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1
［关键字］概念、相对独立完整性、普遍关联性、教育性、实践性
［内容概要］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没有概念也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理论。学习和掌握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对其中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在中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采取的是根据教材知识点“扫描式”地进行一番讲解。学生也难以从深层次上去理解。本人初中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的特点和方法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任何科学的认识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概括和总结的。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最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没有概念也就谈不上任何科学理论。学习和掌握任何科学理论，必须重视对其中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向学生传授的经济、政治理论亦是如此。学生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原理，包括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首先加强对其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部分政治教师对概念的教学并未引起重视，其中大部分教师在教学中采取的是根据教材知识点“扫描式”地进行一番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去读、记、背，至多再进行几次默写。这样，虽然学生能够背出一些概念的定义，但是从深层次上去理解，以及运用所学概念帮助理解其他知识点或是运用所学概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则显得比较困难了。追根寻源还是教师对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的特点、方法未能正确地把握和运用。
本人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结合平时教学研究，认为中学思想政治概念教学应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概念虽然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的基本单位，但任何一个概念也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知识。因为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在概念形成阶段，人们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它不是人们在最初实践活动中的对现实世界零碎的、不全面的反映。任何一个概念都已是独立完整的知识整体，因此，政治课概念教学必须具有独立完整性的特点，应通过教学力求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概念。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而概念又是通过词或词组等语言形式来表达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为了呈现在学生面前一个独立、完整而厚实的概念，在教学中必须：
1、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概念的内涵，把握概念内涵的每一层含义。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层次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可以分几层？哪几层？采取“剥笋子”的方法，一层一层地加以剖析，把每一层含义都讲清楚了，一个比较厚实的、富有“立体感”的概念也便呈现在学生面前了。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也便更深刻了，运用也自如了。
2、带领学生认真研究概念的外延。外延是由内涵决定的。概念内涵确定后，就必须认真分析此概念与彼概念及他概念的不同，从而正确把握此概念的外延。这样，使学生正确地把握概念，不至使之与其他概念混淆起来。
3、把概念放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去讲解概念。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如初中政治课“刑罚”这一概念。为了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刑罚”概念，必须从刑罚的最初产生、到阶级社会的刑罚、社会主义国家刑罚存在的必要性等等方面的内容阐述，这样学生才能对刑罚这一概念有完整的理解，不至于会使学生产生某种偏见。
总之，我们在每讲述一个概念之后，不论概念是大是小，都要使学生能掌握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样为理解掌握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是具有普遍关联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原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错综复杂、普遍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
中学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但是同一政治理论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概念、其他知识点之间有种种联系，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认真分析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时就必须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使学生从更大范围内更完整准确地理解概念、掌握概念。因此，我们在政治课概念教学中必须努力构成概念教学的立体框架。
我们根据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对思想政治课中基本概念的讲解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中心辐射法，在揭示概念内涵和外延时通过延伸、扩展等手段，努力构成这一概念立体化的框架结构，使之层次清晰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行一种多角度、发散式立体化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注意到以下几点:
1、要求学生从概念的定义中找出关键的字词，作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根据这一点，要求学生回忆出与此相近或有联系的一些其他概念，把它们进行比较。
2、在新旧概念的比较过程中，要求学生从新概念的定义中提示新要领有哪些方面的本质特征即与其他概念的不同，进行逐层分析。
3、对每一层次进行分析时，在学生弄清这层含义内容基础上，再要求学生指出从这一层次角度上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和其他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便构筑出这一概念教学的立体化框架结构。在这过程中，学生既能理解新概念内涵和外延，又能理清楚新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既能把握新概念的本质特征，又能掌握在掌握新知识的同时，复习旧知识。
比如，我在讲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一种“行为规则”。接着要求学生回忆出一些其他行为规则，学生很快说出有：法律、社会主义法律、道德、纪律等等。这样就很容易揭示“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律”、“社会主义纪律”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等概念之间的联系。
然后要求学生从定义中思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这一行为规则与其他规则比较具有的不同点。学生便很快说出：（1）它是体现人民意志的行为规则；（2）它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则；（3）它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对这三方面的逐一分析：对第一方面分析，便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人民意志、人民民主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懂得，在我国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能建立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也只有健全了法制，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对第二方面分析，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我国国家之间联系，使学生懂得，只有巩固了我国国家政权，才能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加强法制建设；对第三方面分析，指出对于违反法律的，将受法律的制裁，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与对敌对分子专政和巩固社会主义稳定政治局面等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最后小结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具有以上三个特征的行为规则，而其他行为规则都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这三个特征。
学生在理解这一概念后，便自然地理解课文中“它既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和保障，又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这一观点，也为理解后面的内容打下了基础。
因此，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应该也必须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使相关知识点融合成为一个知识整体。
三是思想教育性。思想政治课教学要“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积极地思考并回答自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认清和履行我国青年一代的崇高责任。”一句话，思想政治课教学特别是概念教学必须充分发挥政治课教学德育功能，挖掘德育因素。思想政治课教学是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在思想政治课概念教学中，不仅要求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学生文明行为教育，从而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2
一、对情境概念的阐释
对于情境这个概念,董杰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情境内涵的阐释后指出:“‘情境’一词的含义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但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情境’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了个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具体而微观的环境;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1]这一结论揭示了情境与社会环境、情境与认知或行为的客体、情境与行为主体的关系,揭示了情境对受教育者的作用。
