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法治化篇1
一、以加强民主自治工作为重点，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社委会在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和服务活动的前提下，始终把民主自治作为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确保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建议权、评议权和决策权。
我们主要采取四种形式，努力在社区中形成“社区事务大家评、社区管理大家议、社区决策大家定”的舆论氛围。一是建立“公示栏”。该栏突出为民服务、接受监督的主题，详细公开社委会的工作职责、人员情况、任期目标、专项活动安排等内容，方便居民在日常浏览中了解情况，熟悉参与社区管理的渠道。二是开辟“议事窗”。居民均可在社区宣传橱窗中以撰文形式，各抒己见，就社区中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意见。各种观点的交融汇集，真实反映出“社区人”的所思所想，从而为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靠依据。三是制作“民情日记”。到社委会来访的群众，对社区内存在的现象、本人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等事项都可以只言片语地直接写在该日记上，使街道、社委会两级组织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四是举办“社区听证会”。社区不仅坚持每年召开两次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月召开一次业主委员会碰头会，商议社区事务；而且就社区较为重大的管理事务，还召集居民代表坐到一处，以听证的议事规则，由大家发表看法，进行可行性论证，最终以表决方式来决策。此外，制作发放“服务连心卡”、聘任“社区义工”等形式，也为自治活动增添了活力，激发了“社区人”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为社区工作开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创建文明城区活动中，居民们纷纷提出了在社区内增植绿色植物、扩大草坪面积、修建休闲广场、安装健身器材等建议。社委会因势力导，热情感召，发动居民们都来出点子、想办法。“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所提建议均得以实现，社区逐渐成为了环境优美、设施齐全、适于人居的“都市桃园”。
二、以推进“四五”普法工作为重点，增强居民法律素质
做好社区普法工作的关键在于因类施教，注重效果。针对不同普法对象，我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学法用法意识的深入人心。
面向社区居民群众，主动联系法院、司法、市容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举办“18”法律服务广场、社区法制讲座、以案释法等活动。特别注重利用各类活动日开展专题法律宣传，如在消费者权益日，进行消费者维权法律咨询；在环境保护日，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在法制宣传月，突出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律知识的宣传。针对弱势群体，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开通援助热线电话，及时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等法律服务。在青少年普法方面，建立了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通过开展法制夏令营、社区法制讲座等活动，引导他们树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远离不良网络、游戏机和的诱惑。在外来务工人员普法方面，制作系列漫画法制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让文化程度较低的民工及其家属看得懂，能理解，易掌握。同时，我们注重抓好普法“四个一”建设，即设立公开宣传长廊作为法制宣传专栏，购置了一套通俗易懂的法律书籍，组建一支由社区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参加的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每季度开办一堂法制课。大众化的普法方式，迎合了“社区人”的法律需求，依法办事、依法维权在社区内蔚然成风。版权所有
三、以深化“平安社区”创建工作为重点，维护社区治安稳定
社区平安，则民心安。良好的治安环境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为此，我们积极深化“无刑事案件社区”、“平安社区”创建活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2
论文关键词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历史表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往往是交织并存的。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不仅过去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凸显，而且又出现新的复杂社会矛盾，与旧有社会矛盾交织，构成风险社会多重矛盾与冲突的背景。西部地区因为经济欠发达更容易积聚矛盾，社会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西部地区必须重视各种社会问题的研判与化解，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环境，同东部地区相比，在社会管理方面既存在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
（一）民族与贫困问题突出，针对性地方性法规严重缺失
西部地区是全国民族与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达307个。由于产业结构、交通通讯、对外开放、科教文化等明显落后，使西部发展长期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且民众观念保守，认识接受新生事物缓慢，形成了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态势。
西部民族与贫困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缺乏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一些地方政府受传统“人治”观念影响，容易忽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同时立法技术低下、执法不守法、红头文件大于法等现象仍然存在，导致社会管理拥堵不堪，效率低下，最终导致民族和贫困问题积重难返。
（二）经济竞争力低下，制度严重障碍
西部地区传统农业与不发达工业并存，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政府在各项制度、政策供给和取舍上，优先偏好农业，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也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竞争加剧，东部地区受惠于经济体制优先改革，同时充分利用市场规律的体制优势和灵活的经济手段，迅速增强了本区域竞争力，而西部地区在区域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东西部差距将不断拉大。
东西部发展差距很大程度是制度障碍造成的。东部地方政府在推动地区发展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灵活制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使地区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制度供给需求不均衡，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制度无法满足经济主体的需求，如法律实施变异严重，制度创新绩效不高，习惯用传统管理办法管理经济，直接插手生产要素配置等等。
（三）社会管理模式僵化，矛盾化解机制不健全
西部社会管理多为一元模式，刚性的管理手段较多，柔性的管理手段较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缺乏有效的平台；社会管理习惯搞运动，制度化常态化欠缺。社会管理手段存在着“行政方法不能用、经济方法不好用、法律方法不会用、思想教育不顶用”的尴尬。
当前西部地区社会运行机制不完善，特别是矛盾冲突的化解机制很不健全。政府正处于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之中，旧的运行机制正在解体，新的运行机制正在确立，特别是矛盾冲突的化解机制，正在探索建立阶段，政府在矛盾化解时还常常处于缺位、越位、错位的境地。
二、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依靠法治
社会管理是社会良性运行的调控活动，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形成更好的社会秩序，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创新社会管理，是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引入先进的社会管理方法和理念，对传统社会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进行改进。
在当下中国，“依法治国”已是普遍共识。社会治理模式从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控制模式逐渐转向公共导向性的法治模式，社会自治、人权保障和法制变革更加重视。在法治规则下，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广泛权利，所有公民和组织必须依法行事，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法律义务；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部门依法律产生，受法律约束，对法律负责，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运行。同时，法治通过对权力界定、规范、约束和控制，使社会管理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操作性。
因此，西部地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依靠法治。要逐步完善西部地区相关地方性法规和制度，通过法规和制度来规范和促进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实现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一）创新地方性法规
西部地区应当加强地方性法规的创新，使社会经济关系能动地决定和配置社会权利义务关系，更好地调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应作为重点：
一是创新民生立法。西部地区应当通过创新地方性法规，加大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民众居住生活条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是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户籍改革的出路在于实现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良序互动。如成都、重庆正通过创新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尝试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试点一旦取得成功，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必将大大加强，有利于维护西部的社会稳定。又比如可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一些有益的政策固定下来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在法规上明确责任主体、确定权属、完善操作程序，使社会保障有法可依，使有限的社保资金得到合理有序使用。此外，可以尝试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城镇的医疗、养老保险向农村开放，使农民也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
二是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当前体制下，农村土地是难以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因此，创新现行西部土地制度，关键要确认农村土地的性质与权属，充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固化权利期限、丰富权利内容等形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激励农民脱贫。在地方立法上确认家庭承包经营权为独立完整的物权，包含使用、占有、处分、收益等权能，该物权可以依法转包、转让、互换、继承、入股等等，与使用权紧密结合，由土地承包经营者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项内容都由物权法予以明确，在法律上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加以改变，在承包期内不得随意调整承包土地，承包方不得擅自收回承包土地。
