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3至10年；而经妇女同意而非法堕胎的，则处1年以上3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在各种公立或者私立诊所、医疗单位、基因咨询机构从事职业或者提供服务的权利1至6年；而对因业务过失造成堕胎的，则仅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
此外，德国在对待人类胚胎干细胞态度上的转变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德国曾在1990年制定的《胚胎保护法》中禁止一切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而此后德国科学家也因为该法的严厉禁止而一直未涉足人类胚胎基因应用研究。然而，随着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开展，德国由于担心本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会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而最终改变了这一立场。2002年1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进口人类胚胎干细胞，从而实质上间接地允许在本国从事治疗性的人体克隆。[17]
四、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责任立法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处一定的刑罚来预防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和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刑事责任制度的创制者须认真设计有关犯罪的每一项制度，以便在符合罪刑法定理念的前提下，实现对犯罪的刑法控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众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利用刑事责任制度来防控围绕生命科技发展和应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现象，以减少和避免生命科技滥用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各国生命科技法乃至刑法所关注和考虑的一项基本内容。体现在立法上，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专门的针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形成了一系列防控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从法理上来说，“任何一国国内的立法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借鉴和吸收外国立法中的某些合理的、科学的、积极的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18]生命科技刑事立法也是如此。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不少域外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都对我国刑事立法具有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立法模式上的启示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模式是“法典型＋附随型”立法模式，亦即法典型立法模式＋附随型立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都统一设置于刑法中，而在其他法中设置一些诸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类的刑事指引条款。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上，我国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就法典型立法模式而言，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优点，它具有明显的经济性，能够节约刑事立法的成本，并有利于保持刑事立法制度上的一致性，减少和避免刑事法律冲突，凸现刑法的地位与权威。但另一方面，这种立法模式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和突出的，它具有明显的僵化性，无法应对防范和打击新型犯罪的需要。而就附随型立法模式而言，[19]这种立法模式虽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十分有限。“因为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本身没有相应的条款，那么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附随型的刑法规范就会被束之高阁，无法具体适用。同时，从刑事立法的系统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角度而言，附随型立法模式的大量出现和存在，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对此应当引起重视。”[20]具体来说：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以及将如何给予惩罚，都必须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这样一来，在其他法规中存在大量指引性刑事责任规范的情况下，如这些规范与刑法规定完全符合则显重叠和多余；而如其与刑法规定不相吻合，则会面临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的尴尬，而且，如果因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而找不到相应的条款加以适用，则客观上又会直接影响这些指引性规范的权威性，使之仅仅成为纸面上的刑事责任，形同空文。因此，附随型立法模式实际上是刑事立法上的一个误区。
笔者认为，生命科技犯罪是与生命科技发展紧密相承的一种犯罪现象，由于生命科技发展极其迅猛，生命科技犯罪总会不断涌现出很多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所有生命科技犯罪都规定在一部统一而客观上又须要力求稳定以维系其自身信用与权威的刑法典之中，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为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借鉴法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采取“法典立法＋单行法立法”的立法模式，亦即“法典立法与单行法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易言之，就是在刑法典中规定部分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而将更多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规定在各项单行法中。这既是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也是适应防范和打击新型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具体言之：
1．为了维护刑法整体稳定性的需要
保持立法内容上的相对稳定性，是立法保持信用与权威的一个内在要求，也是刑事立法所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刑法的稳定性，就没有刑法的权威性，因为刑法的频繁修改会令社会成员感到无所适从以致不再信任刑法。所以，除非刑法规范出现了明显不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特殊情况，否则，不宜轻易修改刑法。而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基本上都是属于违反人性常伦，危害既定社会制度下的公共秩序、公共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犯罪，这一类犯罪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具有固定性、渐进性。因此，刑法对于这些犯罪的规定可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但是，生命科技犯罪却是伴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其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经常会向刑法的稳定性发起挑战。为了既要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又要不失规范的有效性，以便遏制、打击和预防生命科技犯罪，在种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将个别领域的生命科技犯罪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在各项单行法中，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2．为了着重惩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率已越来越高，其犯罪的方法手段日益多样、犯罪的形式也日益复杂。而刑法整体稳定性的内在要求显然无法适应打击和预防这类犯罪的现实需要。通过制定生命科技单行刑法的方式，却可以在不动刑法典全身的情况下，对各种生命科技犯罪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作出应因性的规定。如有形势需要，还可以及时进行补充修改，从而使这种刑法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更能起到遏制、打击和预防的作用，并且不会影响到刑法的整体性稳定。
（二）立法指导理念上的启示
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是当前各国生命科技法律责任制度设置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与理性应用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生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相关犯罪也已初步显现，需要我们采取适宜的法律措施予以应对的背景下，我国应重视刑事责任制度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对生命科技犯罪采取专门的刑法对策。而在设置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时，立法者应参考和借鉴各国生命科技刑法的一般规律，以权益保障和风险预防作为基本理念。
1．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