其实,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早就对社会环境、客体、情境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辨析,阐明了情境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沙莲香指出:“社会环境、客体和情境是三者互有联系的概念……社会环境作为最广义的概念,表示它的客观存在,它同社会生活主体的关系是广义的社会关系;客体是同社会行为相联系的概念,表示行为者的行为目标和活动对象,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行为关系;情境是与认知这个重要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心理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特点和它们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心理关系。”[2](p5o)作为与社会生活主体具有心理关系的情境,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沙莲香认为:“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和活动之前对于环境(客体的总和)的知觉和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这种从主体上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叫情境。……把环境作为情境加以把握,叫情境规定。”“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的情境规定不同,对于环境的态度、工作表现也就不同。”[2](p49-50)可见,社会环境只有在变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情境规定时,才能够同主体接近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关系并影响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因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主体来说,他们是否把该环境纳入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予以注意、感知、体验和把握,就决定了该环境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主体的情境。而同一生活环境相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或情感特征的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不同的情境意义,因此,社会环境是情境和情境规定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情境,情境是进入了社会生活主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那部分环境;一旦人们对环境予以了情境规定,并把它当做了行为的目标,这部分环境就同时成为了社会生活主体认知或实践的客体;情境中不仅渗透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把握,反过来它又会影响到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学者往往论及的是情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它还具有弱化、干扰作用的一面。
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对情境概念予以界定,显然要比仅仅从某种客观的具体的环境或心理、精神氛围上界定情境的内涵,更具概括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只有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来理解情境概念,才能从较深的层面厘清各个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揭示情境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不论教育者费了多少心思来选择具体的环境,营造心理氛围,但如果这些要素融入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中去,不能被受教育者从主观上有所规定和把握,它就永远不能影响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它就永远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情境与环境、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就很难廓清。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是怎样规定的呢?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3](p106)
第二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4](p248-249)
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有意创设或引入的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5]
第四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的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特定而微观的自觉环境。”[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这一理念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界定为创设而成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里似乎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体现出这种“统一体”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虽然该“统一体”与创设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心理关系,是创设者的情境,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受教育者的情境。对受教育者而言,它可能依旧只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环境而已。若进一步分析,与受教育者没有心理关系的教育环境,也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
第二种观点是从沙莲香界定的情境概念出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涵义的。它明确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可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突出了环境是情境的基础,情境是与主体发生了心理联系的那部分环境。但与第一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单一的教育者所能把握和规定的情境,受教育者必须也可以把握,得到受教育者的积极认可、参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把握的统一体。只有这样,该情境才能对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归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虽然其突出了“情”是情境的中心,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情境影响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把情境教育仅仅归为情感教育,则不仅在内涵上忽略了情境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更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外延和作用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情感感化,也体现于理性的引导与规范。
第四种观点比较好地克服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作者(董杰,下文同)在文中不仅阐明了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还揭示了情境与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使得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其它各个要素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这种观点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是“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微观的自觉的环境。“能够优化”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积极作用的必然。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不能够起到优化的作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此界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不严密性。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界定
上述第四种观点的不严密性主要根源于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和“情境创设”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一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
当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命题时,作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作用’所指什么,或促进或阻碍?这里应将三个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加以正确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可能是有效的情境也可能是无效的情境,只有满足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也存在有效或无效,即可能存在或优化或阻碍的情形”。[1]笔者认为,这里对三个概念的区分与表述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问题。区分概念应该是在同一层面的问题上,从其内涵上界定它们分别是什么,说明概念间的关系则还需要从外延上加以分析。但是上面的表述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逻辑方法入手,而是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论述。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3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新晨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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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4
【关键词】“治国理政”执政理念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识码】a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如何概括、提升、表述其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就显得日趋突出了。
“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根据并围绕这段论述，经过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窃以为，“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因而，用“治国理政新思想”来概括和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种表述会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实际和实践走向，更易于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也可以把过去人们所注重且强调的“民族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囊括进来。