三是创新教育立法。创新西部教育，义务教育是根本，职业教育是关键，所以应当创新西部职业教育立法，大力加强西部职业技术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让城市贫困人口和失地农民以及少数民族群众逐步适应社会形式的发展，获得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和手段。虽然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但由于条文笼统概括，只提出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要求，没有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至今仍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因此，创新职业教育培训法势在必行，西部地区可以将职业教育培训的责任主体、资金渠道、实施程序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规范教育投资市场，加大公益性职业教育投入，放开教育市场限制，鼓励民间投资职业教育，逐步形成以国家投入和民间筹资相结合的投资模式，使职业教育培训多样化、多元化。
（二）强化依法行政
西部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环境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更要依法行政，否则民众不仅不会遵循依法办事的原则，反而在制度之外去寻找潜规则，导致地方政府执法公信力严重下降。为了避免发生这种现象，必须加强依法行政，要明确要求社会管理工作应当按照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严格进行，要从主要依靠政策操作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操作，真正实现由行政手段到法律手段的改变。
同时，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正确作用，逐步还权于社会，自觉约束和限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干预行为。社会资源应由市场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特别是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社会管理活动尽可能以市场化运作，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名与民众争利，减少因滥用行政权而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逐步形成公平竞争、非歧视的的社会环境，保障社会的公平交易权，为社会活动提供最基本的信任基础。通过强化依法行政，就能增强主体对社会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促使其依据社会普遍规律果断长期决策，这将有助于西部地区吸引投资并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局面，有助于从整体上实现社会和谐。
在依法行政的同时，还需明确政府承担责任的形式和程序，《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修订就是在明确政府承担责任、维护公民权益上的一大进步。但具体到西部地区，应当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使《国家赔偿法》更具有操作性，例如根据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制定赔偿标准，或者进一步明确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操作流程，使公民的权益受到公权力非法侵害后可以便捷地得到应有赔偿。
（三）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引导公民依法参与社会管理
媒体经常爆料一些地方政府以维护稳定为名阻碍民众诉求表达，这种压制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矛盾，反而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突发公共事件的“蝴蝶效应”，社会稳定更不容易维护。因此，西部地区应尽力畅通正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尊重和发挥良性的社会力量，用法治化的形式让社会利益群体表达意志和权益，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协助政府管治社会，着力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民主化，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
西部地区应当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将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途径、内容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同时，重大行政决策应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所有与公民利益相关或者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部署，都应当通过协商、辩论、听证、谈判等渠道，面对面直接听取民众意见，让公民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通过正规渠道提出建议和意见，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执法机关良性互动，为公民依法参与自主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提供更多更宽的选择机会，务求避免类似“什邡事件”②的发生。例如，西部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区域广阔、社会管理薄弱，社会管理的合理程度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管理的前进路径和发展水平。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管理，引导村民依法参与自治管理，是西部农村最终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迈出的关键步骤。但是，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同时，也要维持村民自治和政府管理的平衡，防止自治偏离正确方向。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3
关键词：依法治市；长寿区；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99-03
一、社区治理与依法治市的关系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蕴涵
社区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社区管理，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社区的类型包括基于传统的社区、快速城镇化造成的村改为居委会式的社区、基于市场而形成的商品化社区，以及单位制社会转型过程中而形成的单位社区。由于在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中，政府作为管理主体主要是通过运用行政手段来进行社区管理，或者提供社区服务的。而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基层政府已不再是治理的单一主体，并较为注重参与各方的协调及互动，社区治理主体应当包括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其治理方式强调平等、合作、自治、参与，社区的结构和秩序也依靠社区多元主体而建立。因此，社区治理就意指政府、社区居民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为主体的多元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通过协调、配合、谈判等方式一起参与管理社区事务以及提供社区内公共物品的活动，也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并实现治理的一个过程和机制。
（二）依法治市的基本蕴涵
2014年11月5―6日，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意见》。《意见》紧密结合重庆实际，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使依法治市成为重庆发展的新关键词。对重庆直辖市来说，依法治市意指在重庆全市行政区域内，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与要求，把重庆全市的各项事务都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通过法治的方式来促进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全市区域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市的主体，而全市各区域内的国家事务及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则是依法治市的客体。全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通过现代化建设和治理法治化，使我们重庆全市区域内的各项事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调整规范引导下健康有序发展，从而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正确有效地实施。
（三）依法治市与社区治理的关系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目标和方向一致且相辅相成。通过社区治理，既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也能够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释放动力，进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创造良好的条件。而全面推进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则既可以确保社区治理沿着法治化的轨道有序推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市社会治理的成果，也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因此，依法治市视域下，社区治理必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坚持治理于法有据；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为现代化；必须坚持公正司法，让社区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获得应有的法律保障；必须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社区在良好的法治氛围中推进。
二、重庆市长寿区社区治理现状
（一）长寿区社区依法治理取得的成效
1.社区依法治理有效推进。十以来，重庆市长寿区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全区各区级职能部门、街镇、社区、村居的作用，有机整合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着力构建综治工作、治安防控、公共卫生、消防安全、矛盾化解、接待等为一体的社区治理体系，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社区延伸。全区社区治理被纳入重庆全市区域内的依法治市的总体部署，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长寿全区的社区治理也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街道、居委会组织引导实施，各方积极参与的运行机制。长寿区的大多数社区都建立了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或分中心，健全了依法治理载体。
2.法制宣传教育取得实效。一是抓好各类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充分利用党校各类培训班、警示教育基地、市民学校对各街镇和社区居委会的干部进行相关的培训，长寿全区的社区居民学法用法基本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二是利用文艺汇演、法治小故事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三是注重提高居民群众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将各类与干部和群众息息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编成小册子，分别发放给干部和群众。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两个重大决策以来，全国上下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可喜局面。村（社区）作为最基层一级群众自治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神经末梢，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和依法治村（社区）工作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作。去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和创新社区治理的通知》明确了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治理领域的十三项改革任务，市委《关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市的决定》及其要点分工也提出了依法治村（社区）的工作要求。各乡镇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以依法治国的要求，切实抓好相关工作。
二、着力推进基层群众自治改革工作
（一）推进社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各乡镇要结合实际，抓好社区的标准化建设工作。要抓好社区阵地标准化建设和社区功能优化设置工作，持续改善社区办公和服务条件，保障社区各项基本服务功能有地方开展，让居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要积极协同纪检、组织、财政等部门，抓好社区组织建设、经费投入、治理服务等各领域工作，抓好社区一级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尤其要抓好统筹兼顾，避免各部门都去社区挂牌设点，减少硬件、人员、资金等方面的重复投入。
