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1
社会矛盾纠纷，是由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所形成的对立的事物。就其产生的原因和处理方式，有其外部的条件性和内部的规律性。从社会矛盾纠纷所处的地位、内容、性质来说，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解决的方法有：情感的方法、经济的方法、法律的方法。本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特点、调处机制现状和完善作了一些思考。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了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和利益格局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什们样的年代，主观因素都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如个体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个体对事物偏激的喜好;不断发展变化的个体需求的不满足;社会道德天平失衡;不患贫而患不均;争强好胜;情感好恶等等。客观因素是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均;新旧体制变革脱节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等等。
(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滋生矛盾纠纷的温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不断提高。但区域优势、潜力优势、中心城市优势等等的开发与发展，随之导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少群众不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去找原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失衡导致失控，最终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二)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反比发展，催化了矛盾数量的剧增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在对社会资源，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占有方面，城镇人口本身就比农村人口享有了较优厚的待遇。而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意识，城乡矛盾也相当突出。一方面，一对农村夫妇普遍生育2个以上小孩，城镇夫妇只生育1个小孩，少数/:请记住我站域名/城镇夫妇还不愿意生育，从而导致城乡人口比例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全面普及及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挖掘潜力越来越低，引发农民人均收入的不断萎缩，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就业、收入为核心的利益冲突，在个人、群体、行业、家庭、社区、城乡、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矛盾数量剧增，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三)新旧体制转轨，社会控制系统的缺陷与失控是矛盾纠纷难以消化的痼疾
任何体制的变革，都会带动思想、经济、体制、政治以及相互之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多元的利益主体共生，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加之社会诚信尚未完全建立，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缺乏规范，固有的各种弊病相继显露出来。如医疗秩序，一方面是国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秩序整顿，另一方面是医疗价格居高不下，屡禁不止;再如近年来个别地区加大计划生育执行力度，执行生育2孩及以上的育龄夫妇，必须施行绝育手术政策，这一政策不分时间界限，将原有合法生育2孩，免除绝育手术的一大批育龄夫妇一并执行，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结果导致群众与党和政府行为对立，大多数育龄夫妇外出躲避;在家的与工作队员打“游击战”，群众伤害工作队员时有发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难，再次造成一大批本不生育的生育大军等等。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整体状况来看，有两大特点，一是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依法寻求法律援助、依法伸张正义的社会风气基本形成。从具体情况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类型多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跨区域、跨行业纠纷，劳资纠纷，商品经营、信贷、投资纠纷，企业合伙、转包、拍卖、兼并、破产纠纷，土地征用、划拨、流转纠纷，安全生产纠纷，婚姻财产纠纷，优抚救济纠纷，赡养抚养纠纷等不断涌现，类型多样。
(二)主体多元化。随着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打破了旧经济模式和地区封锁，建立了竞争机制，各种利益主体应运而生。伴随各类主体的活动，矛盾纠纷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发生日益增多。它不仅发生在公民之间，而且发生在公民、法人、非法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甚至发生在政府、干部与群众之间。
(三)内容复杂化。查阅每一件矛盾纠纷的处理，你会发现当前各种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成因交织在一起。往往既有历史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利益因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因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理解，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有的同治安、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有的经济、行政、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有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如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基层选举等。
(四)调处疑难化。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诱因复杂，加之往往是主体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表达诉求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诉求与维护民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矛盾纠纷调处的疑难化。一是认定纠纷性质难。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政策知识，熟知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政策法规，才能正确认定纠纷的内容和性质。二是复合化的纠纷涉及面广，单靠一个部门难以奏效，有些纠纷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尤其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被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混淆是非，不仅导致调处的疑难化，更加速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恶化，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和威胁，甚至容易酿成恶性事件。
三、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现状
(一)从机构、人员、经费、处理机制来看。从调研情况和实际工作来看，目前运行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设置，尤其是乡村机构，基本上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为具体责任人，所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组，在一个部门设立
办公室，再层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执行督办和量化考核的运作方式。从表面上看，确实做到了领导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督办到位，考核到位，但实质上收效甚微。一是缺人办事。从上到下机构人员大多数是兼职，把矛盾纠纷调处作为本职工作的不多，尤其是乡级机构。据调查，占相当数量的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政法办、综治办工作人员排列一长串，但除司法助理员在编，在职外，大多数为外单位兼职人员，或老、弱、病、残人员。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会议材料、文件材料、督办检查材料一大堆。但真正能拿出结案卷宗的不多，如用结案数与辖区纠纷数对照，差距更大。三是中介组织不下乡。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基本上设置在县级以上，或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设立工作点，定时或受邀请开展工作。资源没有较好整合，合力尚未形成，法律服务与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明显脱节。四是工作经费无保障。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除人民法院外，按法规政策都是免收费用的。但每调处一件纠纷，无需取证，无需差旅，座在办公室内召集调解，就把事情处理好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几年、十几年，几十次均没有调处成功的纠纷，而司法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又没有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能纳入预算的就更为鲜见。
