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篇1
关键词：过渡型社区;社区治理;主体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20-02
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型社区”是根据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建立起来的，其成立基础、运行资源和日常运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约，加上政府职能部门对基层的管控意识强于服务意识，社区自治的理念和制度还远未形成，对这类新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过渡型社区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来推进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对工业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则会推动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了不同步现象。一方面在大城市农民工现象大量存在，他们在产业方式上脱离农业实现了非农化，而身份仍旧是农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将城市近郊的农民变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过渡型社区”。
本文的“过渡型社区”是指农村拆迁集中安置社区，在空间形态和文化特质上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形态的社区。为了城市空间发展和扩张的需要，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乡接合部通过征地开发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为节约失地农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统一规划修建安置点的办法，用较少的土地和空间集聚大量的失地农民。过渡型社区在空间形态上具有了城市社区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状态、文化认同方面仍保留了农村社区的特征，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立和冲突的现象，无疑给这类社区的治理带来了挑战，资金和资源的缺乏使治理问题更趋严峻。
二、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
过渡型社区脱胎于传统农村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已经打破，无法回去。基于契约、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动城市化基础上形成的过渡型社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一）资源依赖性
地方政府在作为过渡型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搭建、政策法规的制定等工作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社区的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充实，为过渡型社区向成熟的城市社区演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过渡型社区建立后的管理问题仍然值得关注，过渡型社区的居民是被动进入城市社区的，他们习惯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对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搭便车现象比较普遍，居民不愿对设施维护、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进行投入。同时，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背景下，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主要来源。失去土地对于那些缺乏非农技能的居民，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维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无法实现非农就业的居民收入可能仅仅能够维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风险，对于提升社区服务方面的投入他们根本无力承担。如果社区公共服务资源长期投入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安状况恶化、卫生环境差的现象出现，过渡型社区很可能沦为贫民区。
（二）自治组织不健全
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承载着，在社区治理中被赋予了多重角色：国家人、社区庇护者和服务提供者。在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的过渡型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功能方面，已不能满足城市社区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对象上，村委会是按照户籍管理原则形成的，仅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居民负责，为其提供服务。过渡性社区是在集中进行回迁安置基础上形成的，原来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区以外的其他社区，有的社区则是安置了多个其他不同社区的居民，出现了大量“人户分离”社区。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一个住宅小区里有两个社区居委会相邻办公的现象，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很难给辖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另外，过渡型社区中大量的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服务对象之外，必然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利影响。二是服务内容方面，村委会同时是集体经济组织，其服务内容主要是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其工作重心是沟渠疏通、塘坝维护，村民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过渡性社区形成后，农业集体经济已经解体，居民的服务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服务上，如社区环境卫生、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治安等。过渡型社区居委会的组织结构重建、功能转型已成为社区实现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区认同度不高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凝聚力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至关重要，是衡量社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过渡型社区居民对社区认同度不高，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多数过渡性社区居民并不把自己当成是城市居民。过渡性社区典型地生活着两类居民：一类是失地农民。他们是由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变而来，由于过渡性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选择的结果，存在着居民自我认知失调现象，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仍然是农民。对所居住生活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认同感，这严重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另一类是流动人口。过渡型社区位置离工业区相对较近，公共设施相对完善，房租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租住，这里已成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在大多数过渡型社区，其居住的外来人口数量已远超过本地人，有的甚至数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区服务之外，他们和原住居民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房东-租客”关系，难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如何凝聚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成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区域共同体成为过渡性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体分析
利益相关者一词源自企业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以表示与一个组织的决策有利害或者利益关系的人。组织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还需要给其他参与者相应的利益维护和行为暗示。这样才能在不断沟通互动中形成组织行动的基本契约，进而在治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维护组织的秩序，推动组织的发展。过渡型社区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居民与社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政府、居委会、个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冲突，正确认识和对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摆脱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资源注入的责任主体
地方政府是过渡型社区建设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是人口、治安、组织、党建、文教、环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对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先天不足的情况，政府应当担负更多责任，保证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在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对过渡型社区资源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比例进行资源配置，这显然已不能适应过渡型社区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大量过渡型社区社会治安差、环境卫生状况不佳等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主体，政府应该将大量的外来人口纳入管理范围，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数量比例进行公共产品配置的新方式。在当前过渡型社区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社区资源投入主体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的组织者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之一，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过渡型社区居委会都是从原来村委会转变而来，行政色彩浓厚。这种以管理为取向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向以服务为取向转变。按照一定地域进行重新划定，对社区居委会进行重新组建。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治理需要，将社区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把管理权细化到小区、单元、楼栋，还权给小区业委会、单元管理委员会、楼栋自管小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同时，也经历了自我教育的过程。
（三）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
社区发展本质上是对人的发展，面对人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上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激发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积极性来实现。利益是促使人们走向一致的驱动机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们更容易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环境、服务设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维护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务上的作用，它们影响居民的社区成就感和责任感。在调动过渡型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上，成都市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政府通过“惠民工程”，使公共财政为社区“民生项目”买单。财政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管理专项资金，解决了社区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专项资金的使用采取“问之于民”方式，开展什么项目由社区居民说了算。通过实施这些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项目”，直接改善了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通过政府给过渡型社区治理“输血”的方式，可以增进社区主体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社区意识的形成，推动社区的良好治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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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困境篇2
【关键词】转型社区；双山村；网格化治理
城镇化进程中，在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社区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与挑战，当下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重建与家园归属感的重塑，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双重回应，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理想图景的有益探索。对此，国内外学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这也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重建转型社区基层秩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倡导活私开公的资源整合，梅尔文・德尔加多（melvin・Delgado）将公益支持与独立经营融为一体，重新打造社区服务体系。其次，强调社区的功能定位，沙凯（Sharkey）认为应当将社区建设成为中转机构，形成政府服务与居民需求的良性对接。最后，将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动员由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合作和信用联盟及草根组织等形成联盟，为社区真正实现自治再造基础。