“治国理政”是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它具有以下内涵：要注重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要用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进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有效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上的国际话语权。
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表述的依据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即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何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崭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指出，“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历史、时代和实践提出来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力求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实现既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整体转型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在这三种根本关系中蕴含着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发展、市场）、平衡机制（稳定、社会）和治理机制（改革、国家政府）。能否使社会充满活力（动力）而又达到和谐（平衡），治理是关键。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
三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积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力求为此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其目的在于既使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并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也能使市场规范运作，又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并达到和谐，还使每个公民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四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为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总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主动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努力实现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努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正如所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
五是顺利实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与社会主体日趋注重平等、能力、参与、民主、协商、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前面所讲的，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
六是破解建设难题、建构良性秩序、拥有中国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既需要一整套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又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运用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还要凭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唱响中国，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话语体系对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阐释和传播，以拥有国际话语权。
七是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表述，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总结、概括、提升和整合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容易被理解、接受，易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各种外交活动和场合中，世界许多政要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议题，就是“治国理政新思想”。而且，“治国理政”也是国际社会通用且易于传播、对话、交流以及理解把握的一个概念。因此，讲“治国理政新思想”，甚至在必要的时间、场域、语境和条件中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表述，既可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5
一、要点分解法
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有些概念应用分解法讲解比较好。比如：我们可以将“税收”的概念分解为税收的“主体——国家”“目的——实现其职能”“手段——凭借政治手段”“特征——依法无偿”“地位——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五部分讲解，既便于学生识记税收的含义，也有利于学生理解税收的特点（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二、关键词语把握法
概念中关键词语的理解往往关系着对整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有的去掉或改变一两个字原意就会大变。在解释这类概念时，要对其中的关键词语进行标识、说明，以便引起学生的重视，并通过对关键词的理解达到理解整个概念的目的。如：1.“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仅一字之差，但两者大不相同，“依法行政”是对政府的要求，而“依法执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2.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三者仅仅是两字之差，但所指向对象相差甚远。3.民主的概念：民主是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如果能抓住其中的关键词“一定阶级范围内”，我们就不难理解民主的阶级属性。
三、归类比较法
对于学生容易混淆的概念，我们可采取归类比较的方法，找出异同，以便于学生掌握。比如：1.我国的经济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2.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
四、通俗举例法
有的概念通过举实例可以使学生加深理解。比如：在讲“纳税人”的概念时，笔者问学生：“小华的爸爸经常买烟抽，这儿小华的爸爸是纳税人吗？”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回答是肯定的，这说明从知识层面上讲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什么是纳税人，不能正确区分纳税人和负税人的概念。纳税人是指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而负税人是最终承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人不一定是税款的实际承担者，即纳税人不一定就是负税人。当纳税人所缴的税款是由自己负担时，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一致的。当纳税人通过一定的途径将税款转嫁给他人负担时，纳税人就不是负税人了。事实上烟酒税是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征收的，但生产者与销售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将他们负担的税款转移给消费者，上述例子中小华的爸爸是消费者，是最终负担税款的人，是负税人而不是纳税人，烟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才是纳税人。
五、多角度理解法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6
《决定》文本中的治理
“治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本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更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决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决定》还在多处论说中提到了“治理”，并且展开了更加具体和全面的论述。
具体而言，在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决定》文本包括十六小节、总共六十条的内容。作为一个关键术语，“治理”在《决定》先后出现了24次，分布在第一（2），第二（7），第四（总）、（14）和（15），第五（总），第八（29），第十一（40），第十二（42），第十三（总）、（47）和（50），第十四（总）和（53），共14处。从构词方式来看，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也有不同的情形。更确切地说，总共出现24次的“治理”，实际上有16种构词方式。除了国家治理（重复2次，但其中1次又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政府治理（2次）、法人治理结构（3次）、社会治理（3次）、社会治理体制（2次）有极少重复使用以外，其他的用法竟无一重复。这表明，作为关键术语的治理，在《决定》文本中的分布既多且广，而构词方式更是复杂多样。
同时，这些构词方式以及位置分布又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学特征。如果综合考虑词语依存和概念依存的关系，关注治理作为一个关键性概念的使用方式，就会得到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从简单的数量关系来看，包括有治理作为关键词的段落，总字数为2037，而《决定》文本的总字数，除简短的引言和结束语以外，共有21428字。也就是说，有关治理的论述，所在的自然段的字数相当于全文的1/10左右。但从自然段的分布来看，却涉及总共16个小节中的9个小节，进入了6项分论中的5项，60条具体论述中的10条。就此而言，作为关键词的治理，其分布又是相对均衡的。也就是说，作为关键词，尽管治理所出现的频率远低于那些名列前茅的高频词，如与改革直接关联的关键词，包括改革（137）、市场（81）和经济（74），以及改革矛头所向的关键词如机制（183），体制（115）和体系（68）等，但其分布却相对广泛。
其次，从中央文件所强调的“五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体系来看，治理作为关键词在其中均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治理在这五大领域均成为重要的关键术语，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治理在这五大领域中具有一种重要的联结作用。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的使用又有相对聚集的一面。如图1所示，治理在社会建设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相关论述也最多。这无疑说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在社会建设领域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决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同时，这一描述性结果实际上还提示着另一种反向观察，《决定》文本中没有提到治理问题或没有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所使用的领域，主要是《决定》文本所新增的“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领导”两个论题范畴。在这两个论题领域，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由下而上的服从，显然要远重于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包含着的多元参与和平等互动的内涵。
