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1
王福重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定价:35.00元
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话题带有典型的民间和草根特点,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就身边和日常发生的事,比如通货膨胀、股市盘整、楼价飞升等发表个人意见,似乎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近很近。而欧美情况正好相反,GDp、Cpi、失业率、采购经理指数等经济数据,只是被财经界人士所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中难得谈论这些,哪怕是加税减税、物价补贴政策这些与人们日常紧密相关的事,也很难引起一般市民的兴趣和关注。
从人人都在谈论经济的中国到经济学脱离人间烟火的欧美,这就是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经济学研究看上去越来越深奥,却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采用抽象数学工具来解释经济现象,并没有取得比经济学原理更理想的结果。反而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学的疏离感。一些经济学原理级别的通俗书籍近年来深受读者欢迎。因为它能贴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王福重教授的《写给中国人的经济学》就是这样一本书。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2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统一战线；应用；探讨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做到心明眼亮，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这一重要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学指明了方向。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统一战线学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手段，还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等层次，实现对统一战线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因此，汲取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相关成果和研究方法，是统一战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定位，乃是运用科学方法对个体、人际和群体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并为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提供解决之道的学科。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可以在这个学科中找到对应的认识、解释、预测和控制，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在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社会心理学理论同样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需要统战工作者去探索和研究。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同人的思想状况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作，在实践中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心理学理论的运用。统战工作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要富有成效地做好统战工作，统战工作者就必须与党外人士交心、交友，去深入地了解人、理解人，做一个洞察人心与人性的行家。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心理学中的某些动态的、实用的、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元素，对于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合近年来的实践与思考，我们尝试拈出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的“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重要概念及其在统战工作中的应用，试作探讨如下。
一、“舍己的自动适应”：思想交流中的无意识误述
社会心理学理论所说的“舍己的自动适应”，指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现象：即一个人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思想、体悟、希望以及甚至于感官的感觉，这些思想、体悟等等虽然在主观上好像是出自于内在的思考，但其实是外面加诸于其人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常能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在主动而自发的思想、行为，其实并不然。当他们说“我认为”时，这句话似乎很明确而肯定，似乎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认为的”是否正确，而不是“我是否在表达意见”。但一经用心理学原理来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其中往往隐藏着“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某些人也许在大庭广众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并没有表达任何自身的意见，只是不知不觉在复述环境传递给他的某种看法。这种基于“舍己的自动适应”的意见表达实质是一种无意识误述。“舍己的自动适应”与催眠状态非常类似。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都知道，如果向一位被催眠者施以催眠术，向其灌输一种思想，被催眠者在醒来以后，往往会把处于催眠状态时灌输给他的思想当作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在催眠中暗示某人，当他在催眠后醒来，他会感到非常口渴；结果，这人在醒来会真的感到口渴而立即找水喝，但实际上当时他并没有处于口渴状态。像这样的情形在催眠中屡见不鲜，施催眠术的人可以暗示说，一杯咸盐水是一杯香甜的橙汁，于是受催眠者便会像喝橙汁一样津津有味地喝起咸盐水；施催眠术的人暗示说，受催眠的人手指断了，于是受催眠者就真的显现出痛苦的表情。“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在统战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举例来说，比如市委统战部曾组织几个党外人士召开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参加座谈者中有一位是阅历丰富、久经考验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另有两位是政治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目前党外人士对本市正在推进的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建设持何种意见，于是便向参加座谈者请教。我们还知道，这几位参加座谈的党外人士都已听到了最近市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的有关报道。对统一战线建设具有深入感悟的那位年长的党外代表人士思考一番，他考虑到当前的形势要求、本地的具体情况、党派组织的独特优势等因素，加以斟酌，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可能会想到市委统战工作会议的报道内容，并引用了媒体中的有些消息来支持他自己的意见。