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被操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三、结论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2
关键词：马克思；科技观；当代价值
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无疑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地位和作用。
一、马克思科技观的含义及形成的背景
（一）马克思科学技术的含义
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忠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技术是直接的现实生产力，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划归于生产力范畴，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种变革生产力和社会的革命力量。而现在，科学技术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的总和，是指人类掌握、认识和应用客观自然规律的实际能力。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与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
（二）马克思科技观形成的背景
在古代社会，科学主要来作为解释自然的一种思辨的认识活动，主要来源于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人们的经验。而技术理论成分较少，主要来源于工匠的劳动技能，以经验为其显著特征。那时候的科学与技术还处于分离状态，还没有被联系到一起。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的笼照，哲学和科学成为了神学的裨女，生产力也还很落后。
从13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到16世纪世界的经济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再到十七世纪，科技在现实中几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神圣的地步，被人们视为"神话"一般。在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可以帮助人们征服自然和解决一切困难。到了十八世纪，出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由此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得以确立。恩格斯曾这样描述："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己经降伏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2]到十九世纪，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科学终于从神学的通知下得到了解放，并且开始了飞速发展，除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以外，对天文学、解剖学、光学、力学、数学等学科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化学、地学、电学、磁学等基础学科的诞生。此时，在科学的飞速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作为一般生产力的实验科学，已开始向以直接生产力为表现形式的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转化，科学与技术开始结合在了一起，从此，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和现实运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机器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即产业革命在英国己经完成；之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完成工业革命，不仅使生产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引起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科学技术的运用存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发展，造就了大量社会财富。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无产阶级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恩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分析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形成了他独特的科技观，用来指导社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
二、马克思科技观的核心内容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重点强调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变革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是工业大革命以及政治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机器的广泛使用极大的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促使社会大分工出现。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时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越来越便显出它惊人的力量，人类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必须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二）自然科学是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公元前7世纪到5世纪，中国、希腊、罗马都产生了原始的自发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但是，由于这种自然观缺乏自然科学基础，它只能是是朴素的、直观的，中世纪的自然观在神学的笼罩下，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真理的河流，致使科学停滞不前。但是，人类认识自然，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的斗争并没有中断。科学的发展终于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开始把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开始了飞速发展，除了对天文学、解剖学、光学、力学、数学等学科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化学、地学、电学、磁学等基础学科的诞生。尤其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马克思科技思想中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3]，而固定资本"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4]因此，"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5]此外，马克思还指出科技的发展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强调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等，从各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想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重视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提高。
三、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代的影响
（一）弘扬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对人类的影响首先是对人类文明和精神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进化，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文化水平。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再是以军备竞赛为主,更多的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马克思就认为，科技进步为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科学技术与文化实际上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智力水平，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同时，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认识能力和智力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我们要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就需要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科技思想，马克思很早就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而到了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逐渐跃居第一位，各国都开始重视和加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又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6]1992年邓小平志南巡讲话时又重申了这一论点："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深刻的认识到了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肯定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同时结合当代社会实践提出了这一论断。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毋庸置疑的第一生产力。
（三）依靠科技创新,保障工业化的实现
从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作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各国工业化的总体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中期的水平,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仍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在工业化的不断实践中逐渐的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而新型工业化主要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动力,由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因此要保障我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强科技创新。
（四）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科学技术观时，我们会发现科学技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人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人类消耗资源，破坏自然环境的能力。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日趋加重都是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因此，这几要求我们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应用科学技术，使它更好的发挥其有利作用，为我们人类服务，以促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5.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77.
[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0.
[4]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
[5]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1.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5.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3
关键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marcuse''''sideaortheoryabouttechnologyismainlyasocialcriticism.onthewhole,theconclusionwasdrawnfromtwotechnologicalphilosophers:CarlmitchamandegbertSchuurman.Forexample,Carlmitchamdividedthetechnologyphilosophyintotwokinds,i.e.,theengineering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umanistphilosophyoftechnology,andhedidn''''tattributemarcuse''''sideatoeitherofthetwokindsbuttothepartofthetraditionalsocialcritiqueoftechnology.ontheotherhand,egbertSchuurmandividedthetechnologicalR&Dintotranscendentalismandpositivism,andhedidn''''tthinkthat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belongstoeitherofthembuttoatechnologicaltypeofsocialcritique.actually,whatthe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embodiesisthecoreofhumanism.thenatureofmarcuse''''sphilosophyoftechnologyisofsignificancetothestudyoncurrentdevelopmentoftechnology.
