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1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2
[关键词]：合同纠纷合同诈骗界定交织处理机制
一、问题的引出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都是合同制度的衍生物，都是源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之中，都涉及合同双方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实现，都表现为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和纷争。一般而言，合同上的违约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具有同质性，都属于违法行为的范畴，都具有社会危害性，是与国家和法律所积极倡导和追求的行为规则模式，或称权利义务关系模型格格不入的行为，都是应当依法予以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行为。但二者在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分野，在制裁方式上也迥然有别。
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合同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界限似乎很清楚，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定与处理，一直就是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外观相似，难以区分，同时由于各执法机关在处理上方式不同，相似的情况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各个处理机关甚至出现踢皮球推诿的现象，从而形成实践中的“司法瓶颈”。
笔者撰写此文拟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之间的界定和两者之间的交织存在的情况以及处理这类纠纷的机制作分析一二，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准确界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必须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单位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本罪是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当然是合同当事人的一方。
合同纠纷诉讼的主体则不一定是合同的当事人。当合同当事人死亡或者失去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是其继承人、财产权利的受让人，也可以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重新设立民事责任的承担者。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必然是合同一方的当事人，因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依据“罪责自负”的原则。
2、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秩序。合同是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极具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地破坏了合同法律制度。
为了更好地界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及形式进行适度的界定。有观点认为，本罪所涉及的合同应当掌握在适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内。如常见的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以及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等。因为这些合同关系所涉及的客体（法律关系）都与市场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利用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进行诈骗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比如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诈骗的，俗称“放鸽子”的行为，通常认定为构成诈骗罪。因些，构成本罪的“合同”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另外，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由于国家行为不是刑法调整的范围，因此，此类合同也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合同？有人认为按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形式，具有书面合同同等效力，应当包括在内。但实践中如果将所有的口头合同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将在一定程序上混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因此，一般情况下，口头合同不宜认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双方的商业协议性质明显，有的时候还有其他票据、签字等书证佐证，从其本质出发，则可以认定为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笔者认为，刑法并没有对本罪涉及的合同进行明确，也没有任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这充分说明，立法者在设定本罪的客体时，是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的整体，而不是某项具体的合同。也就是说，本罪的社会性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对合同法律制度的侵犯，而不是具体对某项合同的侵犯。刑法对行为的评价，通常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是“罪与非罪”，本罪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合同制度，对于认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刑法对其所能保护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保护的，你不能说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就构成犯罪，侵犯了保管合同制度或者担保合同制度就不构成犯罪。其次是“此罪与彼罪”，由于刑法分则在设立罪名时，有特别规定，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特别规定的罪名的犯罪构成时，就不应再认定为本罪。如刑法第十六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中，多数都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只是由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才不作认定的。贷款诈骗罪，其本质就是侵犯了借贷合同制度。只是法律特别规定，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骗取金融机构（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对本罪涉及的“合同”的种类进行适度的界定，首先，对合同的理解应立足于合同法律制度本身，作广义的理解，而不是试图着眼于某些具体的合同；其次，从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规定，来排除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合同行为，诸如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再次，依照刑法的特别规定，将符合特别规定的合同诈骗行为涉及的合同排除在外。
至于合同的形式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尽管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主要是证据认定上的困难，但从理论上讲，合同的形式对本罪的构成没有影响。
3、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依直接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目的。间接故意与过失不构成本罪。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好理解，但在实际中，在证据的采用上和事实的认定上较难操作。刑法在本罪的条文结构设置上，采用了叙明罪状和概括罪名，对犯罪的具体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对犯罪者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列举。刑法第224条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中，前三项都明显可以看出规定的是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就要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只有第四种“携款逃匿”的行为，主观故意要靠推断得出。即客观行为具备“携款逃匿”，是否还需要证明当事人的“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此，有的主张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存在“携款逃跑”的行为就应当定罪。有的主张只要有证据和事实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诈骗的故意，就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一般在实践中很难确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的主观故意，在没有事实证明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了“携款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规定，可视为在履行中产生的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应予认定。但是如果要有证据证明，确定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则不应当认定构成本罪。
4、犯罪的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二）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两者都产生于民事交往过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现；第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合同所规定的义务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都表现为对特定物的非法占有。第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有时也伴有欺骗行为。特别中合同欺诈行为更是极其相似。合同欺诈是指以获取不平等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经济活动中故意以不真实的情况作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断错误，从而达到在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经济法律关系时获得优于对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合同欺诈的条件，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欺骗对方的故意；二是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骗行为；三是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签订了合同；四是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
尽管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本质区别。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区分两者的关键。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手段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欺诈的是“以欺诈、胁迫手段”，两种行为的相同点是“制造虚假的事实，使用了欺骗手段”和非法（违反刑法和民法之别）获取了财物。二者的不同点是，在主观故意上合同诈骗者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没想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而民事欺诈则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过合同的履行实现骗得非法钱财的目的，如通过产品质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货款等方式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坚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实践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只要客观上存在法定犯罪行为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清白”，就应当认定为有罪。合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而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查证和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许多诈骗案件由于受侦查技术及侦查人员能力的局限，难以查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司法实践中如可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认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根据其是否是刑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并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作出司法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司法推定时，应全面考察行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观因素：
（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又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
