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收措施篇1
摘要：本文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分析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各国对电子商务采取的税收政策，提出关于我国面对电子商务税收的对策。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互联网派生的一种新的商业贸易形式，在知识爆炸式发展的今天迅猛成长。它作为一种新兴贸易形式推动着经济发展，并且在提高贸易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电子商务也给各国的税收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课题。
一、电子商务征税存在的问题
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在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推动的同时，也给各国的税收带来了问题。因为无论是现行的国际贸易条约，还是各国法律的现行规定都是为适应传统的有纸贸易的要求而制定的，当这些现行的条约应用于国际电子贸易时必然会引起法律上的不协调。
第一，确定纳税主体难。电子商务是在网上进行的，个人或企业的身份是可以虚拟的，网站只是中间媒介，买卖双方完全可以在网上沟通好后再通过网下完成交易，税务机关难以察觉交易的发生，即使知道有交易行为发生，如果刻意隐瞒，税务机关要找到买卖双方也非常困难，大量的税款在网上交易中流失。
第二，确定税收征管对象难。电子商务改变了产品的形态，借助网络将有形商品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传输与复制，模糊了有形商品、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及服务之间的概念，难以确定一项收入到底是何种所得，失去了区别税收性质和税种的依据。传统的凭证是以纸质销售凭证为基础的，而在电子市场这个独特的环境下所有买卖双方的合同，以及作为销售凭证的各种票据都以电子形式存在，这使传统的追踪审计失去线索。
第三，实行税收管辖权难。首先，电子商务弱化地域税收管辖权。地域税收管辖权是对来源于一国境内的全部所得，以及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财产行使征收权。地域管辖权以各国地理界线为基准，电子商务则消除了国家间的界限，模糊了地域管辖权的概念。其次，电子商务动摇了居民管辖权。居民管辖权是对一国居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部所得和财产行使征税权力，而现行税制一般都以有无住所、是否为常设机构等作为纳税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然而，电子商务的虚拟化，往往使企业的贸易活动不再需要原有的固定营业场所等有形机构来完成，造成无法判定国际税收中的这类概念。
二、电子商务税收的国际形势
1)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认为对电子商务征税将会严重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美国已对电子交易制定了明确的暂免征税的税收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因特网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其非常有效的一面。此外，从美国政府的主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极力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面。因为完全免征电子商务税的物品，无非是软件、音像制品及书籍等，而这些产品大都是美国的出口产品。这样可能导致美国一直居于国际电子商务的主导地位。
2)以欧盟为代表的征税派，认为税收应该公平，电子商务不应免除其他交易方式负担了。的税收，电子商务必须履行纳税义务。欧盟委员会对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保证税收不流失；二是要避免不恰当的税制扭曲电子商务。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商务如何征税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刚刚开展尚未起步，对电子商务征税大多仅处于理论阶段。不过发展中国家大多希望对电子商务征收关税，从而设置保护民族产业和维护国家权益的屏障。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目前我国对于网上交易行为是用现有税法来控制和征收，而不是设立新税，这也是国际通用做法。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国税法规定，网上销售新货的生产经营型企业应缴纳17％的增值税；销售旧货按照财税(2002)2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旧货和旧机动车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这些交易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笔者认为，中国在电子税收方面以后的发展，一方面，给那些应该得到扶持的电子商务以恰当的优惠措施；另一方面，可以对现行税收征管法进行适当的修改、补充、重新界定和解释，并增加有关适用于电子商务的条款。在这两方面应该努力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平衡。现在虽然暂不对电子商务征税，但是也应该着手制定关于电子商务税收的政策，以期面对未来我国繁荣的电子商务市场。电子商务虽然与传统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它并没有改变商品交易的本质，它与传统贸易应该适用相同的税法，对现行税法进行完善即可。具体措施：
第一，明确纳税主体。可建立专门的电子税务登记系统，建立电子商务纳税申报系统，跟银行的个人帐户或企业帐户实行联网，可助于掌握纳税人是否有资金流动。
第二，明确征税对象。可发行数字化发票，加强税务电子工程建设，建立税收征管及监控网系统等，另外税银联网有助于了解交易的数额。
税收征收措施篇2
关键词：排污收费；环境税收；环境税率
中图分类号：F810.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027-02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和运用排污收费政策治理环境，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在理论基础、法律依据、测量标准、执行程序、实践效果等方面已取得不少效果。仅从收费范围上看，已规定了污水、废气、噪声四大类100多项排污收费标准，一些省、市、自治区还提出了数十项地方补充收费标准。排污收费制度对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具体的环境税收，环境税系统实施起来还有一些实践上的困难，我国现存的与环境税有关的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下面给予详细说明。
一、征收环境税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问题
(一)技术落后，税率很难确定
实施环境税的关键在于解决开征环境税的有关技术。征收环境税必须具备足够的技术可行性，这是因为环境税的征收将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和过程。
根据庇古的理论，环境税率取决于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差，或私人边际效用与社会边际效用之差。从环保角度看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差就是环境污染或环境的损害。一种污染对环境的损害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损害的明确分类及精确度本身就是问题，这就使得社会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估算比较困难。而且依据目前我国的实际，要准确的估计出边际损害是非常困难的，要找到正确的税率也是很难的。对此，只能采取估计的税率，在实践中找到最适合环境税率，并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
(二)现行税制不够完善
我国现有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依赖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税收优惠措施，缺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针对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税的专门税种，涉及环境有关的税种也不多，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增值税这五种税收。这些税收措施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的政策导向，与政府其他的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和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首先，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和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税。而此类税种在环境税收制度中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于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的环境保护作用。其次，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收措施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环境税执行机构的确定
征收环境税就必须要有一个执行机构来行使征收权力。而目前，税收是由税务部门来征收，排污费是由环保部门来收取。显然，环境税由哪个部门来征收还需要仔细研究确定，这也是关系到环境税能否及时、足额征收的保障条件。
二、环境税征收问题的政策建议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已经陆续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实现税制绿色化。所谓绿色税制化是指通过取消对环境有负面效应的扭曲性的税收条款和补贴，调整对环境有负面效应的扭曲性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开征新的环境税，从而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我国环境税的开征应该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循序渐进的施行。
(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适合税率
环境税税率直接关系到环境税对污染物排放者的调节深度，当然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最适当的税率应当取决于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差，或私人边际效用与社会边际效用之差。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准确的计量一个最佳税率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在制定环境税税率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 实行差别税率
在设计环境税税率时，应该根据相对完整的信息，由税务机关同环保部门共同确定一个折中的税率，并通过比较不同污染物造成的不同损害程度实行差别税率。如征收碳税，即对燃料燃烧释放二氧化碳而形成的温室效应征税。燃煤是温室效应的一个主要原因，煤含碳量较高，而产生相同的热值。天然气需要的燃料相当于煤60％的单位碳量。因此，对于低碳燃料，如天然气，碳税应该低些，而高碳燃料就高一些，从而设计出相应的税率。
由于我国各地气候条件、产业发展程度、人口密度状况以及对环境的需求程度等因素的差异，同样的污染物或相同的污染量在不同地区，其边际社会损害程度将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在全国上下统一施行单一税率。最适合的环境税税率应是根据每一种污染物在各地污染程度的边际影响程度，设计差别税率。例如，日本政府按二氧化硫排放量把各市划分为a、B、C、D、e、F、G等7个区，再相应制定不同的税率标准。
2 税率不能固定不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防治污染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提高，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不断变化，所以，环境税税率的制定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首先不能一开始就把税率定在庇古税税率水平上。对排污者征税，目的是节制其污染行为，使废弃物排放保持在自然界能容纳的限度内。如果税率定的太高，就有可能既抑制了社会生产活动，又导致了社会为“过分清洁”的环境付出过高的代价的现象。如果开始就把税率定在庇古税水平，就有可能增大企业改革的压力，影响社会稳定。考虑到这些情况，我国在建设环境税收体系时，税率应有一个由低到高逐渐变化的过程。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又要保护环境的目的。
(二)完善现有税制，开征新税种
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的不足，需要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各种税种相互配合和制约的环境保护体系。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提高与环境保护相关税收的比例；二是直接引入新的环境税。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其基本内容有：调整现行税种的环境要素比例，将现有的具有环境税收的基础的税种进行改造，使之更能符合环境税收目标的要求；开征新的环境税种，为环境工程筹集必要的资金等。
(三)加强税收部门与环境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分工
税收征收措施篇3
［关键词］碳关税；影响；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48-01
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各国权益的博弈和竞争下结束，虽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可以看出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全球各国的共识。一些发达国家也从自身利益和优势出发，寻求采取征收碳关税来改变目前全球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是借着保护全球环境和低碳经济的名义，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成本，实行对自己国家的贸易保护。所谓碳关税，是指国家或地区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通俗来讲就是对来自碳排放较高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于渐行渐近的碳关税征收，中国应该尽早做好准备，分析碳关税征收对中国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研究应对碳关税征收的措施。
