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1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2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概念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3
关键词：技治主义官僚政治科学主义
abstract:thispaperbrieflydiscussesthedefinition,history,characteristics,andexistentreasonsoftechnocracy.althoughtechnocracyisbetterthanbureaucracy,itstillhasmanyshortcomings.forexample,itlackstomanagetheothernecessaryknowledgeofthemodernsocietyandthequality;ithasnoanabilitytochoosethevalueandthetarget;iteasilysinksintotraditionofmechanicaldeterminismandclassiccauseandeffectdoctrine;itignoresordespisesthecomplexity,varietyandchaosofthesocialandhumanproblems;thepoliticianandthecitizenisdeprivedofpoliticalrights;theperson'sfreedomandindependenceisviolatedorstopped.thisshouldbecognizedandgraduallyovercame.
keywords:technocracy,bureaucracy,scientism
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技治主义意谓由技术人员组成政府，特别意谓由技术专家管理社会。该词也被译为技术统治、技术治国、专家政治、专家统治、专家治国等等。
罗斯扎克（t.roszac）给技治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的理想。凭借毫无疑问必须履行的责任，诸如对效率、对社会安全、对人和资源的大规模协调、对始终较高水准的富裕和对人的集体力量始终更为印象深刻的表现这样的要求，技治主义发挥着把工业社会的不合时代要求的鸿沟和裂隙接合在一起的作用。系统化现在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给我们以与我们的机械组织相称的人的组织。于是，我们达到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家把他的职权的才干扩大到特地安排工业复合体周围的人的全部与境。政治、教育、闲暇、娱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无意识的内驱力、甚至反对技术本身的抗议——所有这一切都变成纯粹技术的研究和纯粹技术的操作的对象或题材。这种努力创造了新的社会有机体，它的健康取决于保持技术心脏规则跳动的能力。”他还简要地把技治主义描绘为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诸的。”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技治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核心价值。
技治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并不很长。技治主义是1919年前后才出现的英语新词，大概由w.史密斯首创。1931年或1932年，在美国纽约市出现所谓的技治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由把技术放在首位的技术人员来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其领袖是霍华德•斯科特，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持不同众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veblen）的影响。斯科特提出，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极为丰盛的物质产品，先前所有以物质贫困为依据的经济理论统统失去了意义。他预言，价值规律将迅速崩溃，一个富裕的技治主义制度将取而代之。1932年秋，被经济萧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一乐观的理论，全国出现了无数的技治主义组织。然而这场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1933年3月，技治主义运动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不过这个组织到1936年也无声无息了。技治主义思想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新工业国家》、《经济理论和社会目标》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他用“技术结构”这一中心概念表示，基于管理功能和决策水平正在社会上形成的技术专家阶层，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技术结构越来越大地参与政治决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文化矛盾》中表明，即使在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由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专家治理国家。
诚如罗斯扎克所言，作为科学进步和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产物，技治主义巧妙地躲避了传统的政治范畴。事实上，使它自己变得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觉察，正是技治主义的特征。它的关于现实的假定和它的价值变得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引人注目地弥漫着。虽然每日的政治辩论继续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之内和之间发生，但是技治主义作为一种超越政治的现象，在两种社会增加和强固了它的力量，这种现象遵循工业效率、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技治主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体育竞赛中纯粹中立的裁判的立场。因为技治主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未被看作是政治现象，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党派的争论，因此它在现代社会占据着毋庸置疑、无须讨论的大文化命令（grandcultureimperative）的地位。说起来也许是一个悖论：躲避传统政治范畴的技治主义其实是政治的科学主义的技术翻版——技治主义即是政治的科学主义在技术领域的对应衍生物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渗透或入侵，也就是以技术的名义的科学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
技治主义的大秘密在于使我们确信三个连锁的前提：（1）人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在特征上是（与伟大的历史人物告诉我们的一切相反）纯粹技术的需要。其意是指，我们人类的需求完全服从某种形式分析的方式，这些分析能够由具有某些费解的技艺的专家实施，然后能够由他们直接转化为社会纲领和经济纲领、人的管理程序、商品、机械新发明的堆积。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这样的技术解决，它必定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幻想，是来源于某种退步的文化倾向的虚构事物。（2）对我们的需要的这种形式的（和高度深奥的）分析现在达到99％的成功。因此，尽管在我们中间非理性的成分方面有微小的故障和隐患，但是人们满意完成的先决条件几乎被满足。正是这个假定导致出下述结论：无论何处社会摩擦在技治主义中出现，它必然是由于所谓的“交流的中断”。因为人的幸福被如此精确地标准化，力量如此完美无缺地被计算，以致于争论不可能来自实质性的争端，而只能来自误解。因此，我们只需要坐下来一起推理，一切将好起来。（3）彻底了解我们的内心欲求和惟有其才能够继续提供我们的需要的专家，实际上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的专家，碰巧都是国家和/或公司机构的正式在职人员。算得上的专家是证明合格的专家。证明合格的专家属于司令部。于是，技治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内部辩护：技治主义之所以是合法的，因为它享有专家的认可；专家是合法的，因为没有他们便不会有技治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技治主义出现和流行的现实是有理由的。在20世纪，特别在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轴。科学技术专家的队伍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壮大，陆续进入政府和大型机构任职，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与此同时，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社会愈加复杂化、专门化、技术化，以至于社会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社会，国家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国家。因此，要就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要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些决策和管理依赖非常繁难的专业分析和专业建议。在这种与境下，技治主义水到渠成地成为历史的选择。而且，比起官僚政治(bureaucracy)来，专家政治无疑还是要略胜一筹。因为官僚政治使权力完全垄断在官吏手中，直接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而且这种政治体制往往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无孔不入，以及软弱无能、无功受禄、懒散不经、决策拖拉、专横跋扈、贪污腐化等不良后果。
尽管如此，技治主义有其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技治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技治主义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诸多必要知识和素质。像管理学和政治学等管理社会的知识，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知识，这是未经培训或自学的技术专家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技治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忽视了政治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其他基本品质，诸如社交能力，辩论中的说服力，愿意让步妥协，重视普通人的需要，甚至是破釜沉舟的雄心壮志，这些完全不是科学态度和技术规范的特点。政治理论家一致认为，如果允许技治主义流行起来，那么它很快就会沦为暴政。换言之，在科学和技术中以及通过其所积累的经验和建立的态度，不适于成为引导社会运转的方式。
其次，科学和技术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它们仅仅包含少量的价值，而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此先天乏力。齐曼说得好，技治主义把政治本身变为“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一开始在设计中就具有极大的自由决定的灵活性。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完整的文化程式，它们无法就人类的理想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中肯地发言。任何对人类事务进行科学管理而制订的规划，在目标选择的紧要关头都大大地受到有关价值的不确定性、矛盾和冲突的限制。这些价值源出于确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之外的宗教、伦理和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技治主义违背了学术精神气质的基本宗旨：科学应该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向分离。卡瓦列里举例说，比如在尝试使最好者最大和最坏者最小时，技治主义者极为相信成本-效益（或风险-效益）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不相干了；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例如在工业理性的前景展望的改变中，成本-效益分析是完全不恰当的。审美的、伦理的和道德的问题卷入价值判断，为成本-效益分析要求的“硬”数字不能赋予价值判断。因此，包括这些问题的决定必然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的。
再次，技治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这样一来，技治主义往往导致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技治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纷繁多样的社会只不过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活生生的个人仅仅是这架机器中的可以随便拆卸和更换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技治主义者的心中，人动辄被数字化，即使在数字化中，成千上万的人也在诸多统计数据中常常被忽略不计，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弱势人群的悲惨状况往往消失在“升平”的平均数之中。因此，在技治主义风行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以人为本，自然也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还有，技治主义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哈贝马斯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技治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致和数学化，社会本身日益变得纷繁，以致经济和行政技艺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这会把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引进为国家和大官僚政治服务，使得做决策愈来愈依赖十分精细的技术分析和技术设计。在这种境况下，技术专家很可能会完全摆脱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不再“招之即来”，而更多地变得“高高在上”。政治领导人也许会发现，他们自己不再有能力评价技术设计，并且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设计者告诉他们的东西。随着政治领导人实际上变得无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作为一些固定的专家和官僚的挂名负责人而行动，为那些管理行政帝国和工业组织的头头们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事宜。