权益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法律在进行规则设置和制度安排时所重点关注的核心内容。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以保障人民的主要部门法，是国家动用刑罚手段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工具，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招致权益侵害且权益侵害的结果一经造成便难以修复的一个工具，为此，在其立法过程中，尤其需要严格遵循权益保障的理念，使其各项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始终都服从和服务于权益保障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作为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关注和重视权益保障。以此为基点，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应力求做到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应保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的介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国刑法的基本任务，也是我国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就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关系来说，打击犯罪显然是保护人民的前提，而保护人民则是打击犯罪的必然结果，没有对犯罪的防范与打击，就不能保证安定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会使保护人民成为刑法所许诺的空头支票。因此，对于犯罪活动，刑法必须坚决予以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作为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危害性的一种高风险犯罪，其存在不仅会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且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侵害，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这样一种犯罪，刑法必须坚决予以制止。为此，它必须针对现代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负面效应预设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在这些负面效应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惩办和打击相关的责任人，在对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同时，防范新的、类似的犯罪发生。
(2)应保持刑事责任制度对生命科技活动介入的适度性。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的出现引发了大量的社会负面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对人类社会绵延已久的生命伦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并对人类生命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以保障广大公众生命权益的需要，但刑法的过度介入则会妨害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权，阻碍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公共卫生福利的提高；而且，刑法的过度介入也可能会侵犯生命科技犯罪人的人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而准确地把握刑法尤其是刑事责任介入规范生命科技活动的“度”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立法者在制定生命科技刑法尤其是设计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时，应当做出谨慎的立法安排。具体来说：对某些极有可能会导致生命科技滥用从而容易诱发生命科技负面效应的行为，如生殖性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人兽精卵跨种杂交、精子、卵子、胚胎买卖、强摘或骗摘他人器官等，应明确规定为犯罪，并通过刑事责任的设置坚决予以禁止。对某些发展尚未成熟（如断骨增高术），或者虽已发展成熟但还不适宜或不具备条件在实践中广泛推广的技术的应用行为（如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等），以及那些利益与安全都还很不确定的技术应用行为（如手术戒毒、脑死亡判定、转基因食品、药品的开发等），则应给予适当限制，仅将那些客观上造成极其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对于一般的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应用等活动，则不宜提倡刑事责任制度的介入。这是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合理开发与健康应用，以保障公众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在需要。
2．我国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遵循风险预防的理念
生命科技发展尤其是现代生命科技发展是建立在科学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直接导致了生命科学技术在利益与安全上的不确定性。易言之，当人们理性地研究和运用生命科学技术的时候，会给整个人类都带来巨大的福祉，而一旦滥用生命科学技术，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为此，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立法过程中，还必须遵循风险预防的立法理念。具体来说，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决定了生命科技社会关系必然是频繁多变的。生命科学技术在新领域中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导致大量新的社会负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而形成新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对于各种新的生命科技犯罪，一方面固然需要依靠生命伦理与经济、行政手段等其他措施来进行规范，但另一方面则更需要法律的尤其是最具刚性的刑法的规范。而刑法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它不能够为了临时应对新出现的生命科技问题而频繁地加以变动，否则，势必会影响其信用乃至权威。所以，在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广泛地预测生命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各种社会负面问题以及这些社会负面问题所引生的生命科技犯罪，并尽可能地将各种可能的生命科技犯罪现象（尤其是那些目前还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犯罪现象）都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之内。例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生殖性克隆人、制造基因武器或非人非兽的怪物等问题都还处于理论设想的层面，基本上还没有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发生，但刑法却不宜仅因为这些犯罪还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就不采取任何的应防对策，以致不为之设置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因为这类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是难以估量的，一旦等其变为现实之后考虑刑事规范，则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刑法应当从广预设生命科技犯罪的范围，尤其对于围绕新型生命科技活动而引发的各类犯罪，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就应当提早加以预测，并设置适宜的刑事责任制度进行防范。这是风险预防在我国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的一个内在要求。
(2)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弹性。当前，在罪刑法定已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法治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追求生命科技刑事立法规范的具体与确定，以便更准确地界定生命科技行为的犯罪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生命科技刑事立法的趋同性特征。然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性却使得很多新形式的生命科技犯罪随时都会出现，以至于法律经常难于应付，无法防控。因此，在应对和防范生命科技犯罪方面，生命科技刑法在追求立法规范具体确定的同时，还应当保持尽量可能的弹性，“以应付那些立法者未曾想到但实际上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情况。[21]为此，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安排上，立法者应当多采用一些相对灵活性的处理方式，使规范的具体确定性与弹性能够得到均衡。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法中既有一些很好的可以为我国今后立法借鉴和发扬的制度，同时也存在一些败笔。现行刑法对“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先例。刑法在设置这一犯罪时仅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没有规定以何种方式侮辱、盗窃尸体才构成该罪。这就使得那些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利用器官移植技术非法进行尸体拼接等）以及在生命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所实施的盗窃、侮辱尸体罪（如偷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出售等）也能够被纳入该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从而能够更为有效的防范、应对和打击所有盗窃、侮辱尸体的犯罪行为，体现了极好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则成为很明显的败笔。在这两类犯罪的规定上，刑法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作为构成这两类犯罪的前提要件，使那些已经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非法行医或实施节育手术的行为以及由单位所实施的非法行医或节育手术行为逃脱刑罚制裁。而事实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的行为仅仅是所有非法行医行为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中很少的一部分。显然，在打击对社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行医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行为方面，刑法的上述规定显现出了明显的缺陷。在我国生命科技立法的过程中，类似以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应当分别被加以发扬与舍弃。
