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大变革篇1
1．金融结构内涵。美国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教授在《金融结构与金融》一书中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并且，金融结构“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在各国不尽相同”(戈德史密斯，1969)。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其中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金融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因此，戈德史密斯教授主要是从宏观上来金融结构。我认为，金融结构实际上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是指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在微观层次上是指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在宏观层次上，金融结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金融产业结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行业在整个金融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地位与发展趋势，包括融资规模、客户数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等。金融产业结构反映金融产业中不同业务领域的地位与发展状况。二是金融机构结构——金融机构的形式、种类、数量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在不同时期，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各种不同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特别是金融创新使得新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结构。三是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工具与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及其在金融市场中所占的比重。此外，从金融业拓展的空间范围角度看，宏观金融结构还表现为国内金(融业务与国际金融业务两大板块，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业务是金融业的重要方面，并日益深刻地着国内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它是衡量宏观金融结构的第四方面——金融业务国际结构。
在微观层次上，金融结构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所拥有的资产量及其构成比例。由于各种不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相对集中并各具特色的金融活动，因此其拥有的资产量和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金融业的变化。例如在金融转型时期，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变化非常明显。二是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同一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金融领域的业务比重。例如，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一定范围内的金融业务，但随着混业趋势的加深，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创新逐渐地扩大或改变其业务范围，业务结构变动反映了金融趋向混业的程度。三是金融机构的收益结构——金融机构在不同业务领域的收益在总收益中的比重。收益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但有时也存在背离的情形。
2．金融结构变动。(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从宏观层面看，金融结构有一个不断高级化的动态发展进程，首先，金融业由最初比较单一的银行信贷业发展到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四业并举阶段，是金融产业的升级与发展，也是最重大的结构变动；其次，在各业并举的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也不断产生，从而丰富和改变着金融机构结构；再次，从金融工具、金融资产方面，由于金融创新与发展，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日益增多，金融资产的存在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金融工具与资产结构向着全面发展的形态演进；最后，从金融业务的国内与国际结构看，在当代国际金融业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独立的国内金融市场不断融合成一个整体，随之发展起来的跨国金融集团在全球市场上开展业务，国际业务已经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业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在微观层次上，宏观金融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及其资产、业务、收益结构也发生着持续的变革。在银行统治信贷市场阶段，存贷款业务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直接融资业务的发展，债券、股票发行业务地位日渐突出，适应这种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日益加剧的竞争，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展。例如，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中与证券相关的业务逐渐增加，证券公司也向商业银行领域渗透，将证券业务与信贷等业务逐渐结合起来。业务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收益结构的变动，同时，为适应业务结构的调整，资产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由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微观金融结构始终处于持续复杂的变动之中。
二、金融结构及变动与金融监管及变革的关系
1．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1)金融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不同的金融结构会引致不同的金融风险结构，而风险控制是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适应金融结构和风险控制的需要，金融监管也需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分工结构。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监管制度与结构。
金融监管史反映了金融结构及其引致的金融风险结构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金融监管制度与分工结构。早期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包括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其他金融业务很不发达，金融风险也主要表现为银行风险，适应这种需要，各国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进行监管金融的机构，由于银行业的主导地位，因而其监管重点是监察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随着证券、保险、信托等作为独立的金融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与银行业并重的金融部门，新的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结构下，金融监管的分工结构也有了新的安排，出现了专司证券、保险监管的机构，在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各个方面均得到重视。在金融分业体制下，适应这种金融结构，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多元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考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发展历程无不如此。
(2)金融监管影响金融结构，特别是微观金融结构。金融监管要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在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中，金融监管只是被动适应的一方，金融监管同样也影响着金融结构，特别是对微观金融结构而言。这主要体现在当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结构的需要会阻碍金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即金融监管的“双刃剑”效应。监管当局对某项金融业务或某个金融领域的抑制将直接阻碍该金融业务或领域的发展。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强迫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的分离实际上是直接改变了美国的金融结构，而此后对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严格监管也直接影响了该行业的成长，加之环境的原因，投资银行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较大发展，并随着80年代以来对该领域监管的日益放松而出现快速成长。从微观金融结构看，金融监管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是市场准入监管还是业务范围监管，都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从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发展。美国金融业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放松对金融机构探索混业经营的管制，其重要理由就是这种监管导致美国金融机构因规模偏小，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单一而影响国际竞争力。严格实行的分业监管，使得银行机构资产结构、收益结构均十分单一也是很好的例证。
2．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为促进金融发展，要求金融结构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变化相互适应，实现两个因素的动态协调。在某种意义上，金融结构变动趋势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变革取向，而金融监管在适应金融结构变动的同时，也直接影响金融结构变动的路径和时间进程。
(1)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宏观金融关系之一，二者的及时适应与协调能够有力地促进金融发展，而二者的错位与失调则直接抑制金融发展，甚至会引起金融动荡。在金融现实中，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的协调几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经过一段历程的磨合方能实现，有些是以渐进改革的方式子稳实现的，有些则是以金融“大震”的方式剧烈实现的。宏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中，金融结构变动速度及其量变积累直接决定金融监管变革的方向和速度。宏观金融结构迅速变动的时期，也是金融监管迅速调整的时期；金融结构变动积累越多，金融监管变革的幅度也越大。宏观金融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其完善过程改变了金融监管，促进了监管结构制度与结构的变化。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作为相对独立的金融产业其产生晚于银行业，但随着这些金融部门的逐步壮大，这种金融结构变动在根本上改变了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结构，使得一元化监管走向多元化监管。
(2)微观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革。由于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业务日益相互交叉渗透，金融机构向着综合化、全能化的方向发展，金融机构日益成为功能齐全的金融超市，各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综合化成为突出现象。微观金融结构的这种变动要求金融监管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监管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是微观金融结构变动影响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监管主体结构适应金融结构变动需要的典型例证。在金融创新带来金融机构同质化、业务趋同化、综合化条件下，与机构监管相比，功能监管易于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在某些监管领域可能出现双重或多重监管，造成监管过度；二是在某些领域因缺乏协调而造成监管不足，形成监管真空，特别是对业务多元化的金融集团而言，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金融监管朝着功能型监管转变的趋势反映出其不断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综合化的微观金融结构变动要求。
例如，在英国，改革前传统的监管体制是典型的多元化体制，金融立法体系也相当复杂，在不同的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形成不同的监管分工。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的持续变革，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融合日益深入，彼此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来由不同机构分别监管不同业务的多元化监管体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要求，不但监管效率低下，而且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1986年英国金融“大爆炸”改革以后，矛盾更加突出。为适应金融结构的变化，英国政府在1997年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成立了超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FinancialServiceauthority，FSa)，经过两年多的改革，1999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颁布后，FSa"成为世界上监管范围最广的金融管理者”(evaLomnicka，1999)。正在进行的德国金融监管改革也推出了对“德联邦贷款监督局”、“德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德联邦保险监督局”进行“合三为一”改革的方案。
三、结构与金融监管的思考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业迅速成长，在金融总量实现巨大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对的已显滞后的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促进中国金融业进一步的现实要求。
1．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变化。(1)从宏观金融结构方面。从金融产业结构看，银行业一统江山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证券业发展很快，保险业在最近几年也有了较大发展，信托业不断得到规范。但总体来说，仍然是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未能完全实现各业的均衡发展。从金融机构结构看，机构总量增长巨大，并向多元化方向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形成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从金融资产结构看，在资产总量巨大增长的同时，资产结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样化，但由于金融创新缓慢，金融产品种类少，金融工具缺乏，资产结构尚不合理。
(2)从微观金融结构方面分析。在严格的分业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资产结构单一和业务结构单一，由此导致收益结构单一。商业银行70％以上的资产为贷款，由于贷款对象以国有为主，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因其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为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银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过分惜贷”现象，造成资金闲置。为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涉足证券、保险业务，改善业务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整收益结构和增强盈利能力。从证券机构看，十余年来证券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却受到资金严重不足的限制。一是券商的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二是受分业制的相关限制，券商的外部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仅能利用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作用不大。资金不足造成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狭小，无力拓展新业务，各家券商只能在有限的业务范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因此迫切需要打通从商业银行融资的通道。另外，从保险机构来看，保险业在近几年的较快发展，保费积累很快，但1995年《保险法》对投资渠道的严格限制，使得保险资金运用成为制约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受品种单调、利率低、期限短的限制，使保险资金特别是长期寿险资金无以匹配，投资收益低，甚至连保值增值的目的都难以达到，从而危及到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保险结构迫切需要获得直接证券投资等新的投资渠道，以及包括股票、股权在内的金融资产，以改善资产结构和收益结构。
2.深入开展混业经营实践，促进金融监管变革，推动金融结构高级化发展。改革以来中国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与当达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混业经营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也已加入wto，将逐步开放金融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要成功迎接国外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继续推进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包括推进以多业并举为主要特征的宏观金融结构优化，和推进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金融结构优化。
实现这一任务的有效措施就是推进混业经营实践，以金融结构变革促进金融监管制度与结构的改革，并形成良性作用机制，最终目标是：在宏观上，改变目前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行业相对弱小的扭曲状态，通过推进金融领域的产权改革，重构金融产权，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结构，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形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业并举，并且各行业内部结构优化的宏观金融结构。在微观上，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混业的目标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全能化，并由此实现其资产、收益结构的多元化，形成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全能型金融机构。目前，中信公司、光大集团、平安保险等已经初步具备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也不够规范。改革的思路是以现有金融控股公司为先导，分梯次、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控股的发展。具体策略上，可以将现有准备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机构分为两个梯次，以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为第一梯次，组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而以国有商业银行等巨型金融机构为主体和第二梯次，借鉴第一梯次经验，以渐进方式向混业过渡。这样，在混业进程中既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又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2
关键词：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联储
一、监管体制改革背景及原因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从20世纪初的货币危机、1929-1939年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外市场的竞争冲击，在晚近百年来的历史时空里，这些事件促成了为应对这些危机和市场变化而构建的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呈现出一种“碎片式”的特征。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2006年底又重新成为热议话题，由于次贷危机的逐步爆发并扩大，有四份比较鲜明的建议，分别来自GlennHubbard和Johnthornton（2006）；michaelBloomberg和CharlesSchumer（2007）；USCC（2007）；FSR（2007），四个建议反映了当时美国监管体制的如下两点缺陷：陈旧、严格、束缚：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由于上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且无大幅修改的监管框架而束缚，并且在2001年前后安然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颁布的为监管欺诈公司以及证劵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监管环境和法律法规严格，而且让人难以无法揣摩使美国市场公开发行股票（ipo）下降，美国资本市场竞争力遭受挑战，外国对美国资本市场望而生畏。目标多元、易冲突的结构性缺陷：“碎片式”特征纵向上表现为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横向上则体现为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FSR的“美国金融竞争力的蓝图”分析了产生一系列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的原因，联邦和州监管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产生的想法不一就容易发生冲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的实力，使其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在实行新资本协议比欧洲国家迟两年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金融监管改革历程。
二、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
为了增强监管的灵活性，放松过细的监管规则，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较为复杂、严格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该蓝图针对上述的两个缺陷中，关于缺乏有效竞争缺陷，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建、更好的管理金融风险。
在长达218页的蓝图中，提出分别从短、中、长期提出目标改革：短期目标主要是针对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抵押金融市场监管缺失，除了强化对金融监管系统的风险监测力度，还要注意对消费者和投资者进行前面的保护，实现金融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提高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市场的竞争地位，还赋予了FederalReservesystem监管权力，对其他不从事银行工作的机构进行实地监管，当信贸市场出现停顿贸易危机时，对于银行开放的具有流动性业务的“贴现窗口”联邦储备银行利用上调贴现率来规范了这一借款现象行为，保障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最后为了实现高低押贷款过程中信息的公平性、安全性，以及加强联邦法律机构在进行房贷时运用法律的规范性力度，《改革蓝图》提出了预制这一现象的组织。在美国监管制度的改革中期，实现了美国金融管制体系的不重复性，加大了金融体系管制在市场上实施的可靠性。由于抵押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发展迅速，储蓄章程（thriftCharter）显得十分陈旧，予以废除，纳入国民银行章程，根据联邦对存款的保护以及监督来对保险业制定规章。构建最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奋斗历程，这就需要增强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提升美国在金融界的地位，体现在设立的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marketStablilityRegulator（市场稳定监管部门）；prudentialFinancialRegulator（审慎金融监管部门）；BusinessConductRegulator（商业行为监管部门），三部分的建立使金融领域中的市场监管较为严格，交易所获的信息完全，商业之间的经营有条不紊，充分体现出了其公正、公平性。
