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问题篇1
关键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感信任感
当前的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相互交织，空前复杂，易于激化，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针对当前一些矛盾纠纷及社会问题呈现新特点的形势，研究如何在新时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的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解
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等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二、综合治理的内容
1.就组织领导来看，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党政领导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综合治理的领导，认真组织、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解决落实中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要在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研究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对本地区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部署，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表彰先进，推动后进，办理常委和政府交办的有关事务等。
2.就治理的方法、手段、环节和措施来说，公安司法部门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加强专业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及时查处取缔“六害”活动，防止境外黑社会势力的侵入，严格各项治安管理，积极提出司法建议，扩大办案效果，加强劳改劳教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消除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各种违法犯罪的消极现象。同时要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措施，抓好各个环节，造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3.就综合治理的工作路线来说，要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正如1991年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所指出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要坚持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依靠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治保调解组织，发动和组织亿万群众关心和参加治安工作。
4.就综合治理的目的来说，就是要通过治理，达到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得到明显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争取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强化四个环节
1.打击
所谓打击，是指国家的执法机关依法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给予应有的惩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罅和减少犯罪活动，保障国家政局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有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违法犯罪分子就人陷于孤立的境地，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2.防范
防范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一个范畴，它具有特定意义，是指治安防范。所谓治安防范，顾名思义是指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各种因素的防范活动。是指国家、集体、单位、群众财体和人民群众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对危害和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和行为进行主动防范的活动。通过这种防范活动，达到减少犯罪，消除丑恶现象，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
防范环节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六大环节之一，是治本的环节之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1)防范是减少各种违法犯罪的积极措施。
(2)防范是一项治本的措施。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不仅要治标，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本，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教育环节应是最根本的治本措施，防范对于教育来说仍是一项治标的措施而不是治本的措施。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从宏观上看，防范是治本的措施之一。
3.管理
加强管理的重点是社会治安管理。
(1)加强户口管理。户口管理是户口管理部门依照国家的户口管理规定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的管理活动。户口管理是管理的中心，人口的管理是户口管理的核心，对人的管理亦是治安管理的重点。加强了户口管理就能够有效地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国家建设。
(2)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的管理主要是指：加强对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管理，如车站、码头、渡口、民用航空站等；加强对公共交通工具的管理，如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加强公共娱乐、体育、游览场所的管理，如影剧院、文化宫、俱乐部、体育场馆、公园、餐厅、茶座、酒吧、夜总会的管理；加强对商场、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加强对集会、游行示威场所的管理。
（3）加强特业管理。特业管理主要指的是旅馆业、刻字印刷业等的管理。加强了对特业的管理，有利于预防、发现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有利于特业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正当经营，有利于推进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落实。
(4)加强对危险物品管理。对易燃易爆易杀任命易毒害等危险物品的管理是治安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这些物品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凶器、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这些危险物品本身也有社会的能量。管理不好，就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危害。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治理；绩效；公共精神；法治优先性
中图分类号：Do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04-04
作者简介：陈述飞（1974-），男，江苏淮安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科学发展观研究基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分院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应该说，行政单中心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通常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无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还是微观层次的监督执行，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直接操作，从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失效，也制约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的广度、深度。政府改革之所以难，难就难在难以打破自身利益藩篱，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治理变革之道”，为深化改革、实现有效政府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参鉴和指导。
一、契机：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的关联分析
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以及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putnam）是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起纽带作用的社会资本，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另一种是起桥梁作用的社会资本，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这些社会资本包括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1]195-196
“治理”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概念，它试图超越西方以往的现代性。代议制、官僚制和司法独立是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是到后现代，老百姓不满足于代议制，谋求直接参与政治，因而“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提出摒弃官僚制，让政府对民众负责。同样，强调打破代议制，通过协商民主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和达成决策共识。从目前来看，迄今西方主流的民主体制抑或代议制，并未真正实现让老百姓直接参与。总的来讲，“治理”即使在西方也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尽管它是一种趋势。彻底摒弃官僚制有被民粹主义绑架的风险，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基于中国的现实，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打破现代性进入后现代，而是通过改造传统官僚制，建构理性官僚制，实现政治现代性，进而跨入后现代性。[2]所以，政府治理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进而为形成多元治理创造环境，培育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有助于引起人们对非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政治传统等因素的重视，关注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从文化背景等视角深究治理问题，促进“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但也可能导致“拒绝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这对致力于提升治理绩效，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1.关于社会资本正外部性的考量。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各地区公民生活情形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的积累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对政府治理的参与，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到政府治理绩效，即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具有正相关性，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为政府治理创造了优良的社会土壤和生态环境。从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视角来看：一方面，优质、充裕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有效政府治理创造了优良的社会土壤和生态环境，是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实现政治现代性的重要前提，政府治理的广度、深度和质态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有效的政府治理有助于增进社会信任、完善互惠规范和扩展公民参与网络，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奠定社会“善治”基础。
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基石。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和本质性因素，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剂。“社会资本一般来说都是公共品”，[1]199他认为一个群体内的信任会扩散到整个社会，让更大范围内的自愿合作成为可能。政府治理如果缺乏社会信任的支撑，其有效性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非人格的、超越具体情境的种种程序或制度编织成的现代社会，其全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换都必须在这个系统信任的框架内进行，否则，希冀社会能够有序运行、和谐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同样，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要取得相互认同，就应融入社会，不断互动，增进彼此信任，减少相互猜疑、抵触，避免形成一种“拒绝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
互惠规范是政府治理的前提。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世界银行把其看成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关键。”[3]事实上，有效率的组织通常是其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与确立所有权以造成一种刺激，形成互惠规范，从而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并接近社会收益率。由是观之，促进互惠规范的形成对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良序、增进协同融合至关重要，是实现有效政府治理的前提。
公民参与是政府治理的趋向。网络是当今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换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是社会行动者及其彼此间关系的集合，网络社会资本对于优化政府治理、促进和谐社会至关重要。首先，公民参与网络能促进合作、团结、民主等公民精神的培养，增加博弈的重复性，减少投机、逃避和欺骗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其次，完善的公民参与网络，特别是横向网络，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渠道，缓解社会矛盾激化，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社会自治领域，创造走向“善治”的有效空间。[4]
2.关于社会资本负外部性的考量。掀起社会资本研究热潮的帕特南自己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都对公民生活、集体行动是件好事。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政府治理问题，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社会资本说到底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缺少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安排。在政府治理改革进程中，非正式关系对体制外治理主体的发育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非正式关系的泛滥及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权力结构无孔不入的渗透，不仅妨碍正式制度功能的发挥，扰乱治理秩序，增加治理成本，而且还会严重侵蚀政府资源配置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基础。福山在《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中提出，“群体内的团结削弱了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进行合作的能力，而且常常给后者带来消极的外部性。”[5]
就我国目前来看，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现存社会资本还有诸多不相适应之处。例如，我国传统社会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忽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哑铃型”社会（一端是个人和家庭，另一端是国家或政府），在这样的境况下调节政府与公众之间矛盾和冲突，缺乏现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导的那种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制度环境，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作为信息交换器、缓冲器和平衡器；传统社会资本主要镶嵌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小范围、高同质的网络结构内部，其成长缺乏包容开放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内部成员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现存社会资本既含有体现乡土中国情结的传统成分，也具有不同程度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现代因素，进而呈现出社会资本传统性和现代性多元并存的状况，如何推动社会资本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一个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思辨：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政府治理绩效
帕特南为了研究民主制度绩效问题（政府治理绩效），利用意大利地区改革经验对他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并具体化为五个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问题，从而得出最终结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得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217这为我们研究现代政府治理，提升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与思路。
注：X代表自变量，下标字母n代表北部地区，S代表南部地区，下标数字1、2、3、4分别代表社会状况、经济条件、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Y代表制度绩效，下标1990、1970代表年代；C代表制度设计。
问题一：制度变革对治理绩效是否起作用？帕特南将意大利南北部地区1970年的制度绩效和1990年的制度绩效分别进行纵向对比，发现“地区改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的基层政治”，[1]68Yn1970>YS1970，Yn1990>YS1990。