在技治主义的社会里，控制权掌握在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手中，事务是由某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分子安排的，人民大众依然是非政治化的。知识的分配正好界定了两种人，即专家和其余的人。知识的分配是强权结构（powerstructure）：专家拥有强权，人民没有强权。“决断主义的”（decisionistic）社会的顶端群体即政治精英在技治主义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在普选中选出的政治代表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普通百姓很可能感到与政治的过程更疏远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技治主义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正如罗斯扎克所分析的，在技治主义中，事物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或简单的、或容易弄清楚的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规模和错综复杂超越了业余的公民的胜任能力，不可变更地要受到专门训练的专家的照管。进而，在处理大规模的、必不可少的公共事务的专家核心的周围，发展起一圈辅助的专家，这些专家以技治主义中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社会威望而自肥，甚至对最表面的私人生活方面呈现出权威性的影响：性行为、孩子的抚育、心理健康、娱乐。在技治主义中，每一事物都渴望变成纯粹技术的，变成职业关注的对象。因此，技治主义是专家的王国——或者是能够使用专家的人的王国。在它的关键机构中，我们发现有“思想库”（think-tank）。其中寓居着许多亿美元的献计献策工业，该工业行动在舞台上的一切事物之先，并把它们十分简单地整合到社会计划之中。因而，甚至在普通大众变得充分意识到新发展之前，技治主义就拟订出它们，并把它的计划拟订好以供采纳或拒绝、提倡或轻视。在这样的社会中，面临因庞大和复杂而困惑的公民发现，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遵从了如指掌的人。事实上，以另外的方式去做也许是违背理性，由于人们普遍赞同，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生产机器有效地周转。在缺乏专门知识时，巨大的机械确实会停下来，把我们留在混沌和贫穷的中途。
就这样，除了少数技术精英外，绝大多数民众乃至身居高位的政治家，都缺失自由决断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听信技术专家的说教，听凭技治主义的摆布，直至最终变成技术的奴隶，使自由和自主性这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丧失殆尽。其实，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早就有先见之明：“技术（technique）需要可预见性，居然也需要一样的预见的精确性。于是，技术战胜人是必然的。对于技术而言，这是生和死的问题。技术必定把人变为技术动物，即技术奴隶的首领。人的畅想在这种必然性面前破碎了；在面对技术的自主性时不会有人的自主性。个人不得不被技术塑造，或被消极地（通过理解人的技术）塑造，或被积极地（通过使人适应技术框架）塑造，以便擦去他的私人决定带入组织机构的完美设计中的污渍。”
既然技治主义有这么多缺陷，怎样才能扭转技治主义的趋势呢？我以为，这主要得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
一方面，我们要消除以客观性为标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人类唯一的知识的神话，要明确意识到，关于社会和人的知识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尽管包含较多的主观性，但同样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甚至是更为有意义的知识。罗斯扎克在剖析技治主义的知识观时说，专家是我们求助的人，因为他们控制着涉及到我们利益的可靠的知识。在技治主义的例子中，专家是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可靠地）知道所有与我们的幸存和幸福有关的事物：人的需要、社会工程、经济计划、国际关系、发明、教育等等。但是，什么是“可靠的知识”呢？答案是：可靠的知识是在科学上健全的知识，由于科学是现代人为确定说明实在而求助的东西。概括科学知识特征的东西本身是什么？答案是：客观性。科学知识恰恰不是情感、或思辨、或沉思默想。它是关于实在的可证实的描述，该描述独立于任何纯粹私人的考虑而存在。它是真的、实在的、可以信赖的。它起作用。这种知识观认为，仅仅存在接近实在的一种途径，这就是培育一种清洗掉所有主观插曲、私人卷入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意识形态流出的东西才有资格作为知识，其他事情都不行。这是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基岩；在它们的魅力的吸引下，知识的领域力图变为科学的。对人在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历史的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一切必须变成客观的：严格地、周密地客观的。在人的经验的每一个层次上，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日益支持客观意识的神话，从而证明他们自己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从他们的引导。由此可见，技治主义思想的根子深深地伸进我们文化的历史，并最终陷入西方传统的科学世界观中。尤其是它的知识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在学理上也难以立足：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只能尽量地排除私人的主观性，却无法完全清除人类的主观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以实在的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结果也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和人，断言其与客观性无缘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另类的客观性即主体间性和实践可能性。从思想上厘清技治主义知识观的谬误，就等于挖掉了技治主义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公共教育入手，在普及和通识上下工夫。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人们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不平等，维持着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要把权力分散开，就必须把知识分散开。这说明，要削弱技治主义，必须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学校中则要重视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使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或相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继续自学的能力，懂得以人为本的道理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也许是消除技治主义的治本之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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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4
关键词：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74-02
意识形态批判是20世纪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围绕意识形态而展开的争论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坚力量。与之前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视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化
意识形态这个词最早是由法国观念学家和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在1801—1815年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念科学，即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观念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他和其他观念学家当时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了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谈论意识形态的，他把意识形态作为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理论形态，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它同阶级的利益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是“虚假的意识”。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以及其虚假性的阶级根源。他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是为特定的集团利益或特定的社会阶层辩护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而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辩护、欺骗、虚假和异化的本质特征。对此，恩格斯曾这样论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2]
对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形态这一论述，列宁进行了发展。列宁从中性的立场来认识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他力图通过肯定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是从阶级革命传统的角度来阐述意识形态理论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形成成熟的意识形态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才有望取得成功。由此看来，他们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由上述论述可知，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或批判，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相联系来进行理解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所持的基本立场，从否定的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但是，与马克思在政治层面的批判理解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文化层面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因而实现了政治批判向社会文化批判的视域转换。“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在社会革命中而是在学术价值上凸显出来”[3]。
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意识形态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具有进行社会操纵、社会欺骗和社会辩护的功能，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和扩大自身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4]。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在于它对现实的认同与文饰，遮蔽了人变革现实的可能性，使人无法认识和实现真正人的需要。他强调要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正是人的自觉思维的盲目性才使人不能认识到他的真正的人的需要，才使人不能认识到植根于这些需要的理想。只有当虚假的意识被改造为真实的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实在而不是认识到由于文饰和想象所造成的对实在的歪曲，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实在和真正的人的需要。”[5]他也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不知不觉的操纵。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揭示和描绘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操纵和控制的功能。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抛弃了传统中认为意识形态与实证科学并不相容的观点，明确地宣布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书中，霍克海默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桎梏，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指出，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科学阻碍了人们去发现和揭示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全面论述了科技成为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认为，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它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经济机制变成强大的无形的统治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控制形式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在发达工业社会，掌握技术便拥有一切，技术趋向于极权主义的转变。技术社会也渐渐地成为一个政治系统，它具有奴役、操纵、控制人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这种控制不是通过采取暴力形式来实现的，而是表现为对社会中的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在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上的无形压制，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技术统治是更为巧妙的统治，是一种在不合理中体现“合理性”的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让被统治者感觉到“舒舒服服的不自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提出了科技两重性的思想，他将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科技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使科技意识形态在特征、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从而使科技意识形态的理论更加成熟和系统化。