（2）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诈骗行为绝大多数是作为，而不可能是单纯的不作为。其主要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从司法实践中看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欺诈行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没有诈骗行为，不能定合同诈骗罪，但是有诈骗行为也不一定构成合同诈骗罪。要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还须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在事实上虚构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虽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足以证明行为人无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履约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一般说来，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签订合同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以后，根本没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虚假地履行合同。对于这种情形，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而不是虚假的行为”。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第一种情形，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采取积极履约的行为，在尚未履行完毕时，行为人产生了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已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构成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情形，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这种行为实质上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不是一种真实的履行行为，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从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还等，应认定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不以合同诈骗论。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经营活动，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返还，应视为民事欺诈；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一般情况下，具有履行合同诚意的行为人，发现自己违约或者对方提出违约时，尽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提出辩解以减轻责任，但却不会逃避承担责任。当无可辩驳自己违约时，会有承担责任的表现。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纠纷发生后，大多采用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无法挽回自己的损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债，或者在双方谈判时百般辩解否认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合同诈骗，应该结合其他客观因素作具体分析。
（6）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观两种情况。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享受了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造成的，从而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诈骗论处。但是，如果合同当事人享受了权利，自己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只是由于客观上发生了使行为人无法预料的情况，导致合同无法得到全面履行，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合同纠纷处理。
三、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
审判实践中，某些合同纠纷案件常常表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此类案件如何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困扰法官的难题。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以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时的处理机制进行探讨。
（一）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程序问题
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问题，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和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两次联合下发了《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这两个通知实际上是我国“先刑后民”原则的最初的司法文件来源。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更是为“先刑后民”的原则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笔者认为，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相关联的程序处理上确产“先刑后民”的原则，其实就是解决主管和管辖的问题。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首先要解决是先由审判机关主管还是由侦查机关主管？其次，当合同纠纷案件与合同诈骗案件交织在一起时，审判机关先处理刑事案件还是先处理民事案件？
笔者认为，对于如何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主体交织，即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同时是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两个案件中的主体完全重合，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相同。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某人为民事被告，同时又是刑事被告人，但其涉嫌犯罪事实与民事案件事实并非同一。如果该人在刑事诉讼中被羁押，那么，将无法出席民事庭审。另一种情形是，某人为民事原告，同时又是刑事被告，其涉嫌犯罪事实与民事案件事实并非同一，如果该人在刑事诉讼中被羁押，那么，也将无法出席民事庭审。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可以同时分别进行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当然，如果“先刑后民”的话，可能会给民事案件的审理带来方便。虽然法官可以依职权将犯罪嫌疑人从羁押场所带出进行民事审判，但由于刑事案件的保密规定，以及侦查手段的限制，总会给民事审判带来很大的不便。
二是事实交织。这是刑民交织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织。这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事实交织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提起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例如，甲乙二人签订合同，事后发生争议。甲既可能作为合同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控告，引发刑事诉讼。两种诉讼均以甲乙之间的合同关系作为事实基础。在此情形下，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具体来说，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尚未受理该案，那么，应裁定该案不予受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通过刑事诉讼先予解决；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那么，应裁定驳回，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此，司法解释已作出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另外一种情况是与主体关联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关联。如在存单被冒领纠纷案中，侵权人既侵犯了储户的合法权益，又欺诈了银行，与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储户和银行都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实行先刑后民，可以分别审理，从时间上来说，民事案件也可以先行审理，以保护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标的物的交织。就是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是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例如，有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诈骗案，房屋既是犯罪分子行骗的幌子，又是涉及房屋买卖的合同纠纷案件中又是争议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是先刑后民。
（二）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实体问题
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来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实体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之间的预决力问题，这也是审判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在诉讼实践中虽然不太好操作，但犯罪行为的主体必须确定无疑，即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而在民事诉讼中，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适用证据占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低于刑事证明标准。由此引发，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间有无约束力的问题。
第一，就同一事实，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刑事判决中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书对事实的认定，但不受民事裁决的约束。如果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确认是基于“证据的明显优势”，而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发现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可以按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成立处理。
第二，就同一事实，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也并非绝对，在刑事判决宣告无罪的情况下，不能将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简单地一概运用到民事判决之中，这是因为被告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
在民事判决生效以后才发现犯罪嫌疑从而展开刑事追诉，其结果就可能发生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冲突，出现民事判决明显错误的问题。例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而在后来的刑事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3
自十九世纪美国诉交易兴起至今，已成为其司法实务重度依赖的刑事纠纷解决制度之一，与实务界的积极反应不同，理论界伊始便展开了针对辩诉交易的批判。但这并未影响该制度的吸引力，穿越整个太平洋后，近二十年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就辩诉交易本土化进行了广泛地论证。本文认为目前的讨论重点不应再围绕辩诉交易这一具体制度是否适合我国司法制度而展开，而应通过分析美国辩诉交易的内核，以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辩诉交易的实践，提取其中的精华即对刑事纠纷快速解决制度的需求，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为基础，进而探索我国刑事纠纷快速解决制度的规范化路径。
二、美国辩诉交易的困境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内部关系冲突之解构
1.法律价值的体现成辩诉交易
(pleabargaining)源起于国家本位主义观念下，一元政治国家社会结构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被告人逐渐迎来了黄金时期(被告人的权利基本确立，部分被宪法化)，例如美国先后确定沉默权的合法化，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律师帮助权得到宪法公认等，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标准。但随着社会资本化程度加深，社会教育、矫治等非刑罚手段出现功能障碍，使得刑法多直接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在犯罪率激增的压力下，已经发展建立起来的被告人权利无法逆流收缩，辩诉交易制度的出现，便是寻求替代传统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途径。申言之，为了满足当代社会刑事政策的需要，在不颠覆原有人权保障制度(刑事证据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基础下执行的刑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辩诉交易是一种交易权利，那么交易主体是否拥有这一权利?当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各方程序参与主体行使权利的充分性，以此为判断基点，这与奉行个人主义处分原则的当事人主义完美契合，正如德国学者赫尔曼指出: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均扎根于个人自由和独立的观念。
交易主体拥有交易的权利后，是否能够获得自身所需?在这一层面讲，辩诉交易更似一种妥协，这是由双方或多方博弈产生的，并非不愿获利，而是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一定代价推动下一轮谈判，最终选取一个对双方都最不坏的结果。依此辩诉交易符合法正义论的要求，但这是一种有限正义，一部分人愿意用有罪答辩做出让步节省诉讼费用，对于检察官而言，对方得到的预期惩罚虽有缩水，但仍能起到威慑犯罪的程度，而节省的经费可以用于指控那些更顽固的被告人。除了正义的固有含义即法律价值本身以外，最受实务界认可的效率价值即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将在下文论述。
2.法律价值的冲突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e)(3)、(4)规定法官只能对检察官与辩护人方面所提出的交易作出是否接受的裁决，而不得改变交易内容。只有第一款的三种情况下法官才有是否接受交易的权限③。辩诉交易最受诟病之处便在于其对传统刑事法律(以审判为中心)的破坏性。具体而言，对被告人不经审判便定罪将直接违反刑事程序法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审判保障)，辩诉交易一旦成为主导形式，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检察官攫取了法官的部分职能。如是，辩诉交易所体现的第一个法律价值即保障证据制度与审判制度便荡然无存，仅仅是安慰性地避免直面证据与审判制度的崩溃而采用的非对抗性程序④。针对上文提出的以自由交易意志为根基的第一种正义价值也受到非难。美国学者约翰郎本教授认为辩诉交易同中世纪的刑讯带来了相同的道德困境。诚然，辩诉交易直接摧毁的审判功能是要求法庭截断证据事实是否能对推断之有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有两种情形是必须要予以区分的:其一，对无辜者而言，刑讯的信号很明显的，即要么招供，要么继续受苦，而辩诉交易对于无辜者而言最强烈也只能够达到害怕被诬陷的程度。其二，对于有罪的人来说，刑讯与辩诉交易的确只存在量上而非质的差别，刑讯急促而痛苦，难以招架，而辩诉交易则以顶格刑罚进行威胁，就一般人而言，与国家权力机关实力悬殊，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并非能换来理想的结果。这一点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可以很好地进行诠释。如此一来，美国辩诉交易所依仗的前两种法律价值均受到质疑，而作为正义第二种含义的效率价值将在下文的经济价值中论述。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外部关系冲突之解构
1.经济价值的体现