由于对其的重视，G20峰会即将召开以及迎接金融危机冲击、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在蓝图的长期目标——即对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基础上，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以及在随后3个月后出台的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金融改革白皮书”——《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这是自193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仅次于2010年《金融改革法案》的出台）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中所提出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根据不同的机构所做出来的方针政策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显得结构不完整。从监管机构的重新定义和职能分配来看FRR，我们不难发现这次改革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方面是将美联储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另一方面是要在消费者金融体系上建立安保机构，使其在监管机构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拥有能超越美国联邦储蓄的监管权力。FRR政策可总结出几点监制管理方向，一方面是加大美国联邦储蓄的监控范围，对所有可能构成金融危机的机构都要进行监管，甚至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不能放过，增强其监管的力度；然后就是对投资者、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例如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在商业经营方面要求严格遵守行业行为标准，商业产品制作要做到安全，无欺骗，监管严惩非法金融机构；再者就是监管部门的建立，建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实现部门与部门的相互协调来对银行进行监管，再建立一个银行专属的监管机构，只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两个部门相互依靠，相互互补，对美国如今的组织进行缺陷上的弥补；最后就是加强政府在金融危机上的使用权力，使政府在遇到金融危机时可以独自策划危机处理方案，提高财政部门的决策地位，废除旧体制在金融危机上的使用，全面提高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强化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干预能力，使政府能独立决策，自主运用反危机政策工具，使财政部在反危机中拥有比美联储更高的决策地位。美国金融监管此次改革后框架图（如图1）
从FRR中可以发现，美国监管体制改革虽然是以美联储为“中枢神经”，赋予美联储极大的权利，跨行业监管机构，但是始终是由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制衡，变成了一个整体的监管当局。很显然，FRR的改革方案一定会带来很多不同意见的讨论，储蓄银行是否应该授予美国联邦过高的监管权力以及过分监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其议论的对象。次贷危机的发生，部分原因归结于银行采用的低利润制度，使美联储没有实际经济的支撑，造成房地产的破产，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在监管上不能行使好自己的本职，现如今更加过度授权，央行的独立性将会被剥夺，容易构成通货膨胀，会对美联储的低通胀构成威胁。2010年6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草案通过，核心内容仍然是延续奥巴马政府白皮书的政策，并限制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禁止商业银行直接交易高风险产品，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过大，但是也对白皮书以及蓝图都协调了监管权限，例如：美联储的监管权限有所调整，加强了对美联储权力的监督和审计。另外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设了四个金融监管机构；为表1所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其中包括对《银行控股公司法》（BHCa）修订，授予美联储systemriskregulator（系统性风险者）权力，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tieriFHC）制定规则、标准；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三、美国监管体系改革简析
《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突破，说明了其机构的监管在进行一个很大的转变，行为规则逐渐走向监管目标的导向，监管系统设置细到业务服务理念上，对监管体制进行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改革蓝图中美联储监管权力的合并是其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使美联储具有跨业监管的权力，加强了美国政府重视对监管重叠改善的意识。
在我看来，金融监管改革一系列的计划是三方博弈的结果，这三方分别来自奥巴马政府、学界，私人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得到重大改变的部分一方面是美联储方面：虽然说在监管方面美联邦赋予的权利比较大，其监控范围扩大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是美联邦在消费者保护上所制定方针意味着其某些权力就不能再使用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要及时对美联邦出现的状况提供资金，要经过财务部的同意，这样美联邦的独立性将会被损害。对其监管权力扩大同时又紧缩，说明了在次贷危机后，人们对美联储丧失了一部分信心，但又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的依赖美联储的矛盾心情，美国的监管改革虽然仅经历时间不长，但确有实效，在联邦体制下，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虽错综复杂，但原存在于其结构中的缺陷——目标重叠以及严格束缚，都得到了改善。美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还需跟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继续改进。
参考文献：
[1]包明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路线解析[J].中国金融，2009
[2]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J]法商研究，2010
[3]张岳.浅谈金融危机对金融创新监管的启示[J].中国学术期刊，2009
[4]全先银，闫小娜.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09
[5]王松奇.矫正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公共失灵——简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J].中国学术期刊，2009
[6]陈柳钦.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循序渐进[J].武汉金融，2010
[7]祁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历程、内容、影响和借鉴[J].金融发展评论，2010
[8]毕吉耀.重塑美国金融监管体系[J].中国金融，2009
[9]刘喆.中美金融监管体制的对比分析[J]中国市场，2011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监管体系；改革；启示
一、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
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暴露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头监管致重复监管，阻碍行业顺畅发展。在金融活动多元化的进程中，对某一监管对象所出现的监管体系机构众多、权限互有重叠、监管标准不一致是很多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中共有的问题。多头监管常常会发生“谁都管”或“谁都不管”的现象，甚至由于监管领域界限不清和责任不明还会出现监管部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监管对象，存在放松监管要求的动机。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银行监管为例，由于银行业的监管分散在5个联邦机构中，每个联邦机构都有管理权，但同时没有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没有任何单一金融监管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备的信息与权威，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问题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新设标准、信息报送格式和程序、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资本充足率标准、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审查、金融机构兼并收购等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不同的规定。大型金融集团每年仅在年报的准备和报送上就得花费至少2个月的时间。金融机构还常常因同一件事、在同一个部门（或子公司）不停地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现场检查。近年来，一直有业界人士抱怨，金融监管体系不仅机构太多，而且权限互有重叠，在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的情势下，这种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业顺畅发展。
（二）空白监管致监管真空，影响行业规范发展。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务交叉，金融创新往往同时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业务领域，往往使交叉领域出现监管真空，而且近年来监管领域呈现空白不断增多的趋势。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框架。由于对集团没有单一最终监管者，而实行“功能性”监管，集团内职能划分不明确的业务就无人监管，形成监管漏洞和空白。集团内从事类似业务的不同行业的部门之间则可能进行监管套利。还有，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建立了衍生产品部，大力拓展结构化产品业务。这些结构化产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期权、期货或掉期产品，而是多种基础产品与多种基本的衍生产品的复杂混合体。10多年过去了，尽管结构化产品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至今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这些产品的运行、风险揭示、投资者保护和运作负有监管责任，监管权力的分散容易导致监管空白。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金融机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过度冒险，监管部门却存在监管真空，造成风险不断累积，影响行业规范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三）金融监管改革落后于金融业发展的步伐。金融业发展快、创新快，其发展特点要求金融监管体制能够根据市场的发展进行调整，并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但是，当前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金融市场，末端监管已影响到行业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行业风险。以美国为例，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极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面貌，但并没有真正改革监管框架。《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使其可以从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混业经营，但并没有真正指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者，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功能性”监管模式，即美联储和oCC监管商业银行部分，SeC监管投资银行部分，各州的保险业监管机构监管保险业部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为银行从事跨业经营铺平了道路，但没有解决跨业金融集团的监管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及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原有的监管体制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求。监管始终落后于市场发展，待问题出现后，监管措施才能做出调整，监管始终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进行行业的有益引导；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技术落后于金融市场，无法有效监管高度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监管的错位和滞后，削弱了金融监管的竞争力，更无法化解其运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当采取政策干预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是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动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层和业界人士已就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形成共识，而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则加剧了改革的紧迫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变革。
2009年6月，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这份改革方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从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政策到出台对金融产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这一计划把目前游离在监管之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要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改革目的旨在全面修复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防止类似当前危机的再度发生。
（一）加强对全部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白皮书建议，所有可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严重风险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受到严格监管，避免“多头”、“空头”监管。为此，政府将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成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监视系统性风险；强化美联储权力，授权美联储解决威胁整个系统的风险累积问题，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除银行控股公司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也将被纳入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对金融企业设立更严格的资本金和其他标准，大型、关联性强的企业将被设置更高标准，美联储拥有银行资本金要求方面的最终决定权，并对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以及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的监控权力纳入美联储的范围；成立全国银行监管机构，以监管所有拥有联邦执照的银行；撤销储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导致监管漏洞的机构，避免部分吸储机构借此规避监管；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资本机构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白皮书建议：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包括增加市场透明度，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管理，创设和发行方需在相关信贷证券化产品中承担一定风险责任。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将联邦监管范围扩大到金融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复杂衍生品交易以及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交易都将置于监管之内，其中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场外交易市场（otC）最为典型。赋予美联储监督金融市场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的权力。
（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白皮书建议，为了重建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需对消费者金融服务和投资市场进行严格、协调地监管，政府必须促进这一市场透明、简便、公平、负责、开放。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护消费者不受金融系统中不公平、欺诈行为损害，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产品及服务强化监管，促进这些产品透明、公平、合理。提高消费者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行业标准，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白皮书建议，改革企业资本框架，强化对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对跨国企业加强合作监管，使各国的政策相协调，以创立一个相容的监管架构并且强化国际危机整体应对能力。具体举措包括制定相似的信用衍生产品监管规定，在对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方面签署跨境协议，以及与海外监管机构进行更好合作等。
三、对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发展方向的几点启示
金融危机中凸显出的投机破坏性问题，促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创新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借鉴于此，对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建议如下：
（一）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成为金融监管的一个发展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如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合作、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等在我国不断涌现，混业经营初见端倪，证券、银行、保险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对现行分业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若干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以中国平安为例，该公司已经获得了保险、证券、银行、信托、资产管理等几乎所有金融汗液的牌照，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百货公司”。对于任何一家这样的全能金融公司而言，都存在通过转移定价和资源调配来规避“一行三会”监管的空间。当前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弊端日益暴露，在交叉业务领域各监管机构争权力、推责任的情况严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也使监管运行成本膨胀，监管效率下降。尽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基本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但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与美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失败表明，金融监管模式必须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为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我们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并推进混业经营的发展。由此，金融业务间的相互融合与相互渗透将逐渐模糊金融业务边界与范围，使得严格的分业监管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混业经营、统一监管已成为新世纪全球金融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美国的本次金融监管改革蓝图将七家监管机构精简为三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多头监管的格局。政出多头，既让被监管者感到无所适从，也为被监管者提供了寻租或套利的空间。诚然，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比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慎重、更稳妥，是否实行“大部制”也值得探讨，但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在金融监管的改革进程中，我国可以首先建立综合性金融管理机构─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金融行业监管的总牵头人，负责统一制定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监督和评估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集中汇总各种监管信息，统一调动监管资源。这一阶段，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依然要分别在各自监管领域加强监管。从长期看，我国必定走向全面混业，因此等市场发展成熟，金融监管积累一定经验，可以考虑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并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由后者成为金融业统一的监管机构，使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与国际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接轨。
（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不断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通过废除、修改、补充和制定等手段，及时对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进行清理和重建。建立金融风险的监管、预警、处置机制，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必须建立对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在明确监管目标的基础上，必须着力更新监管的手段和方式，要在强化风险监管这一核心前提下，努力实现监管方式和手段的五个转变：实现从合规监管为主向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转变；实现从分割式监管向金融机构法人整体风险监管的转变；实现从一次性监管向持续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重心从具体业务监管向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有效性监管的转变；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风险监管的水平。
（三）建立必要的资金、业务防火墙。建立资金防火墙。禁止或限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任意流动，保证银行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持一定独立性。对金融集团自有资金的使用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对银行系统向金融集团成员机构的贷款和其他信贷延期业务必须有严格数量限制，防止银行因购买不良资产而直接承担其相关证券部门的风险；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资金交易的数额应加以限制，防止大额的不当资金转移。
建立业务渗透防火墙。严格限制银行与证券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以防止银行将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由此引起的股市过度投机，保证银行的安全。
（四）完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和外部约束机制。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律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同时，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建立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共享的数据库，增强监管机构之间必要的信息共享，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为防止恶性竞争，必须以法规形式明确信息共享的权责。另外，信息披露要进一步透明化，从舆论监督来加强和稳定金融秩序，这需要增强公众金融意识，普及金融法律法规，提高公众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合作与协调。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我国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我国应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在信息提供、相互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同时，还要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在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建立统一监管的标准和体系，避免监管缺位。
参考文献：
[1]郭世坤,蒋青海,李丹红.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深刻警示.中国建设银行课题组,2009.3.
[2]王志刚.次贷危机的特征、成因与启示.山西银监局网站,2009.1.
[3]黄丽珠.金融危机助推新资本协议改进和发展[n].金融时报,2009.1.