(3)设置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应坚持由严渐宽的原则。犯罪学的理论认为，犯罪在其本质上是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之行为的一种社会价值评价。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犯罪进行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不同，所以，同样的一种反社会行为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受到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从而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犯罪性。而站在刑法学的角度上，刑事责任作为犯罪所理应承受的不利法律后果，实际上是法律对犯罪所做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换言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刑法对作为对反社会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一种法律认同。由于社会观念从古至尽都是日益开放与宽容的，因此，很多最初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都因为获得了人们观念上的认同而被排除在了犯罪的行列，成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乃至正当行为，卖淫、吸毒、自杀等无被害人犯罪在各国刑法中的变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各国刑法的发展来看，无被害人犯罪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各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容忍不了这些行为而对这些行为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日益进步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日益开放，加之某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如防治艾滋病的需要、适应人权保障的需要等），这些反社会行为逐渐博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其反社会性逐渐降低，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弱化，最终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排除于法定的犯罪之列。以此为立足点，各国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都遵循了由严渐宽的发展规律，以适应保障人权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生命科技犯罪作为社会对反社会行为的生命科技活动或相关活动的一种价值评价，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言之，其很多社会危害由于受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经常是难以被人们一开始就能够理性加以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首先假设生命科技犯罪是具有严重危害性且这种社会危害性是确定的，从而将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而为了防范这种具有臆造性的风险的发生，刑法必须配置严格的刑事责任制度，而在科学发展证明相应的生命科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不像臆想的那样严重或没有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再对相关的行为逐步解禁，将其排除于法定生命科技犯罪的行列，或以情节轻微等为由免于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犯罪控制理性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在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设置时贯彻风险预防的实际需要。
（三）生命科技犯罪具体制度对策之启示
当前，面对生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其负面效应的日渐显露，运用刑法手段，借助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生命科技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为此，不少国家都在其刑法典中或通过专门的单行法对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作出规范。当前，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导，我国生命科学技术也已获得了飞速发展，很多领域都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然而，另一方面，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如人体器官的买卖、走私与偷摘、代孕、利用生命科学技术制造毒品、非法利用和制造胚胎、非法进行人体医药实验等等。这对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在刑事立法上采取“法典式十附随式”立法模式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有关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相应的犯罪，通过配设相应的刑事责任制度来防范生命科技犯罪的发生，将生命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具体而言，应在刑法中增设基因犯罪、辅助生殖犯罪、器官移植犯罪、人体实验犯罪以及死亡判定与操作等方面的犯罪，如“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代孕罪”、“刊登代孕广告罪”、“非法利用胚胎罪”、“非法从事生殖性克隆人罪”以及“非法从事人体实验罪”等等。在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首的情势下，这显然是防范和打击生命科技犯罪，保障生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需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外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的借鉴必须以充分考量我国的现实国情为前提。这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在真空中孤立成长的，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制度也一样，它的有效运行除依靠自身的良性机制外，还必须依赖一定的文化基础、现实条件与其他制度的支援。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它自身的优势反而可能有可能异化为缺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顾现实条件地一味借鉴和全面推行，只能会招来南橘北积的后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6页。
[2]刘长秋、谭家宝：《浅论生命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黄京平：《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朱勇、崔玉明：《新医疗处遇的法律问题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谢望原：《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6]《澳门刑法典》第136条还将“造成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作为加重“堕胎罪”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规定：“一、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二、如因堕胎或因所采用之方法引致孕妇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则对使孕妇堕胎者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7]《澳门刑法典》第162条规定：“未经妇女同意，而对其为人工生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8]《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17(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受孕罪：(a)犯罪人非法拘禁了一名或数名被强迫受孕的妇女；而且（(b）犯罪人意图影响任何人口的种族结构或全部或局部消灭通常意义上的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18(1）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反人道罪中的强迫绝育罪：(a）犯罪人剥夺了一人或数人的生理生殖能力；而且（b)这种剥夺不是实施某一具有禁止怀孕的效力的节育措施的结果；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未经此一人或数人的同意……。对这类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
[9]《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1条规定：“……非谋杀而故意杀人的，处5年以上重惩役。”
[10]《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14条规定：“因值得尊敬的动机，尤其是出于同情，经被杀之人严肃且迫切的请求而将之杀死的，处监禁刑。”