在上文的论述中，辩诉交易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批评:(1)否定了被告的审判程序保护权，侵蚀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证明标准;(2)原本处于平等地位的辩诉双方可能因威胁感作出错误(指更有利于自身而非绝对的公正)地有罪答辩。但以上两点对经济学家均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司法实务界恰恰遵循了经济学的行为逻辑。辩诉交易之所以受到实务界青睐，主要原因有二:(1)减少检察起诉的成本;(二)降低审判成本。就第一点而言，检察官通过与被告协商的过程，可以获知定罪量刑的证据。从而节约了足以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调查成本，进而可以利用节约的经费去起诉更为顽固的被告，避免定罪落空。此外，通过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等宽大处理方式，交换被告做有罪答辩，规范其流程，提高了刑事纠纷解决效率。就第二点而言，法官可以利用辩诉交易尽可能的缩短结案时间，贯彻快速审判方针，不仅节省了庭审费用而且避免了对刑事被告的延迟审问将会由于使之遭受其命运的延期不确定性而陷入困境，而且这种延迟也会由于降低所有贴现率为正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而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2.经济价值的冲突
辩诉交易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并非如此，首先如果禁止辩诉交易，检察官的处境不会变的更糟，仅仅规定被告服罪可以减轻处罚，大多数被告会因为无法与检察官交换信息而选择服罪，这即节省了审判成本又免除了辩诉交易所产生的成本。如果大多数被告在事实上都是有罪的，其最终节约的成本很容易超过在容许辩诉交易的制度下少数进行辩诉交易的案件的附加审判成本。况且依上文所述，利用辩诉交易节省的经费专门针对拒绝有罪答辩的被告，将对整个被告群体不利，有违帕累托较优原则⑧。其次，辩诉交易所提高的审判效率可能有损刑罚的威慑力，为了对其论证，波斯纳运用了刑罚的预期成本公式(威慑的测量方式)eC=pS(p代表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S代表科刑)。不难发现，通过辩诉交易无法做到绝对性的提高p值(被逮捕人数与被认定有罪人数之比)。因为按上文所述，辩诉交易实际并未提高定罪率，只是节约了部分罪名的证明费用，反而由于辩诉交易降低了S，使得刑罚威慑力下降，如果立法机关为了维持刑罚的威慑力，就必须通过设置更高的法定刑(直接提高S)，或者降低贫困被告的辩护补助资金(间接提高S)来完成，再者就是对非刑法领域划拨更多的资金来降低逮捕人数(提高S)，显然都有违经济性初衷。
三、德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
(一)德国辩诉交易的实践
固然现代社会很容易对复杂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超过忍耐的界限，纵使美国的辩诉交易在法律价值与经济价值方面均受到一些非议，但现实中没有完美的刑事制度，我国未来试图构建的刑事纠纷快速解决制度不会也不应以完美为目标，达到美国提出的最不坏的制度足以。但这一切都必须以牺牲基本的刑事法价值为代价?德国的辩诉交易实践也许能提供另一种路径。联邦最高法院第四判决委员会在1997年做出一份判决，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辩诉交易，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的口供和将被施加的刑罚作为对象的协商并非普遍不准许。继而在判决中作出了更细致的辩诉交易条件，首先必须坚持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即直接原则，在所有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其次在正式性地谈判前不能随意给出量刑承诺，但被告资源作出口供的，法院可以提供最高刑罚上限的承诺;禁止在宣告判决前，强制要求被告人以放弃法律救济即上诉的权利，换取减刑等从宽承诺的。此外，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款中的规定也从形式上给辩诉交易留下了实务的空间。大审判委员会在该判决中进而规定了辩诉交易的界限(宪法中的权利)，被告必须享受公平、法治的审判，即被告的口头辩护权利不能被剥夺，这也是上文中所述禁止放弃法律救济的法理来源。同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职权主义要就法院必须作出公正的判决，即尽可能的使法律真实接近客观真实，这也是与美国辩诉交易最大的区别(后者更倾向于息讼)。
(二)德国辩诉交易实践的启示
1.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原则性界限
德国的辩诉交易实践与美国具有几点原则性的区别。首先，虽然美国与德国的辩诉交易在原则上均属于一种合同，即被告具有自主选择是否履行的权利，但德国法官除了作出是否接受的裁定以外，还能依据职权主义修改合同中的内容，而美国辩诉交易所达成的协议直接制约着法官所作的裁决，除重大违反公平正义的协议，法官选择接受后是不能进行内容修改的;其次，德国法庭只能与被告就刑罚的上限与下限达成辩诉交易，类似于一种量刑承诺，是禁止就定罪达成协议的，法庭必须依职权对被告定罪，但美国除量刑交易外，还能达成指控交易，通常以降低刑格为实现方式。最后，德国明确规定达成协议不能以被告放弃法律救济为条件，这是对被告宪法权利即享有合法审判权利的保护，而美国检察官通常将上诉权作为交易筹码迫使被告放弃，以达到刑事程序效率最大化的目的。
2.法律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冲突
但就法律价值方面的改变仍受到德国学者的批判:(1)德国的辩诉交易属于一种具有履行条件的减刑建议(类似于合同)，如若被告履行了合同中提出的条件，则法院原则上必须减轻处罚，该规定受意见一致原则的制约，这实际上是认为被告的意志自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法定原则、公开原则与直接原则等基本刑事法价值;(2)辩诉交易被指律师彻底操纵了被告人的未来，德国法官通常不接受被告自己作为谈判方，这迫使被告只能通过聘请律师才能觅得辩诉交易的机会，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也是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与法官、检察官达成交易，这明显违背了被告听证的权利，使其利益可能在不被知晓的情况下受损，此外公开原则也因交易的秘密性而被破坏，还易产生司法腐败。(3)辩诉交易自然违背德国刑事法的基石(无罪推定)，以口供代替庭审中的口头辩论为主要依据，虽然德国明确规定实质性内容不能在庭审外探究，但想要达成辩诉交易不可能只停留在程序事项。纵然德国在实践中作出了极大努力，试图挽回法律价值层面的公正性，但显然被告所作的有罪答辩与法官的查明义务具有不可协调的矛盾。辩诉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辩诉交易的成本与审判成本的差额以及对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然而德国职权主义不可能会放弃庭审中查明事实真相的原则，值此一点便会极大缩减辩诉交易的核心价值(经济性):成本与效率。以上诸多不足并未影响辩诉交易在美国、德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各种形式，基于被告认罪而快速了结刑事纠纷以获得减轻处罚为条件的制度构建。可见，上文所述的法律价值与经济价值无法被现代法治国家所忽视，问题不在于是否构建刑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而在于如何使其规范化。
四、我国刑事纠纷快速解决机制的实践
(一)我国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正当性审视
我国对于辩诉交易制度一向持谨慎态度，通过上文所述不无道理，因其对审判中心主义的破坏性具有不可修复性，这对于刑事法治仍未健全的我国具有颠覆性作用。然而司法实务界所珍视的价值并非辩诉交易所独有，笔者认为我国新刑诉中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契机。国家的权力并非其固有，而是通过与人民签订契约获得让渡。在抽象层面讲，犯罪是破坏国家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或对其产生危险性的行为，但在社会生活层面，犯罪对被害人的危险性和伤害性则最为直接。这种观点于二十世纪中期被害人学的发展而逐渐得到肯定，认为被害人是犯罪的侵害对象并确立了其社会关系的主体地位。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报应性司法理念缺陷的补充，被害人越来越多的参与甚至享有部分追诉权，与其相关的制度构建旨在使被害人受损权益得到更加完善的恢复，从而修补社会秩序的裂痕。诚然，制度化的刑事和解也只是在国家保留犯罪处置权前提下有限的和解。[4]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二十二条限定了该制度的范围:仅因民间纠纷引起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涉嫌第四章、第五章的犯罪，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这样的限定对于被害人的参与提供了更合理的法理依据。我国公诉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最大的区别并非仅在于被害人的参与程度，其核心是在不颠覆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诉讼时间、节约诉讼成本、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被害人对判决的认可)。这意味着法院依然有义务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对罪名的认定，作出量刑裁判。
我国刑诉法第三百二十六条中规定的和解协议内容包括:(一)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主要证据;(二)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真诚悔罪;(四)被害人自愿和解，请求或者同意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罚，如此一来，刑事和解显著提高了法庭调查与辩论阶段的效率。此外，和解范围限定于轻罪且从宽建议仅影响法定刑、责任刑之后的预防刑，减少了对被告的高刑期威胁与降格处罚引诱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与刑讯相同的道德困境。(二)我国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经济性再平衡我国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保留了传统刑事法原则，但为此提高了效率成本，笔者认为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其一，拓宽和解范围。如上文所述，轻罪和解以被害人学与恢复性司法支撑程序正当性，而重罪和解则由于可能超出社会价值承载力而导致司法裁量失控被予以批判，因此本文建议拓展的重罪仅限于侵犯个人法益的刑法第四章、第五章犯罪。合理性包括:(1)相比轻罪，重罪的被害人和近亲属更需要物质或非物质补偿，鉴于以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困境，这一点是我国传统刑事判决难以收获的效果;(2)我国刑事和解协议所能影响的只有预防刑，而根据责任主义确定的法定刑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这样刑罚对犯罪的报应已经实现，协议所带来的人道效果多为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加大的经济性赔偿对于身处价值量化社会则更有利于实现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因此，笔者建议将我国刑诉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进行拓宽，在应当坚持当事人自愿和公正的原则和不损害社会大众对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的前提、和解原则下进行妥善和合理的刑事和解，而对于一些侵犯超个人法益的重罪，由于公众利益的刚性和被害人不具有代表社会公众作出谅解处分权，双方无法完成达成谅解的程序，因为即使加害人作出真诚悔罪和赔偿的行为也只能是作为量刑时的考虑情节来认定，而不能将其纳入刑事和解的范畴之内。其二，在不拓展现有和解范围的前提下，规定法院作出程序性审查。由于我国职权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和解协议书在效率上所作的努力。笔者建议法院只对以下几个方面作程序性审查:(1)和解只限于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案件范围;(2)和解案件必须满足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内容;(3)和解案件不存在非法证据情形;(4)和解被告必须具有对被害人承诺的偿付能力。只要形式上满足以上条件，法院应结合和解协议对案件作出快速判决。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4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悖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 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时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 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 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 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 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第二百三十一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5
关键词：民间矛盾；故意杀人罪；死刑控制
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69-04
故意杀人罪所具有的手段的暴力性和结果的致命性特征，使其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死刑控制问题中最艰难的一环。在故意杀人罪中，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的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往往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此类案件中有很多可以不适用死刑。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已经成为控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一种主要案件类型。但是，《纪要》的规定较为概括和原则，司法实务部门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遇到了很多疑难问题。基于此，笔者以2008年①以来某高院审理的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对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对审理这类案件提供思路。
一、审理情况概述及案件基本特征
第一，这类案件多数发生在熟人社会中，即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熟人”关系。在某高院近三年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725%的案件被害人在被害前与被告人相识。民间矛盾主要是发生在普通老百姓之间，据统计，在这类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大多数是夫妻关系、恋人关系、情人关系、同校同学关系、同村邻里关系、同村村民关系、同单位同事关系或者经营竞争者关系。也就是说被告人与被害人在案发前生活或者工作在同一个场所或者相近的地理位置内，长时间、多方面、高频率的接触使得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非常了解和熟悉。正是在这种熟人环境下才更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
第二，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此类案件中，犯罪主体在实施犯罪前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预谋的。这类案件在很大比例上是这样发生的，犯罪人和被害人前期积累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因为偶然事件而被激化，犯罪主体最终由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激愤而杀人。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基本都是初犯、偶犯，因为性格、认知和控制力较弱，再加之遇到矛盾激化导致最终犯罪，事后往往都比较懊悔。此类案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类的犯罪被告人相比，明显较小。
第三，从犯罪成因看，相当一部分案件被害人的行为本身就是犯罪发生的一部分原因，犯罪往往是在被告人与被害人行为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在犯罪当中并不是绝对消极的、被动的客体，相反，被害人对加害人实施杀人行为往往会产生某种影响，成为杀人行为的刺激因素。在某高院近三年来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635%的案件可以看到被害人在案件当中自身的责任或者对案件发生起到的前因性作用。
二、审理此类案件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惑