[4]方福前.详解次贷危机中的金融工具[n].钱江晚报,2008.12.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大萧条次贷危机美国监管框架改革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开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共同点都表现为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衰退，并从局部地域开始逐渐向全球范围内蔓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在危机面前，相关专家学者也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探讨，强调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研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漏洞展开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优化建议。历经两次金融风险的冲击与考验，相关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其中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7月签署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最为著名[1]，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诸多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确定下来，也有助于切实推进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市场经济风险挑战，营造平稳有序的市场运营秩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美国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了政府的干预监管作用，主要以金融监管安全为研究主导。60年代后，转向重点研究金融体系自身的内在脆弱性，发展到90年代后，安全与效率平衡发展的金融监管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的演进、次贷危机及其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影响，以及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是研究最多的。例如：2008年刘晓红探讨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的演变，从“危机改革”中实现了自由放任、创新、加强监管，到最终的顺势放松监管演变。其中更多的是注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研究，认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实情与特点，选择性的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模式、功能、组织形式以及方法，才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走向安全稳健的必然之路。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框架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变革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市场一直沿用的是自由银行制度，在南北战争无法得到有效融资的背景下成立了通货监管局，并正式通过了《国民货币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对国民银行的统一监管，结束了多年来货币和银行券流通无序的状态，针对不时爆发的金融危机，国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联邦储备法》，这也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正式成立。
（一）分业监管阶段的历史回顾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机构采用的混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商业银行可以同时兼营信贷、证券和保险相关业务，虽然当时联邦和州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相对严格，但是对于证券行业的监管缺失也使得在利益驱动下大量资金流向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证券市场，导致两者之间的牵连较深[2]。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股价暴跌，也导致在整个金融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很多商业银行难堪重负，使得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该危机也被很多专家学者归结为银行业过度投资于证券业所致。在接下来的金融体制改革中，也极力推进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分离，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两者的分业经营原则，并在日后的发展中对相关法律政策加以不断完善，对稳定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混业监管阶段的历史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环境也更加复杂化与多元化，从而使得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受到重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对金融体制的管控也有所放松，允许建立更加自主的金融经营空间[3]，技术变革也使得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对此，如果依然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随着市场对混业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也于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也标志着美国金融正式进入混业监管时代。金融体制混业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发展需要，对于提升市场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人们也逐渐意识到金融过渡自由化的缺陷，美国政府也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立法和监管。在次贷危机前，美国政府又通过《现代化服务法案》对当时的金融监管模式做了进一步调整，实现由以往的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看，经济发展依然是金融体制完善的主要动力，各种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催化剂，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在紧与松之间不断协调发展，并最终形成目前双轨、多头、分业的监管模式，即由联邦和州分别设立监管机构，在证券、金融、保险等行业进行分业监管，兼顾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混合的监管模式，在兼顾分业、混业监管模式有缺点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发展。
由此可见，美国金融体制多会依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逐步进行自身的发展变革与完善，以适应美国经济的正常健康持续发展。
四、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冲击分析
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控制力度，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加以不断完善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运作效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受各方经济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该金融监管体系的系统漏洞和固有缺陷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对系统监控的效率低下和监管失灵[4]，也使得政府工作在经济危机面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政府一直引以为豪的双层多头监管体系变得不堪一击，使得现行监管体系的问题也愈显突出，集中表现为：
（一）对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
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即指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其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而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以货币、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其作用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它是对冲资产风险的好方法。但是，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人规避了风险，就一定是有人去承担了这些风险，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性就是将巨大的风险转移给了愿意承担的人手中，这类交易者称为投机者。
在原先的美国金融环境中，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的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系统风险，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系统风险在杠杆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导致原有的监管模式出现很多无法防范的系统风险。在多头监管模式中，对于突发系统事件和大型风险，美联储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对于既定风险事件缺乏有效监控，系统信息的滞后也导致无法及时做出针对性的应变措施，难以对金融市场设计出必要的稳定协调机制，缺乏对系统风险的应对能力。在美国金融产品监管中，产品的相似度为历史最高，相关金融机构在产品、经营、软件及服务方面的工作开展也日渐趋同，大规模的同质化现象也会进一步导致系统性风险恶化，加剧金融危机风险的可能性与破坏性。从深层次的技术分析角度看，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源自于同一市场监管，源自于相似的市场预期与相近的思维模式，方向大致相似的作用力也会进一步放大市场风险，成倍的放大金融泡沫，诱发金融危机。
（二）监管真空导致监管漏洞
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混业经营、高风险的金融体系都对监管部门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导致原有监管模式下的重叠与疏漏也被进一步放大。自《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于1999年颁布施行以来，美国金融市场的混业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对应的是在监管方式上依然采用分业监管，监管的体制并未能得到积极完善，各金融领域的专职监管与混业监管业务相互交叉，监管职能上的重叠与错位也极易导致出现监管真空[5]，对相关领域的监管不力，以资产证券化为例，在双线多头监管体系的作用下，对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的监控相互分离，也导致对证券化的市场经营风险无法合理有效的加以控制。与此同时，监管体系设置的重叠，也会进一步增加监管运营成本，以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报告为例，同时向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提供监管报告，不仅会拉长监管的相应时间，影响报告的质量，也会在无形中增添被监管者的负担。监管设置的重叠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对监管规则的完备也导致对市场的反应较慢，次贷危机之所以蔓延至世界各地，也与美国当局未能当机立断的采取应急措施有关。
（三）监管效率较低及监管失控
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法律规章和法案的角度加以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投资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及对冲基金的约束能力依然非常有限。以对冲基金为例，虽然在法法规的层面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但是往往证券交易委员会只能获得对冲基金自愿登记的相关报表，对于以私人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却无法加以有效监控。受制度制约，对于向对冲基金托管方商业银行要求提供数据的范围和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很少涉及其核心业务，对于对冲基金风险的过渡自信也导致相关监管机构不自觉的降低监管力度，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进一步加大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发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工作也亟待加强国际的有效合作，这也是原有监管体系比较欠缺的地方，很容易导致区域金融危机风险蔓延至世界范围内。
五、两次危机后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所爆发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无疑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金融经济的发展，必须不断的改进完善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从1864年《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开始，美国便进入了金融监管体制的萌芽期，随后进入了自由银行的年代，通过多项金融法案的颁布来为金融监管制度发展提供基础保证[6]。发展到191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体系，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形成。而面对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也在不断地调整变革金融监管制度。
（一）大萧条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美国早期的金融监管，银行是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这种自由竞争的银行制度促使了银行“单一州原则”的形成。1864年，美国政府认识到对货币、银行实行监管的必要性，通过了《国民银行法》，并建立货币监理署来实现对银行的进一步监管。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让美国认识到建立独立统一管理货币机构的重要性，奥尔德里奇方案的提出成立了全国储备协会、中央银行实行美国金融监管。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才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于是在1913年出台了《联邦储备法》，正式成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
但是大萧条给美国金融行业带来的巨大影响，逼迫美国政府再次考虑对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建，重点加强金融监管的安全性。于是在1933年，罗斯福政府批准了《银行法》，也就是“格拉斯-斯蒂尔法案”，严格划分了银行业务的不同性质，真正地实现了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框架。同时，美国政府分别成立了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加强了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1934年美国政府再次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并建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加强了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干预与监管。随后，美国相继出台各种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这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逐步地从自由竞争双层监管，走向了伞形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
在《联邦储备法》的指导下，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都是将安全性作为基础性原则，而在大萧条后，美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安全性。因此，在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建立的规范原则放弃了对竞争的鼓吹，而是强调安全，更为全面的由美国政府直接对金融实行监管。当然大萧条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范围、方式等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力求保证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性。
1.改革的目标――稳定与安全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已经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但是仍然有超过上千家的银行陆续倒闭，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面临巨大问题。政府缺乏宏观经济控制力度、没能及时有效的遏制金融欺诈、证券市场保证金比例低，投机风气浓厚等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于是，人们更多的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银行监管问题，开始努力建立安全稳定的银行体系，以降低银行崩溃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是提高了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干预控制，同时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以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健发展。
2.改革的核心――“广泛的监管”
罗斯福政府实施的通过利用行政手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监管银行的行为，也被称为“广泛的监管”，有效地维护了银行业的秩序。同时美国采取了合规性的监管，加强了对银行业违规的处罚，形成手段强硬的静态金融监管模式。当然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美国通过立法赋予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将银行与保险两种金融行业进行分离，成立了FDiC，即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将美国联邦储备的监管职能扩大至执行货币政策、信贷控制以及制定证券买卖的保险金等。在证券金融行业的监管上，美国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全面的证券市场监管。这也标志着大萧条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完成。
（二）次贷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自2008年开始爆发次贷危机后，震动了美国政府，为了尽快缓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布什政府颁发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以及奥巴马上台后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再次明确了金融机构的责任，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利于金融的稳定发展。
1.核心方向――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
在《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法案中，从短期、中期及长期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监管改革目标，试图有效的修补现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建立全新的金融监管架构。
短期目标。《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的短期目标，重在强调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对商业行为的监管，实现向中长期金融监管体制的过渡。而具体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职能，增加了oCC、FDiC、otS等监管机制，实现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的监测；成立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moC），加强对抵押贷款业务的进一步监管，下图为美国现行次级抵押贷款监管体系，能够更好地提高监管效率，防止权力的集中，利于不同特点的金融机构选择适合的监管机构。
中期目标。这一蓝图的中期金融监管目标在于消除监管体系中的重叠、漏洞现象，避免金融监管套利，大大的提升金融监管的工作效率。首先废除了经济大萧条后颁发的联邦储蓄协会，同时将货币监察署分离出财政部，与储贷会监管署合并，形成全新的国家银行监管局。其次，成立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机构，统一制定保险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发展策略以及产品的合规性监督。再次，为了减少监管套利问题，开始了联邦对州注册银行的监管。最后，将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实行合并，对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进行统一监管。与此同时，美国完成全国统一支付清算体系的构建，由美国联邦储蓄负责监管。
长期目标。而《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中的金融监管长期目标是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行业的监管重组，实行市场稳定监管、审慎金融监管、商业行为监管等三大机构对美国金融的监管。具体的长期的理想框架如下图所示：
2.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机构改革”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改变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并对美国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改法案进一步废除了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的存在，增加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实现了重叠管理任务的消除以及监管制度的简化目的。而整个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新
整合如图3所示[19]：
3.本次危机后美国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其他内容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依照新的监管机构框架，加强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提高了金融机构监管的标准。同时还引入了“沃尔克法则”，规范了大型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
最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对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机制。通过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确保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金融产品信息的准确性，避免消费者受到欺骗。同时在SeC中设置了投资者顾问委员会与保护办公室等机构，对信用评级机构等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三）两次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
通过对大萧条和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次危机后监管体改革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1.两次危机后监管体制改革的相同之处
两次危机的爆发都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对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为了尽快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都会对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根据此前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与缺陷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以确保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同时都提高了对主要金融行业的监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银行、保险、证券，大萧条经济危机下，美国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加强了对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以完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次贷危机发生后，同样的从银行、保险、证券等主要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制度改革，以尽快摆脱经济危机。
2.两次危机后监管体制改革的不同之处
两次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大萧条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为了及早改善金融市场，更多地从金融行业进行思考、探讨，并结合政府等宏观手段对银行、保险、证券市场进行严格监管，扫除联邦储备监管体系下的漏洞及缺点，确保金融的稳健发展。而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更加细致，根据不同的法案，进行不同时期监管制度的改革，包括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金融监管目标，力求逐步达到理想化的金融监管目的。同时新增了许多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勤俭储蓄机构管理局、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投资者顾问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美国金融的控制监管。
在新增金融监管机构的同时，美国也对一些过时的，不符合当下经济发展的监管制度进行废除与合并改进，包括联邦储蓄协会、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的彻底废除，以及货币监察署与储贷会监管署、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合并等。大大的实现了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优化发展，达到了监管简化的目的。
六、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对次贷危机风险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美国政府也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展开深入反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争不断建立和完善防范系统风险的监控体系，保证美国金融的稳健发展。而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实行分业经营监管模式，大大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尤其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敲响警钟，必须要建立与金融也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制度，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安全快速发展。因此，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如下几点发展建议：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所谓宏观审慎，即监管当局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健和防范系统风险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对各经济实体利益的维护，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方案的改革中，也积极将宏观审慎的监管原则纳入其中，逐渐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实践看，相关创新工作集中表现在：在金融改革方案中增加了数个“超级监管者”，相应的权力也应有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政府宏观监管力度的加大，并注重对国家整体金融安全风险的考虑，将这一指标结合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等指标加以综合考虑。在金融改革方案中，也极力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紧密联系，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作用，将金融监管工作积极拓展至宏观经济大环境，积极规避因单一机构工作缺失而诱发的不良连锁反应。
（二）加强监管协调机制
监管机构的功能重叠，不仅会导致出现系统监管漏洞，也会降低监管效率，甚至损害被监管对象的切身利益，这也使得加强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变得迫在眉睫。透过次贷危机，不难看到美国现行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工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对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应重点加强监督与管理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好美联储、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等相关机构的功能，建立多层次协调管理机制，便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为了便于管理机构对争议的合理协调和处理，也要充分保障拥有权利的财政部长对监管协调机构的有效掌控。
（三）区别对待各种金融产品
在传统的金融理论中，一直都认为其承担了金融市场的大部分，因而在理论追求上也表现出较大的进攻性。虽然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不在对冲基金，但是对冲基金对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在以往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对冲基金的管控较弱，也导致在金融危机面前对冲基金常常被排除在金融监管框架之外，导致对这类市场活动的评估数据相对欠缺，不利于全面提升监管水平。在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框架改革中，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控力度已经势在必行，具体措施表现为：其一，强化对冲基金登记管理和披露制度，其二，终结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化”，双管齐下，势必会对规范对冲基金管控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四）避免“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众多，尤其是国有银行等容易产生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其风险均由国家承担，严重影响了银行本身的市场经济参与。只有投入市场，参与投资购买，实行对外贷款等行为由银行自身承担风险，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创新。由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在规模上有一定的差距，一定要多多鼓励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公司进一步扩展业务，兼并收购其他经营不善的金融公司。同时还要对某些金融巨无霸进行限制拆分，以降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效的规避“大而不倒”衍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实现资本市场中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分散。
七、结束语
金融体制的改革探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对于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也是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的重中之重，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会引发政府和相关学者加强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分析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改进建议。本文以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体系为例，在思考其变迁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次贷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影响进行分析探讨，旨在抛砖引玉。由于笔者的局限性，恳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程炳友.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J].企业经济，2009（4）：45-46.