[11]《西班牙刑法典》第143条规定：“第一项：诱使他人自杀的，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第二项：对自杀者提供必要协助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第三项：杀害他人未遂的，处6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第四项：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或者通过必要、直接的行为参与杀害被害人的，根据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减轻一至两级判处刑罚。”
[12]谢广宽、丛亚丽：《澳大利亚2002年禁止克隆人法案（节译）》，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
[13]在《西班牙刑法典》中，有关这类犯罪的条文只有一条，即第156条，根据该条之规定，按照被害人自由、自愿、明确要求而伤害被害人的，如下情况可以免于刑事责任：法律保护的移植器官、学术目的的绝育和外科变性。
[14]《澳大利亚联邦刑法典》第268.27条规定：如果符合下列情形，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战争罪中的）生物学实验罪：(a)犯罪人对一人或数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的生物学实验；而且（b）该实验严重危害了此一人或数人的身体或心理健康或身体的完整；而且（c)犯罪人的行为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的理由，也非为了此一人或数人的利益而进行；而且（d)此一人或数人处于一项或多项《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之下，或处于《日内瓦公约第1议定书》的保护之下；而且（e)犯罪人对此一人或数人受到这种保护的现实情况持明知或轻率的心态；而且（f)犯罪人的行为发生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之中，或与某一国际武装冲突有关。对该类犯罪行为，可判处25年监禁；而且严格责任适用于第（1)款(d）项。
[15]《西班牙刑法典》第159条规定：为消除和减轻严重疾病和缺陷，改变人类基因的，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因严重过失改变基因的，处6个月至15个月罚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1至3年的权利。第160条规定：适用基因工程学制造针对人类的生物武器或者毁灭性武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7至10年的权利。第161条规定：非以人类繁殖为目的，进行人类卵细胞受精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剥夺其担任公职、从事职业及担当任务6至10年的权利。用克隆的方法进行人类繁殖和进行其他人种选择的活动的，处前项的刑罚。
[16]肖怡：《芬兰刑法典（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张乃根：《克隆人与人权》，载《科学》，2003年第3期。
[18]卢云：《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19]附随型立法模式在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主要表现是在这些法规中规定：某种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第32条之规定：“违反《办法》和本实施办法的规定，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给予警告或罚款。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内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一、严重污染环境的，二、损害或者影响人类健康的；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7
一、科研不端行为的犯罪化
贝卡利亚指出：“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p.60)”在我国，计算机犯罪、证券期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破产犯罪等新罪名在刑法修订中的增补，就是回应社会秩序系统调整的需要而为。我们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不能再讳疾忌医，而应站在维护国家科技力量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以刑事规范做出回应。
1．部分科研不端行为应当“入罪”
科研不端行为不仅侵犯个体法益，更对科技创新、科研管理、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应以刑法手段予以规制。
首先，科研不端行为直接扰乱科学研究秩序，妨害科技进步。在从科研立项、项目执行、成果公布或发表，到成果评鉴奖励、成果转化中的后续研发的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国家的科技管理经费资助关系、不同科技部门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竞争关系和科技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精神和物质利益分配）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关系等构成科研秩序的主要内容，并依托法律、职业道德和科学研究规律确立起正常运行状态。科研不端行为直接扰乱了公平、求实、创新的正常科学研究秩序，可能对后续研究产生误导和阻碍（譬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李森科事件”直接导致了苏联遗传学科发展的凋敝）。而且，一国科学不端行为泛滥和科研秩序混乱，“其结果必定会造成国际科学界对该国研究实力的怀疑，对该国科学家缺乏信任，这显然会削弱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基础。一国在‘大科学’时代如果被排除于国际科研大分工、大合作之外，那么该国在科技发展上必定会被‘边缘化’，其发展速度必定会减缓。”{3}(p.56)
其次，科研不端行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人类在享用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威胁和危害。19世纪，美国科学家莫顿对不同人种脑颅容量数据的篡改成为种族歧视的“科学”根据，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20世纪，用于防治冠状动脉硬化的“特效药”三苯乙醇不仅没有治疗作用，反倒引发上千人的白内障，差点造成殃及千万人生命健康的医药灾难；21世纪，仅20克“热毒素”基因毒剂就可以使全球55亿人死于一旦。此外，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制不力更可能严重危害科技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譬如，科学研究泄密行为不仅关乎科研成果的优先权，还将殃及国家经济利益，甚或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而对诸如人体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和人与动物之间基因交换、移植等基因工程技术如不加以控制并保证其正当使用，无疑将冲击甚至颠覆既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秩序；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稍稍扩大就可以看到，通过增设故意制造责任事故罪对于防范别有用心者制造恶性事故、防止有害生物体从实验室的严格控制状态下逸出是何等重要。
再次，科研不端行为还同时侵害其他法益。科研秩序与其他社会秩序一样，都是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彼此联系、互为影响、甚至交织，这就决定了科研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大多数是复杂客体，并且有些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还超出了科研秩序的范围。譬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科研成果或他人遗失的科研成果非法占为己有、予以发表的侵占他人科研成果优先权行为不仅是对科研秩序的破坏，而且也是对他人特定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的侵害（其给受害人带来的精神损害可能更严重）；为了争得科研经费和科研奖励而编造、篡改科研成果，既妨害国家对科研活动的正常管理，有碍于良好学术环境的培育，又可能侵害公私财产权；未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过程控制的科研试验、成果试用则可能侵害特定对象的身体健康和不特定公众的环境权。
而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也要求我们对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刑法干预。刑法的公正性要求“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现行刑法已将很多同科研不端行为性质近似、危害更小的行为犯罪化，譬如贷款诈骗罪（与利用欺诈手段骗取国家科研基金行为性质相近）、盗窃罪（与严重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行为性质相近）、侵占罪（与侵占他人科研成果行为性质相近）等，况且部分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同性质的传统犯罪，没有任何理由对科学研究领域的类似行为网开一面。
2．国外应对科学不端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
对科研领域犯罪问题的研究不足同样发生在国外，学界对于是否以刑事手段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以及如何规制观点不一，相关刑事对策的理论研讨尚不热烈。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范围看，将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已成为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尝试以刑罚手段介入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
在美国，根据1984年颁布的《国家研究法案》，在放宽反托拉斯法对相互竞争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与开发风险机构的约束的同时，政府会就研究人员的严重不端行为向法院提出犯罪指控，而制裁形式包括判处罚金和处以为社区义务服务等劳役刑{4}(p.41)。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了一种称作“取得罚金的起诉”的制度，允许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科学失范者提起收回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的诉讼要求。[2]可见，美国在对科研失范行为的处理上，已经走出了过去仅仅依靠研究机构内部处理的老路，开始寻求大学（研究所）对失范行为先处理并写出报告，再由政府部门按规章进行治理，最后法院用法律解决的新思路，在科研失范行为问题的处理方法由道德向法律处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06年6月，美国学者ericpoehlman因1999年在联邦科研经费申请中造假，被佛蒙特州伯灵顿地方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天{5}(p.5)