第一，对民间矛盾的范围认识不一致、认定不统一。对于什么是“民间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只是列举了“民间矛盾”的一些类型，明确指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属于民间矛盾，对于其他类型的民间矛盾则采用了概括式的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个案都是具体的，抽象的规定与具体的个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造成了司法实务人员对“婚姻家庭、邻里”以外的民间矛盾究竟包括哪些产生了理解上的不一致和认定中的困难。比如，对于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纠纷、丈夫与妻子婚外情人的矛盾纠纷、村民为工程承包产生的矛盾纠纷、在校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经营竞争者之间的矛盾、陌生人因一时口角产生的矛盾冲撞、同事或亲朋好友之间因琐事引起的争执等等是否都能够纳入《纪要》规定的“民间矛盾”范畴，司法实务人员的看法不太一致，宽窄不一。有的法院将“民间矛盾”局限在“婚姻、邻里”纠纷的范围之内，凡是不属于“婚姻、邻里”纠纷的案件都不适用《纪要》的规定；有的法院则将上述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纷争都纳入到“民间矛盾”的范畴；还有的法院认为，只要不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都可以纳入《纪要》规定的“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范畴之内。司法实务部门对于“民间矛盾”的外延认识并不统一。
第二，对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过错责任的程度以及被害人的过错对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存在评定上的困难。根据《纪要》的规定，或者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对犯罪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而，该规定虽然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存在困难。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对于什么样的行为属于“有明显过错”，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无法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进行适用；对于过错与明显过错、刑法上的过错与一般生活中的过错如何区分，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应如何体现这些区分等问题都存在界定上的困难。我们可以了解到，因民间矛盾激化导致的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一般没有预谋和目的，引发犯罪最直接的原因是犯罪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矛盾或者纠纷。而这种熟人之间的矛盾或者纠纷，绝大多数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二者相互行为共同导致的结果，随着时间的经过，这种矛盾和纠纷不断积累，也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对矛盾或纠纷的产生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作用。
第三，如何区分并界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存在争议和困难。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是区分两个罪名的关键。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该认定该行为为故意杀人罪；如果行为人实施故意伤害时持过失态度，应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为故意伤害罪。在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要综合分析案件的起因、行为人使用的作案工具和作案手段、打击部位和强度、行为的连续性、行为人和被害人关系、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和情节后得出结论。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多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犯罪人多是因为先前就存在的矛盾或者纠纷而被激怒，处于极其冲动的状态下实行了暴力行为，行为时犯罪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并不明晰，审判人员很难认定。从口供看，多数犯罪人连自己都难以说清楚自己行为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遇到争议，无论是社会大众、专家学者，还是司法机关内部，往往就案件定性、具体处罚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执不下。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因有不同意见，当事人也往往不服，缠诉上访，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不能让人满意。
第四，偏重以客观的危害结果作为量刑的标准，而忽视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量。审判人员审理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时，对危害结果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察。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杀死一个人，有508%的概率会被判处死刑；死亡的被害人为两人以上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概率是803%，剩余不到20%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中，有98%是因为案件存在证据上的瑕疵，2%是因为被告人有自首、立功及民事赔偿等情节。而一些能够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从轻量刑情节没有被考虑，比如被告人没有前科而且日常表现良好、被告人没有预谋而临时有犯罪起意、被告人事后真诚悔罪、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等。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刑事审判员的心中，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对于量刑的影响要大于自首、立功、偶犯等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可以说，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要判处被告人死刑受被害人死亡这一危害结果的绝对影响。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对策展开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罪行的案件以及案件中的不同情节区别对待，该严的就要严、当宽则要宽。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具有从宽量刑的特质，因为这类的犯罪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严重的危害或者说根本性的危害。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个类型的犯罪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引发犯罪的民间矛盾，并将其作为依法从宽处理的基本依据。
第一，“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的范围，不应仅从字面上进行解释，而应根据犯罪的性质进行界定。犯罪的性质需要统一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综合考量，二者统一起来所呈现的犯罪性质称为“罪质”。罪质不同，则说明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存在着差异。这种不同囊括了罪行程度、违法性程度、社会危害性程度、主观恶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等各方面，是决定刑罚轻重的关键和根本所在。故意杀人案件从罪质上区分，可分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杀人案件和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二者核心的区别点在于犯罪性质的不同。虽然两类犯罪的客体都是公民的生命权，但二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的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别的。由于民间矛盾的激化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的“矛盾”，是公民之间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因生活琐事、债权债务、相邻关系等民事关系或民事交往而发生的纠纷。因为这种类型的故意杀人案件前因特殊，所以这种犯罪反复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针对的主体特定，所以对一般群众的安全感影响不大。不应机械地将民间矛盾的范围根据字面意思局限到《纪要》列举的婚姻关系和邻里关系两种，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亲人之间到恋人、同事和朋友之间发生的矛盾或者纠纷都应该纳入民间矛盾发生的范围。因为这些矛盾或者纠纷在本质上说都发生在小范围的熟人社会中，这些熟人之间的故意杀人案件与那些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对不特定的陌生人实施的杀人案件相比，显然前者给一般民众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小于后者。
第二，站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中立立场，以客观标准认定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应当作为被告人从轻量刑的情节。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行为互动的结果，双方对犯罪行为的形成多少都有一定影响，只不过有的影响程度较大，有的影响程度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一味地追求界定《纪要》中的“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有直接责任”的范围和涵义就显得极不现实。既然认识到犯罪行为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结果，那么不妨从“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考虑。[1]（p96）不论是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还是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其关键点和核心是被害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被害人的行为是引发犯罪的原因之一。民众之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大多是矛盾双方行为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相互的影响、刺激、累积形成的矛盾很难说是犯罪人单独行为产生的结果，被害人的行为或大或小地影响了犯罪的发生，可以说，作用大的引发犯罪可能性大，作用小的引发犯罪可能性小。审理这类案件正确的做法是，法官应从犯罪行为的“互动”理论出发，不偏不倚地站在被告人与被害人的中立立场，公平合理地分配双方责任，使双方都尽可能实现刑罚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对于是否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情节要素，我们应当采纳一种客观的标准。这种客观标准的明确应该考量社会普通公众的做法，即一个常人如果受到被害人施予的同等强度的行为刺激的时候，是否可能会无法克制自己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实施。这么界定的原因在于，从普通的社会人角度出发，犯罪人在具体情景中既有愤怒的权利，同样也应有克制和控制自己情绪的义务，一个理性的社会人应该有合理的自控能力，而不能对自己任何程度的不满或者愤怒情绪任意宣泄，同时，采取这样的客观标准更加符合公众的正义感情，做出的判决也更加易于被公众理解和认同，从而有利于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增强公众自觉守法的意识。
第三，走出围绕犯罪构成和法律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死角，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决定罪问题。区分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主观问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既然本质上是一个主观问题，就是一个不同司法人员、专家学者可以根据自身学识和经验做出不同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转换思维，跳出单纯从构成要件进行分析的藩篱，转而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判断。犯罪的本质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同的犯罪所具有的社会的危害性程度不同，相应地，不同的犯罪的法定刑就有轻有重。刑法对具有不同程度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规定不同罪名，其目的就是为了对被告人处以相应的刑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罪名的确定只是量刑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回到民间矛盾引发的杀人案件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多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再要求法官准确界定行为是间接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故而我们应该走出此罪与彼罪的死角，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一面的内涵不仅指从宽量刑，还体现在定罪上的从宽。为了促进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程度上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因民间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杀人案件，特别是在被害人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如果对于该如何定性存在较大争议，法官可以考虑以故意伤害罪论处，这样的处理方式，更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因犯罪行为而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还有助于贯彻落实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
第四，坚持刑罚的“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统一，最大限度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一般来说，“罪行重则刑事责任重，罪行轻则刑事责任轻。但罪行本身的轻重是由犯罪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结果决定的，而刑事责任的轻重虽然主要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但是许多案件外的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事实和情节，能够说明刑事责任的轻重，却不能说明罪行的轻重”[2]（p60）。法官在量刑时除了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还应该考虑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从刑罚的目的考虑量刑，可以防止为了追求犯罪报应而对犯罪分子科处不必要的刑罚，“刑罚的严厉性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须”。[3]（p78）大多数的民间矛盾是发生在特定的比较小范围内的熟人之间的矛盾或者纠纷，犯罪人针对特定主体实施的杀人行为，这类案件与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中的针对不特定主体实施的杀人案件相比，我们显然可以判断出前者会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相较于后者来说较小，前者对于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威胁与损害当然要小于后者。所以，对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犯罪人判处的刑罚只要能够达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效果，就实现了刑罚的目的，而不应仅因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就一律判处极刑。这就要求法官在对此类犯罪量刑时改变以往只注重客观危害结果而忽视审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倾向。在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中，对平时一贯表现良好、仅由于一时的激愤而实施犯罪，实施犯罪行为后有自首、立功的情节，人身危险性比较轻的被告人，法官应该考虑进行教育训诫，促使犯罪人一方对被害人一方进行积极的赔偿，而不应仅仅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一判了之。