（二）推进村级社会治理服务创新。
各乡镇要按照“党政领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管制”向“社区治理”转变，扩大社会、组织、个体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范围领域。在社区治理上，构建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实现多方参与和共赢的效果。结合本地实际，在关键领域进行改革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及时复制推广，逐步形成规范管用的制度体系。扎实开展小区治理，推动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延伸拓展，社区要协助有关部门规范小区内的经营扰民行为，增设院落（楼宇）活动场所，促进邻里交流，塑造和谐有序的小区人居环境。
（三）推进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建设。
要针对近年来“群众身边的腐败”，加强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建设。明确村党组织是本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居）民代表大会、村（居）民议事会为村务决策机构，村（社区）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为村务监督机构的权力分工，形成“领导、决策、执行、监督”四位一体的权力制约运行机制。要重点抓好民主决策的程序化、规范化建设，让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有群众的积极参与。要切实抓好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建立健全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乡镇要赋予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更多职权，保障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独立行使村（居）务监督权。要针对村民自治中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抓好反面典型，对违纪违法的村干部进行惩处。
（四）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工作。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村（社区）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主阵地。今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明确了要求任务，要求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乡镇要加强业务研究、指导督促和部门协同，健全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制度，规范议事规程，积极探索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理事会、恳谈会等协商形式。重视吸纳利益相关方、社会组织、外来务工人员、驻村（社区）单位参加协商。从制度建设入手，制定出流程清晰、易于操作、透明高效的议事规则，倡导协商精神、培育协商文化，引导群众依法积极参与协商，让民主议事切实发挥收集民意、凝聚共识、形成力量的积极效果。
三、持续推进村级依法治理
（一）深化依法治村（社区）创建。
各乡镇要以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为抓手，推动基层工作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一是要对照依法治村（社区）示范创建检查验收考评标准，对申报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和省、市、县三级依法治村（社区）示范村（社区）单位的工作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制度案例，打造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依法治理典型。二是要及时扩大试点范围，到年底前实现依法治村（社区）工作向全县所有村（社区）覆盖，由点及面推动全县村（社区）的基层组织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谐发展等工作实现全面进步。三是要有重点、有针对性抓好依法治理工作，在县民政部门的指导下，乡镇牵头制定辖区内贫困村、边远村、“难点村”的依法治理工作方案，以问题为导向，制定有力举措，切实改变村级组织涣散、法治观念淡薄、工作作风不民主、带头脱贫致富能力意识差的现状。
（二）深化村（社区）民主管理工作。
要把村（居）民自治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村（居）民自治活动在法律范围内健康运行。一是要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等法规政策要求，健全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议事会、群众调解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村（社区）“两委”干部分工，确保相关工作有人负责。二是要把法治、德治、自治结合起来实现共治。维护法律权威，遇事依法解决，违法坚决制止，让法律成为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依据。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强化道德感召，培养群众自律意识。加强民主自治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建立群众议事、社区听证、工作评议等制度，落实好“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工作机制，切实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三是要继续推进村（居）务公开。严格执行《省村务公开条例》和《市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督查考评办法》要求，抓好村（居）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推动村务公开向组务公开深化拓展。
（三）协同推进法律进乡村、进社区工作。
法律进乡村、进社区是保障法律有效落地的重要环节，各乡镇要根据《县2015年法律进乡村、进社区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切实抓好法律在村（社区）的宣传教育活动。一要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涉农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让群众认同法律权威、了解法律规定、监督违法行为，让法律在基层落地生根。二要以城乡居民为服务对象，突出抓好青少年、外来务工、失业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以及老年人和生活困难职工等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增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三是要结合法律宣传，健全社区管理服务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推进乡村、社区依法治理，为城乡居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5
【关键词】“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004-02
一、引言
“农转居”社区是指因拆迁引起农民聚居的城市社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全国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不断迈进，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边沿的乡村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它们由原来的农村转型为城市社区，农民身份相应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民失地后划入城市治理系统，其工作性质也由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无论是身份上的变化与工作上的转换，还是生活习性上的变革，都会使这种“农转居”社区居民产生心理上和行为上的不适，其根源在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异。原有的农村是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社会，各户农家平日里都是开放式的，随时欢迎客人和熟人来访，便于沟通联络：而城市社区却是封闭式的单家独户，彼此关门闭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亲密，而是讲究法律上的权利关系，居民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的维权意识较强。“农转居”社区要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理社会的大背景下，务必进行法治文化创新，构建法治文化社区，才能化解“农转居”社区农民而临的不适应问题。没有法治文化，就不会有法治社区，更不会有和谐社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是激发社会凝聚力、增强社会信任的基础，是形成良善社会风气的必由之路，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源白于文化产生，而一切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农转居”社区存在的问题，其背后都是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必须从文化机制上寻找突破来创建法治社区。“法治文化主导并且引领人类社会的现代法治化的进程，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过程中需要着重培育和倡导的主流型法律文化”。“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关键在于创新法治文化建设机制，它是确保“农转居”社区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农转居”社区主要面临的法治化问题
“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是城市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对构成和谐社区和法治城市意义重大。“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信仰，要充分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当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应该让法律去解决，并且法律对于矛盾纠纷解决的结果能够受到应有的尊重，有它应有的权威，成为止纷息争的最高标准。”在“农转居”社区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法治文化相对缺失，社区宣传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农转居”社区居民法治意识薄弱等问题，需要依靠社区法治文化队伍建设、着力加强社区法治文化宣传等措施来解决。
1.从“农转居”社区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法治意识看，“农转居”社区的法治文化存在相对缺失现象。“农转居”社区往往都是新成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来加以管理，一般组成人员还是原有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再加上一两个大学生村官。村委会人员一般文化层次不高，初中毕业的农民占多数，法律意识比较薄弱，在工作中主要还是离不开人情关系和权力的运作。他们要真正做到依法治理“农转居”社区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大学生村官的到来，也比较难改变原有现状，因为他们一来不熟悉业务、缺乏经验，二来初来乍到没权施展手脚，难以在现实工作中真正做到依法办事，未免常缩手缩脚。
2.从“农转居”社区法治宣传队伍建设角度看，存在宣传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现象。作为法治宣传队伍成员，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法治水平和宣传能力。而在这一方而，“农转居”社区居民委员会因其组成人员的文化层次水平和法律意识淡薄而存在先天不足，难以组成一支专业性强的宣传队伍，而大学生村官在其中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3.从“农转居”社区的居民法律素养来看，存在大量没学法、不懂法、不用法的居民，在选举居委会和具体议事表决中还是存在挺强的家族意识，难免避开公平、公正和法治而追求家族利益。因而，“农转居”社区的法治文化治理基础非常薄弱，常常会被原有人情关系、熟人圈子与家族血缘所取代。
三、创新“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机制
“农转居”社区要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要构建法治社区，那更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农转居”不仅是身份上的变化，更多的是需要文化上、心理上的转变，这需要长期的市民法治文化的渲染与熏陶，需要法治文化宣传的长效机制加以保驾护航。创新原有农村村民委员的法治宣传机制，是“农转居”社区法治建设的首先任务和重中之重。其主要路径在于加强法治文化宣传队伍建设、规范“农转居”社区事务公开制度、培养“农转居”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居民民事法律调解机制、对违法行为及时处理等对策，积极有效做好社“农转居”社区的法治文化建设。