在德国，1999年1月生效的刑法典中可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的代表性罪名主要包括：“国家资助欺诈罪”（第264条）、“成果骗取罪”（第265条a),“背信弃义罪”（第266条）、“伪造技术记录罪”（第268条）、“篡改数据罪”（第303条a),“重要设施的损害罪”（第318条）等；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其学术规范中将科研不端行为可能触犯的刑法条款分5类加以对照引用以警示科研人员。[3]
在韩国，捏造论文行为虽非司法处理对象，但通过造假获取研究经费则可构成“弄虚作假妨碍公务罪”和“诈骗罪”，原“最高科学家”黄禹锡2006年被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在干细胞研究过程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和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如果罪名成立，这位52岁的前韩国“民族英雄”将至少在监狱中度过3年的铁窗生活{6}(p.4)
此外，俄罗斯也在刑法典里对科学不端行为中的剿窃行为予以定罪和量刑{7}(p.73)；英国将克隆人体胚胎干细胞作为刑事犯罪对待。
二、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对策缺失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刑法亦然。一方面，在道德操守和现行法规难以抵挡科研不端行为攻城略地的情况下，作为“保障法”的刑法自当对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科研不端行为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在倡导科技创新、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不能简单强调刑罚的惩罚功能，还应科学界定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实现“科技正义”同“刑法正义”的有机统一。
1．我国科技刑事立法的缺位
我国现行科技法律体系由众多行政性立法构成，刑事规范很少。譬如，科技基本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生物技术立法《基因工程安全条例》偏重行政责任追究，缺乏威慑力；《国家科技奖励条例》对可能获得500万元奖励的申请作假行为仅规定“撤销奖励，追回奖金”的处罚，法效甚微；《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泛泛提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探究科技刑事制度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到“科学问题由科学共同体自律”传统观念的束缚，学界仍将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行为，[4]对其中的实质犯罪现象“讳疾忌医”导致理论研究几付网如；二是国家为了推进科技强国，实践中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政策多采谨慎、容忍、怀柔之策，相关刑事制裁的实务经验不足。20世纪末，尽管少数学者以创新勇气提出“科研（学术）不端行为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可构成犯罪”等观点，开始“罪与非罪”的初步探讨，[5]但已有成果有的宽泛而论，有的着眼于科技活动个别领域或具体现象，[6]总体上缺乏全面、深人的论证成果和系统的立法建议，更未触及和解决诸如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立法政策、立法模式和犯罪化的范围等基础性问题。
2．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而科技进步的关键是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是创新文化的弘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有些科研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进人21世纪以来，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执政党和政府倡导建立创新文化，号召“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实践、不屈不挠的精神，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诚信合作、宽容失败的精神，……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有力制度保障、良好文化氛围”；强调要“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作为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毋庸置疑，促进科技进步、保障科技安全乃是包括科研犯罪立法在内的科技法[7]的基本目标。其中，科技进步是指科学技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扩展深化和为满足人们及社会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所取得的进步，它主要依靠科技法规范的引导、激励功能来实现；科技法与其部门法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更多采取肯定、鼓励、奖励合法行为的方式来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的社会关系……”{9}(p.1)。科技安全主要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伦理秩序、对外国科技依赖和受外国科技遏制等层面，它更多依靠科技法规范的约束、惩戒功能来实现。而科技进步和科技安全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
笔者认为，实现科技正义和法之正义的有机统一，即实现人、自然和社会多元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成为包括科研犯罪立法在内的科技立法的价值取向。如同处理保护科技竞争与防止科技垄断的两难一样，科技立法是利益平衡、价值取舍的成果，并在持续的利益博弈中发生着价值演变。近20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展开并逐渐深入，我国的科技发展模式由行政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法制模式，科技主体与立法主体的正义观发生巨大变化—“科技不只是要提高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活动过程中的正义更值得关注”{10}(p.145)。同时，科技社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激化了伦理道德与实在法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科技法的正义内涵也在发生着演化。这就要求在保持现实科技立法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吸纳科技主体的意见，共同探求科技领域社会正义的内容，适时依科技发展和法的精神修正科技立法。
在科技法规范中，科研犯罪立法规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同相关科技行政、民事规范合力共促“法之正义”和“科技正义”的统一。“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的价值不仅仅是为国家发动和刑事刑罚权提供正当根据，而是要以刑法这种能够代表和体现社会公益的法律有效的规范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运作，防止因国家刑法权的滥用而侵害损害公民的权利”{11}（代序言p.3)。科研犯罪立法既要“合理的组织”对科技犯罪行为的反应，又要顾及创新文化和科技进步；其旨在引导科技活动方向，规范科技创新行为，而非简单的“控制”、“约束”或者“打压”科技尝试，应当允许科技风险，宽容攻关失败。毕竟，宽松、愉悦的科研环境是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基础，过于严格的外部规制则可能压抑科技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事实上，犯罪源于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有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特殊形式，任何企图实现科技领域“零犯罪”的刑事政策只能带来科技活动的停滞、衰败。
三、科研犯罪立法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代著名的法国刑法学家戴尔玛斯·马蒂指出，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在犯罪化的问题上可以源于两个思路：“一是保护社会免受新型犯罪的侵害，这些犯罪通常是与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策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政策，另一思路是确认新的权利并加以保护，这种犯罪化的刑事政策可以称之为保护的政策”{12}(p.243)。笔者认为，在科研不端行为“入罪”问题上，要实行“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
1.“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基本内涵
