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1
［摘要］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主张有计划地读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所选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期间所选读的书籍，除重视经史典籍的研习外，多关注记载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民间文化、边疆历史等内容的史书。在注重读书与时代互动，注重读书治学的同时，以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践行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与抗战大环境下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此又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考文献31。
［关键词］顾颉刚;抗战时期;史学阅读观
顾颉刚(1893年～1980年)，中国著名的古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及民俗学的开创者。他在中国史学界取得的辉煌成就即在不断地读书、积累、思考、实践过程中沉淀升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亟，顾颉刚一方面积极呼吁读书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宣传、教育兴国等实践活动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本文拟通过归纳总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及其特点，分析其史学阅读研究与时代互动的关系，试图揭示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史学阅读与实践具有强烈的国族观与抗战动员色彩。
1史学阅读的类型
顾颉刚一生治学的目标即“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始终重视对《尚书》《诗经》《史记》《左传》《论语》《孟子》《墨子》等典籍名著的阅读与研究［1］。考辨式的史学阅读与研究手法，常见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疑古辨伪”的精神贯穿其整个史学研究生涯。但不同历史时期因各方面原因，顾颉刚史学阅读的重点有所不同。日本侵华战争大环境下，民族危机愈来愈严重，顾颉刚史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关注救亡图存转变，其阅读也主要围绕该主题展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作为历史研究者的顾颉刚感到自身有唤醒中国民众认识祖国疆域及中华民族历史的责任，开始对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展开系统性研究。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将研究重点倾向探索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史。因而，该时期顾颉刚多选读古地理之书，或与古地理内容相关的典籍杂记。通过研读《史记》《禹贡》《汉书》《王制》《河图》等史书典籍及《南北史补志•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地方志书，考察中国古代地名演变、州际边界、疆域面积及各地历史地理沿革和风俗习惯变迁。通过对诸多史地类书籍的阅读和比较，顾颉刚认为《禹贡》是中国古代记载地理沿革材料最古老最完整的典籍，而研究自然地理最优者可以《山海经》为代表［2］。
该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与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祖国疆域及民族历史的认识，唤起了人们对祖国抗战现状的关注。与此同时，顾颉刚为完成《三皇考》和《两汉州制考》的写作，需要考察古代名物制度的演变历程。因此，该时期顾颉刚阅读类型的选择也多关照诸如《管子》《周礼》《仪礼》《汉书》及有关名物制度内容的典籍。通过阅读，考察并梳理三皇五帝名称的渊源、地方行政区划及地方制度、等级秩序及民间婚丧祭祀等礼仪制度、土地制度和地方财政等经济制度以及地方官制等系列名物制度的演变。其中，顾颉刚读《管子》五十七篇《度地》时，发现其中记载的行政区划对里、术、州、都等地方区域命名的根据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容［3］，与《周礼》中对轨、里、练、乡、帅等的区分与命名存在划分上的差异，不知孰为事实［4］。发现史事记载的矛盾与冲突后，便搜集更多的原始资料对其进行考辨。在考察古代名物制度演变过程的同时，顾颉刚还坚持以疑古辨伪的精神对其中的记载进行辨伪。抗战时期顾颉刚着重研读经史典籍与史事辨伪工作，期间所做的读书笔记，往往两三天即可写毕一册。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顺应内迁大局，服从人事调动，常常辗转于西北、西南地区执教，无法再作系统的研究，主要以实地考察代替史料阅读与研究。读书时间既有所减少，因而读书笔记多有间断，或一两年才完成一册，那段时期的读书笔记中多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怨愤之情［5］。
2史学阅读的热情
顾颉刚不仅热爱读书，且善用脑力，主张看书必定要有所思，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将所思所想写入读书笔记中，以此加强记忆，积累史学研究素材。顾颉刚读书时喜欢思考问题，走到哪里，总要一路看，一路想，但苦于“记忆力不好”，便不得不一路做笔记［6］。读到有意思之处，常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随手标注于书中，“逢到书端上写不下，便写入笔记簿里”。为此，顾颉刚养成了勤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读书笔记记得多，作文章时便如行云流水般自如，引用材料也可信手拈来，人们往往因此惊异于他强大的记忆力。为此，顾颉刚解释道:“只缘个人习性乐于遇事注意，而此腕又不厌烦，一登于册，随手可稽，予盖以抄写代其记忆者也。”［7］乐于“遇事注意”，即善于留心观察、肯深入思索，“此腕又不厌烦”即随时勤翻书勤做笔记，积累史料。顾潮、顾洪在回忆父亲时，指出其治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动脑、勤动笔，提到顾颉刚常说的一句话“遍地都是黄金，只怕你不去捡，随处都是学问，只怕你不去想”，即强调勤学善思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是阅读、教学抑或整理古籍、研究学问，顾颉刚往往能从旁人看来认为微不足道之处发现问题，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即便是日常见闻，凡是觉得有用者，也都收入读书笔记中［8］。
留意记录书籍内外的各种见闻，勤于思考，便能从无问题处发现问题，这是顾颉刚与一般学者不一样之处，也是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创造辉煌的原因之一。顾颉刚追求专心读书治学的生活，时常为自己能多读书、多做读书笔记而欣喜，也为忙于人事应酬或因战乱干扰荒疏了读书而感到惋惜［9］。他身兼多职，常被繁忙公务缠身，即便如此也不愿舍弃阅读，故致夜间常难以入寐［10］。为此，他自己也曾说“我这喜欢记录的天性，是无论何时都抑不下去的”［11］。自古以来，热爱做读书笔记并以此作为自己及后人学术研究资源的学者，为数甚多，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不仅详而且勤，可以说除了在旅途中，甚至与朋友们在公园茶聚，也往往手不释卷［12］。即便是上门拜访朋友又恰逢主人不在，便在等候之余利用时间阅读做笔记。一天未能读书便觉得这一天是白活了［13］。在日本侵华的“社会动荡最甚之日，又当经济压迫最酷之时”，顾颉刚仍坚持读书，并感到“能写一点笔记，已属千难万难”［14］。读书对于为学者而言是一件幸福的事情［15］。读书和笔记之于顾颉刚，犹如空气阳光之于生命，须臾不能相离［16］。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天，都还在坚持读书。顾颉刚逝世后，人们翻看其留下的日记，发现其中还记录着他许多计划撰写的论著和未完成的读书计划。顾颉刚读书治学最反对死读书，最恶附会权威，若子女或学生在读书时能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形成自己新的见解，无论对错与否，他必定大加鼓励［17］。反之，若遇到只会照搬前人观点而毫无主见的学生，必定给予严厉批评。
顾颉刚在《寒假读书记》首页上写道:“余读书最恶附会，又最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笑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18］这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主张，即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所坚持的原则与宗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执教，便要求学生要“彻底破除”迷信权威的英雄思想，养成勤学善思、多做读书笔记的习惯［19］。王钟翰在回忆顾颉刚授课的情景时说:“顾先生在课堂上所书写的内容，全是他自己平日读书心得的笔记，许多问题都是我们平日置信不疑，或视为当然的事，现在突然被顾先生提了出来，大家先是惊愕，继之是兴趣盎然，思之再三，终是佩服”［20］。学生们甚为赞叹顾颉刚善于发现问题的阅读能力及敢于打破权威的治学思想，对书本内容要以理解为主，不可全信，并要学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21］。不仅不迷信历史，且勤于考证，辨别真伪，这就是古史辨学派的治学原则，也是学术研究者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顾颉刚嗜书如命的习性感染了周围的人。顾湲回忆父亲时称:“买书是爸爸最大的私人开销，见到好书，无论多贵，哪怕一点点凑钱，他也要设法买下来。家中经济并不宽裕，又一次，妈妈曾背着他卖掉一些古书。他发觉了便勃然大怒，一定要跑到中国书店把书追回来。爸爸这种嗜书如命的脾气传给了我们，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现在，若有一个月未去书店，便觉得对它不起。”［22］顾颉刚爱读书爱买书的习惯不仅终身坚持着，还影响着顾家兄妹，买书成为一种家庭传统。
3史学阅读的追求
顾颉刚不是一个“塞耳不闻天下事，埋头死读圣贤书”的学者［23］。其一生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五卅惨案、抗日战争等备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亲身体验过民族危亡的困顿。因而，顾颉刚在坚持读书与治学的同时，能够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抗战宣传及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用自身的实践行动践行了蔡元培“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读书不忘救国，学者应以为政济世为己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顾颉刚便意识到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成为顾颉刚运用通俗文化的方式宣传和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途径。东北沦陷后，顾颉刚疾呼“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学为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存之举”［24］。指出读书人虽能力有限，但只要能想方设法参与抗战，即能为抗日救亡做出一定的贡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十四年间，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占据了顾颉刚的心。顾颉刚在辗转各地考察、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要真正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首先要发挥读书人的作用，鼓励青年们要“到民间去”，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创办抗战刊物，“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25］，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他不但大力呼吁青年学者们积极投身前线文化教育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关于民众抗战动员的主张。