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意见和建议是他自己的思想产物，是他自己的看法。两位阅历尚浅的年轻党外人士中，有一个人可能知道他自己并不很清楚当前统战工作的有关情况，而且也觉得座谈之时也无法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因此，他坦白地回答说：“我不能提供什么意见，我知道的就是，市委统战工作会议是如此这般的部署。”另外一个年轻党外人士则不同。他相信他对统一战线知道得很多，虽然实际上他不过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情况而已，但他认为他必须有能力回答每一个问题。因此，他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的意见讲了出来，其实，他的意见不过是媒体报道的消息而已。当请教他这样说的理由时，他会告诉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等等，他得到了这个结论。从表面上来看，这位年轻党外人士的行为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更密切地予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统战理论与实践现，这位年轻党外人士只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和提法。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表示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在重复媒体报道的权威意见，故而相信，他的这个看法，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获致的。而实质上他所提出的种种理由，也是虚假的理由，其目的是想使他的意见显得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自以为这是自己的意见，其实不过是不自觉地承袭媒体和权威人士的意见。也许他的意见是对的，而那个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是欠妥的，可是无论如何，对的并不是“他的”意见。我们观察党外人士对于若干事情的意见时，常常可以发现到上述类似现象。比如说，我们向一位正在读报学习的党外人士，请教对某一政治问题的看法时，“他的”意见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说法，然而，他却相信，他所说的乃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在问题上，也经常发现“舍己的自动适应”现象。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本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200多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自认有的占30%以上，其中一大半信仰佛教。经调查发现，对真正的宗教教义，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其实并不笃信；他们的信佛，更主要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和功利性目的。有位受访的民营企业家在受访时就明确表示：“我平时信佛，对佛教的具体内容压根不懂，只是看到周围很多人都在信，觉得心诚则灵，也就信了。自己深感只要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一定会有福报。”这样的所谓和宗教人士追求定向和献身的需求，其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也是很不真实的。虽然行善积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上的扶贫济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来说也有负面作用，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方向也是背离的。对此，统战部门应加强引导，帮助他们克服这种“舍己的自动适应”，真正在思想上和人格上独立起来，从似是而非的转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之中。从上述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去了解一个人，最重要的在于洞察这个思想，是否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结果，而不仅仅在于这个思想的内容，是否是正确。比如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例子中，年长的资深党外代表人士的的意见可能是欠妥的，而那个重复媒体报道的年轻党外人士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虚假的思考也可能是非常合逻辑与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合理化的行为，却由种种非理性及主观的因素所决定。这种合理化行为可能与事实、与逻辑思考是矛盾的，但是它本身在外表上却常常是言之成理的。各种“舍己的自动适应”行为，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乃是因为它不是这项行为的真正动机。总之，在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引导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既要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更要知道他们“如何地思想”。凡是由积极的思考所产生出的思想，永远是鲜活的。所谓鲜活，不一定是指别人未曾想到的，而是指思想的人真正把思考作为一种工具，用以发现在外界或内心中的一些真实事情和切身感悟。因此，统战工作者如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舍己的自动适应”这一社会心理学内涵，将大大有利于与统战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仅靠一个人的话是否合逻辑，是不能判断出他的话是否是出于衷心的，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理动机。
二、“社会焦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心理学上来说，焦虑是人们遇到矛盾和困难时出现的一种情绪反应，通常由于情绪或心理上的内在冲突，引起忧虑和不安。而社会焦虑，则又称为群体性焦虑，主要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价值取向多元、人心飘浮不定的社会氛围中，社会焦虑这一现象也经常在某些统战成员中普遍呈现，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这一现象比较突出。淮安市委统战部曾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焦虑问题组织过专题调研。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似乎和“焦虑”一词有着很大距离，他们拥有金钱、事业、名誉，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勇于进取、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的形象，被认为理所应当拥有富足的生活和极大的幸福。但调研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焦虑现象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中不仅是个体现象，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反应。这种焦虑既和当前的经济大气候、发展大环境有关，也与个体人格的发展密切相关。对这些思想和精神状况，只有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最直接可见的是当前因企业经营环境引发的焦虑。当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动荡和竞争力加剧的市场大环境，压力巨大，很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宏观形势心存忧虑，对当前的融资难、高成本、高税负、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解决信心不足，这是导致产生心理焦虑的一个主要根源。