“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严”在于罪与非罪的刑事法网严密（确需规定为犯罪的要及时“入罪”，能通过其他规范规制的则实行“非刑事化”），刑事责任严明；“宽”在于刑种刑期设置宽缓适当、刑罚适用慎重谦抑（充分考虑科学研究行为创新性和复杂性，即便定罪也应慎用刑罚）；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科研犯罪立法政策是以“保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为目标、以合理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为基本内容的“人本主义”的刑事政策，要求我们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从而赋予充满刚性的刑事法治以丰富的道德底蕴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刑事法超越其单纯的强暴性和威慑性，强化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使公众对规范和禁令的信守奠基于对规范的内心忠诚而不是对制裁的心理恐惧之上，……”{11}(代序言p.4)这实质上是对良性法治“刚柔相济”的内在品性的反映和践行。而刑事法治的柔性品质集中体现为“理解人”（科学把握人犯罪的原因、合理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尊重人”（包括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和权利）、“关心人”（在关心社会公众普遍福社的同时，关心罪犯的社会回归），进而实现人权保障与惩治犯罪的最佳平衡，达到刑法的保障功能和保护功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因此，要审慎界定科研不端行为犯罪化的范围和罪罚的定量标准，避免范围过宽，毕竟“法律的目的应当是平等地改进所有人的机遇”{13}(p.220)，其“应该具有宽容的精神，它应当能够区分不同动机的违法行为，并根据文明和伦理的一般要求宽容某些违法行为”{13}(p.35)。首先，在入罪范围上，应从主观的犯罪人格、刑法干预的主观能力闲置、科研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和司法认定的可行性等方面综合考量，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犯罪”，对科研不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严格限定在行为人主观故意的邪恶意志上；并且，基于刑法规范补充性、不完整性、宽容性的“谦抑主义”精神，民法、行政法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最高限，才是刑法干预的最低线，因为“刑法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手段，其产生具有滞后性。它通常总是在某一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不为社会主体意志所容纳，并且其他法律已经无法调整时，作为一种带有痛苦色彩的强制性调整手段出现的”{14}(p.149)。其次，在科研犯罪的刑事责任上，应采取“重治重罪、轻处轻罪，轻轻重重、整体趋轻”两极化，实行刑种设置轻刑化和刑罚适用宽缓化，力求刑事责任形式多样化，以保证妨害科研秩序犯罪刑事责任的结构协调和刑事规制的运行效果。
2．科研犯罪的立法模式和体系
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较为完善，对科研活动中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设定了危险物品肇事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罪名；但对妨害科研秩序的实质犯罪行为则表现出立法缺失，无法有效规制违禁研究、科研欺诈、科研诈骗、侵占优先权、科研剽窃、妨害科研等不端行为。科研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与知识产权犯罪有所不同，知识产权的法益内容本质为私权，[8]行为规则更多体现市场配置和平等交易的私法性特征，故主要侵犯私益的知识产权犯罪被置于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而科研不端行为主要危害国家对科研领域的管理秩序和相关公共利益，行为规则多为公法性规范，体现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公共政策，故科研犯罪应置于刑法分则第2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基于我国刑法罪名制度的传统和现状，科研犯罪立法可以效仿金融犯罪等部门刑法的法典主义模式，在刑法分则第2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增设“妨害科研秩序罪”（小类罪），增设违禁科学研究罪、科学研究欺诈罪、侵占科研成果罪、科学研究剽窃罪和妨害科研罪等新罪名{15}(p.81)。但鉴于科研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科学研究行为的前瞻性、复杂性和科技法规范的专业性、易变性等特征，最好建立刑法典与实质意义上的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中以简单罪状做出原则规定，另行在科技单行法律中细化，直接规定违禁研究、科研欺诈、科研诈骗、侵占科研成果、科研剽窃、妨害科研活动等需要增设的犯罪与刑罚，形成以科技特别刑法为主体的制度结构，以便较好地廓清科研不端行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界限，及时解决科研秩序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刑事政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作为刑事政策外在形式的某些原则、方针或具体措施，而是以这些原则方针或措施作为载体所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对付犯罪的意志倾向”{16}(p.40)。犯罪源于社会矛盾，是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刑罚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心理威慑力量，显然不可能与促成犯罪的社会矛盾等深层次原因相抗衡。基于刑法干预的主观能力闲置（刑罚本身就是对犯罪之恶的抑制之“恶”，具有相对性），现代社会的犯罪（广义和实质的犯罪）控制逐渐演化成一个具有复杂的层次和结构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既有国家代表整个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正式反应，也有市民社会组织的非正式反应，而且治理模式正在从“国家本位”向“国家、社会双本位”转变。对于吓阻科研不端行为而言，国家的正式反应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追究，社会的非正式反应包括职业道德、行业自律、舆论批评等，只有构建“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舆论评价）规范，第一次法律（行政法、民法）制约，第二次法律（刑法）制约”的犯罪化作业过滤机制，实施非正式反应和正式反应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才能治标、治本，创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良好环境与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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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涛：“试论科学不端行为的犯罪化”，载《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4}汪力：“反托拉斯与技术创新”，载《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0年第3期。
{5}郝*:“在申请经费过程中伪造数据，美国科学家首次因学术不端行为获刑”，载《科学时报》2006年7月4日。
{6}林颖：“黄禹锡出庭受审，承认造假否认违反生命伦理法”，载《法制日报》2006年7月5日。
{7}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8}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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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2}[法]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3}吴玉章：《法治的层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赵秉志、于志刚：“计算机犯罪及其立法和理论之回应”，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5}徐英军：“增设妨害科研秩序罪的立法构想”，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16}张远煌：“论刑事政策的概念”，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政策专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形形色色的学术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有着其深刻的利益背景，是行为人进行利弊权衡、效益分析的结果，可以从社公学、经济学和犯罪学多角度展开分析。参阅笔者：《学术越轨行为——利益背景与刑事规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98-101页。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河南省2007度软科学计划项目“科技创新的刑法保障系统研究，’（项目编号：072400430570)的阶段性成果。形形色色的学术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有着其深刻的利益背景，是行为人进行利弊权衡、效益分析的结果，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犯罪学多角度展开分析。参阅笔者：《学术越轨行为页。利益背景与刑事规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98一101
[2]responsiblescienceensureintegrityofresearchprocess,nationalacademypress,1992.p.115.
[3]即侵犯私人生活领域、侵犯生命的犯罪行为和人身伤害、财产性犯罪、伪造证件和财产损害5个方面，参阅中国科学院网站资料《科学研究中的道德规范》，来源总结报告中建议“在刑法中设立伪造数据罪”；200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科技活动中的‘罪’与‘非罪’的界定及相关法律问题研究”项目并予以资助。
[6]笔者所知道的专著只有两本：刘长秋著《生命科研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李庆阳等著《科研犯罪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另有《论科学不端行为的犯罪化》、《“禁止克隆人”立法的起点》等数十篇论文。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8
关键词：公安教育刑事技术CDio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a）-0059-02
CDio模式是一种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已经渗透到工程教育以外的诸如法律、医学等学科，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CDio是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CDio教学模式是将职场环境作为教育模拟环境，根据工作岗位对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具体需求，进行学习任务设计和课程体系重组，并以项目训练为载体实施教学活动。笔者根据公安实战工作对刑事技术人才知识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具体需求，采用CDio教育理念指导刑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从而构建了公安高等教育中刑事技术专业CDio实践教学模式。