[2]刘强.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4-57.
[3]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J].法商研究，2013（3）：23-25.
[4]段红艳.金融危机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1（6）：86-88.
[5]朱摇摇.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趋势：“伞+双峰”的模式[J].海南金融，2013（12）：44-47.
[6]董雨茵.浅析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及影响[J].管理观察，2013（24）：164-165.
[7]邓翔.“次贷危机”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8）：67-74.
[8]葛奇.次贷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对美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2（11）：16-20.
[9]肖红.次贷危机与主要金融危机比较[J].金融研究，2013（12）：10-21.
[10]李猛.从大萧条看中美两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策[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6）：65-71.
[11]郑联盛.金融监管改革与金融稳定：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J].财贸经济，2011（12）：22-30.
[12]王亮亮.金融危机救助方案及其效果评价[J].世界经济研究，2009（12）：44-50.
[13]祁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历程、影响和借鉴[J].金融发展评论，2010（9）：30-42.
[14]徐e.对无政府状态下自由市场经济的挑战――试析1929年大萧条及其现实意义[J].北方经贸，2008（6）37-44.
[15]何德旭.美已金融危机与“大潇条”：比较与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5-11.
[16]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疯狂、惊恐和崩溃：经济危机史（第四版）[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17]恩格尔曼著.高德步等译：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8]allen，Gale.optimalBankingCrises.JournalofFinance[J].1998，53（4）：1245-1284.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5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开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共同点都表现为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衰退，并从局部地域开始逐渐向全球范围内蔓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在危机面前，相关专家学者也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探讨，强调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研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漏洞展开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优化建议。历经两次金融风险的冲击与考验，相关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完善，其中以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7月签署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最为著名[1]，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诸多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确定下来，也有助于切实推进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市场经济风险挑战，营造平稳有序的市场运营秩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美国开始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了政府的干预监管作用，主要以金融监管安全为研究主导。60年代后，转向重点研究金融体系自身的内在脆弱性，发展到90年代后，安全与效率平衡发展的金融监管成为研究的新趋势。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的演进、次贷危机及其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影响，以及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是研究最多的。例如：2008年刘晓红探讨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的演变，从“危机改革”中实现了自由放任、创新、加强监管，到最终的顺势放松监管演变。其中更多的是注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研究，认为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自身实情与特点，选择性的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模式、功能、组织形式以及方法，才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走向安全稳健的必然之路。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框架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变革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市场一直沿用的是自由银行制度，在南北战争无法得到有效融资的背景下成立了通货监管局，并正式通过了《国民货币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对国民银行的统一监管，结束了多年来货币和银行券流通无序的状态，针对不时爆发的金融危机，国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联邦储备法》，这也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正式成立。
（一）分业监管阶段的历史回顾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机构采用的混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商业银行可以同时兼营信贷、证券和保险相关业务，虽然当时联邦和州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也相对严格，但是对于证券行业的监管缺失也使得在利益驱动下大量资金流向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证券市场，导致两者之间的牵连较深[2]。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股价暴跌，也导致在整个金融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很多商业银行难堪重负，使得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该危机也被很多专家学者归结为银行业过度投资于证券业所致。在接下来的金融体制改革中，也极力推进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分离，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两者的分业经营原则，并在日后的发展中对相关法律政策加以不断完善，对稳定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混业监管阶段的历史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金融环境也更加复杂化与多元化，从而使得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受到重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对金融体制的管控也有所放松，允许建立更加自主的金融经营空间[3]，技术变革也使得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对此，如果依然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随着市场对混业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也于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也标志着美国金融正式进入混业监管时代。金融体制混业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发展需要，对于提升市场经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人们也逐渐意识到金融过渡自由化的缺陷，美国政府也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立法和监管。在次贷危机前，美国政府又通过《现代化服务法案》对当时的金融监管模式做了进一步调整，实现由以往的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看，经济发展依然是金融体制完善的主要动力，各种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催化剂，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在紧与松之间不断协调发展，并最终形成目前双轨、多头、分业的监管模式，即由联邦和州分别设立监管机构，在证券、金融、保险等行业进行分业监管，兼顾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混合的监管模式，在兼顾分业、混业监管模式有缺点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完善发展。
由此可见，美国金融体制多会依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逐步进行自身的发展变革与完善，以适应美国经济的正常健康持续发展。
四、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冲击分析
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也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控制力度，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加以不断完善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运作效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受各方经济群体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影响，该金融监管体系的系统漏洞和固有缺陷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对系统监控的效率低下和监管失灵[4]，也使得政府工作在经济危机面前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政府一直引以为豪的双层多头监管体系变得不堪一击，使得现行监管体系的问题也愈显突出，集中表现为：
（一）对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
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即指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其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而金融衍生产品是指以货币、债券、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其作用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它是对冲资产风险的好方法。但是，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有人规避了风险，就一定是有人去承担了这些风险，衍生产品的高杠杆性就是将巨大的风险转移给了愿意承担的人手中，这类交易者称为投机者。
在原先的美国金融环境中，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的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系统风险，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系统风险在杠杆作用下被进一步放大，导致原有的监管模式出现很多无法防范的系统风险。在多头监管模式中，对于突发系统事件和大型风险，美联储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对于既定风险事件缺乏有效监控，系统信息的滞后也导致无法及时做出针对性的应变措施，难以对金融市场设计出必要的稳定协调机制，缺乏对系统风险的应对能力。在美国金融产品监管中，产品的相似度为历史最高，相关金融机构在产品、经营、软件及服务方面的工作开展也日渐趋同，大规模的同质化现象也会进一步导致系统性风险恶化，加剧金融危机风险的可能性与破坏性。从深层次的技术分析角度看，金融产品的同质化源自于同一市场监管，源自于相似的市场预期与相近的思维模式，方向大致相似的作用力也会进一步放大市场风险，成倍的放大金融泡沫，诱发金融危机。
（二）监管真空导致监管漏洞
在金融市场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混业经营、高风险的金融体系都对监管部门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导致原有监管模式下的重叠与疏漏也被进一步放大。自《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于1999年颁布施行以来，美国金融市场的混业经营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对应的是在监管方式上依然采用分业监管，监管的体制并未能得到积极完善，各金融领域的专职监管与混业监管业务相互交叉，监管职能上的重叠与错位也极易导致出现监管真空[5]，对相关领域的监管不力，以资产证券化为例，在双线多头监管体系的作用下，对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的监控相互分离，也导致对证券化的市场经营风险无法合理有效的加以控制。与此同时，监管体系设置的重叠，也会进一步增加监管运营成本，以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报告为例，同时向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提供监管报告，不仅会拉长监管的相应时间，影响报告的质量，也会在无形中增添被监管者的负担。监管设置的重叠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对监管规则的完备也导致对市场的反应较慢，次贷危机之所以蔓延至世界各地，也与美国当局未能当机立断的采取应急措施有关。
（三）监管效率较低及监管失控
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法律规章和法案的角度加以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投资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及对冲基金的约束能力依然非常有限。以对冲基金为例，虽然在法法规的层面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但是往往证券交易委员会只能获得对冲基金自愿登记的相关报表，对于以私人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却无法加以有效监控。受制度制约，对于向对冲基金托管方商业银行要求提供数据的范围和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很少涉及其核心业务，对于对冲基金风险的过渡自信也导致相关监管机构不自觉的降低监管力度，缺乏有效的监管也进一步加大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与发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工作也亟待加强国际的有效合作，这也是原有监管体系比较欠缺的地方，很容易导致区域金融危机风险蔓延至世界范围内。
五、两次危机后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所爆发的大萧条，还是开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无疑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对美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巨大挑战。为了更好地适应金融经济的发展，必须不断的改进完善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从1864年《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开始，美国便进入了金融监管体制的萌芽期，随后进入了自由银行的年代，通过多项金融法案的颁布来为金融监管制度发展提供基础保证[6]。发展到191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体系，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形成。而面对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也在不断地调整变革金融监管制度。
（一）大萧条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美国早期的金融监管，银行是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这种自由竞争的银行制度促使了银行“单一州原则”的形成。1864年，美国政府认识到对货币、银行实行监管的必要性，通过了《国民银行法》，并建立货币监理署来实现对银行的进一步监管。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让美国认识到建立独立统一管理货币机构的重要性，奥尔德里奇方案的提出成立了全国储备协会、中央银行实行美国金融监管。随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对银行进行有效监管，才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于是在1913年出台了《联邦储备法》，正式成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
但是大萧条给美国金融行业带来的巨大影响，逼迫美国政府再次考虑对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建，重点加强金融监管的安全性。于是在1933年，罗斯福政府批准了《银行法》，也就是“格拉斯-斯蒂尔法案”，严格划分了银行业务的不同性质，真正地实现了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框架。同时，美国政府分别成立了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加强了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1934年美国政府再次颁布了《证券交易法》，并建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加强了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干预与监管。随后，美国相继出台各种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这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逐步地从自由竞争双层监管，走向了伞形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
在《联邦储备法》的指导下，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都是将安全性作为基础性原则，而在大萧条后，美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体系的安全性。因此，在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美国建立的规范原则放弃了对竞争的鼓吹，而是强调安全，更为全面的由美国政府直接对金融实行监管。当然大萧条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范围、方式等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力求保证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性。
1.改革的目标――稳定与安全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已经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但是仍然有超过上千家的银行陆续倒闭，致使美国的金融监管面临巨大问题。政府缺乏宏观经济控制力度、没能及时有效的遏制金融欺诈、证券市场保证金比例低，投机风气浓厚等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于是，人们更多的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银行监管问题，开始努力建立安全稳定的银行体系，以降低银行崩溃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是提高了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干预控制，同时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以维持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健发展。
2.改革的核心――“广泛的监管”
罗斯福政府实施的通过利用行政手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监管银行的行为，也被称为“广泛的监管”，有效地维护了银行业的秩序。同时美国采取了合规性的监管，加强了对银行业违规的处罚，形成手段强硬的静态金融监管模式。当然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美国通过立法赋予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将银行与保险两种金融行业进行分离，成立了FDiC，即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并将美国联邦储备的监管职能扩大至执行货币政策、信贷控制以及制定证券买卖的保险金等。在证券金融行业的监管上，美国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全面的证券市场监管。这也标志着大萧条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完成。
（二）次贷危机背景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自2008年开始爆发次贷危机后，震动了美国政府，为了尽快缓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布什政府颁发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以及奥巴马上台后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再次明确了金融机构的责任，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利于金融的稳定发展。
1.核心方向――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
在《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法案中，从短期、中期及长期发展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金融监管改革目标，试图有效的修补现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建立全新的金融监管架构。
短期目标。《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的短期目标，重在强调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对商业行为的监管，实现向中长期金融监管体制的过渡。而具体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内容包括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职能，增加了oCC、FDiC、otS等监管机制，实现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的监测；成立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moC），加强对抵押贷款业务的进一步监管，下图为美国现行次级抵押贷款监管体系，能够更好地提高监管效率，防止权力的集中，利于不同特点的金融机构选择适合的监管机构。
中期目标。这一蓝图的中期金融监管目标在于消除监管体系中的重叠、漏洞现象，避免金融监管套利，大大的提升金融监管的工作效率。首先废除了经济大萧条后颁发的联邦储蓄协会宪章，同时将货币监察署分离出财政部，与储贷会监管署合并，形成全新的国家银行监管局。其次，成立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机构，统一制定保险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发展策略以及产品的合规性监督。再次，为了减少监管套利问题，开始了联邦对州注册银行的监管。最后，将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实行合并，对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进行统一监管。与此同时，美国完成全国统一支付清算体系的构建，由美国联邦储蓄负责监管。
长期目标。而《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中的金融监管长期目标是对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行业的监管重组，实行市场稳定监管、审慎金融监管、商业行为监管等三大机构对美国金融的监管。具体的长期的理想框架如下图所示：
2.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机构改革”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改变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并对美国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改法案进一步废除了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的存在，增加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实现了重叠管理任务的消除以及监管制度的简化目的。而整个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新
整合如图3所示[19]：
3.本次危机后美国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其他内容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依照新的监管机构框架，加强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提高了金融机构监管的标准。同时还引入了“沃尔克法则”，规范了大型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
最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对消费者与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机制。通过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来确保抵押贷款、信用卡以及其他金融产品信息的准确性，避免消费者受到欺骗。同时在SeC中设置了投资者顾问委员会与保护办公室等机构，对信用评级机构等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三）两次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比较