民众教育方面，顾颉刚为当时中国民众无法深刻认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倍感忧心，意识到要救中国非全国民众一致觉悟不可。他在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与教育活动，借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创办三户书社，以表达对外来侵略抵抗到底的决心。书社创办几个月后，由于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日寇及政府当局对书社活动的干扰破坏，社员的抗日情绪有所衰落，但顾颉刚以“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的性情，索性将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变成他私人的事业，“竭力挺了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以外，再在外面募捐”［26］。三户书社在资金短缺、日寇打压、国民政府查办的艰难环境中，顽强地宣传抗日救亡。后来顾颉刚将三户书社的范围扩大，并将其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抗日战争期间，顾颉刚写了大量通俗文字，印成宣传抗战知识的小册子，广泛流行于大后方民间社会。据日人小仓芳彦统计，从三户书社起到1940年结束为止，“顾颉刚发起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采用鼓词，小调(民歌)一类的形式，把抵御外侮的故事编成通俗说唱，致力于抗日宣传工作……其间刊行的通俗读物，有六百种，共计五千万册”［27］。编刊社刊发的通俗读物吸引了当时民众的极大关注，为推进国家抗战宣传具有重大意义。边疆工作方面，顾颉刚以其历史地理学者的爱国激情，教导学习历史的学人们潜心边疆的地史研究。在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执教期间，顾颉刚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课程，创办《禹贡半月刊》，“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侵犯”是当时《禹贡》的中心思想。《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半月刊的《发刊词》正是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进逼平津，把我国的“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的时刻下写出来的［28］。
在西北、西南工作及考察期间，顾颉刚募集资金创办《边疆丛书》，刊印多种西北边疆的地史珍籍，传播濒亡的文献，唤醒边士保卫祖国疆土的笃念［29］。联合《新亚细亚》《康藏前锋》《蒙藏月刊》等边疆刊物，刊发边疆史事，激起海内外同胞之爱国热忱，共同谋求巩固边疆之策，保卫国土［30］。1938年，顾颉刚在《益世报》开辟副刊《边疆周刊》，周刊的办刊宗旨是要使一般民众获得对于祖国边疆的基本认识，要使学者们时刻不忘中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民族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顾颉刚不仅以读书治学的方式关怀民族命运，并以教书育人、创办刊物的途径传播中国边疆地理与民族演进的历史知识，在文化领域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激发边疆人民的民族意识，促进边疆各族人民与汉族的民族凝聚力。顾颉刚不仅仅是一个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所谓“书斋里的学者”，更应是一个怀有深切民族关怀的知识分子［31］。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走出书斋，远赴西北边陲，遍访甘肃中南部各县实地考察，利用通俗知识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发展教育事业。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一套发展甘肃教育的计划。他在抗战时期为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所做的努力，对促进地方开发和民族团结及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特别的贡献。顾颉刚一生读书无数，著述颇丰。留给世人的读书笔记及日记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仍坚持读书，并不忘担负起一代学人的救国责任，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民间文化、边疆史地加强中国民众关于疆土及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以创办抗战刊物进行民众教育及边疆工作等文化宣传战略唤醒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呼唤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及抗战文化宣传实践活动，集中体现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抗战服务意识，其史学阅读也围绕该主题进行，凸显出强烈的国族观与抗战动员色彩。
参考文献
［1］［5］［9］［16］［18］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前言．
［2］［3］［4］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569－570，454，454－455．
［6］［7］［8］［10］［12］［13］［15］［17］［19］［20］［21］［22］［23］［24］［25］［27］［28］［29］［30］［31］王熙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490，268－269，471，471，397，470，54，466，135，204，243，489，1，222，128，113，122，65，222，130．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2
2008年，茅于轼的经济适用房理论一时间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网络上的讽刺甚至咒骂，茅老云淡风轻地说：“我理解那些不懂经济学的人。但我建议人们有时间的时候，应该多读一些书，不仅是经济学方面的，也包括历史方面的、人文方面的书籍。”
迄今为止，茅老亲自撰写了8本经济学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和《生活中的经济学》等都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凡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茅老把自己多年的读书心得娓娓道来。
感悟历史
《财经文摘》：您现在经常读书吗?
茅老，不是很经常读了。书也在看，但是没有时间整本整本地读了。感兴趣的书，拿过来翻翻。我现在对历史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也正在读这方面的书。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Stavrianos写的《人类远古生命线》，这位作家的另外一本著作是《世界通史》，这两本书都给我较大的影响。我现在正在读的书还有一套每个朝代一本儿的图解，类似于小人书性质的。读起来不费劲儿，可读性非常强。另外还有一本儿唐德刚写的《晚清七十年》，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读完的。笔法很幽默，更重要的是这位作者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一点很难得。
《财经文摘》：您为什么会对历史书籍如此感兴趣呢?
茅老：这是有一定原因的。经济学上的一些规律都能在历史中发掘到。我看历史主要是看经济上的一些变化和规律。比如《人类远古生命线》讲的就是人类社会是如何起源，如何发生，如何受到生资料限制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的。
《财经文摘》：现在是全民读史热，像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在市场就非常火。那您读经济学类的书吗?
茅老：《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我听说过，还没有时间读，接下来准备要读一读。现在经济学方面的书很少读了，主要是看报纸，了解一些资讯和经济大势。
读书之道
《财经文摘》：您读书的时候，会写批注或做笔记吗?
茅老：我从前会做的，但现在不做了。批注和读书笔记对于读书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原来是这样做的，专门准备一个笔记本儿或是就在书的空白处写东西，主要的论点用一两句话记下来。事后需要翻阅的话，很快就能翻到，而且会加深印象。
《财经文摘》：您有藏书的习惯吗?
茅老：我自己买的书不多，一年买个两三次，一次能买十几本吧。但我家里的书非常多，一多半都是别人送的。而我每年也要送出去好几百本儿，会送给图书馆，还有一部分读过的好书会送给身边的朋友和学生。把别人送给我的书再转赠给别人。贵州财经大学的图书馆跟我有固定的关系，我每年都赠送好多书给这所大学。
家庭影响
《财经文摘》：您出身自书香门第，父亲出国留过学，母亲也是知识女性，您的家庭在读书方面给了您哪些影响?
茅老：我的家庭对于我的影响还是十分大的，我的家庭氛围是十分自由开放的，讲究科学。不是一种商人的气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而且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气质，民主、自由。家里的成员都比较平等、谁也不管谁。也很科学，我们家里不拜祖宗的，不搞这一套。
《财经文摘》：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就会受到读书方面的教育，您小的时候读不读书?主要读些什么类别的书?
茅老：我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比其他人看的书要多，三几年的时候是没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样专门针对孩子的科普读物的。我是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读书的，那个时候读的科学方面的书比较多，比如：天文方面，有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些书籍。大学时期和毕业之后，主要读的是数学方面的书，我对数学是特别感兴趣的，下过很大的工夫。看了大量数学方面的书籍，也做过很多数学题，我的数学是很好的，只不过现在不用数学了。我的头一本著作就是用数学写的。
《财经文摘》：哪本书给您的启发比较大?
茅老：一本是孔子的《论语》，这是我在高中时候读的。还有一本是《古文观止》，当然这都属于中文类的书籍。另外，给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物理和数学方面的书。《论语》和《古文观止》给我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写文章可以直接用到它们，物理和数学方面的书籍可以帮助我形成一个合理的逻辑思维方法。我跟一般搞经济学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我是很讲逻辑的。
《财经文摘》：美国一位著名的记者曾问过巴菲特一个问题：在您的生活中和事业中，什么人给您的帮助和彭响最大?面对相同的问题您如何作答呢?
茅老；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数学老师，他的课讲得特别的好，我很喜欢，一听就明白。也有那么一部分老师自己还没有搞明白，就来教别人，把学生教得越来越糊涂。这位数学老师不仅对我自己，而且对于培养整个班级学生的数学兴趣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几位是对我的一辈子都有影响的，社会科学院的李慎之是一位，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是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结识的，到现在我们还一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说是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生活中我太太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她帮助我处理家中的事，让我有一个非常稳定而又幸福的家，我才能潜下心来搞学问。
茅老荐书
《财经文摘》：您能不能给那些爱好经济学的人推荐几本几经济学入门书?
茅老：经济学的入门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入门方式。如果数学很好的话，就看数学方面的书，那我推荐他读一下我写的《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这是一本儿用数学讲经济学的书。如果数学一般的人，可以看看我写过的一本儿《生活中能经济学》。
《财经文摘》：您有写自传的打算吗?
茅老；我写过一个2万多字的自述。是别人给我写的传记中的一个部分。自传还没有时间来写。
《财经文摘》：您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人?
