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1
【关键词】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6）17-0057-03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2015年3月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将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上市金融企业包括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主体，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众多方面，在中国资本市场与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进行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在现阶段，上市金融企业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通过这种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发挥资本市场的信号传递功效[1]。鉴于此，有必要对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特征与质量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二、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特征
（一）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分析
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载体是社会责任报告，本文研究样本选自中国证监会2015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的金融类上市企业（不含上市未满一年、尚未过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上市公司共43家，其中银行业16家、保险业4家、证券业19家、信托4家。近年来，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情况见图1。
不难看出，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比率逐年增加，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已经逐渐形成普遍共识。2005年上市金融企业首次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至2011年，报告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13年起，上市金融企业全部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金融企业达到43家。此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周期以年度为基本期间，按照会计年度实施披露，保证了一定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二）社会责任报告次数分析
对上市金融企业2010―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累计次数进行考察，可以得到统计结果如图2。
可以发现，第一，连续5次以上（即自2010年以来）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金融企业有33家，占同期上市金融企业总数的86.8%；连续3次以上（即自2012年以来）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金融企业有39家，占同期上市金融企业总数的92.9%。与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分析结论类似，显示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普遍受到高度重视，逐渐成为常规事项。第二，银行、保险业社会责任报告累计次数显著高于券商和信托行业，可能的原因在于银行和保险行业与国计民生的关联度相对更强，面临的政府与社会公众监督力度更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动意愿更为充分。唯一连续10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金融企业是浦发银行。
（三）社会责任报告篇幅分析
社会责任报告篇幅能够反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充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金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2010―2014年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平均篇幅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篇幅除了在2012年减少之外，其他年份均呈现增长趋势，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充分程度逐步增强。第二，不同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篇幅存在显著差异。按照篇幅从长到短依次为保险、银行、券商、信托。保险和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相对更加丰富，披露信息更加充实。此外，参照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篇幅整体长于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四）社会责任报告名称分析
在2010―2014年上市金融企业共的195份社会责任报告中，仅兴业银行历年的社会责任报告以“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名称，除此以外，其他上市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均以“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责任”为题。见表2。
三、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考虑到研究问题的时效性，在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实施分析时，主要以上市金融企业2013年至2014年的85份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围绕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完整性、可信度和规范性展开分析，综合考察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特征。
（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完整性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完整性分析，主要从社会责任报告框架结构、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等视角展开。
1.社会责任报告框架结构
社会责任报告框架结构主要探讨社会责任报告的前言和后记部分，见表3。
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前言、后记部分的完整性均不够理想，前言部分结构不够齐全，而报告后记部分存在较大程度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结构的8个具体指标中，有4个指标的披露比例在60%以下，且相当数量的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尚未引进外部评价，直接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2.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
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主要围绕责任战略、责任治理、责任融合、责任沟通四个维度展开，见表4。
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相对完整，其信息披露程度优于报告前言、报告后记部分，社会责任管理已成为上市金融企业日常管理的重要环节，大多数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治理，重视推进社会责任融合与沟通。从行业特征来看，银行和保险业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程度相对较高，券商和信托社会责任管理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相对偏低。
3.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
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普遍披露了常见的利益相关者，并说明了社会责任绩效履行情况，这也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键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指出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应该包括推动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推动环境、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以及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等[2]。利益相关者一般包括股东、雇员、社会、环境、政府等，结合社会责任报告内容，面向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情况见表5。
社会责任绩效信息披露得到了上市金融企业的普遍关注，对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回应范围在88%至100%之间，由高到低分别为市场绩效、政府绩效、雇员绩效、社会公众和环境绩效。从社会责任报告具体内容来看，上市金融企业均侧重于公司经济效益方面的描述，所占篇幅较大；而商业伙伴、员工参与管理、社区建设和环境管理等方面信息披露深度相对有限。
（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信度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信度分析，主要围绕信息披露客观公正与真实可靠展开。上市金融企业普遍以正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主导，负面信息披露极度匮乏，仅有1家企业（中国太保）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可见部分负面社会责任信息。事实上，上市金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在各种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负面信息，可能的原因在于避免传递不利信息以维护企业良好形象，影响资本市场表现。此外，85份社会责任报告中主动提交第三方机构实施鉴证的仅占30%，占到上市金融企业一半以上比重的券商和信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部未提交第三方机构鉴证，反映出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第三方鉴证的主动意愿很差，总体信度较低。
（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性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性主要考察社会责任报告编制依据[3]。大多数企业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2600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以及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指引为参照，见表6。
从表6可以发现：第一，约有30%的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未说明依据任何标准，反映社会责任报告规范性仍然具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二，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依据呈现多元化特点，可能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可比性。第三，上交所、深交所制定的相关指引、指南以及的相关通知是参考最多的标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也是上市金融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参考依据，这说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于监管政策导向较为敏感，企业也比较重视社会责任报告与国际接轨程度。
四、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完善建议
第一，深化社会责任管理意识，倡导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上市金融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理应强化管理当局社会责任意识，建立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形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示范效应，发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信号传递效用，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第二，规范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提高信息披露完整性与可比性。尽快出台上市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标准，规范社会责任报告基本框架、主要内容与时间，明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事项，建立社会责任报告信息长效机制，从而改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信息含量。
第三，引导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式，提高环境信息披露可理解性。逐步加强量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形成对定性信息披露内容的互补；提供比较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面和负面信息披露相结合，实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审验制度，引入社会组织监督机制，促进金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高。
【参考文献】