(二)从矛盾纠纷调处的困境来看。一是诉讼调处的困境。乡、村、组各级调解组织一方面是兼职，另一方面按规定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工作辛辛苦苦白忙活，还得倒贴车旅费，中介组织因无利可图，又延伸不到乡村，其结果是人民法院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大量积压，而中介组织门庭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或是在乡村调解组织与法院之间呈拉锯式的推拖。二是非诉讼调处的局限性。从非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来看，1、非诉讼调处对解决常见性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广大群众越来越离不开非诉讼调解，但对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显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基层调解组织只能执行政策，不能制定政策，而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据政法部门统计，95%以上源于政策前后脱节，或非现行政策力所能及。2、非诉讼调处组织开展工作，以主体双方互谅互让为原则，以协商调和的方法为前提，不可能做到自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更不具备权威性、终结性。3、虽然诉讼调处机制、仲裁机制、行政机关纠纷处理机制、以及制度等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体系，但由于存在结构、布局不合理和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的现状，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有的中介组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现象时有发生，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不一致，尤其是涉及政策脱节，行政能力失控所造成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作不畅，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加大。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可走、有规可循，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是一道需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课题。
四、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思考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认识矛盾纠纷所处的社会背景，熟知其背景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基础，它主要解决处理矛盾纠纷如何定性，如何选择突破口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是关键环节，它解决有人办事、怎样办事的问题。如何构建系统和谐，整体联动，便捷、高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我作了如下思考。
(一)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工作效益
矛盾纠纷的产生在广大群众中，在基层。组织建设，机构设置理应以基层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前缘阵地。针对乡镇(社区)人少事多，缺编缺员突出的实际，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整合人力资源，保证有人办事是前提。
县级基层调解事务与法律服务合并设立法律服务中心，编制不少于5人。乡镇司法所、矛盾调处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政法办合并设立法律服务所，编制不少于3人，为司法局派出机构，执行归口管理，定岗定责，任职必须取得国家认可的法律服务资格。人事受地方党委政府和县主管单位双重领导，解决推诿扯皮和无人办事的问题。执行归口管理后，经费可以从两个渠道进行考虑。一是县乡同时执行原经费使用政策，纳入财政预算。二是完善法律服务工作制度、收费制度，严格收费标准，与中介法律服务组织一道推向社会。遵循便民的原则，建立管事不管费，民众自主选择、多渠道、竞争、有偿的法律服务体系。
村级以下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村民自治要求，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村民小组设矛盾纠纷协调员，指导村民召开村民会议，推选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职责，落实收费标准，形成村规民约，组规民约执行，报乡级人民政府备案。
(二)规范中介组织，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纠纷调处机制
实践证明，调解和诉讼并非化解矛盾的唯一途径，仲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部门分流处理都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关键是要认真总结经验，理顺关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科学有序地得到处理。
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首先要保证中介组织合理分设，确保矛盾纠纷随时发生，随时得到处理。因此，应将机构设置到矛盾纠纷原发地——社区，将组织、机构建立到群众中去。其次要理顺部门矛盾纠纷调处关系，合理分流处理矛盾纠纷，克服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规范性，确保群众解决纠纷有章可依，有路可循，机构调处职责明确，部门之间不相互扯皮，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与民众提供规范的矛盾纠纷调处。第三要突出纠纷解决的终决权力。人民法院应以非诉讼调处为基础，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严肃法律尊严和最高权威。
(三)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完善矛盾纠纷调处规程
我国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不一、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提高，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或规则。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2
关键词：完善；劳动仲裁；思考
我国在针对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的纠纷和争议，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解决劳动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劳动仲裁制度在实施阶段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对解决劳动纠纷有局限性，对于很多的劳动纠纷的解决缺少法律依据。劳动仲裁制度是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加快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健全劳动争议仲裁的监督机制，有效解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完善国家经济建设。
1、劳动仲裁制度
劳动仲裁制度就是指，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纠纷时，由当事人一方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之后，通过合法合理手段针对劳动争议双方进行裁决和处理。通过劳动仲裁制度能够有效的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是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法。劳动仲裁制度是解决劳动争议的基本程序，是世界各国针对解决劳动纠纷的基本法律制度，加快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有效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加快国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2、存在缺陷
2.1滞后性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日益深入，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各行各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大量新型产业逐渐兴起；市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人数与日俱增，用人单位和劳动之间存在关系复杂，企业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的纠纷存在不可预见性，劳动仲裁制度滞后不可避免。劳动仲裁制度的滞后性，导致劳动仲裁部门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方式粗放、程序混乱，多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不能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加深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矛盾，不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2局限性
劳动仲裁制度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矛盾时，必须依法通过相关的劳动仲裁部门先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之后才能进行法律诉讼，强制仲裁机制不利于当事人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限制了当事人法律诉讼维权的权利。强制进行劳动仲裁机制不利于及时解决劳动纠纷，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增高了纠纷解决的成本，降低了劳动仲裁机制的实施效力。
2.3缺乏权威性
劳动仲裁委员会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是劳动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劳动仲裁针对劳动纠纷的解决缺少法律依据，针对劳动争议案件不具备解决条件，在劳动仲裁程序后法律诉讼程序一直担任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角色。造成了劳动仲裁部门解决劳动争议和纠纷，方式粗放、程序混乱；造成劳动仲裁部门成员在解决劳动纠纷时，缺乏职业责任心，敷衍了事，不能保证劳动纠纷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影响了劳动仲裁制度的权威性。
2.4缺乏监督机制
国家对于劳动仲裁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缺少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造成劳动仲裁机构长期处于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状态，使得劳动纠纷产生时，劳动仲裁机构无法公平、公正的进行劳动纠纷仲裁，不能保障受侵害人利益，不利于解决劳动纠纷，不利于化解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
3、完善劳动仲裁机制
3.1完善制度建设
劳动仲裁制度要与时俱进，跟得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脚步，社会、企业多样化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纠纷多样化、复杂化，及时更新劳动仲裁制度，改善劳动仲裁办法，加快劳动仲裁制度的改革，有效的解决劳动纠纷，改善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3.2加强“三方机制”建设