三、视域转换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推动
二战后，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西方世界面临严峻的文化危机，技术理性成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此外，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题。这就为对意识形态进行技术文化批判提供了土壤。
（二）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范围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批判视域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独立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都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他们主要是把意识形态应用于政治领域。这样说并不代表马克思仅仅把意识形态限定在政治领域，并不表示他要把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等内容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从而使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成为政治的附庸。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活动和内容，应该承担起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评的功能。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对意识形态概念解释的外延更加宽广，在他们的观念里，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还包括技术、文化、科学、心理等内容，他们把“与真理相对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6]；“那种认为哲学、道德、宗教等信仰行为、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都具有这种功能的主张并没有揭示出那些始作俑者的个性，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行为所起的社会作用。”[6]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否定：关于批判理论的论文》中也表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由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是把科学理论、文化体制、技术理性等这些并不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也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把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也归结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理论、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法律思想、哲学、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虽然具有非政治化倾向；但当它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和政治倾向，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就会使它成为行政机关实行暴行的合法化的修饰，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哈贝马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渐加强，这种高度的关注就使经济问题也逐渐地成为政治问题；而当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时，政治问题渐渐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同样道理，大众文化以“文化工业”为载体，通过通俗的形式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广告艺术片等，广泛流传于社会大众之中，它也具有发挥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引导大众的虚假需求，提供维护其利益的肯定文化来操纵人民大众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抹杀人的个性，消磨人的批判思维，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因此，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形式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范围的延伸，因而造成批判视域的转变。
四、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评价及当代价值
（一）理论评价
1.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20世纪文化危机为背景的特殊异化理论，它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技的异化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深切关注。
2.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否定的维度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更加深刻，科技意识形态使人们渐渐丧失了批判的本性，成为单向度的人，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从而把科技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我们认为这样片面地理解科技意识形态是错误的。科技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双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不能因为它的弊端而否定它的积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认为科技异化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只进行科技批判不足以揭示其根源。
3.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侧重于对科技的政治功能的分析，忽略了科技的其他功能。我们在研究科技异化、使用科技意识形态概念时，不仅要重视它的政治控制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它的价值导向功能，这样才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分析。
（二）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虽然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其对于科技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从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的根本，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维度。但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尺度上讲，我们必须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同时把握科技发挥作用的尺度，避免人被科技产品控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科技发展和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区分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我们的建设才能朝着“和谐社会”的方向迈进。
2.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的社会导向作用。现代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发达的科技，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文化产品等工具和载体来宣传其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全世界，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因而，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共有的宣传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从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正确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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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5
科学技术成到底是如果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呢？我们认为，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既与理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密不可分。换而言之，它既是理性自身分裂的结果，也是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下面，我们就从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两个方面去分析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首先，从理性的内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近性主义危机与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理性源于自然哲学家们对世界本源思考。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以完整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笛卡尔提出心身二元论，把身体和心灵归属于两个不同的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近代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形成。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主体和客体彼此独立、互不相关，主体是指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而客体是指主体认识的对象，理性则转变为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和手段。由于近性主义形成于近代哲学基础之上，因而也必然打上了二元对立的深深烙印。近性的内在逻辑矛盾也由此形成。然而，它又是如何引起近性主义的内在危机呢？在刘英杰看来，近性主义危机“一方面源于近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又源于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自身内在逻辑矛盾，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理性自身原因。”〔3〕17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在探索人类未知世界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科学成为一种指导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准则。人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科技不能解决，如果有那也是科技还不发达。鉴于科技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巨大作用，近性必然会表现为工具理性，这就割裂了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近性内的工具理性必然与价值理性的发展失去平衡。而且，“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模式实质是一种工业资本加技术化的模式，工业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必然使其把理性和技术的原则结合起来，把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4〕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必然会超越价值理性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形式。在工具理性所主导的世界，科学技术充斥着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原有社会中的自由意志、灵魂与心灵被科学技术的标准、机械与纪律所取代。其次，从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来说，科技成为意识形态是工业资本的扩张和西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危机的展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工业资本的无限扩张，整个社会转变为以计算和科技为主导的逻辑体系。在政治方面，科技在政治选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投票和计票以及各种政治宣传都依赖于科技手段的帮助；在经济方面，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货币为交易工具进行严格的计算，包括经济决策、运行、核算都严格进行数量化计算；在文化精神方面，原有的理性、启蒙、契约和自由转变为以标准化、制度化和机械化为特征的机器文明。总之，科技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会导致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和价值理性的衰落。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大量的工人失业，资本主义国家都纷纷采取一系列的干预经济的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但这样不仅违背了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社会契约论”与“公平交换”原则，也使得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失去了根据。为了维持统治，资本家急切需要寻找一个化解政治危机的手段，鉴于科技在人们群众中的威望，它就成为了充当资本家麻痹被统治阶级的最合理选择。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统治的手段，充当着意识形态功能。