Keywords:Hebertmarcuse;theoryoftechnology;essence;traditionofsocial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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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4
abstract：now,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revolutionhavesparkedaseriesofnewsituationsandnewproblems,thisbrightchallengestomarxism.Butmarxismitselfisnotastatictheory,itisacontinuouslydevelopingandopeningtheory.atthesametime,the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revolutionprovidesarealityforitsrichanddevelopment.thispaperwillpointsseveralaspectsofabreakthroughinthedevelopmentofmarxism.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科技革命现实性挑战突破
Keywords:marxism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revolutionreality;challengesbreakthrough
作者简介：刘笋，女，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一、现代科技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
（一）当代科技中的哲学问题当代科技发展中出现了众多的哲学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面前，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50年代遗传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70年代的相\深入研究的人工智能中所到涉及到的意识与人工智能关系、思维哲学、物质决定意识的微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新兴学科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中的有关复杂性、时空结构、物质自组织机制、平衡性与非平衡性问题等哲学问题研究；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能无视当代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二）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在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把科技发展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的“统一工业社会论”、社会发展“阶段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以及影响广泛的“后工业社会论”和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科技观等。这些理论几乎都起源于美国，这和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着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这些理论之间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企图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因为纵观这些理论，它们忽视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把科技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有意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从而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哈贝马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并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日益干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同时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使得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系统参与对社会制度的干预，将政治问题转变为科学与技术问题，把由原先通过舆论与公众讨论的问题交由科层组织中的专家使用技术与科学程序来解决，从而取得合法性。
（四）新中间阶级论“新中间阶级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的考察所形成社会阶级与阶层理论，其中“新小资产阶级”论和“新工人阶级”论是典型的代表。
（五）生态技术论所谓的生态技术是相对于耗费资源严重的大规模技术的小规模技术。在大规模技术中，劳动被分解为无数独立工序的高度分工，这只能使工人在组织的分工管理的专门知识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使工人劳动丧失创造性。生态技术论本身并不是一种技术理论，它实质上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借用舒马赫有关小规模技术的见解的基础上所阐发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技术论启发我们去深入思考生态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树立不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科学技术观等一系列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应对现代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运动、变化与发展的科学。它自身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它必然要“突破”。顶峰论、不变论从来就不是辩证唯物论，而是一种自行毁灭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就在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和这种矛盾运动引起自身的变化与发展，从而表现出它的巨大生命力。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它同样是一个开放系统，有新陈代谢。否则就会失去生机，变成无用的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突破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是那时代的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而且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自身必然处于矛盾的辩证运动之中的观点，把马克思的学说放在过程之中，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必然“青出于蓝”，马克思主义必然不断地突破和发展。
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辩证唯物的革命与批判精神的代表作，自身就是真理过程的一个环节。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此它的真理性也就具备了过程性、环节性，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这就要求后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创造这一环节的真理，即当代的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创造者就他们自身来说都不是神而是人，因此他们也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就是说，他们也不能解决在当时还未充分暴露、因而未熟透到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不可能做出超越时代的解释，因此，他们虽然将实践的概念作为具有公理意义的概念加以使用，但并未做过深入开发与研究。因此，对劳动、对发展、对人的本质等具有开端意义的概念也未有专门的著述，这本身就要求后人随着科学的发展加以丰富、充实。
第四、关于认识论,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实践的概念，对人的本质，对思维的机理未能开发清楚。因此，对理论与实在、主观与客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等问题的思考，就缺乏必要的前提，从而在认识论上，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发挥和阐述的余地。
总之，从以上对现实的需要、理论上的发难、自身的矛盾运动三方面的分析，都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必须丰富，必须通过这种丰富，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辉煌的发展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代马克思主义阶段。但是研究论证这个新阶段绝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和革命与批判的精神实质。
三、马克思主义应对现代科技革命，要求自身的丰富与发展，现代科技革命产生和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与发展的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一定要发展的，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现与新发明，也为这种突破性的发展带来了客观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就是当代科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的新的素材，做出了新贡献。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的新发展，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深化和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宏观上讲，射电望远镜可以使人们对宏观宇宙的观察达到200亿光年以上，现在人们创造的宇航天器可以对太阳系的某些星球进行实地探测，这些新技术的发明、新科学的发现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从微观上讲，现代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的理论使人们对微观宇宙的认识达到夸克的层次，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特别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更进一步。
第二，现代科技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以确凿的科学事实揭示了物质和运动、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现代系统科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计算机科学和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地充实了意识的本质和能动作用的原理；基因技术进一步揭示了高等生物与生物的联系性和物质统一性。