例如在调研访谈中，淮安本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就说：“平常人觉得我们老板很风光，其实我们内心充满了焦虑。近10年来，我感到企业的发展比之前10年有明显恶化，不像过去那么顺风顺水。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严，银行对企业的压榨也越来越大，民营企业不找关系、不打点，基本不可能贷到款。有时很怕自己走错了一步，资金链断裂，就此倒下去站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我亲眼看到多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近年来谋求上市，企业几乎脱了一层皮，经常有媒体的‘黑记者’来敲竹杠，中国的舆论氛围差，咱们也惹不起。整天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心理压力很大。”以上这一段话，颇能说明当前引发某些民企老板心理焦虑的环境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群体性焦虑还有政策执行的原因。近年来国家和省市与时俱进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战略，连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依然区别对待，扶持政策的执行层面存在着较大阻力与较多问题，政策兑现的“天花板现象”、“弹簧门现象”严重影响到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任。许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面对某些政府管理部门的刁难、潜规则和不公正待遇，大多选择忍耐和顺从，长时间处于矛盾状态中，产生心理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另外还有人际关系引发的焦虑。有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社会人情淡漠，生意场竞争激烈，围绕身边的人大多抱有利益交换目的，缺少真正的心与心的交流。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从而加重仇富心理，虽然社会公众在意识层面上都能认识到，富人并不是坏人，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增加之时，富人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对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感到自身是处于一个仇富情绪围绕的环境中，自然难以保持心境的平和。如果深入分析，这种群体性心理焦虑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总之，必须探根求源，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工作，除了积极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还需针对他们特有的焦虑状况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将焦虑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也是当前统战部门亟需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条件具备，还可邀请职业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进行专业疏导，以帮助他们洞察焦虑的内在根源，更好地克服焦虑，调适心态。
三、“社会品格”：引发群体行为的重要心理动因
在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社会品格的概念乃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品格结构的特质，其形成的基本因素是一个团体共有的生活经验、方式及社会实践。“社会品格”这一概念的本质是品格的动态性，这种品格对于某个群体来说，乃是共同的品格特质，它有效地决定着该群体成员的各种思想和行为，是一个群体中多数份子的人格结构之基本核心。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引导某一群体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积极性的、创造性的力量，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品格加以研究。就社会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品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由于人们的需要必须动态地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人的精神于是形成。反过来说，品格也决定每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因为除了纯逻辑的因素外，思想都是受思想者的品格结构所左右，包括整个理论系统与单独的观念，诸如合作、协商、求同存异等，也都是受思想者的人格结构所左右。社会品格这一理论概念，对于统战工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用和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品格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量结构，它不仅凭借简单的体力能量而出现，还会以一种心理能量的特殊形式而出现。例如，一个具有攻击和暴力倾向的群体成员，必定具有好斗的品格以及虐待、对抗的激情。而一个热爱和平的社会组织的成员，必定具有反对暴力以求协作的意愿。社会品格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地回答目前统一战线理论中尚未充分论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优越意识不能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效？为什么不同民族、阶层的个体间冲突会延伸到群体从而导致矛盾的激化？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存在于社会品格的现象之中。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许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各有一种特殊的个性，只有以此特性为基础，许多观念才能得以发展和成为有力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协商与合作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方式，可是如果向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介绍政治协商的观念，将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具有一种不同的个性结构，因此，他们很难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协商和合作的原因，即使他们懂得我们的语言，也无法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样地，一些组织及具有和分子同样品格结构的人，都认为任何相信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群众可以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人士，不是傻子，就是在扯谎。由于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社会品格，对他们而言，如果生命是无痛苦和无灾难的，简直和自由平等是一样令人难以想像的。再以网络意见人士统战工作为例。近年来，淮安市委统战部对网络意见人士组织了重点走访调研，发现这一群体人员的构成虽然呈现多样性，但却具有共同的社会品格。他们中既有社会名流，也有草根人物，大多数是或自认为是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具备较大影响力，但是通过网络平台却成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信息者；他们写作能力强、反应快、观点尖锐，意见常常偏激而可行性不强。