1碳关税对中国外贸的积极影响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能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等粗放型产业是我国主要的产业支柱，而我国出口的产品多为低端产品，特别是石油、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重污染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很大，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资源能源结构和消费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低碳型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以此次碳税征收为契机，顺应低碳经济发展，以绿色科技为核心，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产业的崛起。对钢铁、有色、化工等重污染行业推行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对落后的生产设备进行淘汰，引进新型环保设备，对生产工艺加快更新，实现最低程度的碳排放。
虽然中国现在在出口规模上跃居全球第一，但是从出口产品的结构、产品竞争力、自主创新程度等方面来看，中国仍然称不上贸易强国。因此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对中国的贸易发展来看，不仅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它是我国多年来以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为代价的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
2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外贸的不利影响
（1）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形象，对中国形成制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针对碳排放征收的关税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如果中国接受此项关税的征收，欧美发达国家会借此机会从中国得到大笔的收入；如果反对征收碳关税，就被其他国家指责只顾国家利益不顾全球环境、不负责任等罪名的指责，损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贸易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2）冲击中国的出口贸易，增加我国出口贸易的压力。据估计，一旦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可能要面临平均26%的关税，而出口量将会因此下滑21%。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在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中钢铁、建材、机电等传统高碳产品则占据了我国出口产品一半的比重。对这类产业的改造则面临着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制约，一旦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对从我国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3）给高耗能行业带来冲击，影响国内就业。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将对中国国内的就业、劳动报酬以及高耗能等相关产业造成负面影响。由于碳关税的征收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以能源作为生产动力的企业会采取提高产品价格，减少生产等措施。另外，由于我国很大一部分企业是以价格优势在国际市场与人竞争，失去价格优势，我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将会减少，这将直接导致企业失去效益甚至倒闭。而企业倒闭将会导致大批企业工人失业，提高我国的失业率进而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面对碳关税政策我国应采取的措施
（1）积极参与碳关税相关的国际条款的讨论，争取制定规则的主动权。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包括碳排放在内的各项国际环境公约或多边协定条款的讨论和谈判，坚决反对以保护环境之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观点，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利用现有的国际协调机制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主动开展环境外交活动，就碳关税的问题多与国际社会进行了解和沟通，要让国际社会对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有一定的知晓，争取将具体问题也可以成为谈判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要在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让我们国家能够具有有利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为我们的出口企业创设出良好的成长空间。
（2）增加扩大内需的力度，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需要构建在内部的消费和投资基础之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所在，尤其是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有增无减的背景之下就显得更加重要，增加国内需求是推动我们国家经济持续增长，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可行之策。我们需要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量，积极地扶持民族的品牌，降低甚至杜绝三高产品的出口，通过政策引导来提升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数量，全面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
（3）增强培训的力度，多管齐下推动就业。我们国家在高碳行业就业的人员其文化素质较低、缺乏较多的专业技能。这样就需要我们加大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劳动人员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同时鼓励创业活动，让创业来积极消化劳动力。要打造好功能健全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劳动力的配置作用。同时还需要加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全面确立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还需要建立顺畅的劳动信息渠道，让劳动力可以合理有序地流动。有关部门还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失业人员不会有温饱之忧。
（4）促进低碳经济的全面推行，加快企业转型的步伐，构建起低碳社会。加快低碳经济的推进速度，树立起环保的理念，争取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通过对科研的持续投入来引导企业改变产品结构，制定出奖惩分明的政策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而且节能减排还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切入点，争取实现清洁可持续的发展，为应对气候可能的变化作出努力。通过加大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来促进科技的创新，提升产品的质量，研发并生产绿色产品，以此来打破贸易壁垒，增强我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政府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避免外资中的重度污染，减少碳密集产品的进口，增加对于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雷明.应对碳关税的战略和对策［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8）.
税收征收措施篇4
【关键词】英国遗产税社会公平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收入分配公平成为社会热点的背景下，遗产税的开征，有利于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英国遗产税征收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英国遗产税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
1、免税赠予
（1）Smallgiftsexemption小额赠予免税，指不超过250英镑的财产赠予
（2）marriageexemption婚姻赠予免税，指父母赠予的财产价值不超过5000英镑，，祖父母赠予的财产价值不超过2500英镑，其他人赠予的财产价值不超过1000英镑。
（3）normalexpenditureoutofincome收入中支付的正常支出，如父母每年给孩子缴纳的学费和保险费
（4）theannualexemption年度免税额，每年3000英镑，未用完的免税额只能向前结转一年，而且只能在扣除当年免税额之后使用，所以每年最多可扣除6000英镑
（5）inter-spousetransfer转赠给配偶免税
（6）Giftstocharitiesandpoliticalparties给慈善机构和政党的赠予免税，这里的政党指在转赠前最后一次大选中，有两个党员获得众议院的议会席位，或者有一个党员获得众议院的议会席位并且作为此政党党员的候选人至少要获得150000选票。
2、应纳税赠予
（1）Chargeablelifetimetransfers（CLts）生前应税财产转让，发生赠予立即征税，并且赠与人在赠予日之后7年内去世也要由法定继承者或受赠人缴纳遗产税。
CLts主要是针对两种信托，Discretionarytrust（Dt）自由裁量信托与interestinpossessiontrust（iip）2006年3月22日及以后创设的非合格的权益占有信托。
CLts征税实为赠予人生前就财产转让缴纳的赠予税与其死后由继承者就应税遗产缴纳的遗产税的综合。
即
Lifetimetax终身税，发生赠予立即征税
CLts
additionalDeathtax死亡附加税，赠予后7年内
去世征税
当赠予税是由赠予人或信托人支付时，赠予额扣除了免税额（ae）后的差额视为财产转让净额nettransfer（nt），那么应税财产转让总价值Grosschargeabletransfervalue（GCtV）就等于赠予税税额加上转让净额。反之，若由受赠人或受托人纳税，赠予额扣除了免税额后的差额即视为财产转让总价值（GCtV）。
即
GCtV=
（2）thenilrateband（nRB）零税率等级宽免，2012/13，2013/14，2014/15年度的nRB为325000英镑，也可以理解为英国的遗产税的起征点为325000英镑。赠予前7年内有应税财产转让价值（GCtV）须从赠予当年的nRB中扣除。
3、生前可能免税的转让
potentialexempttransfer（pet）生前可能免税的转让，可视为pet的有
1、个人间的转让，除转让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Spouse）
2、2006年3月22日之前设立的个人拥有的独占权益的合格信托，这里的个人是除信托人及其配偶或民事伴侣（Spouse）外。
3、Baretrust（Bt）消极信托的转让
4、2006年3月22日之前专门针对孩子设立的被称为累计与抚养信托的自由裁量信托Discretionarytrust（Dt）
4、taperrelief边际减免
应税财产满三年以上，按照赠予日到赠予人死亡日之间的年份数目确定的百分比来计算遗产税减免扣除额，具体适用如下：
（1）如果在一年到两年之间死亡，则缴纳80%的税；
（2）如果在两年到三年之间死亡，则缴纳60%的税
二、英国遗产税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也伴随许多社会问题。各方面的具体测算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拉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遗产税，作为税收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调节过高收入，逐渐提上税收改革日程。遗产税的开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许多现实意义。
税收征收措施篇5
税收是每个阶段必不可少的聚财方式，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采取的聚财方式有所不同（从奴隶社会的劳役形式，到封建社会的实物形式，以致到当今社会的货币形式），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税收”二字，但从根本上来说，与现行的税收相差无几。每个社会阶段为了更好地维持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的正常运转，都在不断地苦心探讨和筹划更优化的聚财方式和手段。从这一点来看，税收制度是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的，并非已成定局一成不变。税收虽然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存在的必然产物，但税收还必须顺从和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当今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为使国家机器良性运转，无论是税收制度还是管理手段，都应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虽然九届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4月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1992年9月颁布实施的原征管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实际工作当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和纰漏，根据本人经验的积累和看法，现对税收征管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探讨性的观点，与大家进行讨论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一部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的程序法。本文对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如何完善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观点。
关键词：税收法律制度完善
税收征收管理，指国家征税机关依据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对纳税人应纳税款组织入库的一种行政活动，是国家将税收政策贯彻到每一个纳税人，有效地组织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的一系列活动。这个活动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执法过程。因此，税收征纳各方只有按照法定的方式、和步骤来进行自己的征纳税活动，依法行使征税权力和履行纳税义务，才能形成规范、有序的征纳关系和良好的税收征纳环境。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国务院领导提出了“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治税方针，把加强征管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了保障新税制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税收征管工作，适应加入wto和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构建统一、公正、效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律体系，为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和纳税人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以充分发挥税收在组织收入、调节经济中的职能作用。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要求，我国正在积极建立统一、公平、法治、开放的税制。