问题二：如果制度设计相同，制度绩效是否存在地区差别？帕特南运用12项可观察的具体指标对各个地区制度绩效进行了测量，研究发现，意大利不同地区政府虽然几乎同时开始制度改革，在C相同的情况下，中北部地区政府的绩效明显高于南部地区政府，即Yn1990>YS1990。
问题三：制度设计相同，不同地区制度绩效差异的成因是什么？帕特南对南北部地区的社会条件、经济状况、政治传统和文化背景与制度绩效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条件不同能够解释南北地区之间的绩效差异，但南北地区内部的绩效差异无法解释。“地区政府绩效与该地区社会政治生活同理想的公民共同体的接近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公民共同体的解释力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大，一个地区的公民程度越高，地区政府就越有效”。[1]112“如果把地区的公共精神考虑在内，前面叙述的经济发展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完全消失。换句话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政府之所以比较成功（制度绩效较高）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更强的公共精神。”[1]113即Xn2与XS2的差异不能解释Yn1990>YS1990。帕特南又检验了其他可能导致解释制度绩效高低的因素，如政治冲突、社会稳定、教育水平、城市化、人事的稳定性等等，结果表明它们均不能合理解释意大利南北地区的制度绩效差异，即Xn1与XS1的差异不能解释Yn1990>YS1990，Xn3与XS3的差异，也不能解释Yn1990>YS1990。好政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接近公民共同体理想状态的程度，[1]134-139即Xn4与XS4的差异是Yn1990>YS1990的最好解释。
问题四：不同地区为什么存在公民共同体差别？帕特南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认为是12世纪意大利半岛南北方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造成了它们之间公共精神的巨大差异。而且，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北部和南部之间这种公共精神的差异一直稳定延续至今。
问题五：公共精神的差异如何影响制度绩效？帕特南认为，线性的因果问题不能排除均衡分析，解释自愿合作性制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于公民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三者可以相互促进，即社会信任可以促进互惠规范的形成和横向网络的建立，互惠规范可以促进社会信任的扩散和横向网络的发展，横向网络的建立使得社会信任可以在其中传递和扩散、互惠规则得以在其中形成，三者之间良性互动，促进“自愿合作”，进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均衡。当然，低社会资本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形成一种“拒绝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社会选择哪一种社会均衡，将由历史来决定。[1]207-212“社会资本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它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社会资本匮乏的国家，不只是倾向于形成小规模、低效率的弱势企业，而且也容易产生腐败的贪官，还有效率不彰的公共行政部门”、“低水平的社会资本会导致一些政治功能失调”。[6]卡雷斯・鲍伊斯（CarlesBoix）也分析了社会资本促进政府治理的五个微观机制：（1）选民和精英关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网络可以增加官僚的责任感，同时扩大人们的利益表达渠道；（2）遵守规则。如果人们对他人遵守政府规则的信任度增加，就会履行职责，减少政府强制执行的成本；（3）公民美德。社会资本可以形成一种公民美德，使人们从“我”变成“我们”，培养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4）官僚效率。官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可以降低上级监督下级的费用，从而提高官僚的工作效率；（5）精英之间的协调。在种族、宗教或阶级社会分化严重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精英之间的妥协，消除不同群体间的隔阂。[7]
三、进路：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职责，公平正义则体现政府改革的良心。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需要加快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化，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不断凝聚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社会正能量，不断满足公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诉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培育公共精神，突出治理导向性。在帕特南的公民社会概念中，他尤其强调了公民社会中由公民社团培育出的、在密集的参与网络中表现出来的广泛合作精神；而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也认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并不是可以简单移植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蕴育成长的适宜土壤。简言之，我们应当在政府治理实践过程中，提供一种特有的“公共领域”（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加快培育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既主张赋予个人自由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又强化相应的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服务意识，激发公民的创造精神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热情，从而形成适合民主和法治要求的“公民性”社会资本。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着力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繁荣“公民性”社会资本应该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一个基本的实践导向、价值取向。
2.建设有限政府，突出治理公共性。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公俗良序的市场治理，强行推进所谓的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有效互动的多元治理格局，其主张是全面限制政府的作用，甚至鼓吹“没有政府的治理”，这种理念不适合中国情况，必须加以修正。实现我国的政治现代性，促进社会和谐，经济繁荣，问题的关键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社会资本视域下，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注重建设有限政府，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真正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空间，加大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广度与深度；有效的政府治理还需要不断改善社会治理方式，完善市场治理体系，逐步完成由权力管制型向有限服务型过渡，要在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群众自治范围，为社会自治创造适度空间，达成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实现政府治理模式从单中心向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中心共同参与的创新转变，营造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和谐局面。
3.健全制度供给，突出法治优先性。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往往忽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这在一个狭隘和封闭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理性化的程序和制度构成的社会，问题还在于这些程序和制度往往是由一些不在场的机构权威根据普通人所不熟悉的逻辑建构出来的，并不是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内生出来的，从政治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没有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构建法治中国，不利于政府实现优先治理。“国家层次建立社会资本的任务总是以现存社会结构为中介的。在没有首先注意到构成社会的制度的情况下，要引导个人相互合作或相互尊重是不可能的。”[8]鉴于此，我们必须通过法治等基本方式确定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社会资本要素、内涵特定的行为范式，为现代法理型社会资本提供制度化保障，畅通制度性公众有序参与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包容开放的新态势，避免公共权力过度扩张，加快制度创新步伐，确保政府治理法治化航向，突出法治优先性。
4.培育社会组织，突出治理基础性。作为一种水平型社会联系网络，丰富的结社生活能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对集体行动和政府的治理绩效都起到促进作用。繁荣和民主发展的背后，价值观和品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组织的介入却十分有益于这种品质的建立，“……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1]1-2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虽初具规模，但就作用而言，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相比，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对照，发展明显滞后，还很不成熟，特别是缺乏“公共性”价值的社会探讨，这无疑制约了现代社会资本增量的提升，也难以充分发挥其在政府治理实践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基于此，社会组织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特性、职能和优势，尽快转变对政府部门的依附思维；而政府一方面要着力建设好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多地从一些传统的管理领域中解放出来，扩大社会自治领域，丰富公众有序参与网络；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并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服务上积极推进“多中心治理模式”，为政府职能转移建设好、培育好合格的有承接能力的nGo、npo等。当然，与市场治理中的企业一样，以结合型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通常以利益为中心，受益对象封闭、确定，这就要求政府也要严于监管，最大限度减少社会资本负外部性，善于打破既得利益阻碍，积聚政府治理正能量，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胡伟.市场化与国家治理[n].东方早报，2013-11-26.
[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4]俞可平.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n].文汇报，2011-4-27.
[5][美]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2）.
[6][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m].李婉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405-408.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3
【关键词】民生；法治；社会管理
建国伊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至善命题成为解决当时民生问题的道德核心。但是，当宏大的社会理想在激情与狂躁中如暴风袭来之时，人的价值变了。以革命的名义，“我”有了生存的意义，以革命的名义，“我”有了发展的需要，一切因着革命变得崇高和伟大。但是人呢？当高呼“勒紧裤腰带，也要干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粮”时，人之安身立命归于何处？而民生之计又何从谈起？宏大的社会理想并不以目标的高尚而正确，当历史周期律的阴霾再次笼罩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时，理想与现实的二律背反拷问着执政者的道德良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不仅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门，同时，也将“我”的问题还原为人自身。“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放在那时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有了人之自由，才能体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生。三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解决了温饱，达到了总体小康，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但是伴随改革的推进，这种利益共享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提出经济为何发展的问题的话，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再次发问：经济为谁发展？曾经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视为“中国奇迹”的我们面对与GDp一同增长的房价、物价，愈发理性和成熟，因为与我们相关的不是不断变动的GDp数据，而是真实的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1.社会管理中的民生问题
近年来，改善民生的政策不断出台，从扩大就业、办好教育到完善社会保障，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改革措施充满了民生情怀。但是问题的出现并未因不断出台的政策措施而减少，往往是处理一批人，下一个文件，出台一个规定，处罚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文件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但问题依然发生，屡禁不止。
住不了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被老百姓形象的比喻为“新三座大山”。而不断出现的和个体极端案件均与以住房，教育，医疗为核心的民生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06年广安事件，08年瓮安事件，09年泉州污染事件，09年成都唐福珍案，10年宜黄叶忠诚案，以及因医疗纠纷，环境污染和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大大小小案件，每一个都撬动着地方官员的神经，这背后的执政逻辑无一不是稳定压倒一切，但透过维稳这块铁幕，我们看到的是民生诉求的非理性表达，而这恰恰是在缺乏有效沟通机制下的无奈之举。《清稗官箴》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老百姓之所以遵守法纪并非在于为官者所持有的暴力机器，而是在于为官者的公正廉明，在于相信如此为之对自己有利。政府经常使用强制性权力，这本身就证明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流失。因此，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民众对公权的自愿认同比运用国家暴力压制因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更为重要。
社会学家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中指出：“通过，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收益，因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①纵观西方历史，从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到美国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相隔三百余年，作为民生凋敝的社会动荡期，频发。但就在连绵三百余年的历史里，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民生思想逐步确立，并为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文明注入了温情与责任，英国在1601年出台了《济贫法》，而美国则在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
2.通过法治路径解决民生问题
《后汉书》云“治乱之要，基本在吏。”只有有效规范公共权力，转变政府工作模式，强化政府责任，从以政府为核心的“管制”向民众“合作参与”模式转变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政府在管理方式上不能仅仅披着民意的外衣，而要切实的改善与老百姓的关系，改善政府内部运作流程，让老百姓的声音真正的反映到决策中来，实现政策透明化、民主化。这一切都有赖于尽快将民生问题引入法治轨道。
为什么开了会，讲了话，发了文，出台了规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就出在这红头文件上，口号性的东西太多，实质的内容太少，“切实、大力加强、大力整顿、一定要”等措辞看似严厉，却没有可操作性，因为文件本身不是法规，在执行时具有相当的弹性，由于没有强制力，缺乏制度保证，很难连续的解决民生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加强社会领域立法，才能解决权力集中、责任不清、、公权私用等问题，？从而保证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涉及民众利益的民生问题。
通过法治化轨道完善社会利益诉求和协调机制。现行的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民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的形势，推动和扩展人大、政协、民间组织等部门的诉求渠道势在必行，这既要保持现有的诉求渠道的畅通，又要不断拓展新的更为有效的诉求渠道。尤其是民间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协调民众利益，缓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现有的民间组织如工会、妇联、消协等由于受体制所限，在涉及重大民生问题时往往无所作为，而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在表达意见和诉求时，往往因为现有渠道不畅通，而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加剧了社会的对立。09年通钢事件，由于股权调整引发工人群众不满，致使总经理被打死。反观西方各国，时常爆发大规模的，但多数计划有序，目标明确，很少以暴力收场。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欧各国相继爆发大规模，2008年意大利250万人在罗马示威，抗议贝卢斯科尼政府削减教育开支。2009年1月法国250万民众上街游行。2010年2月为抗议政府经济紧缩政策，希腊200万人大罢工。究其原因，这主要得力于背后的民间社团和组织。这些民间组织综合所代表成员的利益并向政府反映，为民众向政府进行利益诉求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政府和民众间架起一座桥梁。同时它们对自己的成员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在中，往往能够有效抑制事件升级，促进对立双方和解，消除暴力根源。
总之，多层次的诉求和协调通道是社会的稳定剂，但它们需要法治作为保障，法治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程序化机制。只有将社会诉求通道置于法治环境下，社会利益群体的矛盾和纠纷才能获得的化解，进而社会管理中的民生问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4
关键词：旅游管理；社会问题；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1）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