在当前不太健康的网络环境中，保持异见并与主流舆论唱反调，往往更能使“眼球经济”获得成功，博得更多的点击率，这也是许多“大V”的成功之道。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市委统战部将“网络意见人士品格”定义为个人的、价值多元的、批评型的、激进的、分散的、缺乏服从和合作观念的品质的累积，并且是一个动态的结构。经分析研究认为，如果简单地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改变它，这一结构可能会通过语言暴力，或者通过故意沉默而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如果试图采用经济上的优惠措施来解决，恐怕也很难对它产生任何效果。针对此种状况，统战部门决定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开展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特殊身份，运用统一战线具有的这一特殊的“话语权”功能，在多个场合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引导工作，结果显示这一做法比党政机关的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工作实践证明，与网络意见人士打交道，不仅要学会利用新媒体平台发声，通过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等方式加强与代表性人士的联系，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品格结构，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对于其他统一战线成员来说，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还是民族宗教界人士群体，同样也是如此。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多跟不同群体交朋友。就统战工作而言，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和思想多元，面对面广量大的各类统战对象，统战部门的思想引领工作只有深入了解把握各方面成员的社会品格、心理状态，才能精心定制具体而微的专门方法，起到打动心扉、登堂入室的效果。通过加强对社会品格的研究和积极引导，使某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品格和此类群体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客观工作相适合，人们的行为就会成为有建设性的正能量，而这种有建设性的正能量对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是不可缺少的。以上对“舍己的自动适应”、“社会焦虑”、“社会品格”三个概念的探讨及其应用，只是我们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应用于统战工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与尝试。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向来是密不可分的，广阔的统一战线可以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鲜活的社会实验室，而对社会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吸纳也必将为统一战线学的创新发展注入更加新鲜的血液。
总之，积极地创造性地汲取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精髓，将其恰当地应用于统一战线有关现实问题的“深耕细作”，这是破解当下统战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又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作者:刘志勃单位:淮安市委统战部研究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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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3
如今这本《新卖桔者言》，收录了张五常先生谈价格、土地、劳动合同、国际贸易的多篇随笔，还是那种以闲话家常文字探讨司空见惯经济现象的路子。若将书名拆开了看，有五重意思：“新”，是这个聪明的懒人在“卖桔者言”的基础上，育出的“桔子”改良品种，或日姊妹篇；“桔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卖”，当然是小宗贸易，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要素在此过程中缺一不可，也渗透了经济市场的种种吊诡和好玩之处；“卖桔者”，张教授也，一位旁观者亦是参与者；卖桔而后“言”，是从现象或者事实出发，从而作出合理的解释。
以小窥大，六个字当可概括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方法论要点：之一，行内中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张教授则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认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再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后者是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之二，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张教授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即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但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缺乏科学的解释力。
有人说，张五常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就说这本《新卖桔者言》，文笔轻松，但却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落笔处看似很细小，但其背后的视野却是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国家的全方位形象，而经济学200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张教授一贯特立独行，其辣言辣语在学界备受争议，却总也绕不过去。比如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国家正式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意在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啻为一场雨后甘霖，尤其是劳工。为何?收入有基本保障了嘛。可张教授在《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一文中却又说：“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驳斥之声骤响，但教授不为所动。《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现在为什么高技能人才很少失业?为什么那些具有高职业素养的人很少被淘汰?归根结底，职能决定职路。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五常的言辞虽然火辣了点，但却说到了点子上。设法放开劳工自力更生的机会才是解决他们成长自我、不被淘汰的根本之道，所谓有了金刚钻，才会揽瓷器活。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4