一、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形成
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随着新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依据税收征管的立法情况，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4月21日。为了统一全国财经政策，前政务院于1950年1月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统一的税收法规，即《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税收的宏观调控和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被忽视，税收法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定分散在各个税收法规之中。《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是一部综合性的税收法规，它在规定了实体问题的同时，还规定了高度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即税收立法权和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与税率增减调整的权力都归中央，因此，《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是一部“实体”与“程序”规范不分的法规。
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自1986年4月21日至1992年12月31日。为了改变税收征管制度分散、混合、不规范的状况，适应当时正在进行的税制改革，1986
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对于促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监督管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开始单独立法，初步实现了税收征管制度的统一化和法制化.开始走向统一立法的阶段。
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自1993年1月1日起至2001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正式实施。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于1993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个别条款作了修改。这是我国在税收方面由部门规章上升到法律程序的，调整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的第一部法律，也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效实施，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又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发票管理办法》、《税务稽查工作报告制度》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颁布与实施，使税收征管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开始步入法治化轨道。但是，由于的局限性，这部第一部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税收征管基本法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从政府对纳税人管理的角度考虑多；二是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和管理行为没有约束；三是很少考虑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四是国家税款优先的地位没有明确等。
第四阶段：这一阶段自2001年5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正式实施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案，经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01年5月1日正式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税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税收领域的基本法律，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规定的十分具体，同时由于税收征管的涉及面很广，业务量很大，复杂程度高，使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许多原则性法律规定，由于缺乏必要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规定而难以落实，2002年9月7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经国务院总理签发第362号国务院令颁布，并于2002年10月15日正式施行。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税收征管的法制化进程。标志着我国的税收立法正在逐步走向完善。
二、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1、建立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1993年《税收征收管理法》通过后，国家和各地方又相继制定了与征管法配套实施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而大体形成了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为“母法”，以税收征收管理各专门法和单行法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征管法律框架。表现在：制定了《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业务规程》、《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组建在各地的直属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局实施意见的通知》（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范围意见的通知》（1996年）、制定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务院1998年）、《行政处罚法》（1996年），《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行政复议法》（1999年）。另外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中专门涉及税收犯罪的就有14个条文，并在第三章第六节中单独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等。2001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2002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实施后，国家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法律法规，如《关于加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试点工作方案》（国税发[2001]137号）及《关于全面加强税收执法监督工作的决定》（国税发[2001]125号）等等。
2、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征纳程序必须在法律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坚持依法征管原则，就明确要求有关税收征管的规则必须由国家的法律加以确定，要提高税收征管的立法层次。因此，在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这就形成了我国集中统一的税收立法权体制。明确了我国的税收立法权。
3、根据新时期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税务执法人员设定了必要的税务行政执法权。如：税务机关有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但同时也设定了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条件。强调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以及进行税务检查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履行必要的手续。并且对税务人员(如对纳税人重复检查、处罚、随意核定税额、收人情税、关系税；任务吃紧时收过头税、寅吃卯粮，任务松时设立过渡帐户、延压税款)，违反法定程序(如随意增减执法环节、违反法定时限),行政不作为(对法律规定的职责不履行和消极履行：如不按规定发售发票、不按规定为纳税人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不按规定进行减免税的审批、不按规定为纳税人审批延期申报、税款缓缴)，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要给予行政处分等。
4、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必要的保护。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在规定了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也明确了纳税人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定了税款延期缴纳制度。第二，建立了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不当造成纳税人损失的赔偿制度。第三，延长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法定期间。第四，赋予了纳税人对复议的选择权等。
5、建立了税收责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偷税、抗税、骗税、欠税及偷税罪等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存在的
随着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虽然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2001年5月1日实施，但税务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征管人员在日常的征管过程中还是发现一些不容操作的新情况、新问题，这说明现行税收征管法律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税收保全措施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了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权力，但是我觉得有关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操作，以致成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条文。税收保全措施是一项由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是指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或某种客观原因，可能致使以后的税款不能征收或难以保证。税务机关依法采取的限制纳税人处理或转移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的措施。它有两种程序：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简易程序是根据《征管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适应于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及临时经营的纳税人；一般程序是根据《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适应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另外，《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也可以采取该项保全措施。并且规定“个人极其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范围之内”。
从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是采取税收保全的涉及面不全，它的适用对象仅限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负有代扣代缴或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缴或少缴已经代扣、代收的税款的却被排除在税收保全措施之外。二是公民个人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都受法律保护，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个人合伙企业，他们的业主以个人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他们的财产和利益却没有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违背了公平原则。三是税务机关在使用简易程序处理问题时的前提条件是核定应纳税款，责令缴纳而纳税人不缴的，这里的责令缴纳有没有时间限制，应该是立即缴纳还是给予一定的时间，《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这个责令的时间是确定纳税人“不缴纳”行为的认定和是否采取税收保全的重要依据。责令立即缴纳的，只要纳税人不能当场缴纳，无论什么原因，税务机关都可以当场采取税收保全，这样就给税务机关执法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四是税收保全的执法方式有失公平。税收保全措施的简易程序适用于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一般程序适用于已办理税务登记、纳入正常管理的纳税人，简易程序的执行方式仅限于扣押商品、货物，而一般程序不仅可以扣押商品、货物而且还可以冻结存款和扣押查封其他财产，显然一般程序比简易程序严厉。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性原则。