茅老：我觉得这一代人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经过“”、反右等，缺乏那个时候的经验，这是主要问题。因此，这一代人对于现在的改革成果根本没有感觉，唯一存在的感觉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中国160多年以来从来就没好过，就这30年好了。80后这一代人，缺乏的是对中国近160年来的情况，特别是老百姓的情况的了解。我相信，中国现在没有挨饿的人了，大家都能吃饱饭。这件事解放后30年根本做不到，现在没有了，80后这一代人几乎没人挨过饿。
《财经文摘》：您能给80后的人推荐―部分书吗?
茅老：我认为80后的人首先应该读一读《论语》、《古文观止》这样的古籍，其次可以读一些数
学类的书籍。
茅老寄语
《财经文摘》：最近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对企业家道德的指责。以您的观点来看，企业家也好，商人也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茅老：《论语》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根本的啊。我觉得不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些有毒的食品你自己吃不吃?
企业家要赚钱，大家应该给予肯定。市场经济就是要赚钱，通过赚钱为人民服务。大部分人不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学过经济学。学过经济学的人就会了解市场经济下，企业应该如何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赚钱为人民服务。市场经济的奥妙就在这儿，你想赚钱，你就必须为人民服务，你服了务你就必然能赚到钱。
因此，市场经济好就好在这儿，在赚钱的过程中，无形中就为别人服了务了。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计划经济要你完全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行。经济学证明，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自立的基础上，这个“自立”是对的。此种情况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对的，企业自己不赚钱，还为人民服务那是错误的。
很多部长都不明白这一点，有钱不赚还高喊着为人民分忧，这是很可笑的。经济适用房也是错的，80万的房子你卖50万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这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官员你是必须要懂这一个道理的，但是我们的政府官员还是不太懂。当然，现在比过去好很多，过去，赚钱是坏事儿。现在最起码赚钱是变成可以接受的事儿了。
《财经文摘》：经济危机让大家意识到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提倡向内转。可是我们该如何向内转，国内的经济通道能否顺利打通呢?
茅老：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解决现在的就业问题就能够解决从外需变成内需的问题。现在的就业机会大部分都在服务业，而服务业是内需的。另一方面，增加投资也是内需，不光是消费，但现在的投资都是政府投资而非民间投资，我认为这是个大缺点。关键要发动全民的中小企业投资，关键问题还是在金融方面。金融方面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投资，而仅是对国家大的投资项目有利。这是个问题。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3
现如今，特殊的环境给予经济学家过多的荣誉，特殊的地位让经济学家们用枯燥的文笔，繁杂的字符也独就高位。不过这些随笔文章还原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真实，让人了解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他们的学问积累。与人们想像中的大牌明星不同，他们在公共视线之外艰辛求学的学问故事等。这几本书，大都是各位作者近些年在各大媒体发表过的文章的一个集合，也算文选吧。只可惜放在报纸、杂志上，那些媒体自身考虑的文章组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或说干扰了这些经济学家随笔的价值。
据说，在国外，只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才写经济学随笔，国内这些写经济随笔的作者能被称作“著名经济学家”吗？在近几个月中，我们挑选出了这几本书，它们的作者是厉以宁、余永定、梁小民、张军，也都能称得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一号擂手：《寓言中的经济学》
梁小民算是当今的明星经济学家，在七八所大学任教，出版有专著、译著、教科书、文集有50多种。读书的读后感都整理成书，颇得读者的喜爱、出版商的追捧。本书通过讲述那些家喻户晓的寓言，把生活中的经济学原理展示给大家，使读者在阅读风趣生动的寓言的同时，了解当代经济学的许多深奥道理，从而引发读者学习和接近经济学的兴趣。当然，这不是梁教授的第一本随笔，这位高产的经济学家以前的著作中也能读出经济学的趣味来。
梁小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三次印刷
二号擂手：《愉悦的思考》
张军教授，现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10多家高等学校的兼职教授。曾经是韩国庆北国立大学、全南国立大学以及日本青山学院的“特聘讲座教授”。本书是作者近些年的随笔，短文组成，不过编辑出一本随笔集来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它需要精选、归类。最终，作者从近年来发表的各类随笔短论中挑选出60多篇文章，主要划分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体制改革以及读书心得几大块内容。
张军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5月
三号擂手：《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
余永定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还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等职。作者在自序中坦言的出版本书的初衷：“自19岁自学《资本论》始，研究经济学已有三十有五年。数年前，朋友建议将多年的论文和文章结集出版。然自知学术价值有限，未敢轻允。数月前被确诊身罹癌症，遂萌发出版文集之念。文集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对寻觅“失踪者”们的足迹，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余永定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5月
四号擂手：《厉以宁经济评论集》
厉以宁说：“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是我近几年写的文章（包括为别人的著作撰写的序言）和经过录音或研究生笔记整理而成的讲话稿。可以认为，这些文章和讲话稿是我近几年学术活动的真实记录。”厉以宁告诉年轻人说，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时，如果想抓住核心问题，就必须深入实际并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宽广的知识面和广泛的信息渠道，而且要借鉴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
看点1：考核国有企业
为尽快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资本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国资委业绩考核局与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认真总结了国际上大型企业实施经济增加值管理的经验教训，运用中央企业2003年财务指标对中央企业的经济增加值进行了具体预算，并走访了不少中央企业，了解企业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体系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增加值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这本《企业价值创造之路――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操作实务》就是这一阶段研究的成果。
《企业价值创造之路》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
看点2：警防“垮掉”
虽然品牌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但每个品牌所经历的生命轨迹却不尽相同，有的早早夭折，有的“少年”成名。而最令人向往的是那些长寿的品牌，它们似乎已经超越了品牌的生命极限，不断焕发自己新的生命活力。《垮掉的品牌》汇集吾老七、糜老大、汾煌可乐、旭日升、大白兔等失败案例，解析成功品牌的制胜之道。《输掉的管理》汇集的是秦池、春都、长虹、大众、哈慈、活力28等失败案例，总结成功管理之道。
《垮掉的品牌》《输掉的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5月
看点3：美食与健康
本书是一本有关健身的参考书，它有别地其他图书的地方是，这是一本定位在中年人的图书。你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对于正处中年的人大有益处的相关健身信息。主要内容：如何确定你目前的健康水平。如何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帮助你熟悉不同种类的运动器材和选择合适的锻炼地点。找出最佳锻炼时间与地点的小窍门，哪一类家用健身仪器最适合你。正确的饮食指导。锻炼时的合适着装。工作时间的锻炼方法等。
阿呆系列《40岁保健》[美]贝齐・内格尔森・麦克马克麦克・约克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4
作者：北岛，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为孩子留下一部作品”是诗人长久以来的夙愿。本书由他亲自甄别、挑选57位不同国籍诗人的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将自己心目中认为最适于孩子诵读、领悟的短诗公布于世。这本书汇集新老名家的经典译作，是范文，也是美文，携带着思想、文学、文明的火种，交给孩子，照亮下一代的阅读空间。
2.《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作者：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师，曾做过10年摇滚乐手，做过10年记者。
本书是素有“诗人摄影师”之称的中国著名摄影家严明的首部影像随笔集，书中文字细腻不滥情，对于热爱摄影的年轻人来说，本书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于处于生活抉择路口的读者来说，书中严明带着一群年轻摄影师冲出体制的行为，本身具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可能是你我通过阅读想要抓牢的东西。
3.《如何成为一个妖孽》
作者：胡紫薇，曾做过主持人。2007年淡出荧屏，活跃于新媒体平台。
本书既有作者的个人心路历程，也有对女性问题的各种辛辣点评，还有她对读书观影经验的诚意分享。在本书中，她写章子怡，写邓文迪;评《青蛇》，评《致青春》，评《布拉格》和王朔;她写自己的故事，写女人怎么修炼成妖孽。也许很多读者冲着争议性的书名，为探“妖孽”真心，一哄而上才让它畅销得发烫，然而“不装”的写作，到哪里都能打动人心。
4.《行走在爱与恨之间》
作者：白岩松，著名主持人。
本书是白岩松行走、思考的散文随笔，由白岩松亲笔写序修订，是他近年来行走于日本的所见、所感、所悟，他以其一贯的冷静视角，平实、客观地将一个真实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行走在爱与恨之间》正如其书名一般，“知日”和“制日”两种情绪交织相合。或许正如白岩松所说，“把爱恨放下，先去了解”，我们更能看清更多的问题。
5.《四季便当》
作者：吉井忍，日籍华语作家，致力于向华语读者介绍日本文化。
本书包括作者朴素温馨的关于美食的记忆、家常而可口的便当菜制作方法和步骤，以及关于制作便当的一些实用小贴士。他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的顺序，向我们介绍40种日式和风便当的制作方法，让人们停下来享受健康而美好的便当时光。作者关于美食的朴素记忆，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家人的细微关系。
6.《世界与你无关》
作者：丁丁张，媒体人。
《世界与你无关》是用10万字写给世界的狠话，也是60个和你有关的片段及观点。书中所探讨的是那些破事儿，却也关乎如何在爱里过得更好，如何失去也不难看，如何在真相中慢慢长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直面并解决人生的难处。
当你失恋时，无人爱时，翻翻看――你都这么惨了，这些故事更惨，让你笑笑。感知世界，听老情歌，探寻爱和生活遇到难处时的解决之道，看人们受伤犯错又重新好起来。人生如此，其实我们都一样，从不普通，又那么平凡。
7.《甲午殇思》
作者：刘亚洲、丁一平等。
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专栏请28位军事名家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启示。由本书引发的反思，已从军界扩展到政界、商界乃至普通民众，曾有“在商言商”之语的柳传志看完本书曾感慨：“中国90后的男孩子们如果有一半人喜欢读这种类型的文章・・・・・・中国就有希望。”
8.《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作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美国记者。
美国记者何伟致力于成为一个个国家的诚实记录者，从2000年到2012年，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在何伟的笔下，你读到的不仅是奇形怪状的中国。本书是何伟近10年来刊发于《纽约客》的作品合集，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诉说，小部分是关于美国与埃及的文章。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了解一个国家并不难，而要做一个坦诚的记录者，记叙土地的忧伤和人民的努力，则既要有中立的旁观，又要有感性的亲历，这其实很不容易。
9.《纸牌屋》
作者：迈克尔・道布斯，全球最火政治小说家。