二、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上述，笔者以理性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的外在逻辑为出发点，阐述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那么，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探讨。
(一)人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单向度，在这个单向度的社会中，技术控制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5〕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民众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物质丰盈，没有忧愁和烦恼的“幸福社会”。然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虽然“合理而又民主”，却同时伴随着一种“不自由”的困惑。民众由于过度沉溺于安逸生活而失去忧患意识，最终全面受控于科学技术。首先，在生活领域，资产阶级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淡化阶级之间的对立。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机械化的生产不断降低着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使得工人也可以享受愉快的周末，带着他们的儿女一样去海边度假。然而，这就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吗？马尔库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6〕马尔库塞指出，在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表象下，阶级对立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统治阶级摒弃了传统直接的政治统治，转为用一种掩盖社会对立和阶级差异意识形态控制。科学技术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其对民众的控制和奴役。它披着一层虚伪的面纱，具有很强的欺骗和麻痹性，给民众提供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资本家通过大规模地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如书籍、电影、录音带等，对民众进行“洗脑”，以同化民众的反抗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报纸、电视台、电台都被国家所垄断和占有，大众媒体也成为了资本家进行娱乐宣传的工具。而在科技没有如此发达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能通过口头宣传强行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和操控大众的意识，其效果远不如运用科学技术的标准化和大规模化的文化输出强。资本家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这一“合理工具”，把维护其统治的价值方式、道德规范、世界观和人生观“舒舒服服，合理又民主”地强加给民众，以达到思想领域里的整齐划一。民众的个人意志和心理最后完全受控于统治者。令人奇怪的是，民众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很享受科学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安逸生活。“人们似乎只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度清晰的传真装置、错层式的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灵魂。”〔7〕这是为什么呢？哈贝马斯给出了解释。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涉及的范围广，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人们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更呆板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背景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践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为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皆趣本身。”〔8〕另一方面，相比较于旧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少意识形态性”。“它已不像先前的意识形态那样将压抑建立在集体压抑之上，它力图使人的交往行为与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相分离,并将它们非政治化，从而使压抑变成对人的交往行为的伤害，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而且,压抑本身采取非强制性手段，使人丧失对它的反思，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现实。”〔9〕这样，人们不仅无法意识到技术对其的压抑，而且也丧失了对技术的否定和批评，沦为没有自由的工业文明的奴隶和单向度的人。
（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
哈贝马斯说：“从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起以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出现了两个趋势：国家为保证系统而实行的干预增加，和研究与技术的增长的相互依赖使得科学转化为第一生产力。”〔10〕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过度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大量工人失业等，这些都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干预经济来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基础。但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显然违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来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掩盖其真实政治意图，谁来充当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科学技术。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最终把科学技术推上了第一生产力的宝座。第一次蒸汽革命期间，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开启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把人类带入电器和电信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更加密切，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大加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哈贝马斯“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论证了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制度化关系，并明确提出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11〕因而，科学技术有能力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存在。综上所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求需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因而导致技术与科学执行意识形态功能有了客观的现实需要。”〔12〕那么，科学技术又是怎么样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呢？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排除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转变化为政治问题之上。”〔13〕换句话说，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而技术问题的解决，可以恰如其分地克服人们精确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因此，许多的政治议题往往都不是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的，而是科学家们向政治家们提出来的。再者，技术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实践问题则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要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关键在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践问题）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技术问题）。“由于政府的活动皆在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政府现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反面特点。因为他的宗旨是排除功能的失调和避免威胁制度的危险，换句话说，它的宗旨不是实现实践的目标而是解决技术问题。”〔14〕由于排除了实践问题，公民参与政治变得没有必要了，人们只关注于现实生活的满足问题，而不关心人的政治权利问题。资本家做政治的决定成为了一种技术职业，把原来需要交给民众集体讨论的政治问题，转变成一种组织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选民显然不会比技术专家计算得好，整个政治领域被科学技术化了。在政治科学化的模式下，政治决定不再是以实际利益和价值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根本。这样，人民群众不再关心实践问题，认为只要能增加社会财富的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科学技术因此取代以往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在人们心中的统治地位，转变为一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15〕
三、克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理性的突出地位，导致了人们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以至于人们的交往行为成为一种“目的的-合理的”工具系统。那么，如何才能克服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在笔者看来，如果能在科技中融入伦理，实现协商的民主政治，并改造技术本身，将更加有助于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从伦理框架出发，提出了克服科技意识形态的伦理方法，那就是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导致人们对工具和技术盲目崇拜，社会生活变成了完全由工具效率和认知标准来支配的形态。他认为，通过“相互作用”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可以为人们摆脱技术的控制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所谓的“相互作用”所指的是“交往活动，符号的相互关系，它由具有约束力的舆论规范所支配，这些舆论规范规定了对行为的相互期望，并且必须被至少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16〕哈贝马斯认为，通过“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相互交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规范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从而有效地规范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技的意识形态）。再者，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相互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合理化”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统治者行驶内部统治权和维护国家政权不再是由于内部分工组织起来的，而且由于新技术和战略的客观规律性。尽管这算不上是科学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是国家政权的维护却严重依赖于科学技术。因而，统治阶层管理国家事务和做政治决定必然会转变为一种以技术理性为导向的虚伪政治，它排除了人的自由和价值，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打破这种虚伪政治，必须建立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们之间合作机制，“一方面能够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要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7〕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协商制的具体策略，包括两个层面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制度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8〕前者主要是从强公共领域的的立场出发，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维护民主；后者则是属于弱公共领域范畴，主张通过市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和协商来体现民众的诉求。但是，具体是从“强公共领域”还是“弱公共领域”来建立这种民主协商制，哈贝马斯并没有过多地涉及。然而，无论如何，政治家与技术家的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政治家们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可以参考技术因素，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发明也将受到价值系统的约束。笔者认为，要克服科技意识形态，还必须改造技术本身。具体来说，就是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努力实现技术的人道化。弗洛姆认为，非人道化的技术已经使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19〕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是人类片面强调物质消费，丧失了与生命、的接触以及种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过度倚重于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的价值，失去了深层的情感体验的能力以及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20〕必须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来解放人类的灵魂。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技术的非人道化呢？弗洛姆给出了相应的步骤与方法：一、激活个体。把人从“异化的官僚政治”带入到“人道化的官僚政治”当中，实现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双向的沟通；二、人道化的消费。弗洛姆认为，技术所创造的富足消费是强加给民众的，剥夺了个体根据自身选择消费的权利；三、心里更新。在弗洛姆看来，人在突破突破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必须追求爱情、理性以及喜悦等超生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人才能正常运行。〔21〕综上，在笔者看来，弗洛姆对技术的改造是建立在对人的改造基础之上的，他希望通过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来实现对技术的改造，潜化着技术对人的控制。