由于民间矛盾基本上发生在熟人之间，这种矛盾激化的犯罪往往是偶发性、突发性的，相比那些与社会为敌、与社会对抗性质的恶性犯罪，民间矛盾引发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人身危险性较轻。因此，从控制民间矛盾引发的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切入，是一个比较好的死刑控制路径，这既顺应了世界潮流，又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纪要》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精神和刑事司法政策，司法实务部门在具体应用时要结合刑法理论准确理解并慎重把握这些规定，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参考文献][1]白建军.公正底线——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6
导读：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该怎样防范和应对？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杨晓峰指出：种子纠纷类型可分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种子公司与行政管理机关、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等之间的纠纷，而平等主体间的种子纠纷可采用和解或调解进行解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经典案例：武汉市某种子公司辛董事长问：我们种子公司近年来遇到各种各样的种子纠纷，有些纠纷是与对方协商解决的，有些纠纷是与人家打官司解决的，有些纠纷是在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主持下调解解决的，其中的部分案子还被种子行政管理机关给处罚了，最近公司的一个纠纷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请问种子纠纷究竟有哪些类型，应怎样防范和应对？
“在线律师”：
辛董事长好，作为公司负责人，遇到上述问题是正常的，一家种子公司如果不发生您讲到的纠纷那就罕见了，有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避免或解决就好。您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能全面介绍，如有遗漏，另再交流。
所谓种子纠纷，就是以种子为标的物因故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认识上或事实上的矛盾，这里所说的纠纷，其概念内涵是最广义的。
这里所指的以种子为标的物，是指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纠纷，不管因何种原因引起，其矛盾的介质、载体或指向总涉及到种子。
这里所指引起种子纠纷的原因既包括民事违约或侵权，也包括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事实。
这里所指的当事人既包括平等的民事主体，也包括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还包括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等。
种子纠纷类型的划分主要是法学学理专家们的课题，作为种子公司的负责人，我认为您所需要知道的重点还在于种子纠纷划分类型的现实功用性和可操作性，故种子纠纷的类型可以这样划分。
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种子纠纷
平等民事主体是指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他们之间的种子纠纷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如种子生产商之间以及种子生产商与种子经销商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商标权权属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纠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让与合同纠纷、经营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让与合同纠纷、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技术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技术转化合同纠纷、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技术咨询合同纠纷、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技术培训合同纠纷、技术中介合同纠纷；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纠纷、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伪造、冒用产品质量标志纠纷、伪造产地纠纷、虚假宣传纠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侵害经营秘密纠纷；仿冒纠纷、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纷、商业诋毁纠纷、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垄断定价纠纷；掠夺定价纠纷；拒绝交易纠纷、限定交易纠纷、捆绑交易纠纷、差别待遇纠纷、经营者集中纠纷；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产品运输者责任纠纷、产品仓储者责任纠纷等。
②如种子经销商和种子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种子质量纠纷、种子审定纠纷；种子包装标识质量标准纠纷、合同价款支付纠纷、种子交付方式和交付时间履行纠纷、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试用买卖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种子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等。
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处罚以及应受何种处罚的纠纷
之所以把种子公司与种子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事实称为纠纷，是因为种子公司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应受罚或不应受此罚，而种子行政管理机关认为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应受处罚并应受此处罚，其实该类纠纷的实质是种子公司的行为依法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销售农业植物种子，未使用公告品种名称的。
②未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种子的；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按照种子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的。
③为境外制种的种子在国内销售的；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进行引种试验的收获物在国内作商品种子销售的；未经批准私自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
④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⑤违反本法规定，向境外提供或者从境外引进种质资源的；未取得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携带、运输种质资源出境的。
⑥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的；抢采掠青、损坏母树或者在劣质林内和劣质母树上采种的；违法收购林木种子的；在种子生产基地进行病虫害接种试验的。
⑦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责任追究：a.假冒植物新品种授权品种的；b.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
种子公司与各刑事机关间存在的问题
种子公司与刑事侦察机关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涉嫌何种刑事犯罪以及是否应受刑事侦察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查机关即人民检察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的法律责任问题；种子公司与刑事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之间就种子公司是否应受刑事责任追究以及应受何种刑事责任追究的法律责任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实践中种子公司的下列行为一定会受到刑事法律责任追究。
①生产假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损失2万元以上的或其他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形。
②走私种子5万元以上，或者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③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
④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种子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种子，公司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
⑤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或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植物新品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的，有前述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5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平等主体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类型的种子纠纷以及因什么原因引起种子纠纷，均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解决。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7
关键词：死缓限制减刑婚恋纠纷
一、绪论
当今世界，废除死刑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我国仍不得不采取保留并限制死刑的政策。限制死刑，就是在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适用不仅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紧密相关，而且也与废除、限制死刑的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以及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有很大关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的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适用也需要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1日颁布了四个指导性案例，对于目前审判工作中一些没有厘清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界定和阐释。其中的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更是明确了判处死缓并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对于“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政策下，我国死刑制度的适用条件以及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适用指明了方向，本文将在分析这一案例法律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政策下我国的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及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
二、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三、案件的焦点和争议
（一）王志才的表现是否能够适用死刑缓期执行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我国现行《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对于《刑法》第48条中的“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主要应当看如果不立即执行死刑的，是否无法控制该重大犯罪人对社会造成的新的危害；如果不立即执行死刑，是否会引起社会震荡。由山东高院的判决理由可知，山东高院判处王志才死刑缓期执行的依据有三点：
1、王志才的杀人原因是由于婚恋纠纷引发的
对于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最高院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强调了其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性犯罪的区别。1999年印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7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第45条，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都提到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而对于因恋爱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一般均参照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予以处理。所谓恋爱矛盾，是指恋爱中的男女因情感、经济、家庭等问题在恋爱过程中引发的矛盾。恋爱矛盾与婚姻家庭矛盾在本质上有诸多共同之处：矛盾双方主体都是特定对象；矛盾双方主体间原本都具有感情基础；产生矛盾的原因和过程类似。由以上可以看出，恋爱关系可以看做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延伸。据此，从矛盾的性质而言，恋爱引发的矛盾本质接近婚姻家庭矛盾，对因此而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可参照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来处理。
2、王志才构成坦白悔罪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刑法修正案（八）》对坦白作了规定，使之成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学界通行观点认为，坦白具有如下特征：(1)被动归案；(2)交代的是被指控的罪行；(3)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本案被告人王志才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能如实交代自己杀人的罪行，应该是构成坦白的。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8