作为2014年度热播美剧《纸牌屋》的原著小说，本书作者迈克尔・道布斯用娓娓道来的笔触，讲述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及与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妻子在华盛顿白宫中运作权力的故事。主人公弗莱西斯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职业政客，他坚信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及其幕僚背叛了他，于是发誓要将这一任总统赶下台，他不择手段展开一系列部署。他最终能否登上总统宝座，而知道越来越多内幕的玛蒂又能否安然周旋于权力斗争中，并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10.《21世纪资本论》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5
［关键词］王士祯；《分甘余话》；清代；史料笔记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73-03
我们研究历史多依赖于正史资料，对私人撰写的笔记小说以及诗歌文集的引证不是很多。谢国祯曾说：“就正史言，‘前四史’和唐初官方纂修的《晋书》等还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和风俗民情的记载，但自宋代以后则只侧重于典章制度、政治沿革、帝王将相和官吏升沉的内容，所以要广泛地研究这些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就必须仰赖于能够较集中反映基层社会情状的笔记小说、地方志乘和诗文别集了。”[1]此外，谢国桢还指出了笔记小说补充正史的作用：“野史笔记足以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2]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史料笔记小说具有很高的价值。这其中又以规模庞大的明清史料笔记尤为受研究者关注，清人王士祯的《分甘余话》就是代表作品。
一、王士祯生平
王士祯，原名士稹，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人称王渔阳。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享年78岁，谥文简。他原籍山东诸诚，后祖上迁居新城，遂为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士祯“幼慧，即能诗”，[3]顺治七年（1650），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他喜交游，顺治十二年（1655），曾集诸名士于大明湖，赋《秋柳诗》四首，和者数百人，名噪一时。顺治十六年（1659），在扬州任推官时，“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常与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后奉命入蜀、下南海，遇佳山胜水，名刹古迹，必登临赋诗。康熙时，“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G：‘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G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适敬，张英，皆如G言。召士祯人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4]康熙帝还曾征集他的诗，得300首，名《御览集》。王士祯在当时声望很高,充当诗坛领袖数十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召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
王士祯为官数十年，官至刑部尚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十分谙熟清代典章故实、朝野风气和各地风土民情，加之对诗文颇有研究，这也就决定了其亲身经历和感受之作《分甘余话》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二、《分甘余话》的成书原因、命名及版本流传
明中期开始，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日益，国力大不如以前，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力大为减弱，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端开始慢慢显现，加之内优外患共同袭来，对文化的严厉禁锢政策不复存在。此外，心学兴起，至私人撰修著述之风开始盛行。于是，士大夫们把对明政府关于前朝史书和本朝“实录”修撰的不满和对明朝内忧外患的担忧都一一的吐露出来。清朝建立，这种著述风气被承袭下来，同样影响着一代文人。王士祯就是受到当时社会私人撰述风气影响，又通过个人主观努力为后世留下了《分甘余话》这部上乘之作。
《分甘余话》即王士祯罢官家居时所撰。他在自序中说：“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g，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又引《晋书•王羲之传》中与谢万书“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书名即取此意。
《分甘余话》保存较好，一直流传至今，并无严重散佚。康熙四十八年（1709）序刊本是本书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单行本，并点校。此次标点，以初刻本为底本，对书中引文有疑问之处均作了查对，改正了书中的一些错字；增加或改正的字加方括号，原刻错字仍予保留。另外，为了便于读者查索，还补拟了每条的题目，进行统一编号。
三、《分甘余话》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
历记的“平实文字中，大多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它具有取材广泛、手法灵活的特点；它以相对凝定的视角，从点滴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再到典章制度，一一开辟具有风韵的学术和艺术天地，而这一切又大都标示出作者对过去和当下的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刻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因此历记往往具有回忆和纪实色彩”。[5]作为王士祯闲居时的一部回忆性笔记著述，《分甘余话》中的很多内容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考察采访，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清史的宝贵史料。
中华书局1987年版《分甘余话》点校本前言中评述：“《分甘余话》是一部记见闻和谈学问兼而有之的笔记……本书共四卷，篇幅不长，但记叙内容却极为广泛，举凡先世著述、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字义辨析、古书藏佚、社会风俗、地方物产，以至治病验方等等均有涉及。”
典章制度是诸多笔记小说中涉及较多的内容，《分甘余话》也不例外。如卷1“清代视朝仪”条，就详细地介绍了清代皇帝临朝前后文武百官及外国陪臣所遵循的礼仪，从时间到规模，再到具体的上朝路线等礼仪约束，皆反映了封建王朝的封建礼仪统治，为研究封建礼仪文化提供了资料。又如卷2“三司史”条，论及唐代到清代三司史之职官的职能及变化。再如卷2“内升外升”条，讲清前期官员的升迁问题，为研究清代官制史提供了佐证。此外，卷3“满汉状元”条，记载顺治时科举分满、汉两榜，至康熙时不分满、汉，皆一榜。这条内容既反映了清代的科举制度，又反映了清朝前期满、汉民族关系的发展。这些都对研究清朝政治体制、职官制度、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诗歌品评是《分甘余话》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著名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清初诗坛的领袖，他所标举的“神韵说”对清代的诗学有广泛影响。所谓“神韵说”，实际上是继承了唐司空图“自然”、“冲淡”和宋严羽“妙悟”、“兴趣”之说，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追求“色相俱空”、“天然不可凑泊”的境界。这些主张在卷2“冯班诋严羽”、卷4“诗评”诸条中均有阐述。王士祯强调作诗要天然而有真趣，反对矫揉造作和一味摹仿古人。明代及清初诗人，凡符合其论诗主张和标准的作品，无论作者的名气大小，都充分予以肯定。如卷2“杨巍诗”条云：其“五言冲古淡泊”，“皆逼古作”，充分肯定其诗作的自然淡泊之意。又如卷2“宋元鼎诗”条、卷4“评邓汉仪诗”条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条目还不止于此，这些都为后人研究王士祯的诗论主张和明末清初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字义辨析是王士祯作为文人在《分甘余话》记录中尤为特别之处。卷1“梁王吹台”条对于河南开封县东南梁孝王吹台――“繁台”的称谓由来及读音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卷2“若干”条，则详辨这个词的出处、用法、意义和读音；卷4“些字考”条对“些”字的梵语读音给予证实等。这些不仅仅是作者自己对字词考证的钟爱，也为古代汉语字词研究提供了实例。
社会风俗是诸多笔记小说的主要内容，在反映社会的同时，也在呼吁某种社会问题。如卷1“马吊牌”条中，作者披露了当时许多官宦子弟为玩马吊牌，不惜荒废学业、倾家荡产，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呼吁社会纠正时弊。其中许多风俗的记载也为我们追寻古老风俗文化、继承传统风俗提供了依据。如卷1“竹炭”条，就载竹炭的制法，已失。
《分甘余话》有关地方物产方面的记载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物种变迁。如卷2“台湾物产”条载：“台湾物产多异中土。按东郡太守孙湘南元衡《赤嵌集》所录有波罗蜜、凤梨、香果、羡子、剌桐花、番茉莉、铁树花、蝴蝶花树、昙花、午时梅、红绣球、黄美人蕉、迎年菊、石榴花、新妇啼等。”文中还详细介绍了这些物种的形状、颜色、味道、时令等特征，为研究台湾物种留下了参考资料。又如“广群芳谱所载异花”条记载了异花凡116种，条目举例了数十种异花，为后人研究植物学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治病验方是《分甘余话》中比较突出的一部分内容。如卷2“治腋气方”条、“治吐血方”条、“楸叶治疮”条、“治喉闭急症方”条、“治障翳及赤眼方”条、“治小便不通方”条，卷3“治足疾方”条、“治偏头痛一方”条，卷4“治痔方”条等，都详细记录了药方的内容和使用方法。这部分内容可以展现当时的社会医疗技术，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及处方史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对现代医药学和疾病治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上述主要内容外，另有先世著述、地名考辨、文人轶事和古书藏佚等内容，《分甘余话》中都有详细的记述。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文献资料的重视，也从某些个人事迹的述写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分甘余话》就如一部百科全书，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清代社会历史的资料全编。
四、《分甘余话》的不足
《分甘余话》除具有社会历史价值之外，也有不足之处。
首先，部分引文不明确。有的只记文献名，但没有详细卷次。如卷1“诗中酒楼”条中“《青箱杂记》云”句，又如卷1“瓜瓤黛色”条中“《画墁录》”句；有的只记文献作者或者说话人及言语，但不记出自何种文献。如卷1“诗意与古人暗合”条之“老杜诗‘白鸟去边明’；坡公诗‘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句；又如卷2“直呼名”条中“常有赠申一绝句云：‘草泽贤豪尽上书，奎章阁外即公车。我同渔父因衰老，独有涵光是隐居。’”等句。
其次，内容涉及封建迷信命数。这是大多笔记小说中共有的不足。也许是作者受到封建迷信的影响，也许是对客观事物的夸张描写，以寄托个人思绪，《分甘余话》中不乏此例。如卷4“紫芝白芝”条中就写道：“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
《分甘余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许多记载不仅为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特点，特别是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可以为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所提供借鉴。《分甘余话》当然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但作为保存清代前期史料的笔记佳作，只要我们在征引史料的时候加以选择，就能更好地发挥此书对于正史的补正功能和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
［注释］
[1]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2]谢国桢：《清野史笔记概述》，人民出版杜1982年版，第90页。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6
这些学生不少都是来自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先生，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1949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1953年入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时至今日，谈起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求学经历，以及钱穆先生的治学风骨，叶龙先生仍显得滔滔不绝而饱含深情。
从1953年至1958年，叶龙在新亚书院修读了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因为是江浙人，叶龙能听懂钱穆的无锡国语，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他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极快，且字迹工整：“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彼时叶龙并未想到，自己抄录的这些笔记，若干年后竟为完整呈现钱穆先生的著述谱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发黄的手抄讲稿