加强劳动仲裁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劳动仲裁机制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特点，劳动仲裁过程中劳动仲裁机构不具备行政管理的权利，强调政府机构的协调作用，保证三方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方机制”。增强劳动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将劳动仲裁机构脱离于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独立的办事机构，加强劳动仲裁机构专业人员编制系统，进行独立的人员编制。加强劳动仲裁机构解决劳动纠纷过程中“三方机制”的工作理念
3.3取消强制性
劳动仲裁制度的强制性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增加了行政工作量，提高了劳动纠纷成本，降低了劳动纠纷的解决效率。传统的劳动仲裁机制需要改革，当劳动纠纷产生时，劳动仲裁部门应充分保证劳动仲裁的平等、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当事人有权利选择自由协商、劳动仲裁和法律诉讼的多种解决途径，劳动仲裁不影响受侵害人的诉讼请求。充分提高劳动仲裁机构工作效率，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
3.4健全监管机制建设
加强国家和有关部门针对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力和义务，有效的加强对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才能充分的保障劳动仲裁机构在解决劳动纠纷时的平等、公平和公正原则。加强劳动仲裁机构内部监管机制，将劳动仲裁机构进行社会化管理，提高办公透明度，健全劳动仲裁机构的内部考核制度，提高劳动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办公效率和办案能力。国家和部门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通过司法机构严格监督和管理劳动仲裁机构，保障劳动仲裁机构的公平、公正和法律权威性。劳动仲裁机构还应进行社会化监督、管理，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职能，以及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健全劳动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机制建设，充分保障受侵害人权益，保障劳动仲裁机构的公平、公正，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
4、结语
综上所述，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建设，保证劳动仲裁制度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劳动仲裁制度的法律权威性，以及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改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任卓冉劳动争议仲裁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兼评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J]湖南社会科学，2015（02）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3
一、目前影响农场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主要问题的分析
（一）生产生活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新形势下农场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关系出现的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延伸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集中在：一是土地问题。随着农业税的取消，群众种地不再纳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种地积极性，再加上近年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农业税和其他农业方面的税费减免、粮食直补、粮食价格上扬及粮食保护价等因素，部分农户开始想方设法地要地、种地，由此也会引发各类纠纷。二是家庭婚姻关系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涉及遗产继承、孩子抚养、老人赡养、离婚财产分割等方面。三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宅基地纠纷邻里之间因通行、排水、建房、修缮房屋引发的纠纷仍占有相当的比例。
（二）群众文化素质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目前，虽然农场职工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较之以前有所提高，但法律意识依然比较淡薄，法律素质不高，易使纠纷矛盾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反映自身问题的方式不妥当。当前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在矛盾和问题的高发期，社会心理容易失衡，以非理性的方式反映利益诉求的现象增多。许多上访群众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个别人甚至通过赴省进京上访，对农场施加压力，以期达到个人目的。二是因生活问题引发的矛盾较多。邻里之间围绕宅基地、林木权属和鸡毛蒜皮的事情等问题发生纠纷，因得不到及时调解处理，老百姓又不依法解决争端，而依靠越级上访或自己的私力解决，进而把事情越闹越大。在家庭中因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赡养问题等发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
二、矛盾纠纷演变的趋势
（一）当前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趋势。大多矛盾纠纷关联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利益，社会矛盾纠纷较为复杂，从而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矛盾纠纷类型呈现多样化。当前，农场社会矛盾纠纷已逐步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复杂纠纷，同时部分群众以家庭生活困难、子女就学困难等为理由也加入上访的行列，更有甚者走访、多管齐下，同一信件连续投、多处投、多人投。
（三）矛盾纠纷表现方式呈现激烈化。矛盾出现之初，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大多都能通过正当途径和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寻求有关部门解决纷争。但在一些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中，当事人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便采取过激手段，迫使农场解决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或赴省进京上访。虽然有的问题政府出钱得到解决，但农场颇感无奈。
三、解决影响稳定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通过收集和反馈的信息和工作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在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综治办及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显著效果。不应该只看到眼前问题，应该着眼于矛盾的源头，标本兼治。
（一）提升全民法律意识。一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法制观念。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和基层组织要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教育群众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注重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群众遇事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按照政策办理，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方式，避免的发生。二要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律素质和公仆意识，用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合法利益。公安机关、治保组织、民调组织要在法制宣传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通过办案、调解纠纷、开设法制讲座、接受法律咨询、解决群众的疑难问题等多种途径，及时宣传法律、法规，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自觉抵制各种违法行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执政水平。一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对群众的意见要认真听取，对涉及群众利益的工作要认真负责，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坚决纠正。二是要强化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和规范意识，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规处理行政事务，提高执法水平和办事效率。三是要改进工作作风，注重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矛盾化解。要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群众利益。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因而在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高度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时刻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发生的长久之计。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4
1金平县开展调解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0年7月成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后，于8月仲裁委员会开始开展工作，受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2010年12月，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7件，仲裁7件；接待来访咨询30起。2011年受理20件，其中仲裁12件，调解8件；接待来访咨询45起。开展调解仲裁工作2年来，经过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回访调查了解，通过仲裁委员会调解或裁决，双方当事人不服裁决而到金平县人民法院和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共3件。