再次，以24次的频率出现在14处且体现为16种构词方式的“治理”，可以用图2所示的矩阵加以归纳。治理作为关键词而与其他实词组合而成的词组所指称的对象物，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类，又可以划分为与路径和战略有关的方略问题以及与技术、手段和策略有关的方法问题。分析发现，在治理的4种构词方式中，宏观和方略维度交叉形成的五种构词方式，正是《决定》文本首次以正式的政治文件方式加以采纳的关键术语，并且进一步上升为重要概念的名词组合。一向作为学术概念的“治理”，第一次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更高层次和法理高度，成就了改革理论和改革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的表述既多且泛，实际上还突显了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又一种独特的优势。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关联性、包容性和跨域性，是其他那些政治名词或与执政活动有关的术语，如统治和管理、执政与施政、领导与引领等，所无法替代的；同时，这也突出了治理所具有的普适性和普遍性，这更是那些内涵的狭隘和外延的逼仄的术语和概念所无法比拟的。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提示了全面深化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空间和学习能力。
关于治理问题的框架性理解
必须指出，《决定》文本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由此形成了有关治理理论的一个完整框架。当《决定》明确提出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应当从这个总目标的设定出发去理解和解读《决定》的基本逻辑和全部内容。
文本形式上的定位尽管可以加深理解治理作为关键术语和重要概念的意义，但还必须对《决定》文本进一步解读以弄清治理作为理论体系的内涵及其框架关联。这种解读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综合解读《决定》中有关治理问题的论述，以归纳和综合的方式，发现和呈现这些论述中的逻辑关联；二是系统解读《决定》的全部论述，依据治理理论的概念体系，分析和梳理这些论述之于治理理论体系的关联特征和嵌套关系，进而发现和呈现《决定》文本所阐发的治理理论。
就此而论，《决定》文本中最为引人注目且日后必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至深且巨的论说无疑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表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表达，但显然又有不同的侧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要完善和发展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也就是现行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即革除现行制度中那些有碍于制度持续完善和长久发展的弊端和弊病；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就是要在过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行的制度，革除那些处于深层结构和交错状态的弊端和弊病。而要实现这一点，无疑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对于以往所强调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四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非物质层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的现代化，强调了在改革开放取得非凡物质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度建设的新目标；相对于以往所推行的渐进性、单维型改革策略，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以“国家治理”主题突显全面深化改革的统摄性、配套性和持续性，要统筹兼顾和协调推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相对于以往注重国家发展的总量规模、数据指标和物化形态，这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强调了激发活力、鼓励创造和公平分享，这是要造就社会大众心情舒畅、精神欢愉、工作创意、生活惬意的环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设定，《决定》还全面论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构成。新年伊始，又发表文章，强调“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完整地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体系，图3即是根据这些论述而生成的一个空间化概念图示。从中可以看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健全和配套发展，将是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重点所在，其核心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法规建设，其关键就是民主治理。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国家治理体系。
实施和运用完备的制度法规从事国家事务的管理，包括治党治军治国，包括完成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包括处置内政外交国防事务的职责，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按章办事、依法办事，履行作为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国家治理能力就体现在这样的履职执政行为之中，政府治理首先就要治理政府。同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科学有效的治理还意味着要实现全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要有一系列方式方法的健全和完善，要注重解放思想，解放社会活力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依据治理的概念框架来阅读《决定》文本，当可发现，《决定》对国家治理所要面对的“国家与社会”和“政府与市场”两大关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论说。从事治理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所谓良好的治理，必须妥善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这三大结构性要素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家治理必须加以处理的问题。对于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政府”无疑具有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以往长期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强大，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仍然为“国家-政府”带来了丰富的施政资源和实力，而且还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市场与社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决定》鲜明地提出了处理市场与社会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一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决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在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决定》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也正是在这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的根本任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体制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和条件，而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逼和牵引，社会体制改革的挑战和压力，汇集在一起，共同指向了“国家-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而言，《决定》着重在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提供了处理上述两对核心关系的系统方案。易言之，对于“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成为了支配和贯穿《决定》基本内容的逻辑线索。《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任务和改革事项，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妥善处理“国家-社会”与“政府-市场”这两个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就当下的治理现状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有待全面研究和系统解决的国家治理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繁复且艰巨的改革工作。例如，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如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效能，如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公众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以凝聚最广泛的民众意见，如何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完善制度建设以保证人民民利，如何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治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等等。《决定》对这些问题均作出了实质性的回应。
概括言之，在国家层面，要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协商民主，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把司法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政府层面，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加大反腐力度；在市场层面，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城乡要素市场。《决定》已经列出的这些改革决定和改革事项，必将在未来年代里决定性地改变“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关系，必将极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7
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实践着的、本应相当成熟的领域里还需要大量的文字和精力来辨析概念，并不是件很正常的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个概念辨析的任务为何如此繁重：政治学本是个庞大的领域，在这样一个缺乏系统性理论的领域里，任何概念都需要表明它在各个对立关系中的立场，任何概念都需要与这个领域里一切可能的问题相关。简单说，政治哲学缺乏规范、系统的理论结构，理论只能以概念为中心展开，所以即使我们沿着分析的方向走得再远，也只能使概念后的尾巴越来越长，而不能使理论更加清晰。