2、纳税人的纳税担保方面：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纳税担保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明确了我国纳税担保可以采取纳税保证人和由纳税人或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提供担保的形式，但是在的税务实践中，客观的讲，纳税担保使用的并不多，有的税务机关甚至说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这也说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的纳税担保制度在操作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在采取税务行政复议之前，如何提起纳税担保。我国在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时采取的是”先缴清税款、滞纳金，才能进行复议“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实际生活中，很多本应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案件，因为纳税人的传统观念，认为既然钱已经缴给税务机关，再跟税务机关“打官司”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况且以后还要和税务机关打交道，怕以后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不好相处，或者是纳税人根本无力缴纳税款，因此，面临诸多的困难，使纳税人最终放弃了诉讼权利。另外，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可以在税务行政复议前以提供纳税担保的形式，然后提起税务行政复议的权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六十二条又规定纳税人、纳税担保人只是有提出纳税担保的权利，至于是否采用则是由税务机关来决定，并且法律也没有对纳税担保规定具体的审查标准。所以，即使纳税人提出纳税担保，税务机关也不一定同意。二是在纳税担保中，没有考虑在履行纳税担保期到来之前，一旦纳税担保人发生意外或担保能力下降、所提供担保的财产变现价值明显减少，以致到税款的征收时怎样应对。三是纳税担保人在为担保人缴纳了税款后，应当享有向纳税人追偿的权利，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并没有对纳税担保人的基本追偿权利进行规定，这就是过多的强调国家的税收征管而忽略了纳税担保人的权利。
3、在支付有关的涉税手续费方面：
《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条则规定：“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手续费”。实行支付手续费是对代扣代收人的劳动给予的报酬。但是，随着经济体制和有关财税政策的调整，使我们基层的税务机关在对个人所得税日常管理和对扣缴义务人如何支付手续费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2002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文仅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中央60%、地方40%共享作了进一步明确，但“两税”分成实施几年来至今对手续费的支付义务仍没有明确规定，所有的扣缴手续费全部是有区县级财政负担，这样既不现实，又不合理。并且由于经济的增长,个人所得税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样一来,如何支付手续费的问题就摆在税务部门的面前,手续费的不到位，不仅挫伤了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征收管理的质量，而且也保证不了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
4、税收征管的基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税务管理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表现在：第一，税务登记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由于是市场经济,人们的经营方式很是灵活,不少经营户因为经营范围,经营地点以及经营策略的原因,抱有试试看的态度,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暂时不做税务登记.而作为税务部门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有效的阻止这种现象的存在,漏征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第二，税务登记与纳税人银行存款之间衔接不够，不少纳税人在银行多头存款，虽然《征管法》规定了持税务登记证在银行或其他机构开立基本存款帐户，但现在实际情况则是纳税人先用税务登记证在银行开设一个基本的存款帐户,然后在以后的时间里,企业则以各种名义在银行开设多个帐户,或在多个金融部门开设帐户,还有一些私营独资企业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开设帐户用于经营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造成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纳税人应税经营情况。第三，现有的发票管理规范不够健全，违反发票管理的处罚措施还很笼统,还有待做进一步的完善。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
1、在如何保证税收保全措施的公平合理方面，我觉得税收保全措施应该适用于所有的纳税人，包括对扣缴义务人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如果这样的话，对公民和个人的财产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可能会引起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对社会稳定不利，这就应该要求对税收保全措施规定更加严格的程序。另外要对采取实施税收保全的条件作出具体的规定，责令缴纳的时限应有明确的规定。建议对各类纳税人都适用同样的税收保全执行方式，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2、在纳税担保上，法律既然给纳税担保人有提出纳税担保的权利，就应该从保护纳税人、纳税担保人的利益出发，建议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对理由，则税务机关不得拒绝纳税人、纳税担保人提出的担保要求。再者为了保证税款的足额缴纳，税务机关可以要求提供担保人增加担保、变更担保人，也可以以金钱来充抵其应纳税款，在纳税担保人应该享有的追偿权上，税务机关应当考虑他们的权利。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增加纳税担保变更和纳税担保人在承担了纳税人的税款缴纳义务后，有权行使向纳税人追偿的权利的规定。
3、在支付有关的涉税手续费方面，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对代扣代缴范围内的个人所得税等，因财政体制变化而划分了各级次的分享比例的，其手续费也应由分享收入级次的财政承担相应的手续费支付义务，或在与基层财政年终决算中做必要的调整解决，同时也要加强对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的管理和监督,提高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人的积极性。加强税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4、在税收征管的基础管理上，建议提高税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修养，继续加强税法宣传的力度，加强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在办理税务登记上的配合；加强税务登记和银行部门的衔接，控制私人帐户参与企业经营。继续加强发票管理，加大对违反发票管理行为的处罚力度，运用发票管理手段，制裁税收违法行为。
总之，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是税收程序法，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虽然对税务行政执法程序有了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超速发展，对于税务行政执法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因此,加强税收征管立法，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相符合的税收征管法体系，进一步完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是税收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资料：
[1]金人庆，《人民日报》，2000年4月20日。
[2]李林军:《税收执法责任制与适用》第三页.
[3]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4]王锡锌：《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
税收征收措施篇6
税务行政处罚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税收征收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由税务机关依法对其实施一定制裁的措施。行政处罚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动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名誉或其他权益限制或剥夺，或者科以新的义务，体现了强烈的制裁性质，因此国家专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
一、税务行政处罚管理现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有七种：(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和（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规定的处罚种类。考虑到其他法律法规具体调整的需要，因此《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种类时在第八条特别作了一条附加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上开了一个口子，按此规定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其他生效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可以继续适用，而且以后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可以补充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六款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其中停止出口退税权的处罚设定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在二00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才予以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这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设定权限的规定。
正确划分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利于规范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因为税务行政处罚是对管理相对人违反了税收管理秩序后，税务机关给相对人一定制裁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可诉讼行为，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否则税务机关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因此应当正确界定税务行政处罚行为和“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条第七款规定）。
然而，在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出台前，对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规定还不规范和完善，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及税收征管工作规程等规章规定，确定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少，与基层税务机关的管理实际不相适应，一些税务机关根据税收征管规程规定，在管理中已经采取的有效管理措施在法律上没有充足的依据，特别是涉及到损害到纳税人利益的措施，如果不在法律上予以明确，不利于日常税收管理。因此，应当根据税收征管的发展情况，将原有规章、规程规定的有效管理措施上升为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应当有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从实质来看，它基本近似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警告，无论是就其作用还是性质而言，几乎与警告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停止出口退税权是《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已明确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是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已明确规定的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将其作为单独的复议情形，未作为税务行政处罚。而全国税务人员执法资格统一考试用书《税收执法基础知识》第57页认为“其他法律法规还规定有关机关可以依法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采取驱逐出境、限制进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的行政处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它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其出境。”从该种措施的性质和手段看，应该属于税务机关依法提请，而由有权机关协助执行的一种税务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因此应当将阻止处境作为一种税务行政处罚。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经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措施，这与阻止出境措施的执行主体相似，都是由税务机关依法提请，由有权机关依法执行的一种处罚措施。吊销营业执照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处罚措施，阻止出境按照其性质也属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只是执行机关的特殊性。根据税收法律规定，执行该两项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的原因是相对人违反税收征管秩序，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才能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在提请之前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审理告知无效后，再由税务机关提请相关机关执行，只是最终执行的结果由相关部门执行。这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税务罚款的措施相似。因此该两项措施应当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一种特殊的执行主体的税务行政处罚。这与我国现行的执法体制有关，是由于我国税务机关执法范围和权限的有限性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对该处罚措施可以依法申请上一级税务机关复议，也可以提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税务机关为被告或与具体执行机关为共同被告，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因此对这两项税务行政处罚措施的程序、法律责任应当进一步规范和明确。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是税务机关早已使用的一种管理措施，基层主管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违章情况采取了停票或缴销发票等不同方式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国家税务总局也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发票控管办法。然而长期以来从税收立法到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没有将停止供应发票作为一种处罚措施，《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只将这一措施作为一种税务机关不作为的行政行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不断的规范和税收征管措施的日益强化，发票作为经济往来的重要凭据，已成为经济交往中明确经济责任的主要的原始凭证，纳税人交易活动的重要凭证。对发票的控管成为税务机关控税管理的有效手段。作为发票管理的主管机关，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停止或缴销发票后，势必影响到纳税人的正常经营活动。纳税人正常取得和使用发票以保证其经营秩序的运行无疑是纳税人的一种权益，在税务征管活动中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纳税人的权益，然而在新修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税务机关对发票的停售和缴销随意性较大，影响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发票控管措施提出诉讼。税务机关在诉讼中法律依据不足。