四、具体来说，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突破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着力研究数字化所带来的虚拟网络中的虚拟社会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电脑化、信息化的虚拟交往实践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网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空间，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实践方式。而且网络还创造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生存空间，即一个具有可能态的“世界普遍交往”结构，从而将全球往实践二重化为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因此这一变化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前景。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后工业社会与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经济基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即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
（三）社会形态理论在全球知识经济的现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新现代化”――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也不是哈贝马斯、吉登斯或乌・贝克指认的“第二次现代化”，而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带动和引导的新型工业化。新社会主义在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相互关系及社会目标、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问题上将远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主义。这也正是今天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之脱节、需要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
（四）社会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使一切思维、文化简单化、模件化。一种规范、一个中心、一条路线、一个标准，都是现代主义的固有特征。反之，在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获得了话语中心地位，多元化、差异化成为时代的象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而外，新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群体、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族群、绿色组织、新纳粹党等等，都以各种方式影响世界，冲击全球性秩序。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应对现代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必须与时俱进，求得自身的丰富与发展。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各种思潮、理论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但也是一种机遇。并且，现代科技革命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为其应对挑战准备了现实性，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者，应当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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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5
关键词：凝聚共识;中国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32-03
筑造中国梦，近乎成为国家的精神旗帜，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信仰与民族情怀。一定程度上讲，凝聚中国梦共识已是新时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实现中国梦的社会意义，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
一、中国梦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当下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意识需求的真实反映。中国梦具备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具有三个明显的时间节点。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中国梦。中国梦被定性为一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核心要素。这种表达易于引起每一个中国人，从各自立场与需要出发进行解读，不会将其上升到执政理念中的意识形态层面。而且，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为参照系，中国梦属于一种伟大理想与美好愿景，是中国共产党希望带领中国人达到的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与国际舞台上，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发展地位，这都可以通过中国梦给予相应的解释。所以，中国梦从其提出之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使中国梦免于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而是展现中国式发展之路的总特征与总原则，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为整体的复兴之梦。与之相适应，学术界从提出中国梦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近半年时间，关于中国梦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微观角度，很少涉及国家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任宣讲中，坚定中国梦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而一定能实现其政治目标。中国梦归根究底是关于人民的幸福的梦，人民群众的福祉是中国梦的根本落脚点。中国梦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丰碑，依赖每一个人对其准确地认识与把握，人民群众对这样梦想的理解与践行才是最直接的反映。换句话说，只有每一个人对中国梦有合理的解读，才会成为所有人对中国梦的合理解读，才会达成凝聚中国梦的共识，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执政目标。虽然，提出中国梦是基于中国历史实情，这能为每一个人凝聚中国梦共识奠定情感基础。但是，因为这种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条件的差异，尤其关于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样的情感基础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在高技术时代，中国梦从提出思想框架到孜孜追求成现实梦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并逐步具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能够更大范围凝聚中国梦共识，主要是依赖每一个人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意识，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内涵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2012年3月19至30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及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都提及中国梦。这是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中国梦，使其承载了中国顺应时展而具有的崭新意义，其内涵逐步演变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中国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理论指导，是立足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为总依据，是坚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综合为总布局，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梦正如欧洲梦、美国梦等世界梦的国家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政理念而走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特色之路的意识形态反映，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于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以思想和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1]。伴随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的广泛接受与认可，中国梦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已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基于此，学术界以意识形态属性为研究角度，围绕中国梦作为内核的研究，与国家宏观建设的需要相结合，为这种梦想与现实能够对接寻求路径、方法，及衡量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意义。
高技术时代对中国梦的解读，不仅依赖传统的立足国情、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道路，通过民族情感将这样的发展道路潜移默化宣传到人民的意识形态中，也依赖人民群众在科技突飞猛进时代能够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的内容、结构、特征及目标等做出合乎国情的分析，如此才能“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2]，自觉地将这样的社会理想变为现实梦想。