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合同诈骗 经济合同纠纷 全面分析 性质 &n
[正文]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份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1）。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孛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份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注解]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9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法院工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批评
意见。
*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我院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在县人民政府
、县政协和其他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县第十一届人大会议以来的各项
决议，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积极开展各项审判工作，加强改革和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五年
来，*县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审判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依法审理各类案件
*件，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件，每年平均递增*%，结案诉讼标的金额*万元，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人次，处理人民来信*
件。总体办案质量和效率有了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同步发展。
五年来，县人大历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县人大常委会先后听取了关于“严打
”审判工作、经济审判工作、执行工作等专题汇报，并进行了审议。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县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对于保证我院严肃执
法，文明执法，正确履行审判职责，加强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县人民法院紧密围绕“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以维护稳定为重点、以严肃
执法为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按照最高法院“转变审判作风年”的安排部署，狠抓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开展。至*月共受理各类案件*件，审结*件，结案率为*%。挽回各类经济损失*余万元，为本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为此，我院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战略思想，始终坚
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实施，为“严打”斗争提供了更科学更完备的法律依据，我们充分运
用这个法律武器，坚持把“严打”精神与贯彻“两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刑事审判工作，增强打击力度，严惩严重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稳定。今年至*月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件，其中自诉案件*件，审结*件，审结率为*%，为国家
、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万余元。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件，上级法院维持原判*件，待审*件。
在所审理的案件中，盗窃*件*人，抢劫*件*人，奸淫*件*人，*件人，故意伤害*件*人，破坏监管秩序件人，交通肇事*
件*人，脱逃*件*人，非法收购盗伐的林木件人，虐待件人，非法持有枪支件人。
所判处的犯罪分子中，*年以上有期徒刑人，*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人，不满*年的*人，拘役*人，其他处理*人。
一年来，我院把“严打”斗争放在各项工作的头等重要位置来抓，按照全州“严打整治”斗争的安排，及时成立了*县人民法院“
严打”斗争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动员部署，具体指挥，调配精干审判力量充实“严打”第一线，积极清理消化积存案件，采取“
定人、定案、定时”、重特大案件提前介入、审委会及时讨论等措施，保障“严打”斗争的顺利开展。广大干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努力工作，保证了各类刑事案件及时审结。斗争中，我们按照“抓尖子、打头子、打团伙”的策
略思想，把打击的锋芒始终对准杀人、抢劫、、重大盗窃等犯罪，对罪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同时，讲究斗争策略，注重办案
质量，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对因婚姻家庭、邻
里纠纷等引发的刑事案件，在处刑上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有所区别。严把案件质量关，要求每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程序合法、量刑适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依法调节民事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和规范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情况比较复杂。人
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审理难度增大。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我院坚持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认真审理好各类案件，努力为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至*月共受理各
类民事案件*件，其中离婚*件、侵权*件、债务*件、人身损害赔偿*件、合同纠纷*件、赡养*件、抚养*件、继承件、相邻纠纷*件
，解除非法同居件。行政案件。审结*件，结案率为*%，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万元。在审结的*件民事案件中，不服
一审判决上诉*件，维持原判*件，正在审理的件。
民事案件量大面广，涉及千家万户，审理好民事案件，对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工作中，突出了以下重点
：一是审理好婚姻家庭案件。婚姻家庭案件历来居民事案件首位，尤其是离婚、抚养、赡养等案件所占比例更大。针对婚姻家庭案件
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房屋分配等问题上处理难度增大的特点，我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严格按照新《婚姻法》、《继承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和伦理道德教育，促使当事人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和道德观，处理好
老人赡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对那些破坏他人婚姻家庭、不尽赡养、抚养义务、虐待、遗弃老人、子女等侵害他人民事权
利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训诫，并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公民之间因土地、山林、水利等纠
纷引发的案件，及时组织审判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就地审理，教育群众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三是在审理公民之间因生产经营等产生的
借贷、借用、买卖、租赁、合伙等财产纠纷时，我们从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维护邻里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
出发，既依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加强对违约、违法债务人的法制教育，制裁违法行为。四是进一步加强对损害赔偿案件的审
理，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五是依法审理好行政案件。加大《行政诉讼法》的宣传力度，使公民能用这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改变了民不告官的传统习俗。坚持维持与监督并举，支持与制约并重，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相结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
一的原则，通过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对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给予维持和确认，对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或变更，体
现了法律的严肃性。
一、狠抓严肃执法，确保司法公正
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和依法治国、依法治县的必然要求。今年，我院把坚持
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一）继续强化审判监督。为了加强监督机制，强化诉讼功能，保证法官正确行使职权，我院依照《人民法院五年发展纲要》
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去年建立立案庭和审判监督庭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强化和规范了立案工作，审判工
作流程管理机制的作用已明显发挥。按要求做到了立审分离、审执分离、审监分离，通过对立案、审理、执行、监督等审判工作主要
环节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及确定管理目标，将审判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管理中，基本实现了“法律的管理”，以此建立和完善了法官
与当事人及其人之间的“隔离带”，铲除产生司法腐败的土壤，确保了司法公正，树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二是依法审理申
诉或申请再审案件。严格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受理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的申诉或申请再审案件。全年共审结*件，其中纠正原判错
误的件。此案系陈××、何××诉雷××相邻权纠纷一案，当事人申诉后，经审查，发现原判确有错误，于是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
行了开庭审理，及时纠正了错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完善和推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了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把经常
性的检查与年终集中检查结合起来，发现错案明确责任，并给予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保证了办案质量。四是建立健全审判工作管理
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案件承办人、合议庭、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之间的层层监督机制；严格按照最高法院相继颁布的“四项制度
”规范干警行为，将严肃执法纳入岗位目标管理，与干警的考核、奖惩、晋级、晋职挂钩；推行“廉政建设责任制”、“案件当事人
回访考察”等制度，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了严肃执法。
（二）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今年，我院进一步加强执行机构建设，调整充实执行队伍，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月，
根据院党组安排，抽调各庭、室、科、队的干警组成三个执行小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执行大会战，效果十分明显。全年共执结案
件*件，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件，执结标的总金额*万元。工作中加强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的案件的执行。对
涉及抚养费、赡养费、养老金、退休金、劳动报酬等案件，优先予以执行，保证了申请人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强化了执行措施，对有
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通过宣传法制，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强制执行。对确有困难的被执行人，法院根据不同情况，运
用转让无形资产、劳务抵债及执行和解等多种方式，依法妥善处理，使一大批“老大难”案件得以执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四、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年来，*县人民法院结合本地实际，配合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社会治安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结合审判工作，落实好
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是通过公开审判和组织法律宣传咨询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全年共依
法公开审理、宣判刑事案件*件，公正审判*名罪犯，近万群众参加了旁听，教育鼓舞了旁听群众，震慑了犯罪。二是积极开展专项
整治斗争。配合公安、检察机关，积极开展了“狂飙”行动和打击“双抢”等专项斗争。三是认真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充分发挥
审判机关对青少年罪犯教育、感化、挽救的职能，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注重做好延伸考察教育工作，克服就案办案、就事论事的
积习。向前延伸，了解少年刑事被告人的家庭、社会环境、犯罪原因，以便寓教于改。向后延伸，考察回访，巩固和扩大办案效果。
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和学校、家庭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四是做好缓刑回访工作。为检验法院
在审理中适用缓刑的社会效果，我们抽调干警组成回访小组，对近两年判处缓刑的部分罪犯进行了回访考察。干警们深入到罪犯居住
地的村民、村干部、当地派出所及基层组织了解罪犯改造情况，考察罪犯*余人。五是发挥审判机关的调解、指导职能，加强基层工作
，努力减少诉讼。人民法庭与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前沿阵地，为此，法庭干警克服人员少、辖
经济纠纷判刑标准篇10
现在，我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年，全市法院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在市政府、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认真执行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法院工作的决议，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深化落实“三项承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3656件，办结33949件，同比分别上升11.03%和14.43%，均创历史新高，解决争议标的总金额27.18亿元，未结案件2457件，同比下降10.56%，审判执行工作呈现“收案上升、结案上升、未结案下降”的良好态势，为“法治**”、“平安**”建设，为创业富民、创新强市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参与“平安**”建设