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后在第七十二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从立法的角度给税务机关的收缴发票予以认可。税务机关收缴和停止发售发票，是对纳税人使用发票权利的制裁，符合行政处罚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税务机关在采取收缴和停止发票处罚措施时应当按照税务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三、规范税务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额在二千元以下的可以由税务所决定。”因此七种税务行政处罚措施中停止出口退税权、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提请吊销营业执照、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应当由县级税务机关作出。
然而在《税收征管规程》中，对警告和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得不具体，在基层税务机关执行中很不规范。急需完善现存的税收征管规程中税务行政处罚程序，当相对人违反税收管理秩序，需要给予税务行政处罚时，除警告和罚款外，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处理，例如对欠缴税款的出境前，需要阻止出境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将欠缴税款情况及催缴文书报县级税务机关审理，县级税务机关将欠税情况及文书审理后向当事人下达《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然后在当事人陈述申辩后制作阻止出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当事人，并制作《阻出境通知书》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交进出境管理机关执行，当事人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的，可以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请行政诉讼。
因此，现行税收征管规程中关于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对除警告、罚款外的税务行政处罚程序需要的税务文书应当尽早制定，以便于税务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合理化。
税收征收措施篇7
(一)环境税收的基本内容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环境保护问题备受各国政府的重视。税收作为政府用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饱受环境问题的困扰,率先尝试将税收用之于环境保护,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鉴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世界银行的有关专家建议发展中国家“针对环境的破坏征收环境税”。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一个以纠正市场失效、护环境为政策目标的新的税收类别----境税收正在悄然兴起。
由于国情和税收政策的差异,各国环境收制度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通常都由两个部分所构成:一是以保护环为目的,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特定行为课征专门性税种,一般称之为环境保护,它是环境税收制度的主要内容。如荷兰的燃料使用税、废物处理税和地表水污染;德国的矿物油税和汽车税;奥地利的标油消费税;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课征的二氧化碳税以及噪音税等等。二是其他一般性税种中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种税收调节措施?包括为激励纳税人治理污染飞保护环境所采取的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和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所采取的某些加其税收负担的措施。在环境税收制度中,后者通常是作为辅内容而存在,配合种专门性环境保护税发挥作用的。
(二)环境税收的社会经济意义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续发展。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本世纪80代被明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环境的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保护环境就成为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仁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那些高消耗飞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工具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大有可为的。首先,丁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无疑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事业。其次,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环境问题是入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过度地采伐森林和放牧,使植被资源遭受严重破坏,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直接危及农、林、牧业的发展,而且使自然灾害更为频繁地发生。二是由于我国的企业多以煤炭为主要燃料,加之一些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迅速发展,使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骤增矿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三是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水平提高,使城市生活垃圾大量增加却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从而造成环境污染。而机动车辆的增加则使空气污染变得更加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环境问题正在我国重演。
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环境税收制度建设,运用税收手段来保护我国的环境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又为环境税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和客观条件。
二、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申的环境保护结施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也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早在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制度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消费税。
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焰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2.增值税。
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石干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
3.内资企业所得税。
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4、外商投资企业和夕卡国企业所得税。
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入,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
5.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对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有利于保护环境、减轻或消除污染的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森林保护、高效低残留农药、城市煤气、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投资项目规定了零税率;而对一些污染严重、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小冶金、小炼油以及部分化工项目规定按30%的高税率征税。
应当肯定,上述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未真正构建起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首先,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保护税。而此类税种在环境税收制度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的环境保护作用。其次,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收措施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存在的问题:一是现行税制中为贯彻环境保护政策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影响了实施效果;二是消费税中的环境保护措施显得比较粗糙,仍有进一步改进、细化的必要。
三、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基本设想
针对我国的环境状况和现行税制中有关环境保护税收措施存在的不足,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作为环境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
(一)改革和完善现行环境保护税收措施的思路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收措施是在长期的税收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些税收措施,奠定了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基础。今后的环境税收制度建设,应将改进和完善环境保护税收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完善税收优惠措施。
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
(1)在增值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的优惠规定。
(2)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兔的规定。
(3)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
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2.改革消费税制度。
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应对课征制度做如下改进:
(1)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费使用,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的程。
(2)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帆才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户“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二)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基本设想
作为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的一项措施,我国从1982年开始对工业企业超标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征收排污费。这一举措对于遏制环境污染确实起到丁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征收范围较窄,征收标准偏低,调控力度较弱,加之征收乏力,拖欠飞拒缴现象严重,征收效果不够理想。有鉴于此,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应采取“费改税”的方式。在总结排污费征收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环境保护税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革。适度扩大其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并纳入税收制度体系，以便拓宽其调节领域,增强调节力度,增加课征的“刚性”,取得更佳的征收效果。
1.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目前,应列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的首先是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包括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渣及各类污染环境的工业垃圾)的行为。因为,此类行为对我国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仅工业废物排放就构成我国污染源的70%。而且,对此类行为课税,我国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为基础,也有大量的国外经验可供借鉴。其次应把那些用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答种包装物品纳入征收范围。此类物品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不易消除,而对其课税在操作上又比较简便。