解决这些难题，回答上述的一系列疑问，弄明白这些异态的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长时间去调查和思考。我们感到，研究上述中国工业区、城市区语言特异状态的最关键问题，是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语言发展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人民公社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毛泽东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文革”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汪洋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lkwy.8u8.com或lyc56.cn.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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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2），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200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区统计年鉴，各重要企业年鉴，单位年鉴及有关专业年鉴。
3．《当代中国》丛书类：《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铁道事业》、《基本建设》、《城市建设》等；《当代中国的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甘肃》等等。丛书撰写计划由中央政府提出，并专门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统筹，由各级政府部门组织写作班子，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85年后陆续出版，共达200余卷，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套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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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胡明扬等2002《社会语言学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5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6
一、经济来自经济史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49年前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到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经历了曲曲折折，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这主要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的。邓小平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和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
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也有许多经验与传统西方经济理论相悖。相对于西方典型市场经济的四个特征：私有制、完备的法制、崇尚个人主义、多党制，中国经济体制却包含着：公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共存、半法制化、崇尚集体利益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中国经济的实际证明，这四个方面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相当的效率，这种历史现象将催化中国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才有助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即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就业、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与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等。
正因如此，老一代著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在谈到经济史的重要性时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经济学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陈振汉先生也反复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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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只有能够说明经济史的经济理论才是有意义的
刘国光在1983年带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他们和美中经济学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邹说，到美国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刘国光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实际上，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人分析过抽象逻辑与历史常识的关系，认为西方一些学者多了逻辑少了常识，而中国一些学者则相反；缺少逻辑的学者往往被认为是研究不够深入，但是少了历史常识的逻辑则可能百无一用，甚至误入歧途。①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有比较丰富的经历，对于国情有较多的理解，不少人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产生了对中国的偏好，他们在学习经济的过程中往往与所经历的实践相比较，可以部分弥补经济史方面的缺课。此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量的经济学后备人才没有受过经济史学的熏陶，缺乏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知识，这种对于历史的虚无主义状态可能使他们所学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洞的教条。
从的角度来看，重视经济史与正确对待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或特殊性)和必然性(或一般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曾经说过：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哲学的职责不是遗忘它们，把它们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是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省，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能够以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唯心主义认为历史现象是偶然性的集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事物都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的性质。一般性是对偶然性中必然性的归纳和。这与我们研究的范围和对历史现象的比较相联系。②对偶然性的遗忘、对意外和风险的漠视，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总结的重大经验教训之一。一般说来，偶然性不是事物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强调偶然性的潜在意义是肯定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模型难以体现的历史与现实。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7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和“”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2004.2.29再稿