四、结语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6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多中心治理;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F30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36-03
一、农业科技创新与治理范式转型
当前,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历史选择。农业科技工作应当着眼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开辟一条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效自主创新之路,以较少的成本实现较大的突破,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形势。
农业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技术创新源,因而是一种偏于单中心治理模式,其突出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基层政府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为主,其管理手段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不是对话、协商、协调的方式。公共参与的缺乏突出表现为:上级领导作决策,技术部门规划,专家进行论证,行政部门行政式地安排发展项目的主要活动,农户或农民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许多科技项目没有达到当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未能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切实利益,因而他们没有积极性,对政府部门设计的科技项目缺乏责任感和拥有感,其行为缺乏持续性。由此,单中心治理模式易陷入一系列困境。
因此,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引入多中心治理理念就是期望通过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使各创新主体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打破传统意义上那种严密的纵向权力链条,为农业科技创新的公共管理体制的生长拓展空间,从而提升农村自身的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概述
“多中心”(polycentrity)一词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polanyi,1951)提出的,博兰尼引入“多中心”一词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自我管理的可能性限度。后经奥斯特罗姆夫妇通过对局部性公共事务(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领域中生产与消费属性的多年实证研究,借鉴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系统分析了各种决策领域组织的多中心,形成了多中心理论的基本架构。
该理论主张同时存在着多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单位,这些单位能够计算受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影响的潜在的成本和收益,促进自身利益的扩大;同时,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受着一般性规则的制约,可相互调适,使利益相关的决策者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保证整个秩序的稳定和运行,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为富有活力的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民众对于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也愈来愈趋于多元化,而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是缺乏效率和回应性的,因此,以支持“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就成为满足民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理想模式。
概括而言,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1)一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具有多元性和分散交叠的特质,政府或国家是多极权力中最大的一极。(2)政府具有有限理性,它无法胜任“无所不能”的角色要求。一群相互依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3)权力越分散,政府就越容易针对不同的公民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越容易进行及时的科学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越容易防止权力的非公共性滥用。反之,集中的权力在信息收集、决策做出、灵活性等方面具有无法回避的劣势。(4)政府官员和决策机构分享着有限、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机构对强制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权。(5)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有所作为。(6)从长远看,民主政体的效率必然优于专制或集权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可以回避大的甚至致命的失误。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人们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拓展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等,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强调管理就是合作。核心思想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
具体到农业科技创新而言,农业科技创新的多中心秩序安排,既需城乡各级公共权力组织对科技创新事务的管理、组织和调控,也需要广大科研单位、科技工作者和农民及社会力量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参与,同时还需要面向市场进行技术转移。可以说,进行农业科技创新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技工作者、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
三、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的多中心秩序
城市、农村的各个不同的主体在农业科技创新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通过选择不同的对策,达到共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目标。
1.城市选择的对策建议
城市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供体,其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创新源的作用。
第一,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建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强开发区建设,进一步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载体,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以高新技术提升区域农业现代化,显著增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能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第二,完善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科技政策法规体系。强化科技发展规划对科技工作的指导,加强科技政策制定、科技计划实施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的统筹,形成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以建设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为途径、产业技术为重点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努力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关联和有效互动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三,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实施科技人才战略。构建城市科技人才高地,实施科技人才战略,培养造就一批农业学科带头人和一流农业创新型人才,培育创新人才群体和创新团队,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加大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投入,通过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
第四,搭建科技创新支撑服务平台,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组织。通过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和直接推向市场等多种形式的推广,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加强农业研发平台、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平台、技术交易平台以及投融资平台建设,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第五,推动区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更广的范围内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技术,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的经济效益。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权利化,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占领科技制高点。
第六,创造创新文化氛围。加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大型企业等各方面的优势集成,促进科技界、教育界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协作。提高全民公共科技素养,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2.农村选择的对策建议
农村是农业技术创新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技术的需求主体、应用主体,因而,农村本身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发挥其应用科技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切实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实现科技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入结合。
第一,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和带动力。要用工业的理念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培育一批竞争力和带动力强的科技型龙头企业,加大农业龙头企业的集成,大力提高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推进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农产品由初加工向深加工、由粗加工向精加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方向发展。
第二,培植农业科技示范户。加快对农业示范户的培养,使他们尽快发挥技术应用的示范作用,推进先进适用技术在农村的传播和推广,加大技术创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导力度。
第三,发展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农技组织、种养大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兴办和合办专业合作社,发挥其行业代表、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协调等方面的职能,加大技术集成,提高产、加、销能力,提高行业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
第四,建设农村社区。以农村社区为载体,拓展功能,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标准,推进农村科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第五,培育农村科技服务中介。以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为重点,培育一批农村科技服务中介。引导支持一批发展较成熟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使其发展成为面向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市场等多元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四、结语