通过对大萧条和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次危机后监管体改革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1.两次危机后监管体制改革的相同之处
两次危机的爆发都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也对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为了尽快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都会对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根据此前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与缺陷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以确保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同时都提高了对主要金融行业的监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银行、保险、证券，大萧条经济危机下，美国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加强了对银行、保险、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以完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而次贷危机发生后，同样的从银行、保险、证券等主要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制度改革，以尽快摆脱经济危机。
2.两次危机后监管体制改革的不同之处
两次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大萧条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为了及早改善金融市场，更多地从金融行业进行思考、探讨，并结合政府等宏观手段对银行、保险、证券市场进行严格监管，扫除联邦储备监管体系下的漏洞及缺点，确保金融的稳健发展。而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更加细致，根据不同的法案，进行不同时期监管制度的改革，包括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金融监管目标，力求逐步达到理想化的金融监管目的。同时新增了许多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勤俭储蓄机构管理局、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投资者顾问委员会、投资者保护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美国金融的控制监管。
在新增金融监管机构的同时，美国也对一些过时的，不符合当下经济发展的监管制度进行废除与合并改进，包括联邦储蓄协会宪章、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的彻底废除，以及货币监察署与储贷会监管署、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合并等。大大的实现了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优化发展，达到了监管简化的目的。
六、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对次贷危机风险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美国政府也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展开深入反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争不断建立和完善防范系统风险的监控体系，保证美国金融的稳健发展。而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实行分业经营监管模式，大大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尤其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再次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敲响警钟，必须要建立与金融也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监管制度，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安全快速发展。因此，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如下几点发展建议：
（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所谓宏观审慎，即监管当局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健和防范系统风险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对各经济实体利益的维护，在次贷危机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方案的改革中，也积极将宏观审慎的监管原则纳入其中，逐渐成为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结合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实践看，相关创新工作集中表现在：在金融改革方案中增加了数个“超级监管者”，相应的权力也应有所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政府宏观监管力度的加大，并注重对国家整体金融安全风险的考虑，将这一指标结合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等指标加以综合考虑。在金融改革方案中，也极力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紧密联系，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作用，将金融监管工作积极拓展至宏观经济大环境，积极规避因单一机构工作缺失而诱发的不良连锁反应。
（二）加强监管协调机制
监管机构的功能重叠，不仅会导致出现系统监管漏洞，也会降低监管效率，甚至损害被监管对象的切身利益，这也使得加强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变得迫在眉睫。透过次贷危机，不难看到美国现行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工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对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应重点加强监督与管理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好美联储、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及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等相关机构的功能，建立多层次协调管理机制，便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为了便于管理机构对争议的合理协调和处理，也要充分保障拥有权利的财政部长对监管协调机构的有效掌控。
（三）区别对待各种金融产品
在传统的金融理论中，一直都认为其承担了金融市场的大部分，因而在理论追求上也表现出较大的进攻性。虽然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不在对冲基金，但是对冲基金对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在以往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对冲基金的管控较弱，也导致在金融危机面前对冲基金常常被排除在金融监管框架之外，导致对这类市场活动的评估数据相对欠缺，不利于全面提升监管水平。在新一轮的金融监管框架改革中，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控力度已经势在必行，具体措施表现为：其一，强化对冲基金登记管理和披露制度，其二，终结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化”，双管齐下，势必会对规范对冲基金管控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四）避免“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
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众多，尤其是国有银行等容易产生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其风险均由国家承担，严重影响了银行本身的市场经济参与。只有投入市场，参与投资购买，实行对外贷款等行为由银行自身承担风险，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创新。由于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在规模上有一定的差距，一定要多多鼓励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公司进一步扩展业务，兼并收购其他经营不善的金融公司。同时还要对某些金融巨无霸进行限制拆分，以降低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效的规避“大而不倒”衍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实现资本市场中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分散。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1－006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1.15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框架及主要内容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即将进入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时代。这个历史性的新法案由16部分构成，将对银行、对冲基金、信贷评级机构、交易商、投资咨询机构、会计、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进行全面的改革与修订。法案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采纳“沃尔克规则”，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一）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
加强金融协调和促进金融稳定是法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案推出三个重大举措: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二是设立金融研究办公室（officeofFinancialResearch）；三是赋予美联储对特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的直接监管职能。
1．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拥有投票权的9个联邦金融监管机构首脑与一名有保险专长的独立成员加5个独立的非选举权成员构成，由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将主要关注识别、监控大型复杂金融公司的系统性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产品和业务，研究经济形势并解释联邦储备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美国金融危机中由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对美国经济和金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2.设立金融研究办公室
为了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及协助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工作，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还决定成立技术专家团，在财政部下设新的金融研究办公室，由经济学家、会计师、律师、前监管官员和其他专家构成，负责搜集金融数据，进行经济分析。金融研究办公室通过其下属的数据中心与研究分析中心对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稳定等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单独向国会汇报。
3．赋予美联储对特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的直接监管职能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赋予美联储对特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力，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义务向美联储报告该机构及其子公司的财务、运营、风险监控及合规等状况，以及其经营或运营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程度等，同时美联储有权自行或根据委员会要求制定对其监管的非银行机构或特定银行控股公司制定更加严格审慎监管规定，内容包括风险资本要求和杠杆限制。其中在确定风险资本要求时，也应考虑表外业务、流动性要求、风险管理要求、救助计划和信用风险报告要求、集中度限制、信息披露、短期债务限制等。
（二）加强消费者保护，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在美联储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得到关于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准确信息，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有独立的人事任免，署长由总统提名任命，国会确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拥有检查所有抵押贷款相关业务并对实施监管的权力，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及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或者储蓄机构均将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此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下设金融知识办公室加强对公众的金融知识教育，并设立社区热线，处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投诉。此次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有相当部分带有欺骗性质的掠夺性贷款，损害消费者利益，金融机构又以此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出售给各类投资者，损害投资者利益。因而在美联储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保消费者能够及时得到关于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准确信息，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
（三）采纳“沃尔克规则”，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机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保留了著名的“沃尔克规则”，但对其原有内容已做了较大的改动。关于“沃克尔法则”，法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规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原则上不能从事自营交易，但允许这些机构投资美国国债、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两房”等机构发行的债券、州政府债券；二是规定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原则上不能发起或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但允许投资小企业投资基金和公共福利事业投资基金；三是限制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关系；四是规定美联储有权对受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制定更加严格的资本或其他量化要求[1]。
法案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法案规定由美国证券监管委员会和美国期监会共同负责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并共同制定相关的规则。对于可以进行中央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合约，将要求全部进行中央清算并纳入场内交易。对非中央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将实行保证金制度，以控制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同时，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将信用违约互换（CDS）、商品和股票互换交易等业务剥离至资本充足的子公司，但可以保留为对冲自身风险进行的互换交易、利率互换、外汇互换等交易[2]。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意义与影响
这一里程碑式的议案几乎触及了美国最大型金融公司的方方面面，从高管薪酬、风险交易、衍生品、消费信贷乃至借记卡业务都设定了新的规则，这是自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建立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后首次大变革，新法案将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甚至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美国金融商业模式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金融机构商业模式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新的监管规则会使银行业以前的商业模式有所变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速度放缓，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短期将有较大的收缩，但最终法案的相对宽松和银行采取的主动措施将使银行面临的压力低于预期。首先，占据商业银行衍生品交易80%以上的利率和外汇衍生品交易在最终法案中得以保留，因此银行收入的下降幅度低于之前市场预估；其次，法案中的缓冲、延长和过渡期安排给银行减轻了压力。银行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在海外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适当控制衍生品业务规模来满足法规的要求。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新的金融改革法案的通过除了对美国金融商业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外，金融监管机构本身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监管部门需要完成数百项研究工作和新规则的制定。即将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成为金融行业重要的协调者和监管者。新法案宣布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设立目的是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并协调多个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该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美国系统性风险监控和风险处置机制的空白。新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旨在保护消费者免受欺诈和其它非法金融活动的侵害。美联储的权力将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很大扩充，新法案赋予美联储较之以往更大的监管权力和风险处置权力，但同时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权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政策制定交由新设立的相对独立的专职副主席执行，其业务活动也将定期接受审计署的严格审计。一批新的监管机构将陆续成立，包括联邦保险办公室、评级机构监管部、金融研究办公室等。
（三）世界金融格局和监管也将受其影响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将驱动全球展开一轮主动型或被动型的金融监管改革，2009年G20伦敦峰会曾试图勾勒出全球金融改革的蓝图，但并未达成共识。随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推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出于不同的原因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带来负面影响，出于重建欧洲金融秩序的需要，欧元区和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应是内生性或主动型的。而受到危机间接影响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面对来势汹涌的金融监管改革时则呈现出被动型特征，这些国家为担心成为“监管洼地”，造成国际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因而可能采取跟随性或被动型的加强监管的措施。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
尽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仍遭受很多的质疑，但它所倡导的“坚持监管的全面覆盖、把美联储打造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加强对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大银行不能经营对冲基金及私募基金业务的分业经营”监管理念将影响他国的金融监管规则。相比于美国，中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与美国都有较大差距。然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明确政府在危机救助中的责任与程序、加强对消费者保护、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等监管理念对于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监管应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完善并不断提高金融监管协调的有效性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并未颠覆美国原有的金融监管格局，而是对原有金融监管格局进行了修补和完善，初步架构分业监管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框架和美国以美联储为中心的“伞形”监管框架相类似，共同的问题就是缺乏监管部的有效协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协调方面虽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尚未建立起长期有效的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监管的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建立一个更为超脱、更加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提上议事日程[3]。
（二）强化央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国应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主要角色，确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体地位。与受危机重创的美欧国家一样，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领域也存在宏观审慎管理缺位和微观监管“合成谬误”的问题，银行、证券、保险三个行业的监管部门以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为目标，无法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并不必然导致金融体系的稳定，相反，稳健的金融调控政策、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是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承担的具体职能上看，中国人民银行具有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以及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能，在宏观审慎管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4]。
（三）从立法的高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通过设立专门消费者保护机构、强化金融消费者法律执行进一步强化了对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和重视与美国实践有一定的差距。一是在立法层面缺乏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存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二是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更多地是依赖行业协会监管机构在这方面的职能比较薄弱，行业协会由于自身定位原因解决争端的能力比较弱导致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力度不足。我国应借鉴美国做法，尽快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立法，对消费者教育、金融产品信息披露、金融产品风险提示、金融消费争端解决等重要环节进行规范并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确保相关法规得到贯彻执行。
（四）完善金融监管覆盖范围，填补监管真空地带
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衍生品监管不足，过度创新出了一系列高度复杂、脱离基础资产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并且交易都在监管之外的场外市场交易。法案汲取了这一教训，加强了对金融衍生品创造和交易的监管，将该市场全部纳入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我国的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此次金融危机为我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了解这些市场风险和应对的案例，可以借鉴法案的相关措施，将场外市场交易的衍生产品与场内市场交易的衍生产品统一纳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范畴，将大部分衍生品交易通过中央清算机构进行清算，并逐渐转移到交易所场内交易。规定所有的衍生品交易必须向证券监管机构报告，以便控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宗良,马欣.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与其现实的借鉴意义[J].中国货币市场，2010（9）.