附注
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
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5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或.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志书类:各省省志(人口、方言、机械、纺织、煤炭、冶金、化工、军工、电子、电工、铁路、建筑、城市建设等卷);各城市市志;各工业区区志;各厂厂志,及有关专业志等。以上志书均1985—2002年间出版。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8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注释]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对于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9
关键词借贷记账法会计核算对象会计等式经济利益
借贷记账法是全世界、也是我国通用的记账方法。其科学性和优越性是经过了大量实践检验的，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借贷记账法的基本理论就全部理解透彻了。事实上，在借贷记账法的“上空”，还漂浮着一些疑云。我们甚至对借贷二字的含义也没有完全了解。本文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真是借贷记账法的基本理论依据吗
科学、完整地复式记账法是以一定的会计等式为基础的。一般认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基础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简言之，就是：
资产＝权益（1）
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在各种经济业务发生后，会计等式（1）的变化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
（1）等式两边同时变化，则“同增同减”。如资产增加，则权益增加；资产减少，则权益减少。
（2）等式只有一边发生变化，则“有增有减”。如资产不变，权益内部有增有减；权益不变，资产内部有增有减。
显然，这两种情况正好就是增减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而不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这说明，会计等式（1）不是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能作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其原因是这个等式是错误的。因为资产和权益并不相等，而是性质相反，数学符号也相反。用等式表示，应该是“资产＝－权益”，即“资产＋权益＝0”。“资产＋权益＝0”才是正确的会计等式，“资产＝权益”仅仅是反映在忽略数学符号的情况下资产和权益的绝对值相等这一特定情况。
可见，作为借贷记账法理论依据会计等式应该是：
资产＋权益＝0（2）
在会计等式（2）里，不管是几个要素同时变化，还是仅有一个要素内部变化，都只有一种情况发生，这就是“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如资产增加，则权益必减少；资产不变，则权益内部有增有减；权益不变，则资产内部有增有减。
假设符号“借”表示增加，符号“贷”表示减少，则等式的变化情况又可表述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正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由此可见，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应该是“资产＋权益＝0”。
2如何理解借贷记账法的会计等式
众所周知，现行的会计系统是以“资产＝权益”（即会计等式（1）），而不是“资产＋权益＝0”（即会计等式（2））为基础的。这两个会计等式明显不一样。难道几百年以来所用的会计等式就错了吗？
2.1从纯数学的意义来看，两个会计等式是完全等效的
在“资产＝权益”里，权益的值是取的绝对值，因而是正数。而在“资产＋权益＝0”里，权益的值是其实际值数。权益的实际值和资产相反，是一个负数。因此，“资产＋权益＝0”反映的是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相加，二者正好相互抵消这一现象。可见，这两个会计等式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表示方法不同而已。
2.2从经济意义上看，两个会计等式反映了对会计核算对象的不同理解
尽管两个会计等式都是成立的，在数学上是等效的，但这两个会计等式所表达的对会计对象的认识是不同的。
会计等式体现了会计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会计要素又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因此，会计等式的表述形式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会计对象的认识。下面分析两个会计等式对会计对象是如何理解的。
2.2.1对资产和权益的关系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0”认为，资产和权益是一个整体，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直接的加减运算。会计对象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即“会计对象＝资产＋权益”。“资产＝权益”则认为，资产和权益是同一个会计对象在两个不同角度上的反映。二者不能放在一起进行直接地加减运算。会计对象可以具体化为资产和权益两个会计要素，但这两个要素不能相加减。
2.2.2对会计对象的整体性质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资金及其运动，其总体即为资金的总额。“资产＋权益＝0”则认为，会计对象的值在整体上“＝0”。
为什么会计对象整体会表现为一种为0的“中性”状态？这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由于矛盾的基本平衡而使事物呈现出为0的“中性”状态，并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并且往往在整体上表现为“0”的。例如，电是正电和负电的对立统一，一个物体往往由于所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相等而表现为不带电。又如，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对立统一，二者却往往相互抵消，物体表现为相对静止。再比如，原子中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相应地科学家也发现了反质子、反中子和反电子，乃至于与物质世界相对应地，存在一个反物质世界。而正物质和反物质相遇就会变成0（“物质湮灭”）。
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如此。如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相辅相成、市场中的供求平衡都使主体在总体上呈现出为“0”的“中性”。企业是一个享受民事权利、同时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产（企业所拥有的一种经济权利）和权益（企业所承担的一种责任）是对等的，两者相互“抵消”（资产＋权益）后企业的“净权利”为0。
2.2.3对资产和权益属性的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认为，资产反映资金的占用，权益则反映了资金的来源。都是资金在不同角度上的反映，都是正数。但不能相加减。资产和权益是一种平行、对等的关系。资产和权益并不是一对矛盾，仅仅是数量上相等的两个独立的对象。而按“资产＋权益＝0”，资产和权益一正一负，性质相反，但又可以共居于一体，可以放在一超相加减，具有同一性。可见，资产和负债构成会计对象内部的一对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资产＝权益”仅仅反映了会计核算对象内部的一种表面上的数值平衡，而“资产＋权益＝0”则揭示了会计核算对象的本质和总体特征。