（一）加强“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宣传队伍建设
打铁还需白身硬。作为“农转居”社区的法治宣传队伍成员，必须懂法、知法、用法和信法，白身要有法律专业素养。以往在“农转居”前，原有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缺乏法制宣传队伍的，主要是因为其成员主要身份是农民，平时基本上是从事农业劳动或其他产业，居委会工作是兼职的社会工作，有事时聚在一起协商解决或分头行动，虽然工作起来灵活，但专业性不强，村委会成员也根本没有时间像居民委员会成员那样专职工作。再说，“上而千千丝、下面一根线”的乡村行政工作模式本身就让他们够忙活了，工资待遇又低，难以以此为谋生手段，不像城市居委会成员那样分工细、专业心强而成为一份职业了，很白然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法律专业人员开展法律宣传工作，也没有时间开展此项工作。但是，“农转居”社区是属于城市基层群众组织，是全额拨款单位，有着职业化的社工和居民委员会，在资金、人员上都有保障。但是“农转居”社区的存在法治文化宣传队伍组成人员的先天不足，导致“农转居”社区需要加强法治宣传队伍，尤其需要增添懂法、知法和用法的人才。这要从增加懂法的大学村官数量、加强培训原有村官法律基础知识、对接一定的律师事务所、整合区域公检法机关力量等方而来加强“农转居”社区的法制宣传队伍建设，增强法治宣传力度，利用宣传栏、横幅、QQ群、微信等多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
（二）规范“农转居”社区事务公开制度
“农转居”社区居民委员的工作模式或多或少会受原有村民委员会运作模式的影响，在社区事务公开方而做得不太透明。这就需要“农转居”社区首先从事务公开的制度上加强建设，使之规范化、常规化和透明化，以便使“农转居”社区居民及时了解“农转居”过程中的相关权利、义务及居委会的各项活动、经费使用情况，避免产生各种违法行为，甚至相互造成冲突。由于“农转居”社区居民住宿的相对封闭性和“农转居”工作的分散性，导致原有居民很难集中交流意见，甚至是选举事宜也较少关注。此外，“农转居”社区与以往乡村有着不一样的居住条件，以前是“各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现在是有着公共活动场所和空间需要一道维护，而很多“农转居”社区居民缺乏这种公民意识。这更是需要“农转居”社区加强社区事关居民养老补助、失地生活补贴、集体企业分红、计划生育事项和基本物业管理等事务公开，尽可能减少“农转居”社区居民信息不对称导致各种矛盾或利益受损。不但要确定哪些事务要公开，而且要有专门负责人在公开栏里及时公开事务，让所有关心社区事务的居民有机会及时知晓。
（三）建立“农转居”社区居民民事法律调解机制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只有坚持法治原则，才能保证有效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有序发展，达到其预定目的，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般“农转居”前的村委会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律调解机制的，主要是通过居委会成员进行一般调解，很难应对涉法问题的调解。“农转居”社区必须改变原有调解机制，针对转型后社区居民常出现的涉法问题进行研究，成立相应的法律调解小组，其成员主要由居委会中懂法、沟通能力强的人担任，另外向社会和法律机构招募志愿者参与。对于社区居民涉及民事侵权的一般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及时进行调解以免事态扩大化。尤其是各种违法搭建、违反物业管理、邻里吵闹和一般打架斗殴行为，需要及时加以制止和调解。而对严重的违法行为和刑事事件，需要及时联系公安部门及时加以处理与惩治，以维护社区的安稳、维护居民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云书海，秦娟.法治文化的内涵解析[J]河北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2（6）
[2]林荔宾.法治文化引领法治建设[J].人民政坛，2013（3）.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6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模式社会管理体制
一、社区治理的转型与演进
“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转变，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我们平时所说的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根据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在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1]可以想见，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的城乡社区必然发生了巨变，它们的治理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一）治理模式的转型
（1）城市社区的治理――“社区制”的导入。现代化转型首先冲击的就是城市社区，城市社区的建设问题比农村来得突出和迫切，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高度异质性，这是快速城市化和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单位管理体制变革和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管理失序。国内学者借助美国学者安德鲁・G・华尔德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会管理是通过单位制、街居制来实现的，单位制是城市管理的主要手段，街居制是补充，补单位制管理之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方式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
（2）农村社区的治理――共同体的失去。相对城市社区的面目全非，农村社区似乎仍保持着“原貌”。由于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之前的生活工作共同体因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改变而遭到破坏，原来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农村里的“家”反而不如城市里的“工作场所”更令人亲切，乡村中原有的差序格局被现代社会的契约型的交换关系瓦解。传统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建基于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声望、民间权威、民间组织等把全部成员关联到一起，形成联动，最终实现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提供。但是，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使我们农村的共同体成分一再缩减，中国传统村落中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已经淹没或正在淹没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失去了共同体这一基础，传统的农村社区治理也就难以为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农村社区治安、环境问题严峻，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社区陷入混乱状态，学界称之为“共同体的失去”。失去了共同体成分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一步步向城市社区靠拢。
（二）治理模式演进
从理论上可以将现代社区治理的完善看成是三种模式的演进。宏观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基本上是政府还权于民的一个过程，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全能”政府向承担必要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有限”政府转变。
而以时间进程划分，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兴起至今，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各个阶段表现了不同的特点[2]：
第一个阶段是从理论的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时期对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中原有社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转变社区治理方式的探索，找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治理方式。对西方社区治理理论的引进并不断中国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社区治理置于城市化进程这一大的背景之下研究，首先便表现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学者们不再囿于自身学科领域，而是试图通过学科间的综合来寻找新的解决良方；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发展速度，导致西方国家的现有理论无法完全与中国的实际吻合。
二、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社区治理的研究方向
（1）作为主体的人。任何制度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因此，人的价值理应终于制度本身，即便一个良好制度的建设困难重重。我们研究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政府与社区组织，居民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研究逻辑应该是包括居民在内的政府与社区组织三者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的有关研究中，政府、社区组织和政府与社区组织两者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地位，不同构成的居民情况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居民与其他两者如何互动的研究却不多见。有关居民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理论整合。前述分类的研究方法在社区治理理论研究的肇始阶段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但是当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进行内部整合时就比较困难，特别是现实的情况纷繁复杂，各种类型社区的情况差别较大，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难度很大，但我们也应看到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弥合，却缺少社区治理理论上的指导，今后理论研究的冲破口或许就在这里。
（3）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根据是否有真实社区为依托分为“互联网虚拟社区”和“网络化社区”，前者是指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在网络空间中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关系总和，[3]后者是指现实社区中的虚拟社区是指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区为基础，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人们经常就现实社区的共同话题展开讨论，进行社区事务交流，从事网上或网下活动，共同参与现实社区治理。[4]互联网虚拟社区为社区治理开辟了新的空间――互联网，而网络化社区也给社区治理送来福音。
（二）实践中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1）法治化的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社区治理要走向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有待加强。一方面要做好社区立法工作，明确划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职能、责任、权力，明确执法程序，完善组织建设，加快制定适应各个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的具体条例；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法治意识，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法与情的兼容，体现执法的艺术。
（2）多元与开放的社区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中国已有10年，但是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实现社区的多元化发展或许是一条实现多中心治理的路径选择。由居民自主选择符合本社区条件的发展方向，把本社区成为某方面的专业社区，如民族特色社区、军民共建社区、文化型社区等等，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公权力机关在这些特色方面的知识、经验缺乏弱化公权力机关的权威，从而为建设“多中心”治理铺路。
（作者单位为南京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晓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J].公共管理学报，2012（01）.