新亚初创时办学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殚精竭虑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先生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庄子》等课程。1955年时，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学会及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创立新亚研究所，钱穆兼任所长，每年任教一门课。叶龙回忆：“两年中我修读了《韩（愈）文》和《诗经》。记忆所及，钱师还开过《中国思想史》《论语》及《秦汉史》等。”
对老师的学问，叶龙充满崇敬，在他的印象中，钱穆无论讲中国通史或经济史，讲文学史或文化史，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钱师自学是从读唐宋古文开始，入门后特别喜韩愈文集与王安石的论政文，然后再进入研读二十四史，再而先秦经典，然后把经、史、子、集四大部门都研读得融会贯通”。
钱穆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责，虽然身为校长兼所长，授课也不马虎，每堂课都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叶龙回忆，每次来上课，钱穆必带一沓卡片，最少也有三四十张。讲课时，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或抄写于黑板。
能百分百听懂无锡国语的叶龙，可以全部笔录。钱穆的这些讲稿，就这样保存下来。数十年中，叶龙将这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
1991年夏，叶龙将《中国经济史》笔记整理编录数篇，每篇千字，寄给《信报》林行止，承他同意并拟题为《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以专栏形式刊登于《信报》，如是由1991年8月14日至1992年12月全文刊毕，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一生80余部著述、1700万言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深厚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2014年初，《钱穆大师讲中国经济史》的简体中文版以《中国经济史》之名出版，有删节。困苦与彷徨
《中国经济史》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笃实。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浩若烟海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与融会贯通。例如，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类书，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而且如叶龙所说，钱穆先生“做学问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地“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背时复古”，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值得注意，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与评价，难免牵涉史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
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1949年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乞食团，托钵僧
包括叶龙在内的许多人，因为进入新亚书院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新亚的创办，及其后来的发展，则与钱穆先生的后半生牵连纠葛，难以解开。
1949年，54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
“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终其一生，钱穆对此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当时万没想到自己再未能回到故土。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台湾方面聘其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当年10月10日晚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由钱穆亲自主持。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的无锡口音，看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却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
回忆这段往事，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彼时，学校的学生多从难民营而来，根本付不起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目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当年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直至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桂林街61号、63号、65号的三、四两层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时忆述，新亚书院仍远谈不上“大学”的规模。不到200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竟被隔成学生宿舍、办公室、四间课室以及供校长钱穆、新教务长唐君毅、总务长张丕介三家人居住的单间，更无可能备有图书馆。学校早期并无严格的系别，数十名学生只能被笼统归为文史、哲教及经济三系，依次由钱、唐、张三位先生主持。到缴付房租和水电费时，往往还需要钱穆以私蓄垫支，甚至要拿张丕介妻子的首饰去典当。困乏中的转机
新亚早年的教师中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
随着来访新亚书院的著名学人逐渐增多，但学校限于规模和经费却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新亚书院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术讲座，利用桂林街校舍四楼大教室晚间无课时间，每周末晚上洽请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做公开学术讲演，校外听讲者常至满座，留宿校内的学生只能挤立墙角旁听。三四年间，讲演者有林仰山、董作宾、沈燕谋、罗时宪等凡四五十人，讲演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题，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21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在大陆时是“望重一时的学者”，但在香港这片殖民地，其影响力与号召力终有不逮。作为独立的非牟利教育机构，新亚书院在建校之初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是时香港唯一的精英学府香港大学相比，就像是隔着维多利亚港的九龙贫民区与港岛半山区那般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钱穆亲撰策励师生的新亚校歌所言，这些“手空空，无一物”的书生，为了护持、延续、发扬已经花果飘零、濒临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命脉，明知“路遥遥，无止境”，仍咬紧牙关办学，辛勤耕耘，终克服诸般困难，使新亚书院成为一处傲然矗立的学术重镇，并赢得各方的关注、同情、尊敬与支持，先后获台湾“总统府”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每年补助2.5万美元，并得亚洲协会与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在九龙农圃道自建新校舍。
但对钱穆来说，他本欲以读书为本身的责任，在香港办学多少有些阴差阳错、迫于无奈，“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然而也正是在这艰苦的数年间，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及《人生十论》等著作。
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余英时去探望得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发现老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空课室地上养病。余英时心中难过，问可有事需要帮忙，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余英时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文集。多年以后，余英时依然难忘自己回来时的情形，“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辗转流离、漂泊异乡的钱穆，心中该有多孤独、多疲惫，旁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了。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开局虽小，钱穆在心中为其谋划的格局却非常大。钱穆所谓之“新亚”，不仅仅是“新的亚洲文商”，更是“新亚洲”，“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并希望“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的一重要的新邑”。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已有超过300万人口，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带来的升学压力大增，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1957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做准备。1959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8系1所、456名学生的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文凭获政府承认等考虑，亲自出面一一说服那些担心加入大学后，书院原有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的教员，促成了新亚书院在1963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但逐渐地，书院的文化学术理想被殖民地政府刻意扭曲和压制，在种种摩擦与角力后，新亚的精神只变成口头上的名称，其内涵几乎荡然无存。
当一切渐上轨道，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在多次请辞不成后，钱穆向新亚书院请长假。1964年6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院长一职，并于1965年正式离开新亚，结束了在香港16年倾注心血的办学生涯。“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88岁高龄出版的厚厚一本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钱穆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短短一句淡淡带过。
究竟是什么让钱穆心灰意懒？是与殖民地行政模式和中文大学办学理念的龃龉？抑或是新亚内部人事纠纷与“新亚精神”的渐渐变质？至今未有定论。唯一能确认的是，钱穆放弃了可以补发的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一大笔薪水，且并未申请在当年足以买房囤地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不带走分毫。时年已过60岁的他从无置产，其晚年可谓清苦凄凉。
离校前的毕业典礼，钱穆弃着博士袍，一身黑褂，从容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
1966年，钱穆移居台北，在张其昀任董事长的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指导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每月薪酬仅2万新台币。
1976年，港英政府通过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的“中文大学法案”，各成员书院的主要职权缩减为管理书院动产及建筑物、负责学生福利与通识教育等寥寥数项，大学本部转而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钱穆、吴俊升、唐君毅、李祖法、徐季良、沈亦珍、刘汉栋、郭正达、任国荣等九位校董联名在各报章发表辞职声明，抗议改制方案有违当初成立中文大学之原意，强调“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
曾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如此评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制风波”：“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那事实上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也体现了新亚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争持与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精神。在文化学术上，新亚精神主张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进而有机地吸收和结合其他东西文化之长，同时矫正自己文化之短。在教育方面，主张除了学习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外，还需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使每个学生将来都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真正有贡献的博雅之人。时至今日，凡此种种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7