[1]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目标与理论基础――国外研究综述[J].会计研究，2010（3）：86-92.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2
我国金融机构实施道德会计报告的现状
1、金融机构受托责任缺乏，没有社会会计理念，对道德会计的认识不足。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垄断性，缺乏激烈的竞争环境，长期在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受托责任意识淡薄，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缺失，使得金融机构在日常的经常活动中过分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略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很难有效解决，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的原因不愿为此担当责任。但是中小企业由于承担着重大责任的社会责任，尤其提供了我国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同时其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中小企业的兴衰不仅关系到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宁与否。但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对此没有主动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这个问题，许多中小企业因此面临着生存的危机。2、金融机构缺乏公民意识，没有对相关利益者的关注。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支持。因此，金融机构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这些相关利益者包括员工、顾客、社区、政府和供应商。我国金融机构目前对于相关利益者的关注程度较弱，甚至侵犯了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如金融机构过分强调效益，而没有思考公平性，管理层和员工间的收入悬殊，极大地影响了基层员工的积极。对员工过分强调金融机构利益，而忽视了对员工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应该通过道德会计报告进行管理，关注他们的利益，避免利益冲突造成对金融机构的伤害。3、道德会计没有广泛为社会所接受，缺乏社会基础。道德会计是新兴的事物，没有广泛地为社会所认知。由于道德具有虚幻的特点，无法进行标准的规范计量。另外，由于道德会计报告反映了金融机构真实而全面的经营情况，其中不愿为社会所获悉的相关信息也必须披露，使得金融机构变得更加透明，金融机构的管理层会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所以，道德会计报告缺乏金融机构广泛接受的基础，认同度不高。相关利益者也缺乏对道德会计的认识，没有对金融机构提出编制道德会计报告的意愿，所以其社会基础薄弱。4、管理理念落后，管理者不愿意接受社会相关利益者的监督，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缺乏对创新和变革的偏好。道德会计报告要求根据会计财务报告披露的原则，遵循公开性、包容性、外部核实性和持续提高等原则，这样使得金融机构的大量信息必须公开。由于金融机构的管理观念的落后和个人利益的考虑，管理者不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所以道德会计报告的实施和公布实施较难。另外，对于道德会计报告的实施是据于自愿的原则，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缺乏实施的法律基础，所以道德会计报告的实施在目前较难推进。5、金融机构缺乏明确、真实和公正的编制道德会计报表的基础，同是也缺乏统计检验及其他审计方法。金融机构由于信息的不对策，以及道德的虚幻性和不易计量的特性，无法通过正常的会计和统计手段对此进行计量分析，缺乏建立相应评价指标的能力。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道德会计开始实施阶段没有参照对象和数据，无法进行横向和综向的比较，也缺乏相应的统计检验和其他的审计方法。据于现实情况，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编制会计道德报告缺乏良好的基础和参照标准。6、没有相应的推动道德会计报告实施的机构道德会计由于是根据各金融机构自愿的原则进行，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所以道德会计报告的实行缺乏相应的机构推动。7、缺乏良好的经济环境。在健康的经济环境中，相关各方的力量活动，道德会计过程就越有效。因为利益各方会采取措施积极关注金融机构的社会业绩。我国目前金融机构所处的经济环境缺乏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管理受到各方的干涉和影响。编制道德会计报告的准确度因此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难以遵循公开、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实施，道德报告的质量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我国金融机构道德会计报告的编制
1、编制原则编制道德会计报告须遵循包容性、可比性、完整性、发展性、管理政策与系统、披露、外部核实和持续提高等原则。2、相关利益者的确立员工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员工的积极性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发展。所以，在编制道德会计报告的时候首先要关注员工的利益，将员工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企业的持续发展。顾客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稳定忠诚的客户是企业生存的基础，金融只有保持良好的客户关系，才能维持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社区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值得关注的，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业的竞争将不断增加，如何维系同社区的关系是金融机构思考的问题，社区的发展是金融机构发展的保证。金融机构同社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能够保持各方面的关系，同时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可以为金融机构创造丰盈的利润。期不远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在自身创设金融产品的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销售产品。如，银行网点作为金融服务的终端，不仅自身提供各种银行的服务，而且也为保险、基金和信托等其他行业的产品提供销售渠道，所以金融机构在编制道德会计报告时必须考虑供应商的利益。金融机构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保持自身利益的平衡发展，所以在编制道德会计报告时就要全面系统地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保证各方利益的协调发展。3、确立道德会计的内容道德会计报告的内容应该包括产品与营销、内部政策与运营、与供应商和特许经销商关系、慈善事业、表明立场、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向社会展示其社会价值。4、设计业绩指标设计（1）人力资源首先必须关注人力资源，因为它是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员工队伍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生存，没有一支忠诚的员工队伍，任何良好的企业发展战略无从实施，直接影响其生存和发展。在人力指标的设计中，工资差别是要特别对待，如果差别过大会严重影响员工的积极性，妨碍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要建立机会均等的相关统计，保证金融机构内部的公平竞争，使金融机构充满活力。（2）健康和工作安全关注员工的身体，加强员工的健康管理，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认同感。对于员工的病假和缺勤率、事故与意外率等，要作为公司的指标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3）顾客投诉与调查顾客的满意度是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投诉率反映了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并且直接关系到客户利益。所以，作为重要的指标在道德会计报表中反映出来。同时将其结果应向相关利益者公布，表明金融机构对客户利益的重视。（4）公平交易金融机构的交易由于其受托责任，而且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所以在交易中，金融机构要严守公平交易的原则。在该指标中实事求是地披露公平交易的比例和定价结构，对于不公平的交易要加以改进。（5）股利、股价的波动对于股东来说，金融机构股价是最重要的指标。通过股价可以反映出其经营状况和业绩，反映出社会对其未来的预期。良好的业绩不仅是对股东的回报，也是对社会的贡献。所以，股价和股利的指标在道德会计报告中摆在重要的地位。（6）参与服务社区服务和慈善活动金融机构参与社区服务，将自身作为社区的重要成员，可以向社区展示自身的价值，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同。积极参加慈善活动，为社会作出贡献。通过这些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3
关键词:香港;反洗钱;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7-0064-04
一､香港反洗钱监管情况概览
香港是一个拥有超过600多家银行､保险和证券机构的国际金融中心｡长期以来,香港一直致力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自1989年制定《贩毒(追讨利益)条例》起,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预防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活动法律体系与组织架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
香港反洗钱监管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将罪犯绳之于法;二是预防金融系统被利用｡对此而采取“五管”政策:立法､行政指引､执法､宣传与教育､国际合作｡金融监管部门的反洗钱监管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根据国际标准制订金融业的反洗钱活动指引;二是发放有关高风险对象的指引及通告;三是检查业界对指引的执行情况等[2]｡
(一)香港反洗钱法律体系
香港制定和实施了有效的法律制度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并不断加以完善｡法律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1.反洗钱基本法律制度｡主要包括1989年《贩毒(追讨利益)条例》､1994年《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2002年《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等｡《贩毒(追讨利益)条例》是打击清洗黑线的主要武器,目的是追查､冻结和没收贩毒收益,防止毒贩清洗黑钱保留不义之财,该条例与《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是香港打击清洗黑钱的法律基础,两个条例于1995年进行了修订｡《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全面实施了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的强制执行部分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提出的特别建议,规定严禁在香港境内的人向提供资金或收集资金,并规定必须就怀疑的财产作出披露｡[3]
2.监管部门行业指引｡金融监管部门分别针对银行业､证券及期货业以及保险业做出了行业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指引,用以指导金融业开展反洗钱工作｡香港金融管理局制定了《银行业条例》和《防止清洗黑钱指引》[4]及其《补充文件》[5],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反洗钱活动的基本政策和程序;查证业务申请人的身份;保存开户及交易记录;识别及举报可疑交易;职员教育及训练等｡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制定了《证券业及期货条例》和《防止洗黑钱及筹资活动的指引》[6]｡保险业监理处制定了《保险公司条例》和《防止洗黑钱及指引》[7],规定了保险机构客户接纳､身份查证､记录保存､识别及举报可疑交易及资源的甄选和培训等方面的政策和程序｡
(二)香港反洗钱组织架构
香港财政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是香港反洗钱主管部门,为“打击清洗黑钱及反恐融资中央统筹委员会”提供秘书服务,负责制定反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整体政策,构建制度框架,统筹特区政府各部门､单位的反洗钱及反恐融资的政策及措施以符合国际标准｡参与部门律政司､警务处､海关､廉政公署和金融监管部门(香港金融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保险业监理处)｡
金融监管部门作为金融业监管机构,根据国际标准制订行业反洗钱活动指引,通过有效监管,防止金融体系被用于清洗黑钱,促使金融机构协助举报可疑交易活动｡香港警务处负责反洗钱情报和执法｡1989年,警务处和香港海关联合组成“联合财富情报组”,履行反洗钱情报中心的职责,设于香港警务处内,它不是一个独立部门,只是一个小组,人员由警务处与海关人员混编组成｡主要职责是:收集及分析可疑交易报告;向调查执法机构(警务处､海关､廉政公署及入境事务管理局)提供情报;保存电子资料库;回复举报,反馈处理情况,研究个案;办理汇款及货币找换商登记;举办防止洗钱讲座及提供培训等｡“联合财富情报组”不负责调查可疑交易,可疑交易的调查由香港警务处调查科､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及香港海关调查局执行｡
(三)可疑交易报告与洗钱罪案例
香港没有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只要求金融机构和指定非金融机构发现可疑交易向联合财富情报组报告｡香港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主要以主观判断为主,不以金额大小为标准,机构和个人认为可疑就可以报告｡同时,香港法律第25a条规定,任何人知道或怀疑任何财产代表一宗贩毒罪行或可公诉罪行的得益,或与该等罪行有关,需尽快将知道或怀疑的情况披露,如不举报,最高刑罚是罚款五万元及监禁3个月｡