[2]祁斌,王欧,杨希,孙美芳,雍旭,利亚涛,任婧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历程、影响和借鉴[J].今日财富，2010（7）.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7
关键词：金融集团；影子银行；场外金融衍生工具
中图分类号：DF4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5-0149-09
金融法立足于金融市场，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天生具有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原来许多被奉为金科玉律的金融监管与创新的理论、金融法律原则与制度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革新压力，各国不得不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模式与金融法律制度等作出深刻反思并进行大刀阔斧的重大调整，其中欧美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无疑最值得关注。笔者拟通过梳理欧美金融监管在近两年内的发展脉络来揭示其动态走向，希冀为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提供最新的经验素材。
一、金融集团的监管困局及其突围
众所周知，1999年10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同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之间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也相继催生了一批航空母舰式的金融集团。对于金融集团，美国采取的是多头监管模式，包括美联储、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全国信用社管理局（nCUa）、联邦住房监理署（oFHeo）、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等机构均享有相应监管权。①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这种多头监管模式暴露了诸多问题，如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尤其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不一致）令被监管者无所适从，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无法形成监管合力，金融控股公司无法及时化解子公司的风险，严重的监管竞次与监管套利问题，以及巨型金融机构的“太大不能倒”问题。②所有这些问题本应该都被预见到，因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人们对次级贷款证券化、掠夺性贷款、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已有深刻认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金融监管者是现有监管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从不缺乏对金融危机的想象力，缺乏的只是改变现状的政治意愿与压力而已。③
针对金融集团带来的问题，《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首先，消解金融集团“寻租”监管者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1）取消otS的控股公司监管者地位。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部分，2010年的《加强金融机构安全与稳健法案》将otS对储蓄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给oCC，并将otS对储蓄类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给美联储。④（2）取消SeC的控股公司监管者地位。《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证券类控股公司归美联储监管，并消除了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自行选择SeC作为监管者的能力，以此终结SeC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权。⑤（3）防止特定银行控股公司逃避美联储的监管。法案规定，金融集团不能通过分拆子公司或改变子公司章程等形式转变为金融控股公司或银行控股公司，也不能通过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taRp）的资金资助来逃避美联储的监管。⑥（4）要求特定非银行金融公司接受美联储监管。法案创设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the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sel，FSoC）这一机构，其有权对划归美联储的非银行金融公司进行分类监管。为了帮助FSoC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法案还列举了10项指标供其参考。⑦
其次，改进对控股公司的监管。（1）《多德—弗兰克法案》建立了统一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法案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不仅适用于存款保险机构、银行控股公司，而且适用于受美联储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不仅包含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最低杠杆资本要求，而且包含了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⑧（2）法案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限来调查控股公司的附属子公司。（3）FSoC提供了一个机构间论坛，以促进信息共享和协调监管活动。
③Fin.CrisisinquiryComm’n,theFinancialCrisisinquiryReportxxiii,41—42,55(2011),availableat.
B34FederalSpeculativepositionLimitsforReferencedenergyContractsandassociatedRegulations,75Fed.Reg.4,144,4,144(proposedJan.26,2010).
B35[Jp3]SeemaG.Sharma,over-the-CounterDerivatives:aneweraofFinancialRegulation,Law&BusinessReviewoftheamericas,Spring2011.
金融衍生工具立法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立法的社会效果需要倍加关注，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有必要对该社会效果进行政策评判与利益考量。如有学者认为，应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立法的宏观经济效果，原因在于：B36首先，对金融机构杠杆的监管为中央银行抑制资产市场的通胀和对抗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提供了新工具；其次，即使上述监管措施不如货币或宏观经济杠杆那样常用，但包括监管套利在内的监管政策变动依然富有深远的宏观经济效果；再次，信用衍生工具的宏观经济尺度需要在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更大的协调。其实，不少法律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金融监管领域中宏观审慎问题，认为仅关注个别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往往削弱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因此，建议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引入到包括信用衍生工具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B37类似的观点认为，对场外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理解不宜过于狭隘，而是应当将其置于宏观经济的视域下加以审视，因为只有从宏观经济的高度着眼才能更加深刻地洞察衍生品、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之间的逻辑关联。B38
五、金融监管：如何走出“捕获”魔咒
B36Sarahp.woo,micro-prudence,macro-Risk:whereFinancialRegulationmeetsBankruptcy(Fifthann.Conf.onempiricalLegalStudiespaper,2010),availableat.
B42Joenocera,op-ed,LettingtheBanksofftheHook,n.Y.times,apr.18,2011,.
金融监管实践证明，无论是对金融集团和信用评级的监管，还是对影子银行及场外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均有可能遭遇“监管捕获”，进而使得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如何走出“捕获”魔咒是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监管捕获理论可以说是公共与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范畴，无论是监管理论中的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不深受监管捕获理论的影响。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重新审视监管捕获理论，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变革：B39（1）关注公司、股东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长期以来，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对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不够重视，如罗伯特?达尔的经济民主理论主张在公司资本主义的视域内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均衡，其实质是排除消费者、纳税人、小型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为了矫正金融机构扭曲的利益结构，必须将利益相关者引入到其治理结构中，以与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形成相互制衡的三方机制。B40（2）限制业内人士的影响。不少人建议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复杂性，更激进的观点则主张将大型金融机构分拆成若干小型金融机构，但这些建议因遭遇到强烈的行业抵制和行政阻挠而难以落实，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与财政部对此亦未置可否。B41（3）打造结构与资源合理配置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设置的交叉与重叠，带来了监管竞次、监管套利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复杂的利益冲突。近期，美联储正在努力通过提高运营透明度、加强审计信息披露等举措以解决监管捕获难题，但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B42（4）更好地发挥监管者的制度角色。事实证明，并非只有薪酬才能激励监管者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如已有学者证实了声誉与名望是如何帮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高其监管质量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有通过威信来降低被行业捕获几率的成功先例。B43
六、原则导向监管：金融创新监管的新进路
现代金融市场素以显著的复杂性、创新的永久性、信息与专业知识的不对称性以及存在高昂的成本而著称，如何化解这些挑战可以说是摆在监管者面前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素来存在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之争。根据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的界定，原则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聚焦于结果，以高层次的规则作为手段，从而达到所期望实现的监管目标。比较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两种监管模式不难发现，规则监管优在精确性，需要严格执行，而原则监管优在持续性，需要积极合作。规则监管模式长期主导着金融创新的监管格局，但在近年内，原则监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与认可。例如，自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成为一个原则监管者以来，美国期货市场的金融创新步伐持续加快，作为期货市场领头羊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因其骄人的业绩而备受全球瞩目。B44
面对日趋复杂和充满挑战的现代金融市场，有学者提出了“更多原则导向监管（moreprinciples-basedfinancialregulation，mpBR）”这一概念，并求证了其可行性。传统的金融监管规则体现为“以法律为中心”，即注重监管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以及形成与实施法律的过程。与这种以法律为中心的范式相比，mpBR是以监管者的角色为中心，其注重是监管的社会控制与影响效果，而不是监管权力的来源，具有横跨公私部门划分的特性，是“新治理”监管机制的反映。B45如果将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作为逻辑起点的话，mpBR的成功实施需要具备四项先决条件：（1）监管者能够处理好与“效果导向原则”的关系；（2）理念的根本转变，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被监管者均能在实现所需的监管效果过程中认清和履行自身角色；（3）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相信任和理解，在协商对话中建立良好关系；（4）监管者的活动应当有针对性和符合比例原则，并能够给市场可信的承诺。B46如果能够成功实施的话，mpBR的制度优势将来自以下四个方面：金融机构与被监管者之间信息与专业知识不对称的衰减、被监管者的私人激励目标与公共监管目标之间的更多趋同、对新的消费者和市场发展的积极回应、监管的持久性。B47这四个方面无不反映了对金融创新实施原则监管的诸多好处。
客观而言，以规则为导向的监管制度已经不能担当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重任，而通过利用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监管、强化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协商对话、实施更有针对性和符合比例原则的监管活动，mpBR显示出克服现代金融市场挑战的巨大潜力，并能够在此过程中形成更加细微、更有回应性、更加持久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举措。mpBR范式也能够成功摆脱监管捕获，有利于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形成互相信赖的关系，可以说是监管金融创新的最佳选择。B48
B43Georgea.akerlof&Rachele.Kranton,identityeconomics:HowouridentitiesShapeourwork,wages,andwell-being48-51(princetonUniv.press2010).
B44RobertF.weber,CombatingtheteleolgicalDriftofLifeinsuranceSovencyRegulation:theCaseforameta-Riskmangementapprpachtoprinciples-BasedReserving,BerkeleyBusinessLawJournal,2011.
B45RobertF.weber,newGovernance,FinancialRegulation,andChallengestoLegitimacy:theexampleoftheinternalmodelsapproachtoCapitaladequacyRegulation,62admin.L.Rev.783,838(2010).
B46Danawrey,RegulatingFinancialinnovation:amoreprinciples-Basedproposal?BrooklynJournalofCorporate,Financial&CommercialLaw,Spring,2011.
B47SimonJohnson&JamesKwak,13Bankers:thewallStreettakeoverandthenextFinancialmeltdown(2010).
B48前引B46。
七、金融监管全球合作的现实与前景
迄今为止，在欧美主导下，二十国集团（G20）已经举行了6次峰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金融监管全球合作。其中，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峰会通过了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改革议程，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建立了负责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合作的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2009年9月与2010年7月的第三、四次峰会维持了金融改革承诺，2010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五次峰会则提出要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B49目前，G20与FSB对金融监管的重点主要放在了下列五个领域：（1）资本、杠杆、流动性与周期性监管；（2）场外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3）会计准则监管；（4）高管薪酬监管；（5）对冲基金、证券化、信用评级及其机构的监管。B50
根据二十国集团的倡议，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the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等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在近两年已取得较大进展，主要表现在：（1）改革了国际金融监管治理架构。在金融稳定论坛基础上改制建立的FSB成员已扩大到包括“金砖四国”等在内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ioSCo）、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Supervisors，iaiS）等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制定和实施的协调机构。（2）加强了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了一整套降低大型复杂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工作方案，包括建立识别重要机构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对全球35家超大型跨境金融机构建立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对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慎性监管标准、降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影响等。（3）扩大了金融监管范围。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普遍性地加强了对表外衍生交易和对冲基金的监管，加强了评级机构的外部约束，提升了不同金融市场监管标准的一致性。B51此外，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了新的全球最低资本要求标准，即《巴塞尔协议Ⅲ》，B52新协议严格规定了一级资本，简化了二级资本，取消了三级资本，这将对全球金融监管带来深远的影响。
八、欧美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的启示与反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又是如此的不同。每次金融危机过后，金融法制变革便会接踵而至，这已为治乱循环的金融监管历史反复证明。但本轮的欧美金融监管法制变革并非简单的历史演绎，而是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其中有两点颇值得关注：
第一，与之前的金融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是在金融机构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业务综合化以及公司治理趋同化更加深入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导致本轮欧美金融监管改革的联动效应明显，呈现出趋同性。
B49Douglasw.arner,adaptationandResilienceinGlobalFinancialRegulation,northCarolinaLawReview,June,2011.
B50FSB,overviewofprogressintheimplementationoftheG20RecommendationsforStrengtheningFinancialStability,at2(June18,2010),availableat/publications/r_100627c.pdf?frames=0.