[关键词]学习型政党;列宁;学习方法;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0-0019-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任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学习理念的先进和学习方法的科学化。伟人列宁一生酷爱学习,善于学习,他的学习方法很有个性,确有实效,值得借鉴,正是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资源,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的学习方法
为了从理论上寻找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依据,为俄国十月革命做理论上的准备、并对后十月革命时代如何发展提出构想,列宁在酝酿《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时,运用“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的学习方法,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准备工作。他在苏黎世图书馆阅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大量书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国家问题的态度;在此过程中,摘录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思想和言论,并将这些摘录引用在《国家与革命》的创作中;同时,列宁读书时还写批注,在第一时间写下自己读书的思考和判断。最后,列宁在这本为理论研究做准备的本子上写上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标题。因读书笔记的封面为蓝颜色,故称之为“蓝色笔记”。同年9月,列宁写出了《国家与人民・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下列是《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四部分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怎样运用“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这种学习方法的:
马克思接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在这里,列宁摘录、引用的是马克思的原话。原话后的一段“议论”,是列宁读书时的批注形成的。列宁认为,写批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列宁读书写批注的过程,往往是与书的作者“对话”的过程。列宁一般喜欢用铅笔来写批注。列宁的读书学习,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思想的科学性、现实性、深刻性更多地体现在这“批注”的字里行间。
这种“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的学习方法,科学实用,给列宁带来很大的学习收益。首先,这种学习方法促使列宁在有限的时间内读书更加专心,也帮助他更加系统和细致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因为列宁工作很忙,对自己的读书要求又很高。为了在日理万机中学有所得,列宁凭借其惊人意志“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化零为整,由小积多,同时也体现了他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伟人性格。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的第二个学习收益是,他抓住了读书时一瞬间的“灵感”,及时地记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需要学习、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很多,这些思考的“灵感”,往往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所谓“灵感”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勤奋的列宁用“边摘录”、“边写批注”的方法及时抓住“灵感”,并由此收获匪浅。因此,有人说列宁是一位高产优质的作者,不奇怪。而且,列宁的文章中属于他自己的、创新的思想很多。以《国家与革命》为例,列宁在这本书中核心的理论创新之处至少有三点:一是阐明了国家的实质是阶级。二是指出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三是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再如,《哲学笔记》也是列宁在读哲学书籍时写下的批注和“哲学笔记”,然后整理、修改、汇编而成的。在此就不赘言了。
今天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可以仿效“边读书、边摘录、边写批注”的学习方法;广大党员和干部在个人自学中尤为适合使用这种学习方法,以促进学习,抓住“灵感”。
二、“善于写通俗小册子和通俗演讲稿”的学习方法
列宁提倡并且善于为工人和农民群众写小册子。1895年秋,列宁为工人写了第一本通俗小册子,题目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深刻分析和批判了沙皇政府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工厂工人罚款法,同年12月在彼得堡拉赫塔印刷所秘密印刷发行3000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一书中回忆道:列宁为工人写的第二本小册子,题目为《新工厂法》。1895年,列宁又写了《论工业法庭》、《谈谈罢工》两本小册子。1903年,列宁为农民写了一本《给农村贫民》通俗小册子。在小册子里,列宁告诉农村贫民:城市的工人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农村贫民为什么要和工人联合起来、一起前进?列宁的通俗演讲稿也很多,例如《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5月19日),电影《列宁在1918》中还有列宁在向群众发表演讲的片段。
学习的方法与学习的效果是有必然联系的,而对于列宁来讲,有的学习方法就是工作方法。列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为工人、农民和士兵写作,选择这些通俗小册子和通俗演讲稿的学习方法或者工作方法,经社会实践检验效果颇佳。俄国工人们看到通俗小册子、听到通俗演讲稿,就感觉是列宁在认真地和他们谈话。列宁自己对于这些“通俗小册子和通俗演讲稿”的意见和要求是,共产党员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特别应当写得通俗、讲得清楚。列宁于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在谈到战争问题时说:“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得极其通俗。”[1](p.346)高尔基一次听了列宁的通俗演讲,回忆道:“这是第一次我听到复杂的政治问题被处理得如此简单。他(指列宁)没有费心思去找流畅的字句,但是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它们的意思明白得惊人。”[2](p.20)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的这种学习时有一段总结,进一步说明了列宁这种学习方法的意义、特点和作用。她说:“列宁认为善于通俗地讲话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共产主义对群众说来成为象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西。通俗的演讲和通俗的小册子应当有激起某一种行动的具体目的。通俗演讲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应当是准确、鲜明而意味深长的。”[3](p.43-44)
今天,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增强科学理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作用,需要更多的人来写这样的“通俗小册子”和“通俗演讲稿”,让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让科学理论进头脑。这就是“善于写通俗小册子和通俗演讲稿”学习方法的当代价值。
三、“自己口授,秘书记录、自己审阅”的学习方法
列宁晚年中风,在病床上,他仍坚持学习著述,并采取“自己口授,秘书记录、自己审阅”的特殊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的特殊性表现为下列四个方面:1.学习时间上的特殊性。1918年列宁遭受枪击,造成重伤。此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2年5月列宁中风,同年12月再次中风。列宁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列宁全集》第43卷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是《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收载了列宁1922年3月6日至1923年3月2日即他的政治活动最后一年的著作。当然,列宁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进行谈话、口授书信和文章,还包括便函、论文、指令、报告等。这些书信和文章主要由病中的列宁口授、由秘书玛・沃和莉福记录,最后列宁自己再审阅。1923年3月上旬,列宁病情恶化,丧失语言能力,无法口授,右边身体瘫痪加重。1924年1月21日,列宁病情急剧恶化,当天晚上在哥尔克村逝世。显然,“自己口授,秘书记录、自己审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一生中最后采用的学习方法,也是列宁躺在病床上不得已而采用的学习方法。2.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涉及的学习主题和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列宁晚年在病床上完成的《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是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建设道路探索为主题。这些书信和文章,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涉及到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针对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宜搞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列宁分析和指明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路径。3.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研究的成果和作用上的特殊性。《列宁全集》第43卷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是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的重要研究成果,被布哈林称为“政治遗嘱”。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几年实践,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搞?怎样搞?列宁围绕这些内容提出新的思路。《最后的书信和文章》是列宁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的最后的又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遗产。其中的《论合作社》,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合作社思想的最经典著作。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将其研究成果体现在这篇文章中,如列宁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4](p.367)这个著名论断,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上的著名“改变”。可见,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的研究的成果和作用是巨大的。4.列宁运用这种学习方法情感上的特殊性。《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的这些书信和文章篇幅短小,形式很散,有的如《给代表大会的信》采用的是信加“续记”的方法。“续”有“续一”和“续二”,对于“续”的内容,列宁还有“补充”。可见,列宁当时病重的状况和学习工作的艰难。但是,列宁怀着一种强烈的特殊的政治情感和责任,运用这种学习和工作方法,留下了他最后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伟人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如此艰难地学习和工作,真是让人感动。
学习方法,说到底,是解决“怎么学”的问题,是主体介入客体的“中介”、“桥梁”。这种学习方法选择和运用得好,符合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是一条建设的“捷径”。“自己口授,秘书记录、自己审阅”,虽然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但是,却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干部学习。现在,我们有的干部,谈到学习,总是推说自己情况的“特殊性”:“工作忙”,或者“年龄大”、“身体差”,诸如此类。还有的干部,身体好好的,年龄也不大,但是,遇到工作或者学习,就“自己口授”让“秘书记录”,或干脆一切全由秘书包办。甚至应该“自己审阅”的文件,也粗略的看一看,签名了事。在制度规定的学习时间中,要么打电话、发短信,要么思想开“小差”。列宁的“自己口授,秘书记录、自己审阅”这种特殊的学习方法,无论是对于今天有“特殊情况”的干部还是没有“特殊情况”的干部,都是值得学习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高尔基著《和列宁相处的日子》.译者成时.编者巴金.上海:上海平明出版社,1949.