过去，很多旅游资源地在开发时，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两者之间出现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们的大不合理开发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今，旅游业并不是理想中的“无烟产业”，没有污染，人们在客观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丰厚的经济效益会造成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在逐渐地被侵占，城市建设破坏了旅游整体环境的和谐美。
（2）旅游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低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小，大都是个体经营，没有雄厚的实力，管理水平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国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调节模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相分离，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系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无疑加大了主观管理难度，降低了客观专业性。
我国省市各个旅游协会都属于群众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脱节现象，造成旅游协会在监管过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调节内部矛盾的作用，从主观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会管理。不能实现其调解和协调的作用，因为，旅游协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使其处于被动和搁置的状态，间接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发展。
（3）旅游在线营销方法滞后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业的管理营销也随之网络化，逐渐向在线化趋势发展，从当下营销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网上订购机票、车票、门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还不完善，在线营销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网络营销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线营销服务水平还需提高；第四，各个旅游网站的设计缺乏特色，不能标新立异；第五，缺乏专业的在线网络营销人才；第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在线营销行为缺乏约束力，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旅游管理问题的主要治理措施
虽然近几年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为了使旅游业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管理更加有序，缓解并解决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保证旅游业的良好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措施。
（1）将旅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新《旅游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旅游业的不良风气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实际旅游管理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有部分顽疾非常棘手，恶性违法侵害旅客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规制下，各个地区旅游景点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立法部门适时出台《旅游法》的实施细则。积极响应《旅游法》的相关精神，让《旅游法》真正成为人们旅游的保障，以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业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2）逐步完善监督，明确管理的相关责任
因为旅游业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内、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旅游协会一定执法权，并建立专门的政府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队伍，高效率地解决旅游纠纷，处理突发案件或者群众投诉，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在景点上还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使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游客和旅游企业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3）科学规划，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管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在一些节假日，我国各个景点都会迎来旅游高峰期，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管理上忽视了景点能够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坏了优美的环境，还降低了景点的服务质量，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到科学规范和管理，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障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间接地带动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于扩就业、增收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谢彦君，陈才，谢中田.旅游学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5
[关键词]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R19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6）02（b）-0172-03
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socialsecuritymanagementof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institute
SUnYong-xinGUoJun
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instituteinJilinprovince，Changchun130061，China
[abstract]withthedeepeningofthereformandopeningup，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theimportanceofsocialinsuranceismoreandmoreobvious，thesocialsecuritymanagementhasbecomeahotissueofsocialconcern.thispaperanalyzestheoutstandingproblemsofthe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andputs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improvementofthesocialsecuritymanagementofthe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
[Keywords]occupationaldisease；preventioninstitute；Socialinsurancemanagement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险工作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险工作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对于单位的管理层而言，应充分认清我国当前社会保险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社会保险管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社会保险是职业病防治院员工福利保障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紧密联系着每一位医务人员，是维护职工利益，促进职业病防治院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要求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也要向科学化、现代化、规范化的趋势发展[1-2]。在新时期发展背景下，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要及时适应社会保险政策的调整，以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提高经办能力并努力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水平。
1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现状
社会保险制度是通过国家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出现失业、患病、工伤以及生育等情况时导致劳动收入减少而给予的一种经济补偿形式，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类保险项目。社会保险管理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工作也经历了重大改革，现阶段已形成了一定的特殊性[3-4]。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式着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社会保险的属地化管理特征，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改革方案及政策，而是形成了多样性的、随意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进而导致了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态势[5]。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30年的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大多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还没有完成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全覆盖的宏伟目标。对于职业病防治院而言，目前只重视医疗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社会保险观念淡薄，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险全面保障的重要性。
2我国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2.1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滞后
社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单位内部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较以前复杂、繁琐，在职业信息采集、建立档案等方面都需要有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作为医疗卫生机构，许多单位的信息化管理技术还很滞后，缺少完整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甚至还有需要手工处理的情况，差错率较高，而且需要反复核实，工作效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保险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2.2社会保险理念比较落后
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一种新的用工制度――劳动合同制应运而生，并成为我国基本的用工形式，但实际工作中缺乏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行政法规的制约，社会保险管理观念比较淡薄，部分单位与员工之间没有形成规范化的劳动关系，用人自尚未得到落实，使社会保险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新问题。大多企业执行的社会保险还是身份制管理，一些职工认为自己是单位正式职工，不可能发生失业，而发生工伤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因此认为缴纳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没有意义。同时，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也未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险对每一位员工以及职业病防治院整体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性，观念滞后，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频繁出现。
2.3业务水平不足
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一般都是由人事或财务部门负责，其中专业性社会保险管理人员比例较少，而社会保险管理是一项政策性和专业性都较强的工作，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各项社会保险政策和文件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的经办者和实施者，同时还要熟练掌握各个险种政策理论与实际操作经验，应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渐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办事，还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法制，依靠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办事，通晓有关社会保险政策法规，深刻领会社会保险精髓。只有这样，社会保险管理人员才能将社会保险工作与职业病防治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立足职业病防治院实际，为参保职工提供社会保险服务，因此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必须从传统的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6-7]，社会保险工作人员是社会保险政策的传递者和具体执行者，自身的素质和涵养直接影响着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服务质量。
2.4管理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险实施效果与管理制度不完善息息相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项目的相继启动，给参保职工带来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加大了职业病防治院的管理成本。由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没有直接的借鉴样板，在改革开放中摸索前进，这就无法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缺陷[8-9]，如立法工作跟不上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需求、立法权威性不足等，这都给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形成了阻碍。职业病防治院要想很好地落实多个险种，就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工作离不开人力基础信息的统计和维护，也离不开财务等部门的协调和配合，而大部分职业病防治院还是传统的离、退休制度，对社会保险不重视，对相关制度和工作程序不熟悉，部门间合作不畅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职责不清、推诿等现象，导致资源和效率的低下，对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实施效果造成直接影响。
2.5社会保险档案的管理不规范
社会保险档案是职业病防治院在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专业性文字材料[10]，而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险档案的基础性地位和服务也日益突显，因此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档案管理规范意义深远。在实际工作中，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各个地区启动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的时间、起点都不相同，导致档案装具、标识都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职业病防治院也普遍存在对社会保险档案不够重视，归档不及时，存在较严重的将社会保险档案随意存放，甚至丢失的情况，对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认识还很缺乏。
2.6实际缴费中的问题
①缴费全额的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个人缴费比例为8%，单位缴费比例为20%，这在收入固定的前提下还算正常，但是当自身效益下降，员工收入受到影响时，基础生活保障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样就使养老金的支付出现比较大的问题。②退休后的问题：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退休后的收入不如在职时，但是医疗费用的支出却明显增高，这种收入与支出成反比的弊端逐步显现。③账户的实名问题：个人账户在实名制方面不够透明，导致社会保险资金可能出现被截留或被挪用的情况，当前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个人账户必须落实实名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保险资金在规定时间和要求下准确地存入账户，保证了社会保险工作的严谨性和严肃性。
3加强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对策
3.1加大宣传力度
要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社会保险意识。目前，有很多人对社会保险的认识是歪曲的，单位内部有一些职工对社会保险存在严重的依赖思想，因此要让职工了解社会保险是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按照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险政策和措施体系，必须由国家、单位、劳动者三方共同筹资，这对提高单位职工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险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制度，因此，无论是从职业病防治院还是职业病防治院员工都必须提高认识，切实把社会保险工作当成维护职业病防治院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11]。为解决职业病防治院以及职业病防治院职工对社会保险工作认识不足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工作的意义、目标、内容以及优势，通过全方位、多元化的宣传，让管理者和广大职工对社会保险有一个新的认识。
3.2培养一支优秀的社会保险管理队伍