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意识形态属性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关于科技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社会价值的观点与看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科技历史发展的科学反映。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才能尊重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实际，才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科技与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发展等有更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科学作为传统思辨思维方式的一个分支，相较于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冲击具有间接性。但是，这种局面伴随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技术发展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趋于淡化。科学作为生产力所直接体现出的社会变革力，已经与技术及其成果的转换直接挂钩，如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等所带来的具有颠覆性变革意义，更直接地外化为技术及其成果的发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已经提出“技艺之母是科学”的论断，科学也不再是单纯思维领域的工作，也与社会效益产生直接联系，社会效益“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3]。唯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既看到科技发展对工业化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其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冲击，故而以理性的、审慎的视角评价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以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它是以辩证思维方式认识与评价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科技造就社会物质文明迅速增长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科技造成社会生存竞争多样性而越来越残酷。随着技术与科学关系的日益紧密，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对社会发展的促动更具颠覆性、全面性与彻底性，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模糊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及其各自功能而含混对二者社会功能的认识与评价。相反，基于科技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双刃剑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发展看作更大的系统，将科技作为其子系统而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做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参照，对科技的社会功能持谨慎的审视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坚持以动态的历史发展作为基点，考量科技与社会双向的良性互动，既肯定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正向推动力，也不否定科技作为破坏社会和谐的反向破坏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要素，就是能对社会发展中科技价值或功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准确把握。
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其继承者们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功能，奠定了基调与方向。在意识形态功能方面，每一代新中国领导人在其执政理念中都强调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相契合，进而与时俱进提出符合中国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新观点。受限于科技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落后，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更多的是从科技作为生产力属性而发挥其功能，提倡摆脱落后的社会面貌应该依赖科技的发展。立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提出以三步走的方式发展科技，并以此而带动社会的发展。邓小平从国内与国际具体实情出发，关注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进而逐步形成鲜明的科技思想，即以生产力的视角认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性。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挥，更多的是注重科技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促进，促进了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双重发展。和时期，则开始注重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科技人才与科技伦理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科教兴国”与“科学发展”战略，强调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与长远性，尤其关注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环境、科技与人文等方面的综合良性发展。进入高技术时代，提出以中国梦方式恢复民族自信，将科学技术融入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中而展示中国综合国力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要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繁荣，更要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与历史贡献，从而实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增进人类共同利益”[4]。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既属于意识内容之一，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依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分析，才能科学掌握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而在高技术时代能够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在中国梦的指引下，不仅建设一个依赖科技而强大的国家，也建设成一个以科技与社会双向良性互动共融发展的和谐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恰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模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重视科技与社会双重功能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执政理念中重新得到丰富与发展。
三、凝聚共识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基础
作为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也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而得到调整与发展。在高技术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意识形态属性，发挥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引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5]，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如何应对新兴媒介所带来的诸如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意识的冲击，在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中实现凝聚中国梦共识，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如何在民众意识里凝聚中国梦共识，除了对内容、结构、路径等具体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更重要一点则是民众受该意识引导而自觉付诸行动，诸如应对科技手段及其带来的信息辨识能力等。所以，如何实现中国梦所具备的群众基础，使其不仅仅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执政意愿，则依赖群众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科技观，从而自下而上对中国梦做出合乎时代的解读与践行。
中国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属性，成为人民群众可以认识并坚持中国梦的重要纽带。换句话说，在高技术时代凝聚中国梦共识，离不开合理的科技观在意识形态中的引导。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基础而凝聚中国梦共识，从二者兼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看是一个重要通道。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其形成时期，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历程，都认识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真正良性标准是与社会发展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们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功能认识与评价的智慧结晶。中国梦是高技术时代关乎民族全面复兴之梦，“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6]，不仅体现在中国所要达到的高度现代化物质文明，也体现在中国对高科技时代如何良性发展的独到理论见解。高技术时代的中国梦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是体现中国人对科技与社会发展达成的新共识，并以此为世界发展创造一条新的模式之路。如何凝聚中国梦共识，需要许多要素与条件的支撑，但人民群众具有与时俱进的科技观是其中之一。所以，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进行深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高科技时代的又一次丰富，也是能够凝聚中国梦共识的关键。
在高技术时代，中国梦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归根到底是细化到每个中国人所实现的梦想，并以此为基础的整个人民群体的梦想的实现。事实上，如果没有具体民众个体梦想的实现，中国梦也只能停留在简单的口号而失去现实意义。但是，实现民众梦想不可回避要应对科技带来的各方面挑战，不仅表现在科技对民众生活与理念的影响，也表现在民众在科技中如何定位和把握自己的梦想。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是以高科技环境作为背景，民众应该认识到这种实现理想的科技环境。另一方面，高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需要民众具备相匹配的科技素养。中国梦虽已具备意识形态功能，但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还是离不开民众在高科技时代具备相应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认识的意识。