B51参见杨松等：《银行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7页。
B52SeeGroupofGovernorsandHeadsofSupervisionannouncesHigherGlobalminimumCapitalStandards,12September2010,/press/p100912.htm,访问时间：2012年2月28日。
B53我国青年学者邢会强博士于2010年也提出了金融法的“三足定理”，他将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同时作为金融法制的三个足，认为金融立法、金融监管目标的设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都应该在这“三足”之间求得平衡。参见邢会强：《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为了与邢会强博士的“三足定理”相区分，笔者暂且将此理论称为新“三足定理”。两个“三足定理”无论在实质内容还是价值意蕴上均存在重大差别。国内已有学者对新“三足定理”展开研究，参见冯果：《金融法的“三足定理”及中国金融法制的变革》，载《法学》2011年第9期。
第二，在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博弈中，除了偏向于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取向外，还融入了更多的金融公平因素，这使得欧美金融法呈现出人本化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加强金融集团、信用评级、影子银行的监管还是推进场外金融衍生工具的立法变革，无论是推行金融创新的原则监管还是推进金融监管的全球合作，均是为了维持公平、合理的金融秩序，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预见的是，金融法的价值目标将超越效率与安全的二元结构，改采以金融公平为“黄金底座”、以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为两翼的价值目标新范式，此即为金融法的新“三足定理”（见图1）。B53
对于欧美金融法及其监管模式，我们素来存在一种难以言说的顶礼膜拜情节。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相应的金融法制变革，再次说明欧美金融法制并非尽善尽美，因而必须打破唯“美”主义或唯“欧”主义的神话，终结欧美金融监管的话语霸权，走向民族自信和国家理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夜郎自大的姿态聊以。相反，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欧美金融监管法制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中国金融法不可能无动于衷，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应当用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向其学习，这也是中国金融法治道变革的必由进路。
theLatestDevelopmentofFinancialRegulationsineuropeanCountriesandamericaandtheirimplications
Lian-an
abstract:Uponthecurrentfinancialcrisis,europeandtheUniteStateshavesignificantlyreformedtheirfinancialregulations,especiallyonthefinancialgroups,creditrating,shadowbankingandtheotCfinancialderivatives.thereformedlegalsystemoffinancialregulationsnowfocusesonregulationonfinancialinnovationbyprinciples,paysmoreattentiontoglobalcooperationinfinancialregulation,andhighlightsthevalueoffinancialsecurity.asanemergingandtransitionaleconomy,Chinashouldbreaktheworshipoftheeuropeanandamericanmodeloffinancialregulationsononehand,andontheotherhandshouldmaintainamorerationalandpragmaticattitudeandanopenmindtolearnfromtheirexperiencebymeansofdealingwithfinancialinnovationandfinancialregulationskillfully,soastorealizecompetitivebalanceamongfinancialsecurity,financialefficiencyandfinancialequity.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启示
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金融监管模式是指一国关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法规的结构性体制安排20世纪末,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对金融监管模式作了重大改革,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其改革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革前的分业监管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型化多样化电子化为特征的金融创新,改变了英国传统的金融运作模式发生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之间的业务彼此渗透,使英国金融业多元化混业经营的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也开始经营金融产品和业务,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使英国成为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论文
然而,直到1998年之前,英国实行的仍然是以政府监管和自律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分业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时期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同时自律组织发挥了较大作用,三个证券自律组织分别负责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咨询机构的执业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在英国分业监管使得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受几个监管机构同时监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成本增加,效率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容易产生争议,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显现无余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分业监管有效性的降低,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事件后,英国国内要求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朝野上下对改革金融监管模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2.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主要内容有:
第一,成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决定由10家机构合并,组成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这10家机构包括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证券期货协会(SFa)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组织(imRo)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注册互助委员会(RFC)房屋协会委员会(BSC)互助合作委员会(FSC)由贸易工业部划转到财政部的保险监管司以及伦敦交易所的英国发行上市监管部(UKLa)1997年10月,证券投资局更名为金融监管局(FSa),1998年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责移交给FSa,FSa依法行使监管权力FSa虽然要全面负责对拥有一百多万员工的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但其机构并不庞大,现有雇员仅二千多人,这主要依靠其先进的监管手段,因此使得监管机构降低了成本,效率却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英国曾实施过较长时期的自律式监管体制,改革放弃了伦敦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体系,重建全行业的金融服务监管体系;2000年6月,英国女王正式批准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自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它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后,取代了此前制定的一系列用于监管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FSa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
第三,制定新的金融监管规则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的授权,FSa已经制定并公布了一整套宏观的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被监管机构的监管条例,主要内容有:(1)被监管者经营业务一定要诚实;(2)被监管者一定要尽职细心地以应有的技能开展业务;(3)被监管者在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下,一定要负责和有效地采取适当的谨慎态度组织和管理其业务;(4)被监管者一定要保持适当的金融资源和财力以应付可能的危机;(5)被监管者一定要遵守相应的市场行为准则标准;(6)被监管者一定要公平对待其客户,并对客户的利益给予应有的考虑和重视;(7)被监管者一定要对其客户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提供给客户的信息应该明了公平不能误导;(8)当被监管者对其客户的资产负有责任时,一定要做出适当的安排以保护这些客户的资产;(9)被监管者必须以公开及合作的态度接受法的监管,及时向FSa通报必须报告的情况
第四,确立新的金融监管理念FSa成立之初就表示将要采取崭新的监管方式,FSa负责人也十分强调FSa管理的“崭新性”与昔日英格兰银行证券与投资管理局等9个金融监管机构不同的是,FSa在监管别强调以下环节:节约有效地使用资源进行金融监管;管理层是否尽职尽责;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尽可能不压抑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鼓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有序的金融竞争;保持英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及其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征另外,在监管目标方面,FSa将通过积极关注金融发展动态,实现瞻前监管,帮助客户达成公平而合理的交易第五,建立新的金融监管制衡机制由于在新监管体制下,FSa拥有的权力非常之大因此,英国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制约机构“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Smt),并于2001年12月1日与FSa同时开始运作该法庭主要审理发生在FSa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且经双方协商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法庭对金融监管案件的审理采取闭门(对公众保密)审理公开审理两种方式,并以公开审理为主“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的成立,无疑能够促使FSa认真进行监管,有助于提高英国金融监管甚至整个金融业的法制水平此外,鉴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相互影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后,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与FSa负责人交叉参加对方的理事会,实行互相介入,以保证二者之间的有效协调这种安排能保证FSa负责的金融监管与英格兰银行负责的货币政策,在重大的宏观层面上的决策能够保持较强的互通性
到2001年12月,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4年的金融体系改革基本完成
二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的启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为一度关于央行拆分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我国由此成就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通过生效,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完善确立
伴随着新形势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创新,我国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但是毕竟历史短暂,目前的监管远远不能适应金融业迅速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甚至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抑制”,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水平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我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进一步,以“分业”为背景的中国金融业将直面以“混业”为背景的金融集团,今后中国的金融业将更加国际化,金融风险防范的任务更重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笔者对新形势下金融监管创新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1.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成为非主流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已经成为了非主流的趋势
对我国而言,虽然目前仍是一分业经营为主,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业走向综合经营成为金融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现实选择实际上我国金融业也已经出现了混合经营的苗头,金融保险证券业务已经不同程度交叉,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了大势所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怎么样适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已成为完善金融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
2.营造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环境实行效能监管金融业的任何变革和创新都离不开法律制度的革新法律环境的营造因此如何营造中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法律环境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交叉经营业务出现即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正在滋生混业经营的现实,从而金融监管及金融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无疑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又一次重大变革然而在现行分业监管过程中大多采取了机构性监管,实行业务审批制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比如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需要在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之间协调,而不同部门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向存在较大差异,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此外有的新业务成为交叉性业务,如储蓄保险同时具有储蓄功能和保险功能对于这些新业务,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在我国金融监管逐步由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英国先进的监管经验实施金融效能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缺位,努力精简监管机构的人员配置,“一行三会”既要各尽其责各行其是也要相互配合提高效率,使得监管机构运作不但降低了成本,效率反而有所增加于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所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跟上全球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浪潮而是如何在自有体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自己的分业监管模式,提高效率现阶段内如何做到效能监管便成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首要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尹灼.英国新金融监管体系述评.农村金融研究,2004,(1):51-55.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9
关键词:金融监管;“伞+双峰”;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2-0061-04
2009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金融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是继2008年3月29日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公布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以下简称《蓝图》)之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蓝图》拉开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金融体系改革序幕。而白皮书又进一步继承了《蓝图》的改革框架,同时加入了对危机的具体应对措施(如强化对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全面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等)。《蓝图》和白皮书对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世纪末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滞后于现代金融业发展的现象,恢复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信心。
一、美国“伞+双峰”式改革的制度分析
通过对《蓝图》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模式是在“伞”的基础上吸收了“双峰”的结构特点。因此,本文提出“伞+双峰”的新型金融监管模式,并对几种模式分别进行介绍,以便说明“伞+双峰”模式的合理性。
(一)伞式监管模式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通过,正式确立了伞式功能型监管模式(见图1)。美联储作为整个监管体系的总监管者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又根据功能不同来划分不同监管者的职能范围。可见,这种监管体制不是纯粹的功能型监管,它也特别加入了伞式总监管人这一元素。美联储不仅仅只负责其会员银行的监管,而且要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负责,并担负起不同职能监管者之间的协调工作。
这种监管模式保留了较多机构监管时代的残余,监管模式仍然停留在分业监管时期。因此,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形监管,其实质还是一种混业经营下的分业监管模式,监管仍是各自为政,这隐含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的内在矛盾,并在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中有了集中的体现。
(二)双峰式监管模式
典型的双峰式监管模式是taylor提出的基于监管目标来设计监管体制的思想的一部分(见图2)。taylor指出,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合规(行为)监管。为此,taylor提出了双峰式监管模式。[1]
它是在金融业综合经营体制下,对完全统一和完全分业监管的一种折中模式。这种监管模式基于监管目标长期稳定的前提,将所有金融产品都置于两个目标监管机构的监管之下,理论上能够较大地消除监管漏洞。同时,监管目标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和监管冲突。[2]
(三)“伞+双峰”的新型监管模式
从图3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蓝图》所希望建立的监管模式兼有伞和双峰两种监管模式的特征,是对两种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其中不仅包括美联储作为总监管者的核心地位,更引入了双峰式模式的两个不同监管目标的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局和商业行为监管局。
新监管模式将监管体系分成三大部分:一是着眼于解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问题的市场稳定监管;二是着眼于解决由政府担保所导致的市场纪律缺乏问题的审慎金融监管;三是着眼于对商业行为和消费者权益的商业行为监管。[3]其中,市场稳定监管者(美联储)充当“伞+双峰”的“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因此,笔者认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提出“伞+双峰”的监管模式。
二、“伞+双峰”模式的优势分析
(一)实现了成本与效率的最优化
繁多且职能相同的金融监管机构使得美国监管成本异常昂贵,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20%,是被监管企业沉重的负担,从而刺激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业务。改革以后,金融机构将不会再忙于应付不同监管者的重复检查,而只需要向两个职能明晰的监管部门报送不同的材料,这将较大地消除监管重叠,节约监管成本。通过牵头监管机构(美联储)的定期磋商协调,监管机构间相互交换信息和密切配合,避免了多重监管机构之间互相协调的成本和难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二)实现了统一与制约的平衡
由于监管目标的不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监管机构之间的制约作用。同时,各监管主体在其监管领域内保持了监管规则的一致性,既可发挥各个机构的优势,又利于贯彻监管指令,同时防止了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另外,新模式避免了由于较多同一或相似职能的监管者监管同一类型金融产品所导致的恶意监管竞争。在新监管模式下,每个目标监管机构都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单一目标的排他性监管,从根本上消除了监管者之间的恶性竞争,进而减少了因大公司频繁倒闭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
(三)保证了信息交流的顺畅
现有的监管体制使美联储难以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实时监管,使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及时传达至美联储。根据规定,除非出现重大危机事件,美联储不得对本由职能监管部门所监管的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监管。但是,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同时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支付结算体系的管理,其做出的决策往往会对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由基层反映出的信息不能及时传导至美联储,将导致联储做出决策时有较大偏差,这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美联储由于信息缺乏使得本可化解的危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新监管模式由于消除了不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障碍,使得美联储成为最终且唯一的实际信息汇总者,这对于提高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和美联储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避免了功能划分不清的混乱
伞式功能监管的主要缺陷在于其以功能作为唯一监管标准。然而,不是所有金融产品都能够确切划归为一种特定功能种类,而且金融产品的功能往往是多样的,根据其中一个功能将其分配给一个功能监管者必然导致监管漏洞。[4]这就使得功能型监管模式一旦确立就缺乏长期的稳定性,而目标型金融监管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这一点。无论金融产品的功能如何复杂,其监管目标都是不变的,即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审慎性监管和以降低非系统风险为目标的合规性监管。正如Goodhart所说,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只有在监管责任明确的前提下,才能讨论监管责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只有监管机构明确各自的监管目标,才有可能产生明确的内部控制重点,避免各监管目标之间的冲突。[5]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金融产品的融合使得功能型监管丧失了有效性,而目标划分明确的目标型监管模式则重新得到重视。
三、“伞+双峰”模式的缺陷分析
(一)加剧央行监管职能的负面效果
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性和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性,中央银行责任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干扰,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银行监管的效率。同时,负有监管责任的央行为了不成为金融危机中受指责的对象,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存在过度借贷倾向,从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即金融机构利用中央银行的援助来减少内部风险控制的成本,并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弱化了市场力量对经济主体的约束,致使其行为扭曲,严重影响监管的效果。蓝图不仅没有分离美联储监管权,反而使其监管职能空前扩大,这必然导致央行监管权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大。长期来看,改革难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不利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白皮书在这一点上进行了修订,建议创立由美国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与美联储进行权力制衡。同时,美联储在实施紧急借贷方面的权力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财政部的限制。然而,一旦出现类似严重金融危机之时,财政部是否会有效行使其权利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在美联储史无前例地援助房地美和房利美中非常明显。
(二)残留双峰式监管的固有缺陷
双峰式监管的弊病主要表现为较差的适用性。正如taylor所说,双峰式监管模式可能存在监管上的“灰色区域”,即使不同金融产品的监管目标是一致且长期不变的,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监管手段和侧重点仍存在差异,而每个监管目标只设立一个监管机构并不能保证处理好这些差异。[6]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合并就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监管问题。CFtC监管的市场是为全球贸易提供私人资助的保险的市场,投机者在其中作为个人保险人承担套期保值者所转嫁的风险。因此,只要交易是合法的,CFtC就必须对市场方向保持中立。而SeC管理用于筹集和转移资金的投资市场,由于绝大多数证券不具有保险功能,大多数投资者只能从价格上涨中获利,因此,SeC必须采取限制股票价格的做法。将CFCt并入SeC只会使得SeC将以往用于监管证券市场的做法应用于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而即使新的SeC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国会也可能因为监管的双重标准对其监管产生质疑。因此,监管漏洞的消除只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同时,一些学者担心,金融安全局可能会以金融安全为尚方宝剑,凌驾于金融监理局之上,从而使金融监理局处于从属地位。[7]
(三)难以避免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由于金融创新使得索偿权传递链条越来越长,机构的作用愈发显得重要。但是,其中许多机构(如抵押贷款公司)的运行不受金融安全网保护也不接受银行监管,其行为却仍然具有系统性影响。由次贷危机的发展可以看出,危机最初源于银行体系之外的市场问题,但通过一系列传导途径威胁到了银行体系的安全,而且这种威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国乃至全球迅速扩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传统的政策工具针对新型市场风险的有效性极差。[8]但从《蓝图》中并没有看到对于这类新型安全问题的制度安排,《蓝图》中唯一能够有所反映的是成立联邦按揭监管委员会,对按揭产品进行标准化,这只是简单地将金融安全网进一步扩大到抵押贷款领域,而白皮书也只是将监管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由此可见,改革措施不可能不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最后很可能只是针对次贷危机所暴露出问题的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设计出一套应对类似风险的运作机制。此外,这次改革是将两个旧的监管模式进行合并,而这两种监管体制能否有效衔接并最终实现“1+1>2”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功能型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美国的金融发展与稳定,因此,在现有监管模式中加入目标型监管模式是改革的必然趋势。美国宣布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着重对其监管模式做了调整,由原来的伞式功能型监管跨越到一种新型的“伞+双峰”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综合了伞式和双峰式目标型监管的优点,通过协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美国目前功能型监管的不足,保证了监管的效率及信息交流的顺畅。“伞+双峰”式监管模式代表了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向,对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
然而,此次监管体制改革还存在诸多困难。首先,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各方面分歧严重,使得方案的实施困难重重。[9]其次,与《蓝图》的最初立场(应对来自欧洲大陆重新获得生机的传统金融业的竞争,激发华尔街金融创新的能力,彻底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竞争力落后于欧洲及部分新兴市场的局面)相比,《蓝图》实际的改革路径无法不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其体系的前瞻性和彻底性将深受局限,很难达到预期的改革效果。[10]这些都预示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实施之路将相当漫长。■
参考文献:
[1]michaelw.taylor.twinpeaks:aRegulatoryStructureforthenewCentury,CenterfortheStudyofFinancialinnovation[J],London,1995,December.