(一)宽严相济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380件，判处罪犯3532人，同比分别上升5.78％和10％。依法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和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审结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642件，判处罪犯1076人，审结盗窃、抢夺、诈骗等侵财型犯罪案件1404件，判处罪犯2155人。在全部罪犯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的432人。加大惩治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力度，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52件，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33人，判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人。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犯，被判处无期徒刑。赵詹奇的特定关系人汪沛英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是“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后全省首例以“特定关系人”身份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179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对因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罪行较轻、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依法判处缓刑669人。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判处未成年人犯罪311人。对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依法减刑假释6073人次。
(二)调判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审结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审民事案件9192件，同比上升11.77%。其中审结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纠纷案件2490件，审结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等侵权纠纷案件2929件，审结权属纠纷、相邻纠纷和社区物业管理纠纷案件534件，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511件，审结劳动争议案件307件。审理中注重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力求案结事了。大力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探索覆盖诉讼全过程的调解工作机制，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55.84％。与市司法局联合出台《关于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动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三)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法制宣传，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有2168篇法制宣传稿件被媒体录用，到农村、社区、学校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活动91次，法制宣传工作在全省法院考核中名列第二。加强对经济社会等领域涉法问题的调查研究，有15件司法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加强缓刑少年犯帮教工作，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全方位参与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探索人民法庭与当地基层组织建立“调解互联”机制，使矛盾纠纷就地得到妥善解决。
二、坚持把服务发展作为基本职责，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调节和规范经济关系，服务创业富民创新强市。认真开展“解放思想、激发活力、创业富民、创新强市”大讨论大实践活动，努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服务创业创新。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犯罪案件43件。审结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审商事案件6654件，同比上升8.85%。其中审结企业转制、公司股份转让等纠纷案件52件，审结生产、经营等流通领域合同纠纷案件6217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99件，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261件，审结知识产权纠纷案件22件。办案中严格区分经济活动中的罪与非罪，平等保护各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积极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积极参与我市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建设，依法稳妥审结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案件5068件，执结4203件，执结标的金额7719.36万元。
(二)依法调节行政关系，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78件。依法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共撤销、变更行政行为和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4件；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共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29件；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和解机制，通过法院协调，原告主动撤诉或被告改变原行政行为后原告撤诉的28件；其他方式结案17件。审查办理非诉行政申请执行案件281件，准予执行266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4件。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市政府专门出台《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8人，同比上升12.5%。
（三）讲求办案方法，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牢固树立审判执行工作服务大局的理念，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与司法目的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将司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两个效果”有机统一。对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慎用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和财产保全措施，尽力减少诉讼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针对90多件因企业改制、拆迁安置、土地征用、劳动争议等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矛盾易激化案件，精心组织审理，未发生因审判执行工作不当而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三、坚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司法热点难点问题
（一）落实司法为民举措，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进一步创新完善便民利民措施，全面加强立案接待大厅规范化建设，实行导诉、立案、接访、收费“一站式”服务，有3个立案大厅被评为省级“文明窗口”。在全省法院中率先与电信部门联合开通“114阳光诉讼热线”，方便群众咨询。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为619名经济困难当事人减、缓、免诉讼费228万余元，经济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在我市法院已基本解决。积极探索口头、上门立案、预约立案等便民立案措施,共受理口头、预约等案件170件，巡回审判441件，方便参讼群众安排生产生活。
（二）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全力实现权利人合法权益。执结各类案件7753件，同比上升3.82%，执结率89.08%，有效执结率65.98%，未结案同比下降5.75%。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执行手段，用足用好执行措施，采取申报财产、悬赏举报、媒体曝光、限制高消费等执行新方法，实行执行公开和告知、易人执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等措施，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对608名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实行司法拘留，对1名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开展夏季集中执行活动，执结一批人身损害赔偿、赡养抚养等难案。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执行活动，共执结284件农民工工资案件，为农民工追回工资328万余元。加大执行救助力度，为175名特困申请人发放执行救助金91万余元。严格执行管理，进一步规范执行案件收费、执行款物管理和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确保执行工作规范有序。注重审执兼顾，强化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的相互配合，自动履行率达48.12%。健全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市委批转了中院党组《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执行工作已纳入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内容，部分县区将暴力抗拒执行列入乡镇综治考评，实行一票否决。加快执行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银行、工商、国土资源、建设、新闻等部门的协作,形成破解执行难的合力。
（三）加强涉诉工作，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处理来信961件次，接待来访1626人次，其中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518件，同比分别下降85.47%、53.94%和19.19%。健全完善流程、听证、协调、院长预约接待等工作长效机制，建立涉诉责任倒查机制，对487件案件实行判后答疑释理。深入开展以进京去省上访老户为重点的集中排查化解活动，对省市督办的15件案件，在去年8月底前全部处理完毕。把解决涉诉的立足点放在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上，根据个案不同，采取公开听证、联合接访、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进行化解，为特困申诉人提供司法救助金17万余元，努力实现息诉罢访。
四、坚持把公正司法作为法院工作生命线，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加强司法公开和民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全面落实审判公开制度，一审案件除法律规定外全部依法公开审理，着力提高申诉复查、减刑假释等案件公开听证率，申诉、申请再审复查公开听证率48.8%，假释案件全部公开听证。依托《**法院网》向社会公开人民法院审判规范性文件、部分裁判文书等，方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了解审判信息。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1420件，参审人员1914人次。
（二）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工作机制。按照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要求和上级法院部署，稳步推进法院改革，健全完善公正高效的审判执行工作机制。全面规范司法行为，重点规范程序运行，运用新的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对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实行跟踪监督，确保各个环节规范高效。实行随机滚动分案，预防人情、关系对审判执行工作的影响。强化对合议庭的管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积极推行院庭长办案制度，院庭长担任审判长办案7195件。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落实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或旁听庭审等制度，共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118次，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162件，确保重大案件质量。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和督查制度，对办案质量实行量化考核，未发现违法审判案件。强化案件审限管理，实行临限催办、届限督办和超期查处等制度，未发生超审限和超期羁押现象。严格控制案件移送、委托鉴定等非审限用时，依法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基层法院75.99%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审判工作的便捷高效。
（三）加强监督指导，提高审判质量。中院审结二审案件1218件，占基层法院一审案件的6.03%，绝大部分案件经一审已服判息诉；全市法院审结再审案件79件，二审、再审改判发回重审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49件，其中维持20件，改判或撤销原裁定15件，以调解等方式结案14件。建立案件改判发回重审原由评析制度和典型案件情况分析通报制度，提高业务指导的针对性。组织庭审观摩、到基层法院开示范庭30次，召开业务研讨会11次，刊发审判工作动态15期，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促进办案质量的提升。
五、坚持把加强自身建设作为根本，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
（一）加强班子建设，增强履职能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不断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针对换届实际，召开全市法院院长读书会，专题研究班子建设问题，制定加强自身建设决定。完善了党组议事规则和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规范权力行使。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制度，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决策水平，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作风建设，中院班子成员到基层调研均超过30个工作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两级法院班子在省、市法院廉政考核中均获一等奖。