农业科技创新要有新的治理模式,多中心理论反对管理主义范式内含的政府单中心论,主张政府是各参与者中“同辈中的长者”,但它不具备最高的绝对的权威,主要是承担建立指导行动的共同准则及确定大方向的任务。这就有利于消除相互依存却又独立运作、关系松懈的组织间的隔膜,凸现现代治理机制的民主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是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而政府则主要起引导和扶持的作用。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的加快,中央提出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政府支农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其主要目的是要强化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责任,使政府扶持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更好地相互结合,而不是包办代替,否定农民的主体地位。
多中心治理模式在治理主体独立地位的获得,治理责任的有效承担,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服务行政,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这些方面对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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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theoryofmulti-centermanagementinnovationin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
XUanLin-lin,XUXin
(Financeandpublicmanagementcollege,Harbincommerceuniversity,Harbin150000,China)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7
一、网络政治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政治学理?知识是在西方引进过来的，在19世纪末我国还没有构成属于本国的政治体系，都是借鉴着国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来研究政治对象的。说到政治学，首先应该知道政治学的含义以及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在《政治科学原理》一书中有对政治学的定义进行讲述，政治学最初只是把国家的政治作为研究对象，后来在不断的摸索与改革创新中，又得出了新的定义：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权力，研究内容是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能源的分配，以及这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其发展规律。政治学真正意义上被引入中国是由维新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将西方的一些政治著作介绍到中国开始的。直到1920年，《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中国的学者开始研究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中国的郑华子学研究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到1932年，中国的政治学学会在南京成立，政治学开始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学术的研究和学生素质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政治学在我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具有完备的政治体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政治学的发展改革中又引起了一片新的潮流。
网络政治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网络政治学延续了传统政治学的特点，研究的对象还是权力，研究视角是国家与社会。网络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就是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它把政治学的理论与数字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网络政治学在高校中被实践，通过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反应与接受能力看待网络政治学的发展趋势。网络政治学是中国独特的社会控制形态，通过对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和解释，描绘着中国独特社会的另外一种现实。网络政治学要想在中国得到长远的发展，就需要为社会的建设做出学科贡献。网络需要法制，网络的反腐行动以及防止犯罪事故的发生都需要法制来制约。网络政治学是保证监督权力的主体能够安全，不被打击报复。不能为社会和人民解决问题的学科仅仅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会影响整个社会在网络时代的进步。网络政治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国家在发展网络政治学的时候，应该加强各方面的主体对网络政治的认识，将网络政治的价值理念贯彻落实到网络内外的社会生活中去。
二、在政治体系网络化与网络政治学的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世纪，我国的政治学者研究由网络所引起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开始建立网络政治学，在概念和理论、方法等方面结合现代技术形成适应当代社会的网络政治学科。政治体系网络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政治体系网络化是时展的需要，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保障政治学的生命力，所以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实行网络的政治监督管理，在网络内外都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研究。高校应该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网络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安全意识，使学生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安全文明的网络生活环境。在政治学的网络发展中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解决，具体内容如下。
（一）实现网络政治学的电子民主
由电子操纵的民主，虽然拥有技术，但是缺乏公平公正。网上选民时，公众面对大量的、无法辨别真假的权威信息，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和投票。电子民主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还是有贫富差异。有的公民没有使用信息技术的条件，就会被剥夺在议政的权利；而信息富人却可以随意的利用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影响公众，操纵政治。
（二）维持网络政治学秩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治稳定需要手段和法制的维持与控制。加强网络政治管理，控制网络的秩序是当前网络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网络秩序与网络法律都是需要人们重视并遵守的。人们的网络道德意识可以使网络政治学能够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8
关键词：水土保持；科技发展；水土资源;生态环境
1、引言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各种资源的利用不断的增多。在过去由于社会发展中人们对环境认识不够，各种环境问题不断的涌现而出，成为影响和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前提。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严重的制约着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我国的国情影响，使得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多，流失强度日益变高，并且由于其他各种因素的至于与影响，形成了复杂而又类型多样的危害形式和特点。开展水土保持是保护水土资源、改善民生、维护生态安全的主要方法和有效途径，更是推动人民生活水平良好提高的有力手段。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和日益广泛，在社会发展中加强水土保持，实现水土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更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保障和建立完善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的主要基础方式和方法。要完成和保证水土流失的控制方式，就必须结合水土保持科技形式综合应用，这在水土保持领域中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科技探索过程和方式。
2、水土保持科技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
2．1发展现状
通过50余年的水土保持实践，尤其是近年来先后开展的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全国水土流失遥感普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以及一系列针对水土保持领域的“973”、科技支撑、公益性行业专项等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水土保持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为：
(1)近年来，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科学理论知识为主要依据的水土保持科学技术体系，是水土流失治理的主要方式和措施，更是水土保持的主要依据，形成了“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等能够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治理策略和方法，更是我国水土流失强度能够合理有效控制的基础方法。
(2)总体搭建起我国水土保持研究与监测的网络体系。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检测中心和河流流域的监测站来保证却确定监测体系的完善，更是保证水土流失控制合理进行的基础方式。通过在水土流失控制中形成一套系统化的防护林模式来确保水土流失的有效控制模式。
2．2主要问题
随着水土保持领域的科技成果不断增加、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宽、发挥的效益不断凸现，有力推动了水土流失防治进程。然而，我国自然条件复杂，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技术成果推广仍明显滞后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致使水土流失防治进程距国家生态建设的总体目标、全社会水土保持意识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集中表现为：
(1)与当前水土保持任务相比，水土流失防治速度和规模还需进一步提升。造成土地产出下降、湖泊水库淤积、水质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洪涝灾害加剧等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势必要求水土保持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以便更好地促进水土保持实践、加快我国水土流失治理步伐。
(2)与当前水土保持实践相比，水土流失防治理论和技术还需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伴随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深入，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以前未曾出现的问题应运而生。
3、水土保持科技发展的主要技术需求
3．1坡改梯关键技术与材料
坡耕地是我国山地丘陵地区的主要生产用地，广泛分布于30个省区。现有的3．6亿亩坡耕地虽只占全国总侵蚀面积的6．7％，但年均侵蚀量却高达14亿t，占全国侵蚀量的28．3％，尤其在坡耕地集中的地区，其水土流失量占全区水土流失总量的70％以上，成为山丘区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
3．2南方崩岗整治技术与开发范式
崩岗是我国东南地区，山坡土地或岩石风化壳在水力和重力作用下分解、崩塌和堆积而形成的特殊侵蚀类型。虽然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侵蚀量巨大、发育速度很快、破坏性极强，成为南方广大山丘区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防洪安全和人居安全的主要威胁。
4、水土保持科技发展需求的适用技术成果
通过梳理现有技术成果，分析当前治理需求，以下几方面的技术成果应作为目前推广示范的重点。
4．1坡耕地综合整治技术
主要技术成果包括：(1)坡耕地梯田改造工程技术；(2)机修梯田快速整治技术；(3)坡耕地径流集蓄与调控技术；(4)坡耕地地埂利用与地力恢复技术；(5)梯壁整治优质材料选择与配置技术。具体实施方案为：(1)通过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集成研究和建立不同类型区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技术集成示范区，有效地治理坡耕地的水土流失；(2)利用现代农业机械，合理开展坡耕地机修梯田改造，并配套实施径流调控工程技术、微地形改造措施和小型径流集蓄工程。
4．2南方崩岗整治技术
主要技术成果包括：(1)稳定型崩岗植被对位配置和快速恢复技术；(2)活动型崩岗综合整治工程技术；(3)经济开发型崩岗治理与利用范式。具体实施方案为：运用系统论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把沟头集水区、崩塌冲刷区、沟口冲积区有机结合起来，采用“上截、下堵、内外绿化”的综合整治格局，采取“治坡、降坡、稳坡”三位一体的技术措施，坚持植物与工程、治沟与治坡、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崩岗综合治理与开发示范推广，达到转危为安、化害为利的目的。
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9
关键词：生命伦理；治理；
abstract: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havebroughtalotofseriousethical,socialandlegalissues（elsi）whileitbringsbenefitsforpeople.becausethereareopendiscussionsandhotdebateaamongstakeholdersrelatedtobioethicalissues,governanceisusedtodealwiththeissuesintheinternationalsociety.thepaperexpoundsthemaincontentsofethicalgovernance,andexaminestheprogressanditsprobleminthefieldofbioethicsandbiopoliticsinchina.finally,theauthorsprovideseveralrecommendationsonthebioethicalgovernancecapacitybuildingconcerningtheof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research.