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提供正确的理论引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层建筑’”[7]。随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因时因地对其科技观进行补充与完善，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与实践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梦，既是一个民族崛起的自信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团结凝聚力的表现。换句话说，在高技术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可以随中国梦的形成得到进一步确定，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也由中国梦达成共识而得到认可。而且，中国梦是用最简朴的语言表达社会意识，必将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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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pe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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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6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介绍
法兰克福学派已科学技术为载体，沉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向人们陈述了资本主义导致环境灾害和生态危机的原因。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应用科学技术控制（自然与人）的双重控制的结论，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开辟新批判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应用科学技术的目的是：首先，从实践中认识自然规律，而后就是对自然疯狂、无极限地索取资源，为其自身的运转服务。其次，资本主义将掠夺来的资源转化成商品，从而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控制或统治。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中充满悲观和乐观色彩，这两种态度焦点是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悲观者对人类启蒙运动和文化的否定，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主，他们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反思深入到对整个人类启蒙文化的反思。乐观者以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为代表，他们似乎比悲观者批判得更具有彻底性。不仅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寻找答案，而且对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内在的特性（如扩大再生产）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可以从三个阶段对其思想加以考察，进而全面了解该学派的思想。
一、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威的生态思想体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威是以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开启者。霍克海默生活的时代不像今天，环境危机表现得这么突出，但他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环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理论后，反对用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转而用理性主义代替，把理性作为一切进步社会的根本理论。在著作《启蒙辩证法中》中，彻底批判了以培根为首的实证主义思想。指出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本质是：加强资产阶级对自然和人类的统治，以达到剥削自然的目的。“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是其唯一的目的”，最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否定，认为抹去了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摧毁了。悲观色彩还表现在：首先是迷信的重新树立，破除迷信的科学技术最终使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化导向了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其次，极权主义的重新树立，了神话的极权主义又建立了科学技术的极权主义，认为独裁者对人的统治与科学家对自然的统治具有统一性。“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方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才能够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了科学家的意志”。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7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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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8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技术观集中表现为对技术的批判。技术批判作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根植于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通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反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现为更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立足于实践哲学，马克思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是在其实践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哲学”一词，但从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来看，“他的哲学立场已经超越了意识哲学和思辨哲学范式，开始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川文化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人的现实感性的文化活动的反思和批判，探寻人的合理性的生存模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日益陷入的现代文化困境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实背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也正根植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透过对技术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对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一、技术批判—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
在现当代哲学家看来，技术聚焦了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作为一位哲学家，马克思也毫不例外地把技术包含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并赋予其重要地位。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断言: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技术的形上之思是通往人的本质的切实之路。对此，法国哲学家阿克斯勒(kostas axelos)在其196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
对于技术，马克思持双重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也深刻地洞见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而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这样的一种对技术的批判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同时也作为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基调而“贯穿于他的全部的学术成果和整个学术活动中”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集中表现为他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技术异化的概念，但他的著作中却包含着关于技术异化的丰富思想，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技术批判关注的焦点。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工人的劳动(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劳动(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工人在劳动(技术活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实现自己的本质，而是与自己的本质相疏离……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更为直接而尖锐:“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机器劳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马克思没有把技术异化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异化，而是揭示了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它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着重批判了技术异化的根源，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但却不能对此作狭隘的理解，即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真实精神及深层价值就会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把批判停留在技术及其后果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从而对现代技术存在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情境进行了全面的现实的批判，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最终陷人虚无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批判最终寻找到一条摆脱技术对人的奴役状态的现实道路，即通往“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共产主义之路。由此可见，透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地反思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活动和生存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为深切的文化批判。
二、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现代性根基