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化解了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于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及时解决了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而产生的纠纷案件，维护和保障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减少和避免了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而产生的各种斗殴事件，促进了金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通过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当事人的合法经营权益不但得到了保障，而且节约了当事人的经济支出，从而达到了减轻当事人双方经济负担的作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金平县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农村政策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农业系统依法行政能力，加大了农业系统依法行政的宣传力度。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成立为县委政府的相关部门减少了因承包土地经营纠纷而产生的、上访事件，进一步缓解和巩固了干群关系，为金平县开展“四群”教育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开展调解仲裁的主要做法
2.1积极参加理论培训班学习，提高调解仲裁业务水平
积极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全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培训班、省农业厅和州农业局举办的关于全省、全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培训及交流会共4次，8人次，有效地提高了业务水平。
2.2定期和不定期组织仲裁员学习法律法规，加强和巩固仲裁员自身业务素质
为提高仲裁员业务素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规定每月1日、15日早晨为仲裁员组织学习和自学时间，主要学习内容是涉及调解仲裁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011年共组织学习16次，110人。
2.3及时召开案件分析研讨会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纠纷案件后，仲裁委办公室人员首先召开案件审查研讨会，审查确定是否属于仲裁委受理范围；确属仲裁委受理范围的，把案件及时提交仲裁委员会主任审批并指定案件受理的仲裁员。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的，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单送达申请人，纠纷案件决定受理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开庭通知书及仲裁员名册送达被申请人。做到依法受理、程序办事。
案件受理后，在开庭之前案件经办人（仲裁员）经过落实争议地、现场取证、农户走访、核实证据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后及时召开纠纷案件分析研讨会，主要是汇报仲裁员调查案件的经过及结果，然后进一步核实确定申请人申请仲裁的理由是否属实。核实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争议双方身份是否属实；二是核实争议地块是否属实；三是核实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四是核实确定案件受理和开庭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依法开庭后及时召开案件研讨会：一是针对庭审笔录作最后的案件分析讨论，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的陈述、庭审、取证、质证及证人证词作分析，提出不同的看法，发表不同的建议，产生不同看法和意见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依法作出决定；二是针对案件分析结果和使用的法律条款进行讨论，使作出的案件裁决书合情、合理、合法。
2.4组织仲裁员进行学习交流
为了提高仲裁员自身业务水平，在以后调解仲裁工作中能够达到公平、公开、公正依法审查、依法开庭和依法裁决的目的，经申请仲裁委员会批准，组织7名仲裁员到农业部试点、红河州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开展较早的弥勒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考察学习，进一步了解试点县开展仲裁工作的基本情况，考察过程中认真听取了弥勒县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讲述弥勒县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经过以及取得的宝贵经验，同时认真总结了目前开展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探讨提出了将来如何开展调解仲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观摩旁听弥勒县仲裁委开庭现场，进一步掌握和巩固了开庭、庭审的法律程序。
在开展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工作中，仲裁委员会多次组织仲裁员在金平县人民法院开庭时进行旁听，认真听取法院法官开庭、庭审程序；在仲裁委员会开庭前邀请红河州农经站领导指导。通过仲裁员外出学习和开庭前法官和州级领导指导，拓宽了仲裁员的工作思路，更加坚定了仲裁员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3调解仲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金平县属边疆山区县，山高坡陡箐沟深。农村土地承包无论是1980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还是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续包以及2007年的补换发证工作，县委政府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中央、省、州关于土地承包的相关政策，并结合金平县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金平县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但是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部分承包地块四至界线模糊不清，面积不实；有些乡镇存在重复发包（一地多证）、权属不明等问题；金平县勐桥乡难民、移民与当地村民的土地纠纷频繁，外迁户土地承包经营受到侵权；土地依法征用后，尚未收回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变更（注消）经营权证中的征用土地，仍然存在纠纷的隐患；土地流转不规范，不公平；错登漏登，承包户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机构不健全，工作粗糙，村组农户承包档案不齐。
这些问题在调解仲裁工作中取证、核实等方面造成许多困难，制约着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不公平，促使调解仲裁工作合理合法却不合情。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委员会刚成立，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对每一位仲裁员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经验不足、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想轻松办好每一件案子还是很困难，需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汗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调解和仲裁在法律规定上是有时效性的，每一件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由于金平县属于边疆山区，许多村寨交通条件不便，土地纠纷案件又起于田间地角，加之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不是独立在编机构，没有配置专用车辆为交通工具，因此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困难多、难度大。
4建议
4.1强化组织领导，确保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进行
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金平县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充分认识、落实党对农村的政策及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为落实各项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提供组织保证[1]。
4.2规范农村土地流转
根据云南省制定的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意见及农村土地流转管理的具体办法，对土地流转原则、范围、方式、程序及合同档案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严格遵守政策原则和程序，并报送县、乡（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备案，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2]。为了切实规范土地流转、妥善解决土地纠纷，各乡（镇）都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土地流转登记（备案）制度、合同管理员工作规范制度等[3-4]。
4.3加强县仲裁委员会及仲裁员理论培训，及时掌握调解仲裁的法律法规
根据承包合同纠纷解决的途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和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培训，强化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工作水平；能够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调解、依法仲裁，为化解金平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尽职尽责，为金平县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做贡献[5-10]。
4.4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加强制度管理和强化队伍建设
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方法，坚持法定时效性；保证操作程序合法化。建立完善管理机构，促进仲裁委员会管理规范化。
5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实施办法[eB/oL].（2009-06-27）[2010-05-02].http：//省略/flfg/2009-06/27/content_1351869.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eB/oL].（2002-08-29）[2003-04-05].http：//省略/chinese/pi-c/196651.htm.
[3]高雅.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探析[J].河南农业科学，2011（2）：1-4.