国内学术界从社区网格化模式入手探讨转型社区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寻求“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间的有效契合。田毅鹏教授指出，寻找网格管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联结，调试好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构造，从而实现对基层秩序的重建。二是从具体运作机制的视角探讨网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层秩序中的构建与完善。文军教授通过探讨网格化模式的构建，认为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在城市管理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变。三是从组织与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网格化建设的投入效益、资源匹配和最佳规模。刘君德教授认为，通过社区网格化模式可以实现社区服务组织的最优空间布局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最佳区域设置。
当下社会学界对于基层秩序重建与社区网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但仍有以下几点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现有的社区运行机制的内部寻求突破，鲜见从网格化模式这一切入点来探讨社区转型社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层次的缺憾，对于转型社区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宏观层次上，当下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来对转型社区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
二、转型社区的困境与网格化模式的应对
本文以c市双山村为例，针对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由村到城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社区进行深入研究，展现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需求，以此为基础，弥补以往的城镇化进程及社区治理问题，并尝试以带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为解决转型社区问题的工具。
（一）城镇化进程中社区转型关键期面对的困境与挑战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诸多乡村社区开始迈向城市社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C市双山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令人关注。一是村委会社区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区管理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简单复制，这与城市社区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宗旨脱节，这需要我们探索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科层制两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区转型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复杂变化，外来流动人口需要社区转换治理思路来应对社区流动性，协调相关政策与社区资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如何促进新建商品小区与回迁小区的沟通与交流，需要社区设计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转型社区的公共事务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现培育，这也需要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寻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区能量，打造社区自治的精英基层。
（二）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对社区稳定秩序造成冲击，尤其是随着单位制的终结过程，社会原子化动向表现的愈来愈明显，社区承担着解决基层秩序不稳定因素的政治使命，这就需要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让社区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防护网络。另一方面，随着网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扩散与复制，原本适合临时性管理的应急手段变成一种长时段制度化与结构化的治理模式，这不仅带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过程中对基层的自治方式有所影响。而本研究期望通过分析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及其缺陷，从而为其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创新与超越：网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中的移植
在调查双山村困境的表征与原因、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劣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探讨网格化模式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治理系统与治理问题的对接需要环环相扣的整体性设计，从而为基层实践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建议。笔者认为对于双山村的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应当着重坚强以下六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划分网格，结合已有居住边界，依托原有路网，原则上按照每个网格200户，人口约600人，将6000人口的双山村划分10个网格。其次，明确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网格负责人，由每个网格居民公开选举，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网格工作流程，以网格信息库、基础台账、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报告、有人负责、有人解决、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机制，实现事在网中办。最后，严格考核问责，实行定期考核和通报、评比制度，实行责任倒查。
三、结语
社区治理的困境篇3
>>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治理:社区公民参与的发展状况及问题浅析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当前城市环境监测及治理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机制探索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当前县级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研究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分析及其改革探索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海拉尔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分析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治理分析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困境分析及城市转型途径当前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当前形势下城市社区党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城市社区建设中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当前城市义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及多元主体治理逻辑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分析及对策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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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困境篇4
在唐玉萍看来，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尽管小南街社区是个环境治理难、治安管理难、居民问题多的老社区，但唐玉萍和班子成员把困难当做挑战，用为民解难事、办实事的真心，将社区建设成了一个欢乐安宁的“大家庭”。
“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把社区环境治理好”
今年春节前夕，中江县委开展了“城乡面貌大提升”活动。来不及做过年的准备，唐玉萍和班子成员都一心扑在了社区环境综合治理上。
小南街社区内大多是已拆迁或待拆迁的老房子，杂草丛生、垃圾乱堆。社区连一条下水管道都没有，长期污水横溢。面对摆在眼前的难题，唐玉萍给班子成员打气：“难也要干！我们要广泛发动党员和群众参与到环境综合治理中来。”
他们将社区划分为5个片区，每名班子成员负责一个片区，将责任落实到人头。“继光大桥开通后，我们组织人员去清扫桥头垃圾，那些果皮渣子扫不起来，大家就用手捡，足足捡了十几推车。”社区主任黄阳秀说。
受了党总支的感召，社区党员和群众都自发加入到环境综合治理的队伍中。80多岁的老党员罗大伟自发当起了义务劝导员，退休女教师黄心菊挨家挨户说服商户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在社区党员和居民的支持下，污水处理了，垃圾运走了，“门前五包”也全部落实了。
“社区的情况虽然很特殊，但党员和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高，为社区服务从来不计报酬。再苦，再累，我们也要把社区环境治理好！”唐玉萍说。
“为群众解决问题，是我们的责任”
在小南街社区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面绣着“情系百姓，排忧解难”的锦旗，这是居民杨玉林送给社区党总支的。
2011年7月，杨玉林在柏树乡北源街的老家突发火灾，全家6口有4人罹难，老杨悲痛欲绝，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社区党总支立即到老杨家开导劝解，又组织党员群众为他捐款捐物，让老杨重树了生活的信心。
社区治理的困境篇5
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贫困治理改变贫困场域中的资本分布，使贫困者重新掌握资源和能力.在改变贫困者的惯习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建构个体同环境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有效的介人手段须瞄准贫困问题的本质，将场域“关系”作为实践介人对象，这就要求介人手段不仅能链接经济资本要素，还能矫正个体或家庭的认知行为问题，修复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一介人的可行方式指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它视受助者为积极能动的个体，而非被动消极的客体，帮助他们满足那些仅凭个人努力无法满足的需求。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包涵两个方面，就社会层面而言强调“扶弱济贫”，就专业层面而言强调“助人自助”。其工作方式主要有恢复个人功能、链接社会资源、倡导被救助者参与、重构社会网络等，其工作方法主要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通过专业方法的组织和运用，社会工作为受助者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和改变措施，使其发挥潜能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扶贫济弱”是贫困治理的表层目的，“助人自助”则是对其治理效果的深层次挖掘。传统扶贫方式只关注到个体或家庭的物质需求和生产能力层面，通过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实现对贫困者的经济援助和技能扶持，但这对于贫困者而言仅仅是表层意义上的“助人”，只能在短时内实现个体或家庭脱贫，却无法实现深层意义上的“自助”。社会工作的“自助”，重点在于恢复贫困者的自我生产和供给功能，也就是在贫困场域中，贫困者不仅能获取所需的经济资本，还能通过自身贫困惯习的改变来有效指导生产实践活动，借助重建的社会支持网络实现生产成果的价值转化。可见，社会工作对贫困治理的介人，并不单独作用于个体或环境，而是针对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而展开的结构性干预，将治理焦点由贫困者与环境间的主客二元性转向主体间性，从而关注贫困者同其所在环境间的关系问题。
这将契合贫困场域的自身结构，在经济资本缺乏所导致的基础性物质资源缺乏、社会资本缺失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以及由消极的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所固化的贫困惯习这三个方面同时展开扶助。首先，社会工作可以连接资源，针对经济资本进行基础帮扶，即通过各类保障政策、慈善捐助以及项目引进拓宽场域内的资本渠道，为贫困个体或家庭提供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其次，社会工作可以修复社交网络，针对社会资本为贫困者进行关系替代，即通过互助、成长、支持等方式帮助贫困者重新参与社会，构建起正式及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最后，社会工作可以助人自助，针对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进行补充和修正，既要为贫困者增加文化资本，提供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从自身层面改变贫困惯习的消极影响，又是要消除象征性资本的异形化，从人文环境层面消除对贫困者的歧视和排斥，构建平等、友善的场域氛围。
在介人过程中，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为框架的三大基本方法。首先，个案社会工作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针对个人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了解个人内在的心理特性和问题，运用与人的认知行为和环境结构相关的知识和技巧来建立专业关系，以改变受助者的认知和态度，激发其内在潜力，协调其与所在生存环境间的关系，并通过链接社会资源来助其恢复生活、生产功能，最终促进个体和家庭的成长与发展。其次，小组社会工作是以小组或团体为对象，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互助，使个人能借助集体性活动改变自身行为，促进自身的社会化，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协调和发展个人与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小组及其成员的发展。最后，社区社会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的居民为服务对象，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会问题，培养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能力，促进社区的进步。