2.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保护税应对污染环境者课征。但是,在税收实践中,为了易于控制税源和便利征收管理,对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可做出不同的选择,通过税负的“转嫁”,借助于价格机制,达到课征目的。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暂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包装物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分人暂不征收。
3.环保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
(1)对应税排污行为,应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定额税率,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小对未超过标准的,允许免税排放。对超过标准的,则应根据其不同类别设置税目,视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对同一类污染物,也有必要根据其有害成分的不同含量,确定差别税率。
(2)对应税包装物~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
环境保护税的负担水平,直接决定其征收效果,在设计税率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环境保护税的课征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税收杠杆遏制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因此,从宏观上讲,环境保护税的负担应以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即补偿其外部成本为最低限量。从微观上讲,环境保护税的税收负担量的确定,就污染物排放行为而言,应高于企业为:清理污染采取技术措施的预期边际成本s就应税包装物的生产而言,应高于其与“绿色包装物”之间的成本差额。我国征收排污费的经验及国矫课征环境保护税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如果环境保护税的负担水平这不到这一水准,则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征收效果。因此,笔者建议,环境保护税税率的设计,特别是税负水平的确定,应在税务、环保等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精心测算、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加以确窍。总的原则是税率不能太低,就“三废”的排放行为;而言,应高于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但在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初期,为易于推行,其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
4.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及相关问题。
(1)环境保护税是一千种专闪性目的税,其税收收入应当作为专用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
(2)根据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情况,环境保护税应作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系统负责征收管理,并按照属地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
(3)由于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设计及征收管理涉及诸多环保科技问题,因而,在该税种的立法乃至征收管理过程中,税务部门应加强与环境保护部门的联系与协作。(4)为避免纳税人和公众的误解,应在环境保护税税法中申明,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不以是否履行纳税义务作为判定其合法?性的标准。对某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目且使缴纳了环境保护税,政府和司法部门仍可依照法律或行政法规进行处理。
2.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保护税应对污染环境者课征。但是,在税收实践中,为了易于控制税源和便利征收管理,对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可做出不同的选择,通过税负的“转嫁”,借助于价格机制,达到课征目的。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暂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包装物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分人暂不征收。
3.环保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
(1)对应税排污行为,应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定额税率,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及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应制定出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质量标准小对未超过标准的,允许免税排放。对超过标准的,则应根据其不同类别设置税目,视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对同一类污染物,也有必要根据其有害成分的不同含量,确定差别税率。
(2)对应税包装物~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
环境保护税的负担水平,直接决定其征收效果,在设计税率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环境保护税的课征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税收杠杆遏制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并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因此,从宏观上讲,环境保护税的负担应以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即补偿其外部成本为最低限量。从微观上讲,环境保护税的税收负担量的确定,就污染物排放行为而言,应高于企业为:清理污染采取技术措施的预期边际成本s就应税包装物的生产而言,应高于其与“绿色包装物”之间的成本差额。我国征收排污费的经验及国矫课征环境保护税的实践都已经证明,如果环境保护税的负担水平这不到这一水准,则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征收效果。因此,笔者建议,环境保护税税率的设计,特别是税负水平的确定,应在税务、环保等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精心测算、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加以确窍。总的原则是税率不能太低,就“三废”的排放行为;而言,应高于现行排污费的收费标准。但在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初期,为易于推行,其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
4.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及相关问题。
(1)环境保护税是一千种专闪性目的税,其税收收入应当作为专用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
税收征收措施篇8
关键词：绿色税收；可持续发展；环境税
当今，伴随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人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和推行绿色税收制度是其有效途径。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义及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制度实践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制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极大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
1975年3月3日欧共体理事会又提出，建议公共权利对环境领域进行干预，将环境税列人成本，实行“污染者负担”的原则。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运用经济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些经济手段中，环境税的运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对环境有污染的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45／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对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大大减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对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税则鼓励了广大消费者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美国汽车使用量增加，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70年代减少了99％，而且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减少了97％，二氧化硫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通过实施环境税收和其他努力，美国确实已经实现了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因此，人们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形象地称为“绿色税收”。
(二)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二是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润滑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肖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以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二、我国绿色税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的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与措施，主要是为鼓励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和综合回收“废弃物”而制定的。虽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未形成规范绿色税收制度
现行税制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
2、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一方面税种多，计算复杂，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麻烦；另一方面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我国税制中对绿色产业的税收优惠项目较少，且不成体系。主要是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中减免项目。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
税收征收措施篇9
论文摘要：在一定条件下阻止欠缴税款又未提供相应担保的纳税人出境，是《税收征管法》中确立的一项保障税款征收的措施，但对阻止出境构成要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免责条件显得过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标准也完全缺位，对纳税人权利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因此，除了考虑国家税收利益之外，有必要从纳税人的权利的角度，重新审视阻止出境措施，从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方面对其加以规范。
在一定条件下阻止欠缴税款又未提供相应担保的纳税人(以下简称为“欠税人”)出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为《税收征管法》)中确立的一项保障税款征收的措施，该法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与之相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第7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出境前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阻止出境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公安部制定。”显然，上述法律法规对于阻止欠税人出境构成要件的规定较为模糊，免责条件过于苛刻，行政裁量的标准也完全缺位，对欠税人出境自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此前曾制定《阻止欠税人出境实施办法》(国税发e19961215号文，以下简称为《办法》)，规定了阻止出境的相关标准和程序，但对欠税人的权利保护仍然考虑得不够周详。因此，除了考虑国家税收利益之外，也有必要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重新审视阻止出境措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
一、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一)可行性——阻止欠税人出境并不违宪
众所周知，出境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在我国，1954年《宪法》即确认了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1982年《宪法》虽然将其删除，但从基本权利的性质看，宪法本身只有确认的效力，并无创造或废止的能力。作为应然性的权利，宪法未明确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并不意味着公民不享有此项权利。g13遗憾的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4条有关阻止出境的合宪性问题并未引起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重视。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此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就在于为了保全税收而对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加以限制，以对基本人权的限制达到征税之便利是否合理。尽管其大法官解释称“行政院……之《限制欠税人或欠税营利事业负责人出境实施办法》，……上述办法为确保税收，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与宪法尚无抵触”。但有些学者仍然认为，这一解释仅以法律保留原则及授权明确性原则为出发点，论证限制出境之合宪性，而并未论证《税捐稽征法》的合宪性，因此仍有探讨之空间。