对技术的批判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是源自其哲学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离不开“武器的批判”—实践，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包括技术批判)理论，亦离不开它的时代根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克思生逢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如马克思本人所剖析的，是一个财富与贫困同生、文明与愚昧共在的充满矛盾的时代。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就是引起了当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代性”。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从本质上讲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而是为了更高意义上的现代性重建)，现代性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乃至技术批判的根基。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也如利奥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也就是说，现代性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工业化)实践的文化反省。马克思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使用“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概念，当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已经陷人到一种危机当中，这不仅表现为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日益激化的政治危机(阶级斗争)，更表现为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危机—现代性危机。异化现象便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刻表现。在对危机的诊断中，资本主义技术活动(工业活动)成为马克思切人现代性的独特视角。这不仅因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技术的省思，人可以展开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全面反省和批判。在此意义上，“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对技术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反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由于指向更为深切的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而成为一种文化批判。
虽然马克思被当代哲学家公认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社会理论家，但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技术展开批判的却不止他一人。面对异化现象的日趋严重，技术批判之声不断高涨。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流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而且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技术发展与理性演变的层次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异化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并依此寻找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海德格尔则在批判之余开出了克服技术异化的药方，即通过艺术的深思、始源性之思正确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海德格尔，都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观点，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批判均指向技术本身而最终陷人了对技术的抽象批判。他们或者把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技术的否定，或者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诉诸于艺术的沉思，却没有把技术置于现实历史背景中特别是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他们不能正确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根源，也就不可能找到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
一与人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不同，马克思对技术的关注，“不是因为出自对技术事物本身的偏好，或者是像其他技术哲学家那样打算阐述一种以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和批判指向在内容上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的当下存在进行批判反省进而构建人的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主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理论研究如不能有益于这一探索就没有任何意义。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的生存境遇最根本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现状。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停留在技术本身，对其进行本源性之思，而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人手，把技术视为工业的本质、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以及人类追求自由的手段和工具;造成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解决这一间题也不能祈求通过对技术的简单否定或艺术的沉思，而必须通过现实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造除了诉诸工人自己的武器批判之外别无他途，“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摆脱技术奴役的道路也正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对技术进行本源性追思，而是把精力放在探讨技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历史性的维度，对技术进行了彻底、全面、现实的批判，并且找到了解决技术异化的现实途径。而执着于形上之思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最终陷人困境。这表明，虽然同为立足于人的生存视界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马克思技术观的文化哲学意蕴
马克思在对技术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并解决了有关技术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异化的根源以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等等。立足于实践哲学的维度，马克思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使得他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这使得他的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实践哲学从本质上讲已经转向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把人的文化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坚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从文化哲学的视阐来理解“实践”，就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否则就抹煞了“实践”范畴的价值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构想逐步确立。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基点在于，它从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即从实践活动人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根基。这种实践活动，“不是仅仅以‘主体—客体’结构为核心的，改变外在对象的，简单的工具性的操作活动(practice)，而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核心的，人的基本的生存活动(praxis)换言之，实践作为规定人的本质的活动，不仅体现人对客体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也建构和生成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这一角度理解实践，就不能把它把握为纯认识论范畴，而应把它当成关于人的历史性生成的总体性范畴，其丰富意蕴远非狭隘的知识论理解所能概括。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范畴基础上来理解技术的。
一方面，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具有文化哲学意蕴。技术批判首先就包含着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这正是马克思技术观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与对人的本质的追间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由天生的确定的本能规定的，而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文化创造中形成的，它体现为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生成性和整体性。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相辅相成。他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作物质手段和工具，而是将其理解为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人确证自己本质的现实的积极的活动。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表明，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活动意义上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也关注静态意义上的技术，但这不是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在人的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技术活动(即工艺学)以及技术活动(工艺学)在人的本质生成和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人的现实历史活动就无从理解技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文明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马、恩生态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相反，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是马、恩生态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工业化进程加快成为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大量的生产所对应就是巨大的消耗。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泰晤士河的污染、伦敦弥漫的烟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小亚细亚的荒芜以及英国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些现实问题深深震撼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其次，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为马、恩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保障。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大大开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马、恩对达尔文物种进化论中的思想进一步阐发。同时，创造性的吸收了德国化学家和农业学家李比希的新陈代谢思想，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批判了资本家对土地的剥夺，造成了物质循环中的断裂。再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为马克思、恩格斯考虑生态问题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和辩证的方法。