社会工作对贫困场域的介人治理得以超越以往基于主客二元对立而展开的扶贫实践，主要缘于对贫困本质及其关系的针对和把握。贫困不是发生在具体地理空间中的具体事件，而是存在于抽象场域中的关系集合。关系，意味着贫困不独立存在于贫困者的行为当中，而是在贫困‘喷习的行为逻辑指导下产生的实践。而惯习的形成，既包涵了对人们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沉淀，也映射了场域中的结构及观念对人们行为的构建和制约;同时，人们的具体实践又反馈回场域结构中，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因此，社会工作介人贫困治理，既能在具体的场域中有效改善贫困者的消极认知，改变贫困惯习，实现助人自助，还可以链接有效资源，重塑社会关系，化解关系性排斥，实现原有场域的重构。
而这一系列效用的发挥正是社会工作“增权”的优势所在。“增权”在社会工作领域是指“个体、群体或者社区凭借赋权所带来的力量能够开始掌控环境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实现自身的目标”川。社会工作“增权”中所说的“‘权力’(power)是指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能力……是指对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强调的是人们对他人、组织或社会的拥有、控制和影响，故更能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圈”因此，改变贫困状态所需的资本就植根于场域之中，社会工作增权的目的就是针对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结构性干预，通过结构性介人改变贫困场域中的资源分布，改变贫困者的贫困关系，并着重修复贫困者所遭遇的排斥，将贫困群体的失权状态和赋权增能的实践过程融人贫困场域的重构当中，从根本上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
社区治理的困境篇6
关键词：边境民族社区；社区管理；社会问题
一、边境民族社区相关概念及社会问题的认定
（一）社区内涵的再认识及边境民族社区的界定
“社区”一词作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学者的理解始终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已有140多种定义。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做了最早的的论述：“社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扶、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1]（p.54）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认为，社区既是人的汇集，也组织制度的汇集，组织制度包括：生态体制（居民和组织所在地理空间分布）、经济组织（社区中的企业组织及其所构成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政治体制（约束社区成员、组织的规范体系）。[2]（p.48）上世纪30年代初，费孝通在翻译帕克的“CommunityisnotSociety”时，将“Community”译为“社区”，自此，社区概念被引入我国。章人英认为，社区是指一个居住在同一地域里、进行共同的经济政治活动、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认同意识的生活集体。[3]（p.146）学者们对社区概念的界定都具有“表述有异，本质相似”的特点，都提及人口、地域、共同关系、社会互动等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我们博采众家的观点，把“社区”界定为：在一定区域内共同生活的人群基于利益依赖、地方公共事务和共同人文价值的社会交往与合作而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共同体。[4]（p.11）
民族社区，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的单一少数民族，或是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几个民族杂居的，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构成的区域共同体。[5]（p.61）概念中的“地理区域”、“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和“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是核心词。在民族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边境民族社区理解为由“边境”和“民族社区”组成的复合概念，是指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某一少数民族，或是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几个民族杂居的，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构成的区域共同体。边境民族社区应具备两个条件：必须少数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或者行政区划上的民族自治地区所辖的社区；必须是边境地区。
（二）社区管理及社会问题的认定
社区管理，是指社区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需要和实现居民自治、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而对社区各项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的过程。其内涵包括：（1）主体是社区内的各种组织，包括社区基层政权组织（城市社区的街道、居委会和农村社区的村委会）、业主委员会、居民自治性组织、物业管理公司、社区居民组织等；（2）客体是社区内具有公共性的地区事务、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内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性事务、社区内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事务；（3）目的是维护社区整体利益、调动各种资源、协调多方力量，促进政治稳定，发展社区经济，创建和谐社会；（4）性质是社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社会问题（Socialproblems），在西方称社会病态、社会解组、社会反常、社会失调等。社会问题的界定标准主要有：其一，是一种现实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其二，对公众造成不良影响的公共麻烦；其三，违背社会主导价值和规范而被限制的社会行为；其四，是具有可以改变、解决的希望。只有可改变的现象才能成为社会问题，才会采取行动来救治，一个毫无解决希望的问题，不会成为社会问题。根据上述界定标准，潜伏未被认定的社会问题一般都要经历一个阶段才能形成一种被――社会敏感集团及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呼吁――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的呼吁――大众的普遍认识和接受――社会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解决问题的开始。
二、云南边境民族社区社会管理面对的社会问题
（一）边境民族贫困严重、脱贫困难、返贫率高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因自然地理条件差、开发较晚，工业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至今还有6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其中贫困程度较深的300多万人。云南25个边境县中有13个边境民族贫困县，16个沿边跨境民族，总人口189.84万人，贫困人口114.84万人，其中有独龙、德昂、基诺、怒、阿昌、普米、布朗等7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22.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4.2%。还有12个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贫困人口138万，贫困发生率91.1%。[6]（p.100-131）云南边境民族社区在管理过程中面临着边境民族贫困严重、脱贫困难、返贫率高的恶性循环：在物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越穷――越乱耕乱垦――越穷”；在人口繁衍中表现为“越穷――越超生――越穷”；在经济建设中表现为“越穷――国家投资越少――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大――越落后”；在文化教育上表现为“越穷――越无条件读书――文盲率越高――越穷”。
（二）禁毒防艾问题严峻
云南毗邻“金三角”地区，在中越、中老、中缅边境地区，国际贩毒集团、少数不法分子便乘云南边境地区对外开放、边民往来日益频繁、跨境民族走亲串友、通商互市、人熟地熟的便利之机，把云南作为过境通道和消费市场，导致云南成为全国贩毒、吸毒、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人染上毒瘾、患上艾滋病，身心受到极大损害，扰乱社会治安，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破坏边境地区的稳定。[7]（p.83-96）2009年10月31日，全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共有72939例，占全国22.8%；[7]（p.83-96）截至2011年10月底全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业已达到93567例，大多在德宏、红河、临沧、文山边境沿线地区。
（三）跨境、拐卖妇女、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问题
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因素的驱使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进行偷盗、抢劫、诈骗、贪污，甚至行凶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边境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家庭关系。跨国贩卖枪支弹药、跨国拐卖妇女、、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急剧增多，对民族的发展进步造成巨大危害。[7]（p.83-96）比如跨境，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缅边界中下段境外开始出现，并逐步蔓延到了我国整个边境沿线的大部分地区。基本特征是我方境内人员出资兴建并招募员工在境外开设，以类似于传销的方式诱骗我国公民出境参赌，然后施以关押、殴打、虐待甚至抽筋、拔舌等暴力手段勒索钱财，严重侵害了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中国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给边境民族社区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民族宗教管理工作力度不够、非法传教活动猖獗
由于边境地区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程度偏低、生产技能低、综合素质低，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因此，边境民族社区民族宗教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一些部门及领导对反渗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懈怠，对宗教工作抱有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致使非法传教活动猖獗，给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社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知识不理解，分不清合法权益与非法行为、合法宗教与会道门的区别，在工作中不会管、不敢管，严重影响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教职人员素质低，对教规、教义、传经布道不熟悉，不规范，违反教规教义；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管委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活动场所自养能力低，给境外宗教势力打着捐赠援助旗号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7]（p.83-96）
（五）境外流动人口对云南边疆安全的影响
境外流动人口，主要指云南边疆沿边境一带的境外人员，指邻国或者第三国单向流入我方境内的流动人员。比如“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边境民族社区在对“三非”人员管理过程中，配合多部门进行全面调查、清理，登记边民涉外婚姻、生育子女等情况。社区民警对辖区内因涉外婚姻而非法居留的人员进行调查清理，加大对“三非”人员的清理遣返力度，但这部分人已在中国成家立业，遣送时出现“遣送――入境――再遣送――再入境”的工作难度现象。“三非人员”往往影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引发境外黑社会势力进入境内，导致边境民族社区维护边境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大。
三、云南边境民族社区破解复杂社会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对边境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力度，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1.改善基础设施服务，夯实扶贫基础
边境民族社区居委会要修通硬化沿边公路和进村道路；把饮水工程、水利灌溉、农网改造、沼气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加强安居房改造，强化沼气池、节能灶、沟渠、人畜饮水管道、输电线路建设；改造学校危房，改善村文化活动室、卫生室、兽医室、新边境村民族文化广场和村“两委”办公用房；丰富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及文化生活，夯实扶贫基础。
2.强化科技培训服务，提高致富能力
结合边境民族地区群众劳动力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强的实际，边境民族社区要加大对边境民族村寨群众的培训力度，增强边境民族自我发展能力。加强实用技术培训，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让群众懂得更多的农业生产技术、科学种田、科技致富的知识，提高依靠科技增收致富的能力，真正造就一批学法守法、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
3.建立长效机制，鼓励农民创业
既要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又要拓展边境民族村寨内部增收空间，还要广辟边境民族村寨外部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充分就业，鼓励农民积极创业，使边境民族地区村寨群众敢创业、会创业、创成业。在政策环境上，要研究制定促进边境民族地区农民就业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严格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降低创业门槛；要健全民族地区农民权益的保障机制，加强以培训、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就业创业制度环境建设；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上，要加快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机制，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在经营场地、工商手续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方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创业空间；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进城入镇、经商创业。