[4]高玉峰.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及对策探析[J].河南农业科学，2010（9）：154-156.
[5]陆一飞.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江苏农村经济，2012（1）：17-18.
[6]郁步东，郁莉.以“土地经营产权”催生土地承包制新活力[J].江苏农村经济，2012（1）：66-67.
[7]何虹.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J].现代经济探讨，2012（1）：83-87.
[8]傅勇涛.海南：农民可用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合作社[J].农村百事通，2012（2）：8.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5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6
行政调解是现代社会行政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所不可缺少的行政手段，是行政主体作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事实行为。③根据行政主体中行政机关的分类，笔者将行政调解相应的分为两类：各级人民政府主持的调解和政府职能部门等组织主持的调解。前者称为政府调解，后者称为部门调解。现在所谓的行政调解，绝大多数属于部门调解，政府调解工作开展极少。然而，社会发展又迫切需要比政府各职能部门更具综合性和权威性的各级人民政府介入社会纠纷的调处，鉴于目前政府调解实践经验较少，学界也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在此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政府调解的哲学基础与法理分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特殊性是指不同的事物及其各个侧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矛盾各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实际，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难发现，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纠纷，总的来讲，都是因为纠纷当事人就相关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情况而言，由于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性质不同等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纠纷。而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也因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解决纠纷的程度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类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解决方式的存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对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纠纷，有关部门又难以解决的，应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纠纷当事人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依据，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劝解和说服等方法，促使纠纷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平息纠纷。
二、政府调解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一）社会需要政府介入调解工作
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而每一矛盾又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矛盾体系。由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社会纠纷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多样性、相关性，我们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必须突出方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予以根本解决。鉴于此，通常意义上的以某一行政职能部门或某几个行政职能部门牵头解决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作为具有纠纷处理管辖权的当地人民政府则可整合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综合手段把纠纷处理好、解决好。套用一常用语，就是调处社会纠纷也需要“综合治理”。
一般而言，解决纠纷的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目前广大人民群众选择非诉讼的、高权威的政府调解来解决纠纷又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政府介入纠纷的解决方式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有如下特点：（1）解决纠纷的组织者是代表国家的人民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使纠纷各方对主持调解方表示信服；（2）纠纷的解决过程既有严肃性又有自律性，人民政府调解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诉讼程序，这样做既体现了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处理纠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又体现了当事人相对平和的互谅互让精神；（3）纠纷的解决既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又充分体现了“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和现代意义的自治原则。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迫切需要我们的调解机制具有综合性、权威性，形势呼唤“综合治理型”的政府调解介入社会纠纷的处理。
（二）政府调解具有法律依据
政府职能，亦称行政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归纳起来主要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定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分配，维护市场秩序。总之，政府的职能属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履行行政职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5条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其中有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等。虽然该法条没有明确指明各级人民政府具有社会纠纷调解权，但我们却能从各级人民政府法定的管理权、保障权等权力中自然推出，各级人民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行使调解权符合立法本意。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政府职能发生转变，行使职能的方式必将发生变化。比如，目前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政府为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重点已从严打整治转变到抓综合治理，除采取刚性的行政处罚的同时，也大量采用柔性的行政指导和行政调解，最大化地发挥行政效能。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7条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积极参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方面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也就是说，涉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案件可以采取调解方式处理的，各级人民政府有权调解。
另外，《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都规定，土地、草原和森林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现实中，人民政府收到该类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④
三、我国政府调解制度的构建
（一）调解工作机构及运行机制
笔者认为，确立政府调解制度不必增设新的工作机构。政府调解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下简称法制办）承担。这是因为法制办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承办各级人民政府相关的行政法律事务，参与政府的调解工作是份内之事。调解工作人员主要由法制办工作人员内部调剂，或按照精干效能原则予以另行配备，必要时可临时聘请公职律师参与。
有人可能会提出，法制办是否能胜任政府调解工作？笔者认为，法制办作为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承担政府调解工作是其职责，因此，法制办对政府调解工作不能推卸只能做好。就目前法制办现状，要做好政府调解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行政协调能力。行政协调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协调，是行政主体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的行政目标，而引导行政组织、行政部门、行政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关系，以实现共同目的的管理行为。⑤要做好行政协调工作，法制办的工作人员除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外，要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这样才有向心力，才能在各级政府的授权下整合各部门解决纠纷的力量，做好政府调解工作。作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政府调解工作中要克尽厥职，防止各自为政，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作风。在此有必要强调，政府调解的纠纷事项若涉及某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该部门应积极配合法制办并做好以下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配合调解工作；提供案件相关材料和依据；政府调解需要相关部门作出某方面的行政处理或补救措施，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要遵守政府确认的调解协议。俗语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相信，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法制办一定能做好政府调解工作。
（二）调解程序
公正是调解工作的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政府调解的权威性；效率是调解工作的命脉，没有效率就没有设置政府调解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政府调解应遵循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为此，调解程序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调解纠纷范围。首先，政府调解属于行政调解的范畴，不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内的纠纷，不是政府调解的范围；其次，法律明确规定由政府各职能部门与授权组织处理的，一般不属于政府调解范围；第三，法律明确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处理的行政事项，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政府调解范围；第四，纠纷涉及若干部门或跨区域，需要由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的，可以由政府调解；第五，属于当地有重大影响或涉及全局性工作的纠纷，可以由政府调解。
2、引入听证程序。既然政府调解的纠纷属于重大复杂的案件，那么在调解中就应讲究一定的程序，没有科学规范的程序，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合法的调解结果。笔者认为，引入简便易行的听证程序很有必要。另外，当事人有权利聘请人参与调解。
3、确立调解与裁决分离制度。政府调解的纠纷事项，一般都属于行政裁决的范畴，如果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那么对纠纷事项进行行政裁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使纠纷的裁决客观公正，原调解人员应予回避，这是因为，第一，调解与裁决分离，能避免调解人员明示或暗示当事人，如果拒绝调解，裁判结果也只能如此；第二，避免行政裁决人员先入为主。
（三）调解协议的执行与救济制度
纠纷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政府确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相关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纠纷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事实与理由再次提出行政处理。调解协议对行政部门有约束力，人民法院也应予尊重。如果纠纷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向组织调解的人民政府、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诉。
─────────
①司法部基层工作司编，《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讲话》，法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5页
②据《司法部副部长鲁坚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国务院第四十次常务会议上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说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只能是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民间纠纷。转引自司法部基层工作司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讲话》，法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9页
③杨解君、肖泽晟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62页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7
[关键词]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问题的提出
1.1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相关建议与讨论
2.1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完善评鉴制度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增加医院自
2.2.1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刘世，罗刚.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模式之选择[J].医学与法学，2011，3（2）：28-31.