3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是什么，借贷符号的含义是什么
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也就是会计核算的对象。如前所述，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就是“资产＋权益”。如何理解？
如前所述，资产和权益是一对矛盾。一正一负，性质相反，表现了二者的对立性；而另一方面，二者又共居于一体，可以汇总计算，表现出二者具有同一性。弄清了这种同一性的内容，也就弄清了会计核算对象的实质。
资产和权益的共同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经济利益。事实上，财政部早在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对会计各要素就是这样定义的:
第12条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第69条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第79条所有者权益，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第84条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第99条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制度》把每一个会计要素都定义为企业经济利益。由此可知，会计核算的对象就是企业的经济利益。概括地说，会计核算的内容无非就是资产和权益两个方面，其中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经济权利，属于正项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增项，资产增加则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加；权益则是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包括对债权人承担的偿债义务和对所有者承担的受托经营义务）。义务和权利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正项的经济利益，那么权益则是负项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减项，权益增加则企业的经济利益减少。
明确了会计对象的本质，则借贷的含义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借表示企业经济利益的增加，贷表示企业经济利益的减少。也就是说，借就是“增加”的意思，贷就是“减少”的意思。具体分析如下：
（1）借项业务。借资产，表示资产增加，显然反映企业经济权利增加，即经济利益增加，对企业“有利”；借权益，则反映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减少，同样对企业“有利”，同样表示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加。所以，不管是借资产还是借权益，都是反映经济利益增加。
（2）贷项业务。贷资产，表示资产减少，显然反映企业经济权利减少，即经济利益减少，对企业“有害”；贷权益，则反映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增加，同样对企业“有害”，同样表示企业的经济利益减少。所以，不管是贷资产还是贷权益，都是反映经济利益减少。
4“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是一种巧妙的创造吗
诗人歌德赞美借贷记账法是“人类智慧的绝妙创造”。但笔者认为，与其说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绝妙的发明创造，还不如说是对会计对象的一种深刻地、科学地认识。
人们一般把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作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由此产生的认识就是，借贷记账法在把资产账户设计成“借增贷减”，同时对权益账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权益账户为“借减贷增”。就是这么巧妙地一设置，使记账工作变得非常科学、简明、方便。于是人们认为，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绝妙的创造”。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理解借贷记账法是不正确、不深刻的。借贷记账法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精巧的设计、机智的巧合、巧妙的创造，甚至谈不上是一种创造。它是朴实无华的，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丝毫的技巧。但它确实是非常深刻的、非常科学的！
常见的经济学现象篇10
关键词借贷记账法会计核算对象会计等式经济利益
借贷记账法是全世界、也是我国通用的记账方法。其科学性和优越性是经过了大量实践检验的，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借贷记账法的基本理论就全部理解透彻了。事实上，在借贷记账法的“上空”，还漂浮着一些疑云。我们甚至对借贷二字的含义也没有完全了解。本文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真是借贷记账法的基本理论依据吗
科学、完整地复式记账法是以一定的会计等式为基础的。一般认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基础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简言之，就是：
资产＝权益
（1）
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在各种经济业务发生后，会计等式（1）的变化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情况：
（1）等式两边同时变化，则“同增同减”。如资产增加，则权益增加；资产减少，则权益减少。
（2）等式只有一边发生变化，则“有增有减”。如资产不变，权益内部有增有减；权益不变，资产内部有增有减。
显然，这两种情况正好就是增减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而不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这说明，会计等式（1）不是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www.133229.Com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能作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其原因是这个等式是错误的。因为资产和权益并不相等，而是性质相反，数学符号也相反。用等式表示，应该是“资产＝－权益”，即“资产＋权益＝0”。“资产＋权益＝0”才是正确的会计等式，“资产＝权益”仅仅是反映在忽略数学符号的情况下资产和权益的绝对值相等这一特定情况。
可见，作为借贷记账法理论依据会计等式应该是：
资产＋权益＝0
（2）
在会计等式（2）里，不管是几个要素同时变化，还是仅有一个要素内部变化，都只有一种情况发生，这就是“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如资产增加，则权益必减少；资产不变，则权益内部有增有减；权益不变，则资产内部有增有减。
假设符号“借”表示增加，符号“贷”表示减少，则等式的变化情况又可表述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正是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由此可见，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应该是“资产＋权益＝0”。
2如何理解借贷记账法的会计等式
众所周知，现行的会计系统是以“资产＝权益”（即会计等式（1）），而不是“资产＋权益＝0”（即会计等式（2））为基础的。这两个会计等式明显不一样。难道几百年以来所用的会计等式就错了吗？
2.1从纯数学的意义来看，两个会计等式是完全等效的