4.整合各方资源，鼓励社会参与
一要认真抓好项目建设。各行业各职能部门要密切合作，形成合力，要积极为边境民族地区村寨群众提供项目信息和致富门路，推广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投资少、见效快的增收致富项目，在用地、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推进边境村寨各项建设。二要积极动员社会参与。组织送科技、文化、医疗、法律、培训等服务下乡活动，强化社会关爱，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作用，加强对边境民族地区村寨群众的关心与扶持，切实维护边境民族地区村寨群众的合法权益，使这一特殊群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健康发展。三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大对边境民族地区村民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对边境村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要尽快处理，鼓励农民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弘扬正气。四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各有关部门干部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新情况，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从群众最盼、最忧、最急、最难、最怨的问题入手，积极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二）治本清源，创建“无毒社区”，维护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1.创建“无毒社区”
边境民族社区按照“有毒治毒创无毒，无毒防毒保净土”的原则，把创建“无毒社区”与创建“安全文明社区”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针对边境民族地区是过境的通道和禁毒防艾前沿的实际，边境民族社区居委会把禁毒防艾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把社区居委会党建工作与边境安宁稳定结合起来，以边境民族社区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广大干部群众为基础，以创“两无”（无毒村、无艾滋病村）、建“三村”（富裕村、文明村、和谐村）为目标的禁毒防艾党建类型，有力推动边境民族社区禁毒防艾工作开展，让危害和艾滋病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8]
2.多管齐下，堵源截流，减轻境外对边境民族社区的危害
边境民族社区要按照云南省“政治规劝、法律惩治、经济替代”三管齐下的对策，坚持云南省“三个结合、三个立足”（标本兼治结合，立足治本；堵源截流结合，立足堵源；境内禁毒与境外禁毒结合，立足境内，把禁毒工作延伸到境外）的工作方针，[8]依照云南省委“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遏制境外渗透”、“变被动查缉为主动进攻”的指示精神，外堵入境，内堵易制毒化学品出境，努力减轻危害，削弱境外制毒能力。避免境外对边境民族社区的危害。
3.加强国际禁毒合作
我们应该加强犯罪情报交流、国际禁毒司法协助、学术交流与培训、国际经济援助等方面的国际禁毒合作，建立中、老、缅、泰四国边境会晤会谈制度和禁毒联络官制度。边境一线地州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开展跨境缉毒执法合作，在边境地区开展了扫毒联合行动，努力开辟境外禁毒战场。
（三）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渗透，打击犯罪，维护宗教领域的稳定
1.做好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培训工作
边境民族社区要以民族村为重点，进行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在广大群众和信教群众中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宗教会议精神，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和“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四个维护”（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教育。提高“三支队伍”（党政干部、宗教工作干部、宗教教职人员）素质，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信教群众的法律意识。
2.树立“用好两支队伍，发挥两个作用，强化两个建设，解决两种需求”的民族宗教工作思路
加强边境民族社区党组织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以部分村委会、边境村寨和民族村委会支书或主任担任民族宗教工作信息联络员，及时发现并处理各项矛盾纠纷，建立健全民族宗教工作管理机制，使各项工作趋于规范化、制度化。采用“用好两支队伍，发挥两个作用，强化两个建设，解决两种需求”民族宗教工作思路，即用好宗教工作管理队伍，充分发挥宗教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用好宗教团体组织队伍，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组织联系党委政府和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强化信教地区经济建设，着力解决信教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强化信教地区文化建设，着力解决信教群众文化生活需求。使党的惠民政策的优越性在信教地区得到充分体现，使爱国爱教的精神在信教群众中蔚然成风。[8]
3.遵循“慎重认定、区别对待、依法处置、综合治理”的民族宗教工作原则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及各级党委政府的指示，边境民族社区应遵循“慎重认定、区别对待、依法处置、综合治理”的原则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关注境外宗教渗透和宗教非法活动迹象，取缔非法宗教活动，慎重处理宗教内部纠纷，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破坏。边境民族社区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及宗教部门严格审查境外宗教组织及个人各种名义的投资、捐赠、帮助建设等行为，对附带条件的一律拒绝，对不附带条件的慎重处理。
（四）建立“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
边境民族社区人员居住情况呈现出“四多一高两复杂”的特点，即行业场所多，暂住、流动人员多，“三非”人员多，吸贩毒人员多；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高；社会治安复杂，人群结构复杂。边境民族社区里时常丢失东西，治安混乱、刑事案件频发，居民普遍缺乏安全感。要实现边境民族社区和谐稳定，必须搞好社区治安，完善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加强社区房屋出租管理和流动人口管理，采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办法，建设平安社区，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实行“一站式”、“全程式”服务。统一信息采集，统一组织管理，统一提供服务，准确登记流动人口的各类信息、出租房屋信息、就业服务信息，建立以证查询或信息查询制度。以方便、快捷、周到的人性化“一条龙”服务为载体，真正做到让基层群众“有地方说话”、“说了有人听”、“有事能解决”，构建起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就学、就医、养老以及精神、物质、文化、法律需求的常态化、动态式服务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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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困境篇7
关键词：贫困治理；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31-04
Doi：10.13483/ki.kfyj.2015.03.007
贫困与贫困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贫困依然是困扰性的社会问题。现代化和贫困化共生共存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缓解与消除贫困仍然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贫困治理成效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贫困治理战略在缓解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世界银行2013年的《世界发展指标》称，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但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数仍然很大，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贫困发生率为8.5%。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有（28.8%）、甘肃（23.8%）、贵州（21.3%）、新疆（19.8%）、云南（17.8%）和青海（16.4%）等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6个省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依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贫困治理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贫困治理能力也是政府治理能力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探讨政府贫困治理能力及其提升路径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贫困治理：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
在世界各国贫困治理实践中，基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贫困治理所需解决的问题不可能相同，也不是单一的。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引发贫困的原因有多么不同，贫困治理都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治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既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性使然，也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首先，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政府介入贫困治理的一个依据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灵现象。不同于政府运作的公平原则，市场运作是由优胜劣汰的效率法则主导，使得市场能力不足的群体陷入贫困境地。市场机制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目前贫困发生率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不均衡发展引发的后果。贫困群体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缺失，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因而处于就业权和保障权的贫困状态。实践证明，市场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政府的介入是必然的，“有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最重要的一条是，对许多公共组织来说，效率不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比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公共组织是公民的‘最后的依靠’，他们正是通过不把效率置于至高之上的地位来立足于社会的”。政府是贫困群体的依靠对象，他们要摆脱贫困状态或者打破贫困循环需要政府建立社会保护政策进行干预。例如，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其次，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贫困治理体制，政府主导一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我国从根本上消灭贫困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贫困现象只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我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贫困治理问题，坚持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按照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长期开展贫困治理行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针对贫困群体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现实，在20世纪末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政策干预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鉴于2013年底我国还有8249万贫困人口的现实，2014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以动员社会更为广泛的力量共同推进贫困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出，更是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提速。
最后，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要求。贫困问题已经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大隐忧，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贫困治理目标是否实现，不仅关系到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失范现象和越轨问题往往与贫困相关联。贫困治理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乎社会安全的政治问题。鉴于我国贫困群体依然高达8000万，贫困问题不能仅靠贫困者的自发努力来解决，政府要增强贫困治理的自觉性，自上而下地整合多种贫困治理资源来消除贫困。政府积极参与贫困治理是加强和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合法性的途径。政府在贫困治理过程中通过以人为本、以发展为导向的执政理念，着眼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力，构建社会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进而保证贫困群体从社会发展中受益，实现社会问题的源头治理，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