keywords:bioethics;governance.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下简称生命科学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们的发展将会给医学、制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引起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是负面效应，带来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研究引发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控制和减少其负面效果，需要解决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50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机制。随着生命伦理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显著，许多国家不仅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例如，世界上约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政府一级的生命伦理委员会[1]，并且形成了各种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命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的法规与准则也不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协调。由于生命伦理问题包含的领域广泛，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伦理问题已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把生命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伦理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这一新概念为核心，分析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伦理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一）生命伦理问题的本质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一系列非技术问题，包括伦理的、法律和社会的问题（elsi）,这些问题主要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家庭伦理问题；由基因歧视、商业机密泄漏和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关“扮演上帝”等议题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基因决定论、医学目的等的哲学问题；涉及到r&d资源分配、伦理审查制度的政策管理问题；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执法的法律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与合作问题；生命科学研究和评价中的伦理学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是相互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堆积，其中伦理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国际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所谓生命伦理问题是指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医疗保健中的治疗和预防决策都涉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2]“应该做什么”或“该不该做”为实质性伦理问题，“该如何做”为程序伦理问题。其中，前者是生命伦理的根本问题，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中，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做”。例如：是否应该开展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允许人与动物的嵌合体？该不该为了达到增强后代的记忆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预生殖细胞系的基因呢？人类是否应该为了科学研究而在14天内毁掉一个胚胎呢？该不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强行采集珍贵的人类遗传样本呢？对于这些实质性伦理问题认识和解决的好坏直接关乎到对程序伦理问题及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应当如何做”是主要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疗中怎样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如何预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如何权衡人体试验中的“风险”与“受益”，应该如何符合伦理地开展“治疗性克隆研究”。“该不该做”与“如何做”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反对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此目的；而当赞成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上如何做好的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触及关于生命、人和社会之间的根本价值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观、安全观和公平公正观。
1.生命观：生命科学技术使人干预和改变生物体与生命的自然本性，触及到生命观的核心。例如，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提出的重要伦理问题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个人何时成为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那么简单，不同宗教、文化价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的反对者认为，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就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立足于他们的生命观。在他们看来，卵子受精的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而赞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则认为，胚胎干细胞只是胚泡中的内细胞群，没有滋养层的支持，不可能独立发育成胎儿，所以它们并不是胚胎。与生命观紧密联系的是人的尊严问题。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尊重。例如，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认为，为了销毁人类胚胎而制造人类胚胎，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2.安全观：这是贯穿于生命伦理各个领域的一个问题，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疗、干细胞的安全性问题等。安全性是由于技术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负面效果带来的，但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该不该应用、如何应用技术还是一个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与天然食品同样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安全隐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对待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起作用的就是伦理态度。对于安全性问题，需要根据“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制定技术安全性标准、安全性规程。
3.公平和公正观：生命科学的发展对公平和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带来了面向大众还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等尖锐的问题以及各国怎样分享利益等复杂问题。
其他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包括对生物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和歧视问题、生物技术对专利权的挑战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做出伦理上的辩护，常常需要多学科的辩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法律。
（二）治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现代生命伦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人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等），而且每一个领域中，伦理问题与社会和法律问题缠绕在一起，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界、医疗界、学术界（哲学、法学等）、政府、私人团体、公司、公众等，各方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随着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发展，生命伦理问题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
根据国际趋势，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影响到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相关利益者参与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英文中“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90年代以来，学者们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词明显不同。罗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3]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强调非正式的合作、协调，同行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方式。
科学与治理议题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5]，出现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对于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生命伦理问题可以采取“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的解决方式[10]，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带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根据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看，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机制包括：（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2）制定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3）加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4）设立伦理审查；（5）促进公众参与。
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
生命伦理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全球对话，使国际社会建立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国际上形成的一些伦理准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准则。例如，1948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为“二战”后人体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伦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更是将《纽伦堡法典》细则化，此后不断更新的《赫尔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时期国际社会对医学研究的伦理要求。1978年，由美国政府发表的《贝尔蒙报告》所倡导的“尊重”、“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原则被多数国家采纳。1993年世界医学理事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年修订）成为指导各国制定相关伦理审查办法的指南。虽然对一些复杂问题，各国并不能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如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就“治疗性克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各国对话和相互理解。
2．确定伦理准则和监管
通过制定具体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1）明确科学家的责任，使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有章可循，保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预防科学界的不端行为；(2)保证生命科技发展中的安全，降低研发中的风险；（3）保证研究参与者和公众的权益，促进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解；（4）促进生命科技发展与国际规范接轨。
有了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发达国家在生命伦理领域都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主要的特点是：（1）在政府机构设立新的专门机构，或者明确、调整现有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美国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和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等3个联邦机构共同实施监管。nih下属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ac）和生物安全委员会（ibc）分别负责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和政策咨询、风险评价和研究监控，fda也负责对基因治疗的监督和审查，ohrp侧重于对受试者的保护；（2）在现有伦理准则或法律框架下出台针对基因治疗的实施细则。在基因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国的rac就针对体细胞基因治疗制订了指导准则——《考虑要点》（pointstoconsider），并探讨审查此类研究方案的细则。
3．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
伦理规范、政策和法律法规是规范和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咨询是这些手段的重要基础。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生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都设有专门的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咨询。例如，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当下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行政当局，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1997年英国多莉羊诞生后，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国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建议。
4．伦理审查
为了把伦理指导原则和准则落在实处，把有效处理与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有效地保护受试者，必须建立一种正式的伦理审查机制。国际上普遍上采用的机制就是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是设在政府、研究机构、医疗协会、医院的决策咨询组织。为政府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依据公认的国际伦理准则和国家制定的伦理准则，从伦理学角度审查人体试验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
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学科，以便在科学研究自由、专业知识以及人权和公众利益直接之间做出调和。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府管理学等学科，在许多国家，通常还会有宗教学专家。另外，往往还会有一名非专业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区代表等。生命伦理委员会可以给这些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商的平台，运用各种知识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5．公众参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相关的生命科学技术决策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专家获得科学技术信息，而且科学家应该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不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公众参与生命科学技术决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
二、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专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关安乐死和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全国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以及对汉中安乐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开辩论（1988年）。20多年来，我国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成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建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专著。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生部，1998年，2007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卫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3）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该组织在2000年改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也初见成效，包括医疗行业协会委员会（如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医疗/医院伦理委员会（如很多三甲医院都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药品生产的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4）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二）我国生命伦理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宏观管理机制缺乏
生命科学伦理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我国，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行政部门（卫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法规与管理办法，而在解决一些涉及范围广的生命伦理问题时，如基因资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2．对政策法规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
近十多年来，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规范我国相关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例如，卫生部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1993年）、原国家药监局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1999年）和《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2003年），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反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但没有任何论证。
3.伦理审查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体系已经初建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为国家生命伦理议题提供全面咨询和审查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如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其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审查制度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有时只是走过场；（2）科学家保护受试者权益的意识较差，保护受试者权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对于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在生命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还不普及；（4）相当多的伦理委员会委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伦理审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对国内外伦理准则和管理法规了解程度也不够；（5）相关人员对伦理审查活动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伦理审查时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等。
4．伦理意识有待于提高