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要素。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和传递者也离不开人，因此一定要培养一支优秀、高素质、责任心强大的社会保险管理队伍，建立、健全单位的社会保险机制，确保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工作实现层层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的局面[12]，以促进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此外，还要加强职业病防治院社会保险管理人员的引进、培训和激励工作，特别是对其进行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内容的教育培训，使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
3.3完善社会保险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单位内部的社会保险资金调剂制度，重视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和调剂力度，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职业病防治院负担过重及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问题，为职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险管理机制，增强社会保险意识，明确职责权限，采用分步实施、积极稳妥、配套推进的措施，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平稳开展，做到共性问题齐抓不放，个性问题要针对解决，积极维护政策的公平性，实现医疗保险改革制度的平稳过渡。此外，还要建立、健全工伤保险费用与工伤发生率挂钩的预防机制，以保护每一位职工的权益，从制度上消除影响职业病防治院和谐发展的隐患，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工作流程可以促进管理工作的良性开展，反之，则会出现诸多问题，因此，建立科学、严谨的制度是保证工作有效执行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3.4加强信息化建设
加强社会保险管理的工作效率，不仅是加强单位内容的信息化管理，将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作为单位管理信息化的一部分，还要将单位的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与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提高社会保险管理信息化程度的必经之路。
3.5关注社会保险体系中的社会年龄问题，完善实名制制度
社会保险体系中，退休年龄问题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对其进行的修订也备受关注。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补充职工的生活内容，应当具体考虑实际情况，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出现“一刀切”而加深社会矛盾的现象。
对职业病防治院而言，实名制是对资金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保证账实相符及揭示外借现象，有利于遏制挪用弊端，确保增值空间，有较强的公正性。虽然实名制有利于整个社会保险资金在使用上更加具有科学性，但是仍然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避免出现资金被截留和乱用的状况。社会保险管理人员要确保职工能够享受各项保险待遇，保障整个单位甚至社会的发展更加稳定[13]。
3.6重视档案管理工作
职业病防治院的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档案的形成、整体、保管以及利用各个环节的研究，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档案管理规范。根据单位自身情况统一档案格式，最好能制订出案卷质量、分类以及立卷标准的一系列保管、交接、利用等规定，并建立档案库，以便于更新及查找参保人员的信息[14-15]，进而确保从社会保险档案形成到销毁都有章可循，促进社会保险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4结语
职业病防治院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对保证单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必须关注社会保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单位管理层要树立从领导到员工所有人社会保险的正确意识，让社会保险制度在单位内部得到积极的响应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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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问题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刑事法治问题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始终为这一目标进行努力，现阶段，这一重要决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文从社会管理创新同刑事法治之间的关系入手，对社会管理创新中刑事法治面临的问题展开了研究，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意见，希望对我国的全面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同刑事法治之间的关系
（一）刑法是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运行过程中，各项社会管理工作都是由法律来承担的，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运行过程中，法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具和制度基础，为社会管理做保障。也正因为如此，提升各项法律的贯彻程度，成为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效结合法治政府和社会主义发展国家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一创新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规范性。
然而，我国的现代社会运行中，对人权、社会的保障工作都是由刑法来实现的，现阶段，保护人民、惩罚犯罪行为是我国刑法运行过程中的目标，在各种犯罪惩罚措施的背景下，社会运行更加稳定，人民生活的环境更加安全。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度分化现象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当中，社会风险因素增加，在对刑法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打击各种风险行为。而在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对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进行破坏，而是提出应用各种刑法手段的措施。人们自身的犯罪行为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是确定刑罚轻重的关键，然而，相关责任人不可以将社会管理的需要作为借口，将重刑应用于罪轻的人身上，也不可以对刑罚应用于没有责任的人身上。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刑罚基本原则，才能够保证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实施。
（二）刑法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保障作用
社会运行过程中，要想得到长期而快速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环境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我国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够在改革开放至今，拥有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刑法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其能够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现阶段，我国在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从行政、民事以及经济等多个角度出发，而这一过程中，必须将刑法的保障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从而提升社会管理创新的质量。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人们之间却形成了更加紧张的关系。例如，富士康十连跳事件，由于劳动者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边缘化问题，因此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不得不采用各种极端的手段。事实上，这一群体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法律在履行自身责任的过程中，不可以对其进行边缘化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开始增加对民生犯罪的关注，在各项犯罪行为中增加了拒绝支付劳动报酬和危险驾驶等行为。
由此可见，刑法在应用过程中，拥有保证社会安定的功能，这因为如此，其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才存在了不同忽视的重要联系，在对刑法进行有效利用的背景下，各种社会关系能够得到有效调整。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刑事法治问题
（一）刑事政策缺乏灵活性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增加，在这一个时期中，刑法的社会调控功能至关重要，它能够对犯罪行为起到威慑的作用。然而，我国在应用刑法的过程中，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就是死刑，这一措施同现阶段世界废除死刑的潮流不符。新时期，我国缺乏灵活性的形势政策呈现出一定的缺陷，例如，在对经济领域的范围行为进行惩处的过程中，由于刑法拥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常常在将刑罚应用于定罪当中以后，会强制关闭很多大型公司，造成失业率上升等负面社会现象，不利于社会安定。由此可见，新时期，我国在对刑法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能够从法律效果以及社会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科学的应用刑罚，实现对犯罪行为有效惩处的基础上，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现阶段，我国刑法中拥有罚金刑，其能够对单位犯罪进行有效惩罚，而这一罚金刑具有无限额的特点，法官在工作中，拥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这种现象不仅同罪刑法定原则不符，更容易造成不均衡的罪行，从而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生产空间。如果某一案件中获得了较高的刑法，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获得一定空间，同时还容易导致再次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我国在积极机型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应实施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
（二）刑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性
新时期，我国在积极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在管理的基础上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而社会管理在对法律进行依靠的过程中，应严格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现阶段，我国在应用刑法的过程中，应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作为基础。在对刑法进行应用的过程中，惩治现有违法犯罪行为，并对其他犯罪行为进行预防是根本，刑法应用以及被应用的过程中，人都是主体，因此新时期在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注重人性问题。然而，在现阶段的法治环境中，刑法更多是强制性和暴力性的代表，这种仅仅发挥刑法强制性的现象，无法将其功能进行充分的发挥。
因此现阶段，将人文关怀融入到刑事法治当中，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促使刑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大提升，也更能够将刑法的功能发挥出来。
三、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刑事法治应对策略
（一）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年来，我国不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努力，这一过程中也包含各种不和谐因素，即犯罪行为。现阶段我国在有效面对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实施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由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在面对犯罪的过程中，应提升各项反应的理智性。
在对社会管理创新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从严处理人身危险性大以及严重的刑事犯罪等，同时应更加倾向于政策的宽严相济。这一过程中，应将人权保障机能进行充分的发挥，提升社会氛围的理性和宽松度。例如，我国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制定和落实过程中，注重对犯罪圈的扩大，同时更加注重有效结合入罪和出罪。例如，税务机关运行中，如果依法对追缴通知进行了下达，应对税款以及滞纳金等进行缴纳，不会对刑事责任进行追究，然而五年内没有将以上金额进行缴纳者，需要展开刑事处罚或二次以上行政处罚。这种宽严相济的刑法处理方式，对逃税罪和犯罪圈进行了缩小，不仅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同时还合理的限制了逃税犯罪行为。
（二）刑法应坚持以人为本
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提升刑事法治人性化程度的过程中，本文主要从精神病人、残疾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人群角度出发展开了探讨。我国在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过程中，不仅对年龄因素进行了规定，同时还对精神状况进行了规定。如果成年人且同时拥有健康的精神，那么其在日常生活中就拥有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因此在发生恶性事件后，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精神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尽管已经成年，其刑事责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因此，我国的刑法典中对精神病人的具体刑事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无法辨认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者，在法律的科学鉴定下，可以不履行刑事责任。
然而，在邱兴华案以后，社会各界开始对精神病人犯罪产生了更大的关注，尽管法律能够对这部分人群进行从宽处理，但是也应当加大对这部分人群的管理力度，在应用刑事法律的过程中，应对精神状况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并促使其得到强制治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制性的措施，同刑事处罚拥有本质区别。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在积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刑法是逐渐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原则方法问题
面向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就是要把大学生复杂多元化的思想引导到正确方向,激发大学生强烈的思想政治理论需要,把大学生低层次的思想政治意识提升为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自觉,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关注社会现实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永恒的主题
1922年,陈独秀曾经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精神归纳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希望当时的青年人“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实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1]p365列宁也曾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2]p1995上述论说虽然提出的时代话语背景各异,但都从不同的层面启示我们,如果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脱离社会现实,不能引导大学生关注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不能圆满解释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表现的种种现象,不能正确有力地批驳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那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社会现实生活面前就难免会显得苍白无力,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自然不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关注社会现实,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永恒的主题。
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原则与方法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永恒的主题,关注社会现实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涵和使命。而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社会现实持续、正确和有效地关注,首先要遵循科学性和方向性相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疏通与引导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同时要积极探索各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有效方法。
(一)关注社会现实的基本原则
1.科学性和方向性相结合原则。
科学性原则和方向性原则是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中形成和总结出来的两大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原则,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指导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中,科学性原则强调的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贯穿的真理性和规律性,即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科学认识、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防止感觉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3]p329而方向性原则,则是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和武器,坚决批判和抵制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方向性原则也可以称之为价值导向原则。方向性原则还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灵魂。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首先要自觉遵循科学性和方向性相结合原则,即科学认识与价值导向相统一的原则,坚持科学性和方向性相协调。具体来说,就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关注和思考国内外社会现实问题、追踪和讲授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研究和解决大学生思想实际问题时,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科学认识,针对大学生关注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尽量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做到以正面教育为主,对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存在的形形的错误思潮进行大胆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2.层次性和针对性相结合原则。