毋庸置疑，贫困治理是客观存在的政府责任，关键问题是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而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高低关系到这种责任能否实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贫困治理也就是治理主体运用一定的方式满足贫困群体需要的过程。在贫困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但政府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来塑造多元主体的关系；贫困治理方式则是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来保障贫困治理的实施和可持续性；贫困治理目标也不限于以物质资源满足需要，而是更多地为贫困群体创造发展机会。因此，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结构优化能力、制度保障能力和机会创造能力。
（一）贫困治理的结构优化能力
贫困治理结构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贫困治理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把贫困理论与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贫困治理结构是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对多元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一种规定，是形成多元共治格局的基础。贫困治理结构能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吸纳一切可用资源投入贫困治理行动，解决政府贫困治理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严格规范治理主体的责、权、利，达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效果；通过动员作为治理对象的贫困群体，塑造他们在贫困治理中的主体意识。在贫困治理结构中，贫困治理的行动主体不再限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和贫困者自身都可能是行动的参与者。但是，贫困治理结构必须由政府建构，因为面对分散的多元主体，只有政府才能把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投入到贫困治理行动中。特别是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组织体系是贫困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优化贫困治理结构的能力体现为：一是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引导贫困治理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贫困治理的政策环境；二是政府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形成贫困治理中“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三是政府监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行为，确保贫困治理行动的公益性和福利性。
（二）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能力
制度的本质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有效的制度能够为个体提供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同时，也提供了利益约束机制以规范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的发展为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是，市场经济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往往由于过度关注和追求效率而不可避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使相对贫困现象更加凸现。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对市场经济缺陷进行矫正，以制度规范来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此同时，在当前的贫困治理实践中，一些投机行为和违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约束和规范。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制度保障能力体现为：一是运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制度供给，建立社会正式运行规则，保障贫困群体权利的实现；二是合理引导非正式规则，对社会上业已存在的那部分合理的规则予以正式承认，如把社会互助的文化传统上升到制度层面；三是制定制度的执行机制，确保制度得以执行，使贫困群体真正享受到制度所带来的福祉。
（三）贫困治理的机会创造能力
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机会，唯其如此，政府才能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于大部分贫困者而言，他们正是缺少相应的发展机会，导致发展权难以实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贫困可以被视为因发展权被剥夺而导致的发展不充分现象。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贫困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发展机会最为稀少，“先赋性”的优势机会谈不上，在自致性取向的机会获得中，他们也处于被动的甚至是无奈的境地。即使在美国的种族改革中，受益的是黑人的中产阶层，黑人中的底层受到种族和阶级的双重歧视，依然是“真正的穷人”。对于缺少社会资源的贫困群体而言，发展机会就是保证群体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被公平地对待，都有机会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被排斥在社会经济进程发展之外。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机会创造能力体现为：一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持续的发展才能为社会成员的发展拓展空间；二是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为贫困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创造条件；三是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使他们同样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承担着更为艰巨的贫困治理任务。政府贫困治理既面临着巨大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因此，政府应积极吸取世界其他国家贫困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确保政府贫困治理责任的实现。
（一）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在过去的贫困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政府主导型体制的治理绩效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在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以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贫困治理，以弥补政府主导型体制的不足，形成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首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政府承担贫困治理责任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办一切。虽然政府在贫困治理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但政府也存在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缺陷。因此，必须优化现行贫困治理结构，正确界定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职能，防止政府在实践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出现。政府贫困治理职能主要体现在目标凝聚、资源整合、工具创新、风险防控和责任监督等方面。贫困治理同样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商品交换作为基本前提的市场经济，能够推动贫困者寻找新的生产要素，刺激他们分享市场分工带来的利益，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贫困治理实践中，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使贫困地区的政策优势与经济组织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经营等优势结合起来；用经济利益作为纽带在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契约关系，推动贫困群体参与市场活动。
其次，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以政府为主体的贫困治理战略中，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运作主要依靠行政组织，由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上至下的“科层式”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在这样的组织体系中，尽管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但社会组织往往被纳入行政序列，变成了准政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带动力和影响力。那些没被纳入行政序列的草根性社会组织，则因合法性不足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政府在贫困治理中的具体行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目标凝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贫困治理要以政府的行为带动、组织和影响多方面组织参与治理行动。构建多元的贫困治理组织体系，政府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保障具有官方背景社会组织运作的独立性，使其贫困治理行动由现在的准政府行为转变为民间行为；二是引导和扶持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逐步改善民间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活动的社会环境；三是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鼓励国际组织参与国内的贫困治理，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
最后，建立贫困群体参与贫困治理的机制。由贫困者参与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贫困治理机制是整个贫困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贫困治理的经验表明，让贫困者参与贫困治理行动，借助群体力量获取和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是贫困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反之，缺少贫困者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贫困治理计划则难以有效推行。政府要为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和引导贫困群体建立互的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市场经营能力，化解在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化困境；二是推动参与式规划，形成贫困者主动参与贫困治理决策的有效渠道；三是为贫困者监督政府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过程创造条件。
（二）政府要加强贫困治理制度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政府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各级政府只注重贫困治理的暂时效果，没有建立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任何制度都必然是内在约束和保障性的有机统一，制度对运行主体和作用对象都同时具有保障和约束作用。我国的贫困治理已进入攻坚阶段，为从根本上保障贫困治理成果，政府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推进贫困治理。
首先，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对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城乡贫困群体构建一张“安全网”。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很低的，覆盖范围也有限，依然有大量的贫困群体没有被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之中。鉴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把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包括：一是逐步统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居民生活金的名义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二是适应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筹资层次，短期内增加省级财政的投入，最终由中央财政承担。
其次，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收入方面满足了居民的需要，但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也要加以满足。我国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政策逐渐走向综合性救助，其内容既包括生存性救助，也涵盖发展性救助。既注重传统生活救助，又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和就业救助等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应该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积极倡导和利用社会捐助，实现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的有效衔接，缓解城乡贫困现象。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为：一是进一步制定《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确保主要措施在各地落实；二是消除社会救助中的户籍排斥现象，逐步把城市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救助的范围。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更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部分群体因为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原因被边缘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通过积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这部分人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正逐步建立，适应新阶段贫困治理的要求，完善方向包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整合；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三是特别重视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三）政府要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政府推动生产力发展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从总体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先天的或后天的差异，每位成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受益程度是有区别的，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尤为重要的是关注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机会的获取。目前我国正积极在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西部地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无疑会为该地区带来更多发展机会，而能否利用发展机会取决于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