[2]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12（06）.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7
一、高度重视法律进社区工作，充分认识该项工作是实现社区法治化客观要求的重要意义
社区是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化已成为摆在司法行政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一般是通过隶属关系管理，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事业单位成为“无主管”，单位和居民的社会需求和生活需求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单位和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处理好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依法规范各方面的社会行为，“法律进社区”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
维护社区稳定，需要法律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社区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建筑物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
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首先是社区成员自治事务管理，如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还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的管理，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
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要围绕满足人们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生活发展为出发点，进行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等，致力于形成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舒适优雅的环境、规范有序的管理等。要使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二、我区法律进社区的初步实践
社区法治化建设必须从基础抓起，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一项基础工作，它适应社区单位和居民的法律需求。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在各街道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通过组建工作网络、构筑工作平台、建立志愿者队伍，提供便捷法律服务，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社区秩序稳定，从而使城区社会稳定。
组建工作网络，保障法律进社区有序开展。法律进社区，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成员进行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为社区成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依法调处社区民事纠纷，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帮助社区居民开展诉讼等等，要使这些内容落到实处，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网络。我局本着从社区实际出发，在社区组建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网络：一是民调工作网络。利用社区居委会原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驻社区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依法调解民事纠纷工作。二是法制宣传网络。在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和设立法制宣传员，开展普法教育和法治宣传。三是法律咨询网络。在社区设立法律咨询窗口，组织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为社区成员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的诉讼。四是安置帮教工作网络。这些工作网络的组建，保障了法律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如社区安置帮教工作网络的建立，有效推进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全区60个社区有一千多名安置帮教工作志愿者，他们组成500多个帮教小组，对全区近千名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取得了显著效果。近两年来，白下区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仅2.7%，低于全省3.3个百分点，今年白下区人民政府被省综治委评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集体。
整合社区资源，保证法律进社区健康发展。法律进社区，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法治社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使法律进社区工作健康发展，必须解决法律服务人员的来源问题。白下区通过整合社区法律资源，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政法系统的干部、律师、公证人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政法系统离退休干部志愿者”、“法律系大学生志愿者”、“红灯笼志愿者”等，引导他们自觉参与法律进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法治化建设。目前，我区有一千多名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通过法律讲师团、社区普法学校、市民广场等形式不定期应社区成员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身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该区建康路街道把驻街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与街道五家社区居委会结成对子，由社区提供工作平台，由法律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为社区成员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调解民间纠纷、相关诉讼等，这种充分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的方法，为法律进社区工作，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生命力。这个街道的建康新村社区还组织“红灯笼志愿者”，进行法律宣传和维护社区治安。社区居民普遍反映：法律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观念。
形式灵活多样，促进法律进社区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是向社区成员灌输法律精神和法治观念。社区成员文化水平的差异、职业的不同等等，对普法宣传的接受程度和法律服务的要求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我区在法律进社区的形式上，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多样，受益匪浅。如在普法宣传上，在社区建立宣传栏，采用漫画、问答式进行宣传，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成立了“普法学校”，有针对性地为社区成员讲授《人生与计划生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等，今年，区人代会换届选举前，我局专门印制一批选举图板送到社区，深受社区成员欢迎。针对一些社区老城改造拆迁任务重，就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到社区广场，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拆迁方面的法律咨询。去年以来，先后在西华门、瑞金路、月牙湖、光华路等市民广场举办法律咨询活动。有些社区成员因工作需要，寻求法律服务白天时间有困难，社区采取制作“法律服务联系卡”的形式，在“卡”上印刷法律工作者的姓名、电话、服务内容，全区印制卡片近万张发致居民和法人单位。以便社区成员根据自己的时间与法律工作者联系，获得需要服务的内容。有的社区还把普法内容编排成文艺节目向社区成员宣传。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深受社区成员的欢迎，有效地促进了法律进社区工作深入开展。
三、提高法律进社区的层次和水平，实现社区法治化
法律进社区在我区刚刚起步，就一年多的实践而言，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律进社区工作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提高层次和水平，为社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服务，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使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社区法治化。
一是各阶层形成共识。要明确法律进社区最终是为实现社区法治化。要从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为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要贯彻依法治市的方略，营造城市社区法治环境，以规范社区管理和保障社区稳定为宗旨，以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促进社区发展的法制化。版权所有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8
（一）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必然要求建构和完善规范其中各种主体法律地位和协调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
在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机关已经不再作为社区管理的唯一主体，甚至不再直接参与到社区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来，而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日常治理工作中的作用则得以充分发挥，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地位也得以强化。这些新型主体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分担了政府的管理任务，由此也引发了如何处理好这些主体的地位和相互之间关系等诸多法律问题：一是就各种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问题而言，其中就包括如何确定哪些组织或个人有资格或者是有能力参与社区治理，以及这些主体应当以什么形式和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等。非社区内部自主形成的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治理问题尤为值得关注。这些组织应当是社会公益性组织还是可以引进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治理？社区内成立的自治组织，也存在如何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问题，这些组织是继受政府的职能还是以新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如此等等。
从公共管理学角度，也就是各种主体在社区治理事务中的职能定位问题；若从法律角度，则是必须明确各种主体对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职权分工和责任分担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对于政府来说，是应当保持保留一部分传统职能，还是需要重新定位其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定位？对于其它主体来说，则需要关注其能否直接继受政府机关职能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加以规范，原本在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所形成的“九龙治水”现象必将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更加严重。二是如何协调好社区居民、政府机关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主体多元、利益形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处理好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避免相互之间推诿或争权现象发生的必然要求。其中处理好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从域外社区治理经验来看，基本是鼓励、支持社区公众广泛参与，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良性互动。政府最多只是社区管理的组织者，社区组织才是社区管理的提供者，社区民众则是社区管理的参与者。但这种局面在我国能否形成则令人质疑。因为域外的社区自我管理组织起源于公民社会，更多的是自发形成的，社区事务管理只有在必要时才有政府机关介入；而在中国，社区组织基本是“人造的”，民众参与意识相对薄弱，由于利益所在，要求政府主动退居社区治理的辅助地位似乎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区自治，建立刚性的法律制度将各种关系明确化、具体化，不乏是有效的措施之一。
（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权合法性基础发生转变，必然要求对社区公共利益及社区公共事务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