举报人可以通过联合财富情报组的可疑交易报告管理系统网上举报可疑交易,也可以通过邮件､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方式向联合财富情报组举报｡可疑交易报告包括客户背景､交易类别､交易详情和交易可疑的原因｡联合财富情报组收到举报后进行初步分析,并向报告机构(金融机构或指定非金融机构)逐笔回信确认｡自1994年起,联合财富情报组收到的可疑交易报告逐年增长,尤其是在“9.11”之后,但近年来可疑交易报告开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目前,香港金融机构提交的可疑交易报告占绝对比重,2007年最高值达到15457笔,其中银行有12789笔｡特定非金融企业及行业占笔很少,如2008年秘书公司､公司分别只提交了4笔和3笔｡
截至2008年底,香港以洗钱罪成功的案例达到734宗,约1010人被检控,充公4.8亿港元,被冻结而有待充公的资金达到28.95亿港元｡
二､香港反洗钱监管的主要特点
(一)风险为本原则的广泛应用
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要求监管部门对监管对象进行风险识别和分类,对高风险的监管对象采用更全面而详尽的监管措施,对低风险的监管对象采用简化监管措施｡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对银行､证券期货及保险行业下发的反洗钱指引中均要求金融机构按照风险为本的原则对客户身份进行查证｡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在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中也采用了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如香港金融管理局推行了一套以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制度,对银行反洗钱活动风险状况进行评估,按照风险水平制定监管方式｡香港联合财富情报组也采用风险为本原则对有关机构上报的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初步核查,对高风险的交易进行全面调查｡
(二)有效的“认识你的客户”程序
香港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认识你的客户”程序,并认真加以落实｡比如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防止清洗黑钱活动指引》的《补充文件》对查证客户身份提出了指引,要求银行业采用风险为本原则,查证客户身份,对政界及其有关人士､不合作或其他高风险国家及地区以及打击筹资活动的管控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香港金融机构也十分重视“认识你的客户”,多数银行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一是明确了高风险地域､高风险行业以及高风险产品的标准;二是自行开发程序查询客户身份(主要是查证客户是否为联合国制裁的机构和人员等重点人物);三是建立了审批程序,根据客户风险程度大小,提高审批层次｡
(三)“SaFe”可疑交易识别方法
“SaFe”是香港联合财富情报组推行的可疑交易识别方法｡“SaFe”方法分为四步:第一步,Screen(审查)｡初步评审交易是否可疑,比如对于言辞闪烁的客户､与犯罪分子或有关国家的人士､通过汇款人或用支票缴付的款项､与客户背景或身份不符的活动以及政治人物,予以特别关注;第二步,ask(提问)｡有技巧地向客户提问并留意客户反映,比如询问交易原因､款项的来源､最终收款人等;第三步,Find(翻查)｡主要是翻阅客户纪录,确定过去交易的活跃程度和交易类别;第四步,evaluate(评估)｡评估所掌握的资料,判断交易是否可疑｡以上步骤完成后,如果确定交易可疑,要填写可疑交易报告｡
(四)富有激励作用的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
为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先后推出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如香港金融管理局于2005年6月推出一套银行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主要目的一是让银行持续评估自身执行反洗钱规定情况,鼓励银行及早发现不足并及时予以纠正;二是有助于金融管理局评估银行体系的清洗黑钱风险,并识别风险指标,并据此制定长远监管指引｡
(五)将审计手段有效运用于反洗钱监管
在香港,通过审计公司的审计获得相关信息是监管部门进行反洗钱监管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渠道｡比如金融监管局明确规定审计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应该有反洗钱报告,洗钱信息会通过审计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或其他审计报告到达金融管理局,金融管理局有时会到金融机构进行反洗钱检查,但更多是委托某个审计公司到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进行审计｡与审计相配套的是审慎严格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程序,监管部门如果通过审计公司或其他渠道发现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通常要向其发出意见书,列举存在的问题,并建议进行整改｡如果金融机构按意见书要求按时整改,监管部门不再予以追究;如果金融机构不予理睬,也不说明理由,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特别审计和考核｡如事实确凿,将给予金融机构警告,情节严重的除给予罚款外还可取消金融机构董事资格或取消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
(六)与监管对象的良好合作关系
香港金融监管部门通过与监管对象之间开展广泛､密切的合作,确保反洗钱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比如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行业反洗钱指引时,注重吸收行业公会和机构的意见,得到了业界的密切合作,使得反洗钱指引能够切实符合实际需要并顺利推广｡
三､香港反洗钱监管经验对内地的启示
根据内地金融业反洗钱监管的现状,结合近年来香港反洗钱监管的先进经验,当前内地金融业反洗钱监管应推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构筑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不断改进监管方法与手段,全面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一)推行风险为本监管方式
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制度,体现了国际反洗钱监管创新的新趋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金融竞争日益国际化和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的需要,难以面对金融机构规避管制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因此,应以我国成功加入FatF国际组织为契机,着力在建立健全风险为本监管制度方面取得新进展,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洗钱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构建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着力强化非现场监管,及时发现､识别和预警风险,引导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形成检查;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完善分类监管,加强分类指导｡
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应着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调全面了解､衡量金融机构经营面对的洗钱风险,注重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类型的数量和风险管理制度的质量｡二是金融机构要对所能承受的风险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全面的洗钱风险管理程序,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自身所能承受的风险;对新产品､新业务,金融机构要先行确立足够的洗钱风险管理程序和控制措施｡三是要建立了一套完整､高效的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程序,包括了解和识别被监管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评估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数量和风险管理质量,开展综合评级;确定监管计划和现场检查范围;执行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重新进行评级;进行持续性非现场监管,不断更新监管资料,并开始新的监管循环｡
(二)构筑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
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是指为预防遏止洗钱犯罪活动所形成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司法部门､社会公众之间立体联动的运作路径｡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的构建既要充分利用我国现有打击犯罪的体系,也要充分结合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特殊性｡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反洗钱监管组织体系的“心脏”定位及其功能;二是涉及机构职责划分及其纵横向配套;三是可疑交易信息数据的内外部处理､分析和传递｡理想中的预防性反洗钱监管机制的组织架构不仅是一个多元化､立体化的监管网络,更是一个以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式监管网络,不仅涵盖金融､司法､海关等部门,还包括洗钱犯罪行为涉及的各个环节､部门甚至相关的社会公众,是一个以金融网络为主要依托,全社会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开放式监管网络｡
根据《反洗钱法》的要求,应从以下方面构建我国预防性反洗钱监管网络:以中国人民银行为监管主体,各金融监管部门构成反洗钱监管的重要补充,以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构成反洗钱工作合作平台的组成部分,实现信息沟通､联手合作和优势互补｡银行业､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的各金融机构及今后纳入监管范围的非特定金融机构既是反洗钱监管的对象,也是预防发现洗钱活动的最前沿,在监管网络中处于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地位｡同时,该网络体系还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参与,通过宣传教育等形式发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主动举报洗钱活动线索｡
(三)改进监管方法与手段
1.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客户身份识别是反洗钱的基础工作｡目前内地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要求已在《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办法》予以明确,问题是金融机构如何能够认真有效地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工作｡香港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重视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实施｡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内地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多数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基础性工作,如客户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只是要求提供身份证明等文件,对客户的真实身份知之甚少,没有确定也无法确定客户的风险级别,更谈不上对高风险客户的重点关注｡因此,今后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指导和监管,督促金融机构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客户身份识别的水平｡
2.提升可疑交易报告的处理能力｡内地对可疑交易报告的标准规定得比较详细,短期来看有利有弊,长远来看弊大于利,未来应该加以改进｡由于我国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反洗钱经验,有了可疑交易标准,使得金融机构容易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但是,这个标准也使得金融机构产生了依赖性,主观判断能力下降,“机械”地报告可疑交易,产生大量的垃圾信息,不利于发现和挖掘真正的可疑交易和洗钱线索｡更重要的一点是,可疑交易的识别是一个多因素､多变量作用的复杂劳动,更多需要主观判断,需要报告机构主动分析,而非客观标准所能穷尽｡因此,从近期看,可疑交易客观标准可以规定得详细些;从长远看,要简化甚至取消可疑交易客观标准,更多地鼓励报告机构进行主观判断,同时增加报告机构的法律责任｡
3.建立反洗钱独立审计制度｡独立审计相对于企业内部审计而言具有以下优势:独立性､具有高素质的审计人员､丰富的市场经验､专业的审计工具､更好的贯彻以风险为基础的合规制度､审计结果对监管部门更具有参考价值｡监管部门应推动反洗钱义务主体聘请专门的独立审计机构对自己是否符合反洗钱法规要求进行审计,监管部门在对反洗钱义务主体进行检查和评价时,也会参考独立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意见｡
4.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金融机构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和主力,没有金融机构的主动参与和支持,反洗钱工作无法取得实效｡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一些做法,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构建金融机构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鼓励金融机构发现不足并及时纠正;二是建立与金融机构反洗钱联络机制,搭建反洗钱交流与沟通平台,认真听取金融机构的意见,积极解决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三是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自律机制,注意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四是在开展反洗钱监管中,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理解和支持｡
参考文献:
[1]FatF:“thirdmutualevaluationofHongKong,China”[eB/oL].省略.
[2]香港反洗钱经验及对内地的启示[Z].中国人民银行参阅件,2007,(27).
[3]港保险业监理处.打击集资的指引[Z].2003.
[4]香港金融管理局.防止清洗黑钱指引[Z].2000.