我想，政治哲学需要有方法上的突破。在政治领域，我们不仅仅需要精巧的分析，需要把问题分解，使理论更细致，也需要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看到不同问题之间的关联，需要有全局性的认识。全局性的认识如何得来？第一不再把重心放在概念上，而要着重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以理清理论的脉络；第二需要把关系连接成一个结构，使理论结构化、模型化，这需要引进模型化方法。概括起来说，分析使我们的认识深入，在分析的基础上，还应该有个综合的过程，才能得到完整的认识。基于这个认识，本文希望作个尝试，把政治学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作个联接。
一
按照比较一致的意见，专制和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是专制的反面。当然因为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对他们来说，理解这种关系只是为了理解概念，并无其它意义。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关系上来，考察这个对立关系本身。
(一)、这个对立关系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从专制概念开始。专制指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在这里专制指对一种政治形态的概括。这个概括所针对的不是政治的全部，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权力的政治，政治的其它内涵并不为它所重视。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专制指被垄断了的政治权力，权力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其它社会成员只是权力的被动承受者。
在实际应用中，概念的内涵要比专制丰富得多，但我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概念为核心的理论结构和这个理论中概念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关，理论实际是通过这个概念来展开的。我们先忽略这一点，只在与专制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在专制的对立意义上，概念所针对的应该仍然是政治权力，但因为权力只是政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与专制相对的不应理解为权力不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而属于所有社会成员。因为政治的产生建立于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政治事务从来就不是所有人的事，而只是部分专门从事政治事务的人的工作，政治权力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这种政治形态也不例外，在下政治权力只属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
与专制对立的意义，是指掌权者的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他们对于社会大众的统治不再是无条件的，相反，他们的权力受到一种制约。当然，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可以有多种形式，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们仍然要说和专制是对立关系，是因为其它形式的制约是不常见的，不持久的，才是更为稳定，长期有效的制约形式。它已经成为主要的制约形式，将来它可能是唯一的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形式。中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来自政治权力的承受者，也就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之外的社会大众。这种制约有别于政治权力本身，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否则它只能抵消政治权力，使国家结构趋于瓦解。这种制约其实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规定，它只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限制，限制掌权者产生方式、权力运用的方式和运用的范围。
所以，专制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所谓绝对，指这种权力不受限制，而之下，政治权力是要受到制约的，一个没有限制，一个受到制约，这就是专制和对立关系的实质。当然，专制和是两种政治形态，这两种政治形态之间的区别是广泛的，并不仅仅在于权力是否受到制约。我们把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作为两种政治形态之间对立关系的实质，包含了一个隐藏的认识，它是这个结论的一个前提：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是形成专制政治各种具体形态的基本原因；政治权力受到制约，才导致与专制两种政治形态之间产生巨大差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是否受到制约，也可以作为区分专制和的标识。
(二)、有必要更深入地考察这种制约关系的实质。
先看看专制政治。我们知道政治权力是支配别的社会成员的权力，它寄身于掌权者的行为中。掌权者的行为必然是自利行为，也就是说从掌权者的立场，运用政权权力的结果必然要给自己带来好处。政治关系不同于经济关系，如果掌权者的利益和权力的实施对象的利益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社会财富，权力关系必然意味着一种对立的利益关系，权力能给掌权者带来利益，就必然要损害权力对象的利益。也就是说，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这个方面，掌权者必然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财富分配，从而侵犯其它社会成员的利益，使自己获利。
如果政治权力是完全不受制约的，掌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侵犯其它社会成员的行为就没有止境，这种情况下，社会就有在专制者的侵害下破产的可能，社会的生产结构可能崩溃。然而我们在历史上并没有看到这种结果，专制集团对社会的侵害并没有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相反我们看到，专制集团是自我收敛的，即专制集团其实在自我控制。他们为什么会自我控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吴思的“血酬定律”所揭示的，专制集团为自已利益最大化而限制对社会的过度掠夺；其二是因为存在社会反抗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下专制集团不得不自我约束。
专制者因为反抗的压力而自我约束，可以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证明。各个朝代的开明盛世之形成，无不与皇帝勤政、加强吏治有关，而王朝的衰落，则主要是庞大官僚系统失去控制，社会被肆意掠夺所至。专制者自我约束其实也可看着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制约，如果忽略“自我约束”这个中间因素，我们可以说，社会可能的反抗形成对专制集团的制约。即是说专制政治下，政治权力并不是完全不受制约，只不过这种制约是通过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来的，以专制者自我约束的形式实现。它依赖作为组织的专制集团的理性化，但这种组织的理性化其实是难以保证的，所以这种制约关系的稳定性很低，难以避免因专制集团对社会的过度掠夺而走向暴力冲突的结果。
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则完全不同，这种制约关系是制度化的，是一种人为的规定，并且它是强制性的。在这种制约之下，政治权力被纳入一种规范之中，难以被利用为掌权者牟取私利的工具，社会不至因为掌权者的原因受到严重侵害，因此社会也不会产生对政权的反抗，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得以长期保持稳定。其实中，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关系是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制约关系已经被包含于政治结构之中。这种制约关系是一种受控的政治关系，而专制社会中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关系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关系，这是两种制约关系的根本区别，这也是和专制之间的真正区别。
因此通过更细致的考察，我们看到专制和的根本区别在于专制政治制度中不存在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制约来自社会的反抗；而之中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制度化的。也就是说，专制的政治制度中不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而制度中有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在专制社会中，社会必然会受到专制集团的侵犯，社会的反抗只能限制过度侵犯的行为，并且社会的反抗必然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带来社会的损失；而，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三)、显然现有的政治理论已经满足于以上分析。但把着重点转移到概念间的关系上来后，我们的视野会开阔很多，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专制和之间，并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方向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中，总是先有专制政治形态，然后由专制政治形态过渡到形态。专制政治总是在前，形态总是专制政治变化的结果。在历史和现实中，这是一条有极高稳定性的规律，已经建立的国家无例外都是其体现，没有建立的专制国家大多产生了这样的运动，使其政治向的方向推进。我们有必要问，在专制和的关系中，为什么具有这个方向性？从专制到，为什么会成为一条社会规律？
只需要一个常识，就可以得到证明。从科学给我们的世界图景我们已经知道，世界处在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中，在人类历史这个阶段，社会作为一个结构体，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进化出来的，组成社会结构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也都是进化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同样适合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任何一种关系，都是从无到有发展出来的。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专制和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中是否存在一种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关系，专制政治中不存在制约，而中，存在社会大众对掌权者的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关系有别于权力关系，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由此可知，相对于专制政治制度而言，制约关系是政治结构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关系，包含制约关系的只可能是没有制约的专制政治发展的结果。因此，专制和的关系具有方向性，是专制发展的结果。
由此可见，只要相信社会是发展，人类社会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巧，那么我们就应坚信，专制政治必然会过渡到，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四)、我们知道了从专制到是一条社会规律，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体现，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过程，这就产生新的问题：从专制到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它既然是一个进化过程，这个进化的机制是怎样的呢？这是个庞大的课题，也是个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但在我们现有的认识基础上，它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以上的分析，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到，之所以与专制对立，在于专制政治中没有对于政权权力的制约而中有这样的制约，这种制约关系是生成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我们还知道，有无对政权权力的制约，是产生其它具体形态的一个基础，是区分专制和这两种政治形态的标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中包含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关系是一个关键，这个关系如何产生，是解决专制到这个过程的关键。