在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下，社区管理者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遵从法律规则或政府机关命令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直接来源于社区管理的实际需要。换句话说，哪些人有权以及以何种方式来管理公共事务必须获得法律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授权，哪些事务应当纳入管理者的管理范围，哪些事务属于社区管理，也都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或者是由政府机关来确定，管理者依据其职能范围管理社区事务，而不是由社区事务范围决定管理者的职能范围。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社区工作中，治理者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多元化的，不仅可以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政府政策和行政命令或者是社区组织的自治章程等获得，还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协商的程序方式获得，治理者尤其要重视回应社区民众的需求，回应社区事务治理的需要。伴随社区治理行为合法性基础的多元化，对管理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各种法之间的关系则变得复杂起来，各种形式的法之间的冲突也随之而生，并且是以利益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社区的整体利益、社区居民的私人利益等。出现各种利益形式，必然引发如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如社会公共利益与社区利益之间的冲突、社区公共利益与社区居民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等。伴随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随之而产生的则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这些主体往往又代表者不同的利益形式，如何保证它们之间在社区环境中资源共享、协调共建，构建一个和谐健康的组织和地域环境，如何共同分担社区治理义务、承担责任，均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为了社区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和谐，也是为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首先需要明确划定社区公共利益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范围。因为只有治理目标和具体任务明确了，才有利于明确由哪些主体参与社区事务治理、采用哪种治理方式最为符合社区发展实际需要，才有利于明确各种主体在事务管理中的职权范围和责任范围。
（三）社区管理理念的转变以及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也要求完善相应的程序法律制度，以规范各种主体的治理行为
在传统管理模式中，政府机关的管理由于被赋予法律的名义，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法律对政府管理行为设置有程序规则，但由于基本是政府机关主导管理程序的进程，即便是实践中政府会邀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程序，允许社会监督，但走过场、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种缺乏民主参与的管理模式，一方面给执法机关、权力寻租提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则常常因为执法人员执法手段的极端化，引发官民冲突，或是政府“出力不讨好”现象。而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则强调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参与，为此，不仅伴随角色的转变需要政府需要转变工作方式，随之，与传统工作方式配套的程序制度能否继续适用？如何规范和保护新型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来？这些均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新课题。应该说，伴随社区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程序制度的理念、内容和建构方式也应当随之发生转变。传统规范政府行为的程序制度已不可能适应新型社区治理模式而需要重新建构一套完整的程序制度，以保证各种主体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规范各种主体的行为，以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
二、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影响
在我国，不仅社区管理中的法律存滞后性、缺乏系统性、缺乏效力等缺陷，而且在社区管理的很多领域和方面还缺少最为基本的法律制度规范。这不仅直接导致社区管理模式转型的不彻底性和方向不确定性，而且导致社区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混乱局面。应该说，符合现代社区自治精神的社区治理模式在我国并没能确立。
（一）社区各种管理主体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不明确，从而造成职权范围和职责范围不够明确
我国虽然已经在法律层面上确认很多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但各种社区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分工和责任范围却相当模糊。例如：根据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属于自治性组织，但对自治的范围、性质并没有明确的限定和解释。同样，作为社区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之间关系也还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使已经提升到立法层面上加以规范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也相当模糊。而政府机关在社区治理的具体事务管理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职责问题，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更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化与具体化。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政府机关在社区管理中的权力，并不因新的社区管理者的加入而受到根本性影响。政府不仅在决策、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掌握着控制权，而且沿用传统体制下的管理权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虽然很多地方政府不断把原本属于政府管理的事务交由一些社会组织或社区自治组织办理，但这些组织基本是接受政府委托，而受制于政府。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组织在接过政府接力棒后，基本是采用行政化管理方式，更多的是享有权力，而不是承担责任和义务，某些地方还出现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利益分割问题。即使是作为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化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有关政府部门下达的工作任务上，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条腿”。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动建立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工作机制。这对推动社区管理社会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若不对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范，这些工作能否取得实效也值得怀疑。
（二）社区公共事务范围不明确，从而造成管理者工作任务和责任范围虚化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哪些属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而需要通过社区组织承担？哪些属于社区自身公共事务？哪些属于社区居民私人事务等，在制度层面上并不明晰，更谈不上有规范的法律制度依据。就连社区经费管理和社区物业管理这些社区基本事务也是如此。在社区经费管理问题上，无论是经费来源还是使用范围，均缺乏制度约束而相当不规范，从而使得社区自治组织经费来源不稳定，基本依靠向政府或者社会讨要，要不就是采用“乱收费”方式加以筹措。社区经费使用也不规范。在社区物业管理方面，更存在物业管理范围不明、物业公司职责不清等问题，从而使得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不断，冲突连连发生。⑤就社区管理主体与社区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来看，本应该由社区公共事务的性质和内容决定如何选择社区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即使社区管理主体已经不再仅限于政府机关，而扩展至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等，但这些参与主体并没能确立在社区管理中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些主体更多是依赖于政府对其下达命令，而很少依据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独立开展工作。它们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责任范围也基本是依据刚性的立法或政府的决策所确定。因此，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不到位，社区组织管理行为与社区居民需求脱节等现象仍旧存在问题就在所难免。一方面，很多社区为了应付政府检查，不顾社区实际情况大建特建形象工程；而另一方面，亟须解决的社区公共事务却存在管理漏洞。
（三）社区管理程序制度不完善，从而使得管理者不当使用管理权的现象普遍存在
以下三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当下政府机关不仅沿用传统的直接参与社区管理的权力，而且借改革之名拓展了很多管理手段，自由裁量权空前扩张。二是社区组织管理的行政化现象严重。这些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共青团、工会组织、治安联防队等。它们分担政府职能，甚至成为政府的“职能部门”，采用政府管理社区的传统工作方式。三是由于政府及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和强势地位，加之民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民众参与社区管理程序形式化现象相当严重。即使是作为社区管理的代表大会制度，也很难保障民众参与社区管理权利的充分发挥。可以说，我国的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基本是以政府为主导（甚至就是管理主体），社区组织参与，而民众却更多是作为被管理对象或者是服务对象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在监督社区管理者的力度上也相当不够。换言之，我国社区管理只是实现了管理主体多元化，而并不符合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本质要求。因此，在日常社区工作中，存在政府官员以及社区组织谋求权力寻租、利用社区资源牟利等现象就不难理解。①所有这些，也可以解读为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和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缺少程序规则约束所致。
三、完善社区治理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和路径选择
应该说，我国社区管理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转型不彻底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与缺少相关制度约束直接关联。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尤为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改革的各项成果，也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实际工作更加规范化。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在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方向确定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社区治理法律制度也是完全可以明确的。根据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笔者认为，建构相关法律制度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三大基本要求：第一，法律制度精神要伴随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而转变。对此，一是要从服务于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转向回应社区居民自治的实际需要，二是要从社区管理合法性基础仅依赖于国家制定刚性法律规定和政府命令转向建立充分体现民主协商精神的多元化制度体系，三是要从传统主要在于规范政府管理行为转向通过程序规则充分保障社区居民普遍参与社区治理转型。第二，要在保障制度统一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允许制度形式多元化。②为此，不仅需要国家机关制定基本法律制度明确社区治理的重大问题、确立基本原则，而且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和社区民主自治“立法”的优势，细化相关自治制度。
例如，对于社区经费管理和政府职能定位问题，最好通过立法形式加以规范；而对于社区居民行为准则，则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大会协商讨论加以确定。第三，要注重制度本身建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在制度内容建设上，不仅要完善社区组织法律制度，还应当扩展至对社区公共事务范围、社区管理程序等配套以相关法律制度。有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社区组织法》，以扩展调整对象，满足实际发展需要。在笔者看来，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建立出台一部全面规范社区治理的基本法律《社区法》完全有必要。伴随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环节中重要性不断加大，这种必要性会日益显现。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方面基本要求，应该说，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解决前文所提出的诸多实践问题，在路径选择上也有了更加明晰的答案。
其一，要完善社区治理主体法律制度，以促进社区各种主体之间关系相互协调、高效运转。对此，要重点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要理顺政府职能定位与社区居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要防范社区居委会侵犯居民自治权的问题。笔者认为，针对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也就是居民委员会承担行政机关分派任务问题，应当给予肯定而不是过多批评；当前亟须着手解决的，是要在法律层面上对其社区自治权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因为，这些事务很多本来就应当由社区自治组织承担。换句话来说，政府职能转变，并非是推卸责任或者是赋权于社会，而是将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权交还于社会组织。对于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的任务行政机关不容推辞，而对于社区内部的管理任务，完全可以交由居民委员会来完成，并且应当鼓励居民委员会行使更多的管理权。当然，划定社区自治权范围，也可以通过明确政府职权范围的方式解决，这不仅符合政府机关职权法定的法律精神，也有利于更加有效预防政府随意干预社区自治权。至于如何确定政府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一是政府的职责范围要符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属于法律事务以及依据法律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就只能由政府来完成，不可以推脱责任，而若属于自治组织或者是民众参与的权利，政府就不可以越俎代庖；二是政府参与社区事务应当从直接干预转向承担协调各种组织之间关系的职能。①即使涉及跨区事务，也不得违反政府职能定位的要求；三是对于能够通过社区组织解决的内部问题，由社区自治组织完成，政府不得干预。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自治，还需要防范社区组织侵犯居民自治权。对此，首先要将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明确化具体化，如社区组织的选举权、对社区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保障公民自治权还应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如群众意见集中处理制度、重大事务的听证制度等；其次，则可以通过明确社区组织权力范围和职责范围的方式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这不仅有利于分清其与居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有利于民众加以监督。