[5]香港金融管理局.防止清洗黑钱指引的补充文件[Z].2004年4月.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4
广东针对网贷管理细则意见稿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及依据]为规范本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本省网络借贷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广东省内注册并从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适用本实施细则，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省级部门职责]按照《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落实各方管理责任。
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具体承担本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日常工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省一级派出机构根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制定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监督管理制度，并实施行为监管。
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
省公安厅牵头负责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互联网服务进行安全监管，依法查处违反网络安全监管的违法违规活动，打击网络借贷涉及的金融犯罪及相关犯罪。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
省工商局负责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注册登记，对违反工商相关规定的情况进行查处。
第四条[分级管理]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是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和风险处置的第一责任人。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具体承担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和风险处置工作。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市一级派出机构负责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活动的行为监管，配合本市人民政府开展机构监管和风险处置等工作。
第五条[公司治理和增强实力]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内审制度和风控制度，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鼓励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根据自身实际，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加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增强机构实力。鼓励聘请具有丰富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员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章备案管理
第六条[备案登记]拟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工商登记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提交备案登记材料，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提交的备案登记材料齐备时予以受理。根据需要，区(县、县级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可负责相关资料受理工作。
第七条[备案审核]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将形式合规、完备的备案登记材料报省金融办，省金融办对符合备案条件的，统一出具备案登记证明文件。备案登记不构成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经营能力、合规程度、资信状况的认可和评价,不作为出借人资产安全的保证。
省金融办有权根据《暂行办法》和本实施细则等会同相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备案登记后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分类，并及时将备案登记信息及分类结果在官方网站上公示。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评估分类按照国家相关具体规定执行或由省金融办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八条[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获得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登记证明文件后，应当按照通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申请相应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未按规定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不得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
第九条[机构经营范围]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的机构，应当在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中明确注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等字样，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备案变更]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以内向工商登记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并进行备案信息变更。
第十一条[备案注销]经备案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拟终止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的，应当在终止业务前提前至少10个工作日，书面告知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并按规定办理备案注销。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注销情况报省金融办。
经备案登记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依法解散或者依法宣告破产的，除依法进行清算外，按规定注销其备案。
第三章风险管理与信息披露
第十二条[征信管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加强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征信机构等的业务合作，依法提供、查询和使用有关金融信用信息。
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有关信息纳入征信管理系统，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查询相关信息、加强借款人风险控制等提供方便。
第十三条[风险揭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向出借人以醒目方式提示网络借贷风险、禁止性行为，尤其是风险自担原则，并经出借人确认。
第十四条[合格出借人审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开展合格出借人审查，对出借人的年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尽职评估，不得向未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评估不合格的出借人提供交易服务。
第十五条[机构经营管理信息披露]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及时在其官方网站显著位置披露本机构所撮合借贷项目等经营管理信息。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在其官方网站上建立业务活动经营管理信息披露专栏，定期以公告形式向公众披露年度报告、法律法规、网络借贷有关监管规定，其中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应当在本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进行披露。鼓励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主动、及时、准确披露主要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详细信息等。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将定期信息披露公告文稿和相关备查文件每季度结束后1个月内报送工商登记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市一级派出机构，并置备于机构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金融监管部门职责]本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监管部门为省金融办、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
省金融办和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具体承担本省或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监管日常工作，包括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规范引导、备案管理和风险防范、处置工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构配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统一的规范发展政策措施和监督管理制度，负责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日常行为监管，指导本级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做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做好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监管协调机制。
第十七条[自律组织职责]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当加强省内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管理，并严格履行《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相关职责。
广东互联网金融协会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按照《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暂行办法》、本实施细则和协会章程开展自律并接受相关监管部门指导。
第十八条[监督管理措施]监管部门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依法采取多种措施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监管谈话。
现场检查可根据需要，组成跨部门联合现场检查组，联合现场检查组由省金融办或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具体牵头组织。
第十九条[非现场监管]监管部门应当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开展非现场监管，省金融办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全省统一的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收集、整理、分析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业务活动，持续监测风险状况。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定期向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市一级派出机构报送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等信息。
第二十条[重大风险信息报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在下列重大事件发生后，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并向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报告：
(一)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出现重大经营风险;
(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因商业欺诈行为被起诉，包括违规担保、夸大宣传、虚构隐瞒事实、虚假信息、签订虚假合同、错误处置资金等行为。
省金融办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网络借贷行业重大事件的发现、报告和处置制度，制定处置预案，及时、有效地协调处置有关重大事件。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重大风险及处置情况信息报送本级人民政府、省金融办。
省金融办应当及时将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重大风险及处置情况信息报送省人民政府、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十一条[一般信息报送]除本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的事项外，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发生下列情形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以内向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报告：
(一)因违规经营行为被查处或被起诉;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行为;
(三)金融监管部门等要求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年度审计]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审计报告中应特别载明分支机构相关情况，并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市一级派出机构报送年度审计报告。
第二十三条[监管情况报告]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于每年2月中旬前向本级人民政府和省金融办报告上一年度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监管情况。省金融办应于每年3月中旬前向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上一年度本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监管情况。
第二十四条[信息共享机制]省金融办、广东银监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通信管理局、省网信办应当建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工商注册、备案登记、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违法违规等信息，通过统一的省级企业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或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实时交换数据、共享信息。
各地级以上市参照省的做法，实现信息共享。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监管部门责任]监管部门存在未依照本实施细则等规定报告重大风险和处置情况、未依照本实施细则等规定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提供行业统计或行业报告等违反法律法规及本实施细则规定情形的，应当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省外注册公司的监管]注册地在外省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其公司总部办公所在地不得在广东省设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其在本省设立的分支机构，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深圳市]深圳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暂行办法》，参照本实施细则制定深圳市实施细则，并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解释权]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二十九条[数量含义]本实施细则所称不超过、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第三十条[生效期]本实施细则自年月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年。
广东针对网贷管理细则解读针对过去监管责任不清晰的问题，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意见稿》对网贷机构的各方管理责任进行细化：省金融办承担本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日常工作。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省一级派出机构制定本辖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监督管理制度，并实施行为监管。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对网贷机构业务活动涉及的电信业务进行监管。省公安厅牵头负责对网贷机构的互联网服务进行安全监管，依法查处违反网络安全监管的违法违规活动，打击网络借贷涉及的金融犯罪及相关犯罪。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对金融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内容等业务进行监管。省工商局负责网贷机构的注册登记，对违反工商相关规定的情况进行查处。
《意见稿》明确，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是本辖区网贷机构的机构监管和风险处置的第一责任人。
在网贷机构备案登记上，《意见稿》指出，拟开展网贷业务的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于10个工作日以内携带有关材料向工商登记注册地所在地级以上市金融办提交备案登记材料。省金融办有权会同有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备案登记后的网贷机构评估分类。
《意见稿》指出，网贷机构应当开展合格出借人审查，并向出借人以醒目方式提示网络借贷风险、禁止性行为，尤其是风险自担原则，并经出借人确认。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5
【关键词】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模式研究
一、引言