上面我们还分析到，专制社会中，在政治制度之外也存在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即社会对的反抗。这种制约基于社会和专制集团的对立利益关系，来源于社会的利益要求，它的主体和中的制约者一样，是掌权者之外的社会大众。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可以断定，中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关系应该是这种制约发展而来，社会的利益要求是推动产生的动力。
关于在社会的利益要求推动下如何产生的问题另有专文详述，这里只简单说明其内含的逻辑。
1、首先应该认识到，在中真正制约政治权力的不是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只是结果，是制约的形式，真正的制约者是社会大众；
2、在社会中孤立的个人是没有力量的，社会大众之所以具有制约掌权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是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是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政党，政党和它们的支持者是有力量的政治势力，是制约掌权者的主体；
3、怎样从专制社会中产生多元、独立的政治势力是从专制到的关键，而政治势力的多元化依赖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一般是市场经济提供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所以市场经济是产生的条件；
4、总是要控制社会，打击自发的政治势力，所以自发的政治势力难以发展得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掌权者，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总是要借助社会对于暴政的暴力反抗来后，才能开始建立的进程，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民主革命；
5、专制政治结束后，各种政治势力通过政治博弈，达成分享权力的协议，分享权力必然要规定掌权者的产生方式、权力的使用规则和作用范围等，于是政治权力才第一次在政治制度中被制约，因此而建立起来；
6、暴力会导致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不利于实现各方妥协，过度的暴力会导致建立过程的反复。
以上是从专制到的进化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结束后才会开始进程，所以大多在政权更替中产生。的建立依赖各种政治势力的妥协，依赖它们之间达成分享权力的协议，所以从专制到的过程与以往之间的更替有根本的区别，的建立有特定的条件要求，如市场经济、军队非政治化等。
二
民主这个概念本身，有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之分。古典民主仅仅是理想形态，之所以仅仅是理想形态，在于它是一种有缺陷的民主观念，其缺陷在于它忽略了政治的专业性。现代民主是一种现实形态，它是对现实政治的归纳，所以现代民主思想极为庞杂。本文的民主只指其现代民主的含义。
现代民主是一种制度形态，它是现实民主政治各种制度的总和，这样的定义可以排出一些依托于民主概念来展开的分枝理论，简化我们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与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这种关系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只作简要分析。
如前分析，着重于与专制的对立，这个概念关注的是民主政治更本质的方面。这个方面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条件。
从前面分析我们知道，确立的条件是各种政治势力达成分享权力的协议，这个协议便是新的政治框架，它确立了各方政治活动的形式和范围。在这个框架下，各方关注的重点从政治权力转移到关于权力的规则上来，这些规则就是各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下，具体的政治制度逐渐成熟起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选举制度、任期制度等等成为极有效的、普遍的民主原则和制度，这些制度的总和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由此可见，就和专制概念所关注的是造成专制政治形态的绝对权力一样，概念关注的是导致现代民主制度产生的那些核心内容，有了这些内容，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必然会建立并成熟起来。是民主的逻辑前提，它自己又包含于民主概念之中。
放到历史中来，是专制制度结束后，最初建立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框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下产生了一个动力，使得各种具体民主制度被设计出来并不断调整，从而使民主制度成熟、完善起来。本身已经包含了这个必然性，民主制度必然渐进完善起来。三
社会是一个系统组织，这个系统是进化发展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个进化过程的结果。对于政治制度，虽然我们可以从制度形态的角度来描述它，但这种描述不是认识的目的，对社会的认识，最终应该得到一个进化的图景，关于政治的理论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进化过程。
从专制、、民主这三个最重要、最具概括性的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也能得到一幅进化图景：专制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在特定条件下，后建立了框架，在的框架下，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政治制度逐渐演变为成熟的现代民主制度。透过进化的图景，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变得清晰了，我们不必再在概念上纠缠不休，概念在结构中清楚明白。
自由主义理论是关于民主的政治理论，因为方法的局限，这种理论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的研究只能得到一个静态的政治形态，它是关于现实民主政治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看不到民主政治的由来，也看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走向。如果说这种研究对于民主国家的制度构建是有意义的，它对于专制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一定要套用这个理论，必然使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出现偏差。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8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焦虑；抑郁；自我概念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患者病程时间长，住院期间经济负担重，在疾病稳定期回家治疗期间仍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容易产生抑郁焦虑情绪[1]。目前，业内许多研究将自我概念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2]。本组研究旨在通过对社区CopD患者的自我概念和情绪状况进行调查，探讨自我概念与情绪障碍的关系，以此为提高社区CopD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随机筛选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我社区卫生中心管辖范围内稳定期CopD患者40例作为研究组，40例患者全部经过我市三甲医院确诊，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提出的诊治标准。全部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对照组按照1：1配对原则，筛选与之匹配的健康人群40例为对照组。研究组40例患者均排除精神病史。研究组40例患者中，男28例，女12例；年龄41-81（65.61±11.32）岁；病程为（10.54±7.90）年。其中中度阻塞26例，重度阻塞14例。两组人群在性别、年龄、家庭状况等方面比较（p>0.05）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调查方法两组患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每组问卷发放40份，每组回收有效问卷为4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问卷调查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
1.2.2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包进行分析。用均数、标准差、百分比等对患者自我概念和焦虑抑郁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用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自我概念与焦虑抑郁状况的关系。
2结果
2.1两组自我概念评定结果见表1。
根据自我概念总分χ±s（265.690±40.11），将研究组40例患者分为三类：≥301.99分为良好（4例，10.00%）；自我概念总分≥224.80且
2.2两组SDS、SaS评定结果见表2。
3讨论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自我概念是一个人通过对生活和工作经验的累积、进行不断的反省，逐步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它是由情感、态度、信仰和价值观等组成，贯穿人的行为过程。目前，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将自我概念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3]。一个人对于自我概念的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适应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患者如果拥有正性的自我概念，会提高其生活质量，减轻生活压力，从而对其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反之，如果一个人为负性自我概念，就会影响患者康复，降低其生活质量[4]。
由于CopD的不可逆性，许多专家认为CopD不是局限性疾病，而是将其视为全身性疾病，因此患者活动受限，易产生消极、焦虑、悲观情绪，随之出现负性自我概念[5]。本组研究显示，CopD患者自我概念水平较健康人群偏低。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下，会使患者的依从性下降，从而影响CopD患者的康复和治疗，使其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本组研究表明，CopD患者肺功能受损程度与其抑郁情绪正性相关。此外，生活自理能力也是使CopD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理能力差的CopD患者抑郁程度严重，生活质量低下[6]。因此，作为社区医务工作者，我们应当加强CopD患者的心理干预，及时发现CopD患者的不良情绪反应，多与患者交流，消除焦虑抑郁负性情绪对患者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提高患者自我概念正向认知水平，对增强其临床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患者更好康复起到积极作用[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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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茂斌，王浩彦，朱亚玲.心肺病康复治疗图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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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雪芬.社区干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J].中国基层医药，2008，15（10）：1716-1717.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9