从法律上来讲，任何权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有界限的。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法律可以对基本权利加以限制。正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言，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是可以被允许的。显然，《税收征管法》设置阻止欠税人出境措施，其法理依据即在于保障国家税收，维护公共利益，立法意图本身亦无可指责，因此，这一措施并不存在违宪之嫌，在税收实践当中也是可行的。
(二)必要性——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的不足
税收必须通过纳税人缴纳税款来实现，相应地，《税收征管法》也赋予税务机关广泛的行政执法权来确保税收目的的实现，如该法第38条所规定的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在内的直接针对纳税人财产权的税收保全措施。而阻止出境针对的实质上是欠税人的人身权而非财产权，除非欠税人在被阻止出境之后自行缴纳所欠税款，或者提供担保以换取出境自由，否则，就阻止出境本身而言，并不能保持或增加纳税人现有的财力状况或支付能力，最终可能无助于税收的实现。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欠税人并无出境之需要，或者根本不打算出境，阻止其出境便无任何意义，税务机关以阻止出境迫使欠税人缴纳税款的目的势必落空。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阻止出境的手段是否有助于实现税款征收的目的，值得怀疑。
实际上，尽管国家的税收管辖权确定之后，其存在虽不受国境的限制，但其行使却不可能随心所欲。从独立角度来讲，外国税务机关不能到中国强制执行其税收决定，中国税务机关也不能到国外执行职务。即便存在这种可能，由于难以查清纳税人的财产所在，强制执行往往也会落空。而如果欠税人存在通过出境逃避税收的嫌疑，则阻止其出境无疑是最为现实的举措。因此，在德国税法中，针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被称之为“物的假扣押”。而针对人的限制出境、拘提管收、监视居住等，则被称之为“人的保全假扣押”。换言之，针对欠税人的人身权的阻止出境的措施，虽然无法直接保全欠税人的财产，但确实是为了保障税收安全的举措，将其归入税收保全措施之列以弥补单纯的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之不足当无不妥。
另一方面，阻止出境对于欠税人而言也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压力。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出于各种考虑，欠税人可能向税务机关主动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当的担保。特别是对于临时来华或者仅仅来华一次的外国人来说，这种措施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相对于查封、扣押或冻结等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来说，尽管阻止出境仅仅属于一种间接的强制措施，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欠税人主动履行纳税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欠税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确实又有其必要性。
二、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实体要件
如上所述，阻止欠税人出境的立法意图无可指责，对于以逃避税收为目的而出境的欠税人而言，其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税收征管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关于阻止出境实体要件的规定却过于宽松，极易造成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权利的过度侵犯。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使得阻止出境在对纳税人权利损害最小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效用。
(一)阻止出境的欠税数额标准
如果运用比例原则来衡量阻止出境措施，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所欠税款之数额。如果欠缴税款的数额过小，则无阻止欠税人出境的必要，除非欠税人欲定居境外，且今后也无重回境内之可能。对于欠税数额的具体标准，《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未明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阻止欠税人出境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216号文，以下简称为《通知》)第1条第1款对此明确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对欠税人实施出境限制应严格掌握，原则上个人欠税3万元以上，企业欠税2o万元以上，方可函请公安边防部门实施边控。但对拒不办理纳税申报的，可不受上述金额限制。”
笔者认为，本着慎重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考虑，对欠税数额可采取双重限定标准，即一方面，欠税数额必须达到一个法定的具体而明确的标准，并且该标准应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另一方面，应当同时要求欠税数额必须达到欠税人应纳税额的一定比例，方可对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二)对税务机关行政裁量权的限制
为避免或减少税务机关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时的随意性，对于确无必要阻止出境的情形，应由法律直接作出除外性规定，而不能任由税务机关自由裁量。例如，对于公益性单位的负责人，其出境本身是基于公益目的，况且与单位之间并不存在财产联系，实无阻止其出境之必要。而即便属于税务机关裁量范围内的事由，也必须严格遵循“权力用尽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要求税务机关必须首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税收保全措施，只有在上述措施无效的情况下，方可考虑采取阻止出境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欠税人的人身权利的影响。而《通知》也强调了这一点，该通知第1条第2款规定：“对纳税人的欠税事项，凡能在境内控管的，尽可能不要留待欠税人出境时解决。”与此同时，在个案中还应考虑欠税人的具体情况。例如，欠税人无力缴纳所欠税款，也无法提供相应担保，但确有奔丧、探病等紧急事务需要出境，税务机关就应当考虑一定限度内的融通余地，否则，一概阻止其出境也明显违背人伦。
(三)被阻止出境对象的具体认定
根据《税收征管法》第44条的规定，只要纳税人存在欠税情形，又未能提供担保，税务机关就可以决定阻止其出境。如果欠税人是自然人，那么欠税人即是被阻止出境的对象。如果欠税人是单位，则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但从实务操作来看，对于单位纳税人而言，即便有必要阻止出境，阻止的对象是否必然为法定代表人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合伙企业中即不存在所谓的“法定代表人”，全体合伙人可以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即代表合伙企业。显然，如果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此时就无法确定阻止出境的对象。而《办法》第3条则规定：“欠税人为自然人的，阻止出境的对象为当事人本人。欠税人为法人的，阻止出境对象为其法定代表人。欠税人为其他经济组织的，阻止出境对象为其负责人。上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时，以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阻止出境对象；法定代表人不在中国境内的，以其在华的主要负责人为阻止出境对象。”应当说，这种规定更符合实际，与《税收征管法》也未必存在冲突。
此外，如果欠税人死亡，自然无从阻止其出境。但是，在欠税人留有遗产时，是否应当阻止其继承人出境呢?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据此，继承人应以其所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被继承人的纳税义务(继承人自动放弃继承的除外)，否则，税务机关可对其采取阻止出境措施。
三、阻止欠税人出境的程序要件
除了必须满足相关实体要件之外，阻止出境的程序要件则关乎纳税人的知情权和救济权等一系列权利。不过，“在考虑法制建设的时候，中国的法学家更侧重于强调令行禁止、正名定分的实体合法性方面，而对在现代政治和法律系统中理应占据枢纽位置的程序问题则语焉不详。”对于阻止出境而言，无论是《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还是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相关的程序性规定均存在较大漏洞，亟待立法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阻止出境是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从形式上看，采取阻止出境措施是针对特定主体的一种人身限制，因而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问题在于，该措施同时牵涉税务机关和出入境管理机关，而实际作出阻止出境决定的行政主体，究竟是负责税款征收的税务机关，还是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公安机关。进一步言之，如果欠税人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应以哪个行政机关为对象寻求法律救济，则直接关系到纳税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在我国台湾地区，早期的行政法院判例认为，税务征收机关对出人境管理机关的通知，只是请求出入境管理机关限制当事人出境。至于当事人是否实际被限制出境，取决于出入境管理机关的决定。税务征收机关的通知行为只是一种事实通知，不产生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效果。因此，当事人不能针对这种通知申请救济，而只能在出境申请被实际驳回后，针对出入境管理机关的行为申请救济。不过，行政法院现在则认为，当事人是否有限制出境的必要，是由税务征收机关决定的。出入境管理机关无从审查财政部决定是否妥当。因此，当税务征收机关将副本通知当事人时，即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可以申请行政救济。
我们知道，作为负责税款征收的税务机关并没有阻止欠税人出境的权力，而只能向出人境管理机关提供相关信息，提示其阻止欠税人出境。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税务机关仅仅是“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办法》中也只是规定，在符合条件时，税务机关应当“函请”公安机关办理边控手续，阻止欠税人出境。而无论是税务机关的“通知”还是“函请”，抑或类似的其他作法，均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出入境管理机关可以不受其约束。我们从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只是基于自己的职权。如果纳税人不服，只能以出入境管理机关为对象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阻止出境之决定必须送达欠税人
让行政相对人知晓针对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行政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被阻止出境的欠税人而言，其有权知晓自己已经被采取了阻止出境的税收保全措施。这一方面使得欠税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另一方面，阻止出境措施的效用也方能得以发挥。而实务操作程序却是，税务机关并不是对欠税人作出并送达阻止出境决定，而是直接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进而由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欠税人出境。显然，这样做实质上剥夺了欠税人知情和申请救济的权利，从而构成严重的程序瑕疵。:
虽然《办法》第3条规定：“经税务机关调查核实，欠税人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又未提供纳税担保且准备出境的，税务机关可依法向欠税人申明不准出境。”但此处的“申明”应采取何种形式，是否具有强制性，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均不无疑问。
税收征收措施篇10
关键词:汽车零部件;全散件;半散件;Gatt1994;国民待遇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114-03
一、案情简介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企业利用我国进口整车汽车和进口汽车零部件关税税率上的15%的差距(进口整车征收25%的关税,进口零部件征收10%的关税),先进口零部件,然后在国内组装销售,以此来规避进口整车需缴纳的关税｡为了打击这种逃税现象,堵塞税收流失的漏洞,我国于2005年4月1日开始实施《构成整车特征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且为了配合《办法》的实施,海关总署制定了《进口汽车零部件构成整车特征核定规则》(以下简称核定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以下简称政策)｡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进口全散件或半散件组装的汽车;进口车身､发动机两大总成装车;进口车身和发动机两大总成之一及其他三个总成以上装车;进口除车身和发动机两大总面以外其他五个总成以上的装车;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该车型整车总价格的60%以上,均被认定构成整车特征,须按整车税率缴纳关税｡为此,欧盟､美国､加拿大认为我国对外国进口汽车配件的税收政策有歧视嫌疑,意在鼓励中国汽车厂商使用国内汽车配件｡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欧盟与美国于2006年3月30日正式在wto向我国提出了磋商请求｡随后,加拿大也于2006年4月13日提出了磋商请求｡该案统称为“中国影响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2006年7月,我国有关部门决定将构成整车特征的零件关税按25%执行的规定推迟两年至2008年执行,但美国､加拿大对此仍不满意｡2006年9月15日,美国､加拿大､欧盟正式要求wto成立专家组,审理我国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措施｡我国对成立专家组的第一次请求表示拒绝｡2006年10月26日,wto争端解决机构应欧盟､美国､加拿大的再次要求,决定成立专家组审理上述三方针对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的管理规定所提起的争端｡
二、法律分析