近年来，顺应国际反洗钱发展趋势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反洗钱标准的变化，作为我国反洗钱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提出了“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的反洗钱工作理念，并在金融机构启动了“可疑交易集中处理”试点，这对当前金融机构双向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带来了挑战。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模式，提高可疑交易信息处理质量和效率，更好的发挥对打击洗钱犯罪的作用是人民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双向报送不完全适应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要求
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采取基于“规则为本”的双向报送模式，即金融机构按照确定的标准向反洗钱监测中心报送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和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近年来，双向报送模式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金融机构以合规标准筛选出海量可疑交易报送给反洗钱监测中心，但缺乏人工分析的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大多成为垃圾数据，反洗钱监测中心不得不花费大量资源进行二次研判，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二是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具有区域局限性，给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带来履职风险。重点可疑交易往往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仅凭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获取的客户信息和交易情况难窥全貌，造成重点可疑价值被人为降低，影响了挖掘利用。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接收的重点可疑交易如认为价值不高，可不予接收或退回。但由于对可疑交易质量的研判没有统一标准，一旦退回的重点可疑交易线索牵涉案件，将带来履职风险。
在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模式下，带来两方面变化，一是法人监管更多强调金融机构的法人责任。从可疑交易报告方面看，金融机构法人要切实承担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这要求金融机构要理顺内部关系、统一内部操作，客观上需要取消双向报送，实施单向总对总报送。二是风险为本模式下，人民银行将逐步取消客观标准，主要由金融机构自主判断来报送可疑交易，可疑交易没有了一般可疑和重点可疑之分，使双向报送模式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基础。
（二）在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集中处理模式下，双向报送成本更高
当前，工商银行在全国开展了可疑交易报告集中处理试点，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开展可疑集中处理准备工作，可疑交易集中处理已成为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趋势。如工商银行的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一般设置在二级分行或省分行，在设立集中处理中心的省份，其地市分行已不再履行可疑交易分析职能。招商银行拟设立专门归总行管理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集中处理可疑交易，其他分支行不再主要承担可疑交易分析工作。在集中处理模式下，如果金融机构继续按目前的双向报送模式报送，则需要向不承担可疑交易分析的分支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这就需要其总部对已经集中分析的数据进行二次分离，并按地区筛选出重点可疑交易反馈当地分支机构，由当地分支机构再上报当地人民银行，这将进一步增加报送成本，使金融机构本已集中的可疑交易又被分离，不符合“可疑交易集中处理”降低金融机构成本的改革方向。
（三）当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层金融机构人力资源配备难以切实保证重点可疑交易分析质量
从人民银行层面看，一方面目前大量地市中心支行仍未设立专门的反洗钱科室。以山东省为例，全省17个地市人民银行中心支行中，11个没有专职的反洗钱部门，6个设立专职反洗钱部门的中心支行，人数多在4-5人，人力资源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随着风险为本监管思路在人民银行的逐步贯彻，风险评估工作将全面展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承担风险评估、分类监管和重点检查等繁重职责，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愈发突出，将进一步影响对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质量和报送数量，双向报送模式难以适应最新的反洗钱监管要求。
从金融机构层面看（以商业银行为例），商业银行可疑交易分析职能目前主要前置到地市分行甚至支行，支行承担大部分可疑交易分析职能，可自行决定是否将可疑交易上报给总行和将重点可疑交易报给分行，由分行报当地人行。由于商业银行基层支行人员配备、技能储备明显不足，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质量较差，这也是目前推行可疑交易集中分析模式的重要原因。
随着人民银行推行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金融机构推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往双向报送模式难以有效开展。
三、发达国家可疑交易报告模式借鉴
（一）美国
1.接收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有关组织及职能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负责反洗钱情报收集、处理和分配，根据“以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为主、可疑交易报告为辅”的要求，综合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形成金融交易数据库，结合其他政府部门及公众的信息提供情报报告，分析可疑交易，并按需要反馈给相关部门而设立并运作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要任务一是存储和分析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以各种形式提交的可疑行为报告和现金交易报告；二是为侦办案件提供情报和分析帮助，向政府部门提供数据接口服务，供司法部门调查人员和监管部门管理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查询可疑行为报告和现金交易报告。
2.信息收集与使用
FinCen实施入门（Gateway）计划，将反洗钱情报在相关部门间传递和共享，使各种反洗钱力量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以情报为纽带组织起部门间的合作。每一个加入这一计划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关都需同FinCen签订一个协议，经授权后，该机关及其人员就可以借在线访问FinCen的数据资源。计划提供了专门的搜索和分析程序在完成使用者查询请求的同时，也自动将请求中的信息要素与已有的案例或其他执法机构的执法库的索引进行匹配，找出相关信息，满足执法部门的情报需求。为确保金融情报信息数据库安全，FinCen与342个外部使用者签订了备忘录，明确责任，确保信息合法使用。
（二）英国
1.接收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的组织及职能
英国“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organizedCrime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洗钱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并对有组织犯罪威胁开展评估；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侦查刑事、民事案的犯罪收益或税收追回；负责对经济金融调查员开展培训等职责。
SoCa在其犯罪资产部内设立英国金融情报中心（FiU），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金融情报中心同时还承担反假币的职能。
2.数据收集与使用
英国情报中心（UKFiU）网络数据库（eLmeR）收集信息报告主体报送的可疑交易信息，并对可疑信息自动实施搜寻情报调查、汇集、分析处理，由联络中心对eLmeR中搜寻到的可疑信息进行分析，将不适合的可疑报告信息返回给报告主体，适合的则向执法机构提交推荐及建议。在遵循保密安全前提下，SoCa准许其他执法机构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并鼓励充分使用。SoCa与多家执法机构订立合作协议，准许其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截至2010年末，英国已有78家执法部门可以直接接入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库，使用可疑交易报告数据来开展工作。
从发达国家可疑交易报送模式来看，反洗钱可疑交易报送均由金融机构总部报送至监管机构总部，监管机构总部统一进行分析研判，并根据情况反馈至下级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使信息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可疑交易报告仅有一种类型，无一般可疑交易报告和重点可疑报告的区分。
四、构建我国可疑交易报告新模式的设想
根据风险为本监管要求，借鉴国外工作模式，本论文提出“金融机构总对总报送、监测中心纵横向反馈，人民银行阶梯式使用”报告模式设想。
（一）“总对总报送”
即取消可疑交易双向报送模式，由金融机构对经分析甄别的可疑交易直接总对总报送至反洗钱监测中心，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直接由金融机构总部负责，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全面履行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职能。
（二）“纵横向反馈”
即借鉴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可疑交易数据库、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机构情报价值需要，由反洗钱监测中心向人民银行开放数据库。考虑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人员配备，并与反洗钱法规定的行政调查权由省级以上人民银行承担的规定相衔接，建议反洗钱监测中心可疑交易数据库反馈至总行反洗钱局和省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两个层次。对总行反洗钱局，建议中心反馈全部可疑交易数据，对省级人民银行则反馈本辖区数据。
（三）“阶梯式使用”
按照总行、省级分行、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三个级别，有侧重性的分级使用数据。下级机构可根据需求向上级行提出数据使用申请，由上级行可临时赋予数据查询、数据下载权限。上下级机构在分析使用数据时进行有效联动，总行、反洗钱监测中心从全国层面进行分析考虑，分支机构从辖区角度进行分析，并承接总行、反洗钱监测中心协查等工作任务，上报分析成果，确保分析质量。
1.统筹使用反馈数据进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
人民银行总行侧重分析数额大，影响广的案件线索或可疑交易；省级分行侧重分析监测涉及本辖区金融机构和客户的数据，在分析辖区可疑线索基础上，积极配合完成总行布置的可疑线索，并向总行上报有价值的分析成果；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侧重现场检查领域的使用，以涉案线索进行回溯性检查。
2.深入挖掘可疑交易信息在评估中的作用
总行可在法人监管中着重考虑金融机构总行（总部）的反洗钱系统建设、董事会重视程度；省级分行可根据可疑交易报告情况，重点关注金融机构部门配合、业务风险防控情况，同时可对总行（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履行人总行监管职责；地市中心支行（含支行）可根据可疑线索倒查一线业务人员履行反洗钱义务状况，同时可对总行（总部）设在当地的金融机构履行监管职责。
五、政策建议
为适应本论文提出的新的报送模式，建议修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并出台相关指引，明确标准，规范操作。
1.确定新的可疑交易报告标准
修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将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的主观判断要求进行规定，为后续深入开展集中报送试点和推行全面总对总报送提供制度支撑。
2.在反洗钱监测中心向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反馈数据时，应明确定位、加强管理
一是制定数据反馈及使用办法，规定各级人民银行数据利用方法及获取程序。二是升级系统数据库，使反馈数据、数据下载及使用的痕迹都在系统中有日志记录，规范数据传递和使用流程，严防泄密风险。三是重新修订行政调查管理办法，对分支行行政调查及资金监测工作重新定位。
3.明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法人监管”和“总对总报送”模式下的反洗钱监管责任
一是对辖区有法人金融机构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全面实施管理，可对其外地设置的“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进行延伸管理，以体现法人监管工作思路。二是在当地有“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当地人行在反洗钱评估、风险监管和现场检查时，可以纳入可疑交易报告分析内容。三是对当地无“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中心”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日常监管中可不予考虑金融机构操作层面的可疑交易报告情况，侧重评价其内部控制、上下级可疑交易报告流程等机制建设方面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中国反洗钱专题研究（2011）[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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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金富.银行业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培训手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6
关键词：反洗钱；法律义务履行；大额交易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2-0066-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反洗钱法》的颁布，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反洗钱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它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对洗钱犯罪的概念进行了明确，扩大了洗钱罪的外延。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管理部门的身份，也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予以明确，对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反洗钱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为金融系统开展反洗钱工作，预防和打击洗钱行为，维护金融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法律义务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加以改进。
一、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法律义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成立了反洗钱组织机构，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反洗钱法》规定，金融机构大都成立了反洗钱领导组织，指定了负责反洗钱工作的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单位的反洗钱领导组织、机构还局限在设立这一层面，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领导组织，甚至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反洗钱职责，很少主动去开展反洗钱工作。从对部分金融机构的业务检查记录登记簿调阅情况来看，反洗钱领导组织对本单位反洗钱工作进行检查次数占全部业务检查次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没有充分发挥组织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指导、监督和培训作用。
二是反洗钱内控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虽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了反洗钱内控制度，制定了反洗钱的措施和要求，明确了岗位工作职责，但内容还不够完善。金融机构制定的反洗钱制度应该囊括与洗钱行为可能相关的各个环节，涵盖从客户身份认定、业务办理，到异常交易发现、洗钱信息内部报告、洗钱信息分析处理、档案管理、内部稽查监督等金融工作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大部分金融机构仅仅笼统规定了与客户身份资料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三大制度有关的点，没有形成系统的反洗钱制度和管理体系。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各单位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也不尽如人意，一线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不能按照反洗钱工作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进行操作。如大额交易报告制度规定，对单笔交易超过20万元的现金存取的个人账户都要及时登记上报，但检查中发现很少有金融机构对超过20万元的现金存入进行登记上报，大部分只对超过20万元的现金支取进行登记上报。
三是缺乏反洗钱技术，真正落实“三大制度”存在困难。金融机构真正开展反洗钱工作，是从人民银行2003年下发“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后开始的，在《反洗钱法》颁布后，该项工作内容才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时间比较短。在实际工作中，金融从业人员落实“三大制度”，仅能依靠相关的法律、规章，缺少必要的技术。做到真正了解你的客户、完全分析出交易行为是否可疑，并非易事。首先是对客户出示的身份证件识别难。科技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给不法分子的造假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些假的证件、资料足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不借助技术手段及识别系统，根本无法要求一线员工进行准确识别。其次是对客户交易目的及性质了解难。随着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在客户就是上帝的时代，各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对客户进行过多的询问、调查，势必会影响其日常业务的经营。另外，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支付及网上银行交易呈快速上升趋势，这进一步增加了对客户的交易目的及性质进行解决的难度。