层次性原则和针对性原则是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中形成和总结出来的又一对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原则,二者同样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都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层次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简要地说,就是要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程中,必须针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对象――大学生群体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个体差异实施不同内容和方法的教育,做到因人取材、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其具体内容和问题指向是国际和国内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大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以及现实和网络社会存在的形形的社会思潮,而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关注无一例外地都要求贴近大学生,而大学生群体又是有层次性的。由于学校和家庭教育背景的不同,生活和学习环境各异,主体学习积极性的个体差异等,大学生可以群分为先进、中间和落后三部分,在政治上、思想上也存在不同倾向。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关注社会现实时,很有必要坚持层次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大学生群体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予以分析和解答。同时要提高选择、分析和解答社会现实问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着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针对性。
3.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原则。
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原则,简称疏与导相结合原则。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原则,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也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
疏通与引导相结合原则,主要是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在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在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大学生自身存在的思想实际问题时,在批判阻碍大学生正确思想形成和侵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时,要坚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与说服教育、循循善诱相结合,首先以相信和依靠大学生为出发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手让大学生将各种意见和观点充分摆出来,不带帽子,不打棍子,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研究,做出科学的引导决策。同时要在疏通的基础上对正确的意见和观点旗帜鲜明地表示肯定和支持,强化正确思想观点在大学生中的主流地位和正面影响;对于错误的意见和观点,则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实践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调适。
(二)关注社会现实的主要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方法很多,案例教学法、形势政策教育法、问题研究方法等就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三种有效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围绕一定的教学目标,把社会现实生活和学生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引入课堂,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思考、研究分析、讨论案例,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旨在把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中遇到的社会现实问题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引导大学生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分析思考问题,这是一种感染性和针对性很强的现代教学方法。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有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方法,培养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可接受性,克服传统的讲授法吸引力不足、缺乏实践性的种种弊端,应该经常性地加以研究、创新和运用。
2.形势政策教育法。
这里讲的形势政策教育法,不同于目前高校普遍开设的以课程形态表现的担负着专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功能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形势政策教育法,是一种借助“课前五分钟时事开讲”、课间穿插时政内容等常见教学形式而开展的一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法。形势政策教育法,由于对国际和国内热点、焦点问题、大学生思想实际问题以及高校和社会上存在的错误社会思潮等能够保持非常高的和独特的关注度,可以及时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做出迅速的分析和解答,因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又一种有效方法。
3.问题研究方法。
问题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形式。探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有效方法,问题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和大力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设置一系列带有现实性、针对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的问题研究课题,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在校内外开展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和课题研究,可以有效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促进大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和认识,培养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做到学以致用,刺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需要。与此同时,在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研究过程中,大学生往往还能够集中时间搜集到一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不能掌握到教学资料,能够提出一些来自社会现实、来自群众的新观点、新思想,从而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视野,实现教学相长。
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指向
寻找到恰当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指向,是顺利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并使之取得实效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应该以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大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以及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等作为主要的问题指向。
(一)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所谓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为人们所普遍瞩目和重点关注的带有政策性、时代感、历史感及教育性较强的国内外社会现象。追踪、把握和讲好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重要内涵,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紧密联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网络信息环境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社会多样化带来的新变化、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等进行问题研究与教学的现实需要,可以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吸引力,使大学生的思想脉搏与时代保持一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首要的问题向度就是要关注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要敢于和善于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做出充分、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带有全球性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主要包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反对恐怖主义、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国内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则主要包括收入分配、大学生就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问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首先要根据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点、任务和目标,选择好大学生普遍关注而又符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需要的问题点。其次,要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程中始终牢牢追踪、把握和讲好带有全局性的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增强大学生对国内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整体性了解和认识。此外,还要根据各高校的具体实际,充分挖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本地资源,紧密联系一些地方性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
大学生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对象。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养成其健康健全的人格,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目标。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积极帮助大学生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思想难题,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社会现实的又一重要问题指向。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向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与此同时,大学生面对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4]大学生压力普遍增大,自我中心主义普遍增强,人生问题增多,道德实践中知与行的脱节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要充分关注大学生存在的上述思想实际问题,要从解决大学生面临的思想实际问题入手,从关心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做起,竭诚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切实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而言,一是要主动贴近大学生,不仅要给大学生以理性的教育,还要给大学生以贴心的指导,在解决大学生实际生活问题的同时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二是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引导功能,在大学生价值实现上给他们以指导,引导大学生超越自我,谋求在社会群体中建功立业。
(三)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晴雨表,是判断一定时期意识形态整体状况的风向标。[5]p7正确的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稳定社会,有利于在促进社会心灵和谐的基础上达致社会整体和谐。而错误的社会思潮则破坏社会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扰乱人心,不利于正确思想的形成、辐射和传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学生是我国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未来,错误社会思潮如果在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并为他们所接受,那么将严重影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育人目标的实现,将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思想地位构成严峻挑战,严重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担负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任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还必须以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为问题指向,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存在的可能对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的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竞相争锋与相互激荡,给人一种回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感觉。这种情况反映到高校校园,主要表现为大学生思想观念的日趋多元化、对各种社会思潮甚至错误的社会思潮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积极可喜的变化,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在大学校园的流行和传播,已经对大学生形成许多负面影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关注形形的错误社会思潮,对这一问题做出有力回答,首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针对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存在的形形的错误思潮开展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辨明这些错误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对大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者要讲政治、讲正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错误社会思潮进行积极的斗争。第三,要通过组织演讲会、读书会、参观考查等各种校内外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走向社会,在实践中认识国情,感受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巨大理论指导作用,在思想上筑牢抵制形形错误社会思潮的精神长城。
参考文献:
[1]任建树、张统模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8
关键词：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困境对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成为关乎社会持久发展和国家稳定富强的关键问题。在乡村社会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过渡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改革的有效实施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一、半熟人社会的意涵
费孝通先生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普遍遵循共同礼仪习俗的熟人社会，后者是崇尚法理契约的陌生人社会，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尚礼与尚理的过程性社会状态，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半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共同体消解、基层公共组织弱化、道德和权威走向危机而现代性乡村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时的乡村社会主体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混乱的过程性社会状态。首先，半熟人社会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渡的过程；其次，半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社会成员更多地表现为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迷惘无助和自我丧失等；再次，半熟人社会的核心在于成员的主体性价值下降和社会服务衰退，新旧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相互冲击，社会成员内心道德律令及社会状态左右摇摆以致杂乱无章。
二、“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半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问题。
（一）乡村社会关系恶化