[2]赵敏，刘洋.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医学与法学，2010，2（2）：81-85.
[3]张泽洪，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2009，25（10）：687-690.
[4]魏占英，曹艳林，王将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议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11-13.
[5]马占军.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2011，29（8）：2-11.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8
摘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建筑业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但是建筑经济纠纷在建筑工程发包过程中层出不穷，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这些纠纷多半和建筑工程造价息息相关。该纠纷的产生不仅损坏了我国建设事业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更使建筑业遭到严重损失，为此，笔者以近年来社会上频繁发生的建筑经济纠纷为参考，并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针对该类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建筑业建筑企业建筑施工经济纠纷
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广泛应用，我国建筑业发展可喜可贺，但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经济纠纷层出不穷，尤其是工程造价这方面的纠纷更是数不胜数。纠纷不仅损坏了我国建设事业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更使建筑业遭到严重损失，具体有以下几点：不如期完成建筑工程，会降低投资效益的适时发挥；长期耍嘴皮子，延长工期，增大消耗，令建筑施工损失惨重；建筑企业为获得更大利润，搞不正之风，行贿、受贿，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扰乱建筑行业市场秩序，给改革设置层层障碍；至此，建筑企业应深入研究、分析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并针对该类纠纷的预防措施进行探讨。
一、引起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对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建筑经济纠纷进行深入、透彻地分析，个人认为引起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建筑企业施工管理者素质低下、技术水平不高，对工程质量标准及定额问题不熟悉，监管人员不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就高不就低，工作态度不端正，致使工程量、高套定额直线飙升，出现高标准计算、低标准做、工程质量差及造价奇高的现象，继而引发经济纠纷。（2）有些建筑企业为提前、尽早开工，不认真审查合同就急着签订合同，致使合同存在很多瑕疵，更有甚者则先开工再签订合同。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严格审查合同相关内容及预算情况，则诸如工程量急增、工程造价收费标准与工程类别不一致及套用定额项目不科学等状况在工程决算时层出不穷，从而引发经济纠纷。（3）建筑企业不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制度，没有构建完善的施工技术档案、变更签证与施工日志等归档制度，使得有些问题在工程决算时无法说清，扯皮现象严重，从而导致纠纷产生。（4）鉴于建筑材料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很大，建筑企业无法科学预估，导致工程双方在决算时争执、冲突不断，继而引发纠纷的产生。
二、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妥善处理、解决建筑界层出不穷的纠纷，个人认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坚持国家相关政策与建筑施工合同有机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工程造价进行动态管理，及时国家相关政策，不过所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灵活性不强，更有甚者明确注明“合同一经签订，不再改变，即使是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也不予调整”。那么在协调、处理这类建筑经济纠纷时不仅要严格依照合同，也要切实地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只有坚持国家相关政策与建筑施工合同有机结合的原则，才能科学处理、解决纠纷及建筑工程如期竣工。
2.坚持差别对待建筑企业自行发包工程与有组织的招标工程的原则。由各级别招标办组织的招标工程，多半是依据政策定标，同时应考虑承包相关工程的风险的大小，如此比较公平、公正，也符合现实情况。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应极力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先让各处招标办进行处理，然后经由造价管理部门审核解决、处理。
对于建筑企业自行发包工程，情况则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可依据政策办事，公平对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些则漫无目的地压价，对承包方要求苛刻；还有的则不科学计算，高估冒算，滥用手中发包工程权力，大要回扣。至此，首先根据政策进行判断，与政策一致的应按照原定标准进行，而与政策相违背的应按照预算、决算做相应地调整。
3.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所谓以事实为依据即要尊重客观事实情况，积极调查、研究，搞清楚事情真相，弄明白相关问题与责任是由建筑工程哪方引起、承担的。所谓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要依法办事，不做违背政策、原则的事，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将那些与政策不符的内容剔除出去，对不科学的工程预算、决算要抽出来认真审查并纠正，继而做到有理有据。
三、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的可行性方法
国家授予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解释定额的权利以及确定工程造价的原则的权利。为此，在处理、解决建筑经济纠纷过程中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计算为基点，采取调解的办法进行。个人认为通常情况下按照下列步骤展开建筑经济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
1.应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请与受理。针对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纠纷，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应向建筑造价管理部门依法提出申请，而且申请资料要准备齐全，如：建筑施工合同、设计图、补充协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会议纪要与施工日志等。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接到申请以后，应指派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处理工作。对于那些重大、疑难的纠纷事件，还应组织相关主管部门开会综合处理。
2.及时展开相关调查取证工作。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受理相关经济纠纷以后应积极展开相关工作，要认真负责，仔细斟酌。应深入、细致地研读建筑施工合同、设计图、补充协议、现场签证、设计变更、会议纪要与施工日志等一系列资料，应认真审核，确有必要还应亲临施工场地进行实地测量、勘察与鉴定，要弄清事实真相，揪出引起纠纷产生的关键因素。