四是反洗钱部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当前其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吸收存款等方面，使得一线人员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对资金来源、性质不闻不问，疏于分析。同时由于制假身份证件犯罪技术先进，临柜人员不一定能识别出证件真伪，最终使得反洗钱工作流于形式。
五是学习培训不够，反洗钱专业人员欠缺。反洗钱工作需要一批反洗钱专业人员，能对可疑支付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判断。由于我国反洗钱工作的起步较晚，大部分金融机构只是象征性地对员工进行了培训学习，而一线临柜人员对反洗钱知识了解甚少，反洗钱概念比较模糊，甚至不能说出大额支付交易、可疑支付交易类型中的任何一项情形，无法对客户开展反洗钱宣传工作。从人民银行组织的对基层金融机构反洗钱兼职人员进行的反洗钱知识测试结果来看，及格率不到35％，成绩优异者更是凤毛麟角。由于临柜人员缺乏反洗钱专业知识，对大额现金交易异常现象不能准确分析、判断，致使金融机构不能彻底杜绝“黑钱”合法化。
二、对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金融机构在开展反洗钱工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主观上不重视，客观上缺少反洗钱方法和技术。当前，基层金融机构在对待反洗钱工作上存在一种错误认识，普遍认为开展反洗钱是一种负担，是出力不讨好、无利可图，弄不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事情，缺乏工作主动性。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反洗钱领导机构不知道有哪些反洗钱工作需要做。或者是知道有哪些工作，而不去做。甚至有一些负责反洗钱工作的同志，居然不知道《反洗钱法》已经颁布，更不要说让其去履行反洗钱义务了。同时，反洗钱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业务，虽然我们经常提到这个概念，但真正开展起工作来，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经验不多，反洗钱工作技术欠缺，这也影响到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二是对洗钱行为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大意思想。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各金融机构普遍认为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缺乏进行洗钱的条件，不可能有洗钱行为的发生，洗钱犯罪活动主要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及一些大中城市，离我们还很遥远。这容易造成工作上的麻痹大意，说不定洗钱行为在你大意的时候，已经从你手下经过。
三是过分顾及工作业绩，影响反洗钱工作的开展。部分金融机构为完成经营任务，较多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对洗钱犯罪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认识不清。当前，金融机构业务竞争比较激烈，一线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拉客户，怕因开展反洗钱工作失去客户从而影响工作业绩，忽视了了解客户、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备等反洗钱义务的履行。
四是业务繁忙，工作压力大，影响一线人员开展必要的反洗钱工作。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各金融机构根据改革的需要，普遍收缩营业网点，每个营业机构的一线柜员的业务量较大。根据对辖区某金融机构的统计，每个柜员每天的业务量平均达300笔之多。由于业务量大，并且要保证每笔业务准确无误，一
线员工的主要精力放在基础工作上，没有时间对客户身份进行仔细辨别、无暇顾及对一些可疑交易的分析与统计。反洗钱工作开展，基本上是为了应付人民银行业务检查。
三、完善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法》规定义务的建议
结合当前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按照《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的要求，我认为金融机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履行好反洗钱法律义务。
一是正确认识反洗钱工作的意义，应该解开“开展反洗钱影响业务工作”的思想包袱。工作态度决定着成败。开展反洗钱工作，既是法律义务，也是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需要。对金融机构来说不完全是一种负担，也是有利可为的。首先，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不会影响其正常经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不是新创设的，有关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部分内容早就在《证券法》、《贷款通则》、《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会计制度和其他业务管理规定中有所体现，这些制度已经成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基本制度，《反洗钱法》只是从反洗钱的角度将这些制度法制化、系统规定了这几项制度的内容。
同时，金融机构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还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促进其良性发展。其一，金融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地防御操作风险、道德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类风险，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其二，国家建立完备的反洗钱法律体系，会在国际金融领域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内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三，国内金融机构健全反洗钱制度，规范反洗钱操作，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的合规经营。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健全和完善反洗钱制度。《反洗钱法》第十五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八条也规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制定反洗钱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这些都对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制度提出了要求。商业银行应该结合涉及洗钱的各个流通环节，围绕“了解客户”制度、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客户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和管理体系。完整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应该包括完善的反洗钱内部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反洗钱工作操作程序，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工作机构或者指定其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明确专人负责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进行记录、分析和报告等。
三是明确反洗钱机构职责，增强工作主动性。《反洗钱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这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做法。为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洗钱活动，发达国家一般要求金融机构要建立完备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配备适当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设备。如英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任命一名专司反洗钱任务的“洗钱督察官”，主要任务就是接受各下属机关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并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向有关执法机关提出正式报告。无论从法律规定的反洗钱义务，还是从提高本身经营能力，金融机构都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或指定内设部门专门承担反洗钱工作。
反洗钱机构的主要职责应包括进行反洗钱问题的调研并提出报告；负责对反洗钱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就个案实施调查；负责制定反洗钱培训计划和培训课程的审定；研究提高反洗钱技术方法形式；增强员工的反洗钱意识等。
四是严格履行“了解你的客户”义务。了解客户，是金融机构预防洗钱行为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反洗钱法》第十六条用了将近400字，对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可以看出，“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在金融机构反洗钱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说金融机构是国家整个反洗钱工作流程中一道重要防线的话，那落实“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就是这道防线中的第一个堡垒。该项原则如果能够有效落实的话，完全可以吓退一批洗钱行为。
履行“了解你的客户”义务，首先，应当按照《反洗钱法》第十六条的要求，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初次建立业务关系或者为客户提供规定金额以上的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一次性金融服务时，应当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准登记。当客户由他人办理业务时，金融机构应当同时核对或者登记客户办理业务的人和被人的身份信息。如果金融机构与客户建立了人身保险、信托等业务关系，应当同时核对并登记受益人的身份信息。金融机构不得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业务往来，同时有义务对情况发生变化的客户履行必要的持续身份识别义务。
其次，要不断完善技术手段，提高客户识别的实际效果。了解客户的手段比较落后，技能欠缺，造成客户身份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难以识别，是影响了解客户效果的主要原因。只有不断提高反洗钱技术，完善客户身份审查程序和手段，才能有效提高客户识别效果。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7
【关键词】《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反洗钱影响建议
一、现金结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反洗钱工作的影响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8
反洗钱现场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反洗钱组织机构及内控制度建设、反洗钱宣传和业务培训、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与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总的来看，证券、保险业反洗钱工作较为薄弱，一些方面有待加强：
1.反洗钱组织机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7家机构中，仅有2家机构通过发文方式成立了反洗钱领导小组，明确了反洗钱部门和反洗钱岗位职责，其中1家为收到检查通知后才成立。基层小机构由于人手较少，分工不明确，仍有机构没有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岗位。
2.制定了反洗钱内控制度，但尚未开展相关检查督促工作。7家机构总公司均制定下发了反洗钱内控制度，2家被查机构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但7家机构均未对本公司及下级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过内部审计，也未对下级机构的反洗钱内控执行情况开展过检查。
3.开展或参与过反洗钱培训，但缺乏对一线员工的反洗钱培训。4家机构组织或参加过反洗钱培训。基层证券机构仅公司老总或部门负责人参加过反洗钱培训，普遍缺乏对一线员工、柜台人员的反洗钱培训。
4.宣传工作开展不够深入。3家机构以悬挂条幅、开设宣传橱窗等方式开展了宣传，其中2家为收到检查通知后才开展。
5.客户身份识别停留在柜台核对和登记阶段，缺乏更深层的身份识别。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时，核对、登记客户相关身份信息，但主要出于自身业务需要，尚未按照《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要求，做到留存身份信息要素齐备、了解客户及交易目的和性质、识别实际受益人或实际控制人、划分客户风险等级等。
6.客户身份资料、交易记录保存工作比较到位。电子文档及纸质资料保存均比较完善，能够保证再现每一笔交易，并能保证检查需要。
7.开发了大额与可疑交易报送系统，但漏报与多报现象并存。7家机构总公司均开发了反洗钱大额与可疑交易报送系统，截止检查日，7家机构上报大额交易795笔，可疑交易24笔。从4家证券机构看，实施第三方存管后，由于已无现金交易，大额交易已勿须报送，可疑交易报送方面，系统筛选设置的标准较低，筛选后的可疑交易未予人工识别即予报送，存在多报现象。从保险机构看，2家人保公司漏报可疑交易类型主要是频繁投（退）保，1家财保公司报送系统一直处于“试运行”阶段，漏报可疑类型主要是频繁投（退）保和第三方支付。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场检查发现，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
1.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驱动性问题。从现场检查情况看，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更多出于外部压力，即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内在驱动。主要是反洗钱工作具有典型的“外部效益”，金融机构为开展反洗钱承担了人员经费、设备配备、系统开发、客户流失等较高的成本，自身却不能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由于成本效益的不匹配，导致其反洗钱工作内在驱动不足。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被动应付，专注于形式合规，不利于反洗钱工作有效开展。
2.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选择问题。反洗钱监管应以适度监管为原则，兼顾成本与效率、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与反洗钱形势发展间的平衡。目前，反洗钱监管以“合规”为中心，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开展现场检查，对违规机构实施严厉处罚。与此相应，金融机构也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研发程序，依赖系统筛选而忽视人工判别。洗钱案件的破获与可疑交易报告比例过低说明反洗钱成效亟待提高。相比合规监管，风险监管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通过对洗钱风险的综合评估，对不同风险的机构实施不同强度的监管，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同时，通过风险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注重防范洗钱风险，从而提高反洗钱的自觉性、自主性。相比合规监管，风险监管也将带来现场检点、处罚结果等方面的差异。
3.可疑交易报告的有效性问题。目前，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成为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机构系统设置的可疑交易报送标准远低于《办法》要求。如证券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之一“长期闲置的帐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多数机构将“长期”设定为2、3个月，远低于《办法》“一年”的标准，系统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全部报送。二是依赖系统筛选，缺少人工识别。对于由客观标准加主观识别构成的上报标准，一些机构按照客观标准设定系统参数，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未经人工识别即予上报。三是要素填写不全。银行业、保险业可疑交易报告要素为40项，证券期货可疑交易报告要素34项，有的要素系统不能自动提取，人工填写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导致产生缺项报告。要素填写有误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4.可疑报告标准的适用性问题。一是保险业完全主观可疑报送标准应予修订完善。2007年3月开始实施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侧重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主观识别，大部分条款为客观标准加主观判定，但仍有几条完全客观标准的条款，如第十三条第二款“频繁投保、退保、变换险种或者保险金额”、第十七款“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给付保险金时，客户要求将资金汇往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客户要求将退还的退保费和保单现金价值汇往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检查中发现，2家寿险、财险公司6个月符合第十三条“频繁投（退）保”的交易较多，仅每笔金额2万元以上频繁交易有2000多条，有的是为父母、子女等多人购买分红险；有的是汽车公司为多台车辆办理车险；有的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同时办理多笔退保等。财险公司符合第十七条“第三方支付”的也较多，主要有：被保险人委托营销员代保险、赔；修理厂工作人员代被保险人索赔；被保险人委托其亲友代领赔款；车主挂靠单位投保，出险索赔时必须以单位名义进行等。符合上述完全客观标准的交易不经人工识别全部上报导致产生大量垃圾数据。二是证券业实施第三方存管后部分条款不再适用。实施第三方存管后，证券业可疑交易六条报送标准中第一条至第三条已不再适用。三是证券业可疑标准“长期闲置的帐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易被洗钱分子规避，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5.处罚裁量的适度性问题。对金融机构的处罚，主要根据《反洗钱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按照《反洗钱法》，金融机构有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等七种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一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受他人胁迫有