其二，要通过法律制度明确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范围，以明确社区治理的目标与具体任务。对此，首先是要理顺以下利益关系：其中包括社会公共事务与社区事务之间的关系，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居民私人事务之间的关系，政府下派事务与社区自治事务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是要科学确定理顺这些利益关系的制度形式。对于那些涉及面广以及涉及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应当通过立法形式加以规范；而属于社区内部利益关系，如社区公共事务与社区居民私人事务之间关系，因为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通过在社区组织内部设立章程或者是通过社区与居民直接签订合约的方式则更为符合实际需要。当然，建立规章制度或者是社区居民签订合约方式所制定的制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再者，无论是通过法律形式还是规章制度形式，对社区公共事务一定要有较为明确的范围划定，即使是不需要法律明确规定而可以通过社区内部协议或规章制度规范的，也应当有规范的形成机制。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9
[关键词]权力配置；社区治理；多元互动
一、权力配置：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
我国社区的治理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适应单位制解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复杂化、动态化和政府机构改革后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的，它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事务中由政府主导的“独角戏”管理思路和方式，使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主体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改变，大致可分为官方治理主体和非官方治理主体两类。
1 官方治理主体。主要是指政府本身或代表政府进行社区管理和提供相关服务的组织，具体包括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行使主要通过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属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基本成为一级“准政府”，受区级政府领导，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在所辖社区内履行政府职能，对区政府负责，对社区治理发挥指导和推动的作用。社区党组织通常由社区党员大会或社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持和监督社区居委会及其他社区组织开展工作，密切联系社区群众，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等工作。
2 非官方治理主体，包括社区组织及社区外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是基于共同地缘并具有相同利益而自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包括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团体或社区专业组织等。社区外社会组织是指以合同关系为法律约束，向社区提供某项或多项服务的社区外独立组织机构，主要是指各种社会中介组织。
由官方治理主体和非官方治理主体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就世界范围来看，围绕社区治理，各国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并形成了诸多模式，其中“欧洲模式”效果最为明显，特别是荷兰、瑞典、德国更为各国的社区治理提供了成功范例。当前我国的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社区治理主要借鉴欧洲模式，采用“政府到位、社区归位、市场人位”理念，按照以人为本、服务居民、整合资源、责权统一的原则，力求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对社区进行治理。
二、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权力配置的现存问题
建设和谐社区，实现社会“善治”，首要问题就是构筑现代化社区治理组织和权力体系，理清治理主体的角色，确定其职责和权限，防止治理主体角色的错位和资源的内耗。从我国社区中现有的组织资源看，多中心治理主体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要达到资源的有效控制和运用，科学确定权力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合理配置多中心权力主体的权力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模式仍严重影响着权力主体多元化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居民、社区与居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对公共资源掌握的不均衡，使本应多元化的权力主体一定程度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并未形成真正的互动和协调。
1 多元治理主体发育不均衡。目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要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形式，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受到“大政府”和单位制的历史影响发展状况仍不平衡，主要体现为行政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指导、宣传、发动、组织、协调、管理和控制等多方面作用，而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社区居民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发展则相对较弱，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条块分割、号召力不强、凝聚力不够的现象。由于社区发展规划、社区机构组成、人员任命、工作开展等受政府的指令左右，社区自筹资金不足依靠政府划拨，因而社区自治组织扮演着“准政府”和政府执行机构的角色。社区中介组织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市场化运作，其进入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受到行政组织牵制。而本应作为社区治理主力军的社区居民，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已经习惯于对政府管理的依靠和被动接受，主动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薄弱，同时还由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力和形式缺乏较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和法律保障，而流于形式。
2 多元治理主体占有资源不均衡。社区多元主体发育的不均衡导致了不同主体之间占有资源的不均衡。由于政府在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并受全能型政府“无限理性”等观念影响，政府在社区资源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控制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大部分管理权。虽然在法定地位上权力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蜕变成了政府的附属物，缺乏制度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的运作权，没有资源作支撑的社区治理显然缺乏独立性，抑制了社区自治组织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占有和支配社区资源主要通过社区自治组织，由于社区自治组织本身的发展和互动不足，因而造成社区居民对社区资源的占有也十分有限。一些辖区单位对社区发展和自身对社区发展应负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认识，认为与社区的共建加重了单位的负担，所以在社区治理中一般单位资源并没有向社区开放。
3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职责不对等。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主要涉及治理中职、权、责的划分。现阶段，由于我国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偏低，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因此社区权力主体之间的职、权、责划分不明确，合理性、合法性受到社区治理客体的质疑。特别是在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把大量城市管理事项和社会事务性职能通过街道办事处下放到社区，但是在事务和项目下放到了社区的同时，权力和相关物资资源的支配权却没有下放，或是只是形式上的放权，结果造成社区处于有职无权、有项目无资金的局面，形成财权与物权事实上的脱节。例如在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上。社区可以利用其优势为下岗职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发挥重要作用，但社区围绕此目标而可以动用的资源却极其有限，不利于社区在促进就业中发挥较明显的作用。
三、多元互动：和谐社区中的权力配置趋向
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世界各国处理公域与私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也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因而转变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社区组织机构，形成既有政府协调，又有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是我国社区治理面对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亟待选择。
1 权力配置的合法性：重新定位治理主体的权力基础。在权力配置合法性问题上，必须着力关注权力的分化和走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务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在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社区管理中，权力和资金来源基本上属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这样很容易忽视居民在社区治理中既是被管理者也是管理者的特殊性，与治理理论相违背。治理理论要求的在一种自下而上的互动过程中，依靠合作、协商、伙伴关系达到管理的目的。基于此，尽管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逐步形成，但治理的行政权及资源的配置权需要重新定位，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是多元权力互动管理的基础，这种权力基础要求由居民授权，而不是行政的授权，正如治理理论要求的那样，把权力主体的权力来源定位为自下而上，权力的行使必须代表社区居民的切实利益。行政性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代表的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秩序，社区中介组织或专业性服务机构的合法性则主要来源于其专业管理水平和社区居民或社区组织代表居民的授权，例如通过委托一关系认购服务来实现。科学厘清各种治理主体权力的来源，使社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各种规范、规则自觉地服从和认可，对社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共识，从而使相关治理主体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取得和夯实社区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
2 权力配置的互动性：构筑社区治理网络体系。在社区治理权力合法性基础上，寻求权力配置的互动是社区需求日趋多元化的必然要求，社区治理主体须共同组成有机的社区治理互动网络体系，通过协调一致、优化组合，从而达到保障社区资源有效控制和运用的目的。
首先，确立新型的政府角色，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在社区思想建设和发展方向方面，社区治理中正式权力主体、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掌舵人”的作用，加强创建文明社区、和谐社区的思想建设和舆论导向，以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尤其在社区服务、社区经济等方面，要充分发挥非正式主体的力量，凡是能交给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的事务，政府要在事权下放的同时，配套分解相应权力和资源配置权，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降低政府成本；同时又赋予社区以治理权限，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质量，真正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互动的合作关系。
其次，进一步理顺社区内部组织关系，加强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建设，是促进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力量。从目前权力主体的构成格局看，应着力加大“三大机构(社区事务决策机构、社区事务执行机构、社区事务智囊机构)、一个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
社区事务决策机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由全体社区居民组成或由居民定期选举组成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是广泛代表社区居民意愿的组织机构。要切实落实和保障其在社区中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对社区事务行使决策权，对区级政府以及社区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的工作行使监督权，对社区居委会的人员行使任免权和奖惩权。
社区事务执行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由社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社区居委会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执行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负责。在社区居民的授权下对社区内的社团、中介组织等进行管理，对社区的多元权力主体的相互合作进行协调。