1刑事技术专业的CDio实践教学模式总体构思
CDio理念强调让学生在做中学的观点，构建刑事技术专业CDio实践教学模式只有在对刑事技术专业各岗位的工作任务进行准确、深入分析基础上，论证并修订教学计划、调整并完善课程设置、优化并充实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
建立以“主干课程实验教学平台、专业综合实训教学平台和公安实战教学平台”三大平台为核心的CDio实践教学模式，并将适应岗位工作任务需求的实践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学期的人才培养阶段性目标进行层次分类，建立各学期的讲授课程群体系和实验实训教学课程体系。在基础层次和综合层次的课程群教学过程最后环节，以技能考核方式强化实践教学效果。如图1所示。
2刑事技术职业任务分析与设计
要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实践教学模式，必须以职业工作任务分析为基础，根据CDio模式改革的要求，结合刑事技术专业特点，设计访谈提纲和引导性问题，广泛开展调研工作，同时也可以与公安实战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访谈活动，明确公安实战中刑事技术工作任务对人员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创设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岗位要求相一致的典型训练项目，为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与建构提供指导。根据教育教学认知规律以递进方式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和重组，设计实验实训课程内容，提高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效率。
3依托主干课程实验教学平台，培养学生的单项技能
CDio模式的主干课程实验教学平台，主要是由痕迹检验、笔迹检验、刑事照像中的各分支课程实验教学组合而成。课程实验内容属专业基础实验性质，以开设验证性、示范性实验为主，重点培养学生单项技术能力，使学生掌握刑事技术不同专业方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并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提升奠定基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加强验证性实验和实验设备规范操作的教学组织管理指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也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及严谨的实验态度。
4依托专业综合实训教学平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CDio模式的专业综合实训平台是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形成专业素养的专业实践平台，注重刑事技术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团队协作交流能力。专业实训教学平台应由课内实训基地和课外实训基地组成。
（1）以实验实训课程训练为主构建课内实训教学体系。
为了保证实验实训教学效果，实验实训课程教学应与相应的理论课程教学同步进行，学生边学习理论知识边进行专业课程的技能实训。教师应围绕岗位任务和培养目标，设计以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为主的专业实训项目。实验实训教学中，强调学生独立检验鉴定能力和复杂案件综合实践能力的训练，拓展学生刑事技术科学知识的同时，提高与巩固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警察职业精神。
（2）以开放实验室、模拟仿真实验和学生参与办案实践为主构建课外实训教学体系。
CDio教育模式采取以项目为中心、学生为主体的“做中学”教学模式，必然会导致学习组织形式的变化。限于学院总体教学计划安排，目前刑事技术专业各专业方向课程学时较为紧张，弥补实训学时有限对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不足，可以通过建立开放实验室制度、模拟仿真实验和鼓励学生参与办案等多形式实践教学渠道，构建课外实训教学体系。
5依托公安机关实战教学平台，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公安实战平台，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刑事技术岗位工作环境。学生在公安实战平台中接受公安一线的训练，在现实工作中培养学生的警察职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全面提升CDio系统的综合专业技能的培养。搭建公安机关实战教学平台，需根据专业方向特点进行选择，并要加强实战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和完善。
6改革实践考核方式，保障CDio模式应用成效
考核活动是教育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如何通过考试反映出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是刑事技术专业CDio实践教学模式中的重要环节。探索与研究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践课程考核内容与形式，应当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警察职业精神等综合职业能力的考核，改变目前考核形式中以笔试为主过于单一的现状，采用口试、实际操作和模拟现场综合检验等多种考核形式，丰富考核载体和手段，从而保障CDio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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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9
关键词:痕迹检验技术;刑事诉讼;应用;研究
一、痕迹检验技术概述
在刑事科学中，痕迹检验技术是其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检验技术。简单来说，痕迹检验技术就是运用痕迹检验的有关理论知识和相关的方法来对各种各种的犯罪痕迹进行提取、分析、检验与鉴定，并总结其所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更好地揭露了犯罪行为，也为警方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审判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与证据。因此，痕迹检验技术被广泛应用与各种刑事案件的侦破中。以往的痕迹检验技术主要是依据以下几个方面:依据指纹进行检测、依据足印进行检测、依据犯罪工具进行检测、依据车辆的痕迹以及破锁的痕迹进行检测。
二、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
(一)确定案件的性质并判断是否立案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当中，立案是首要环节。只有立案了才能启动刑事诉讼的一系列程序。公安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一旦犯罪事实成立并确定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就应该立即立案。如果立案不及时或者不够准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案件的处理，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而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经常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对案件的事实或者性质不明确。比如像高楼坠落死亡，到底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死亡就很难判定。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运用痕迹检验技术对现场的一些死亡痕迹进行详细的分析与鉴定，从而准确地判定案件的性质。
(二)为侦查提供线索并缩小侦范围
在大部分的犯罪现场，犯罪份子总会遗留下一些犯罪痕迹。有可能是生理痕迹，比如像犯罪分子的毛发，指纹或者足迹等。也有可能留下一些其他类型的痕迹，而通过这些痕迹往往可以推断出作案人员的年龄，性别，人数，身高，以及所使用的作案工具或者作案手法等等。通过痕迹检验技术的有效运用，可能很好地缩小侦查范围，从而锁定嫌疑人，大大提高了破案的效率。
(三)痕迹检验技术的鉴定结果可以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
在刑事诉讼当中，无论是阶段还是审判阶段，报案人员在犯罪现场所提取到的犯罪痕迹，只要经过了痕迹检验技术的鉴定，其结果便无需任何其他物证的佐证而直接可以作为指正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三、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事侦查应用中的水平提升
(一)深入理论研究，完善相关立法
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侦工作中应用的理论知识起步比较晚。相关工作人员总是重实践而比较轻视理论的作用。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更好地实践，而实践又可以不断地修正理论。只有两者的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痕迹检验技术和综合侦查的完美结合。
(二)推动技术发展，提升人员素质
相关侦查机构应该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检测设备以及检测方法。对于一些陈旧的痕迹检测理论应及时进行淘汰处理。除此之外，还应对痕迹检测人员实行考核选拔制度。不断提升痕迹检测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养。进而不断推动我国痕迹检验技术的快速良性发展。
(三)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收集工作
在我国的《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探检查规则》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相关执法人员务必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严禁采用非法手段对犯罪证据进行收集。并坚持在法治社会管理下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另外，国家还应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以合理的制度来对相关人员进行管理与约束。并对痕迹物证的收集程序进行不断的完善。
(四)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