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种情形之一的，应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目前处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由于反洗钱处罚裁量幅度宽，加之地域不同、监管力度不同，导致处罚的差异较大，影响监管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二是考虑到基层金融机构承受能力，基层监管机构往往套用从轻或减轻条款，且一般不对个人、仅对机构处罚，降低了执法严肃性；三是《反洗钱法》规定的处罚力度远远大于《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适用选择上的差异导致处罚结果的差异很大。
6.口径的统一性问题。一是《办法》与要求的统一性。对于既列举了客观特征，又加上类似“与客户身份不符”等主观判断标准的，人民银行在2007年反洗钱监管座谈会上进行了明确：“由金融机构权衡是否应报告。人行检查时，如发现这类交易没有上报的，就应要求金融机构提交相关文件资料，看其内部是否进行了分析、处理。如不能提供书面证据、电子数据，或者相关处理意见明显不合理的，则可判定金融机构违规”。类似的条款还有《办法》十三条十六款“没有合理的原因，投保人坚持要求用现金投保、赔偿、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和保单现金价值以及支付其他资金数额较大”等。由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并未要求留存书面证据，人民银行也未以其它方式明确金融机构要留存书面证据，以未留存书面证据判其违规，可能引发争议。二是存在歧义条款的解释。如《办法》第十二条“对于保险费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且以现金形式缴纳的财产保险合同……”，以上金额指保险合同金额还是当次缴纳金额？对于类似存在不同理解的条款应予明确。
三、建议
1.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反洗钱工作开展初期，合规监管是促使金融机构树立“规则”意识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反洗钱工作缺乏内在驱动的情况下，外部驱动必不可少。随着反洗钱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反洗钱监管工作可由合规监管为主向以风险监管和合规监管相结合转变。针对目前银行业反洗钱工作认识明显提高、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而证券、保险业反洗钱工作刚起步的情况，银行业可先行一步，实施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侧重引导其树立风险意识，而证券、保险业反洗钱监管仍应以合规监管为主，使其首先树立合规意识。
2.重点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应将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人工识别、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做为监管工作重点：一是防“滥报”与防“漏报”并重。提示金融机构根据《反洗钱法》：“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可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处以罚款，“未按规定”不仅包括漏报，同时也包括滥报。二是提高报告准确性。实施处罚等有效监管手段，要求要素填写不得无故缺项、有误。
3.保证监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可通过组织全国、全省统一检查、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加强对下级机构的工作指导。由总行、省会中支组织对某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覆盖全国、全省范围的反洗钱检查和处罚，既可以保证监管工作统一性，又解决了基层金融机构承受力问题。同时，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应严格依法在法定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9
关键词：金融情报机构；类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58-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11
建立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intelligenceUnite，简称FiU）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惯例①，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7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8条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actiontaskForceonmoneyLaundering，简称FatF）、2012年2月的《打击洗钱和恐怖、扩散融资国际标准》（简称FatF新标准）第29条）②等规定了各国应当建立金融情报机构，负责接受、分析和移送可疑交易报告和其他洗钱相关上游犯罪方面的信息。埃格蒙特集团是由各国（地区）金融情报机构组成的非正式国际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进行洗钱信息交换和反洗钱专业知识共享，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组织，埃格蒙特安全网络已成为各国（地区）FiU情报交换的主要渠道，是全球最大的情报网络之一。
一、金融情报机构的工作原理
洗钱犯罪活动区别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可识别的受害者，而且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和最新的创新金融工具，进行非面对面的网上支付等复杂的交易方式，隐蔽性强，难于通过监控犯罪主体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多数的洗钱犯罪收益只能通过金融系统存储并迅速转移巨额资金，金融机构便留下并记录了这些资金运动的轨迹，金融情报机构按预设规则对可疑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利用开发的监测系统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测，从而达到发现洗钱线索的目的。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可疑交易报告、分析情报、移交结论性的金融情报，这是金融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反洗钱机构的本质特征。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金融情报机构还可能被赋予反洗线合规性监测、阻止可疑交易、反洗钱培训、相关课题研究以及反洗线宣传方面的职能。FiU的工作流程如图1。
（一）收集接收大额、可疑交易信息
金融情报机构依法收集来自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房地产、珠宝及贵金属销售等容易被洗钱犯罪活动利用的特定非金融行业，以及来自于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异常交易数据和可疑线索，收集交易信息主要包含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交易两类信息，还包括少量的举报信息。FiU的情报收集部门收到以上信息后进行整理、汇总，满足要求的数据导入到交易分析部分析界面的数据库，将收到的可疑支付交易信息汇总并移交给交易分析部。
（二）分析甄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情报机构内设的交易分析部对所有交易报告的分析可以分为可疑支付交易和大额支付交易报告两个方面，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的计算机分析系统来完成的，大额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通过交易分析人员自身的信息掌握情况、知识结构、经验、报告本身所带有的疑点进行分析。
（三）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
金融情报机构将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涉嫌洗线犯罪的线索直接向执法、司法等部门移送，或金融情报机构根据法律认为必要的部门移送，并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
二、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
根据金融情报机构的隶属关系可将其分为行政型、执法型、司法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1]。由于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同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除保证其接收、分析和移送等核心职能外，在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一）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是指那些金融情报机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在执法和司法机构以外的另一个行政机构的监督或行政管理之下。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有较高的行政权力，有些国家的FiU还被赋予部分行政调查和行政处罚权，在报告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theFinancialCrimesenforcementnetwork，后称FinCen）是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FinCen成立于1990年，隶属于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司，“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FinCen提升为财政部的一个局，是美国最重要的反洗钱职能部门之一。下面以美国的FinCen为例，分析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动作模式和特点。
1.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涉嫌洗钱信息报告、分析甄别报告信息以及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等，还包括一些反洗钱相关的研究性、分析及培训、咨询、协调事项等。在美国，反洗钱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由隶属于财政部的FinCen负责日常业务监管、行政调查以及行政处罚；由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调查机构负责反洗钱立案侦察工作；由司法部、检察署和法院等司法机构负责执法工作。FinCen按照适用的法律条件，维持一个政府范围上的数据服务系统，负责来源于金融领域、执法机关和工商业等全美洗钱信息收集，并对情报报送机构进行合规性检查，保证报送数据的质量。借助高科技和电子手段建立的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将数据分类与研究，审查、甄别出可能与洗钱或恐怖融资相关的信息。FinCen有完备的数据库，收录了收集到的信息及分析的结果，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均可以随时进入该数据库，查询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作为执法的依据与证据。
2.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技术性、中立性、专业性等特点，有利于同信息报告主体、执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的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避免了报告主体直接面对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时心理上的恐惧和情绪上的抵触。同时，也提高了移送给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情报质量。但行政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没有执法权，在实际动作的过程中，除少数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有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暂停交易外，大多数国家的分金融情报机构只基于披露的金融信息难以冻结可疑交易或逮捕嫌疑人，在申请执法措施时可能会有延误，一般也没有赋予法定取证权利，易受行政当局的直接监管。
（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是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设立在执法机构内，英国，德国、新西兰、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国家（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类型。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可通过执法机关对报送的可疑线索或严重经济金融犯罪进行司法调查。英国的金融情报机构隶属于2006年成立的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organizedCrime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
1.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执法型金融机构要求各情报报送主体设置反洗钱报告官，报送主体在对客户处理各种金融交易时，应审查这些交易是否有明显的经济或合法理由，尽可能核查这些交易的背景和目的，由报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交易的可疑性。金融情报机构即是情报的收集和管理者，也是情报的使用者，金融情报机构收集到可疑交易信息后，就可以通过金融情报机构系统查询情报，调用详细资料和案件卷宗，对可疑对象进行查询，同时在确定可疑对象之后，就能够及时展开调查。
2.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不仅具可疑交易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职能，还赋予了金融情报机构调查、可疑冻结和查封银行账户、传唤证人甚至直接逮捕罪犯等执法权力，能够对洗钱和其他严重犯罪的迹象做出快速的反应。基于主观标准的可疑报告制度增强了情报信息报送机构的主动性，避免了违法犯罪人员针对公开的报送标准进行刻意规避，而且可以节省成本，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信息的质量。但该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要求报送机构员工较高的业务素养和执法自觉性，在与情报信息报送主体的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只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
（三）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建立在国家的司法系统里，并且通常具有检查部门的权限。大陆法系的国家通常会选择这种设置，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卢森堡、泰国等国采用这种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设置。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theaustraliantransactionReportsandanalysisCenter，aUStRaC）是根据澳大利亚国会1988年制定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的，直接向澳大利亚国家司法和海关部部长负责，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下属机构之一。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属于司法型的金融情报机构。
1.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按照法律规定，情报报送主体将大额现金交易、可疑交易及其他相关信息报送给FiU后，由金融、法律、情报、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警察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犯罪局、海关等相关部门派驻的专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分析机构，对收集的金融情报进行分析，在主要城市设置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执法部门的联络，可以对调查上游犯罪的收益和资产的查封与没收、保存及处置，强制中止交易等执法和司法权力。也履行对报送机构进行合规监管的职责。
2.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可以直接交给授权机构去进行调查或诉讼，独立行使自己的各项职能。如查封资产、冻结账户、进行审问、拘留和搜查，使反洗钱工作具有实效性，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类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在与非司法型或非诉讼型金融情报机构交换信息可能会存在困难。要获得金融机构那些未报告交易的数据通常要通过正式的调查程序。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外，还有一种混合型金融情报机构，一些金融情报机构结合了行政型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还有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将海关和警察部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丹麦、泽西岛、根西岛和挪威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形式。
三、我国金融情报机构建设及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我国的FiU，于2004年4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是作为接收、分析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并向有关方面移送可疑交易线索的专门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标准、接收并分析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建立国家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报告分析结果、与境外有关机构信息资料交换等。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属于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内设办公室、研究部、情报收集部、交易分析一部、交易分析二部、交易分析三部、交易分析四部、交易分析五部、调查部、技术支持部、国际交流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13个部门。
2004年，我国建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大了各部门反洗钱的协调和打击力度。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善了刑事没收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洗钱的系统网络初步建成。但从我国反洗钱的实践分析，情报中心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反洗钱的整体效率有待提升。201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反洗钱法案，该法案包括《有关防止犯罪团伙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与资助恐怖主义的指令》和《有关跟踪资金转移活动的规定》两个指令（后称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对打击洗钱犯罪、腐败以及逃税犯罪法律进行了重要补充。《欧盟反洗钱指令Ⅳ》体现了FiU在反洗钱工作中的重要性，强化了其职责、权限，包括要求客户及其资金活动信息透明，以便能够准确判断资金的性质、客户记录保存、成员国FiU之间的合作等[2]。