[2]李宏瑾,项卫星.论各国金融监管的体制安排问题[J].世界经济文汇,2006,(1).
[3]邓翔,李雪娇.“次贷危机”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8).
[4]姜立文.金融功能监管模式新论[J].华北金融,2008,(2).
[5]Goodhart,C.a.e.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BankingSuperision[m],FinancialmarketsGroup,LSe,2000.
[6]marcQuintyn,michaelw.taylor.RegulatoryandSupervisoryindependenceandFinancialStability[R].imFworkingpaperwp/02/46,2002,march.
[7]赵静梅.美国金融监管结构的转型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12.
[8]李政.从美国次贷危机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J].海南金融,2009,(4).
[9]Henrym.paulson,Jr.,RobertK.Steel,DavidG.nason.theDepartmentofthetreasury―BlueprintforamodernizedFinancialRegulatoryStructure[R],march2008.
[10]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大变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评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StudyonthetendofRegulationandSupervisionReforminamerica:
“theUmbrellaandtwinpeaks”pattern
ZHUYao-yao,LiChen
(DepartmentofFinance,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79,China)
金融监管大变革篇10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之后，央行表示要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责任，表明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将坐落在央行。
那么，我国为何选择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监管协调机制，又为何要在央行设立办公室，协调之后，一行三会在权力结构上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在实现产品监管全覆盖后，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
曹远征认为，此次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确立是向综合监管迈出的第一步。其创新之处在于强化产品监管，不仅仅要实现监管上的全覆盖，还意味着实现产品全覆盖。
这种表面趋严的监管改革，长远来看，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空间。曹远征分析，在改善融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的大趋势背景下，综合监管伴随着功能监管和产品监管转型，这必然带来对现有金融机构功能转型的确认与接纳，最终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发展不同的产品，塑造成不同的类型，进而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金融市场由此百花齐放、产品风格迥异。综合监管第一步
《财经》：您认为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什么地方？
曹远征：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项任务、四项原则，确定了中国金融的发展方向。第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第二，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这三点是有逻辑性的，第一点最重要也是基础，实体经济和金融是皮和毛的关系，只有固本强基金融才能持续发展，因此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兵突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管控风险，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四项原则是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这四点是达成上述三项任务的实施原则。
其中，在体制安排上最大的亮点是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财经》：金融回归本源，意味着金融行业怎样的发展趋势？
曹远征：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回归本源是金融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加强金融和服务，这意味着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发展，也意味着可能不会有过多的金融衍生品和过度的金融繁荣。金融危机也表明，过去市场上许多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在西方也都开始禁止，在中国金融市场上也不可能允许出现，比如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构性衍生工具，比如资本市场上裸卖空等等。
《财经》：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背景和核心原因是什么？
曹远征：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旨在实现上述三项任务，其中，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其中应有之义，加强监管是基于现有事实：中国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产品层次上已经出现交叉、混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事实上已经相互连通。但是监管层次依然是分业的机构监管模式，这种分业监管情况下，风险点主要出现在产品交叉上，体现为影子银行业务。
影子银行是不纳入监管的金融业务，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影子银行业务是金融创新的反映，例如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是在一级市场已经完成发行，从而出了资产负债表，但是由于二级市场没有流通，风险不能完全释放，从而没有彻底出资产负债表，所以变成了影子银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除了让影子银行回归资产负债表，受资本充足率约束以外，更重要的方向是彻底出资产负债表，也就是资产证券化，从而实现透明化，使风险在市场得到释放。
尽管各国都有影子银行问题，影子银行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心，这也构成中国此次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因，金融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型，凸显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作用。
《财经》：您觉得哪些风险点值得关注？
曹远征：如果影子银行是金融监管的重点，这一轮中国影子银行业务发展的特点是同业存单的盲目扩张。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同业存单获得资金，并投向诸如信托、证券等类金融产品，流向中国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造成杠杆率高企，而且风险不透明。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使风险可辨识、可确认，除了通过金融机构自查使其回到资产负债表以外，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将其纳入监管，使其透明化。为此，今年初，一行三会发过相关文件要求金融机构进行彻查，今后，还会在透明化方面有更多监管要求。
《财经》：监管机制调整之后，监管上将有哪些实质性变化？
曹远征：这次金融监管体制调整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方向转变，核心是产品监管，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实现金融市场监管的全覆盖，还意味要着实现金融产品全覆盖，无论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公司，业务和所有产品都要纳入监管范围，进行无缝衔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这意味着承认金融机构从事的交叉经营，换言之，就是允许现在金融机构向混业方向发展。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会推动监管体制的改革，而监管体制的调整也会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对比历史，从1993年证监会成立到现在的20多年期间，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而不断调整，这种调整不在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变化，而在于金融监管内容和监管办法的改进。过去我们的监管原则是机构监管，现在要转变为功能监管;并且，是由过去的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型。这对监管者来说要求监管能力大大提高，这就是文件提到的监管要做到精细化管理。
《财经》：在这次的监管体制调整中，央行的作用在加强，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监管协调模式？
曹远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开始反思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问题，人们发现，金融活动通常都是顺周期的，结果是杠杆率持续高企，高杠杆就意味着高风险，因此，为了防范风险，监管部门必须逆周期操作，也就是宏观审慎管理问题。关于这点全球已经达成共识，反映在巴塞尔协议Ⅲ上。从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来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宏观审慎管理的操作工具是一类工具，由于工具一致性，央行因此成为承担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主体。但是，央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并不能取代行为监管，所谓行为监管就是合规性监管，而且需要时时进行。从而，监管在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了两类管理，一类是和经济周期相关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第二，和金融机构行为相关联的行为监管。如果，将这两类管理彻底分开就称之为“双峰模式”，这就是英国的监管模式。
经验证明，英国的监管模式是目前各种监管模式中较好的一种，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这次，中国监管体制改革也是把宏观审慎管理和行为监管适当分离，央行成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主体，相应地其他三会也可能在监管内容和监管办法上做相应的调整，重点是加强行为监管，我们认为，这就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央行的含义所在。
《财经》：金融监管机制调整只是金融改革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金融业会如何发展？
曹远征：这次金融监管机制改革是向综合监管迈出的第一步，目前仅仅是把监管架构搭建起来，进而要做到功能监管，最重要的是落实产品的监管，实现无缝衔接才能体现综合监管。这对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监管体制调整的基础上，监管体制调整也会为金融机构提供新的发展空间。金融机构是风险配置机构，金融产品是一个风险合约，金融机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契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加强风险管理，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和产品体系，避免同质化、雷同化，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市场摆脱千行一面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40年前中国没有金融机构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还隶属于财政部。改革开放以后，金融机构开始涌现，金融市场才开始得到恢复，经过40年形成今天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增多，金融机构也从政府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形成今天“一行三会”的专业监管格局，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中国金融和中国实体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展望未来，经验表明，只要坚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中国金融一定会呈现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监管权力结构变化
《财经》：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在您来看，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曹远征：之所以在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原因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最重要的是杠杆率高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三去一降一补”，“一去”就是去杠杆，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排，因此需要一个高层次的机构来进行部署、协调。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稳定”的含义就是稳妥去杠杆，以防范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按照中国政府机构的设置惯例，委员会通常需要有一个实际操作办公室，这次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央行，是因为央行拥有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可以根据需要动用这些工具，达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统一，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央行协调三会进行相关操作，以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财经》：那么，未来一行三会的权力结构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曹远征：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安排下，央行主要是行使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三会未来主要在宏观审慎框架下进行日常的行为管理和行为监管，由此形成一个无缝衔接的金融监管体系，覆盖整个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信贷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有产品，这样就可以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影子银行也因此透明化了，只有辨识风险才能控制风险，这是监管的含义。
《财经》：这次会议确定了央行宏观审慎管理责任，这与央行货币政策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曹远征：所谓货币政策是总需求管理政策，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经济危机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管理总需求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影响银根从而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尤其成为反危机、反周期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但是从央行历史来看，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就有央行存在，央行存在的理由是银行的银行，是作为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其含义是维持金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央行不仅具有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责任，而且还负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责任，这是当代央行的天然属性。现在讲宏观审慎管理就是强调央行天然属性的金融稳定这一责任。
由于金融稳定责任的工具和货币政策的工具是一套工具，央行就要综合考虑经济波动问题和金融稳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做更细致区别，所谓货币供应量就是调节总需求的问题，所谓流动性的松紧就是金融稳定问题，两者的联系就是利率。因此，央行考虑政策时不仅仅要考虑总需求，还要考虑金融问题，要将金融稳定目标和货币政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把金融稳定目标和宏^调控目标结合起来就是宏观审慎管理，为了更好履行这一责任，与三会的协调是必要的。
《财经》：对比历史，中国金融监管也曾经历了从综合到分业，再从分业又到综合的循环，未来会是什么趋势？
曹远征：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但是从来不会重复。其实从中国金融改革40年来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机制，是财政主导型经济，没有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从而也谈不上金融监管，是行政权力在配置资源，从而是大一统的，和现在的中国监管是有本质区别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机构增多，金融专业监管的必要性日益提高，金融监管开始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资本市场发展，首先证券市场监管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成立证监会;随后是保险监管从行政权力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保监会;直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形成了分业监管的体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顺序和状况不同，逐渐形成了现有的监管格局。
目前，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发展需要，金融机构也转型，出现交叉经营的状况，也需要金融监管做出调整。那么，由此也就出现了从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转型。因此，可以看到金融市场发展是推动监管体制调整的动力，金融永远是创新的，金融创新带动监管创新，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核心是防范风险。配套体制改革
《财经》：本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您如何理解这里的“深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曹远征：从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市场导向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市场导向。
坚持市场导向是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要原则之一，除了金融微观体制改革外，在宏观上集中体现为利率市场化，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利率市场化就是形成健全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要求国债贯通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成为无风险收益率的基准。各种金融产品是围绕这一基准形成期限、价格、结构相对合理的产品体系，从而形成金融市场体系，由此，金融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协调进行。
第二，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为一体，这也决定中国金融必须国际化，其实，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这一趋势的反映。那么，这就要求稳妥进行资本项下开放，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观察，由于人民币在去年10月1日正式纳入SDR，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汇率问题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人民币的利率问题，从而资本项下开放就是人民币本币开放问题，中国金融市场由此就与国际市场相连通。目前推行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债券通就反映了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峰会上，丝路基金以人民币增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设立基金;开行和进出口行以人民币进行各项安排，就是资本项下本币开放的具体反映。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问题，为此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财经》：有分析认为，我国的金融体制从单方面的推进要素自由化向国企改革、财政改革以及金融组织体系商业化改革迈进了，您怎么看？
曹远征：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决定了中国改革也进入了新阶段，顶层设计，相互配套，整体推进成为改革的重要特点。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去杠杆，核心是去僵尸企业，从这个意义来讲，只有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为金融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金融w制改革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相配套，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地方债务可持续问题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是财政体制问题，因此，只有财政体制配套改革才能为金融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