首先，以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主要靠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来体现，这又与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发展所必需的机会与能力被剥夺，即人力资本的贫困。贫困者对知识的渴望毋庸置疑，但因为信息闭塞和经济困难，他们缺少获取知识的机会。政府应该成为贫困者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推动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一是在贫困地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二是在贫困群体中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三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避免他们因长期失业而致贫。
社区治理的困境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
[作者简介]倪赤丹（1980-），男，湖南衡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广东深圳518055）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9-0059-02
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一直以来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它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健康成长，也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与前途。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与复杂，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存在自我认同缺失、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学习动力缺乏等问题，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适合当代学生实际需求，这种工作模式已经很难有效应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因此，创新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增强工作的实效性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助人的职业化服务活动，注重服务对象的尊严和价值，通过资源整合，从而达到提高服务对象自决能力，这种工作方法契合当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及需求，可以有效地弥补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中的内在缺陷，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
1.学生自律能力薄弱。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当代青年的一分子，思维活跃，勤于探索，动手能力强，社会交际广，但是在自我的社会化过程中，部分学生由于缺乏自律能力，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而且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这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难以回应高职学生的特殊需求，而使得思想政治效果大打折扣。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非职业化倾向明显。高职院校由于本身发展的历史并不长，而且随着规模的急剧扩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的来源广泛，有本科，有硕士，也有博士，专业各异，有文科，也有理科，部分思政人员没有受专业的规范职业训练，就走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岗位。而且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更多是机械地布置任务，或者安排琐碎的学生工作，而不能真正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教育方式仍然以“堵”为主。在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思政工作者仍然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灌输式教育或者禁令式规范来开展工作，而忽视思政工作者的同行者角色，陪伴受教育者一起应对问题、解决问题。虽然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已广泛宣传，但是在方式方法创新上、在工作执行上，仍然缺乏细节的考虑，不能真正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更多的是从思政工作者的工作便捷出发，只片面地追求学生事务工作的有效性，而忽视了思想工作的有效性。
二、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回应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需求
社会工作是针对社会中的问题而出现，并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为体系的专业方法，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个人潜能的最大发挥，在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中，扮演着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帮助服务对象功能恢复，从而增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这种理念和方法引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有助丰富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更有助于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从而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1.从社会发展的背景来看，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是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急剧转型，在思想政治领域，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性地位受到了多种因素带来的强烈冲击。一方面，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西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不断涌向国内，多元的政治思潮、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丰富的生活方式，都会深刻影响当前高职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同，当代高职学生中理想信念淡薄、道德素质滑坡的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高职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也明显增加，如学习适应性、人际交往问题、网络成瘾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出现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寻求突破和创新。而将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是回应社会发展，积极应对这一挑战的有效举措。
2.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来看，引入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目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教育方法上，社会工作“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性的，是一种纯粹的利他行为，侧重于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优化个性品质，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引入学校社会工作机制，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教育性之外，适时地增加社会工作的服务性特质，使受教育者由原来被动的听从者变成主动的受益者。在教育途径上，社会工作强调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进行入情入理的对话，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需求，摒弃说教式的教育模式，充分发挥受助者的自主性，从而让学生从心里面真正认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和效果，进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3.从高职学生的社会需求来看，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助于促进高职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当今社会，高职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面临着选择多元化、内容丰富化、背景复杂化和渠道多样化的现状，而高职学生自身的需求也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学生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更加复杂，而且许多“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而是由社会多种因素引发的综合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思想教育工作就能解决的。从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看，可以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提供解决问题的科学合理化的途径，帮助他们认清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以及与他们切身利益具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以达到整体发展的目的。
三、专业社会工作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策略
1.引入“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是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履行和活动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专业价值观的建立和履行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工作领域，助人自助是其核心价值。它既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基础。助人自助基于尊重（respect）、真诚（authenticity）、同理（empathy）这些基本职业操守，坚信服务对象的领悟力，强调受助者主体意识的觉醒，挖掘服务对象的内在潜能，从而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我的改变。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符合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实际，有助于高职学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而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高职院校的学生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作为青年人的自尊心强、渴望自立，思维活跃的特点，决定了当前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要增强大学生的自我认同，认识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而挖掘自身潜能，适应社会生活，实现人生目标；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通过同行者的角色，注重高职学生认知能力、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内化为高职学生的内在价值观和自我意识，作为其行为的指导。
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转变角色，建立社会工作专业辅导关系。科学的社会工作是以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为基础，如果不了解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社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就可能是偏离的，有时可能达不到社会工作的助人目的，甚至还可能伤害服务对象。而且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的互动过程建立的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活动开展的基础，这种专业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真诚、互相尊重、换位思考、良性沟通的基础之上的，良好的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取得效果重要前提。这就启示当前的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转变角色，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活动时，要充分了解当代高职大学的特点和需求，要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取得高职学生的信任。一方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作高职学生成长的同行者，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充分信任高职学生，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要相信他们能正确地认识自我，懂得自己的需求和目标，从而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作高职学生的成长陪伴者，在高职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高职学生可能会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产生障碍，从而给个人的生活境遇带来行为上、思想上的困难和影响。但这些问题的形成更多地源于社会因素，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陪伴高职学生一起面对困难，帮助他们分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并寻求解决困难的方法。通过同行者、陪伴者角色的承担，思想政治工作者才能与高职学生建立一种新型思想政治工作关系，从而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