二、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几部著作中。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已经把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生态思想中，指出人可以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结合在他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理论来说明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体现在他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从各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第一，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自然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同时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科学独立的自然观。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类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相反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界孕育产生了人类并为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集中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是导致人类认为资源“无价”，不需要为自然资源埋单，因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度的开采，以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对当今的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马克思的确说过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只有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才具有价值。但是马克思也曾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资源是产生价值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社会财富不仅来自于劳动同时也来自于自然，只有劳动和自然资源相互作用才是产生财富的基础。从这个层面上进行探讨就不难看出生态中心主义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的片面性。第三，马克思的生态方法论。要用怎样的方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落脚点和最终归宿。一方面，要客观的对科学技术加以评价。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对科学技术持悲观态度，批评科学技术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帮凶”。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是对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另一方面，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法。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但是，贪婪的资本家从事生产和交换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他们在利润的驱动下进行生产，“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除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他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最终，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生态问题，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自然界才能真正“复活”。
三、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如列宁所说：“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须要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没有写作专门的著作论述他的生态思想，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找寻到深刻的理论根源。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具有前瞻性，他科学的预见了如果人类与自然呈现出“征服异族”的关系时那么自然将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恩格斯振聋发聩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他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第一，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它为我们今天人类如何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一方面，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的产生是自然界的奇迹，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既然人存在于自然之中，那么就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尊重自然，不按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就会破坏自然，给自然界造成的伤害反过来同样作用于我们人类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辩证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处于永恒的发展、演变之中。恩格斯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显著成果总结说：“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第二，恩格斯的生态系统论。“科技的三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领域之间的联系了。”恩格斯也就是用了自然科学这一中介实现了自然界与辩证法的结合，也正是用了自然科学这个中介证明了自然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猜想变成了科学的真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我们所认知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各种物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经得到印证。同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有力的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0.
［3］列宁全集[m].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2.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篇10
关键词：新技术社会学；理论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产生较科学要更为悠久，对社会的作用也更为直接和深刻。但就社会学而言，对技术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很好地发展，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在批判传统技术社会观(传统技术社会观比较重视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未能充分地认识到社会对技术的作用，因而传统技术社会观又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技术的社会形成(建构)”理论及系列经验研究成果。为了与新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呼应，也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以“技术的社会建构(形成)”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学被称之为新技术社会学，其核心主张是“技术的社会形成”(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简称SSt)或“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yg，简称SCot)。新技术社会学的产生，主要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观的营养，深受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以及移植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
1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观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讲过：“马克思并不像科斯塔·阿克塞洛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位技术哲学家，也不是其他人所认为的主张异化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雷蒙·阿隆，2000：91)。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马克思把对技术的研究引入其理论分析的视域之中，力图解释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之间的作用与关系，所以对于他而言，“技术不仅构成了技术专家们感兴趣的主题，而且也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病态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Rosenberg，19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