首先，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成员“各自为政”。传统熟人社会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天然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紧密联系。随着现代性因素强势渗入，尤其是家庭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家庭的生产成果足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家庭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乡村社会成员关系日益冷漠。同时，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注重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性化算计的保有，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直线下降。
其次，经济社会分化导致乡村社会关系不和谐。传统熟人社会中超稳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分层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并且被乡村社会内部各阶层人群所认同。而百年社会变革导致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在内外部影响的失衡。部分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力量上升的同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但具有超稳特点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变迁远远慢于经济分化的速度，法理型社会的制度和精神体系尚未完整架构，导致不同群体及个体对自身地位和相互间关系的不满，甚至对立。
再次，乡村社会身份认同和信仰缺失。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推动相应的政治文化进步，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传统的秩序维护和道德约束体系被打破，而适应法理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准则尚未建立，乡村演变为带有显著功利思想的、短视的、迷惘无助的、道德沦丧甚至充满戾气的社会，乡村成员迷失了自身在乡村中的身份定位和社会认同，同时丧失了对乡村道德约束甚至宗教的敬畏信仰。
（二）乡村治理理念政府化
系统论认为，在严重的内外部压力下，政治系统会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做出迅速反应，通过自身系统的调整和改变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需求，从而保障系统本身的持续性和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乡镇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其受到的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其理念趋向政府化。
首先，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的直接领导者，上级政府的目标责任追究制度使乡镇政府必须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同时乡村治理本身的针对性、灵活性和优化性使乡镇政府必须遵循乡村治理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筹措和实施管理。为了能够使乡村治理的上下压力得到有效舒缓，乡镇政府往往选择折中方案，在治理中确保上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各项投入，从作为基层政府的角度入手理顺自己和定位自己。
其次，自治组织的最优化安排选择了政府化的治理理念。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行政目标的达成需将目标责任进一步细化为乡村组织的目标基础上实现，行政的压力迫使乡村自治组织必须确立与乡镇政府组织相适应的政府化的组织形态。与此同时，乡村自治组织本身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能和乡村社会成员对自传统社会以来的权力依附心理，导致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质上超出了自治管理、民主协商的范畴，成为乡村社会成员的领导机构和国家政权的乡村机构。自治组织在内外部压力作用下的最优化安排形成了组织政府化的模式。
（三）乡村治理机制缺失
在作为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转型期中，无论是乡村社会精神转换和制度变迁，还是乡村社会成员自身定位和行为规范的模糊不清，都造成了乡村治理的机制建设偏差、滞后或缺失。
首先，乡村治理机制赢利化。乡村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和持续发展，保障乡村社会的最优化和最大化进步。而在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中无论是乡村治理组织还是乡村社会成员奉行各自为政的理性化算计，都在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面对个体和组织之间对各自利益维护和增长的诉求，乡村社会呈现出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气氛，无论是乡村治理主体还是乡村治理行为都显现出乡村治理的赢利化状态，偏离了乡村治理的目的本质。
其次，乡村治理机制滞后。传统熟人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内部沟通机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精神所摧毁，但未能建立起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平等主体的法理性机制，混乱的乡村治理理念和现状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对守旧自保和冒险激进左右摇摆，最终往往导致面对飞速发展的乡村社会状况却不敢想，更不敢做。乡村治理理念的裹足不前导致乡村治理机制发展的滞后。
再次，乡村治理机制缺失。在传统熟人社会稳定的社会定位和有效的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被理性化进程打破后，乡村社会不同层面均产生大量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习惯与规范等的冲突，内部协调机制已没有消减冲突的能力，而对外部诉求的内在思想和制度安排准备不足，加之没有适合于转型进程中的合理机制安排，冲突愈演愈烈。
三、“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乡村治理的权力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说都源自于人民，乡村治理必须紧紧依靠乡村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因此，要从选举制度变革入手，切实落实直选制度，转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选举授权，在乡村权力与授权主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从而确保权力的有效服务。
其次，理顺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各主体间的关系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难点和重点，要明确乡镇与村之间的党组织领导关系，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创业精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破除过去政府的全面干预模式，政府治理回归到法律规定的服务位置上来，为村集体及村民的自治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保障服务。
（二）建立以法律规定性为基础的自主性秩序社会
由于半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重构性特征，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如制度不完善，存在制度或程序的薄弱甚至空白；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制度的反馈和追责渠道受阻等等。从制度构建过程来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程序复杂，周期漫长，并且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尚待检验。在这种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应在宪法及既定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通过乡村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以确立建立在协商共议基础上的、符合当地特点的、具有基本行为规范作用的自主性、本地化制度，填补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制度间隙。
（三）着力发展基于乡村素质提升的全面教育
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成员急功近利、迷惘无助、道德沦丧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必须大力发展乡村全面教育。其中，要着重发展旨在全面扫除文盲、提升乡村社会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乡村义务教育，并依此建立消除乡村“懒汉”、提升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能力的技能教育平台，全面提升乡村民众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第一，转变教育理念，从乡村社会及乡村民众出发，摒弃原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教育，变自上而下的精英教育理念为自下而上的通识教育理念；第二，转变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和乡村治理能力教育既有理论指导，也有现实案例讲解。基层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将知识和能力具体化、细节化，贴近现实，走进农户，在实践中学道理、学能力，在“触摸可及”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逐步实现半熟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乡村治理变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9
(一)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面对不平等的理念环境
在金融领域,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家金融体系设计目的主要是用于发展国有经济或者至少是有利于提升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由此在商业银行内部容易形成带有所有制歧视的激励机制,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方面,自觉或无意识地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或有国有经济成分参与的大项目,因其具有所有制优势并隐含有国家信用作担保。
有资料显示,中小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拒绝率一般是国有大企业的2―3倍以上。除银行贷款外,在债券发行、股票ipo市场等领域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所有制歧视,中小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比国有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获得融资支持。
(二)中小企业正规金融融资面对不佳的社会信用环境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是导致现阶段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国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道德和社会信用有退化和畸变的危险,如商业欺诈、商业贿赂、随意毁约等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达成契约的基本前提是双方的诚信,如诚信出了问题,则社会付出的谈判、监督、协调、处置成本将会显著提高,甚至高到契约本身难以达成。
2、中小企业的企业信用和企业家个人信用还需不断提升
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守信经营的企业,但难以否认的是有部分中小企业无论其企业信用还是企业家的信用水平都还不高,甚至有极少数企业本身存在欺诈问题。
(三)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缺乏健全的法律环境
1、缺乏专门法律明确赋予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
宪法精神允许民间融资,宪法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而民间融资――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资金的权利,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
2、关于民间融资法律条款相当分散、模糊
关于民间融资法律条款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证券法》、《刑法》等,多为原则性规定,条款较为模糊。“由于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问题。
3、关于民间融资的部分法律法规适用范围被过分放大
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还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的集资行为无论是用于投资经营、转用或消费都属“非法集资”,明显扩大了法律适用范围,并将法律责任覆盖到融资活动的广泛领域和环节中,对企业及公众缓解资金的现实困难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
4、关于民间融资的司法实践较为混乱
由于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条款不同、认定不同,甚至相互冲突,这给民间融资的具体实践造成了混乱,在司法判决上则造成困难,同样的行为采用不同的法律法规其判决的结果有可能大相径庭,司法的公信力也受到了损害。
二、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良好社会环境对策
(一)牢固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地位
1、平等市场主体及公平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件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要求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还要求市场主体拥有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2、牢固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地位
不少研究表明,民营部门的盈利能力、还款率和成长潜力等指标均高于国有企业;迄今为止也没有研究能够明确证明民营部门的信用水平明显低于国有部门。没有理由对民营部门进行贷款上的融资歧视,也没有理由对民营部门在债券发行、股票ipo市场等领域进行融资歧视。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有效率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应获得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必须确立平等理念,赋予中小企业应有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
社会信用可以建立在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自觉构建的基础上,但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决不能寄望于其自觉构建,因为没有游戏规则,游戏的参与方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冒险投机,损害另一方或社会整体的利益。要构建起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信用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将参与各方包括居民个人、厂商、机构、政府全面纳入该体系之中,让所有参与者明白只要不想不参与交易,就必须讲求信用,自觉维护信用、提升信用记录,否则其付出的惩罚成本将非常高昂甚至可能承担终生禁入某类交易的风险,以构建起良好的信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包括中小企业及其企业家从正规金融或民间金融获得融资)创造条件。
(三)正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夯实民间融资的法律基础
1、正视民间融资是现阶段中小企业获得融资主要途径的事实
据保守估计,国内民间资本接近18万亿元,已从剩余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间融资已成为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主要途径,民间融资规模如此巨大、范围如此广泛、如此深入地存在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实践之中,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原因,对此必须加以正视。
2、理顺法律关系、出台针对性法律,夯实民间融资的法律基础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民间融资这一广泛存在的市场交易行为通过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并调节行为参与方的利益关系就显得极为必要。一是明确赋予民间融资应有的合法地位,央行正在起草的《放贷人条例》应当明确界定民间融资、规定准入条件、赋予运用自有资金而不是通过吸收存款进行信贷活动的民间金融组织以合法的运作空间。二是要理顺涉及民间融资的相关法律制度,对明显相互矛盾的条款加以修订,使其保持法理层面的一致性。对现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等相关条款规定,有必要进行重新修订或解释,以保持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修订后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对体现互助的民间借贷活动减少法律干预,对合法的借贷关系进行有效的保护。三是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应进一步具体化,消除模糊空间和歧义,便于民间融资实践及司法上的可操作性。
社会治理的问题篇10
大，主要指“面积、体积、容量、数量等的广阔、高厚、宽绰或众多;范围或程度的广、深”。大有大的根据，大有大的特殊，大有大的益处。对大，对大治安，必须十分重视，加以专门研究。国人对大，情有独钟。喜欢大中国、大一统、大团圆、大锅饭、大跃进、大包干、大司法、大调解、大循环、大逆转、大决战、大会堂、大熊猫，等等。
大治安及其学说，是一个多极、多层、多变的有机大系统。体系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细节决定命运，细枝末节问题必须处理好。然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首先大局观要好。如若不分主次，事无巨细，一团乱麻，一场混战，一地鸡毛，结果则会适得其反。一些年来，美国反恐大战极重情报建设，煞费苦心、劳民伤财，搜集了国内外许多情报信息。但由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太多、太散、太假的小情报、杂情报、废情报，反而掩盖了诸多有用的大情报、主情报、真情报。反恐当局应接不暇，眼花缭乱，手足无措。①
为使大治安及其学说体系建设的大局观好，先必厘清其边际。集天时、地利、人和之“万千宠爱”于一身，大治安及其学说必须如此，也能如此。虽说大治安及其学说体系，可以大到无一定规范、无一定逻辑、无一定边际，但凡事又必具相对性、可知性，规范、逻辑、边际也是客观存在的，其均来自于实际，来自于创新，规范、逻辑、边际也能创。大治安及其学说是创出来的，应该还有许多的新可以创。
任何物体不无长、宽、高三元，故大治安是全过程的(长)、全方位的(宽)、全层次的(高)治安。厘清大治安及其学说体系建设之边际，遂需科学地确定其长、宽、高。
一、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长
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长，包括大治安边际之长与大治安学说边际之长。
1.大治安边际之长。所谓长，指大治安是全过程的治安。