论文关键词公民本质精神公民道德
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步入了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是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也对人们原有道德观念带来较大的冲击，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德育进行反思和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道德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更引发了学术界对公民道德等相关课题的研究热潮，从公民道德内涵和特征这个角度，相关观点主要基于从我国当代公民概念的界定来理解公民道德的内涵，本文将从公民的本质精神进一步理解公民道德的内涵和特征。
一、公民概念的演化以及公民的本质精神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发轫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历经古罗马时期、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公民概念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透过公民概念的演化，我们可以领略公民内在的本质精神。
古希腊的公民概念是在古希腊民主城邦制基础上产生的。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在西方乃至世界公民理论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奠基地位。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全面系统论述了最初的公民思想和公民理论。亚里士多德说，“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凡有资格参与城邦的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该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政治生活主体的角度来界定公民概念的，只有那些享有城邦政治权利，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即审判事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人才是公民。因此，“公民”这一概念在其最初意义上，表明的就是它的政治性，公民身份实质上就是关于个人与城邦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身份。
古罗马时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平民的斗争，公民范围有了很大扩展，除了奴隶、异邦人等仍被排除在外，包括殖民地范围内的所有罗马人都成为了罗马公民。特别是到了古罗马中后期，明显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向。公民权逐渐扩大，与古希腊特别注重公民与城邦政治关系不同，古罗马更强调法律确认的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的利益，重视公民权利的私人性，“罗马人也完全是根据私人权利的准则来看待君主权利的，换句话说，他们把私人权利看成国家权利的最高准则”，这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公民权概念的发展起着深刻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封建专制时代，在君主王权和宗教神权双重压制下，公民权利消解，公民身份为“臣民”身份所取代。近现代公民概念是随着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和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最终确立而再次登上西方国家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后，就以宪法形式确认了“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等原则，确立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颁发的《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公民权利的主张，1791年法国宪法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公民的权利。之后公民概念被广泛运用于现代资本主义宪法和法律之中，公民身份以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真实确立下来。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背景下，公民思想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主要表现在：（1）公民权利内容从法权扩展到社会权利；（2）从强调公民身份到强调公民参与及公民形成过程；（3）重视公共认同与公民德行；（4）重视培育全球化视域中的世界公民。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自古希腊出现“公民”至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公民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当前，随着世界范围内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公民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一切现代化国家的宪法之中，并和各不同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结合而呈现一定的民族特性，但公民的本质精神始终是公民本身内含的伴随民主价值理念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权利义务。“公民这种身份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意味着公民间的平等、独立，意味着与一定的权利义务相关联。”
“公民在本质上它是个体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强调的是公民间的平等、独立人格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
二、公民道德的内涵
从公民概念的演化我们可以看出，公民概念最初是在西方民主政体基础上产生的，公民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最初是表征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一种角色身份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在界定公民德性时主要是在公民与社会政治实体的关系中确定的。公民德性“在于既能出色地统治，又能体面地受治于人”。“好的公民必须学会统治和被统治。他的德性在于，从两个方面学会做自由人的统治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民德性不等于人的全部德性，公民德性的含义是局限于政治法律领域之内的。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道德基本内容的界定“至今仍然被普遍遵循。”从亚里士多德起，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公民道德的内涵向来都界定于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所属的政治实体之间的道德关系之中，这一点从我们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中也多有体现：黄月细、罗宗火“一旦把道德与表示人的政治身份的“公民”联系起来，形成公民道德——成为一种道德类型，表征着公民的政治道德水平。”、“主要指公民在处理个体与国家、社会及其他公民的与政治利益有关的事情时应遵守的公共性道德规范。”；江雪莲“公民道德是确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公民道德表现在个体品性中，仅仅是与政治法律的公共领域相关的道德，不是一切社会领域的道德。”所以，公民道德是针对公民这一政治法律身份而言的，是指公民在与国家、社会共同体及其他公民个体发生关系时所应遵循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亦即道德行为规范。
正确理解公民道德的内涵，我们还需要注意避免把“公民道德”混同于“公民的道德”。如前所述，“公民道德”强调的是作为公民这一政治法律角色在处理与国家、社会共同体及其他公民个体的关系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它并不包括一个人在离开了公民身份后，作为自然人还应有的其他道德规定，如私人生活领域与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等之间的道德规定。所以可以说公民道德是一种道德类型，它归属于政治道德。“公民的道德”与“公民道德”不同，“公民”既可理解为整个公民群体，即作为“类”的公民，也可以理解为某一个公民，即作为个体的公民。当作为“类”公民理解时也就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概念，表示所有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公共性道德规范，其外延与公民道德是等同的。而作为一个特定的公民则内含了他是一个自然人，应把公民的道德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其外延接近于人的道德这个表示道德的最大边界的范畴。
三、公民道德的特征
公民道德是建立在民主政体基础上的公民德性，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更是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因此，公民道德不同于我国传统中央专制政权体制下的传统道德，也不同于我国革命时期的革命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也就是说公民道德具有不同于我国历史上以往道德类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民道德的主体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人格独立性是由公民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也是公民区别于专制政权下的臣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专制政权下的臣民“无主体性、附属性、从属性”，“故臣民无我，只有对统治者的责任、顺从、服从”。[7]和专制政权依赖神化的君主、领袖不同，民主法治社会直接依赖现实的每一个公民及其选择、建立和维系的民主制度，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础在于公民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独立思维、创造性、现实批判能力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能力和素质基础，而这必须以公民的自由独立为前提，人格独立是公民的本质要求。
（二）公民道德是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基础的
公民概念实质上内含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是有政治参与权的自由民，而同时也强调对城邦共同体利益的义务。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自然法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等思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建立起了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从宪法和法律上界定了公民身份并确立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侧重不同，例如，古希腊罗马时期主要侧重于共同体利益，而近代以来则倡导个人权利，但西方公民道德基本还是兼顾了权利义务两个方面。传统道德是义务型道德，把个人德性的理想状态“圣人道德”作为一个普遍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义务强加给个体，而不考虑个体的道德权利和需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公民道德区别于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公民道德是社会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篇10