[3]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8
不知从何时开始，读书已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拚命读，要么是无所谓。拚命读书的，那种痴狂程度令人惊叹，节假日的疯狂补课自不必说，还有没完没了的奥数班、英语特长班、物理强化班、化学提高班等等。抱无所谓态度读书的，其随意性也令人担忧。小学毕业刚刚迈入初中没几天，就已经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有的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选择辍学打工。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偏远山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都说山村的孩子是山村明天的希望，然而，山村孩子的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有在乡村蔓延的趋势。春节前夕，记者驱车来到湖南省衡阳县关市镇，对这里的一些村民进行了采访，了解山村孩子教育的情况。
教育负担依然沉重
当记者向一些村民询问孩子的读书情况时，村民们都向记者诉苦说，山村孩子读书不容易，路途远，来回辛苦奔波都不说，这每学期的费用也让他们家庭经济感到有些压力。记者感到有些奇怪，9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多年，城乡小学和初中早已实行免费教育了，为何孩子读书还会有经济压力呢？
关市镇黄町村村民蒋平元告诉记者，他有两个小孩，在村小学分别读三年级和四年级；虽然学校是实行免费读书，但是，学校收取的搭餐费和其他费用，每生每期在400～500元左右，这与实行免费教育前的学费是差不太多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两个孩子，每期要交费1000余元，一年下来，至少是要2000元。去年，为了方便两个孩子读书，他每月花200元在镇上租了一套房子住，一年的额外花费又增加2400元。由于他爱人患多种疾病，不能做农活，家庭的所有开支就指望他一人在外打工赚的那两三万块钱了。更令蒋平元担忧的是，两个孩子现在还是读小学，如果等读了中学，那一年的费用就会更高。他说现在农村初中生一学期的费用大概是1200余元，一年下来，差不多就2500来块。他说，他根本不敢想象把两个孩子同时送读高中。
栗坪村村民张祚生，是一个失地农民，他的地被征用给一个矿老板开铁矿了，他与人合伙买了台货车靠运矿石赚钱来养家糊口。张祚生对记者说，外人看起来，以为运矿石很赚钱，其实经过层层盘剥以后，所剩无几，一年下来除去成本开支，两人分红也不过区区几万块钱。他告诉记者，他也有两个孩子，都在读小学，目前负担读书还不成问题，但是，要让两个孩子都上高中和大学那肯定是成问题的。他打算只送其中一个成绩比较好的去读高中和大学，另一个成绩不好的，就早点打工或学手艺谋生。
读书还是打工，家长的两难选择
春节一过，学校很快就要开学了，村民廖全犯愁了，他儿子这初三最后一期到底是读还是不读让他有些拿不定主意。原因是他儿子在镇中学读书，成绩平平，而且本人也无心恋书，考上高中的可能性较小，就算考上了，他自己可能也不一定想去读。既然不想升学，这最后一期读不读也就无所谓了，不读的话，还可以节约一千多块的费用。只是他儿子不满16岁，外出打工似乎年龄还差一两岁的。所以孩子这最后一期到底读还是不读廖全颇纠结。
实际上，廖全的烦恼只是要不要再多掏这一千多块钱的问题。而与廖全烦恼不同的是，其他一些村民在对待孩子上学的问题上也很矛盾。孩子读完初中，上了高中，就是大学毕业了，又能咋样？绝大多数仍然是摆脱不了打工的命运。村民曾某对村里上过高中和大学的几名孩子和仅仅是初中毕业甚至连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孩子进行过一番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能够跻身“公家人”队伍外，基本上都是在东南沿海的一些中小民企打工，能进入国企的都不多。曾某举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和他同村的堂兄有两个孩子，老大读书成绩中等偏上，家里供他读完了二本，而小两岁的弟弟呢，只是初中毕业后，就跟随村里一帮朋友去了深圳打工。这个弟弟虽然读书不行，但脑子并不笨，在一电子厂干了4年多后，因技术非常出色而被提拨当了一个小工长。他那个哥哥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最后，只好去了弟弟这家电子厂打工，成了弟弟的一名手下。
书读得多还是读得少，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命运。对此，相当多的村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多村民就比较犯愁，到底是让孩子直接去打工好，还是读完书后再去打工好。毕竟通过读书而获得成功的人还是有，镇里毕业的大学生里还是有进入了公务员队伍或在国企、外企当高级白领的，虽然只是凤毛麟角而已。正是有这种概率较低的成功率，让不少村民内心纠结起来。
农民的读书经济学
实际上，过去在农村是非常崇尚读书的。那时候读书学费低廉，小学只收三五块钱，中学也不过七八块钱，读大学是全免费的，甚至有的学校还有点生活补贴的。更重要的是，一旦考上大学，自拿到录取通知书开始，就成了“公家人”，毕业之后国家都会分配好的工作。那时候，人们把山村孩子考大学吃“皇粮”，说成是鲤鱼跳农门。后来，读书慢慢不管用了，不仅大学不免费了，而且学费还越来越高；学费贵也就算了，大学读完之后还不管分配你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成了无头苍蝇，自己四处找工作。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9
关键词：韩国文字发展三个阶段
一、引言
韩国文字（朝鲜文字）是朝鲜半岛所有人共同使用的文字。近年来中韩两国的交流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文化领域。韩国歌曲、韩国影视剧、韩式服装、韩国料理等早已为国人所熟悉，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韩流”。这些之所以能博得国人的喜爱，不仅在于其具有一种异国文化的韵味，而且在于国人对这种文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这种亲切感是因为韩国的传统文化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其中也包括韩国文字。21世纪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时期，而且是科技、文化的全球化时期。我们不但要研究经济规律的特点，而且要研究语言和交际文化的态势。中国与韩国一衣带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交流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认识和了解韩国文字是了解韩国人和韩国文化的必要手段。
二、韩国文字的发展
韩国在1443年《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字生活要借用汉字来实现。本文根据韩国文字的发展阶段，从以下三个阶段逐次展开研究。
（一）汉字的使用
由于秦汉文化先进，不同种族频繁与我国交往，尤其是汉字文化对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借用汉字的历史很久，公元前后相继建立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都先后使用汉字为书面交际工具。韩国学者认为，汉字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位于半岛北部的卫满朝鲜的建立而传入的。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余焕睿在《汉字与日本文化》中指出：“3世纪至6世纪，先后有汉人和朝鲜人进入日本从事汉字、汉语的教学、翻译、记录工作……”这基本证实了韩国学者的推断。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使用情况，根据借用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固有名词标记
汉字借用的初级阶段是借音，即用汉字音来标记固有名称。之后还出现了借字方式，即在记录自己的文字时，借其他国家的文字来使用。固有名词的标记有地名、人名、官名，例如新罗、夫馀（地名）；百残王（人名）；上大等（官名）。
2.吏读
是指借用汉字的音和义，记录韩国语的标记法。这种借用在新罗时期很发达，从广义上讲，它是乡札、口诀及固有名词标记法的总称。在用汉文写韩国语句子时，借用汉字标记助词和词尾。吏读也被称为吏吐或吏套。训民正音出现后，它开始衰退，但仍用于诉讼文书、告示文、报告书等官用文体的书写，直至朝鲜王朝英祖、正祖时期。例如，《大明律直解》：“凡男女订婚之初良中。”（相当于韩语助词的意思）
3.口诀
是指朗读汉文时为了解意思或便于诵读，而在原文后面加韩语助词的方法。例如：“天地之间万物之中。”（相当于韩语助词的意思）
4.乡札
是指在新罗时代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整个韩国语句子的标记法，比吏读更接近韩国语实际的标记。
然而，吏读、乡札、口诀只有汉文娴熟的人才能运用自如，对于平民百姓则无法在实际中运用。
(二)《训民正音》的创制
在韩国历史上，作为朝鲜王朝第四代王的世宗大王一直被后人们所称颂。为了巩固和发展朝鲜王朝，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有建树，特别是他倡导和组织了《训民正音》的创制，为韩国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1.创制的背景
“之Z音乎中，c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K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於日用矣。”这段文字是《训民正音》的序文，它充分体现了世宗创制训民正音的主要目的在于教化百姓，让百姓在习得文字之后，懂得忠孝廉耻，能够申其情，守其律。由此可见，韩文创制的目的不是针对熟知汉字的知识阶层，而是为了给一般民众提供一种新的文字。其次，当时与韩国相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都有自己的文字，具有民族自主意识的世宗大王也必定从周边民族的文字政策中得到启示，迫切希望创制出一种能精确标记口语的民族文字，遂组织集贤殿学者郑麟趾、申书舟、成三问等人创制本民族的表音文字。
2.创制的内容
《训民正音》于1443年创制，意思是“教化百姓的正确语音”，也是朝鲜世宗二十八年（公元1446年）正式向世人颁布28个字母时所雕刻的原本的书名。世宗等人根据当时朝鲜八道方言中男女音质的差异、地理环境和水土风情的特点，参照中国汉语和蒙古语、女真语的音韵，并依据中国的吴韵、广韵、洪武正韵等韵书和经书创制了训民正音的雏形。同时，还应用了很多宋理学的东西。宋学理论作为从哲学上、心理上研究儒学的基本思想的学问，不仅吸收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而且融合了《周易》的太极说，讨论宇宙的根本。
《训民正音》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御制序文：训民正音的创制目的。
（2）例义篇：每个字母的音位及使用方法。