作为整体的治安与作为个体的治安，不但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过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治安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治安的取得，涵盖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调理的每一环、每一节、每一点;治安的取得，离不开社会、人文、自然方面的长期运作，永不懈怠;治安的取得，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少进、迟进也退，快进、乱进亦退，唯有与时俱进、与事俱进、与势俱进;治安的取得，是一种人类自由境界②，治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治安没有结果只有追求。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序列和联系层次的辩证统一，过程和结构的辩证统一，时间和空间的辩证统一。理论体系中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正是上述几对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成熟的事物与理论体系，总是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从历史上看，也就是从过程上看，大治安及其学说，可以划分为大治安及其学说发展之前、大治安及其学说发展之中、大治安及其学说发展之后。从逻辑上看，大治安及其学说，可以划分为大治安及其学说之为什么、大治安及其学说之是什么、大治安及其学说之怎么办。
大治安及其学说，对治安之前、中、后作全过程关照。其不仅能像传统治安实务与治安学说一样，首先从、容易从、一般从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后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而且能渐次由少到多、由表及里、由次涉主，从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中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再次从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前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即，非但重视在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后采取惩治措施，而且并更为重视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中的控制与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前的预防，重视消解社会治安问题原因，治理源头，防控结合，以防为主，服务第一。
实践之中的中国社会大治安，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兴旺发达。中国传统社会，将刑事方法与其他社会管理方法综合在一起，全方位、全层次、全过程地整饬社会治安，特别注重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前的防范，这就是刑与诸物合一，即中国古典大治安。
中国社会大治安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之注重整体、注重关系的情势、追求大一统所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具有哲学意义，天人合一将人与己合一、人与人合一、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各种手段合一、人与自然合一。这些，都寓于一定的社会治安经略之中。
“事非经过不知难”。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以来，大治安已成为谋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安邦定国、在和平中崛起的战略方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则是大治安思想的一定体现。1979年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被经常提及。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指出：“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并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长期坚持下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社会治安问题之前、中、后作全方位的关照，特别注重发生之前的综合防范。早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谋求解决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简言之就是抓社会上的“小流氓”，其后才是着重解决传统的、多为社会面上发生的、暴力型的违法犯罪，现在解读为对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2010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说到底是对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③此乃明确的大治安，如此则大大扩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大大提升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格，大大强化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使命。社会治安越来越博大精深，视角前移，任重道远。而近年来所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与“社会建设综合治理”，等等，万变不离其宗，都属于大治安的范畴，都可以用大治安进行统率。
2.大治安学说边际之长。
科学的历史几乎就是创新的历史，科学发展必须不断“追新”。大治安及其学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异军突起，走过了不短的路程。经过较长时间的充分准备，作为一门科学的大治安揭开面纱，闪亮登场。相异于当下的一年磨十剑，既耐得住寂寞又耐得住喧嚣，十年磨一剑，20世纪70年代初叶起，金其高即醉心于社会治安研究，广泛涉猎古今中外诸多相关资料，1984年发表《综合治理必须实现“四化”》④，1985年发表《论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标准》⑤、《案件侦破与犯罪预防》⑥，1986年发表《探究犯罪原因必须先区分几对概念》⑦，1987年发表《公检法司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互相配合》⑧，1988年发表《关于犯罪学的基本内容问题》⑨，1989年发表《论刑侦战略》⑩。这些论文已初显大治安学说之相，大治安学说之花含苞待放。1992年的专著《社会治安学》(11)，可谓中国治安学暨大治安学说的始作俑者，尽显大治安学说之风采。
著名治安学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李健和，曾多次在国内治安学学术研讨会上及研究生授课中称，金其高教授是国内第一个将“治安”作为“学”的人。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曾撰文指出：“金其高教授应当是我国大治安理念的首倡者，他的后半生为我国的综治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牺牲。他对于综合治理的成果是具有前瞻性和创建性的。”(12)“金老师提出的大治安，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使得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13)
青年才俊卢国显博士等认为，“1992年金其高的《社会治安学》以社会系统的视角研究治安问题和治安现象，是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金其高在《社会治安学》一书中给《社会治安学》的定义是：‘社会治安学是从整体上、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治安问题之产生原因、运行表现与防控措施的学问。’作者的研究角度就是从宏观的、系统的角度探讨社会治安问题，并将社会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治安问题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研究与治安问题有关的所有的社会现象与人的行为。”(14)
青年才俊康海军博士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治安学专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但从学术研究意义上正式提出‘治安学’这一概念则是在1992年，金其高著《社会治安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5)“‘治安学’是中国特有的学科或概念。西方发达国家虽有许多对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独到研究，但没有类似的提法。它们是通过研究警察科学来研究社会治安现象、治安问题和治安对策的。中国的‘治安学’是在治安(行政)管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治安学专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但严格来说，在中国从学术研究意义上正式提出‘治安学’(‘治安学’不同于‘治安管理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金其高著《社会治安学》的问世。”(16)
古人云：“二十而冠”。(17)可喜的是，20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极为关注与认同大治安及其学说。“近几年来，治安管理学界一直认为治安有两种含义：大治安和小治安。大治安就是社会总体的治安，国家的治安活动。小治安是公安部门的治安，即治安管理。两种含义不同的治安具有两种不同的学科：大治安对应的是广义治安学，小治安对应的是狭义的治安学，即治安管理学。”(18)“还有人应用大治安的理念从事治安学研究，如武和平《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19)
而金氏对大治安情有独钟，矢志不渝，一发而不可收。21世纪伊始又有《社会治安防控经略》(20)、《中国社会治安防控》(21)等大治安专著问世。2006年发表颇具影响、切合实际、雅俗共赏的重要理论篇章《大治安之“猫鼠”论》(22)，此乃金氏大治安学说体系建设的新标志。《论大治安之新老和谐》(23)、《社会治安防控必须追求“五新级”，创新“创新型”》(24)等等，皆论及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长，均系一个时段大治安学说之边际。2010年发表的针对性文章《论大治安》(25)，对大治安又有新说。
诚可见，谓之“第一人”多半系指代时间。笨鸟先飞，天道酬勤，20年前，金氏以其1992年问世的310千字专著《社会治安学》，不经意间成为治安学暨大治安学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踩地雷的人”、“第一个被小治安学说淘汰出局的人”。正所谓：历史的此一出口，正是历史的彼一入口。
还可以说，大治安学说实际上是众英雄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历史，应当用一定的篇幅予以记载：中国治安学暨大治安学说的创立、维护、发展与繁荣，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既非一人之工，又非一人之功。仅从金氏大治安学说之脉络作简约考察，当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教授慧眼识珠，决定出版金氏《社会治安学》，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另一责任编辑宋军)。否则，金氏大治安学说还可能“长在深闺人未识”。《社会治安学》，经“手抄本”到“复印本”再至“九二本”，正式揭开面纱，足有十年之久。
“英雄不问出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李健和教授与治安系主任郭太生教授、党总支书记宫志刚教授等，为人儒雅，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主动将“体制外”的治安学说“引狼入室”，待为上宾。诸如，延请金氏等参加2005年在京举办的治安学专业建设研讨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主编仇加勉教授、副主编王新华教授等，大力支持理论创新，一些年来在该《学报》上先后发表金氏数篇大治安文章：1989年第5期6千字的《论刑侦战略》、2006年第1期25千字的《大治安之“猫鼠”论》、2007年第5期17千字的《大侦查：侦查学学科研究之六大“我&谁”》(金其高与朱莉珺2006联合制作)、2010年第6期10千字的《论大治安》。
2011年伊始，河南警察学院于古嵩山少林英雄、今公安巾帼英雄任长霞生息之地，举办国内首次既犯罪学又大治安的“犯罪学俯察与大治安经略”学术研讨会(26)，肖剑鸣教授、皮艺军教授与金氏等均接“英雄帖”，应邀参加风云际会的“中原经略”。《河南警察学院学报》主编翟英范教授、副主编刘芳老师及资深编辑芮强老师等，禀赋中原大地宽广胸怀，与金氏一见如故，鼎力相助大治安学说，安排《学报》2011年全年各期适当版面，连续发表金氏大治安学说之系列文章：第1期14千字的《从大治安看家庭教育理念的创新》、第2期5千字的《论大治安之天人和谐》、第3期5千字的《论大治安之质量和谐》、第4期16千字的《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演义》、第5期17千字的《大治安经略须善用一、二、三大智慧》与第6期18千字的《大治安及其学术之边际》，等等。
全国公安院校的治安学者，对“体制外”的金氏大治安学说视如己出，呵护有加。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原治安系主任、现科研中心主任徐志林教授，江苏警官学院治安系主任陈志军教授暨系副主任倪海英教授等，都曾邀请金氏给学员传授大治安学说。山东警察学院治安系主任王精忠教授等，邀请金氏参加2011年10月在济南举行的第十三届华东地区公安高校治安管理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大治安的基本思路》的学术报告。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主任王龙天教授在“犯罪学俯察与大治安经略”学术研讨会称赞说：“金教授对大治安的研究，在学界很有影响。”(27)
上海更是金氏大治安学说的“根据地”，上海综治系统经常邀请金氏传授大治安学说。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暨市综治办主任林化宾，市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乐伟中，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杨正鸣教授，市综治办基层指导处处长朱黎明等，关爱理论创新，宽容金氏大治安学术诸多探索性文稿在旗下的上海市内部月刊《综治研究》上先行试水，投石问路，等等。
二、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宽
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宽，包括大治安边际之宽与大治安学说边际之宽。
1.大治安边际之宽。所谓宽，指大治安是全方位的治安。大治安，到底涉及多大界面的力量投入?要实际认识清楚。
就内涵而言，大治安，具体情况下可作不同理解。首先，治安等于治安问题。理论研究与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治安”概念，有时作为一种需要被社会解决的问题、作为社会秩序管理的对象而存在。其次，治安等于治安状况。通常所言“治安好坏”，实际上是指治安状况好坏，即治安形势、治安秩序好坏。治安秩序是破坏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治安问题与社会管理防范工作双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静态与动态的局势。因此，作为治安状况理解的治安的含义，包括治安问题与治安工作。再次，治安专指治安工作，即治安防控。理论研究与实际生活中常见的“强化治安”，意指加强对治安问题的管理与防范工作。上述治安问题、治安状况、治安工作之“三合一”，就是治安与大治安的比较完整的含义。
就外延而言，大治安，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社会治安防控方法、社会治安防控客体的范围由小到大，外延渐次可为十数个同心圆。即：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作为治安防控主体的治安;整个公安机关作为治安防控主体的治安;公、检、法、司作为治安防控主体的治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含上述公安司法机关)作为治安防控主体的治安;以上及纪检、反贪污受贿、反商业犯罪、反生产事故组织作为治安防控主体的治安;以上及反黑、反恐、反突发事件等国内安全、国境安全、国家安全之治安;以上及整个国际安全之治安;以上及整个陆地、海洋、太空之人类安全之治安;以上及人类与所有动、植物生态安全之治安;以上及全科及全数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物种安全生存、良好代谢、持续发展、和谐共生之治安。等等。大治安，其外延越来越大。
就内涵与外延的统一而言，从大局观上看，大治安总体上又可以归结为官、民、匪之三角(28)演义。可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鸟大了也就什么林子都有。根据生物的多样性，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个体亦具有多样性，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中的社会力量亦具有多样性。但就大局而观，根据既“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再“一分为三”的科学划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中的社会力量，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官、民、匪之大三角，此三角乃既不可多、又不可少、还不可错的三个角。
官、民、匪，三种势力系三角关系(角：角色;角度;角逐)。一般地说，从各自对待法的态度看，官、民、匪三角可以构成法治“3wei”方阵：官(官府与官员，特别是其中的警)，一般系主导社会对付违法犯罪的人，维护于其有利的社会统治秩序，可称之维法;民(一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其中包括被害者，潜在被害者，利益相对者，社会边缘群体，各种“被”的人以及立法、守法、督法不到位的情形等，民营企业被称之为一群“野孩子”)，系不尽守法的人，可称之未法;匪，一般系缺德、违法、犯罪的人、“体制外”的人群以及其他具有显著兽性残余的人(犯罪学多认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其行为与多数人群相左，与社会法治相悖，可称之违法。官、民、匪三角之法治“3wei”方阵，亦可解读为美女“三围”(3wei)。官，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合纵连横，协调全身，一如人的肚脐腹脘部位，乃人体生理中枢，“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小蛮腰”状态可称作美女之腰围。民，系社会的基础，屯富于民，屯智于民，屯防于民，黎民百姓的状况可称作美女之臀围，所谓“丰乳肥臀”。匪，不三不四，不即不离，不依不饶，敢向“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代表正义”的社会强势“公权力”叫阵，四海游龙，五洲亮剑，天涯周旋，有的还真是笑到最后，足见其非凡胆略、智慧与能力。撇开违反法律、违反道德勿论，犯罪本身是一门学问(犯罪学)、一门艺术(犯罪术)。社会的犯罪水平标志着社会的智慧水平。“匪文”极显其魅力与风采，来势汹汹，波涛汹涌，可称作美女之胸围。如上，腰围、臀围、胸围之美女“三围”(3wei)，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还相互鼎立。
大治安及其学说，对治安之里、中、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官、民、匪)作全视角关照。其不仅能像传统治安实务与治安学说一样，首先从、容易从、一般从匪中的社会治安问题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而且能渐次由少到多、由表及里、由次涉主，从民中的社会治安问题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再次从官中的社会治安问题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在此可以说，学者们此前普遍认为的，所谓“大治安就是社会总体的治安，国家的治安活动。小治安是公安部门的治安，即治安管理。”(29)有一定见地。然而，真正的大治安及其学说认为，如此“大治安”(上述“大治安就是社会总体的治安，国家的治安活动”)，委实还是“小治安”，或者还是较大的“小治安”与较小的“大治安”。
质言之，“一个人的平安不是平安，一些人的平安也不是平安，一切人的平安才是平安。以前的治安再大也是小治安，因为其考虑的只是少数人的平安，考虑的只是统治者(政权)、部分人的平安，没有考虑全社会的平安。”(30)“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治安，不仅是官的治与官的安(公安的治与安、整个“公权力”的治与安)，而且是民的治与民的安，也还是匪的治与匪的安;不仅是社会的治与安(即官、民、匪的治与官、民、匪的安)，而且是人文的治与人文的安，也还是自然的治与自然的安;不仅是治与安，而且是未治与未安，也还是不治与不安;不仅是治安，而且是不提治安，也还是顺其自然，安之若素，随遇而安。等等。