关键词：执政能力；治国理政能力：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29-05
党的十以来，领导的党中央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2014年10月，《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并以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和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种外文出版发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治国理政”作为一个词语，几乎成为国内外关注当代中国的观察窗口。治国理政是新阶段党的执政实践的具体运作，那么，治国理政能力与执政能力有没有区别？两者是什么关系？树立治国理政能力的概念又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求教于同仁。
一、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
政党政治实践中，执政能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显现并受到重视，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带有明显的历史特点。一方面，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实践，使国内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新情况造成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环境，传统的执政方式和能力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时段里，国际上政党执政失败事件呈井喷现象，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大党老党失去了连续几十年的执政地位，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也接二连三地丢掉了政权，东欧剧变、苏共失败引发连锁的世界性“政治地震”，执政考验把政党能力强弱问题推到了世界舞台的风口浪尖上。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逐渐促使中国共产党聚焦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查阅文献资料可以知道，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时，党中央就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问题予以重视，大会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1989年12月，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但从认识发展看，聚焦执政能力问题还有一个过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2000年5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适应新情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任务确定下来。自此开始，执政能力问题被明确提上议程。2003年2月，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深刻总结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决定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执政能力建设提升为贯穿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主线。
由上可见，执政能力问题的凸显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逐渐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回应。同时，也正因为聚焦执政能力建设，才使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建设形成了新的方向和实践内容，如研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思考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构建执政理论体系等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中国实际和时展的结合。从党的建设历史实践看，自20世纪40年代运动起，党的建设就奠定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格局，党执政后的历次整党整风教育活动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格局开展的。执政能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问题，它在实践中提出来并形成相关思想。不仅丰富了党的建设传统理论，而且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
执政能力非常重要，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实践深入发展又推动理论不断创新。在继续重视执政能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把治国理政能力问题提出来。目前，“治国理政能力”还没有在文献资料中作为明确的概念出现，但党的十以来近四年的实践和理论界的研究已经逐渐集中到治国理政这个点上。主流媒体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核心概念的宣传报道和理论研究文章大量推出，“治国理政能力”应合乎逻辑地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树立起来。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从理论上辨分它们的异同很有必要。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有着紧密的关联。执政的涵义是指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侧重点在权力配置；治国理政的涵义是指政党安排国家事务和处置政治关系，侧重点在利益调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党领导人民在不断探索中建设国家，构成其治国理政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而且还作为领导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党既要保证国家政权的健康运转，还要担负起引领社会统筹协调和谐发展的使命。这个逻辑表明，执政是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治国理政依靠执政权力来实施。因此，执政活动是治国理政实践的组成部分，治国理政内含执政活动，两者相辅相成。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的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辨分：其一，两个概念的属性不同。从执政能力提出的思想逻辑看，这个概念属于党的建设范畴。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论述，在领导人报告和相关文件中都归人党的建设内容。而治国理政能力是国家建设层面上的范畴，不能简单与党的建设层面的执政能力概念相等同。其二，两个概念的范围不同。执政能力特指围绕执掌政权进行活动的能力，治国理政能力则涉及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活动，范围更广，内涵更宽。执政活动不能囊括治国理政活动的全部，执政能力不能代表治国理政能力。其三，两个概念的取向不同。执政能力的取向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治国理政能力的取向是理顺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执政机制为国家和社会运转机制的重要部分。但只是其中之一。基于这些差异的辨分，可以认为：治国理政能力与执政能力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两个概念的关联决定了治国理政能力包含执政能力，两个概念的区别决定了执政能力不能等同于治国理政能力。
二、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到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
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两个概念的异同表明，它们既不是否定关系，也不是替代关系。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是党的建设永恒的任务。它在党的建设中的主线地位不能动摇。因此，提出和强调治国理政能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以党的十六大作为正式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起点，迄今15年过去了，全党对执政能力建设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思想上也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实践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要求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实现创新。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部署，体现出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到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思想和实践飞跃。
我们不妨看看党的十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走向，有三条轨迹在近四年的实践中显示得十分清晰。一条是社会层面上的政治动员，集中体现在以“中国梦”为号召，形成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并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人民群众传递正能量，团结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另一条是政党层面上的全面从严治党，集中体现在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序列推进的整党整风，重点转变党风，注重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从严管党治党为更有力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再一条是国家层面上的现代治理，集中体现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以及筹谋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规划方案、时间进度、行动路线、实践步骤和操作措施，运用战略思维，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家和地方治理、城市和乡村治理以及基层治理、环境治理等良性发展。这三条轨迹显示的主要走向，创造出党的十以来近四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发展的生动景象。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后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大亮点。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全面从严治党论述十分丰富，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刻思想和观点。使党的建设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依然为反复强调，重视程度不低于以往。值得指出的是，分析相关论述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更多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强调执政能力问题，这是思想认识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