我们还应该不断引进一些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技术。例如:可以将痕迹提取部门和痕迹鉴定部门各自独立开来。这样可以使得两个环节也互相独立，更好地确保了检验结果的真实与准确。从而使其的证据力更加客观和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痕迹检验技术也面临着不断与改进的压力。只有不断地研究与创新，朝着数字化、自动化与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才能在刑事侦查中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错判与误判，进而可以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刘强，高青．痕迹检验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及其研究［J］．祖国，2016，19:147．
刑事科学技术总论篇10
[论文关键词]刑侦基础工作；问题；对策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刑侦基础工作
刑侦基础工作是打击罪犯并成功破案全过程的根基所在，在打击破案过程中发挥着扎实基础、创造条件和提供线索的重要作用，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刑事特情与刑事侦查技术是刑侦基础工作的三大基础，而且是全面提高刑侦工作整体战斗力与工作效率的根本性工作。当前，我国刑侦基础工作仍然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充分运用刑事技术勘察现场开展刑嫌调控和运用刑事犯罪情报资料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案情的综合能力较差，这项基础性工作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打击犯罪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侦查方式
所谓侦查方式是指侦查主体综合运用各类科学如：社会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及心理学等相关方面知识在侦破刑事案件过程中所运用的措施、手段、谋略和途径的总称，侦查方式并不是指侦破某一起（类）案件所运用的某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而是指将侦查理论和侦查实践结合起来的一个方法论体系。
为了顺应当前刑事犯罪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各级刑侦部门始终要以“科技、信息、证据、事实”等为重点，不断进行侦查方式和侦查观念的转变与创新，不断提高侦查水平、侦查理念和办案水平，努力达到“多破案、快破案、办好案”的刑事工作目标。
二、刑侦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刑侦体制不适应实战需要
侦查工作机制，是指侦查机关通过加强对其工作人员的组织，并就案件侦查工作进行分工的工作机制的统称，主要包括侦查方法的选用、工作人员的激励、执法质量的监督、技术与情报支援等方面。我国在前些年曾经进行试点采用了命案招标制、探长负责制等等侦查方式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是实践证明这些都不是高效的侦查工作机制。所以说我国当前的侦查工作机制，任然沿用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较为传统的侦查工作机制。
（二）基层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过去计划体制的影响以及各部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内部机构设置较不合理。部门设置重叠交叉，职能单一，各部门分工过细，而属于应由多警种、多部门共同完成的综合性业务则经常出现职责不明确、互相推诿扯皮、责任不落实的现象，部门苦乐不均，阻碍了整个公安机关合力的发挥。
（三）侦查违法现象突出
随着刑事犯罪案件的增长，公安部领导对相关方面越来越重视，在公安部领导的带领下，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广泛开展了对侦查活动中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治理和整治的活动。通过此类整治活动，使公安队伍人员更新了执法观念，摒弃错误认识和以暴制暴的做法，使得执法办案的综合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时，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形成了规范、高效的内部管理模式。但是，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三、对策研究
（一）确立信息整合的理念
所谓信息整合，是指在展开刑侦基础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应该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载体，建立起全国乃至全球一体化、可以实时更新并且资源共享的刑侦基础工作信息平台。信息整合一般包括几点以下含义。
首先，为了顺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刑侦基础工作必须走信息化道路。刑侦基础工作必须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载体，以信息资源的形式充分体现出刑侦基础工作的成果并实现实时网络资源共享，使其完全摆脱过去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破案方式和运行模式，节约人力、时间成本，大大提高刑侦基础工作的便捷性和效率。
其次，刑侦基础工作必须坚持走一体化整合道路。一方面，应该将各项具体刑侦基础工作项目进行有机整合，以发挥整体优势、系统效益和综合效益，克服过去刑侦工作中各自为战，彼此分离的低效率做法。另一方面，刑侦基础工作在整个刑事侦缉工作中并不是封闭、孤立的，只有将刑侦自身的信息资源与外部信息资源充分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因此，在信息采集和利用等基础性环节，必须树立开放的观念，提高侦查信息采集的质和量，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类刑事基础工作所获得和整理到的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其他政法部门提供的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
第三，在刑侦基础信息建设与应用的过程中必须对工作内容进行不断的动态调整、不断地剔除各类干扰信息、整合有用信息。当前，刑侦基础工作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各种类型的侦查信息，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整体功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的真伪程度高低以及信息有效性程度的高低。因此，要想获得实时高效有用的信息，刑侦基础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是一个动态建设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刑侦基础工作的基本内容框架是相对稳定的，但根据社会背景的发展变化和犯罪情况的发展演变及侦查工作需求的发展变化，刑侦基础工作的具体内容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应该借助刑侦基础工作信息平台不断扩充、调整，最大限度地获取侦查可用信息并不断扩大其范围、扩充其数量，切忌因循守旧。当然，对于已经采集到的和已经获得、充分掌握的信息，应该及时地予以更新，最大限度地确保其时效性和真实性。
（二）规范刑事案件受理、立案、办案工作机制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保一方平安的基层综合性战斗实体，是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的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通过基础工作、防范工作、群众工作和治安管理，及时发现、依法打击辖区内的刑事犯罪活动。
（三）加强刑事情报工作
首先对各基层所队刑事情报监管员进行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其刑侦阵地控制、情报信息运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其次是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刑事情报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交流、探讨当前我国刑事情报工作出现的各类新状况，并提出应对措施。再次积极争取各基层所队对全国刑事情报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认真研究综合分析改进措施。最后是对刑侦工作考核细则进行详解，指导基层所队开展新时期刑事情报工作。
（四）加强刑事技术建设，走技术强侦之路
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可以说是第一破案力所在。所以，在犯罪分子作案手段不断更新的今天，加强现场勘查，提高痕迹物证特别是微量物证的提取率和利用率，强化刑事侦破新技术的推广和研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1.把好现场勘查关，努力提高取证率。破案公式≈细致的勘验+深入的访问+神奇的推理+保护现场+领导（媒体）重视。犯罪现场保护是指对犯罪现场进行警戒、封锁等，使其保持案件发生或发现时的状况。加强对犯罪现场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是现场勘查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其次可以为搜集证据和第一手犯罪信息提供保障，再次可以为现场分析提供依据，并有利于保守犯罪现场及现场勘查的秘密。
对罪案现场的保护一般可以采用多层警戒法，首先，在第一层应当设置一个或多个检查岗，进行交通管制或限制无关人员通行，并且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设置新闻中心；其次，第二层设在紧邻罪案现场处，只有警方人员、急救人员、后勤人员及官方的车辆可以进入该区域，该区域可以安排级别较高的人员进入，可以接近罪案现场，但是不得进入现场，更不能破坏物证，在这一层内设立指挥中心；最后，对于进入第三层的人员应当进行严格的管控，在理论上只有罪案现场勘查人员方可进入第三层。
刑事案件现场是重要信息源和证据源。破案线索基本上都是来自犯罪现场。目前，公安机关多个职能部门在侦办犯罪案件，但是有许多案件我们都忽略了对罪案现场的勘查，往往存在“重大案现场勘查，轻视小案现场勘查”等现象；因此，必须树立刑侦人员良好的现场勘查观，要普及现场勘查知识，培训大批现场勘查人员，把常规勘查器材配备到责任区刑警中队和派出所。
2.强化微量物证的发现、提取和利用。微量物证是指能够证明犯罪的微小的物质材料或痕迹。微量物证的检验，需要借助科学仪器进行物理或化学分析，以确定材料的分子特性、化学成分或者外观形态。在我国司法鉴定中，微量物证是指在案件中提取的体小量微、能以其自身结构属性等证明其与犯罪嫌疑人、事、物、时等存在客观联系，从而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质性客体。
微量物证一般多运用于刑事案件，此类证据对罪案的侦破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确定案件的性质、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能够印证案件中的其他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