3.依据当前定额规定切实做好核算工作。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在进行调查取证以后，应认真核算设计图与实物工程量里当事人双方争议巨大的事项。核算工作要尽可能有理有据，严格依照合同规定、当前定额与现实情况推进，而且纠纷的协调、处理及工程的结算应以核算结果为根据。
4.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所谓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就是应以核算结果为根据，对于超出定额或者定额范围及合同没有规定的，但建筑工程双方又争议很大的项目进行协调与处理。在协调、处理经济纠纷过程中，要向双方当事人说清判断纠纷的依据、原则，明晰国家相关政策，以文件的规定为衡量标准，以核算结果为基础，尽力说服当事人，合理协调、处理经济纠纷。
四、预防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措施
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预防与协调、处理建筑经济纠纷。建筑经济纠纷的出现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损失。为此，建筑工程造价管理部门不但要认真、负责地做好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更要将预防纠纷的产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相关防范工作。建筑经济纠纷的预防是一个深受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各方必须团结协作，综合防治。个人认为必须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1.强化建筑施工管理。导致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科学的施工管理工作的推进。为此，建立健全建筑施工管理制度是预防建筑经济纠纷产生的关键。建筑工程的承包、发包、工程合同的签订、变更设计、会议记录、质检与施工日志等一系列相关资料，均应依照相关规定、程序、要求进行，适时办理、完善有关手续，逐步规范化。防止在进行工程核算时空口无凭，引发扯皮。
2.严格把关设计，提升设计质量。建筑工程的龙头是设计。不过多年来，有些建设单位内部实行逐层承包，急于完成任务却忽视了设计的质量。在当前设计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通常为满足建设单位的不合理要求，变更太大，只关注承揽任务却忽视了经济技术指标，致使其先天不足，导致工程造价极不稳定。
3.切实做好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社会服务工作。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实行工程造价动态管理制度，不过由于建筑材料的市场价格急剧增长，则进一步强化、完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制度是关键，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定期搜集有关运输、劳力、材料与设备等的价格信息，并及时整理、测算，及时公布各类材料的价格，实行价格的动态管理，向社会提供有效、及时的服务。
4.强化廉政作风建设。受社会上不正风气的影响，有的借用发包工程的机会，中饱私囊，行贿受贿，为危害国家利益的勾当，至此，强化廉政作风建设势在必行。各级有关部门要坚守职责，建筑企业应健全民主监督制度，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1]赵兵.谈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1（05）.
[2]王庆.论施工建筑合同中的纠纷.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3）.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9
一、交通事故处理引入人民调解机制，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行政资源，减轻了群众维权成本
传统交通事故处理方式存在自行和解成功率低、交警部门行政调解警力受限、走司法程序费时费力等诸多弊端，如何快速、简便地解决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争议，成为交警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我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和群众期盼，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纠纷程序简单、方便快捷、不收取费用、结案率高等优势，既方便群众、降低维权成本，又节约了宝贵的司法、行政资源，彰显了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作用和“柔性治理”功能。主要做法是：
（一）“一网、一中心”搭起解决交通事故纠纷新平台
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网络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20__年，市司法局、市公安局联合制定《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意见》，先后在市（县）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大队）设立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8个（以下简称“交调委”），在市（县）公安交警大队（中队）设立调解室28个，面向社会选聘116名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员，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规范化工作流程，使交通事故纠纷解决实现由过去依赖交警行政调解、司法诉讼向依靠人民调解、依法依理协商调处的重大转变。
交通事故调处中心构建“一站式”服务群众新模式。针对交通事故调解和理赔工作涉及与公、检、法、司以及物价、卫生、保险等多个部门的联系沟通，市司法局在交警一大队建立了“____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综合服务中心”，协调人民法院设立了“交通巡回法庭”。在服务大厅设置“七大对接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接受群众咨询、围绕道路交通事故调解与相关部门及机构开展对接工作，将交通事故认定、调解、审理与保险理赔、法律服务融为一体，为群众提供多元化的快捷服务。
（二）“三调联动”依法高效调处交通事故纠纷
与交警部门衔接，公调联动。将“调解优先”的原则贯穿始终，交警部门对于先行行政调解不成、争议较大的纠纷，及时引导进入人民调解程序，通过人民调解员的“以法释案”、“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教育规劝，促使当事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既防止了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也有效置换了警力。近年来全市84%的交通事故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程序得以解决，结案率98%，协议履行率100%，交警事故处理民警由以往的198人减至现在的122人。
与法院衔接，诉调联动。积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化解纷争，对于通过调解方式不能解决的交通事故纠纷，交警部门和交调委及时移交“交通法庭”，现场受理、审理纠纷案件，并根据当事人申请裁定先予执行、财产保全和司法确认，方便了群众、缩短了结案周期。通过诉调联动和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的有效开展，5年来“交通法庭”审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865件，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3205件，全市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上诉率也由过去的5%以上降至现在的2%以内。