分析比较世界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金融情报中心的建设可有以下启示：
（一）立法明确反洗钱金融情报中心的法律地位，细化职责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后称反洗钱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分析结果，履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从法律层面我国FiU职能主要有：收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整理分析交易信息，提交分析结果、开展情报交流四项。实践上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FiU法律地位不明，职责没有细化；二是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主体作用受到一定制约；三是其接收的信息不完整，反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依赖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是不够的，FiU应该是整个反洗钱体系的信息中心。
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可在反洗钱立法中明确FiU作为反洗钱工作信息中枢的法律地位，信息情报的收集范围应涵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同时，赋予FiU独立的调查权，强调FiU调查职能的重要性，增强FiU在反洗钱中的主动性。同时，赋予FiU特殊情况下采取紧急行动中止交易的权力，避免洗钱可疑交易的持续。要求FiU加强案例库的研究和建议，强化FiU战略分析职能。在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上采取主动披露与查询制相结合，在打击犯罪的前提上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指导原则，并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二）创新义务主体报送规则，加强FiU和报送机构的互动
有效的洗钱可疑交易情报收集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发现和报告涉嫌洗钱活动的情报线索是金融系统反洗钱的核心任务。我国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行为，并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各金融机构在进行可疑交易的计算机自动分析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在现有业务系统加规则过滤系统的方法，根据以往洗钱案件的一些规律和监管机关的制度条款，将那些符合判别规则的交易数据过滤出来加以报送，这一基于预设判别规则的做法虽然易于实现，但在实践中产生了高数据报送量与高误报率、预设标准易于为洗钱分子规避、无法自动适应洗钱形势变化、缺乏对上报数据的解释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3]。因此，可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的规定，将义务主体报送原因和内容修改为“账户+资金性质”模式，提高报送主体向FiU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触发原因的可操作性，重新规范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还要对报送主体受理来自FiU的查询进行规范，以便提高分析效率。
（三）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国际标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国际标准要求根据风险状况及程度配置反洗钱资源，包含对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两个层面的要求[4]。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下，应当审视哪些区域或领域更具洗钱威胁，分析哪些产品或服务类型存在薄弱环节，识别哪些客户洗钱概率更大，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对风险和危害程度的判断，灵活地选择实施与风险程度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对于反洗钱监管部门而言，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要求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有深入和完整的了解，对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洗钱威胁有全面的认识；能够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并将评估认为存在较高风险的金融机构确定为监管资源分配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制定和优化制度措施，提示其他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风险的蔓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通过上述措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洗钱危害最小化的目标。FiU要不断地优化交易报告系统，发挥监测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开展对国家、区域、产品等洗钱风险的分析和预测，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预警[5]。
（四）构建有效的反洗钱协调机制，建立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层级结构体系
由于洗钱犯罪跨境、跨国的特点，凭借一国的力量打击洗钱犯罪效果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开展国际合作逐渐成为各国执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中心之一。反洗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金融部门外，还涉及商务、民政、邮政、海关、司法、财政、税务、公安、司法等部门或领域，处于反洗钱中心地位的FiU必须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及时、有效的交流，才能达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目的。当然，反洗钱的主战场在金融领域，FiU要加强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提供可疑交易监测有关信息、技术、调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从反洗钱协调机制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FiU反洗钱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了双边和多边反洗钱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国际社会及组织制定的反洗钱标准，主动履行反洗钱义务，参与反法钱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在国际及区域性反洗钱合作领域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签署、批准和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积极参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合作框架，全面参与FatF各项工作，在司法合作方面，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有关警务合作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和纪要，并多次协助国外有关机构和人员到我国境内进行反洗钱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得到了有关国际社会和组织充分肯定。今后要更进一步地加强法律层面的国际合作，参与政府间高层会谈，通过外交途径或其他方式交流洗钱犯罪信息、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措施和技术等，根据FatF反洗钱标准对各国金融情报交换的要求，利用埃格蒙特集团情报交换的技术平台，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iU进行金融情报交换与共享。还包括同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务合作、刑事司法互动、引渡、技术援助等方面全面合作。
2.FiU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我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与公安部反洗钱会商机制、海关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反洗钱信息通报机制等在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FiU与报送主体之间的合作等。2004年4月19日，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具体协调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建立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2004年6月16日，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制定了《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年度例会，通报金融机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送等相关情况，建立健全了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反洗钱工作协调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提高了我国反洗钱工作效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照反洗钱工作部际会议制度模式，建立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反洗钱协调机制，有力推动了各地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加强反洗钱监管信息的通报与分享，提升反洗钱监管的整体有效性。为了提高反洗钱监管工作水平，丰富反洗钱监管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反洗钱监管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反洗钱对话机制。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对话的具体要求。对话机制的建立搭建了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监管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利于反洗钱监管部门了解相关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深入地了解监管政策意图，提高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刘连舸，欧阳卫民.金融运行中的反洗钱[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强化FiU职能促进反洗钱合作――欧盟新版反洗钱指令解析[eB/oL].[2013-12-11]，http：///com/info.do？action=detail&id=342.
[3]韩光林.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及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73-80.
金融管理行业报告篇10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规定。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对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二款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
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
第四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保护。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七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第二章监督管理机构
第八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九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第十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不得在金融机构等企业中兼任职务。
第十一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作出安排。
第十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
第十三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处置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查处有关金融违法行为等监督管理活动中，地方政府、各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十四条国务院审计、监察等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第三章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第十六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第十七条申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达到规定比例以上的股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况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一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前款规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
第二十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六个月内；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增加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
（三）审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
第二十三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第二十四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范现场检查行为。
第二十五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建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二十七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况，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岗位责任制度。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业风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认为需要向国务院报告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并告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处置机构和人员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银行业突发事件。
第三十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第三十一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开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第四章监督管理措施
第三十三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经营管理资料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三十四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
（四）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统。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五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谈话，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三十六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
第三十七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二）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
（三）限制资产转让；
（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利；
（五）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审慎经营规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第三十八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接管和机构重组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
第四十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被接管、重组或者被撤销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履行职责。
在接管、机构重组或者撤销清算期间，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出境将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财产或者对其财产设定其他权利。
第四十一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
（二）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报告突发事件的；
（四）违反规定查询账户或者申请冻结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措施或者处罚的；
（六）、的其他行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三）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或者未备案的业务活动的；
（四）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
第四十五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第四十六条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