由于欧盟､美国､加拿大提出争端解决的依据基本相同,本文仅对欧盟提出的争端解决依据进行分析｡欧盟认为,我国措施表面上是对汽车厂商故意进口汽车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在中国市场销售以规避被征收进口整车关税的行为的处罚,实际上是通过对超过整车价值60%的汽车零部件征收整车关税的措施间接要求当地企业在生产汽车时使用国产零部件｡认为上述措施违反了:(1)Gatt994第2.1条(a)项和(b)项及第3条第1款､第2款､第4款､第5款｡(2)tRimS协议的第2条第1款和第2款以及解释性清单的第1条第1款｡(3)SCm协议第3条｡(4)中国加入议定书(wt/L/432)｡①欧盟进一步认为我国的有关措施使得欧盟在上述协议下的利益遭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涉及wto众多协议,本文仅从我国的相关措施是否违反Gatt1994第3条和第2条有关规定进行分析｡
(一)欧盟认为我国的行为违背了Gatt第3条第2款｡认为我国对进入到我国领域内的其他缔约方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征收了超过了对同类国内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任何种类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此外我国也以违反第1款所列的原则的方式,对其进口产品,主要是指进口汽车零部件征收国内税和其他国内费用｡
Gatt1994第3条主要是有关国民待遇问题｡国民待遇主要是缔约方产品进入了其他缔约国领土后应享受的不低于同类国产品在国内税和国内法规方面的待遇｡从Gatt1994第3条第1款和第2款中单词“imported”我们可以看出,从语法上的解释上来说,“imported”这个单词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态,也就是说这一行为已经完成并成为过去｡Gatt1994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本身也强调时间上的完成性,是为了确保外国产品进入后与国内同类产品待遇的同等性｡所以,在分析我国有关措施是否违反了Gatt1994第3条第2款继而违反第1款的关键在于我国的措施是否属于“国内税费”,这直接关系到第3条对这起案件的适用问题｡
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国内税费”一词,它是国家财政措施之一,针对的是国内所有的产品,不论其原产国是本国还是外国都一律同等征收,这是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而关税的要义是一国海关对通过本国关境的进出口商品所课征的税收,它只是针对进出关境的产品｡我国颁布的三项文件中都指的是关税,针对的是外国产品,而不是国内产品｡欧盟在指责我国违反国民待遇时也并没有阐明我国对进口零部件直接或间接征收何种国内税费｡
第二,我国在措施中明确指出这一税收是关税措施,征税主体是海关;征税对象是进口产品;本案中对于我国的措施的关税性质唯一有争议的地方是海关征税的时间和地点｡根据我国《进口汽车零部件构成整车特征核定规则》第10条规定,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在《进口管理办法》实施后一个月内完成自测｡如果自测不构成整车特征的,海关进行复审,再根据复审结果决定征收25%的关税还是10%的关税｡据此可以看出海关征税的时间不是在企业货物清关时,而是在企业自测后;征税地点也不在海关内,而是在进关后｡笔者认为,虽然征税的时间和地点发生较之常规的关税征收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并不能改变其关税性质,之所以采取这种征税方式是因为需要在整车组装完成后确定零部件在整车价格中的比例,再确定是应当按整车的税率还是按零部件税率征税,实际上征收的仍然是关税,是海关措施｡
第三,对于将我国征税措施辩为关税的延期征收可比较Gatt时期的“欧共体对日本零部件规避反倾销税案”｡该案中,欧共体为了防止对其最终反倾销税的规避,制定了相关规章(1988年规章),征收反规避税｡1988年规章第13条第10款规定,在欧共体境内组装或生产的､进入欧共体商业的产品,在满足下列条件下时可以对其征收成品适用的最终反倾销税｡其中“组装或生产中使用的､产自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国家的部件或材料的价值,超过使用的所有部件或材料的全部价值的至少50%｡”日本对该规定提起争端解决｡认为违反Gatt第3条(2)｡欧共体认为,反规避税不属于Gatt第3条(2)的范围,是反倾销税的延伸｡专家组认为,不能支持反规避税是Gatt第2条(b)下“与进口有关”的征税的结论｡专家组认为,“在进口的时候和地点征收相关税,这一事实不能排除它作为国内税收措施的性质｡因此认定其为反倾销税的延伸｡”①可见,征税时间和地点的改变并不能改变税赋的性质｡国内税可以这样,以此类推,关税也不一定必须在清关时征收｡所以,笔者认为我国三项文件规定的有关措施征收的是关税｡
(二)对于欧盟指责我国措施违反Gatt1994第3条第4款,认为我国为进口零部件设置特别的比例限制(它这里指的是我国60%的进口零部件即构成整车特征的规定),超过这一比例即对汽车零部件征收一定的额外费用｡因此,认为我国对于欧盟进口至我国领域内的产品在有关影响产品的国内销售､许诺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规定方面,所享受的待遇低于我国同类产品所享受的待遇｡欧盟的这项指控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盟认为我国设定一定的比例限制,对同一产品征收两种不同税率的关税｡即零部件价值超过整车总价值的60%就征收25%的关税;否则只征收10%的关税｡对于同一零部件征收的多出来的15%的关税就是欧盟所指的超过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第二是欧盟认为我国在国内法律､法规上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给予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待遇｡
第一,我国并未对同一产品使用两种不同的关税｡根据世界海关组织所确定的商品归类规则第2条的规定:进口的不完整品､未制成品､未组装或者拆散件,只要构成了完整的基本特征,就应当归入完整品和制成品的类别当中,并且按照完整品和制成品来征税｡根据这一规则,零部件的价值超过整车总价值的60%时,这些零部件已经构成了整车的完整特征,其产品性质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确定的实质性改变标准,作为关键核心生产的汽车已经不具有中国原产地特征了,具有进口整车特征,完全有理由对其征收整车25%的关税｡
第二,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有关措施属于关税措施,与国内法律､法规的实施无关,而且与进口零部件有关的影响汽车零部件国内销售､许诺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所有法律､法规享受的待遇并未低于国内同类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可见欧盟第二个方面的指控毫无依据｡
(三)欧盟指责我国的行为与Gatt1994第3条第5款不符｡认为我国制定或维持与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的特定的数量法规,此类法规直接或间接要求受其管辖的任何产品的特定数量或比例必须由国内来源供应｡此外,欧盟还认为我国以违反第1款原则的方式实施国内数量法规｡欧盟认定我国颁布的三项文件是本地化法规,认为我国规定进口零部件价值达到组装汽车总价值的60%就应缴纳更多税收,就是间接要求组装汽车超过40%的零部件应由国内供应,否则就征收更多的税收,这是变相的“汽车零部件本地化比例”与Gatt1994第3条第5款矛盾｡同时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
欧盟对我国的这三项文件提起以上指控完全是误解了我国制定的初衷和目的｡第一,我国设定60%的标准是为了防止关税流失,打击逃税行为｡而且《办法》和《核定标准》并没有任何有关汽车生产商增加当地含量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将汽车零部件的用途作为确定商品归类的依据,将整车和零部件归于两个不同的税率,《办法》和《核定规则》只是为了方便海关归类而设定了一定标准,对于组装汽车中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办法》中没有硬性规定,就算是100%零部件进口,《办法》也是允许的｡第二,至于欧盟的另一方面指控就更无道理｡Gatt1994第3条第1款规定的是国民待遇原则,而从分析中可以明确我国的措施是关税,wto中调整关税的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是产品进入国内后的待遇,入关时根本不存在国民待遇的适用问题｡任何国家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而对国内产品都不征收关税,关税是wto体制下唯一允许的保护国内产品的措施,在这一体制下,如果关税会导致竞争机会不平等,那么违反国民待遇的情况在各国都存在｡所以欧盟这一指控是不成立的｡
(四)欧盟指控我国违背了Gatt1994第2条第(a)项和(b)项｡认为我国给予其他缔约方的待遇低于Gatt协议所附有关减让表所规定的待遇;认为我国对于其他缔约国进入中国领域内的产品未能免征超过我国的关税减让表规定的关税以外和普通关税｡对于进口至我国的其他缔约国的产品征收了超过Gatt1994协议订立之日征收的或超过该日期在我领土内已实施的法律直接或间接要求在随后对进口和有关进口征收的任何种类的所有其他税费部分｡
第一,Gatt第2条要求是缔约方必须遵守所做的关税承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报告第93段记载:“某些工作组成员对汽车部门关税待遇表示特别关注｡对于有关汽车零部件关税待遇的问题,中国代表确认未对汽车的成套散件和半散件设立关税税号｡如果中国设立此类税号,则关税将不超过10%｡工作组注意这一承诺｡”按照以上规定,如果《办法》规定的情况是属于成套散件和半成套散件的话,那么按照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书其设定的关税不能超过10%｡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对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或备案的汽车生产企业,生产组装汽车所需的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的监督管理｡汽车生产企业进口全散件或半散的可在企业所在地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并缴纳税款,不适用本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征收的对象是进口车而不是汽车的成套全散件或半成套散件｡所以征收超过承诺书承诺的10%的关税完全合理｡从我国目前的进口税则来看都没有规定汽车成套或半成套散件的税号,因此,并没有违背我国的加入wto承诺书｡
第二,我国还可以援引Gatt1994第20条(d)项作为豁免进行辩护｡Gatt第20条规定了一般例外｡在遵守关于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应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要求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缔约方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d)为保证与本协定规定不相抵触的法律或法规得到遵守所必需的措施,包括与海关执法､根据第2条第4款和第17条实行有关垄断､保护专利权､商标和版权以及防止欺诈行为有关的措施……在1995年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汽油标准案(wt/DS2/R)中,美国就曾援引Gatt1994第20条(d)项作为豁免进行辩护｡专家组在审理该案时确定了该项适用的条件:(1)相关措施是为了执行与关贸总协定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2)相关措施是执行与关贸总协定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所必需的;(3)相关措施要符合20条引言的要求,即对情况相同的各成员没有构成武断的､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以及没有对国际贸易产生变相限制｡将专家组确定的这三个条件与我国的这起案件相联系来看:(1)我国制定的对价值达到总车价值60%的汽车零部件征收整车关税的措施是我国海关措施之一,其制定也是根据国际惯例,按照原产地规则来定的,这些规则与关贸总协议并无抵触,制定《办法》的目的在于制止某些跨国公司利用税率差逃税｡《汽车产业政策》第54条规定:严格按照进口整车和零部件税率征收关税,防止关税流失｡国家有关职能部门要在申请配额､进口报关､产品准入等环节进行核查｡因此《办法》和《政策》制定的目的和具体措施都符合关贸总协定规则｡(2)对于专家组确认的第二个条件,认定的关键在“必需”二字,一般认为“必需”是没有其他可选择性的措施,只有实施该项措施才能符合总协定规则,才可保护国内利益,或者该项措施是与总协定抵触最少的办法｡要证明达到以上标准有一定的难度,但对于我国来说也不是不可能证明的,这还是要着眼于《办法》与《政策》的立法背景和目的,目前逃税现象已达到必须要治理的地步了,那些跨国公司偷逃的是关税,利用的是关税差,所以要制止这种行为也只有从关税入手,所以我国采取这项措施是必需的｡(3)《办法》与《政策》规定的核定标准都是公开和透明的,适用于所有进口汽车零部件,没有国别和地区差异,也没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造成武断的､有合理的差别待遇,更没有限制国际贸易｡所以我国对于欧盟的指控完全可以援引这项例外｡
三、简要评析
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对我国《办法》､《政策》和《核定规则》提起争端解决小组审理是由于对我国的这三项文件存在立法目的与背景的理解错误造成的｡但这也是因为我国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在行文上欠考虑,才会授人以柄,因此以后我国在制定有关国际贸易规定时一定要考虑wto规则,措辞要符合国际惯例｡但从本质上来说这起贸易争端可归结于双方的贸易争端,这三项法规中针对国内汽车生产企业以进口汽车零部件为名规避整车标准征税的举措,无疑影响到欧美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商､出口商的经济利益,60%的标准会更大程度的对此类规避行为构成限制｡
欧盟在向我国的磋商阶段提出的一些指控尚缺乏有效证据,但我国提出的抗辩理由要得到专家组的认可也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对于Gatt第20条(d)项豁免第二个条件的证明关键的“必需”性上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专家组审理这起案件,双方都没有完全胜诉的把握｡因此,笔者建议采取类似于2004年“中国半导体案”的解决方式,通过谈判磋商,加强我国与欧美的沟通,向他们解释涉案中的相关法条,阐明我国制定这三项政策的宗旨,在专家组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化解分歧,达成一致解决方案｡但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强调“以和为贵”希望尽量在专家组做出最终裁决前达成和解协议,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国害怕应诉,如果欧美执意要专家组对此案做出裁决,我国也不需要一味让步,我国加入wto已快六年,也多次积极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到专家组审理的许多案件中,在应诉上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同时在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中我国正式以申请方的身份提起专家组审查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并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提倡和解,但绝不害怕应诉｡我国已经有这方面的技术和人才,重要的是要合理､有技巧的运用wto争端解释机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我国都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参考文献:
[1]wto案例对中国的启示[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