与检察院衔接，检调联动。对于检察院委托移交的部分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交调委坚持能调则调、应调尽调，加强释法说理，最大限度地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实现自愿息诉、自愿履行、和谐结案。____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开展以来，交调委通过检调对接成功调处纠纷182件，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四个对接”为群众提供多位一体的便捷服务
对接医院。交调委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与市、县各医疗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积极协调解决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相关医疗问题，避免出现伤者无钱不能及时救治和纠纷久拖不决。如，刘某驾驶摩托车与林某驾驶的小型客车相撞，刘某住院治疗花费35余万元，但因双方经济困难无法凑齐住院费用，不能办理出院手续，后续保险理赔也无法办理。对此，调解人员与医院反复协商，由交调委担保办理出院手续，保险公司理赔后及时交清治疗费，做到案结事了。
对接保险公司。针对大部分群众对保险理赔程序不熟悉的问题，交通事故调处服务中心配备专门工作人员，积极引导和当事人办理保险理赔。及时协调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争议较大的事故纠纷，实行面对面定损和办理理赔手续，实现了交通事故纠纷快处、快结。至此，交调委当事人办理保险理赔案件达1.2万余件，协调解决了2100余起因保险理赔问题不能结案的交通事故纠纷。
对接物价部门。当事双方对财物赔偿标准提出异议、或在调解及理赔过程中无法达成协议的案件，交调委积极协助当事人向物价部门申请财物损失认证。如，王某驾车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发生与道路隔离护栏相撞的交通事故，受损车辆和道路设施维修费用12万余元，但保险公司理赔只定损9万余元，交通事故调处服务中心协助当事人申请物价认证，最终促成保险公司以实际产生金额实施理赔。
对接法律援助。交调委始终把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调解过程中对达到评残等级、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交通事故纠纷，积极与司法行政部门对接，协助当事人申请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5件、引导当事人通过鉴定评定伤残等级450余件。
（四）“五个有利于”彰显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新成效
调解优先，有利于源头治理。发生交通事故后，把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前置，将法制宣传、教育疏导贯穿全过程，有效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升级，做到处早、处小，化解在萌芽状态。
亲民便民，有利于事结案了。人民调解程序简单、方式灵活，调解员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使事故双方从“剑拔弩张”的争执到“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和协议履行率。
“三调”联动，有利于减少上诉上访。群众可以任意选择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纷争，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直接面向群众实施开放式服务，减少可能形成的诉讼、上访和其它极端行为。
高效快捷，有利于降低维权成本。将调、援、审融为一体，把交通事故处理与定损、理赔、医疗救治、法律服务等有机结合，使交通事故调处做到“快处、快调、快赔、快结”，省时、省力、省钱。
社会参与，有利于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调委会以“非官方”身份主持调解，发挥其独特优势，节约了宝贵的行政、司法资源，缓解了人民法院、交警部门的压力，提高了事故处理的质量。
二、深化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
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既是深入推进依法市、深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改进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解决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现实要求。尽管我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初见成效，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一）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调处，涉及多个部门、多个行业的协调配合，工作职责不同，管理部门各异，只有相互密切配合、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提高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工作效率和水平。从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情况看，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初步形成了工作协调机制，但与保险、卫生等部门的衔接配合仅仅依靠交调委单方出面或个人力量协调解决一些事项，并未在制度层面形成部门之间联动和工作上的协调配合机制。就目前与公安交警部门的衔接上，也仍然存在个别公安交警大队（中队）对交调委作为群众组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行政部门完成大量工作方面支持关心不够、保障不到位的问题。为此，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主动支持、配合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切实推动建立健全公、检、法、司以及民政、医疗、保险等单位的沟通联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监督检查机制、工作程序衔接机制，进一步理顺关系，加强协调协作，形成整体合力，快速高效化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二）整合各方资源，构建“一站式”服务群众新模式
交通事故纠纷调处，涉及面广，大部分群众对相关工作程序不熟悉，影响了纠纷案件的快速有效解决。从我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情况看，尽管成立“____市交通事故人民调解综合服务中心”，但目前仅有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派出相应机构进驻“服务中心”，其它业务仍依赖交调委通过引导、等方式来为群众提供服务，没有实现群众走进“服务中心”就能办理所有事项、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一站式”服务。为此，公、检、法、司以及民政、医疗、保险等单位应派出相应机构（或专职人员）进驻“服务中心”，设立便民服务窗口，直接面向群众实施开放式、综合，切实将交通事故认定、调解、审理以及保险理赔、社会救助、法律服务融入一体，实现交通事故快处、快结。
（三）大力推进专业化、职能化人民调解队伍建设
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涉及民事损害赔偿，涉及交通法规、责任认定、司法鉴定、保险理赔等多个领域，量大面宽、专业性强，大力推进人民调解队伍专业化、职能化建设势在必行。从我市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情况看，目前，市、县交调委基本上都是聘任部分热心公益事业、善于做群众工作、政治和业务素质过硬的法律工作者和退休法官检察官担任调解员，仅市交调委就聘任15名调解员，9名为调解工作和纠纷当事人提供对接服务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员的薪酬没有纳入市财政保障，“个案补贴”又无法足额兑现，导致调解员收入低、离职频繁，调解工作举步维艰，难以为继。为此，在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中，各级政府应积极推动以“人员职业化、工作专业化、待遇工薪化”为特点的专职调解队伍建设，落实“基本经费+个案补贴”的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激发工作活力。
经济纠纷解决办法篇10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