社区事务智囊机构——社区咨询机构。由社区内的有识之士和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为社区管理和发展规划献计献策，为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提供选择方案和咨询参考。
发展社区的服务性组织——社区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社区内社团和志愿者组织的力量开展“自我服务”，还要引入市场机制，改变社区服务不能营利的观念，明确划分社区服务与社区保障的界限。采取委托服务(有偿性)和购买服务的形式，促进社区中介组织以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增加社区公益福利。
最后，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心理认同感应该成为形成多元互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而这部分工作恰恰又是我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十分薄弱的环节。为此，营造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环境，以法律的形式拓宽和保障居民民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通过鼓励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居民代表大会或组成业主联合会、文体协会、志愿者协会等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对社区的发展提出建议和要求，对社区的工作予以支持和监督十分必要，也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对社区的责任感。
3 权力配置的开放性：健全多元主体的监督约束机制。当前由于权力结构划分不明，经常造成行使政府行政权的街道办事处、行使社区自治权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享有私人权力的个体居民之间发生权力、权利与责任的交叉和冲撞，从而导致机制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工作荒废。因此在社区权力配置过程中，必须探索在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的基础上，明确治理主体之间权力、利益和责任。
首先，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保障。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法律准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滞后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根据我国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加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细则，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以法条的形式规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权限、理顺各权力主体以及权力配置关系，通过法规和规章赋予社区居委会和其执行机构相应的权力，确定社区的自治权力范围，使社区治理具有法制保障。
社区治理法治化篇10
【关键词】社区；居民自治；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89-02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载体，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必须依赖这一基础。社区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凸显出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群众自治可使广大人民群众直接享受民利，通过这种方式，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直接参与到基层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一、我国社区居民自治概述
“社区自治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民主参与制度。”豍，社区居民自治是以城市社区为自治区域，由社区成员通过社区自治组织对本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的辖区内处理与本社区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依法自治。社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形式和范围内开展社区自治活动。（2）党领导下的自治。（3）政府指导下的自治。《居委会组织法》明确赋予城区政府指导、协调和帮助社区实现自治的职能。
中国的城乡基层自治制度。首先是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治理的一种新范式，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自主管理社会的自治权，城乡居民通过自治组织直接参与基层事务的管理。其次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第一次大规模地将民主与法治制度输入到基层社会，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牢固的基础。再次是推进改善党和政府的治理。“中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建立的，它的发展又推动着党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这种变革所引发的扩展效应还在继续延伸”。豎中国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把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发展成为以法律为保障，以自治为取向，以政党主导为基础，以广泛参与为动力，以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功能的基层群众自治。”豏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第一，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要求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第二，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中的自治组织与群众组织、利益组织的关系。第三，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中的体制创新和依法办事的关系。第四，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关系。第五，处理好基层群众自治中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必须保障各方面的协调关系的维持和发展。豐
二、我国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社区治理结构需要调整和完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直接对社区的组织控制和管理，从而形成行政性社区。自治功能的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城乡社区民主自治功能的发挥带来影响，行政负担非常重。
（二）城乡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的经济利益与与社区的关联不直接，仅只表现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使得城市居民对社区相关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也缺乏足够的热情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工作方法老套，工作时常常忽视了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难以吸引居民参与的兴趣。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必须服从相关政策规定，而非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乡社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现行的基层群众自治法规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现行法律中，关于居民、村民、选民、居住区、地区、社区等概念不明确，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对违反民主自治制度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离实际意义的自治要求相距甚远。遇到问题，不是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而是靠人际关系来协调问题。
（四）社区自治缺乏财政保障。社区普遍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在开展一些相应的服务工作时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居委会独立地行使自治权力。
三、完善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措施
（一）建立城市自治组织管理服务机制
1.强化居民自治组织管理功能。健全社区自我管理体制，实现社区自治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完善居民议事会议事规则，形成居民自治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和相互制衡，让居民在实际社区事务管理中发挥主体作用。
2.强化居民自治组织服务功能。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努力建设组织健全、设施配套、服务完善的综合服务站，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加快社区服务方式改革，倡导社区加强互助合作，提高自我服务水平。扩大社区服务覆盖面，提供多种便民利民服务。实行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推行社区服务产业化。
3.强化居民自治组织调解功能。创新基层矛盾自我化解机制，引导群众通过法定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尽量减少不和谐因素。
（二）建立城市居民自治参与机制
1.提高思想觉悟，培养和增强社区主人翁意识。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视自己为社区的主人。要确立服务意识和行动。在实践中要学习和掌握新的工作方法，确立服务意识。同时也要培养社区居民的服务意识，使居民们人尽其才，各尽所能。2.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提供多种渠道。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让每个社区居民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社区参与方式和内容。
3.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抓好社区相关场所建设，同时开展各类健康有益的教育活动，创建学习型社区。根据居民文化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创造和谐的居住环境，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4.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我国的社区工作干部队伍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年龄偏大等问题，必须加快培养一批有较强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补充到社区自治组织中去。
（三）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投入机制
1.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社区自治组织要切实做好自治组织内部的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网点建设，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
2.健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建设机制。针对公共服务受益的地域性和特殊性，整合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场所、设施等资源，统筹建设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设施，积极推进社工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健全社区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最低经费标准，保证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正常运转，对每年新增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性投资要有适当比例用于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
（四）建立城市居民自治监督约束机制
1.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对于各级单位组织实施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要建立和完善相关评议和监督制度，由居民提出建议和批评，对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和效果进行监督。
2.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实施听证评估，尽量减少矛盾发生，不断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3.建立科学考核机制。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制定和完善相关评价体系和考评方法，加强对自治组织的监督考核。
（五）加强社区党的建设
社区党建主要主要任务是：一健全和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二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群众基础。其核心就是党如何通过自身完善的组织体系在社区中构建最广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有效的政治力量支撑。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这个主导力量自然是党的基层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在要求。”豑要努力使党成为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的主导力量。党要成为自治的主导力量，就要争取群众，赢得群众，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只有这样，社区群众才能真正成为党领导和执政的有力的社会基础。
注释：
徐勇.中国城市社区自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4．
徐勇．“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J]．新华文摘,2002(12):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