（二）坚定正确理念，提高队伍素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断提高干警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教育培训，举办《物权法》讲座等全市性业务培训班4期，受训人员500余人次，组织166人次参加上级法院举办的专业培训班，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开办的研究生进修班顺利结业。积极开展专题研讨、岗位竞赛、挂职锻炼等技能培训活动，提高法官化解复杂矛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针对司法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创办审判调研刊物，有45篇调研文章被国家和省级刊物录用或授奖。开展“精品案”和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鼓励法官钻研业务、办好案件。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有32个集体和44名个人被评为市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南浔法院荣获全省优秀法院称号，吴兴法院荣立集体二等功，吴兴法院沈金汝、中院陈克娥分别荣获全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和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营造奋发向上、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三）改进审判作风，确保司法廉洁。认真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重点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和纪律作风。按照《法官行为规范》要求，进一步规范法官诉讼行为和业外行为，坚持文明司法。加强廉政建设，认真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措施，组织开展“学、明党纪、讲正气、促和谐”专题教育活动。加强经常性廉政警示教育，印发《廉文赠读》，建立廉政档案，开展述廉评廉，营造谨慎自律的法院廉政文化氛围，自觉遵守廉洁司法各项规定。向当事人随案发放“廉政监督卡”，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及鉴定、评估、拍卖机构关系，强化监督制约。全市法院未发现违法违纪现象。
（四）加强督促指导，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贯彻省市委和上级法院关于加强基层建设的要求，履行好对基层法院的监督指导职责。针对作风建设年、司法规范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及时作出部署，提出指导性意见，多次通过明查暗访等形式开展巡查活动，加强督促检查。坚持院长例会和联系基层法院、法庭工作制度，加强工作指导。把人民法庭建设作为基层建设重点，有3个法庭被评为省级“模范五好法庭”，新建在建5个人民法庭。中院审判办公大楼今年投入使用。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完成高院、中院和基层法院三级联网和视频会议系统。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做好法院工作的重要保证。全市法院牢固树立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落实人大决议和决定，切实改进各项工作。主动报告法院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案件审判执行情况，去年10月中院就全市法院落实“三项承诺”工作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并认真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一步推进工作的落实。加强与市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在规定期限内办复。聘请7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执纪执法监督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25人次到法院视察工作、旁听庭审，增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各位代表，一年来，全市法院工作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及社会各界关心帮助的结果，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心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市法院，向长期支持法院工作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法院工作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差距，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有：少数法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化解复杂矛盾纠纷的能力不强；少数干警司法作风不够深入细致，执法不够文明，个别法官与当事人、律师关系不够规范；少数案件质量和效率有待提高，执行难问题还未得到根本克服；法院执法环境虽得到明显改善，但个别干扰公正审判、妨碍依法执行情况仍有发生，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存在。对此，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认真研究解决。
各位代表，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全市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市委六届五次全会精神，全面提高司法保障能力。今年总的工作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坚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审判职能，深化落实“三项承诺”，关注涉案民生，优化审判管理，增强司法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工作机制，为创业富民、创新强市，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履行职能，服务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行审判职能，以建设“法治**”、“平安**”为目标，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做好各项审判工作。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第一责任；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原则，把化解矛盾纠纷作为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目的；坚持“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的行政审判原则，把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的着力点。通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以落实“三项承诺”为抓手，关注民生，解决司法热点难点问题。认真把握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使法院工作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断得到推进。进一步创新完善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进一步完善有理有据打得赢官司的胜诉机制，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坚持内部分权制约和外部综合治理相结合，健全完善公正高效有力的执行工作机制和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注重源头预防，进一步完善涉诉长效机制。认真执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加强执行工作和审判监督工作，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执行难和申诉、申请再审难问题。
(三)以加强法院管理为重点，健全机制，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以中院新审判办公大楼投入使用为契机，提升法院管理水平，协调推进法院硬件和软件建设。以建立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为重点，完善绩效考核，探索建立审判质量效率管理的新模式。巩固司法规范化建设成果，进一步增强法官依法、规范行使职权意识，确保司法权正确行使。根据十七大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部署和上级法院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努力构建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法院工作机制。
(四)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强化调解，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加强诉讼调解，建立覆盖诉讼全过程的调解工作机制，提高案件自动履行率。探索以立案接待大厅为平台构建纠纷分流处理机制，以人民法庭为平台构建纠纷就地化解机制，以专业化审判为平台构建纠纷行业化解机制，以诉讼调解为平台构建效力衔接机制。进一步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有机衔接。依托社会各方力量，多层次、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
(五)以队伍建设为根本，提升素质，树立严格、公正、文明司法新形象。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积极开展“创业创新好班子”创建活动,提高法院领导班子创业创新的能力。强化教育培训，弘扬先进典型，不断提高法官司法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职业道德、审判作风和党风廉政建设，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法官职业行为和业外活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人民群众满意的法院队伍。
(六)以基层建设为基础，固本强基，促进法院工作全面协调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两院”工作的决定和省市委的实施意见，全面提升法院工作水平和司法保障能力。加强业务指导，不断提高基层法院办案质量和效率。积极开展新一轮省级“模范五好法庭”和市级“优秀法庭”争创活动，加快“两庭”建设。坚持科技强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为全面提高法院管理水平提供科技支撑。
各位代表，党的十七大为法院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决心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牢记使命，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有关用语说明
“三项承诺”：2006年1月，省高院在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向全省人民作出的承诺：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不力或不公得不到保护。
宽严相济：是指在依法严厉惩罚犯罪的同时，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予以考虑，最大限度地瓦解犯罪分子，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者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争议的标的物采取限制其处分的保护措施。
司法救助：是为解决经济困难的群众打不起官司而采取的一项救济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交不讼费的当事人，人民法院根据规定可以决定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
巡回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庭，直接到当事人所在地进行审判，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的一种审判方式。
有效执结率：是指年度内有效执结的案件数量与执结案件数量之比。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大部分债权已经执行到位申请执行人单方放弃剩余部分债权后执结的这三类案件为有效执结的案件。
易人执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问题而采取的几项措施。易人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启动后，执行人员因在一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对案件未予执结，由执行机构负责人决定更换执行人员继续执行的一种执行方式；提级执行，是指对下级法院在当地难以执行的案件，提到上级法院执行；交叉执行，是指上级法院指定本辖区内的两地或者多地法院相互执行对方或其他法院的执行案件。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人民法院为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而探索的一项新的工作机制。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监督和支持下，加强与纪委、监察、公安、检察、银行、工商、国土资源、建设、新闻等部门的协作，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纪律、组织、舆论等手段，加强执行威慑力，使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和信用成本，从而逐步形成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局面。
判后答疑：是指法官在案件判决之后，就案件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向当事人进一步作出解释、说明，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
随机滚动分案：为避免各种关系对审判活动的不当影响，除了涉及企业改制、破产和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等五类案件外，其余案件由立案庭统一受理，用电脑或者人工随机滚动进行分案，防止人情、关系对审判工作的影响。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些问题可以自行酌情作出裁决的权力。由于案件事实错综复杂，以及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在审判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能使法官针对不同情况及时妥善地处理，作出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裁判，法律赋予法官在解决特定具体问题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非审限用时：是指诉讼过程中案卷移送、鉴定评估等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诉讼用时。诉讼法对各类案件非审限用时没有明确作出限定。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法院审理第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和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再审：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发现确有错误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活动。
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是指人民法院围绕公正、效率、效果三大指标建立的科学、统一的案件质量效率评估体系。通过利用司法统计指标，结合各种统计资料，运用多指标(目前确定27项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和技术，实现在定性基础上的定量管理，提高审判管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法院诉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机制互相补充配合，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全方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纠纷分流处理机制：是指在法院立案大厅和有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人民调解窗口，对一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交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处理。
纠纷就地化解机制：是指以人民法庭为平台，积极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调解四种职能的整合，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