（3）解例篇：包括制字解（说明制字原理、制字标准、音相等）、初声解、中声解、终声解、合字解、用字例等几个部分。
（4）郑麟趾的后序：记录了新文字的创制的缘由、创制学者等。
3.韩文的特征
韩文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具有其独特之处。首先，韩文是以二元的结构方式构成，字母的一个部分具有代表某种语音信息的作用。例如，“”虽然是一个字母，但是中间的一笔可以分离出来，同时这一笔还代表着一种语音特征――送气音的要素。从一个字母当中可以分析出比一个因素还要小的语音特征，这在世界上其他文字中是很难找到的独特特征。其次，韩文在使用时，采取的是以音节为单位重新组合成字的特殊方式；分别设计出辅音字母，创制出单音素文字，在运用时将它们以音节为单位重新组合。这种方式应该是源于受汉字的影响，当时的文献仍是汉字和韩文混合书写，在标记一个汉字的读音时，韩文也采取一个字的形式来表达，与分解书写的形式相比，组合书写法要更适合。
4.创制的意义
（1）作为韩国文字的训民正音虽然在创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没有被广泛使用，但它仍旧实现了世宗的初衷――教化百姓、启蒙百姓的工具。上至八旬老翁，下至几岁顽童，都可以轻松地习得这门文字。尤其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训民正音更是韩国人获得知识、认识世界的桥梁、渠道，同时也给予了韩民族信心和荣耀。世宗组织创制的这套文字造福了韩民族。
（2）目前，全世界共有3000多种语言，而文字才60多种，在世界文字史上，训民正音是独具特色的一种新型文字。这套文字以汉语音韵学理论为指导，参照了多个民族的文字，紧密结合韩国语言的特点，创造性地设计了28字的字母表。以少而精的笔画及其有规律的组合形式准确表达一个语言的语音系统，其正字法的内容也简单、明确、容易掌握，充分体现了这套文字的科学性。训民正音是借鉴与创造的完美结合，是朝鲜民族为世界人类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三）近现代韩国文字的发展
训民正音在创制初期也曾受到集贤殿崔万里等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既然先进的文化要从中国学习，那不如直接学习汉字，没有必要另创一种与汉字不同的文字。也正由于这些社会背景的制约，训民正音在颁布后并没有得到普及，汉字的使用并无减少。壬辰倭乱之后随着古代小说的登场，训民正音的使用开始增加。甲午更张以后，朝鲜王室颁布了人名、外国的国家名、法律法规等使用训民正音但可以附加汉文，标志着从汉字向正音的过渡。20世纪初，训民正音开始被称为“”，具有“韩民族的文字”和“大文字”的意思。1945年以后，在日常交流中，基本实行了废除汉字、专用韩文的政策，但在历史文献和法律等文书中仍然多使用汉字。时至今日，汉字在韩国语词汇中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书写时用汉字直接书写的情况也间或有之。韩国人给孩子取名，为新的学校、政府机构、商店命名，以及规范新的专业术语时，仍习惯于使用汉字。随着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希望学习中国文化，希望与中国人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汉字的使用将是锦上添花。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韩国文字的发展，阶段性地可以概括为：训民正音创制之前的“借用汉字”时代，训民正音创制之后的“韩汉并用”和“韩文专用”时代，以及现代韩国的“韩汉/韩文专用”时代。为了纪念韩文的创制，10月9日被定为“韩文节”。世界上大部分文字都是经过漫长岁月逐渐形成的，而韩文却是一些人伏案创造的。它是从世代积累的智慧中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和独创性的文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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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泰完.《训民正音》与汉语复辅音声母再论.语文研究，1998.
国民经济学原理读书笔记篇10
“学习策略”是指为了有效地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和步骤，其中包括有意识的学习方法。学习方法的好坏因人而异，因年龄、性格、认知方式等因素而异。形成有效的英语学习策略，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培养热爱英语的兴趣，具备学习的内驱动力
我觉得首先要自我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兴趣的唯一办法就是使英语学习的过程变得令人愉快，使我们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使我们觉得英语学习不是一种负担。初中阶段的学生可以利用课堂或课余时间互相用英语提问，做记生词的游戏，也可以把学过的知识编成小对话，如看病、问路、买东西、借东西等，一有时间就可以操练。还可以用英语介绍班级、家庭、学校、同学、朋友等。高中阶段，同学们可以互赠英语格言，讲英语故事，积极参加英语课外活动小组，学唱英语歌曲，排练英语短剧，举行英语晚会，参加英语朗诵、讲演、歌咏比赛等。同学们还可以多看一些英语课外阅读材料，喜欢体育的同学可以选看体育比赛的材料，喜欢历史的同学可以多看英、美的人物传记、历史事件材料，喜欢文艺的同学还可以多看介绍外国电影、歌星、电影明星的材料，这样我们就能从阅读活动中找到学习英语的乐趣，只要坚持不懈地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你在英语学习方面就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2.了解外国文化习俗，利于学好该国语言
掌握语法知识有助于把握语句结构的正确性，而熟悉有关文化知识则有助于理解和表情达意。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实践证明，无论学习哪种外国语，语言学习者都必须对语言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外语学习者在初学阶段就必须了解和掌握与语言有关的各种背景知识。中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当然要对主要对象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逐步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学生了解了英语国家的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学好英语，扩大视野，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本民族的文化，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3.课堂听课、预习、复习，三者关系互动处理
课堂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交际能力的主要途径。45分钟的课堂时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投入”，要做好“投入”，以下两点至关重要。首先要全神贯注，这不仅是对教师讲课而言，对同学发言也是如此。别的同学发言正是你练习听力的好机会。其次应该做到多想、多说、多练。“多想”是指老师讲课时，你的思维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同时还要多动脑筋。“多说、多练”就是要积极大胆发言，积极参与到老师指令的对话、小品、复述等活动中去，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
预习时，同学可以先读记生词，再听对话或课文，并做相应的阅读理解，根据材料回答问题或进行缺词填空等，以检验预习效果，在此过程中同学可以把在预习中碰到的有疑惑的地方做上记号，以便第二天听课时解决。
复习是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质量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课后复习时，同学应把当天教过的课文过一遍，记住重点、难点及词汇的用法，朗读并背诵关键句型，一般可背诵每单元后面的课文解释，一般来讲，课文解释是本单元课文中的重点、难点，是本单元的知识精华。对于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地方，下课时应及时弄清楚，向老师和同学请教都可以，切不可一知半解，敷衍了事。转贴于
4.掌握重点难点知识，反复确认不厌其烦
反复确认既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查漏”活动，也是重要的知识巩固过程。反复确认的关键是“确认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加以确认”。需要确认的内容首先是明确哪些是自己不懂、不会和记不住的地方；其次是确认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识的重点、难点；最后还需确认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学习时随时把不懂、不清楚或记不住的地方以及把知识的要点和重要的内容用笔记下来。同时，记下来的内容一定要进行确认和进一步学习。临考前，还应把这些内容作为复习的重点。
对学习内容如何判断懂还是不懂，是部分掌握还是全部掌握，可用做练习题的方法来确认。如果全部正确，即可确认基本掌握，否则就需要再次复习。
相互提问、讨论，相互编题考查对方，也是确认的好方法。有时，给其他同学讲解或做示范解答也能检验自己是否真正掌握。
5.关注改良阅读方法，切实提高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对学习成绩有直接影响。阅读能力差的学生，阅读速度一般较慢，而且思维迟纯，理解力弱；相反，阅读能力较强的学生，阅读速度较快，理解也迅速准确，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比前者好。如何提高阅读能力，更好地理解掌握书中的内容呢？目前有一种很流行、效果较好的阅读方法叫SQ3R学习方法，是代表浏览（Survey）、提问（Question）、朗读（Read）、背诵（Recite）和复习（Review）。
浏览——首先要尽量弄清所读材料的目的、大概内容、适应对象。可以仔细阅读作者的序言和后记，查看目录和索引，阅读各章提要和小结，迅速游览全文，了解全文的梗概和主要精神，把最重要的东西学到手。
提问——浏览准备细读的章节，反复琢磨其中的某些观点，并同自己已掌握的有关知识相联系、相比较，同时记下主要问题和所思考的问题，通过问答检查学生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朗读——在基本理解文章内容后听录音，然后学生进行模仿性朗读，用以训练朗读能力，增强语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背诵——不是逐字逐句的背诵，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复述各章节的中心思想，对极其重要的内容则要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