2.大治安学说边际之宽。“世事恰如黄河水，缓流总比激流宽。”大治安及其学说所体现的是生物的多样性，追求的是包容、平缓、和谐。这些年，以大治安为标志的治安与治安学之异军突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大治安学说的应运而生与长足发展，极大地活跃了治安学学科，融通治安学学科内外，相关学科共生共荣、和谐发展，大治安理论与社会治安防控实践相映生辉。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治安学学科内部。200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主任郭太生教授撰文说：“正如金其高教授所指出的，‘定位高一些，才能聚集天下的人才’。”(31)2006年，郭太生教授还从另一角度说：“金其高教授所讲的‘旗子举低了，聚不起天下英才’，我想就是这个意思。”(32)近年来，小治安及其学说与大治安及其学说，“吃皇粮的治安”及其学说与“吃杂粮的治安”及其学说，大会师，“哥俩好”。200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举办的治安学专业建设研讨会、两年一度的全国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学系主任论坛，“体制内的治安”及其学者与“体制外的治安”及其学者欢聚一堂，难分你我，共商大计，便为大治安及其学说繁荣发展之集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2010年，郭太生教授要求“以更开放、更宽容的心态研究治安学”，“治安学在理论层面应立足于大治安的研究”，(33)所言极是。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促进了各种各样治安文化的交汇融合。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与其极为相似的犯罪学。近些年来，犯罪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犯罪学是关于犯罪的学问，(34)一般研究犯罪原因、犯罪表现与犯罪防治。从研究的范围上说，治安学与犯罪学之间是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通、相统、相同，进而呈现包围与反包围之辩证关系。统分结合，小治安学为犯罪学所涵盖，中治安学约等于犯罪学，大治安学包容了犯罪学。大治安及其学说，在涉及犯罪时高屋建瓴，轻车熟路，游刃有余。2011年初，河南警察学院举办的“犯罪学俯察与大治安经略”学术研讨会，形式与内容均颇为“追新”，众英雄个个来者“不善”，各怀“诡”胎，机锋处处，刀不血刃，少有此既极为友好而又极具智慧、极显猛烈、极为爽快的学术“掐架”，予犯罪学与治安学“一石二鸟”相信必于学术内外影响久远。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与其一定平行的侦查学：大侦查。普通治安学主要研究“面对面”地对付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普通侦查学主要研究“背对背”地对付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相关学科与侦查学学科相互博弈，从周边攻略侦查学之不济，入侵侦查学之传统“领地”、用其他学科的“话语”解读侦查，消减擅长“背对背”的侦查学学科的话语权。一旦发生与众学科之间的“同台竞技”、“合理冲撞”或者“擦枪走火”，觊觎侦查学学科之传统“领地”良久的其他学科，就会趁机大举进攻，喧宾夺主、群起而代之。既是犯罪学、治安学又是侦查学，或者说既不是犯罪学、治安学又不是侦查学的《大治安之“猫鼠”论》等论著，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侦查学的“学科安全”。“善者不来”，无独有偶，2007年《大侦查：侦查学学科研究之六大“我&谁”》(35)，似乎又一只“狼来了!”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与治安学相对内外有别的边防管理学：大边防。普通治安学主要研究“国境内”的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普通边防管理学主要研究“国境边”的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边防”有新概念：960万平方土地的周边与里面的边;平面的边与立体的边;进来的边与出去的边;有形的边与无形体的边;这样的边与那样的边。而既有如此种种的边，就有如此种种的防，大治安的大边防也就大不一般。(36)和谐社会大治安之边境治安防控，需要以动制动，实行开放的边防、纵深的边防、运动的边防。“战争一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大纵深、全视角、不对称，对混迹于外商、外教、外援、外客中的外敌，要放进来打，“抓活的”。对潜逃出去的内敌，必要时也要走出去，开展天涯追凶，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进行攻防。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刑法学：大刑法。治安学主要研究广义的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刑法学主要研究狭义的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犯罪的刑事司法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的不同带来犯罪的刑事司法研究角度的不同、观点的不同。从整体上、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治安问题的大治安学说，对犯罪进行刑事司法的基本角度，可以是“五结合”。即：单一与综合结合;办案与办事结合;惩治与预防结合;个体与社会结合;过程与系统结合。“五结合”表明，从整体上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治安的大治安认为，对犯罪的刑事司法，不仅是法律上的处置，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生理、伦理、感情上的处置，如此才能真正科学地做好犯罪的刑事司法工作。若只将犯罪的刑事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律的处置，刑事司法虽然表面上十分威严正当，实际上却是走过场，效果甚微，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37)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社会治安防控的理论与实践。往昔，社会治安防控的理论之间、社会治安防控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社会治安防控的实践之间，互相封锁，互相排异，互相掣肘，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大治安学说，使其成为一群人、一家人、一个人，有关各方一片“利好”，皆大欢喜，没理由不开放、不合作。1996年10月，以大治安及其学说为契机、为基础、为愿景的，全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的机构——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沪编(1996)193号文同意，由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与时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共建的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应运而生。研究所主要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策思想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用理论研究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操作实务研究，研究所旨在成为领导决策智囊、培训人才基地、横向联系桥梁、宣传咨询窗口。2007年，金氏作为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应邀参加中央政法委召开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研究座谈会”，并承担相关课题研究任务。2007年，金氏受邀参与谋划2008北京奥运安保。2008年，金氏接受中央综治办的重托，承担中央综治办旨在培训全国综治干部的教科书审修任务。2008年，金氏还应邀参加2010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举办的“第五届世博会与法治化论坛”的演讲。
大治安及其学说，极大地融通国际管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治安及其学说，解决了国内外治安学界的“画地为牢”问题，开展了许多涉外警务研究。2007年，金氏应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上海分社社长GeoffDyer先生90分钟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的专访。应该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金融时报》此“金”含金量亦颇高。英国《金融时报》创立于1884年，是目前全球最高端和最领先的商务媒体之一，其与《华尔街日报》、《日本经济新闻》并称为全球“三大经济日报”，拥有超过110万的读者，是唯一进入白宫的非美报纸。“三金”聚会上海滩，“谈股论金”，并非纯属偶然。
可以说，大治安及其学说，至此已不再是“小语种”、“小儿科”、“小弟弟”。其甚至在古今中外都有“共同语言”，大治安及其学说之路越走越宽。
三、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高
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高，包括大治安边际之高与大治安学说边际之高。
1.大治安边际之高。所谓高，指大治安是全层次的治安。治安，不仅指周边环境治安，而且包括社会治安、人文治安、自然治安等各层次治安，包括局部治安、有限治安、根本治安等各层面治安，包括表面治安、中部治安、里层治安等各层级治安。
高度，即为深度，谓之高深。如何从深层次上看治安，决定了如何从深层次上办治安与如何从深层次上盼治安。然而，何谓从深层次上看治安?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问题本身就够“深层次”的。但不可不提及的是，现在连许许多多的违法犯罪人也不自我欣赏冲冲杀杀了，开始与对手“玩深沉”的，社会治安工作必须顺应发展变化，科学循序渐进。金氏发表在内部月刊《综治研究》2009年第11期上的《从深层次上看综治、办综治、盼综治》一文，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后文稿公开发表在中央政法委《长安》杂志2010年第1期上。
从深层次上看治安、办治安与盼治安，很重要、很需要、很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治安是一个多极、多层、多变的大系统，呈现出客观上的系统规律。社会治安内部、社会治安本身、社会治安与外部之间，分别是且合起来更加是个有机的系统。社会治安问题(鼠)与反制社会治安问题(猫)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分别作为整体的或分别作为个体的社会治安问题系统(鼠)与反制社会治安问题系统双方系统与系统(猫)之间的较量，是分别作为整体的或分别作为个体的社会治安问题系统(鼠)与反制社会治安问题系统(猫)双方系统质量之间的较量。这里存在着四种博弈场合：当猫与鼠都不“玩深沉”的，双方就会以低智慧对低智慧，出现瞎猫碰上死老鼠的情形;当鼠“玩深沉”的，而猫不“玩深沉”的，这种社会治安问题就会继续“顽下去”;当鼠不“玩深沉”的，而猫“玩深沉”的，这种社会治安问题就会“玩完”;当猫与鼠都“玩深沉”的，双方就会以强项对强项，以高智慧对高智慧，出现顶尖高手之间的精彩博弈。
顺便提及，诸如当下某些地区的恐怖与反恐怖等，实际上当事各方都只具有“初段”(初级阶段)之水准，简直像场“儿戏”。光凭几介武夫、几杆破枪、几下比划，纸上谈兵、几个回合就“欧了”。如此这般算完成了“反恐演习”，也太小觑“恐子”(“恐子”，系金氏语言，对恐怖分子的简称，正式起用于2008年，金氏在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第五届世博会与法治化论坛”上的演讲)了!吓唬小老百姓还差不多，是给自己壮胆吧?
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的深层属性问题十分重要，但现今还未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认清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的深层属性，关系到从何种途径、何种层面来开展社会治安，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从根本上说，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兼有社会性、人文性与自然性等三种品性。只视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为一种社会现象，势必主要会从社会方面描述社会治安问题，从社会本身，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上解释社会治安问题产生原因与寻找防控对策;只视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为一种人的行为，势必又主要会从人本身，从人的生理、心理、病理上描述社会治安问题，解释社会治安问题产生原因与寻找防控对策;只视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为一种自然情形，势必又主要会从自然方面描述社会治安问题，从自然本身，从生产、生活、生态上解释社会治安问题产生原因与寻找防控对策。
大治安及其学说，必须将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既看做一种能与人分离(不一定要有人来实施)，而主要有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现象，又将其看做非得由人来实施，并涉及人的生理、心理、病理，有完整行为规律的人的行为，还将其看做像花开花谢、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一样的正常的自然情形，如此才可能历史地、科学地、完整地揭示出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的本质特性，寻找到科学的社会治安路径。
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关于社会的学说，实际上马克思还有许多关于人文、关于自然的学说。然而，国人以前受马克思的学说的影响，或者说以前受所谓的“马克思的学说”的影响，均有意无意、多多少少地只注重从社会角度解读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治安学说与治安实务亦不能外。一谈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就只谈社会，一谈社会就只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只谈阶级，一谈阶级就只谈斗争，一谈斗争就只谈对抗，一谈对抗只谈你死我活，一谈你死我活就只谈专政，一谈专政就只谈“零容忍”、“一网打尽”、“冷酷到底”。社会治安潜意识中大多对严防、严管、严打持自然的认同，社会治安工作上对严防、严管、严打驾轻就熟，轻视、抵触甚至于极力反对宽防、宽管、宽打。当下，大治安及其学说从深层次上看问题，就必须找到、找准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大治安学说边际之高。金氏在1992年版的《社会治安学》中就明确提出，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具有社会性、人文性、自然性，并言及重点是社会性、人文性。(38)近年来，金氏有关社会治安品质之“三性说”方面，又有重要发展。如《从深层次上看综治、办综治、盼综治》：“可以认为，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的社会性、人文性与自然性等‘三性’，既是其三个方面，又是其三个侧面，还是其三个层面。社会性是其表层，人文性是其中层，自然性是其深层。中国目前的社会治安，主要是从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控的社会性层面上看问题，甚至主要是仅从社会性层面上的某些方面看问题，深层次的社会治安工作还相当遥远。”(39)
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高，包括社(社会)、人(人文)、物(自然)之全层次。大治安及其学说体系建设，必须三个层次兼顾，从三个层次展开。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肯定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更多的是社会的非阶级斗争等其他社会因素;较深层次的还有人的生理、心理、病理等;更深层次上还有自然力量。“天气改变了历史”，“人类社会由天气塑造，再影响天气，然后必须调整以适应这些新创造的模式;我们每个人只是这个复杂而彼此息息相关的体系中最小的一份子。”(40)大自然不言而在，大自然不怒而威，大自然不战而胜。推动历史前进，生产力、生活力、生态力都有，都不可小觑。三者既是其三个方面，又是其三个侧面，还是其三个层面。社会的人、生命的人、物质的人，均来自于大自然，活动于大自然，受制于大自然，最后还要归结于大自然。于此，大治安及其学说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但前景堪“优”。
大治安及其学说，对社、人、物作全层次关注。不仅能像传统治安实务与治安学说一样，首先从、容易从、一般从社会治安问题的社会性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而且能渐次由少到多、由表及里、由次涉主，从社会治安问题的人文性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再次从社会治安问题的自然性切入，作为逻辑起点，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厘清了大治安及其学说的边际，特别是厘清了大治安及其学说之长、宽、高，大治安及其学说变得愈发清新，愈发端庄，愈发厚重。
总而言之，大治安是全过程的、全方位的、全层次的治安。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长，包容治安之前、中、后全过程;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宽，包容治安之里、中、外全方位;大治安及其学说边际之高，包容治安之社、人、物全层次。
大治安确实是大。大治安是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的范围大，是推崇发展理念，一定角度上乃“综治论”(41);大治安是大团圆，社会治安防控的气量大，是推崇和谐理念，一定角度上乃“和谐论”(42);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的本事大，是推崇科学理念，一定角度上乃“博弈论”(43)。
大治安确实是大。大治安是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的范围大，大致上就是讲求“体力”;大治安是大团圆，社会治安防控的气量大，大致上就是讲求“德力”;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的本事大，大致上就是讲求“智力”。大治安之“德、智、体”，必须全面发展。
大治安确实是大。大治安是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的范围大，亦可归结为“大众”治安;大治安是大团圆，社会治安防控的气量大，亦可归结为“大妈”治安;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的本事大，亦可归结为“大师”治安。(44)
大治安确实是大。大治安，亦即“大家”治安：大治安是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的范围大，是众人都参与的治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治安是大团圆，社会治安防控的气量大，是倡导“大家风范”，摒弃“小家子气”;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的本事大，是推崇专家参与谋划治安，“软实力”，“巧克力”，“大家”指路。
大治安确实是大。大治安，亦即“大方”治安：大治安是大系统，社会治安防控的范围大，涉及上下、前后、左右社会之“四面八方”;大治安是大团圆，社会治安防控的气量大，是“落落大方”、“大大方方”;大治安是大智慧，社会治安防控的本事大，是讲求社会治安“大手笔”、“大处方”(根本的法则)。
言而总之，大治安及其学说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道德依据与事实依据。简言之，首先，大治安，大有大的根据，大有大的特殊，大有大的益处，对大治安必须十分重视，专门研究。其次，偏整体的国人思维习惯，成为大治安及其学说的文化渊源。再次，极为崇尚稳定的社会传统，使作为动词的大治安及其学说(广告词有云：“没什么大不了的!”)，促成作为名词的大治安及其学说的崛起。
大治安确实是好，不过物极必反，“大热必死”。对其亦需一分为三，对其也要“冷处理”，“泼点冷水”，再让其吃点透心凉的“冰激凌”。三是数，三是度，三是路，讲正、反、合。大治安之大也是相对的、多样的、动态的，故而，社会治安工作有关各方均可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从大治安之不同的长、宽、高的角度切入，都“可以有”自身的“利好”，都有大治安的考量，都有不尽的加、减、乘、除与反复利用。世态炎凉，情况有别，冷暖自知，于己合适，方为最美、最善、最真。
诚所谓，“各有各的活法”。世界是多元的、多样的、多彩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小治安、中治安、大治安，难分彼此，难说优劣，难定伯仲。犹“小家碧玉”与“大家闺秀”、“东方美人”与“西洋美女”、“古典佳人”与“新贵佳丽”，家各有人，人各有佳，倾国倾城，难分妍媸。更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事物从小到大，再渐次从大到小，遂成功、周全了自身的循环往复，完美超越，亦深化，亦升华，犹如凤凰浴火，走向自我重生。历史主要是进化的，但进化中无不伴随着一定的循环与一定的退化，周而复始，生生不已。势在必行，物极必反。大治安渐次达到极致，又会渐次走向中治安、小治安。只不过，此小治安并非彼小治安，新小治安并非老小治安，而是追求以最小的投入、最小的动作、最小的创口的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