在“资产＝权益”里，权益的值是取的绝对值，因而是正数。而在“资产＋权益＝0”里，权益的值是其实际值数。权益的实际值和资产相反，是一个负数。因此，“资产＋权益＝0”反映的是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相加，二者正好相互抵消这一现象。可见，这两个会计等式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是表示方法不同而已。
2.2从经济意义上看，两个会计等式反映了对会计核算对象的不同理解
尽管两个会计等式都是成立的，在数学上是等效的，但这两个会计等式所表达的对会计对象的认识是不同的。
会计等式体现了会计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会计要素又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因此，会计等式的表述形式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会计对象的认识。下面分析两个会计等式对会计对象是如何理解的。
2.2.1对资产和权益的关系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0”认为，资产和权益是一个整体，可以放在一起进行直接的加减运算。会计对象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即“会计对象＝资产＋权益”。“资产＝权益”则认为，资产和权益是同一个会计对象在两个不同角度上的反映。二者不能放在一起进行直接地加减运算。会计对象可以具体化为资产和权益两个会计要素，但这两个要素不能相加减。
2.2.2对会计对象的整体性质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资金及其运动，其总体即为资金的总额。“资产＋权益＝0”则认为，会计对象的值在整体上“＝0”。
为什么会计对象整体会表现为一种为0的“中性”状态？这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由于矛盾的基本平衡而使事物呈现出为0的“中性”状态，并相对稳定，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并且往往在整体上表现为“0”的。例如，电是正电和负电的对立统一，一个物体往往由于所带正电荷和负电荷相等而表现为不带电。又如，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对立统一，二者却往往相互抵消，物体表现为相对静止。再比如，原子中有质子、中子和电子，相应地科学家也发现了反质子、反中子和反电子，乃至于与物质世界相对应地，存在一个反物质世界。而正物质和反物质相遇就会变成0（“物质湮灭”）。
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如此。如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相辅相成、市场中的供求平衡都使主体在总体上呈现出为“0”的“中性”。企业是一个享受民事权利、同时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资产（企业所拥有的一种经济权利）和权益（企业所承担的一种责任）是对等的，两者相互“抵消”（资产＋权益）后企业的“净权利”为0。
2.2.3对资产和权益属性的理解不同
“资产＝权益”认为，资产反映资金的占用，权益则反映了资金的来源。都是资金在不同角度上的反映，都是正数。但不能相加减。资产和权益是一种平行、对等的关系。资产和权益并不是一对矛盾，仅仅是数量上相等的两个独立的对象。而按“资产＋权益＝0”，资产和权益一正一负，性质相反，但又可以共居于一体，可以放在一超相加减，具有同一性。可见，资产和负债构成会计对象内部的一对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资产＝权益”仅仅反映了会计核算对象内部的一种表面上的数值平衡，而“资产＋权益＝0”则揭示了会计核算对象的本质和总体特征。
3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是什么，借贷符号的含义是什么
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也就是会计核算的对象。如前所述，借贷记账法核算的对象就是“资产＋权益”。如何理解？
如前所述，资产和权益是一对矛盾。一正一负，性质相反，表现了二者的对立性；而另一方面，二者又共居于一体，可以汇总计算，表现出二者具有同一性。弄清了这种同一性的内容，也就弄清了会计核算对象的实质。
资产和权益的共同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经济利益。事实上，财政部早在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对会计各要素就是这样定义的:
第12条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第69条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第79条所有者权益，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
第84条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第99条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制度》把每一个会计要素都定义为企业经济利益。由此可知，会计核算的对象就是企业的经济利益。概括地说，会计核算的内容无非就是资产和权益两个方面，其中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经济权利，属于正项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增项，资产增加则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加；权益则是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包括对债权人承担的偿债义务和对所有者承担的受托经营义务）。义务和权利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正项的经济利益，那么权益则是负项的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减项，权益增加则企业的经济利益减少。
明确了会计对象的本质，则借贷的含义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借表示企业经济利益的增加，贷表示企业经济利益的减少。也就是说，借就是“增加”的意思，贷就是“减少”的意思。具体分析如下：
（1）借项业务。借资产，表示资产增加，显然反映企业经济权利增加，即经济利益增加，对企业“有利”；借权益，则反映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减少，同样对企业“有利”，同样表示企业的经济利益增加。所以，不管是借资产还是借权益，都是反映经济利益增加。
（2）贷项业务。贷资产，表示资产减少，显然反映企业经济权利减少，即经济利益减少，对企业“有害”；贷权益，则反映企业承担的经济义务增加，同样对企业“有害”，同样表示企业的经济利益减少。所以，不管是贷资产还是贷权益，都是反映经济利益减少。
4“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是一种巧妙的创造吗
诗人歌德赞美借贷记账法是“人类智慧的绝妙创造”。但笔者认为，与其说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绝妙的发明创造，还不如说是对会计对象的一种深刻地、科学地认识。
人们一般把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作为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由此产生的认识就是，借贷记账法在把资产账户设计成“借增贷减”，同时对权益账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权益账户为“借减贷增”。就是这么巧妙地一设置，使记账工作变得非常科学、简明、方便。于是人们认为，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绝妙的创造”。
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理解借贷记账法是不正确、不深刻的。借贷记账法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精巧的设计、机智的巧合、巧妙的创造，甚至谈不上是一种创造。它是朴实无华的，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丝毫的技巧。但它确实是非常深刻的、非常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