在我国，与生命伦理相关的领域，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疗伦理审查方面，国内有两种观点：（1）只要不违反科学原理和相关法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伦理审查；（2）既然西方已经充分讨论了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有较成熟的伦理审查制度，直接“拿来”，或略加修改即可，没有必要在小题大做。
赛百诺公司“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为gendicine）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认识的片面性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当国内媒体为之欢呼雀跃时，国际科学界却意见不一，一些科学家质疑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监管的严格性。[11]
5．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
许多医院在医学伦理管理方面为保护患者的权益，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多数情况并不成功，许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基本不发挥作用。
三、加强我国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建设的设想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把生命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利用其成果为国人造福。同样，我国也面临着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前沿进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应该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从“伦理治理”这一观念出发，建设和完善中国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伦理治理”一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启动的中欧合作项目bionet引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此项目由欧盟第六框架计划资助，英文名为ethicalgovernanceofbiologicalandbiomedicalresearch:chinese-europeanco-operation，中方把这一项目的名称翻译为“生物学和生命医学的伦理管理：中欧合作”。中方专家与欧方专家在对governance一词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方专家把governance解释为“管治”，认为好的管治应该有：好的管理条例，包括伦理上可以辩护的规范、条例的实施是可行的；条例的实施、贯彻，包括教育和培训；监督／督察；奖惩制度；管理机构；专项预算。欧方专家强调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级分层管理的术语，指相互合作、协调和商议，不仅仅在国家组织（例如政府部门、市政、法院等）之间，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医疗机构、律师、学术杂志、病人团体等），不仅包括写下来的规则，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惯例、同行间相互监督等。[12]中欧双方专家对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实际所处的伦理制度环境不同，相比于欧盟各国，我国在规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较落后，且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不过，也存在着认识问题。把governance解释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没有充分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意义。中国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还应该加强，但同时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并建立和发展更丰富的机制使不同参与者充分互动和合作，因此用崭新的“治理”或“协同治理”[13]更能表达governance含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科学团体、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公众等各个角色共同参与的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开展前瞻性的生命伦理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参与制定国际伦理准则，大力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机制，主动、及时地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咨询
1.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的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职责是为国家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咨询，规范和统一国家各个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准则，制定地方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指导具体工作，培训人员。委员会可以在原卫生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组成。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2.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生命伦理问题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见，特别是公众的意见。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于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审查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沟通科学与公众
国家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团体应该发挥团结、统一科学界的凝聚作用，发挥沟通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制定科学家的研究伦理准则，以各种形式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活动，例如，就生命伦理的某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开展科学界与公众界的对话，并吸取各种媒体参与。
（三）加强伦理审查
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强伦理审查，促进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上面所建议的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伦理审查：
1.发展和完善各级伦理委员会。建立省级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给下属医院及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供指导、培训、咨询。机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本机构内研究方案进行独立、公正、及时的伦理审查，而且要对研究进行后续伦理监督和评价。有条件的医院和研究机构，应该单独或联合建立伦理委员会，条件不成熟的单位则可以通过已建立的单位进行审查。
2.明确并完善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能：（1）制订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保护受试者和保证人体试验顺利进行；（2）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独立地从伦理和科学技术上把关，对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暂缓的决定；（3）组织专家开展对研究者、资助者、各级伦理委员会成员、媒体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进行伦理学培训，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会；（4）伦理委员会要建立网站，公布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的反馈信息，并在网站上。
3.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的因素。委员会的成员在学科、年龄、性别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应有法律、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既要有专业人员，也应有能代表社区利益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公众；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应多吸收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同时男女委员比例要适当，还应该考虑委员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员们应能胜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参与，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加强生命伦理知识培训。由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类生命伦理机构（如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等）合作，对医护人员、机构伦理委员会委员进行有争对性、有步骤的培训，并针对具体伦理案例举办讲座、讨论会等，在医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普及生命伦理学知识及相关规范。
（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加强对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促进公众参与决策。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获取相关科学前沿领域的知识：（1）医学广告；（2）科普读物（如、报纸、网络，等）；（3）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4）专门的教育培训；（5)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不良事件处理意见）；（6)专业期刊和学术交流。在拥有了必备的科学知识后，公众参与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决策的程度和深度将会大大加强。
国家要确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促进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重大科学决策。公众提出的问题、建议应通过适当的途径为科学决策者采用，公众能对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五)加强生命伦理学研究
1.加强中国生命伦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为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制订生命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伦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以及解决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增强，生命伦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产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4.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生命科学伦理知识。生命科学伦理学界应该担负起向公众传播生命伦理知识的责任，提高公众的认识，使他们正确地了解生命高新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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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社会治理篇10
不同的科学事实之所以支撑不同的科学理论，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哲学思维。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性都相应地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使他们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往往不是那些具体专业中的直接性的材料，而是对这种材料进行处理的方式，即某种意义的哲学。提出量子假说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指出：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因此，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指出：“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8]（p.320）并倡导科技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从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中，从科学家应当具备哲学素养的角度，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概括为“共同语言”、“共同方法”、“省得许多事”和“少犯错误”等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9]（p.396）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指的就是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替代自然科学结论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同时，坚决反对用哲学取代科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10]（p.874）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包括论”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相反，“代替论”却颇为流行。1961年，经批准印发执行的科技十四条明确规定：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11]（p.563）然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的问题上，曾经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指出：“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不能把思想庸俗化的问题。把思想庸俗化现象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认为哲学可以取代自然科学。“”期间，哲学代替科学的论调演变成为政治言论，在党的报刊上公开发表，成为压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1972年，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在“”控制的报纸上，煽起一阵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招牌，妄图代替和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妖风。[12]（p.257）1975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是指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强调指出：“不注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践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12]（p.256）为了从理论上批驳“代替论”的错误，邓小平指示《汇报提纲》起草组编印了《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的语录。然而，1976年“”大肆攻击《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述是“右倾翻案风”，并再次叫嚷：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12]（p.257）事实证明，“代替论”对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却限制了科学的研究领域，扼杀了科学的创造性。
政治与科学的统一，是毫无疑义的，永远如此
如何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作为社会建制的现代科技不能回避的问题。认为，随着政治内容的变化，科技与政治的具体关系，也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政治的内容是不同的，“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4](pp.803-804)政治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4](p.804)但是，无论政治的内容如何变化，“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p.803)20世纪以来，科技的国家化凸显了科技的政治化趋势，甚至成为国家巩固、民族强盛的重要手段。但是，科学与政治的“统一”强调科学要讲政治，并不表明科学就是政治即两者是“等同”的。把“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13](p.303)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发生过反复，社会实践中有过曲折。（一）科技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独立相联结社会政治制度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前提。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社会根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败社会制度。认为，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寻找富国之路，走民族振兴之路，首先要进行社会革命，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然后，才有条件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创科技事业。但是，在旧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曾经有不少人，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幻想“科学救国”，也就是抱着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目标，进行科技工作。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由于旧中国统治者政治上的反动和腐败，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始终没有充分发展，因而始终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和基础，“科学救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科学救国”的要害是离开政治图谋科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是注定要失败的。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10](p.1080)从梦想的幻灭中，人们逐渐懂得：“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10](p.1080)因此，旧中国的现实使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家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参加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科学救国”论幻灭的历史说明，脱离中国的政治环境，孤立地发展科技是不能成功的。（二）放松政治，科技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善良的政治服务，也可以为极少数人的邪恶的政治服务。近代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就是利用先进科技的优势得以实现的。100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14](p.510)殖民地政治使科技走上了反人类的邪路。针对此，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15](p.1495)原子技术自发明以来，就有为人类谋福利与作为战争武器的核军备竞赛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引导。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1960年4月16日，明确提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16](p.140)在这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以原子能和火箭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其政治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用于战争。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政治与科技的关系。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4](p.803)“”期间，尽管在1958年还说：要学习美国的求实精神，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精神。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科技工作走向了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客观实际、不讲具体条件的错误道路。尤其是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严重破坏了生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三）不注意政治，会成为迷失方向的技术家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如果不关心政治，就不能运用科学更好地造福人类。对此，提出科学家要关心政治，他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4](p.803)其危险性在于，不知道自己的科学研究是为人类谋取利益，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