3.在高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中嵌入社会工作方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方法上要把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一方面，要传承思想政治工作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尤其是要坚持思想政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在具体工作落实上要与时俱进，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引入个案工作方法，加强“特殊学生”教育工作。个案工作是运用专业的知识、方法和技巧，通过一连串的专业工作，帮助遇到困难的个人发掘和运用自身及其周围的资源，改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促进其正常生活的过程。这种问题导向的工作模式，启发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注重对高职院校的新生、毕业生、贫困学生、问题学生的个别化工作介入。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思政工作者首先应当看到这些学生的问题与困难主要是由于个体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出现问题，而不在于学生个体自身的各种缺陷，这是开展个案工作的前提。刚入学的新生处在心理的断乳期，对于适应大学生活有许多困惑，他们的迷茫与焦虑主要是来自于对学生生活的学习适应、生活适应问题；而毕业生由于即将走向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对学校生活的突然断裂，尤其是个人理想与现实遭遇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会在他们的心里产生撞击，因而他们的困惑要具体分析，要个别介入；而对于贫困学生、问题学生等，也是由于家庭、经济方面困境而使得他们处于生活与学习的困境中。对于这些类别的学生要采取“一对一”的个案工作方法，帮助他们分析造成心理困惑、行为困难的原因，通过构建学生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心理情绪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从而实现自我的和谐发展。
二是要引入小组工作方法，注重学生组织建设和同辈群体建设，增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方法，是通过小组活动过程及组员之间的互动和经验分享，帮助小组成员改善个人、团体的社会功能，促进团体及其成员的转变和成长，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当代大学生，高职学生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要求，而群体的性质和氛围必然会影响到高职学生的成长。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尤其注意学生组织建设，要精心设计团体活动，引导团体成员在参与组织活动中，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在个人能力和他人需求的基础上，获得成长的经验；同时，团结互助的小组氛围会满足高职学生的归属需求，让他们在参照他人成长经验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这种工作方法可以广泛用于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班级凝聚力建设、宿舍园区人际关系建设等领域，而且对于建立学生之间的互信、互助，解决他们之间的共性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三是要借鉴社区工作方法，通过学生社区宣传、社区动员、社区行动等建立学生社区组织，形成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新型育人机制。社区工作方法认为，解决问题的责任不完全放在个人身上，而应当通过社区政策、社区规章制度的建立，注重社区资源配置，通过社区关怀和社区照顾来实现个人与社区的健康发展，这种工作方法更强调全体学生的共同参与，因为只有学生社区中的个人才最了解他们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并且让学生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增强合作的可能性，从而激发学生个人成长，实现社区中人的发展。
当然，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并不是孤立地运用各种方法，而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通过整合社会工作来创新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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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困境篇9
一、借鉴社会工作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1.助人自助。社会工作把助人当作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工具性目标,认为助人的关键是帮助满足受助人之所需。在助人过程中,社会工作不是机械地看待助人,而是把助人当作一个互动系统,既帮助受助者解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困难,也注重增强他们现实生存环境中自我生活的能力,提升他们的社会功能。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以人为本”的助人关系的孕育,强调以平等、尊重、互信、接纳的价值为取向,主张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以理解、轻松、温馨、安全、平等为特征的专业助人关系。二是注重服务对象的参与及自决,强调社会工作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助人自助,强调帮助服务对象建立适当的人格、情感与行为模式要比提供物质帮助更为重要。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主宰者,而是帮助与资源的提供者、协调者,问题的分担者与支持者,对于选择何种方式做出改变,则由服务对象自己做出决定。
相比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把学生当作被动的灌输对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往往为了便于学校的教育管理,简单地强调正面引导与统一思想,忽视了以人为本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达不到内化环节的效果,这种不平等的教育关系阻碍了学生的自主参与和自我决定。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引入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信任、接纳每一个学生;认识到每个学生均有其自身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运用与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大学生能力的充分发挥,协助学生达成受损功能的恢复,实现其自我成长与发展。通过这种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大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育过程,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
2.人在情境中。“人在情境中”作为现代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认为在引起人的问题方面,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一样重要。这里的环境通常是指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同辈群体、游乐场所、社区等。利用“人在情境中”的理念,社会工作关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其一,关注个人并提高其解决问题、应对环境和发展自身的能力;其二,关注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把人和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服务与机会连接起来;其三,关注环境并在必要的时候改革环境,使之更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因此,要想全面准确地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与问题,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其个人特质,包括内在的生理、心理、认知、情感等,同时又要深入了解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理论上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构建,但在实际思想教育工作中往往采用空洞的教化方式,使内化的内容被悬空、内化的途径抽象化,仅仅从理论与思想上试图改变学生,形成了只重视对学生个体说教而忽视改变环境因素的教育现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单一归因与单一教化的方式通常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日趋式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将大学生思想与行为问题置于一定的情境中进行思考,一方面,应尽量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发展他们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从预防大学生思想与行为问题角度入手筑起第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在对大学生问题的归因上要既注重学生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又要把握好家庭、校园、朋辈等社会环境对其思想与行为模式的影响,将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情境因素联合起来,通过改变其生活环境进而促成大学生的改变,实现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3.优势视角。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DennisSalleebey提出,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它提供了一种看待服务对象问题的全新角度,即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优势、特点、知识、能力和资源,无论这个人有怎样的问题与缺陷,处于怎样的困境之中,均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而不仅仅是对需求的满足与问题的解决。在优势视角看来,社会工作者要通过赋权――和抛弃歧视性标签――为服务对象提供资源与机会,让其远离“弱势与无能”这种思维定势,使其在逆境中激发出面对磨难与抗争的能力,并在抗争过程中看到自身的优势、改变的可能与生活的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过多地强调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将大学生视为被动的接受者,更多地从满足需求与解决问题介入,忽视了大学生潜力的发挥。优势视角帮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大学生所处的现实生活总是暧昧模糊的,一方面是大学生个体的缺陷与困境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其中潜藏的优势也无所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在教育过程中尽力创设能使大学生发挥潜能的资源、情境和机遇,肯定他们的价值,让他们看到“自我实现”的意义。
二、社会工作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经过长期的积累,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不同的方法与艺术,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我们要继承过去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但又不能把优良传统当成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要把优良传统和新的实际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1.运用个案工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个案工作是指“运用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方式为感受困难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物质和心理方面的支持与服务,帮助个人或家庭减低压力、解决问题、挖掘生命的潜能。”它所注重的不是社会问题本身,而是“个案”,即为社会问题所困扰或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的个人或家庭。个案工作以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为理论基础,强调特定的沟通、会谈与评估技巧,如同感、尊重、主动倾听、支持、澄清、自我披露等,形成了通用的个案工作过程模式:接案与建立关系、收集资料与问题判断、制定工作计划、介入、结案与评估。这些使得个案工作集专业性、科学性、系统性、技术性、艺术性于一体,以一对一的方式更深入地了解服务对象的内心深层问题,了解不同服务对象的独特困难,有针对性地帮助服务对象解决所遇到的难处,保证了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
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以班级或群体为对象进行理论上的灌输。虽然时常也采用“一对一”的谈话方式,原则上也讲究贴近大学生生活、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但在总体观念的影响下,“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大多只是被视为一种单独“训导”。戈登认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之一即是“每个人除了具有人类共同的需要外,每个人也是独特而异于他人的”。高校每一位大学生都独具个性,思想政治教育可强化个案工作“一对一”的个性化工作方式,运用个案工作独特的会谈与沟通技巧,以个案工作系统的工作过程为借鉴,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在预防和解决学生问题过程中,可以化个别为原则,从每个学生思想与行为的独特性、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出发,发掘与整合学生的内外资源,采取针对性、个性化的介入方案,以达到净化思想、修正行为、免于越轨的目的,更好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
2.运用小组工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小组工作是一种运用小组帮助个人的方法,旨在通过组员之间的互动,通过彼此之间的支持、分享、分担带来组员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小组活动的设计与领导技巧的运用是小组工作的关键动力之一。经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引导成员降低自我防御,引发成员对某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其中经常运用澄清、积极倾听、自我流露、对质等小组工作技巧,以使小组互动更有效、有序地进行。小组成员是小组的核心,工作员则是协调者、促进者等角色。
通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善于以班级、群体、组织为单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行为教化,统一化、模式化、作报告式的“填鸭”教育大大降低了学生的接受意愿,内化效果令人堪忧。林万亿称人的问题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与人之间互动障碍,因而问题的解决也应立足于群体,且群体改变的效果更为持久。小组工作正是借助于成员之间的充分互动与经验的分享实现教化与改变的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将小组工作的活动设计与分享技巧充分融合于自身的教育体系,对新生的适应性与发展性教育、大四学生的就业分享与支持等教育,采用学生更愿意接受的小组互动来达到教育的目的,提升思想教育与行为改变的效果。
社区治理的困境篇10
关于建设和谐社区的实施意见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建设和谐社区的决定》，为把我区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城区，特制订以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社区主抓、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的建设和谐社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和提升社区功能。以人为本，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进一步搞好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就业和社区保障等各项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使社区成为发展、稳定、公平、有序、健康的和谐社区，使社区居民群众生活得到基本保障，民利得到充分尊重，社会利益关系均衡协调，社区秩序井然有序，社区氛围健康向上。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把每个社区都建成生活便利、治安良好、环境优美、和谐相处的新型社区。
二、具体措施
(一)加强社区党建，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区中核心领导作用，保证和谐社区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落实单位：组织部、宣传部、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
——大力加强社区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使广大党员关心社区事务，热爱和支持社区工作，以党员的先进性促进和谐社区的建设。
——积极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维护社区公平，指导社区管理，保证和促进社区民主议事和民主自治；
——领导和协调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同搞好社区内各项工作，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二)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使社区成为民主自治、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居委等）
——通过推进、完善社区直接选举，加强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自治组织和队伍建设，健全组织网络体系，为推进基层社区网络化管理、实践为民服务宗旨搭建平台。
——广泛开展民主自治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多种途径，制定相应规范，推行居务公开，发动群众参与社区管理，强化群众参与意识和自治意识，提高社区管理的民主化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真正得到落实，增强社区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
——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社区办公和服务用房建设，夯实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提升社区功能。挖掘社区公共资源，充分发挥社区资源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实现社区资源共建共享。
(三)强化社区保障，均衡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使社区成为保障民生、诚信友爱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民政局、劳动局、人事局、教育局、总工会、团区委、妇联、科协、残联、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居委等）
——规范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分类施保”。完善申报、调查、复核、审批等各项管理制度，实行低保工作责任追究制和低保工作承诺制，全面实行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为社区困难居民建立稳定的生活“安全网”。
——建立完善扶贫济困救助体系。对全区低保对象、贫困救济对象和重点优抚对象实行经常化管理，进一步完善我区社会救助保障体系，把扶贫济困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规范运作“爱心超市”和社区救助站，逐步打造“爱心超市”连锁经营。认真开展“春蕾计划”和特困大学生结对帮扶及援助活动。
——深入实施“温暖工程”，广泛开展扶贫济困和群众性互助活动。动员和组织社区服务单位及志愿者队伍，对优抚对象、伤残病孤、下岗职工、“空窠”老人等弱势群体，进行重点包扶、帮扶，使困难居民享受到政策的温暖和关爱。
——进一步完善养老机制，拓宽养老服务领域。在规范运营敬老公寓和社区星光老年之家的基础上，拓展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老年书画中心、老年文艺剧社、老年心理咨询室、老年人关怀病房、老年人包户服务、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等为老服务项目。
——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加强对残疾人技能培训，拓展残疾人就业岗位，提高残疾人就业率。
——加强区人才劳动力市场、社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站和各街道辖区内职业介绍所的管理，逐步实现联网服务。充分利用社区市场和社区服务岗位，为各类求职人员提供就业服务，重点抓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以方便居民生活为目的，立足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服务需求，大力开展面向社区家庭的清洁、维修、家务、老人和婴幼儿看护、母婴和病人护理、购物送货上门、搬家、送餐、消毒等家政服务业。每个社居委都要组建一支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家政服务专业队伍和以社区党员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为居民排忧解难。
(三)繁荣社区文化，丰富群众生活，使社区成为充满活力、崇尚文明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文明办、文体局、民政局、文化馆、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居委等）
——创建学习型社区，继续开展“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竞赛活动”。
——积极利用现有的设施，创造条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和健身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进一步繁荣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和广场文化。开展多方面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书画、摄影、文艺表演等活动，提高楼院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每个社区均要建立各具特色的业余文艺骨干队伍。不断完善社区图书室、阅览室等公益性群众文化设施，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娱乐室、社区广场等现有文化设施，指导社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
——广泛开展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各种健身运动项目的群众性比赛活动。建立健全社区体育工作体系，促进社区体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力争3年内，在条件具备的社区建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50%以上社区建有健身路径。加强对晨晚锻练点的引导和指导，扩大晨晚锻练点的分布范围，带动社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四)改善社区医疗、保健条件，提高卫生服务水平，使社区成为方便快捷、保障健康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卫生局、计生委、街道办事处和社居委等）
——加快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步伐。建立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改善社区医疗条件，创新社区医疗服务方式，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实现“小病不出社区”。
——强化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完善计生服务网络，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为流动人口提供咨询、避孕、节育服务，确保全区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
——搞好初级卫生保健。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经常性地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活动，搞好社区妇幼保健和疾病控制，建立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的基础卫生服务机制，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五)创建“平安*”，保障社会安定，使社区成为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政法委、文明办、*公安分局、司法局、综治办、安监局、*工商局、街道办事处和社居委等）
——以创建“平安*”为抓手，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完善治安防范网络。发挥社居委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化解社区矛盾，充分发挥居民护楼护院组和社区治安巡逻队的作用，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为社区居民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开展“平安社区”、“平安楼院”、“五好家庭”、“和谐邻里”评比活动，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到社区每个单位和家庭。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经常性开展社区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加强社区防火知识宣传教育，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深入开展普法教育。落实普法措施，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大小区商业网点管理力度，确保小区内经营秩序既繁荣便民，又诚信守德，注重环保和市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的、最直接的利益，在关心、帮助、办实事的基础上，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一步完善区“148”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系统，不断壮大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法律服务，切实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六）加强城市管理和市容环境建设，美化、亮化人居环境，使社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优美文明的和谐社区。
（落实单位：文明办、建设局、市政工程处、环卫处、社居委等）
——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全面改善小街小巷等基础设施面貌，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加强与市有关部门的协调和联系，营造良好的投资建设环境，加快老城改造，改善社区居民生活和居住环境。采取多元化筹资办法，落实部分小区基础设施改造，解决社区基础设施老化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进一步加大市容整治力度，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对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的治理，清理占道经营，治理脏、乱、差，全面整治市容环境。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巩固垃圾袋装化成果。
——以人为本，加快社区环境各方面的整治与发展，不断提高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大力推进城市景观工程和特色街区的建设，建成一流的都市景观和一流的环境秩序。大力实施社区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程，促进市容卫生的长效管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加大建设和谐社区的宣传和调研力度。党委和政府为加强和改善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成立区建设和谐社区工作领导小组，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区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各街道党工委要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区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开展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意义宣传教育活动，举办建设和谐社区的演讲会和知识讲座等，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社区，关心、支持社区，积极参与到和谐社区的建设中来。